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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大日本帝國）宣佈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且於同年9月2日舉行投降儀式並正式簽署降書的歷史事件，標誌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式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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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帝國海軍實際上在1945年7月已無法繼續執行作戰任務，同時同盟國也不斷對日本實施包括東京大轟炸在內的空襲行動、並開始策劃入侵日本本土的沒落行動。雖然以軍事參議官會議為首的日本政府公開表示仍打算繼續堅持與同盟國作戰，然而日本高層也開始私下拜託保持中立國立場的蘇聯就和平一事進行談判，期望能盡可能爭取日本和平投降後仍處於有利的談判地位。但與此同時蘇聯則依據其在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中與美國及英國所做的承諾，開始準備計劃攻擊日本於海外佈署的部隊。
1945年8月6日與8月9日美軍分別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另一方面蘇聯則在8月8日傍晚決定單方面廢止《日蘇中立條約》並且根據《雅爾達協定》的約定準備展開八月風暴行動。1945年8月9日午夜過後已經向日本宣戰的蘇聯軍隊迅速入侵日本的殖民地關東州以及掌管滿洲地區的傀儡政權滿洲國等地，這兩項衝擊造成在8月14日時昭和天皇決定要求軍事參議官會議接受美國、英國、中國與蘇聯在《波茨坦公告》中所訂下的停戰協定，並且透過駐瑞士大使館和駐瑞典大使館來向盟軍發放消息。在經過多次幕後談判以及宮城事件後，昭和天皇在8月15日日本標準時間中午12時向日本全國以錄音電臺廣播的方式發表《終戰詔書》，宣佈日本政府決定遵從同盟國集團的無條件投降之要求[1]。
8月28日駐日盟軍總司令開始接管政權且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隨後同盟國集團便開始展開一系列日本的戰後改革，其中包括其後在1947年5月3日時公佈新的《日本國憲法》。9月2日上午10時包括日本、美國、中國、蘇聯、英國、澳洲、加拿大、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荷蘭和紐西蘭代表在停靠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戰艦上舉辦投降儀式，日本政府官員於此簽署《降伏文書》，正式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雙方的軍事行動。停戰後，同盟國平民和部隊開始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戰爭勝利紀念日[2][3]。然而一些仍於亞洲和太平洋島嶼上獨自作戰的日本指揮官和軍事人員則仍繼續堅持作戰，甚至一直到1970年代為止最後幾名士兵在得知戰爭結束的消息後才宣佈投降。而自從日本宣佈投降後，歷史學家也開始辯論針對平民投下原子彈的倫理道德問題。不過日本和西方同盟國則是在1952年4月28日時由包括日本在內的48個國家一同簽署《三藩市和約》並生效後，才正式從法律層面上結束彼此的戰爭關係；與此同時日本也結束長達7年的同盟國之軍事佔領狀態，重新恢復日本的主權行使能力。1956年日本政府才另外與蘇聯簽訂《日蘇共同宣言》結束兩國的戰爭狀態。日本投降後，也失去了自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來的所有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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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1年日本便與中國在中國東北地區有所衝突，1937年，雙方的衝突，即中國抗日戰爭，便快速擴展開來。日本藉助武力侵佔了中國大片領土。在主張對美開戰的東條英機取代反對對美開戰的近衛文麿出任日本首相後，1941年12月7日，已經佔領中國部分領土的大日本帝國軍隊偷襲珍珠港，並且迅速佔領許多亞洲地區作為自身的殖民地，隨着之後美國的參戰太平洋戰爭進而爆發。起初日本於東亞地區的戰場上獲得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但是1942年6月4日中途島海戰爆發後整個戰爭的情勢則被扭轉過來。1943年9月，軸心國領導國、三國同盟之一的意大利王國向盟軍投降，歐洲戰事被盟軍逆轉。1943年11月27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與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一同發表《開羅宣言》。內容則表示同盟國將會堅持與日本作戰直到日本願意無條件投降為止，且日本必須於戰後歸還所佔領的太平洋地區島嶼和中國之領土，另外也承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讓朝鮮自由獨立。
