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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高官出席涉性侵晚宴事件是一宗发生于2021年3月香港政府多位高级官员在2019冠状病毒病第四波疫情期间接受中国财团高层豪华款待，并牵涉强奸案及违反防疫限聚令的案件[1]。当晚，香港保安局副局长区志光、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区嘉宏及香港海关关长邓以海，这三位专责保安事务的首长级人员接受恒大集团管理层的邀请，在湾仔湾景中心的私人会所“吉祥荟”内的高级中餐馆“随缘汇”出席晚宴[2][3]。然而，当晚饭局约有9人同桌，不但违反当时食肆不得超过4人同桌的限聚令，其中一名列席者更涉嫌强奸一名女子而被拘捕及起诉[4]。案发后，香港特区政府未有公布三名首长级官员集体违反防疫限聚措施，而香港警方亦没有披露该宗强奸案[5]，直至同年7月8日遭香港传媒揭发，随即引起社会大众对官员操守及贪污的关注，并质疑高官及高级公务员出席这类宴会不但干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6]，这次饭局也因为涉及强奸案而有妨碍司法公正的嫌疑[7]，对社会廉洁造成冲击[8]，香港特区政府对事件的处理手法亦被指袒护涉案官员及欠缺公允[9][10]，并引发更多争议[11]。
虽然早于2021年3月初，警方在调查恒大集团管理层私人晚宴当天发生的一宗强奸案时，已取得饭局出席者的名单，但香港特区政府并未有主动交代事件的详情，包括未有披露应邀出席当晚晚宴的公职人员身份，而截至2021年7月17日，已曝光的政府高层共有三人，其中包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委任，身兼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入境事务处处长区嘉宏及海关关长邓以海，另一人则为保安局副局长区志光，还有一名已知的涉案人员是恒大香港常务副总经理陈奋[6]。
区志光，男，案发时59岁，现职保安局副局长，曾任职香港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12]。
区嘉宏，男，1967年出生，案发时约54岁，现职入境事务处处长，身兼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区嘉宏于1990年加入人民入境事务处，于2020年接替曾国卫担任入境事务处处长[13]。
邓以海，男，1964年出生，案发时约57岁，现职香港海关关长，身兼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邓以海于2017年7月出任海关关长，是自1999年以来首位由海关内部升职为关长的人员。邓以海将于2021年10月按海关关长的退休年龄离任，但《星岛日报》引述消息指邓以海在离任香港海关后，很大机会被调任到廉政公署并获委任为廉政专员[14]，以接替现任廉政专员白韫六。
陈奋，男，时年37岁[15]，恒大集团香港公司常务副总经理[4]。陈奋在2018年前已参与为恒大集团在香港买卖土地，并且身为公司董事[16]。
在保安局的管理架构及部门首长的从属关系方面，入境事务处、香港海关及警务处都是保安局的辖下部门。在2021年3月案发时，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是入境处长区嘉宏及海关关长邓以海的直属上司，而当时负责调查陈奋牵涉的强奸案及恒大饭局违反限聚令的香港警方仍是由邓炳强出任警务处长，邓炳强的直属上司同样是局长李家超，保安局副局长区志光则是李家超的副手[17]。而在案件于同年7月8日被香港传媒曝光时，李家超已于7月1日被升任为政务司司长，邓炳强则接任李家超成为保安局局长。
2021年8月30日，更多涉案人员的名单曝光：[18]
宋如安，男，1968年11月出生[19]，于2015年1月被派到香港出任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20]，至2021年4月离任。
