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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秀峯自揚州中學畢業後,考入天津北洋大學礦冶系,與陳立夫同班。畢業後,與陳立夫獲官費留學美國匹茲堡大學,1925年秋,二人同獲碩士學位並一道歸國。[3]歸國後,葉秀峯任揚州省立八中、蘇州工專的教員。[3][4]陳立夫則通過蔣介石的關係,到廣州黃埔軍校任蔣介石校長的機要秘書。葉秀峯教書半年多,便應陳立夫邀請,到廣州隨陳立夫參與機要活動。[3]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機要科成立,陳立夫任科長,葉秀峯任該科機要秘書。國民革命軍進駐南京後,葉秀峯繼續在陳立夫的領導之下開展情報工作,葉秀峯招收了一批青年,包括顧建中、季源溥、徐兆麟、吳星伯等人,他們的據點設在中正路(今中山南路)南京市商會內的一間偏房,一有情報便在此聚集。[3]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南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成立,該部下設調查科,陳立夫任科長,葉秀峯任科員。1929年初,葉秀峯被派往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參與陳果夫、陳立夫領導的對該黨部的指導及整頓工作,葉秀峯是中央特派(指導)委員,可調動指揮一切。張國棟是其助手。1929年8月,調查科主任空缺,葉秀峯經升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陳立夫的支持,出任調查科主任,同時兼任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委員。[3]
1929年12月,葉秀峯因某件事與陳立夫不合,乃託故到杭州休假。陳果夫、陳立夫暫派徐恩曾代理調查科長。因張國棟與葉秀峯的友誼,徐恩曾便派張國棟赴杭州看望葉秀峯,並打聽葉秀峯是否還會回調查科,葉秀峯堅稱不再回調查科。陳果夫、陳立夫得知後很生氣,但念及葉秀峯追隨自己多年,又當用人之際,乃於1930年初派葉秀峯改任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委員,任務為「集中精力,發展CC在江蘇的力量」。葉秀峯接到指示後,創辦了名為「FIVE FRIENDS」(簡稱「FF」)的秘密組織,葉秀峯規定每名成員發展五人,為一級,逐級發展。「FF」在江蘇逐漸形成氣候。[3]
1933年底,陳果夫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1934年,葉秀峯被任命為江蘇省政府委員兼禁煙委員會主任。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陳果夫、陳立夫命葉秀峯為江蘇代表出席了大會,葉秀峯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36年7月,葉秀峯轉為中央執行委員。[3]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果夫被蔣介石另行安排。調離之時,陳果夫將葉秀峯推薦到西康省,任西康省政府委員兼西康省建設廳廳長。但葉秀峯與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相處不大融洽,故僅任職兩年,便離開康定回到重慶。[3]
葉秀峯回到重慶後,陳果夫辦了「國父實業研究會」,任命葉秀峯為總幹事,主持日常工作。陳果夫、陳立夫常邀葉秀峯到自己的寓所,聽取其在若干決策上的意見。[3]
1945年5月,葉秀峯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4]
1945年初,陳果夫、陳立夫得知蔣介石有意撤換負中統局實際責任的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便向蔣介石推薦由葉秀峯繼任。1945年1月,蔣介石任命葉秀峯接替徐恩曾,主持中統局的全面工作。起初,葉秀峯向陳果夫、陳立夫表示對該職無興趣。實際上,葉秀峯看到了中統局內部均為徐恩曾的親信,此外還有掛名中統局局長朱家驊支持的副局長郭紫峻,故擔心自己任職後沒有實權。葉秀峯向陳果夫、陳立夫提出:「條件只有一個,就是中統局的一切,包括人事、財務等全部由我一人做主。」陳果夫、陳立夫答應了該條件。[3]