自從1944年開始，日本持續在西南太平洋所爆發的馬里亞納群島及帕勞戰事與菲律賓戰役遭遇失敗。在1944年7月日本失去塞班島後，曾聲稱菲律賓將是決戰地點的陸軍大將小磯國昭取代東條英機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4]:90。1945年上半年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主導下，盟軍開始計劃攻佔日本列島外圍的硫磺島和沖繩島等地，之後同盟國也隨即策劃沒落行動並將沖繩島視為入侵日本本土的中轉區（Staging area）[5]。另一方面原本從1941年因蘇德戰爭開始蘇聯僅將40個師的兵力駐紮於亞洲地區以和日本的關東軍抗衡，以防因德國及北進派唆使其北進，但是德國於1944年及1945年逐漸戰敗後蘇聯開始悄悄將原本於歐洲戰場上的部隊重新部署到遠東邊境[6]。
在進逼日本本土的同時，盟軍潛艇在太平洋的巡邏行動以及於日本近海實施的飢餓行動成功摧毀日本的商船船隊。由於日本本身並沒有出產足夠的天然資源，使得工業生產必須依賴其所佔領的滿洲、東亞地區以及荷屬東印度來進口原料物資，特別是石油等重要原料主要是依賴海外運輸來供應部隊需求[4]:87-88。同盟國部隊除了摧毀日本的運輸船隊外，同時自1944年11月開始美軍部隊也針對日本本州的工業地區展開大規模戰略轟炸，期望能夠藉此瓦解日本於戰爭時期的經濟發展，這些軍事行動也確實迫使日本對於煤、鐵、鋼、橡膠和其他重要物資的生產量只剩下戰爭爆發前的一部分[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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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先前數場戰事中大日本帝國海軍的戰艦與成員遭受大量損失，這使得日本海軍部隊已經無法繼續作為有效的戰鬥力量與同盟國作戰。而盟軍在針對吳海軍工廠展開轟炸後，日本海軍僅存的主要大型作戰艦艇只剩下6艘航空母艦、4艘巡洋艦和1艘戰列艦，儘管如此也沒有1艘能有足夠的燃料以供出航。另外，雖然日本尚有19艘驅逐艦和38艘潛艇仍保有作戰能力，但是軍艦仍然受到缺乏燃料的限制而無法使用[8][9]:363。同盟國可能隨時自九州直接入侵日本本土，作為殖民地的滿洲地區也正面臨着蘇聯的軍事威脅，在此情況下，日本軍部在報告中總結道：「我們再也不能對戰爭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唯一的途徑是日本的一億國民犧牲自己的生命與敵人戰鬥，使他們失去鬥志。」[4]:89[10]
作為阻止盟軍前進的最後一搏，日本帝國最高統帥部下令將剩餘的燃油保存下來以準備之後盟軍入侵時所進行的反擊作戰，並且計劃出決號作戰來全力防衛九州[11]。在計劃中根本上捨棄過去盟軍入侵貝里琉、硫磺島和沖繩島時日本所採用的「縱深防禦」構想，相反的這個作戰計劃將一切重點都放置在灘頭陣地上。日軍計劃在盟軍部隊正於海灘上登陸並且運補物資時派遣3,000多架特別攻擊隊戰機襲擊兩棲運輸部隊，而如果首波襲擊無法逼迫盟軍撤離海岸的話則另外派遣由3,500名敢死隊員和5,000艘震洋自殺艇及其餘驅逐艦或潛艇組成之「海軍最後的作戰艦隊」展開攻勢[9]:363。如果盟軍成功擊敗試圖防衛九州當地「最後一刻」的日軍並且進佔當地後，日軍便將最後剩餘的3,000多架戰機佈署到其他島嶼繼續阻止盟軍逼近[9]:363。同時日軍也開始在長野市市內挖掘一系列的地下洞穴以在盟軍入侵日本本土能長期抵禦，甚至還挖掘松代大本官跡提供給天皇和其他皇族居住，並計劃於此繼續指揮剩餘的部隊進行作戰[12]。
但在小磯國昭內閣準備於日本本土展開防預作戰的同時，日本政府也開始在部分戰場展開停戰的談判。1944年日本政府派遣前日本陸軍大臣宇垣一成前往中國，嘗試與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就停戰協議之交涉進行初步接觸。1944年3月，於汪精衛國民政府擔任考試院副院長的繆斌在與數名國民政府官員接觸並進行交流談後，在小磯國昭的默許下隨後代表國民政府前往日本進行停戰談判。然而在當時外務大臣重光葵並不信任繆斌所帶來的消息、以及包括東久邇宮稔彥王與梅津美治郎等其他日本高層不願重視的情況下，導致由小磯所主導的日本與中國之和平談判工作只能夠宣告破局。同時在其他日本政府官員強力反對以及日本失去菲律賓當地統治權後，小磯國昭內閣倒台，隨後由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組閣。其他各種嘗試結束戰爭的作為包括1939年日軍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少將與中國上將何柱國嘗試達成和平協議，以及1945年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和上海市市長周佛海試圖聯繫中國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等，但都由於日本政府對於中介者的不信任等因素而遲遲不願討論和平條約的簽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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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其戰爭後半段戰略決策主要由小磯國昭於1944年成立的軍事參議官會議所制定，其中會議中包含有所謂的「六大」重要軍政高層包括有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外務大臣 (日本)、陸軍大臣、陸軍參謀總長、海軍大臣，海軍省軍令部總長等人共同討論[4]:87。1945年4月7日由鈴木貫太郎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後，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包括有：