香港传媒报导指有多达13人曾经出席该饭局，而警方在传媒查询后回应称有9人被票控违反限聚令，但一直没有如其他同类案件般交代被票控人士的年龄、性别、案发时间及地点等资料，保安局亦拒绝评论有否票控出席饭局的宋如安[20]。在受邀出席饭局的名单中包括香港大学校长张翔，但香港大学发言人否认张翔在席[21]。
2021年7月8日早上，《明报》报导接获匿名投诉，指警方于今年3月调查一宗强奸案时，发现入境处长区嘉宏、海关关长邓以海接受恒大集团管理层设宴款待[22]，在湾仔湾景中心3楼的高级私人会所“吉祥荟”，于会所内的豪华餐馆“随缘汇”享用晚宴，当时同桌合共有9名男女[23]，不但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在当时规定不得超过4人同桌进餐的防疫限聚令，更有出席人士因当晚强奸一名女子而被拘捕，至于出席该晚宴的人士及餐馆负责人，也因为违反防疫禁令而被票控，有9名出席者被定额罚款5000港元[24]。同日，传媒揭发保安局副局长区志光也有出席当晚的饭局[25]，并向保安局查询。区志光于7月8日晚上透过保安局发出声明，承认曾出席同一晚宴遭到罚款，又称日后出席活动会加倍谨慎，务必确保符合规定[26]。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没有公布有官员集体违反防疫禁令的消息[27]，警务处不但没有如其他强奸案般披露这宗性侵案的案发日期和地点，更没有主动公布这宗违反限聚令的个案，做法极为罕见。《立场新闻》翻查警方于2021年3月至7月间超过一百次执行限聚令的行动，警方几乎每次均向传媒发布被票控个案的人数、性别及年龄，如警方于2021年3月中捡控民主派沙田区议员李志宏等人在湾仔聚会，警方便随即于翌日主动公布向14男及14女发出限聚令告票，年龄介乎23至63岁，但是次三名保安局高官集体违反限聚令，警方却没有主动向传媒发放消息，直至有传媒于6月查询才回复有9人在“吉祥荟”的所在地址被票控，但拒绝如其他违反限聚令个案般回答被票控人士的性别及年龄等资料[28]。
根据《防止贿赂条例》，香港政府公职人员收受利益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只要政府公职人员未能就其所收受的利益提供合理解释，也可被检控，过往亦有冼锦华、黄冠豪等警务人员因为接受豪华款待而被起诉[29]，并被法庭判处罪名成立及入狱的案例[30]。《公务员守则》亦指出公务员必须避免接受过分奢华或慷慨的款待。香港海关发给内部各级职员的《品行及纪律守则》，更注明如有人提供款待，应先审慎考虑会否过于丰厚，若然不宜婉拒就“应设法付还费用”，守则的附录更将“接受过分丰厚款待”列为不道德行为，需要纪律处分[31]，而涉及本案的其中一人正是海关关长邓以海，因此保安局三名高官同时出席私人豪华款待的事件旋即引起香港社会关注。
翌日7月9日，入境处长区嘉宏、海关关长邓以海，于晚上仅以书面回复，表示已缴交限聚令罚款，但否认涉及当晚发生的一宗刑事案件，至于接受豪华款待及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的问题则没有回应[32]。7月9日下午，传媒披露在案发当晚的饭局涉及强奸的疑犯是一位名叫“陈奋”的男子[33]，这名男子的姓名与恒大集团在香港的一位常务副总经理相同，案情指陈奋在3月2日强奸一名参与饭局的女子，该女子于3月3日向警方报案被强奸，警方则于3月4日早上到湾仔恒大中心拘捕陈奋，报导引述目击者称，陈奋被捕时表现慌张[34]，他于5月被落案起诉强奸罪[35]，于6月被改为控告企图强奸，报导称案件将于7月19日首次提堂[33]。
三名涉案官员在回应事件时都宣称不知道“随缘汇”是餐馆，以为是不受限聚令管制的私人地方，惟《立场新闻》记者曾于6月底以顾客身份到访上址，记者当时已拍得在“随缘汇”正门的当眼处有展示“持牌普通食肆”的牌照，及自2021年2月18日起所有食肆必须展示的“安心出行”二维码；在餐馆所在的湾景中心3楼，于升降机大堂更竖立了指示牌清晰标示“随缘汇餐厅”[36]。而在恒大举行饭局的2021年3月2日，第四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肆虐香港，在案发前的三天（2月27日）便录得33宗确诊个案，在三名保安局高官出席饭局的当日也有13宗确诊，包括4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前一天（3月1日）便警告全香港的食肆要遵守防疫措施，违规的食肆可被勒令停业最长14天，并强调会加强执法[36]。
