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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思想家、革命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俄语：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罗马化：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发音：[mʲɪxɐˈil ɐlʲɪkʲsɐnʲtrəˈfit͡ɕ bɐˈkunʲɪn]；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思想家、革命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集体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4]。巴枯宁作为革命者的威望也使他成为欧洲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巴枯宁主义”影响了许多俄国和欧洲的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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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在特维尔省的普里亚穆赫诺家庭庄园中长大。他自1840年起开始在莫斯科上学，然后在柏林继续学习并希望进入学术界。后来在巴黎他遇到了卡尔·马克思和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他们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枯宁随后越来越激进，不再希望进入学术界当教授。随后他因反对俄国占领波兰而被驱逐出法国。1849年，他在德累斯顿居住时因曾在捷克参与1848年的叛乱又被驱逐回俄国，随后先是被俄罗斯当局囚禁在圣彼得堡，从1854年起又被改囚于什利谢利堡要塞，最后于185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通过日本逃到美国，然后去了伦敦，在那里他与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一起为《钟》杂志撰写文章。1863年，巴枯宁动身前往波兰参与当地的起义，但他最终并未抵达波兰，而是在瑞士和意大利间活动。
1868年，巴枯宁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派的影响力迅速增长。1872年的海牙大会被巴枯宁派和马克思派之间的斗争所主导，马克思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关键人物，主张利用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派主张用在工作场所的自治和公社的联合体来取代国家。由于巴枯宁无法进入荷兰，无政府主义派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输掉了海牙大会上的辩论。马克思因认为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内组建了一个秘密组织而将后者开除出协会，随后巴枯宁于1872年创立了圣伊米耶国际。巴枯宁自1870年开始撰写更长的著作，如《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和《上帝与国家》，且他继续亲自参与欧洲工人和农民运动。1870年，他参与了法国里昂的一次叛乱。巴枯宁曾试图参加意大利博洛尼亚的无政府主义叛乱，但他不断变糟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返回瑞士。1876年，巴枯宁于瑞士伯尔尼去世。
巴枯宁因在无政府主义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被人们铭记，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且预言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将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而非由无产阶级进行专政。他的《上帝与国家》一书已被翻译至多种语言，至今仍在发行。在历史上，巴枯宁的思想对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埃里科·马拉泰斯塔、赫伯特·马尔库塞、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尼尔·波兹曼和亚历山大·萨瑟兰·尼尔等思想家以及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等工团主义组织、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参与现代反全球化运动的当代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巴枯宁的思想今日仍影响着诺姆·乔姆斯基等无政府主义者[5]。
1814年5月30日［儒略历1814年5月18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出生于欧俄特维尔省普列姆希诺一个家境一般的贵族家庭[6]。其父是职业外交官，派驻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多年。回到俄国后，安顿在自家庄园，四十岁时迎娶了名门望族之女（其堂哥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他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并一度成为十二月党俱乐部成员。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后，老巴枯宁放弃了政治活动，全心专注于打理自家庄园和关注孩子的教育，他育有五儿五女，米哈伊尔是最小的孩子。
14岁时米哈伊尔离家前往圣彼得堡，在炮兵大学接受军事训练。[7]1834年，因成绩不佳被学校开除，派往波兰边境哨所。[7]后来，成为俄罗斯皇家卫队低级军官，派往明斯克。虽然其父希望他呆在军队或政府系统，1835年巴枯宁放弃了这两种前途，而前往莫斯科学习哲学。
在莫斯科，巴枯宁很快结交了一帮大学生友人，如别林斯基等。并系统地学习了观念论哲学。最初，康德的哲学是其学习中心，后逐渐转移到谢林、费希特和黑格尔。1835年秋，巴枯宁在家乡组织了一个哲学小圈子，吸引了热诚的青年参与。1836年，他返回莫斯科，翻译了费希特的几本著作。
他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逐渐增大，从而开始翻译黑格尔的著作。在这段时期，他开始发展自己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与父亲长期争执后，巴枯宁从朋友赫尔岑借了5000卢布，于1840年去了柏林，并在此结识屠格涅夫。此时，他的人生规划仍是成为大学教授（他和朋友称之为“真理的祭司”），不过，他很快加入了所谓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的学生团体，参加了柏林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柏林学习了三个学期后，巴枯宁前往德累斯顿，在那里他开始醉心于社会主义。他对学术生涯失去了兴趣，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提倡革命。俄国政府对他的极端倾向有所察觉，命令他归国。由于他拒绝服从，其财产被没收。于是他转道去了瑞士的苏黎世。
他在凯姆尼兹被捕，之后被萨克森当局宣判死刑，这个判决随后被改为无期徒刑以引渡至奥地利。奥地利当局同样也宣判他死刑，同样的也被改为无期徒刑以引渡至俄罗斯。他被关入彼得保罗要塞三年后，又在什利谢利堡中待了四年。之后在他母亲的恳求下，他被流放至托木斯克。
