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關係，也稱深港關係，是指中國廣東省深圳市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間的關係，是中國內地與香港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7]。香港與深圳在歷史上曾同屬於寶安縣，清末英國割佔香港島和九龍、租借新界，形成了深港分治的現狀。香港與深圳僅「一河兩灣」之隔，由於兩地距離相近，經濟規模相仿，但又存在工資、物價水平、社會風貌的差異，以及一國兩制等原因，形成了香港和深圳獨一無二的城際關係[8]。
| 香港 | 深圳 | |
|---|---|---|
| 地理位置 | 
| |
| 行政區 | 特別行政區 省級行政區 |
計劃單列市 副省級城市 |
| 領導人 | 李家超行政長官 | 孟凡利書記 覃偉中市長 |
| 土地面積 | 1,106平方公里 | 1,997平方公里 |
| 人口 | 738萬人[1] | 1,763萬人[2] |
| 人口密度 | 6,544人/km² | 6,484人/km² |
| 城鎮化率 | 100% | 100%[3] |
| GDP(2022) | 22,966.88億人民幣[4]（已經2022年美元換算人民幣核算） | 32387.68億人民幣[5] |
| GDP增長率(2022) | -3.5%[4] | 3.3%[5] |
| 人均GDP(2022) | 49,464美元[4] | 183,188人民幣 |
| 貨物進出口額(2022) | 12,127億美元[4] | 36737.52億人民幣[6] |
改革開放以來，港深合作取得巨大進展。從深圳經濟特區建立至2007年，香港一直是深圳最大的貿易夥伴，深圳出口香港佔總出口的44.4%[7]。2012年，深港口岸進出口貿易額超過2000億美元[9]。2015年，深圳口岸對香港進出口總量為1.1萬億元人民幣[10]。
由於近年來水貨客在香港搶購奶粉與日用品、雙非家長帶小朋友到香港北區報讀小學以及自由行旅客一些不文明的行為，深港兩地矛盾激化。深圳的「一簽多行」政策更促發香港民眾多次示威，應香港政府請求，中央政府將「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11]。
關於深港矛盾，前深圳市市長許勤認為，兩地合作愈來愈頻繁，出現矛盾是正常，他相信兩地政府有能力解決[11]。前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也表示，香港和深圳應該共同發展。不過盧峯在《蘋果日報》發表評論指出，梁振英不懂中港深層次矛盾，不明白港人的憂慮，並且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放棄深港融合，保持香港的獨特性」[12]。
歷史
古代香港與深圳關係密切，屬於同一個文化系統。香港大灣、蟹地灣、銅鼓洲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與在深圳大梅沙與小梅沙發現的相似，都是百越部族活動的遺蹟。香港和深圳地區在秦、漢、三國及東晉初年共五百多年間屬番禹縣管轄。東晉咸和六年（331年）到唐至德元年（756年）間，同屬寶安縣管轄[13]。從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到明隆慶六年（1572年），同屬東莞縣管轄。明朝萬曆元年（1573年），朝廷從東莞縣劃出56里、7,608戶、33,971人，成立新安縣[14]，縣治設在南頭[15]，歸廣州府管轄。[16]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不久，清政府向英國求和，永久割讓香港島，開啟了深港分治。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再敗於英法聯軍，把九龍半島南部連同鄰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讓給英國。1898年，英國通過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條約，租借今界限街以北，深圳河、沙頭角河以南，除九龍寨城以外的大片土地和鄰近的兩百多個離島（後稱新界）[16]，租期99年，形成了今日深圳與香港分治的格局[17]。隨着沙頭角河舊河口的乾涸形成了中英街，香港與深圳開始陸地相連。因此，香港與深圳在地理上僅是一河兩灣（深圳灣和大鵬灣）之隔[18]。
1900年10月6日，孫中山與鄭士良在新安、歸善兩縣交界的三洲田組織反清暴動。失敗後，部分人員逃往香港[19]。中華民國成立後，為避免重名，新安縣於1914年恢復使用寶安縣古名。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後，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深圳設香港罷工工人接待站，還對香港實施武裝封鎖[20]。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軍於1941年12月8日從深圳方向進攻香港，至12月25日完成佔領[21]。之後，活躍在惠陽、東莞、寶安一帶的東江縱隊進入香港成功營救出多名英軍被俘人員[22][23]。1945年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雖為戰勝國，卻無力收回香港[24]。