《明报》于7月18日报导涉嫌强奸而被起诉的恒大集团高层陈奋，其辩方律师团队的名单，包括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的儿子，现时为道宏大律师事务所大律师的聂天乐。聂德权在18日早上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被传媒追问，聂德权证实儿子聂天乐是这宗企图强奸案的辩方律师团队成员，他称是在星期四（7月15日）收到传媒查询才知道儿子是这宗案件的其中一名辩护律师，他已经向行政长官汇报，又称看不到事件有利益冲突。聂德权又表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作为三名涉案官员的上司，已检视情况及作出判断，公务员事务局因此无需对这三名官员作出进一步跟进[37]。
同日，传媒报导涉嫌强奸的饭局列席者陈奋可能已没有上班；《明报》记者透过于2017年恒大集团春茗活动中，从陈奋手上取得的名片上标示的电邮地址，于7月9日向陈奋的电邮信箱发出电邮，电邮系统于当日成功寄出邮件，但是在7月16日再次向陈奋的电邮地址发出电邮，电邮系统却回报“550 Mailbox not found”（未能寻获该电邮信箱）[38]，记者因此在7月17日致电恒大集团执行董事兼香港公司总经理黄贤贵查询，惟对方在记者表明身份后立即挂线[38]；记者于是在同日下午到访位于湾仔中国恒大中心内的恒大集团办公室，但无人应门。另外，根据香港司法机构网页资料，有一宗被告人姓名为陈奋的企图强奸案（案件编号：ESCC464/2021），该名被告人被控于2021年3月2日在跑马地一个住宅单位企图强奸女子X（保密案件受害者或证人身份的代号）[38]，案件将于7月19日早上9时半再度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39]。
7月19日上午，陈奋在东区裁判法院出庭应讯，陈由曾任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的资深大律师黎婉姬代表[40]，其辩方律师团队还包括大律师关有礼、江小菁，及事务律师黄启豪。传媒查阅资料显示辩方代表大律师黎婉姬目前为Plowman Chambers大律师事务所工作。辩方事务律师黄启豪表示，虽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的儿子聂天乐在同一律师事务所任职，但未有就本案提供法律意见，不过传媒查阅资料显示聂天乐目前在道宏大律师事务所（Tower Chambers）工作[41]。在控方证人列表上，除了举报遭陈奋性侵的女子X，还有警员、化验师及法医等[42]。裁判官王证瑜将案件押后至7月30日，以订下初级侦讯的日期，陈奋获准以10万港元现金继续保释外出，期间不准离开香港、每星期须到警署报到两次。陈奋离开法院时受到传媒以广东话及普通话追访，传媒问及他有否出席在湾仔的饭局、与谁出席等等，但陈奋均没有回答，而在他身旁的一名男子则称“陈生唔会答任何问题”（陈先生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传媒于是追问这名男子是否为陈奋的秘书、律师或恒大集团职员，该男子也没有回答，陈奋与该名男子于法院外随即登上一辆挂有中港车牌的白色七人车离开[43]，其后在中环交易广场下车，并步行前往交易广场三座的一所律师事务所[44]。案件于7月30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再次聆讯，被告陈奋获委派普通话传译员协助，辩方继续由前副刑事检控专员资深大律师黎婉姬、大律师关有礼及大律师江小菁代表，主任裁判官罗德泉排期于10月6至7日进行初级侦讯，被告陈奋继续获准以10万元保释[45]。