- 內閣總理大臣：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
- 外務大臣：東鄉茂德
- 陸軍大臣：陸軍大將阿南惟幾
- 海軍大臣：海軍大將米內光政
- 陸軍總參謀長：陸軍大將梅津美治郎
- 海軍軍令部總長：海軍大將及川古志郎（之後改由同為海軍大將的豐田副武接替職位）
法律上這些職位都是由日本政府自己提名後繼人選，並且名義上由日本天皇親自任命而成。然而在1936年以後日本陸軍和海軍也獲得提名（或拒絕提名）各自高層的權力，這項作法主要是因為軍方認為藉此能夠防範組織效率不佳的日本政府，或者因為一些高層的辭職而使得現有政府面臨瓦解的情況[4]:86[13]。另一方面昭和天皇與內大臣木戶幸一有時也會參與軍事參議官會議的討論，其中又以天皇的意見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意義，但是關於昭和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卻成為一個歷史問題而被廣泛討論著[4]:87。由於許多足以證實其作用的關鍵檔案都於日本投降到盟軍開始佔領期間遭到銷毀，這使得包括賀伯特·畢克斯（Herbert P. Bix）、約翰·W·道爾、藤原彰與吉見義明等人士認為天皇本人或許確實曾積極於政府幕後下達指令。不過另一部分歷史學家則依據當時1946年召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中，認為包括裕仁在內的日本皇室成員實際上並無統轄能力。對此李察·弗蘭克（Richard B. Frank）則表示說：「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正確的立場。」並且認為昭和天皇所扮演的角色更有可能是介於兩者之間[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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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戰爭的後半段，以軍方勢力為主的鈴木內閣在大多數情況下仍主張繼續與盟軍部隊作戰。而對於日本社會來說幾乎不曾想像過向他人投降，除了一方面日本本土從來沒有被他國勢力攻佔外，另一方面在自身兩千多年的日本史中，國家也從未面臨戰敗淪亡[14]。這使得在所有重要政府高層之中，只有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曾多次表示應該盡早結束戰爭的進行[4]:92。對此歷史學家李察·弗蘭克表示：
| 「 | 雖然鈴木或許已經體會到遙遠的目標仍然是要尋求和平，然而他並沒有花費任何時間安排相關的措施來實現這一目標，或者直接主張日本應該接受同盟國所提出的條件。在許多重要軍政高層會議上他本人也未曾以暗示的方式，表達他贊成日本應該早日停止戰爭……鈴木對於當時內閣成員來說的確是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但唯一的例外是他絕對不是主張和平的提倡者。[4]:91-92 | 」 |
| ——李察·弗蘭克（Richard B. Frank） |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鈴木與其他政府官員等人則聲稱他們當時仍秘密地嘗試實現和平這一目標，並且礙於社會環境的因素而使得他們不能夠公開提倡投降的想法。此外也將他們的作為以傳統日本文字中形容「隱藏的藝術與無形的技術」的「腹藝」結合，對於他們在公眾活動與幕後行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上矛盾作出辯解。然而許多歷史學家拒絕接受這類說法，其中羅伯特·比餘托夫（Robert Butow）便提到：
| 「 | 由於腹藝所呈現出來的非常模稜兩可之態度，使得如果在政治和外交場合上下意識的依賴這種「藝術上的虛張聲勢」可能只是提出內含其他意思的意見，或者是形成想要依賴或者欺騙雙方所尊重之中立國的嫌疑。雖然這種判斷作為並不符合海軍大將鈴木其備受讚譽的性格特質，但事實上從他成為總理大臣那一刻到他辭職的那一天為止，根本沒有人可以明確肯定鈴木可能會做什麼或說什麼[15] | 」 |
| ——羅伯特·比餘托夫（Robert Butow）。 | ||
事實上日本領導人一直企圖通過談判的方式來結束戰爭，在戰爭爆發前的規劃中便預期藉由迅速的領土擴張來引起美國重視，甚至直接與美國爆發軍事衝突以獲得談判上的優勢，之後便透過外交的手段來讓日本能夠繼續保有部分新佔領的土地[16][17][18]。之後在1942年時便有一部分政治家、公職人員、軍方成員與民間人士認為日軍應該在仍保有優勢的情況下結束戰爭，但是這個想法卻被想領導日本獲得戰爭勝利、以軍方勢力為首的東條英機內閣所抨擊，甚至開始大幅逮捕如中野正剛等反對派人士。1944年7月美軍可以直接對日本本土發起空襲之後，政府間對於透過談判方式來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想法才開始有所重視。1945年後日本領導高層一致認為戰爭形勢對於日本來說十分不利，但並不認為單純透過外交談判的方式便能夠成為戰爭結束的最佳方法。這樣的想法也使得政府內部分裂成2種不同的派系，其中所謂的和平派主張經由外交途徑積極說服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從中協助調停日本與美國和其他同盟國達成和解條件。而另一個強硬派成員則認為應該要等到展開「決定性」的戰役並且造成盟軍眾多多人員傷亡，同盟國自然會願意提出較為寬鬆的條件來和日本商討戰後的規劃[4]:90。這2個辦法均根據日本在1905年時日俄戰爭的經驗，在過程中儘管雙方爆發一系列高代價戰役卻遲遲無法結束戰爭，一直到關鍵性的對馬海峽海戰後，俄羅斯帝國才願意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協調下簽屬《樸茨茅夫和約》[4]:89。