1945年2月1日,葉秀峯正式上任。葉秀峯對掛名局長朱家驊插手局務釆取強硬姿態,並且將兩位副局長顧建中、郭紫峻架空,又將朱家驊的親信、會計室主任李光灼逐出中統局。朱家驊未能讓副局長郭紫峻主持中統局,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已無疑問,親德派朱家驊失去蔣介石青睞,朱家驊又已轉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朱家驊遂向蔣介石提出辭去兼任的中統局局長職務,獲蔣介石同意,葉秀峯乃改任中統局代局長。數月之後,經蔣介石批准,葉秀峯成為正式中統局局長。[3]
葉秀峯上任後,一改徐恩曾的作風,整天批閱文件,還找來骨幹人員談心。葉秀峯上任不久,四川省境內發現大量假幣流通,蔣介石命中統局限期破案。此為葉秀峯上任後,蔣介石交辦的首個案件。葉秀峯當即主持召開科長以上人員會議,責成第三處(黨政處)負責,重慶區及其他各個處、室協助,葉秀峯還坐鎮第三處直接指揮,第三處第七科科長潘澤筠利用曾任重慶經濟調查總隊秘書的關係多方打探,迅速發現線索,行動隊員隨即將主犯、從犯全部抓獲,人贓俱獲。葉秀峯以急件呈報蔣介石。數日後,葉秀峯收到蔣介石的親筆手令:「接事伊始,立建勛功,殊堪褒獎。」[3]
上任一個多月,葉秀峯邀親信、時任國家總動員會議秘書的王述先擔任中統局主任秘書,並將私人印章交給王述先,要王述先主持日常工作。原任中統局秘書的張國棟,因與葉秀峯為多年好友而留任,他也是處級以上人員中唯一一位留任者。因王述先缺乏特務工作經驗,經過陳果夫推薦,葉秀峯又將資料室主任萬大鋐升為秘書,與張國棟共同協助王述先的工作。[3]
隨後,葉秀峯開展了對處級幹部的調整。除了統計處、特經處因為專業性較強而未調整外,其他各個處、室、會均作調整。調整出中統局的處長、主任全由陳果夫、陳立夫另行作安排,葉秀峯的親信及陳果夫、陳立夫推薦的「人才」韓克溫、季源溥、王秀春、吳星伯分任第一處(日偽)、第二處(黨派)、第三處(黨政)、交通處的處長,李尚春、韓善輔分任人事室、會計室的主任,機要室被撤銷,另設第四處,蔣靜一任處長。此外,葉秀峯還增設督察室,任命王保身為主任,負責對該局內部進行監督、偵察。葉秀峯對各專業委員會及部分科長、專員也作了調整。整個中統局由此處於葉秀峯的掌控之下。[3]
孔祥熙與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均為蔣介石的親信,孔祥熙主管財政,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主管黨務。抗日戰爭前,孔祥熙依賴陳果夫、陳立夫領導的特務遏制鹽業走私及偷漏稅收,陳果夫、陳立夫卻乘機將大量特務安插進鹽業和稅務部門。同時陳果夫、陳立夫又希望將特務安排入孔祥熙開辦的稅務訓練班,陳果夫與孔祥熙交涉時,遭孔祥熙拒絕,孔祥熙還與黃埔系將領桂永清聯辦該訓練班,陳果夫、陳立夫的計劃只好告吹。後來,孔祥熙的親信、財政部直接稅署署長高秉坊將四川省稅務局6個分局中的5個有中統特務背景的分局長統統免職,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多次交涉,高秉坊不予理會,由此激怒了陳果夫、陳立夫。[3]
葉秀峯上任不久,一日獲得黨網的密報:「高秉坊經辦稅款保證,全無確實收支賬目可稽,開徵 『一丙保證金』4年,收入3600餘萬元不入公賬,存入商業銀行作投機交易。」葉秀峯隨即報告陳果夫、陳立夫,陳果夫、陳立夫命「立即徹查」。葉秀峯派專員方仲豪查訪確認,又派第七科科長潘澤筠覆核,第三處擬具報告,葉秀峯親自修改,附上證據,通過快件呈報蔣介石。[3]
當時,大後方物資緊缺,物價高漲,官商勾結,囤積居奇,遭各界抨擊。蔣介石乃以高秉坊平息眾怒,下令將其撤職,命法院核實查辦。雖有孔祥熙營救,但陳果夫、陳立夫堅持,最終高秉坊被判處死刑。孔祥熙了解原委之後,將兩個次長職位讓給CC系,緩和了與陳果夫、陳立夫的關係,高秉坊上訴後,被改判為無期徒刑。[3]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葉秀峯先內定妻弟吳明甫承建中統局辦公大樓,以便從中謀利。後來,葉秀峯又見許多部屬以接收的名義劫獲許多洋房、汽車,乃開會令這些人為自己做「貢獻」。這些人遂集資在玄武湖畔為葉秀峯興建了一幢二層花園別墅。葉秀峯還依靠權力與中統局在各地的接收大員暗中進行交易,坐地分贓,其中季源溥最為積極,將接收的上海拉菲德路(今復興中路)的兩幢洋房送給了葉秀峯,葉秀峯又將其中一幢轉送其情婦。[3]
葉秀峯利用可證明在敵占區的人員是中統局地下工作人員的權力,分別在1946年7月、10月為100多名漢奸先後辦了兩期地下工作人員檢討會,會後葉秀峯與檢討會主持人王保身單獨找這些談話稱,只有交金條及美鈔,才能被證明為中統局的地下工作人員,獲得「畢業證書」,免被作為漢奸受到法律懲處。此後,葉秀峯還在南京、蘇州、徐州等地通過各種名義找這些「地下工作人員」,令這些人再次做 「貢獻」。到1948年底,據葉秀峯17歲的獨生子私下稱,葉秀峯家已經有600餘根金條。[3]
