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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常受(Witness Lee,1905年9月3日—1997年6月9日),是一位傳道人,地方召會繼倪柝聲之後的第二位同工,出版機構水流職事站的創建者。在中國大陸時期,曾是倪柝聲同工之一,在煙台和上海等地工作;因時局關係,倪柝聲知道他的光景,着他移居海外,以後在台灣並全球各地建立了「地方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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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常受接受部分倪氏之真理教導,注重基督、靈、生命、教會,信徒的主觀經歷、在生活中對基督的主觀認識與享受,並建立基督的身體。倪氏從聖經清楚認識,教會不是一個無生命的組織,而是一個生機的身體,來彰顯基督[1][2][3]。
李常受原名李長壽,1905年9月3日出生於中國山東省蓬萊縣李家村,父親李國重在東北長春開墾,母親孫氏是蓬萊城內一個美南浸信會家庭的第三代基督徒,接受過教會學校的教育。李常受在家中排行第六,1914年母親帶着李常受與弟弟長恩遷居煙臺[4],其母靠為西教士幫傭養育子女。李常受在南浸信會小學中接受了三年多教育,至1918年被迫輟學作童工養家,同時讀夜校補習英文[5]。1923年其父病故他鄉[1][6]。其寡母出售祖產,使其得以就讀於美北長老會在煙臺毓璜頂開設的益文商專。
1925年4月,李常受19歲,正在益文商專求學期間,女傳道人汪佩真到煙臺講道,傳講《出埃及記》脫離法老轄制的信息,李常受因此接受福音,並奉獻一生[7]。李常受在中華自立會受點水洗禮,但是不久離開,此後7年,李常受在當地的弟兄會(牛頓派)聚會,學習用寓意解經的方法研讀聖經中的預言和預表,他勤讀聖經,同時還訂閱福建一位青年基督徒倪柝聲出版的《基督徒報》,開始接受倪柝聲的觀點,並在1930年接受弟兄會傳教士布納德在海中施行浸禮[8]。
1932年,倪柝聲到山東濟南、煙臺和黃縣訪問,李常受在煙臺接待他,7月,在倪柝聲離開煙臺返滬的當晚,李常受就為一位中華自立會的信徒施浸,不久,脫離原屬宗派、加入李常受家中擘餅聚會的人數增加到14人,這樣,李常受在家鄉山東煙臺建立了中國北方一處地方召會。次年,聚會人數增加到近百人,租用了聚會所,汪佩真和倪柝聲也訪問這個新成立的召會。[9]
煙臺召會的人數增加後,李常受感到需要全時間投入召會工作,但是考慮到當時召會財務供給的現實狀況,他經歷了長時間艱難的內心掙扎。1933年8月21日,李常受終於決定放棄英商仁德洋行的高薪職位,全時間投入召會工作[10]。李常受立刻受到第一份邀請,前往長春傳道,興起東北第一處地方召會[11]。當他從東北返回煙臺時,洋行經理再請李常受回去工作,並且願意給予加薪,此事讓李常受相當猶豫,但猶豫的同時又收到倪柝聲在8月17日寫於從歐洲回國航行途中的信件,也建議他全時間事奉召會[12][13]。
1934年,他移居上海,開始與倪柝聲同工。負責幫助李淵如編輯「通問彙刊」和《基督徒報》。
1935年底,倪柝聲打發李常受全家移民到天津英租界耀華里,開展北平、天津兩地的見證。年長的女同工汪佩真和他配搭,在北平協和醫院得到一批護士信徒。倪柝聲本人也很重視平、津的工作,1936年1月親往天津,釋放《正常的基督徒信仰》的信息。這一時期,李常受也前往中國西北部的山西、綏遠等省從事福音工作。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戰爭期間,交通阻斷,李常受滯留在家鄉煙臺。1940年,李常受到上海參加倪柝聲主持的友華村訓練,接受倪柝聲關於「建造召會的藍圖」,即召會實際的事奉治理規劃,回到煙臺後即照此實行,設立長老室、執事室。當時在中國各地地方教會中只有上海、煙臺二處如此實行[14]。1942年,倪柝聲由於幫助其弟弟經營中國生化製藥廠而被上海教會的同工、長老定罪並革除,有6年之久不能盡職,上海召會情形低落,不久由於日本軍方的壓力而停止聚會。