不過在1945年1月底，日本天皇身旁一些政府官員便開始試圖推出仍能夠繼續維持天皇地位的和平投降條款來結束戰爭[19]。這些建議很快便經由不同管道送給英國和美國政府商討可能性，其中陸軍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這些要求總結到多達40頁的檔案中，並在雅爾達會議的前2天交給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審視。然而根據之後報告則指出檔案在提交給羅斯福手上後便遭到退回，這使得包括天皇地位受到保證等等所有建議並沒有獲得充分討論，同一時期盟軍的政策中羅斯福則提議訂為只願意接受無條件投降這框架內[20][21]。另外這些表示日本天皇可能接受成為一名傀儡統治者以保留其身分地位的建議，也遭到在日本政府內部仍保有強大勢力的軍方成員強烈反對。而在5月21日發送給所有日本外交官的訊息中，外務大臣東鄉也否認日本曾向美國和英國提出任何和平建議，因此這項舉動通常並不被視為日本正式表達投降的意願[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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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前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公爵在提出《近衛上奏文》給日本天皇裕仁以分析形勢，在內容中主張日本政府應該要向同盟國投降，否則持續戰爭的結果有可能導致最後日本遭到蘇聯軍隊的佔領。同時近衛文麿在備忘錄中也提到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的話，也可能會讓皇室面臨更為危險的國家內部革命之處境，甚至最後日本只能因為這樣而結束整場戰爭[22]。然而根據待在天皇身旁的侍從長藤田尚德其日記則指出當時天皇回答日本仍然在尋找「決戰」的時機，並且提到除非日本再取得1次軍事上的勝利、否則尋求和平的作法仍過於提早且草率[23]。之後憲兵部隊在獲知消息後，決定陸續逮捕吉田茂、岩淵辰雄與殖田俊吉等反對戰爭繼續進行者。而在同一時間，日本相關部門也開始撰寫有關盟軍所要求「無條件投降、佔領、裁軍、消除軍國主義、民主改革、懲罰戰爭罪犯以及撤除天皇地位」的應對政策[24]:39。其中盟軍特別強調戰後日本必須撤除武裝、由盟軍實施軍事佔領並且懲治日本戰爭罪犯，但更多日本高層無法接受同盟國要求撤除天皇地位這種「破壞國體」的作法[24]:39,68[4]:291。
1945年4月28日，意大利社會共和國領袖墨索里尼被游擊隊俘獲並槍決。2天後，已經攻入柏林的蘇聯紅軍逐漸逼近德國總理府，元首希特拉自殺身亡。5月2日，意大利和德國部隊在意大利北部向盟軍投降。5月8日，德軍最高統帥部部長凱特爾和參謀長約德爾在德國弗倫斯堡政府的總統鄧尼茨的命令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歐洲戰場的終結令大日本帝國成為同盟國最後僅存的敵對勢力，盟友的投降令日本軍方高層已相信這場戰爭已沒法勝利。6月9日，天皇親信之一的木戶幸一侯爵撰寫《控制危機局勢的計劃草案》，警告到了1945年年底日本將沒有能力繼續進行現代化的戰爭，甚至政府也有可能無法制止社會爆發動亂[4]:97。他也提到：「我們不能肯定將來不會重蹈德國的命運並且解決其他不利的情勢，我們將無法實現我們最高的目標，甚至連維護皇室和國家政體都做不到。」[4]:97[25]木戶建議天皇本人應該要主動採取行動，認為透過提供「非常慷慨的條件」來讓日本早日結束戰爭狀態。對此木戶提出只要歐洲國家願意保證其殖民地能夠獲得獨立的話，日本將會放棄過去在戰爭期間所佔領的領土，同時日本也同意在同盟國監督下解除絕大多數武裝並且「只保留有最低限度的防守能力」。在天皇的授權下木戶開始接觸一些軍事參議官會議成員並詢問想法，其中東鄉本人非常支持這個看法、鈴木和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則抱持謹慎的態度表達支持，不過實際上每個高層都想嘗試推敲其他人對於之後的想法。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大將則對於木戶的建議抱持極為矛盾的態度，並且堅持所有外交談判必須等到決號作戰中「美國蒙受龐大損失後」才能進行[4]:97-99。
但是6月21日時由於日軍部隊於沖繩島戰役中再度戰敗，使得天皇開始對日本是否能夠達成軍事勝利的想法失去信心，同時也了解到駐守在中國的關東軍、日本海軍以及負責保衛本土島嶼的陸軍並無法有效阻擋盟軍的攻勢，以及國內正面臨着石油與糧食短缺的問題[4]:100。在收到東久邇宮稔彥王的報告之後，昭和天皇得出結論表示：「不光僅僅是海防，保留從事本土決戰的各師也沒有足夠數量的武器使用[4]:100[26]。」而根據天皇之後的講話中也提到：