巴枯宁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由动物性状态进化到人性状态。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在为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起草的纲领中宣称：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需求得任何人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他们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对于人们来说，只存在一个唯一的教条，一项唯一的法律，一个唯一的道德基础那就是自由。[8]
巴枯宁说自己是自由的崇拜者，因为它能够保障全部体力、智力和隐蔽在每个机体中的道义力量得到充分的发展。一旦它变成一种有限的、形式上的，严格的为国家所规定出来的自由，那么，在现实中他只能是代表以普通的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少数人的特权。所以，对巴枯宁来说，自由是没有其他界限的，这是经过普遍联合的自由，这是在普遍平等之下的自由，这是战胜粗暴势力的自由，这是战胜权力原则的自由。正是这种绝对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成了巴枯宁主义的思想核心和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出发点。
巴枯宁鼓吹绝对自由，包含着一层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反对一切权威。因为在他看来，任何权威必然是对自由的约束，所以要求绝对自由，就必须把权威原则从社会生活中铲除掉。在他的眼里，权威这个字眼简直是一种罪孽。他说：我们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一切特权的、特许的、官方地和法律的影响，即使它是从普选中产生的，我们确信他只会有利于少数占统治地位的剥削者，而受害那屈服于他们之下的极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认为，任何由官方强加人的权威和任何权力的影响，都会直接变成压迫和虚伪，都会把奴隶性和荒谬性强加于人，从而变成一种怪物，变成否认人性的罪孽，变成奴役和精神堕落与道德败坏的泉源。有鉴于此，他要绝对排除权威原则的任何应用和表现。[9]
巴枯宁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绝对自由的自由社会。他认为，自由应当是一切社会组织（不管是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建立的唯一原则。社会秩序应当是一切地方的、集体的和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综合结果。 从这点出发，巴枯宁设计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他强调放弃一切强制政权，社会革命应导致任何政权原则的消灭。原先他赞同通过互助合作社的办法去逐渐消灭国家。后来则主张用暴力攻击的手段去摧毁国家机构，使之时发挥普鲁东所规定的从属作用，即成为简单的办公厅和服务于社会的事务所。巴枯宁认为，政治上的集中应让位给经济上的集中，因为前者会扼杀自由、个人生活及居民的自发行动，而后者则是构成文明的主要条件并创造著自由。这种没有人统治人的无政府状态，正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随着国家和一切权威的废除，巴枯宁提出，一切政治和经济组织，都不应像现在那样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按照统一的原则来组织，而应当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按照自由联合和联邦的原则来组织。基本单位是地方公社，再由公社组成自由联邦，直至最后建立国际联邦；每个人可以自由退出公社，而每个公社又可以自由退出联邦，不受任何权威原则的干预。他认为只有到那时候，一种合理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才不再和社会利益相矛盾。[10]
巴枯宁对国家的看法表现出最明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第一，用作为社会意识的宗教来解释国家的起源。他认为国家是通过神的万能威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建立起来。
第二，把国家看作是外来暴力的产物。他说，一个有限国家的存在会使遭到威胁的那些个人联合起来成立国家。于是，人类就分裂成为彼此格格不入的互相敌视的，互相威胁著无数的国家。这就等于说，国家是国家的产物，或者说国家是那些个人和已存在的某个有限国家之间对立的产物。
第三，是民族血统为国家产生之起因。他称民族血统或民族本性，把人类分为政治性的民族和非政治性的民族或者分为国家主义的民族和非国家主义的民族两种类型。前者建立了国家，而后者则没有建立国家。
第四，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而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本身。他把国家看成是资本的创造者，说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到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巴枯宁对于国家的种种解释，是要表明国家是人为的强加给社会的东西，因而可以人为地加以废除。[9]
巴枯宁认为，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
巴枯宁在谈绝对自由时，常常与平等原则联系起来，认为个人自由只能在一切人的平等中才能实现。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在巴枯宁看来，同私有制有密切关系的继承权，会促使土地和其他社会财富发生有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的异化，另外，它不能使个人拥有精神和体力发展的同等手段，这又将是一切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重要因素。[11]
从实际生活看，继承权已经成了社会财富转变为公有财产的障碍，由于它是一种特权，所以不管怎样对它加以限制，并不能消除它的经常威胁公有权利的不正当性。因此，巴枯宁主张社会革命应从废除继承权开始，并把它看作是解放运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他认为，如果把继承权废除，人们就可以把财产交给社会，使私有制变为集体制，从而也就可以实现阶级的平等。[12]
巴枯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只有独裁——当然是他们的独裁——能产生人民的意志，而我们的回答是：没有任何独裁能有除自我永存外的任何目标，它也只能产生人民不得不忍受的奴役，自由只有从自由中产生，那就是以人类名义的普适的反抗和劳苦大众的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
1844年他写道：“在我看来，马克思过去是，现在仍是比我先进的。我过去从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我还没有根除掉形而上学的观察……他说我是个感情用事的理想家，他说对了，我说他是个空虚的人，背信弃义而又狡猾，我也说对了。”[13]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对立的革命理论之间的分歧在于：关于第一国际应当如何进行组织的对立观点，马克思主张运动的集中制，巴枯宁则主张一种以自治支部为基础的联邦制结构。他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级统治制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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