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政治组织，包括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之全国最高民意咨询议政机关。自1938年7月起成立，至1948年3月结束。[1]:300内设宪政期成会。
历史
依照1937年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第九条“国防最高会议设国防参议会，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指定或聘任若干人充任之”。国防参议会是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汪精卫回答胡适的提问时，说设立国防参议会的目的：“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1937年8月13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副主席汪精卫聘请首批16位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到南京与会。这些参议员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派、中华职教社及国民党内素不当政的老辈人物：陶希圣、傅斯年、张伯苓、蒋梦麟、李璜、沈钧儒、黄炎培、马君武、毛泽东、晏阳初、张耀曾、张君劢、梁漱溟、曾琦、胡适、蒋百里。1937年8月17日，在南京中山陵园内一座木结构的临时建筑物中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第一次会议。[2]
1937年9月9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名义，又增补了参议员9人。包括施肇基、徐谦、邹韬奋、左舜生、张东荪、李璜、杨庚陶等。根据《国防最高会议国防参议会组织要纲》，设立秘书处，秘书长为彭学沛、继任甘乃光。[3]
国防参议会的历次会议与会人数最多不到20人，开会不拘形式十分灵活，最多一周召开4次会议。参议会主席蒋介石从未与会，一直由参议会副主席汪精卫主持。毛泽东、张耀曾、颜惠庆一直未与会。周恩来多次代表毛泽东参加会议。[2]
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于1938年6月17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总共开会64次。
1938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提出“健全民意机关”之主张，中国国民党决定接受。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其中第四条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的决定与推行，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改善政治机构。”4月12日，中国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及“改进党务案”[4]:37，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政报告、询问、建议、调查之权，但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其所通过决议案的权力。
1938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汪兆铭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代理副议长；同时公布200名参政员名单。大多数是中国国民党员，另有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士。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同时结束国防参议会。[1]:301
首届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6日在汉口两仪街上海大戏院（今汉口洞庭街中原电影院）召开，共有156名参政员出席。毛泽东缺席，但发来电文，提出3点意见：“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抗战；三曰，坚持持久战。”大会发表《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并选举张君劢、左舜生、曾琦、董必武、秦邦宪、陈绍禹等25人为首届驻会委员。武汉沦陷后，国民参政会移往重庆召开。
国民参政会共历四届，举行大会十三次。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等为抗议中国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曾有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会议。1945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并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理由是抗议中国国民党一党专制，一手包办国民大会。
1947年1月7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额表》。[5]:82604月21日，国民政府定于5月20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5]:8338。
历次会议
大会召开于1939年9月。据《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议事纪录》，此次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包括议长、副议长，为128人。
会议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时期“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邹韬奋语）的帷幕。该决议案是在如下七个提案的基础上提出的：
- 国民党参政员孔庚领衔的《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
- 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的《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
- 中国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家社会党参政员张君劢、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共同领衔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
- 中华职业教育社参政员江恒源领衔的《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
- 救国会参政员张申府领衔的《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
- 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领衔的《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
- 国家社会党参政员张君劢领衔的《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
会议闭幕后，宪政宣传与宪法讨论，便迅速在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重庆、成都、桂林、云南、贵州、安徽、浙江、广东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宪政研究团体，就连孤岛时期中的上海，民众对于宪政的要求也出现白热化，大家深信只有彻底实施宪政，抗战才会胜利。在陕甘宁边区，自1940年1月起陆续成立了新闻界、妇女界、青年界宪政促进会，在此基础上，2月20日又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做《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演。
宪政期成会通过的宪草称为期成宪草。
1947年4月21日，国民政府定于5月20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5]:83384月26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邀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霍宝树报告一年来善后救济概况。[5]:83425月20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开幕，主席张伯苓致词，希望和平早日实现；蒋到会致词，称和平统一能否实现，完全系于中共是否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全国交通。[5]:83575月21日，行政院院长张群向国民参政会报告政府工作；各参政员就国内和平问题及人民生等问题提出口头及书面质询共百余件。[5]:8358
5月23日，财政部长俞鸿钧向国民参政会报告财政，谓去年预算赤字2.7亿元，原因与军费及复员救济支出过分庞大；在答复参政员质询时，称中孚、扬子公司调查报告不能公布，黄金潮案尚在审理中。[5]:8360粮食部长谷正伦报告，谓管理粮食办法，为抛售粮食，抑平涨风，平价配售等。[5]:83605月24日，国民参政会继续举行会议，农林部长左舜生、国防部长白崇禧、交通部长俞大维分别报告农林、国防、交通情况，对军事报告质询，和战主张不一。[5]:83615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举行审查会，讨论和平问题：中国国民党方面参政员纷纷主张“政府戡乱”，“明令讨伐”；其他方面参政员许德珩、黄炎培、程希孟、王造时等10余人则请大会以人民为重，拟出和平方案，向政府及中共双方呼吁和平。[5]:8362参政员发言完毕后，主席团宣布有关和平提案，交特种审查委员会审查。[5]:8362
5月25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国民参政会报告教育工作，参政员严厉质询学潮；朱家骅谓学潮系因共党分子在学校活动所致。[5]:83615月26日，水利部长薛笃弼、内政部长张厉生向国民参政会报告水利及内政。[5]:83615月27日，国民参政会继续举行会议，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善后救济总署分别报告工作，至此行政院所属各单位报告工作结束；晚，蒋宴请参政员，谓和平能否实现完全系于共产党之态度。[5]:83625月28日，蒋对参政员发表谈话，谓政府之和平初衷绝未变更，并谓此次学生行动完全为共产党预定计划，政府不得已方有《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之颁布。[5]:83625月31日，参政会决议请政府商洽美国借款，尽力收回旅顺、大连，预防日本重建军备。[5]:8364
5月26日，国民参政会通过临时动议，要求大会讨论和平方案，并电邀中共参政员来南京出席会议。[5]:83615月27日，上海市参政会致电政府请与中共恢复和谈，致电毛泽东促莅临南京会商，并致电各法团呼吁和平。[5]:83625月30日，国民参政会分组审查工作报告及有关提案。[5]:8364
6月2日，国民参政会讨论、审查并通过480件提案后，宣布闭幕；会议选出本届驻会委员31人。[5]:83666月6日，蒋主持国务会议讨论参政会之和平方案，并谓：能否实现和平，全系中共态度[5]:8368。
7月31日，《国民政府公报》第2829号：将中共毛泽东、林祖涵、陈绍禹、邓颖超、董必武、周恩来、吴玉章七人现任参政员除名[5]:8391。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
1945年5月中共七大召开，并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理由是抗议国民党一党专制，一手包办国民大会。国共之间出现紧张局面。6月2日，中间派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中共团结为上，希望继续商谈。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来延安访问。7月1日褚辅成、左舜生、傅斯年、黄炎培、冷遹、章伯钧六参政员在王若飞陪同下从重庆飞往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林伯渠、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与六位参政员进行了三次会谈超过十个小时。中共要求取消十一月召集国民大会之议，先行召集政治协商会议。7月4日毛泽东将中共方面整理的《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交褚辅成等人。
7月4日，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会见黄炎培。[6]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43
7月5日，毛泽东等到延安机场欢送六参政员飞返重庆。[8]
黄炎培返渝后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专门记述了这次延安之行。[7]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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