| 「 | 有人告訴我說，我們製造鐵鍬的鐵是從敵人投下的炸彈爆炸過後的碎片製成的。這再度證實我的認知，我們不再有能力繼續打這場戰爭[4]:100[26]。 | 」 |
| ——昭和天皇 | ||
7月9日時，西方同盟國部隊也已經確認入侵日本本土之奧林匹克行動的細節，其中預計佔領日本列島其九州島南部約三分之一左右的領土，在完全控制九州南部地區後便與沖繩島作為隨後入侵行動的集結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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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蘇聯正式宣佈將不再續簽諾門罕戰役後於1941年時所簽署長達5年的《日蘇中立條約》[27][28][29]。不同於日本政府突然獲知這項消息，西方同盟國則已經於1945年2月召開的雅爾達會議會議中獲知蘇聯將會在東線戰場結束後向日本宣戰。雖然在法律上的觀點來看，蘇聯宣佈不再續約《日蘇中立條約》後其仍然有長達1年的生效時間，也意味着蘇聯在1946年4月5日以前仍然必須抱持中立態度[27][28]；但是蘇聯撤銷條約簽署的強烈語氣仍然暗示蘇聯並未放棄展開作戰，這也使得日本高層對於蘇聯的舉動格外關注[30][31]。對此包括東前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廣田弘毅與日本駐蘇聯大使佐藤尚武多次詢問蘇聯政府相關問題，而蘇聯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以及蘇聯駐日大使雅科夫·馬利克則多次對日本政府保證說：「在這段期間條約的效力仍然沒有結束[32][33]」。
1945年5月所召開的一系列軍政高層會議上，軍事參議官會議首次針對戰爭結束的方式進行討論，但是對於同盟國所提出的條件並沒有成員表示接受[4]:93@。由於任何公開支持日本投降的人士均可能遭到狂熱派軍官暗殺，這使得所有高層會議均暗中獨立進行，而除了軍事參議官會議成員、天皇和內大臣外並沒有允許其他高階軍官參與討論[4]:93。在會議當中，外務大臣東鄉茂德認為包括羅斯福與邱吉爾等西方同盟國可能已經對蘇聯作出種種讓步，並且希望蘇聯能夠加入對日本的戰爭中[4]:95。對此會議中得出結論並授權東鄉透過外交談判的方式，讓蘇聯繼續依照《日蘇中立條約》的內容繼續保持中立的態度，甚至期望將美國視為下一個可能敵人的蘇聯政府願意與日本結盟[4]:93-94。
然而為了維護日本政府所抱持的立場，東鄉在《1944年革命紀念演說》中仍然稱呼史達林為「侵略者」，同時以大日本帝國陸軍為首的日本軍方人士也不斷反對日本政府與蘇聯達成和平協議，例如陸軍大臣阿南惟幾便以「日本還沒有失去自己本土」為由反對透過外交手段來讓戰爭結束，並且認為軍方有能力針對嘗試登陸九州的美軍部隊嚴重打擊[34]。在6月6日召開的一系列軍事參議官會議上開始就「國體維護和領土防衛」進行討論，在東鄉表示反對、其他成員表達支持的情況下由軍方工作人員印製題為《在今後的戰爭中應遵循行為的基本政策》的文件，內容則指出日本人民並不會向同盟國宣佈投降而是選擇繼續戰鬥到滅亡[4]:96。但儘管將《在今後的戰爭中應遵循行為的基本政策》作為之後繼續戰爭的指導原則已經計劃於御前會議正式採納，然而內大臣木戶幸一、東鄉與海軍大臣米內光政也擔憂這項舉動會讓戰爭無止盡的被延長，並且開始就透過蘇聯進行外交談判的方式進行準備工作[35]。而鈴木在同一次會議上也提交有關政府對於蘇聯外交態度的建議，認為日本政府應該抱持着文件中所提到的看法：
| 「 | 蘇聯應當清楚地知道由於我們保持中立的緣故，早就因為戰勝德國而欠了日本人情。而將來蘇聯幫助日本維持其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會變成他的優勢之一，因為在未來美國將會變成他們最大的敵人。[36] | 」 |
6月22日天皇召見軍事參議官會議成員進行御前會議，首先便不尋常地表示：「我渴望一個能結束戰爭並且不受到現行政策阻礙的具體計劃，我們應該迅速研究這一計劃並為了貫徹落實而付出努力。」[4]:102而在這之前昭和天皇便同意木戶幸一所提出透過蘇聯來讓戰爭提早結束的想法，並在會議中建議日本政府應該盡早與蘇聯領導階層就停戰一事進行談判[37][38]。這使得在這次會議中政府高層同意另外透過外交手段來避免蘇聯提早違背《日蘇中立條約》的內容並入侵滿洲地區，並且希望蘇聯能夠協助充當日本政府的代理來說服美國和英國等西方盟國與日本進行談判，此外日本政府也希望能藉此避免在戰爭結束後的和平條約談判面臨孤立情況。之後東鄉與廣田弘毅便多次與蘇聯大使雅科夫·馬利克進行會議討論，但是對於「戰爭結束提議」的具體內容卻始終無法立即確定。但為了能引起蘇聯政府高層注意日本政府也提出許多條件來促使蘇聯與之合作，其中在最後一次與馬利克會談中甚至拋出滿洲國中立化的議題提供參考[39]，然而馬利克則回應說會提報給蘇聯政府來作為重要參考依據[40]。
6月30日，東鄉告訴日本駐蘇聯大使佐藤尚武試圖與蘇聯建立「牢固和持久的友好關係」。佐藤決定先與蘇聯代表討論有關滿洲地位的處理問題，並且一一和任何「蘇聯提出的事情」進行交涉[4]:221[41]。然而蘇聯政府在推敲出日本政府的想法後，暗中決定一方面繼續履行與同盟國所達成的協定，另一方面也藉由拖延戰術的方式來引導日本提出更多實質上的好處。7月11日時佐藤在會見蘇聯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但是雙方在會談之中並沒有任何結果。7月12日，東鄉指示佐藤告訴蘇聯：