在倪柝聲被革除期間,李常受繼續殷勤地積極工作,並且傳講生命樹的信息,盡力不讓上海的情形波及煙臺。自1943年1月1日起,煙臺大復興,連續聚會100天之久,有800位信徒全人奉獻,其中許多信徒移民去綏遠(今內蒙古)和東北傳福音。煙臺召會的復興震動了日本佔領軍,他們懷疑其中有政治企圖。5月,李常受被日軍拘禁一個月,此後發現他僅是一個「耶穌迷」而將其釋放。但是李常受在入獄時感染了肺結核,因此臥床休息兩年半時間。1944年10月,他秘密逃往青島,在青島教會龍山路4號聚會所休息養病兩年之久。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李常受的肺病也痊癒,但是這時山東的大部分地區為八路軍佔領,召會工作受阻;這時,張郁嵐和俞成華、汪佩真都邀請李常受南下,幫助恢復南京和上海的地方召會[15]。於是他將家眷搬到南京,自己以上海為主,兼顧南京,他在兩地傳講生命樹信息,使兩地下沉的信徒得到釋放,特別是使李淵如、張愚之、杜忠臣等同工、長老得到恢復[16]。
1947年底到1948年初,應香港、廣州、汕頭、廈門、福州各地召會邀請,李常受、汪佩真南下訪問這些召會,使得復興擴展到這些地方。另一個重要的收穫,是在福州聚會結束以後,李常受和汪佩真前往海關巷倪家[17],邀倪柝聲在福州盡講道的職事,隨後又在4月,倪柝聲接受李淵如等人的道歉,並正式在上海恢復他話語的職事,帶進了更大的復興[18]。
1948年和1949年,倪柝聲在福建鼓嶺舉辦了2次訓練,李常受則留在上海,負責建造上海教會南陽路145號聚會所。
1949年5月,在上海政局變化前夕,倪柝聲為避免地方教會同工們有可能被一網打盡,並知道李常受因受過日本人的關禁,心中對留下有所作難,他也在聖徒中,表示過一點他的看法,故此就認為他離開為宜,於是建議他前往台灣開展工作。雖然當時台灣的福音開展及基礎設施與上海相比仍有相當差距。李常受到了台灣後,未幾就在台北仁愛路買地蓋造容納300人的會所,並於1949年8月1日正式在這新會所開始聚會。由於大力開展福音運動,許多自中國大陸遷居台灣者被吸引加入地方教會,到1955年,幾年間信徒從500人增長到5萬人。教會聚會所的人數在台灣一直僅次於長老會。根據2001年統計,信徒人數為91,442人,屬於669處地方召會。其中僅台北市召會一處,擁有70處聚會所,數萬信徒。李常受在台灣也仿效倪柝聲在大陸的做法,訓練全時間事奉者。他的名著《生命的認識》與《生命的經歷》即為這一時期的著作。
1955年和1957年,英國內里生命派領袖史百克兩次訪問台灣教會,及後由於在地方教會立場問題上與李常受產生爭論,最終決裂。台灣地方教會中一批青年同工,包括史伯誠、林三綱、徐爾建、魏建章、何廣明等人,認同史百克的教會觀,及後在嘉義、台中、高雄、新竹、基隆等地,並有相當信徒擁護。李常受因此心裏極為不滿。1958年李出訪美國,回台後,終在1965年停止了他們同工和長老的職事,並指責他們分裂台灣教會。此前,約1963年,在台北編輯室服事的邵遵瀾和台灣省籍的同工張貴富先後自動離開地方教會。台灣石門水庫教會和侯秀英因為接納上述分離者,也被定罪,脫離地方教會。
而自1965年起,香港地方教會內也出現裂痕。香港教會的長老魏光禧支持李常受所謂海外工作「工頭」地位,而另一位在1949年由倪柝聲設立為香港教會的長老陳則信則認為,李常受絕非「工頭」,地方的教會是各自向主負責的,並指出李所傳講的有不合聖經真理。1970年因李從台灣抵香港,要主領特會,跟隨他者要佔用天文台道香港教會尖沙咀聚會所,促使原在那裏聚會,並反對李的,因會所之使用權出現爭執,及後並公開分裂。後來,曾與李常受在上海和美國的同工江守道也因李之地方教會誤論與李分開。
菲律賓也是1950年代李常受另一個盡職的重點地區。繆紹訓原是倪柝聲1920年代在福州時期的同工,1935年興起馬尼拉教會。自1950年起,李常受定期前去講道,並且安排服事,使馬尼拉教會興盛起來。但是繆紹訓不接受地方立場的觀點,最終馬尼拉教會在1961年分裂。而李常受的同工又向馬尼拉以外及各島嶼開展,興起數百處地方教會。