1953年，因寶安縣深圳墟一帶有九廣鐵路，較為繁榮，寶安縣縣政府便由南頭城遷至深圳鎮[25]。1970年代，香港經濟發展迅速、人均GDP位列「四小龍」之首。1979年，寶安縣升為深圳市。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1981年7月，深圳升級為副省級市[26]；1988年11月成為計劃單列市[27]。1996年，深圳市提出與當時的港英政府合作發展香港邊境土地為工業用途，但得不到港英政府積極回應。[28]
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1990年代後期深圳迅速崛起，成為廣東第二大經濟重鎮[29]。2000年代初深圳河其中一段拉直後，一幅136個足球場大小土地被納入香港範圍（今成為落馬洲河套地區），業權則由直屬深圳政府的一家公司收購，當時深圳外經貿局希望港商在這兒設廠，並向中央爭取在該處落實《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28]
香港和深圳是中國大陸的門戶和中轉站。中國大陸出口的商品，大多經深圳輸港[8]。2003年《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協議達成[30]。2010年7月1日起，深圳經濟特區的範圍擴大到全市[31]。2010年8月，國務院制定《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32]。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將吸收香港的制度化建設經驗，成為金融、法治、人才新特區[33]。
2016年8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批准《深港通實施方案》[34]。2017年1月3日，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將於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35]。
經濟
早在清代，香港沙頭角的東和墟已為興盛的墟市，但隨着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以沙頭角河分界，沙頭角南面劃為英租界，令村民來往不便，使沙頭角逐漸衰落；而蓮麻坑則依深圳河為界，北面改叫長嶺村，南面歸英租界[36]，但兩村人仍可來往[37]。1911年，廣九鐵路通車後，深圳墟成為中國內地與香港間的交通節點，從內地輸港的農副產品和日用品以及從香港運往內地的紡織品、工業品皆在深圳墟落腳。朝鮮戰爭期間，45個國家對中國實施禁運。由於香港是中國進出口的一個主要管道，美國把香港作為封鎖中國的前沿陣地，實行嚴厲的貿易管制。對此，英國政府認為美國嚴重影響了香港的貿易與工業，引起了大量的失業，要求美國放鬆貿易管制。美國則不予理會。港英政府懾於美國的壓力，表面上頒佈了許多有關禁運的法令，實際上暗中支持英商同中國大陸進行貿易。[38]1960年11月15日，香港政府與寶安縣簽訂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供水50億加侖給香港[16]。
改革開放後，深港經濟關係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香港產品市場的北移，銷往深圳；第二階段是198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新界的製造業轉移到了深圳；第三個階段是服務業的北移，香港人民轉往深圳消費。2009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1.6萬億港元，深圳9000億港元[8]。從1980年到2015年，香港的GDP從206.6億美元增至3099.3億美元，人均GDP從4080美元增至42423美元，而進出口總額從300億美元增長到了1.1萬億美元[39]。深圳經濟總產值從2001年不及香港的18%，到2010年香港的62%，再到2015年香港的92%[40]。2015年，在中國社科院城市競爭力排名中，深圳甚至首次超越香港成為全國第一[41]。文匯網曾報道，深圳2016年GDP有可能超過香港[42]，但由於港元兌人民幣大幅升值，可以讓香港至2018年保持領先[43]。而林匡正則認為，在香港與深圳之間比較經濟增速意義不大[44]。深圳與香港本不在同一發展階段，而深圳的持續發展主要受益於「騰籠換鳥」[註 1]戰略的成功[45]。2018年3月，深圳和香港相繼公佈地區生產總值，深圳市2017年的地區生產總值總量為2.24萬億元人民幣，而香港2017年的地區生產總值總量為2.66萬億港元，這是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但如果以全年平均匯率計算，2017年人民幣兌港幣平均匯率為1.1552，即深圳GDP折合約2.59萬億港元，故嚴格意義上仍低於香港[46]。