| 「 | 天皇陛下已經注意到一個事實，也就是目前的戰爭每天都帶來更加龐大的罪惡並犧牲交戰國人民之生存的權利。他發自內心渴望戰爭可以很快終止，但只要英國和美國堅持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大日本帝國別無選擇只能夠動員所有的力量，來為祖國的榮譽和存在奮鬥到底[4]:222-223[42][43]。 | 」 |
另外天皇在7月7日的書信中詢問東鄉是否應該要派遣特使來與蘇聯進行交流，對此東鄉建議邀請近衛文麿作為日本特使。7月12日時天皇正式任命近衛為特使，隨後外務省向日本駐蘇聯大使館指示說向蘇聯政府表示日本即將派遣特使來就停戰一事進行討論，然而最終近衛仍無法在波茨坦會議展開前率先抵達莫斯科進行談判[40]。佐藤向東鄉表示事實上針對日本「無條件投降或與之相等的條件」極有可能被提出，並且認為東鄉要傳遞給莫洛托夫的訊息並不是十分明確，尤其是政府和軍方始終對於結束戰爭的意見並沒有具體建議，進而質疑東鄉的倡議是否獲得日本其他權力核心重要成員的支持[4]:248-250[44][45]。對此7月17日東鄉回覆說：
| 「 | 雖然權力核心以及政府仍相信我們的戰爭實力還可以對敵人提供相當大的打擊，但我們不能對此感到絕對的放心……但是請大家特別注意，我們並不尋求蘇聯根據無條件投降這類的條款來進行調解工作[4]:227[46]。 | 」 |
| ——東鄉茂德 | ||
而在回覆中東鄉亦澄清道：「不用說我眼前的訊息並沒有無條件投降或者與之相當條款的提出，我所能想到不同意的問題便是在於如何維護皇室[4]:229[47]。」7月21日，在內閣會議上發言時東鄉則重複表示：
| 「 | 關於無條件投降這件事，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也不能同意。……這是我們正在尋求和平所要避免的情況……而這要透過蘇聯來斡旋。……同時從國內外各種因素和角度來看，立即宣佈一個具體且能接受的條款亦不利我們，我們也不可能這麼做[4]:230[48][49]。 | 」 |
| ——東鄉茂德 | ||
然而美國的破譯員在很早之前便已經破解大部分的日本密碼，這其中也包括日本外務事務科高層為外交信函所使用的紫色編碼。因此在東京和日本各駐外大使館之間消息往來的同時，盟軍也間接獲知日本高層想與相關收件人所要傳達的資訊[50]。另一方面儘管包括瑞士、瑞典和梵蒂岡等中立國家皆表示願意為提早落實和平來作出努力，但軍事參議官會議成員認為這些中立國本身地位並不足以向盟軍提出修改過的投降條款，或者是成為代表日本政府其接受或者拒絕條件的有效管道[4]:94。而儘管瑞士曾安排戰略情報局艾倫·杜勒斯分別與駐當地陸軍中將岡本清福、海軍中佐藤村義郎和外交官加瀨俊一獨自進行談判[51][52]，而駐瑞典軍官小野寺信則曾透過納粹德國於當地黨衛隊保安服務處的負責人華瑟·施倫堡（Walter Schellenberg）與貝爾納多特王朝成員獨自討論[53]。但是由於東鄉決定將所有談判重心完全放置於蘇聯政府上，在不信任其他願意協助日本與同盟國談判之國家的情況下使得這些討論都無法繼續進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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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3年11月到12月召開的德黑蘭會議上，蘇聯便同意在擊敗納粹德國後便會參加對於日本的作戰行動。而於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美國則表示願意作出種種讓步，以確保蘇聯能夠實現在德國投降後3個月內、另外向日本宣戰的承諾，這使得蘇聯政府對於日本的提案並沒有想過其必要性。就遠東政策來說，蘇聯更加重視其國土自身的安全議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在於未來是否能夠不受限制地進出太平洋[55]。蘇聯首要目標計劃從太平洋沿岸全年無冰區的海參崴等地分別從空中和海上封鎖庫頁島和千島群島，期望能夠藉由獲取當地領土從而確保能夠自由進出拉彼魯茲海峽[56][57]。蘇聯的次要目標則是佔領租賃使用的東清鐵路、南滿鐵路、大連和旅順口區等地[58]。
為此史達林和莫洛托夫一方面繼續與日本進行談判討論，讓日本片面地希望蘇聯能夠進而協助戰爭往和平發展[59]。同時在與美國和英國的外交往來中蘇聯則堅持要嚴格遵守《開羅宣言》，並且重新肯定雅爾達會議中盟軍根本上不接受與日本單獨或有條件和平投降的承諾，這也意味着日本必須向所有同盟國宣佈願意無條件投降。而為了能夠延長戰爭繼續進行，蘇聯多次反對同盟國嘗試取消這項要求的想法[59]。這使得蘇聯能獲取更多時間將部隊從西線轉移到太平洋戰場上，並且準備向滿洲國、內蒙古、朝鮮、庫頁島、千島群島等地發起進攻，甚至期望能進一步從留萌市開始佔領北海道當地[60][4]:279。而雖然在5月和6月期間，駐葡萄牙和瑞士的軍官便向日本警告說蘇聯正在準備對日本作戰的情報[61]；同時如淺井勇中佐等海外武官助理也趕緊返回日本，向日本關東軍總司令部報告蘇聯開始透過西伯利亞鐵路將部隊運往遠東地區。然而由於軍方與外務省彼此之間並沒有分享情報的慣例，這使得外務省在談判時並沒有將這些報告結果列為考慮因素之一[62]。
1939年，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利奧·西拉德交給美國總統羅斯福信件，內容警告德國可能已經在研究並嘗試開發出核武器，因此要求美國必須盡快資助相關研究並且發展核武器。羅斯福同意這項要求並且發起被列為最高機密的曼哈頓計劃，由萊斯利·格羅夫斯（Leslie Groves）中將負責研究計劃的管理、由羅伯特·奧本海默負責提供相關技術的研究方向。最後在1945年7月16日時，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在三位一體核試成功爆炸。