1958年和1960年,李常受訪問美國,訪問洛杉磯、三藩市和紐約的基督徒。他幫助建立洛杉磯地方教會。1962年,李常受在洛杉磯帶領特會,傳講《包羅萬有的基督》,把主的恢復帶到美國。1965年他成立水流出版社(後作水流職事站,安那翰),主要出版他和一些倪柝聲的著作和信息。他召開許多特會,主要在美國和亞洲。這一時期,為區隔召會與其他基督教團體的不同,李常受陸續重新翻譯基督名詞,如1958年的「吃喝享受主」,1966年的「呼求主名」和「直讀直禱」,1968年的普遍申言,1969年的「七倍加強之靈」,1971年「身體的基督」,1980年「神新約的經綸」等等。在此基礎上,自1974年(69歲),他開始了工程浩大持續了22年之久的解經訓練——生命讀經,到他90歲的時候。在李常受的努力和影響之下,陸續在各大洲許多國家建立了數千處地方召會。
李常受較新的觀點在1979年傳入中國大陸。地方召會中分為支持和反對的兩派。反對者中包括不參加三自的福州召會長老陳恪三,和參加三自的上海召會長老唐守臨、任鍾祥。
1984年,李常受完成新約生命讀經,有感於台灣地方教會擴展緩慢,遂由美國返回台灣,推行新路(或「神命定之路」)改制,並舉辦台北全時間訓練(1986年),推行五年福音化台灣運動。同時翻譯聖經恢復本,1987年完成新約部分。
新路改制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1987年到1989年,地方教會出現全球性的風波。美國安那翰教會長老英格斯約翰(John Ingalls)、德國斯圖加特教會長老蘇民強、香港教會長老封志理均在這時公開反對他,並且對他不處理兒子李蒙澤的道德問題而表達反對[19]。
1980年代地方教會全球性的風波剛剛過去,東歐國家和蘇聯發生政局變化。李常受抓住時機,推動美國和台灣等地信徒移民,在1991年前往開展,迅速建立許多處地方教會。
1994年2月20日,在「新春華語特會」中,年已89歲的李常受又發表了所謂聖經中的「神聖啟示的高峰」:
「神成為人,人成為神」,謂神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20]。
次年,完成全部66卷新舊約聖經的生命讀經,又對新耶路撒冷作出全新的系統解釋。在1990年代,他釋放的其他重要主題還包括神完整救恩的法理一面和生機一面、基督在祂三個神聖奧秘時期的豐滿職事、神與人的聯結(union)、調和(mingling)與合併(incorporation)[21]等,又開始被稱為「結晶讀經」的解經系列,在他去世之前完成了雅各書,雅歌、約翰和羅馬書結晶讀經。1997年2月,他在最後一次特會中,釋放了《在生命中作王》的信息。
根據李常受和倪柝聲,主的恢復至少能追溯到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並接續蓋恩夫人、新生鐸夫、摩拉維亞弟兄會、達秘和普利茅斯弟兄會,繼續恢復失落的聖經真理。在地方教會聚會的基督徒與所有基督徒都持相同的信仰:
取別於傳統系統神學的架構,李常受晚年以神的經綸這個古代教父經常使用的神學名詞來建構地方召會的神學思想。
李常受在晚年,跟隨亞他那修的榜樣,恢復宣講成神論,即神在耶穌里成為人,使人可以在基督里成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
倪柝聲和李常受二人的教導都指出,按照聖經所指明之神的心意,所有的基督徒都在一個基督裏合一且無分彼此。地方召會並非一個基督教的教會組織,各地的召會均以地方名之。依據新約聖經中的教導,為見證召會的合一,基督徒在不同地方的召會裏聚會,不應以不同名稱、宗派為依歸。按照聖經,所有新約的信徒都因着主耶穌的死,廢去了一切宗派、種族、文化、社會地位、信條或其他分別。並應按照神心所願的合一而聚集。李把這稱之為「地方立場」(見地方召會),並傳揚這種立場。