鐘維平認為，香港與深圳之間，具有互補優勢，並非惡性競爭關係[47]。深圳經濟和香港經濟在經濟貿易、投資結構、科技產業、基礎設施、金融等領域有廣泛的合作[48]。在金融領域，香港作為國際重要金融中心可以與作為國內重要金融中心的深圳融合；在高科技領域，香港在大學、科研方面的優勢能夠與深圳在高科技企業的產業優勢和市場優勢形成互補；在空港領域，香港國際航空中心與深圳國內航空樞紐可以強強聯合；在港口航運領域，全球最大的集裝箱轉口港（香港）與全球最大的集裝箱出口港（深圳）可以合作[39]。2015年上半年深圳對香港的投資額為30.6億美元，投資行業以批發和零售業為主[49]。受關稅政策和人民幣升值等影響，造成深圳市高端消費流向香港[49]。
深圳與香港在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處：雖然開放程度相對較高，但在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製造業頹靡不振，服務業尚未成為「頂樑柱」，城市發展越來越依賴房地產和金融行業[50]。繼香港推出16平米「蚊型」公寓之後，深圳也推出了面積僅6平方米的「鴿子籠」戶型，引發深圳等中國一線城市香港化的疑慮[51]。明報社評指出，香港經濟面對危機，應尋求與深圳合作。例如：香港負責統籌兩地的機場和交易所，深圳則主導貨櫃碼頭和科技工業園。這樣，港深兩城毋須面對行政和法律制度融合的困難，而競爭力則能迅速融為一體，成為區內經濟龍頭[52]。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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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5年5月開始，深港兩地教育局推動兩地在中小學締結姊妹學校的工作。2006年5月，首批80所深港姊妹學校在香港締結，簽訂《教育交流合作意願書》。2009年智經研究中心發表的「港深教育合作」研究報告指出，港深兩地教育功能互補，形成區域教育樞紐可提升香港競爭力[53]。至2009年，香港有40間中學及42間小學與深圳市學校結為姊妹學校[54]。2021年9月，粵港澳大灣區第一所深港教育直接融合的示範性學校——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學校開學[55]。
截至2015年底，深港兩地姊妹學校總數已達352所，居全國各地首位[56]。深港姊妹學校的交流也從校領導、教師和學生的交流互訪，擴展到兩地的家長交流。深港兩地還藉助姊妹學校平台舉辦了兩屆「深港學界慶國慶文藝匯演」，多次舉行兩地師生籃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球類友誼比賽[57]。
2012年10月11日，香港中文大學與深圳大學組建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58]。2014年蘋果日報報道稱，中大（深圳）畢業生的學位證書及畢業證書與香港中大一樣，引發了香港中大學生的不滿，後來校方承諾「中大深圳分校的學生不能擁有香港中大學生同等的權利」[59]。
關於深港學生跨境上學問題，香港特區政府強調無論是「單非」、「雙非」跨境學童，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具有平等的權利和地位。但部分香港本地居民認為，自己理應優先享受政府資源，優質教育資源應該向本地學童傾斜。而「雙非」兒童家長則認為，選擇入讀心儀的學校是自己應有的權利，特區政府不能只承認「雙非」學童的港籍身份，而在具體政策上不承認。由此引發港深居民矛盾，「雙非」學童家長被譏諷為「搶完床位搶奶粉，搶完奶粉搶學位」。[60]
另一方面，由於深圳市教育局自2012年規定，港澳籍學童不能申請公立學校，只可申請入讀港人子弟學校、民辦學校，因此有十四名雙非家長狀告深圳市教育局，要求公立學校接收港澳籍兒童入學。相關案件於2016年9月在深圳開庭，尚未有結果[61]。
交通
香港一共有14個出入境管制站地點，包括香港國際機場、羅湖、紅磡、落馬洲、落馬洲支線、文錦渡、沙頭角、西九龍、港珠澳大橋、中國客運碼頭、港澳客輪碼頭、屯門客運碼頭、深圳灣和啓德郵輪碼頭[62]。深圳有羅湖、皇崗、深圳灣、蛇口、文錦渡、深圳機場、鹽田、沙頭角、大鏟灣、筍崗10個出入境邊防檢查站和15個對外開放口岸[63]。據統計，2016年，深圳各口岸有自助查驗通道300餘條，全年自助查驗出入境人數達1.22億人次，佔全部出入境人數的51.16%[64]。
與深圳相連的香港公路口岸有落馬洲管制站（接駁深圳皇崗口岸）、文錦渡管制站、沙頭角管制站、深圳灣口岸（位於深圳境內，實施一地兩檢）、香園圍管制站等。其中，皇崗口岸於1989年建成通關，從2003年1月起實現24小時出入境通關，是深圳市除了羅湖口岸以外最繁忙的口岸。而連接深圳與香港之間的第4條跨境行車通道深港西部通道（包括港深西部公路和深圳灣公路大橋）已於2007年7月1日正式通車[65]。