案发地点“随缘汇”是一家位于“吉祥荟”湾仔会所内的中餐馆，该餐馆领有食物环境卫生署签发的普通食肆牌照（牌照编号：2212817092）[46]，也有向酒牌局领取酒牌，但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网页未有显示“吉祥荟”湾仔会所领有会社牌照，《明报》于是直接向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查询，该处回应称根据纪录，并未有向“吉祥荟”所在处所签发合格证明书[47]。在“吉祥荟”湾仔会所内除了设有“随缘汇”中餐馆，在“随缘汇”旁另设有“雪茄会”。“吉祥荟”保安严密，“随缘汇”及“雪茄会”的大门均装有密码锁，门外及走廊装有多个闭路电视镜头，会所于营业时大门关上，职员也需要使用密码门卡出入[30]，隐私度极高，不时有香港艺人及社会名人光顾[48]。“吉祥荟”只招待会员，但会员可邀请朋友入场，会所的餐饮服务只有会员可以预约。“吉祥荟”的会席分为白金卡、铂金卡及黑金卡三个级别；白金卡的入会门槛最低，为20万美金（折合约156万港元）；最高级的黑金卡会员，则需100万美元（折合约780万港元），因此被认为是“富豪俱乐部”。除了湾仔湾景中心会所外，“吉祥荟”在山顶及石澳亦设有会所，不过同样未有向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申领会社牌照[28]。
保安局接受传媒查询时没有正面回应当晚副局长及处长吃了什么，仅表示属于“一般火锅食材”，而网上流传“随缘汇”的收费表，即使是火锅也每位最少收费3380港元，食材包括澳洲野生花龙虾刺身、原条菲律宾东星斑切片、加拿大空运象拔蚌刺身、鹿儿岛A4和牛、香港本地蝴蝶蚌、美国牛小排、西班牙黑豚肉及内蒙古羔羊肉等[47]。由于公务员接受企业邀请享用奢华款待涉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及违反《公务员守则》，尤其是未有作出事前申报及避嫌，传媒因此向于案发时为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及警务处长邓炳强查询是否曾获邀出席该晚宴，两人都透过发言人否认有出席该晚宴，但没有回应有否获邀及是否曾出席同类型宴请[49]。
于2021年3月2日邀请官员出席晚宴的为恒大集团在香港的管理层，该集团于2021年曾出售资产减债。由于保安局并非主管商业及经贸事务的政府部门，这三名在特区政府属于保安系统领导层的高级官员缺乏合理理据须要出席商业机构的宴请，而同时有三名政府高级官员出席一场地产商的私人晚宴，更是十分罕见。香港特区政府在事发后没有披露此案，即使案件曝光也回避交代事件的详情[6]，包括是何人向官员发出邀请、地产商为何要宴请保安局高官及纪律部队首长、官员应邀出席的原因、恒大集团与保安局辖下部门有什么业务往来、官员是不是经常出席这类宴请、为何要在隐秘的私人会所进行特区政府所称的“普通社交聚会”、在饭局讨论了什么及是否与公事有关、还有什么人出席饭局、除聚餐外有没有为出席的官员提供其他款待或馈赠、宴请方有没有安排女子陪伴官员[50]、饭局与强奸案的时序及关联[7]、当晚的人均消费是多少、是谁为饭局结账、出席的官员有没有作出申报、特区政府领导层是何时得悉官员集体违反限聚令及饭局牵连强奸案，以及为何特区政府未有披露事件及交代细节[6]。
廉政公署执行处前总调查主任查锡我表示三名保安部门首长接受豪华宴请并有在场人士卷入强奸案，公务员事务局有责任主动调查事件[7]。查锡我指出如果两位纪律部队首长在出席晚宴时已经知道有强奸案发生，并就罪案提供意见，使涉案者可以免于受刑责，即有可能妨碍司法公正[7]。查又称《公务员守则》提到公务员必须避免接受任何过分奢华、慷慨或频密的款待，否则会被纪律聆讯及可被处分，公务员事务局应查明事件，避免对部门首长与中低级公务员的规管有“双重标准”[51]。
时事评论员林和立表示，香港在英国管治时期，高级官员绝不会出席私人企业安排的活动，但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到中国后，香港高官与中国大陆干部及企业交往增多，企业有可能为拉拢政府官员，而进行不恰当的事情，事件亦反映特区政府与市民的期望存在落差[7]。
