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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寿臣爵士，KBE，LLD，JP（Sir Shouson Chow，1861年3月13日—1959年1月23日），原名周长龄，香港岛黄竹坑新围人，晚清高级官员，最后在1909年调任“奉锦山海关兵备道兼山海关监督”，直到清亡。其后成为20世纪初期香港政商界著名人物，曾于1918年参与创立东亚银行，并担任该银行之主席达三十多年。
周寿臣为英属香港第一名华裔议政局成员，作为政府及民间华人的沟通桥梁。另外，周寿臣亦热心公益，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曾经于1929年创立香港保护儿童会，又先后担任保良局及东华三院顾问。由于周寿臣对早期香港贡献甚多，社会地位崇高，他与何东在20世纪50年代时被合称为“香港大老”。[1][2]
周寿臣1861年于香港岛黄竹坑新围出生，11岁便由父母送往中央书院，接受西方教育。当时中国积弱不振，并刚刚于英法联军之役中惨败，清廷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动下，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期间，清廷亦决定“派童赴美”，以吸收西洋知识。于是，清政府代表容闳便来港访寻学童[3]。由于周寿臣在港已经接触西学，因此被容闳选为第三批大清留美幼童之一，同时被选中的还有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等人。1874年，周寿臣等人便到达美国并获安排进入温斯第小学（Winsted Local Grammer School） 念书。1年后，周寿臣从温斯第小学毕业，并于同年9月入读菲立斯学院。留美幼童由于已经融入当地社会，开始剪去辫子，部分更信奉基督教。这令当时清朝保守势力怒不可遏，并不断上书李鸿章，要求召回留美学童[4][5]。虽然容闳力排众议，可是后来李鸿章仍然决定召回留美学童。对于当时以优异成绩于菲立斯学院毕业的周寿臣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周寿臣当时已得到美国著名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取录，准备入学。最后，周寿臣只能无奈地放弃入学机会，回到中国。
阔别十载后，周寿臣回到了中国。一如所料，留学学童既得不到政府认同，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政府并没有善用其专长，相反将他们投闲置散，薪酬及待遇极为差劣，使学童们感到非常徬徨。后来，周寿臣被调往天津海关工作了一段短时间后，于1883年跟随德国前副领事穆麟德前往朝鲜，处理税务问题。可是1885年，穆麟德由于私通俄国，企图引入俄国势力而遭李鸿章革职。于是，便改由袁世凯总管朝鲜问题[6]，周寿臣辗转亦转到其麾下。周寿臣加入袁世凯阵营后，终于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发挥，协助维护大清国在朝的特殊地位[7]。可是东学党起义于1894年发生，日本政府借故进攻朝鲜，周寿臣与唐绍仪、梁如浩等人留守至最后一刻，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全面撤退。周寿臣在朝鲜十五年间，由最初的一名翻译员晋升成为署理仁川领事，事业上可算是平步青云的。
回到中国后，周寿臣被安排到天津轮船招商局中工作，职位为副帮办。他上任后提出多项改善建议，深得当时总督盛宣怀的器重[8]。列强在八国联军之役中，严重毁坏津局财产[9]，周寿臣决定根据国际法向美国追讨。就是由于周寿臣积极进取、全力以赴的作风，最终于1903年获得提拔，出任关内外铁路总办，官至二品。周寿臣亦协助筹办铁路学堂，以培训国内铁路专才[10]。后来在1909年调任“奉锦山海关兵备道兼山海关监督”，负责管理于英法联军之役后开埠的牛庄（今营口），直至满清灭亡[11]。
辛亥革命于1911年爆发后不久，袁世凯便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而唐绍仪、梁如浩等人均获得提拔，分别在新政府出任总理或部长等职位。可是，周寿臣此时却选择抽身而退，宁同妻儿辞官返港。袁世凯为了表示对周寿臣的感谢，特以授予三等嘉禾勋章，以资嘉许。