當曼哈頓計劃即將結束之際美國軍方高層也開始考慮如何使用原子彈，為此格羅夫斯成立目標選定委員會並先後在1945年4月和5月間制定出炸彈的目標清單。為了能夠針對原子彈所造成的損害進行準確的評估，這些被規劃為可能的轟炸城鎮被要求過去不曾遭到美軍戰略轟炸[63]。最後委員會選出18個日本城市作為原子彈的轟炸目標，其中依照順序由上到下分別有京都市、廣島市、橫濱市、小倉市和新潟市等地[4]:254[64]。但是由於美國戰爭部長亨利·劉易斯·史汀生過去渡蜜月時曾拜訪京都當地，並且知道此地對於日本文化和歷史上的意義，在其強烈堅持下京都從轟炸名單中遭到去除[65]。
5月後繼任成為美國總統的哈瑞·S·杜魯門批准組建臨時委員會（Interim Committee），其任務便是作為一個諮詢小組向杜魯門報告有關原子彈的最新情況[64]。臨時委員會成員包括有喬治·L·哈里森（George L. Harrison）、萬尼瓦爾·布殊、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卡爾·泰勒·康普頓、威廉·克萊頓和拉爾夫·奧斯汀·巴德（Ralph Austin Bard），另外還包括有奧本海默、恩里科·費米、歐內斯特·勞倫斯和阿瑟·康普頓等科學家擔任顧問一職。在6月1日的報告中臨時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應該在沒有事前警告或者演習的情況下，盡快使用原子彈攻擊被許多工廠工人居所包圍的兵工廠[66]。然而臨時委員會其主要的任務並不包括規劃原子彈的使用，而是將重點放在原子彈轟炸後應該如何處理其後續效應[4]:256。隨着許多科學家在參與該計劃並且提出自身看法後，臨時委員會根據弗蘭克報告書（Franck Report）的內容重新審視炸彈的使用問題。在6月21日的會議上，臨時委員會重申除了使用原子彈結束戰爭外，美國並沒有其它方案能夠選擇[4]:260。
1945年7月16日至8月2日期間，同盟國主要國家的領導人召開波茨坦會議，與會者及各國代表分別有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史達林、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期間由於政黨輪替改為艾德禮）和美國總統哈瑞·S·杜魯門。雖然波茨坦會議主要是商討戰爭結束後歐洲事務的處理事宜，但同盟國也在會議上討論針對日本戰爭問題這一部分。在會議進行前杜魯門便已經獲悉原子彈於三位一體核試驗中獲得成功，並且將武器的開發訊息與英國代表團討論這項訊息。然而原子彈測試的成功也讓美國代表團重新考慮蘇聯參與對日本作戰的必要性，並且就德黑蘭會議與雅爾達會議中所給予的承諾是否明智引發討論[67]。最後美國代表團認為首要考慮的事情是如何縮短戰爭並減少美軍傷亡，而這與蘇聯可能干涉地區的發展應該被歸類為2件事情看待。但美國代表也擔心蘇聯可能會推翻雅爾達會議中的協定而加以佔領他處領土，而之後可能付出的傷亡代價便可能難以估計，並且擔憂蘇聯可能會要求如同德國戰後處理一般在日本劃分勢力範圍[68]。而在波茨坦會議中蘇聯代表團也提到近衛嘗試展開談判的事情，對此英國與美國代表仍要求蘇聯必須遵守對日本宣戰的協議，而蘇聯代表則表示會將日本所提的條件擱置並且繼續執行同盟國的協定。不過杜魯門在會議中也始終不向蘇聯領導人史達林透露美國已經獲得高殺傷力新武器的消息或者暗示，然而美國此時並不知道蘇聯情報部門早在曼哈頓計劃初期階段便已經滲透到其中。但雖然史達林很早就知道原子彈的存在，但是對於其研發與使用的可能性並沒有留下太深印象[69]。
波茨坦會議中決定另外發佈同樣名稱《波茨坦公告》，在聲明中再度確定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並且重新釐清日本天皇和裕仁本身的地位問題。對此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彼此抱持着不同意見，其中美國希望廢除天皇的地位並且堅持將其列為戰犯看待，而英國則認為同盟國應該要保留日本天皇的傳統並且由裕仁繼續擔任。《波茨坦公告》的聲明草案一直不斷遭到多方討論修改，最後才有同盟國個重要國家都能夠接受的版本[70]。
7月26日，美國哈瑞·S·杜魯門、英國溫斯頓·邱吉爾和中國蔣中正依照1943年《開羅宣言》的內容為基礎共同發表《波茨坦公告》，宣佈日本必須接受最後通牒的內容來向同盟國投降，並且警告說：「我們不會偏離這些條款，這之外也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們將刻不容緩執行條款的內容。」其中與日本投降後相關的聲明規定包括有：
- 欺騙和錯誤領導日本人民踏上征服世界道路的權威機關和影響力人物將會被永久剔除，同時也不容許軍國主義的存在。
- 日本統轄的的領土必須由同盟國指定，並且在戰爭結束後改由同盟國進行管轄。
- 依照早先《開羅宣言》中聲明意旨將使朝鮮獨立以及臺灣歸還中華民國，以及日本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來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皆被剝奪。
- 《波茨坦公告》限制日本主權僅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以及其他由同盟國所決定的小島嶼。
- 日本軍隊必須完全解除武裝。
- 由嚴格的司法機構來找出所有戰犯並且以法律途徑進行審判，這也包括那些殘酷對待同盟國戰俘者。
另一方面在聲明中也提到:
- 同盟國並不會將日本視為應該被奴役的民族或者是應該被消滅的國家，反之日本政府應該要撤除所有阻礙日本人民強化並恢復自身民主意願的障礙，同時對於言論、宗教、思想等自由與其他基本人權議題應該要給予重視。