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回应称，副局长及两名处长当晚接受请客“不知道餐费的价钱”，又称“活动属交际不用申报”。曾经任职40年香港公务员，现时是香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主席和香港文书职系公务员总会总干事的梁筹庭表示“我第一次听出席交际不用申报”，并质疑如何界定属于不用申报的“交际”，高级公务员一般对“利益”很敏感，接受款待前不申报，做法实属罕见，特别是涉及商人的聚会。梁筹庭又称高级公务员一般对申报利益有“习惯性”，即使获得价值不高的纪念品在离场时也不会带走，而且“职级越高，警觉性越大”，官至部门首长更需要自律[52]。
《立场新闻》翻查《政治委任制度官员守则》及公务员事务局的指引，都未能找到特区政府声称“活动属交际不用申报”的相关条文，这两份守则反而注明，官员决定接受款待时需顾及“是否奢华或过度”，以及考虑“款待的价值”。其中《政治委任制度官员守则》注明，官员决定应否接受款待时，“必须顾及到诸如款待性质是否奢华或过度”、“宴请者或已知出席者的品德或声誉”等三项因素，又指明官员需考虑出席饭局会否引致“官员或政府尴尬”、“声名受损”等五种情况。该守则又注明“如就接受款待事宜有任何疑问，政治委任官员应寻求行政长官指引”。公务员事务局发出的《规管公务员接受利益及款待制度摘要》注明“公务员不应接受过分慷慨、丰厚或频密的款待。”又表明公务员遇到有人提供款待时“应审愤考虑有关款待是否过分丰厚”，包括“应考虑款待的价值、内容、频密程度和性质”。政府的内部守则及指引均明确要求官员及公务员考虑接受款待时，必须衡量是否过分奢华。因此三名保安局高官声称不知道晚宴的费用而出席，或者已经与政府的明文规定发生冲突[52]。
香港海关的《品行及纪律守则》列明“接受过分丰厚款待”是需要被纪律处分的不道德行为，应避免接受报答人情、损害本身、有损政府声誉，以及引致可能或实际利益冲突的款待；接受款待前应事先申报，如没有事先申报便应设法付还费用；如有任何疑问应在接受有关款待前，向关长或内务秘书寻求指引。饭局出席者之一的邓以海曾于2019年以部门首长的身份为新版守则撰写前言[53]，在结语以“我们必须取信于民，树立正面形象”及“继续保持廉洁诚信，公正执法”提醒海关各级人员必须熟悉及遵循《守则》，该版本的守则更附有海关关长邓以海的签名[31]。传媒因此向海关查询关长邓以海有否就出席饭局进行申报、事后有否付还费用，以及是否符合《守则》等问题，惟海关却以“没有补充”回复记者的查询[31]。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7月11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林郑称：“你被请到去，又点知（豪华）呢？菜单都无得睇㗎嘛，你唔可以话见有块鲍鱼就起身走啦”（你被请到去，又怎知豪华呢？无得看菜单嘛，你不可以说见到有一块鲍鱼就起身离开），她呼吁大众要以人性化的角度审视事件，又称“事件应告一段落”[54]。林郑月娥于7月13日出席行政会议前向在场记者表示，这三名高官就违反限聚令缴交定额罚款，已是承担法律责任，事件不涉其他违规行为，他们也不是明知故犯，并形容这三名高官犯下的罪行如同“违例泊车、乱抛垃圾”一样轻微[55]。林郑月娥又称与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了解事件后，根据与这三名官员共事的经验，知道他们的为人，一致认为无须对事件作进一步调查[56]。现场记者追问林郑月娥为何与前特首曾荫权、前廉政专员汤显明及前警司黄冠豪等公职人员牵涉违规事件的处理手法不一样；又有记者表示如果官员只是缴交限聚令罚款便没有其他法律责任，防止贪污条例是否形同虚设，三名官员的行为是否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打贪要求背道而驰，以及林郑月娥是否可保证在饭局的席间没有任何女子陪伴三名官员[50]；林郑月娥未有正面回应记者的发问，仅称刑事罪行应交由司法机关判断，并强调这三名官员不是警方现时的刑事调查对象，重申这三位保安局高官只是在疫情期间缺乏敏感度[55]。
2021年3月案发时为保安局局长（涉案副局长及处长的直属上司），现任政务司司长的李家超在7月12日出席活动时因饭局事件受到记者追访，李家超称出席晚宴是“正常与其他人士维系的方法”，他们（三位涉案高官）已经致歉，将会更谨慎及有所警惕，并认为他们已承担整件事及向公众说明了。当记者问及是否得到这三位下属的事前申报，是否知道饭局涉及强奸案时，李家超便迅速登车离开，未有回答记者的提问[57]。