李的職事的某些部分引起一些基督徒的爭論。例如,「地方立場」的教導很難被各基督教教派所接受。李常受關於一個教會的理論多年來一直受到觀察者的批評。雖然多年以來對於李發起的地方教會與該團體的教義有諸多爭議,但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協會(the Evangelical Christian Publishers Association,以下簡稱ECPA)卻已經接納該團體為其會員。協會總裁道格·羅斯(Doug Ross)在2003年十一月證實了這一點。該團體已經被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基督教出版者協會所承認。羅斯補充說,許多水流職事站(LSM)的批評者從未坐下來與水流職事站(LSM)就着所關心的問題進行研討。羅斯敦促大家到水流職事站(LSM)設立的網站 www.contendingforthefaith.org 去閱讀水流職事站(LSM)就有關教義上的質疑所作的響應。美國富勒神學院也對李常受的教訓作出研究,認為李氏之教訓(不論是他的三一論及成神論),皆合乎歷史基督教正統的範疇。富勒神學院之研究聲明見於香港真理書房之網頁[22]。
尼爾達迪(Neil Duddy):《神人》(The God-men),1977。——1985年6月26日被美國加州的阿拉米達郡(ALAMEDA)高等法院判以誹謗罪,並處以高額罰金。
傑克·史巴斯(Jack Sparks):《彎曲心思者》(The Mind-benders),湯瑪斯·尼爾森公司出版。——1983年4月10日在美國18家最大報紙上,以《We Were Wrong》為題公開道歉,並停止該書出版,收回所有業已發行的書。
水流職事站在1999年控告發行「邪教和新興宗教百科」的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官司纏訟數年之後,2006年1月5日美國德州上訴法院裁定不受理。然而,水流職事站與相關地方教會仍向德州最高法院提起抗告。2007年2月16日美國德州最高法院基於涉及宗教論點駁回水流職事站的訴訟[23],水流職事站繼續上訴最高法院。2007年6月18日,美國最高法院駁回水流職事站的上訴,這場官司正式落幕[24]。
1970年代早期,美國專門研究異端與邪教的「基督教研究院」(CRI)將華人傳道人倪柝聲與李常受所帶領的地方教會定為「偏激的基督教團體」。到2009年12月份,基督教研究所發表題為「我們錯了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We Were Wrong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25]的文章,「基督教研究院以長達六年的第一手研究為基礎,作出以下結論:地方教會是一個真實、正統的新約基督教會」(同上),重新證識地方召會的立場。在此文的院長前言中,漢尼葛夫漢克(Hank Hanegraaff)申明: 身為基督教研究院院長,我得悉大量關於邪教、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學的資料,一向以為敝組織既致力於一流的頭手研究工作,存檔的資料應當準確無誤。已過二十餘年,此假設一再得到驗證。但並非總是如此。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曾與巴沙迪諾夫婦(Bob and Gretchen Passantino)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對地方教會進行評估,其結果竟成了日後錯誤信息的主要來源。
事實真相到了二○○三年才逐漸浮現。那時,我邀請巴沙迪諾格雷琴和米勒艾略特(Elliot Miller,《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總編輯),一同會見水流職事站的代表。在那次會晤中,我聽見他們慷慨的陳詞,逐項肯定地方教會被指控否認的真理。地方教會的代表一個接一個,用自己的話見證他們的信仰:他們相信只有一位神,卻啟示於三個永遠有別的身位;相信人永遠無法在本質上達到神格;相信「他們只不過是教會」,而並非「只有他們是教會」。
於是,我展開了一項研究計劃,其成果見於本期《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特刊中的加長版封面故事。我們不僅在美國進行研究,收集第一手資料,甚至遠赴中國大陸、台灣、南韓和英國。研究內容包括審慎地評估數以百計的書籍、文章、教會文件、影音記錄,甚至法庭文件。 我們第一手研究的結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