1907年，廣九鐵路（廣州-深圳-九龍）開始修建，於1911年10月貫通[66]。目前重要鐵路幹線是廣深鐵路和京九鐵路，而廣深鐵路在廣州與中國鐵路大動脈京廣線接駁。經京廣線和京九線，深圳火車站有直通香港的列車12對。香港與深圳之間的鐵路站口有紅磡站（城際客運服務）、羅湖站（港鐵東鐵綫乘客專用，接駁中國大陸羅湖口岸）、落馬洲站（接駁福田口岸）。其中羅湖口岸是深圳和香港之間客流量最大的陸路邊境口岸[67]。
高速鐵路方面，廣深港客運專線的廣州南至福田段、廈深鐵路（即杭福深客運專線廈門至深圳段）已經建成[68][69]。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於2018年9月23日通車[70][71]，可通過廣深港高速鐵路廣深段接入中國高速鐵路系統網絡[72]。在香港始發站西九龍站設有內地口岸區，並派駐邊檢機關、海關、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和鐵路公安機關，實行中國內地法律。
香港共有四個跨境渡輪碼頭，分別位於香港島上環的港澳碼頭、九龍西尖沙咀的中港碼頭、屯門的屯門碼頭及機場的海天客運碼頭。
深圳主要客運碼頭為蛇口郵輪中心，併兼顧出入境檢疫。碼頭每日有大量定期航班往返香港中環、中港城、香港機場等地[73]。深圳機場碼頭是深圳的另一海上客運站點，有航班直航香港機場和香港中環[74]。
航空方面，香港國際機場位列全球最繁忙的機場第8名，而深圳寶安國際機場位列第39名[75]。深圳機場和香港機場之間的海上航班也於2003年9月通航，實現了中轉旅客的對接。
2016年7月28日，前香港天文台台長林超英稱深圳寶安機場第三條跑道即將開工建設，有可能會影響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的建設[76]。他認為「深圳機場一天存在，飛機便不能降落三跑，所以建三跑是錯誤的。」但香港民航處對此卻並不認同[77]。
人員往來
香港自清末成為英國殖民地後，除日本佔領期以外，港英政府未曾控制香港與中國內地人員的來往[註 2]。1949年1月，港英政府公佈《入境控制條例》，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1950年5月起香港要求提供出入境證件[79]，開始限制中國內地人來港[80]。從1950年代至1970代末，曾有大批內地人員偷渡前往香港[39]，國際社會曾稱深圳河為中國的柏林牆[81]。
2007年7月，部分港區人大代表向中國中央政府建議深圳戶籍人士持身份證自由訪港，以活躍香港旅遊市場，繁榮香港經濟。因此，深圳籍的市民可以獲簽一年內無限次進出香港的簽注（俗稱一簽多行），且可以使用e-道進行自助通關[82]。如今，港深之間每天有幾十萬人通過公路、直通巴士、碼頭、渡輪穿梭於兩城之間。初期香港市民前往深圳的頻次要大大高於深圳市民前往香港[83]。
2013年起，香港爆發了多次以「反水客」為名的激進事件[84]。從2015年4月13日起，內地把面向深圳居民的「一簽多行」政策修改為「一周一行」[85]。這項措施，是香港特區政府為減少赴港掃貨的內地水客數量，向內地提議的[84]。對此梁振英特首專門召開新聞發佈會解釋「一周一行」是針對內地水貨客的，不是香港人不好客[86]。然而深港矛盾並未因此緩和卻反趨劇烈[87]。
據深圳邊檢總站統計，2016年，深圳邊檢總站共查驗出入境人員2.39億人次，全年共查驗交通運輸工具1583.63萬餘輛（艘、架）次。深圳各口岸深港走讀學童日均出入境人數達到4.5萬餘人次。[64]
2020年至2022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大陸對出入境實行嚴厲的隔離措施，深港人員往來幾乎斷絕。
2023年1月8日中國大陸與香港恢復通關後，由於港幣兌換人民幣匯率持續大幅升值，且內地物價大大低於香港物價，大批香港市民前往深圳進行購物、休閒消費，與十年前大陸客大量前往香港購物的情況完全相反。
文化體藝
深圳文化受香港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影視、書刊、服飾、娛樂消閒等多個領域。香港的流行歌曲、電視連續劇、廣告以及它所展現的生活方式被深圳人所接受。[88]
深港兩地運動員歷年進行了頻繁的交流，多次在兩地舉辦了單項比賽，項目分佈廣泛，如足球、籃球、田徑、乒乓球、自行車、游泳、水球、排球、武術、棋類等 10 多項。有些項目如「深、港、穗男子少年足球賽」等已形成了傳統[89]:388。
2009年4月8日，香港國民教育中心國情教育基地在深圳市中英街歷史博物館揭牌，香港中小學生「中英街歷史文化之旅」活動同時啟動[90]。
目前深圳與香港有不少官方和民間交流的活動和組織，如「深港水墨藝術交流展」、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深港設計雙年展等[91]。2013年，香港特首梁振英出席「2013香港—深圳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開幕禮時指出，他自己上世紀70年代初到深圳協助當地的城市規劃時，絕對想不到深圳會發展成為1,000萬人口的城市，有必要進一步探索港深的密切關係[92]。
註釋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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