2021年7月14日，目前是三名涉案高官直属上司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事件被揭发一星期后首次作出评论，邓声称亲自检视后“看不到”事件涉利益冲突、欠下人情，或令政府声誉受损，又为三名下属辩护，邓称他们事先不知道，亦不察觉饭局贵重，三名高官如果早知道情况，相信他们“不会这样做”，又称这三名下属在声誉方面“付出很大代价”，相信日后会加倍谨慎，还称“与社会各界联系是官员工作一部分”，三名涉案下属是“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出席饭局，协助制定政府政策[58]。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7月12日在立法会出席会议后会见记者时称，公务员出席饭局不是接受利益，政府人员不时与各界联系、接受款待，而原则上需要避免造成负面观感或影响，今次事件中的官员存在敏感度不足及疏忽问题，但对于会否展开纪律调查，聂德权未有作出回应，又称保安局等相关部门已发表声明交代，他没有更多补充[59]。
曾出任保安局局长，目前是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在7月9日表示，三名保安局高官接受款待出席晚宴并非严重缺失，只属疏忽，但他们应该及早向公众解释及致歉。叶刘淑仪又称特区政府对限聚令所指的公众地方定义不太清晰，但三位高官作为高级官员，尤其是涉及保安局和纪律部队的身份比较敏感，应在出席任何宴会前调查清楚是否公众地方、会否触犯限聚令，希望他们汲取今次教训[60]。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于7月11日与廉政公署前总调查主任查锡我一同出席香港电台时事讲谈节目《千禧年代》，谢伟俊称“民以食为天”及“仅一次半次”，认为市民不要在枝节上纠缠，应“向前行”，又称外界希望知道更多饭局的细节，只是出于好奇心，例如是否有名酒及男女关系等，谢伟俊又认为官员不出席饭局会令人感觉高傲及不近人情[61]。
与谢伟俊一同在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接受专访的廉政公署前总调查主任查锡我表示，特区政府将三名保安局高官接受地产商安排的晚宴说成只有“普通火锅食材”，明显意图淡化事件，却令到市民反感[61]，因为当晚人均消费若为三、四千港元，无论以何种标准都已属于奢华，而公众是希望政府公平公正处理事件。查强调政府有需要解释为何三名保安体系的官员，有需要与地产商联系并出席其安排的饭局[57]。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于7月13日在香港电台节目上称特区政府认为“事件应告一段落”的说法不会获公众接受，因事件已引起社会众多质疑及揣测，政府需要交代更多细节，并借今次事件检视公职人员申报及接受款待的指引，清楚界定需要申报的宴会金额，否则这类争议陆续有来[62]。
民主党区议员袁海文于7月14日批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为三名下属的辩解，指邓炳强没有清楚交代细节，出席饭局的名单、身份、是谁人邀请，以及在饭局讨论的内容，难以令公众信服没有利益冲突。邓炳强应交代为何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被揭发光顾邪骨骨场便需要被停职及接受调查，但对于保安局三名首长级人员却没有采用相同做法，是基于何种原因而采取差别待遇[63]。到同年8月4日，民主党召开记者会，公布高官饭局事件民意调查结果。在随机电话访问683名香港居民中，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政府无清晰交代；三成认为事件影响对官员廉洁的信心，三成八称没有影响。民主党主席罗健熙指涉事官员至今没有亲身向公众交代，质疑政府淡化事件，要求政府清晰交代饭局细节。[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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