1949年初,葉秀峯的獨生子奉父親之命,攜帶數年積攢的黃金、美鈔,自上海乘太平號輪船先行赴台灣,途經舟山群島附近海域時,與自台灣基隆返航的建元號客輪相撞,太平號輪船沉沒,葉秀峯之子失蹤。葉秀峯派人派船前往營救,並請求蔣介石命空軍派飛機搜尋,但未能找到其子及家財。[3]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葉秀峯在原籍江蘇省江都縣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5]後來曾任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4]
1948年底,國軍在中國各戰場接連失敗,葉秀峯決定黨通局(1947年,中統局更名為「黨員通訊局」,簡稱「黨通局」)部分機構先行撤往貴陽。此後,葉秀峯以養病為由,居住在上海。1949年1月25日,葉秀峯突然到南京宣佈:「先撤往上海,然後再到廣州。」當時因逢潰敗,撤離南京的交通工具極其不足,黨通局內部又十分混亂,故除了部分人員外,其他人員均自行赴上海集中。[3]
此時,黨通局人員人心渙散,均想拿到錢後各奔前程。因中國國民黨中央已給黨通局下發了一大筆遣散費及疏散費,這筆錢由葉秀峯掌握,黨通局人員便自發集中起來向葉秀峯要錢,葉秀峯躲避於情婦家中,但要錢者堅持不放,葉秀峯才拿出一點錢對離開黨通局者給資遣散,其餘人員各發一筆疏散費,命眾人先撤往廣州。[3]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遷至廣州後,不再給黨通局下撥經費。陳立夫以立法院副院長的身份加以影響,經CC系成員活動,立法院最終批准在行政院內政部下增設調查局,黨通局由此變為政府機構,有了新的經費來源。葉秀峯不願屈就內政部調查局局長之職,乃將親信季源溥安排為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又安排親信王保身任副局長加以掣肘,葉秀峯認為由此以自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黨通局局長的身份遙控指揮季源溥不成問題。[3]
但是,由於編制所限,以及內政部部長李漢魂以安排另一名非中統人員張益民任內政部調查局副局長作為交換條件,季源溥未接受王保身出任副局長。季源溥出任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後,重大事宜直接請示陳立夫,對葉秀峯的指揮則置之不理。葉秀峯既沒有經費來源,又失去了控制人事的權力,成為空頭的黨通局局長。此時,季源溥制定了一套潛伏及海外工作計劃,直接經陳立夫報呈蔣介石,獲蔣介石賞識,指示中國國民黨中央撥款10萬元用於該計劃。但兼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常委的葉秀峯,以該款項應由黨通局具體安排為由,從中截留了6萬元。季源溥、葉秀峯由此發生激烈爭執。[3]
1949年6月、7月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奪取了中國許多地區,很多內政部調查局的地方負責人逃到廣州後,流落街頭。他們得知葉秀峯曾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領到一筆遣散費及疏散費後,向葉秀峯要求下發該費。此時,季源溥、葉秀峯的矛盾已公開化,季源溥積極慫恿這批人向葉秀峯要錢,葉秀峯避往台灣。季源溥指派內政部調查局主任秘書萬大鋐及老資格特務齊躍榮等人率一批人追赴台灣,除向葉秀峯要錢,還要求清算曆年賬目,葉秀峯只好躲藏,無心再過問內政部調查局事務。[3]
1949年8月20日,蔣介石在台北市的圓山召開會議,將軍統及中統特務組織合併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葉秀峯出任政治行動委員會委員之一。參與收編遷往台灣的各路特務。[2][3]
後來,葉秀峯創辦了名叫「海外世界」的新聞社,任中華民國新聞通訊事業協會理事長兼中國廣播公司監察人,還曾出席聯合國科學技術研討會。[2][3]
1936年,葉秀峯在揚州瘦西湖畔興建「萬葉林園」。這是因為葉秀峯回鄉遊覽揚州園林時,發現沒有其印象中那麼出色,乃決心新建一座園林。此議獲地方鄉紳耆老贊成,亦獲時任江都縣縣長的馬鎮邦肯定。葉秀峯花費巨資遷走了原址上的墳墓,開始了建園過程。葉秀峯建園的思想是先建林,後建園。金陵大學農科院的張炳辰、陳馮佑為該園設計了樹種。該園引進了國內外珍貴樹木將近兩千株,種類將近200種。此外,該園還計劃修建圖書館、紀念堂、青年館,其中圖書館、紀念堂是為紀念葉秀峯的父親葉惟善。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該園的興建被迫中止,成為一座僅有植物而無建築的園林。1952年,該園林與阮家墳合併成立「勞動公園」,如今又立碑為「葉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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