回港不久后，作为当时华人社会领袖的周寿臣获香港政府赠予周氏太平绅士的名衔，为周氏在港从政铺路。周寿臣更于1919年成为洁净局官员，开始了其从政之路[12]。正因为周寿臣于清末时任朝廷高官，洁净局的工作显得雕虫小技、大材小用。因而，年过六十的周寿臣于1921年12月被委任为定例局官员。后来，省港大罢工爆发，作为华人领袖的周寿臣穿梭两地调停[13]。1926年可说是周寿臣双喜临门的一年，先于年初与港督金文泰被乔治五世册封为爵士，继何启、韦玉、何东后成为第四名华人爵士。乔治王子（后晋为根德公爵）更成为英国史上，首名亲临香港授勋的皇室成员。后来，金文泰更委任周寿臣为香港史上第一位华人议政局议员，成为香港史上一名重要的人物。年纪老迈的周寿臣决定于1936年退任两局议员，并获英皇赐予终生享有“阁下”（The Honourable）称谓。同时，国民政府再赠三等嘉禾勋章予周寿臣，确立周寿臣华人社会领袖的地位。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全面进攻香港。驻港英军防守的醉酒湾防线失守后，余下英军开始撤回香港岛防守至12日新界及九龙全部落入日军手中。防卫香港岛的英军于26日向日军投降，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正式开始。战时，东华三院派出了救护车接送周寿臣到东亚银行地库，逃避日军飞机的轰炸。
日军占领香港后，便采用“以华制华”的策略，招抚当时仍留在香港的华人领袖，达至稳定人心。身为华人领袖的周寿臣别无他选的情况下，与罗旭龢、罗文锦、邓肇坚等人在日军指示下成立“香港善后处理委员会”，处理粮食、治安等问题。矶谷廉介于1942年上任后便解散了委员会，改为成立香港华民代表会及香港华民各界协议会，成为日方与华人的沟通桥梁，而周寿臣为香港华民各界协议会主席[14]。华人领袖凭自身的特殊地位，协助华人生活，减轻市民的困苦[15]。
1921年获港督司徒拔爵士推荐入香港大学校董会后[16]，积极推动创立中文系，以照顾本地华人之需要[17]。另外，周寿臣亦于1935年参与成立香港仔儿童工艺院[18]，并成为创校校董，为失学儿童能够学得一技之长[19]。周寿臣亦大力推动废除婢制[20]、拒吃狗肉等，影响深远。除了成立香港保护儿童会外[21]，还身身兼数职，担任数个慈善组织的职位，是热心公益的有力证据。1950年代，周寿臣创办港岛“寿山中学”及创办九龙“寿山小学”。
由于周寿臣声名显赫，人际网络广阔，有很多中外企业主动向他接触，希望周寿臣加入他们的公司。周氏曾加入南洋兄弟烟草、油蔴地小轮、香港电话、香港电灯等公司董事局，当中以创立东亚银行一事最为人津津乐道[22]。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香港银行业大多以英资为主，周寿臣于1918年与一群香港商业精英（如：简东浦、李冠春等）成立东亚银行，并于德辅道中兴建银行总部，为华资企业提供资金。周寿臣更于1925年成为东亚银行主席后，一直担任该职至逝世（1959年），任期长达34年[23]。另外，周氏企曾经涉足地产界，发展半山及黄竹坑的地产项目[24]。
战后，香港经济急速发展的同时，上一代人亦纷纷告老归田，或与世长辞。周寿臣老友罗旭龢、何甘棠先后逝世。1952年，周寿臣次子周日昌因病厌世而自杀身亡，“白头人送黑头人”令周寿臣大受打击。出席挚友何东的丧礼后，周寿臣的健康逐渐变差，不但行动不便，而且不能进食固体食物。1959年1月23日晚，周寿臣逝世，享耆寿97岁[25]。弥留时，由施玉麒牧师（Canon G. Zimmern）施洗。
周寿臣的丧礼以基督教仪式举行。当日参加人数非常多，粗略估计大约有二千名参加者。港督柏立基率领一众军政高官，加上大量工商界人士参加，遗体最后安放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26]。
由于周寿臣当时的生活环境仍然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而非一夫一妻制。因此除了元配叶娇外，周寿臣还纳了两位妾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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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周寿臣于朝鲜工作时，正值壮年的周寿臣结识了一名日本籍女友，并未婚怀孕。由于周寿臣父亲对周寿臣之越轨行为极为不满，于是周寿臣只好与女友分手，回港成家立室。日籍女友后来诞下一女，是为周日新，并交由刚受丧女之痛的元配叶娇养大成人。
寿臣山是香港岛南部的一个山丘，位于黄竹坑与深水湾之间，海拔150米。这座山周围是香港其中一个高尚住宅区，被称为寿山村。1937年，周寿臣宣布退任议政局及立法局议员后，香港政府决定把周寿臣住宅所在的山峦命名为“寿臣山”；而环绕该山的道路，则命名为“寿山村道”，以奖励周寿臣多年来全心效力政府，服务社会[27]。
另一方面，位于香港艺术中心的“寿臣剧院”也是以他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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