- 日本允許保留其工業技術來以維持自身的經濟發展，並且得以藉由實際的貨物來當作戰爭的賠償，但是對於能夠製造強化自身武器裝備的工業則應該嚴格管理。另一方面，日本也應該能夠被允許加入國際性的貿易市場中。
- 當《波茨坦公告》中的目標已經陸續實現，而且日本人民也根據自己意願成立一個傾向和平且責任的政府後，同盟國派遣的佔領部隊應該立即從日本本土撤出。
而除了在《波茨坦公告》後半段提出戰爭結束後處理日本的方式，在聲明的最後一條條款中才提到「無條件投降」的框架：
- 我們呼籲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日軍所有武裝力量願意無條件投降，並在下達這項決定後以行動的方式表達誠意並提供適當的各種保證。而如果拒絕這項要求的話，日本所選擇的便是迅速且徹底毀滅。
在《波茨坦公告》中特別在聲明內沒有提及到任何有關「日本天皇」的條文，然而這也意味着同盟國可能將天皇本身列為「錯誤領導日本人民」的角色，甚至是將其視為戰爭罪犯來看待。另外關於「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這一部分，也讓日本政府認為同盟國暗指將會撤換當前政府成員與取消日本天皇的地位。另外在最後一項聲明所提到「即將迅速完全毀滅」內容中，則被認為可能是為了要含蓄地警告美國已經擁有原子彈[71]。
7月27日時，日本政府一方面仍希望蘇聯協助日本與同盟國展開調解工作，另一方面也開始考慮如何回應《波茨坦公告》的內容。軍事參議官會議中的4名軍方成員表示應該要直接拒絕聲明的內容，但東鄉說服內閣與議會成員在外務省確認蘇聯看法前不要立即公開否定聲明的內容，但是蘇聯卻對於日本詢問的回應則仍然是「暫時沒有評論」。日本駐瑞士大使加瀨俊一在電報中指稱日本認為無條件投降只適用於大日本帝國軍隊本身，而不應該是套用在日本政府或者人民身上。他表示日本應該要仔細理解《波茨坦公告》中各國政府簽字部分所出現「大量思想立場」的細膩辭句，並且也提到「他們似乎已經盡全力在各個問題上給我們面子[72]。」第二天日本報紙則報導日本政府拒絕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內容，然而與宣言相關的條文內容已經透過盟軍廣播和空投單張的方式散佈到日本各地。為了試圖控制公眾對於《波茨坦公告》的看法，鈴木在會見記者時表示：
| 「 | 我認為這份聯合宣言是在開羅會議中提出的宣言翻版，對於所有政府機關來說它並不附帶有任何重要的價值。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在沉默中殺死它，我們不會多做任何事，但也敦促各位奮戰到底將會為戰爭帶來勝利[4]:234。 | 」 |
| ——鈴木貫太郎 | ||
其中在日語中所使用的「默殺」一詞就其字面上的含意是指「沉默的殺死」，然而日本政府在回應《波茨坦公告》使用這一不準確的詞語，除了讓字句的翻譯範圍可以從「忽略」到「蔑視處理」都能夠通用，實際上也表達日本政府對於自身回應所特意留下的解釋處[4]:234。不過鈴木最後一句聲明則被日本國內和海外媒體錯誤認為是對於《波茨坦公告》內容表達拒絕的態度，稍後日本政府也沒有透過其他公開聲明或者經由外交管道來改變大眾觀點、或者對於這項說法進行解釋，最後這兩者加起來使得同盟國集團認為日本已經徹底否定《波茨坦公告》的要求。
7月30日，駐蘇聯大使佐藤在報告中寫到史達林很可能就日本問題這一部分，已經與其他西方同盟國（Western Allies）達成協議。他並說到：「如果我們要防止蘇聯參與戰爭的話，除了立即無條件投降外別無選擇。」[4]:236[73]」8月2日，東鄉則寫信給佐藤表示：「這應該不會很難理解……我們要在敵人登陸日本本土前結束這場戰爭所擁有的時間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國內也很難馬上確定具體的和平條件[4]:236。[74]」
美國政府原本希望在存備更多原子彈後才開始對日本城鎮進行轟炸，然而蘇聯遲遲不向日本宣戰逼使得哈瑞·S·杜魯門只能夠提前使用原子彈投入作戰。8月2日時，杜魯門與美國軍方高層決定取消由同盟國自己修改投降條件、入侵日本九州的軍事行動或者是等待蘇聯向日軍宣戰等替代方案，且撤回原本對核武器的測試計劃而直接投入攻擊日本[75]。8月6日早上，由保羅·蒂貝茨上校駕駛的艾諾拉·蓋號B-29超級堡壘轟炸機在本州西南部城市廣島市上空投下小男孩原子彈。整整一天大量且混亂的報告隨即被送到東京都，內容則多提及廣島成為美軍的空襲目標並且在「瞬間閃光和強力爆炸」下夷為平地。當天晚上，美國總統杜魯門於廣播中宣佈美國首次使用原子彈投入作戰，並且承諾：
| 「 | 現在，我們準備以更快的速度徹底地抹掉日本任何城市在地面上的每一個生產企業。我們將摧毀他們的碼頭、工廠和通訊設施。這里不要有什麼誤解：我們要徹底摧毀的是日本發動戰爭的能力，而不是消滅日本民族……如果他們現在不接受我們的條件，等待他們的將是從天而降的毀滅之雨，這個星球上從未見過的那種毀滅之雨……[76] | 」 |
| ——哈瑞·S·杜魯門 | ||
由於過去日本陸軍和海軍都有各自獨立的原子彈研究計劃，因此日本早已經知道原子彈的製備是一項極為困難的工程。這也使得日本高級官員對於核武器的理論與應用可能性並沒有多大爭議，但是根據先前收集的資料使得他們最初並不相信美國已經解決種種製造問題而擁有原子彈。8月7日日本官方調查人員首次對外發表報告表示廣島遭新型炸彈擊中，隨後8月8日時則由有未精三中將帶領調查小組前往廣島了解實況，同時也證實廣島並非遭到鎂彈或者液態氧彈等不同的武器所攻擊而造成大爆炸[4]:270-271。對此海軍軍令部總長豐田副武上將則認為即使美國已經生產出1枚，應該也不可能有更多資源來製造第二枚原子彈[4]:270-271。然而美國的戰略家則預期到如豐田等人對於廣島轟炸的反應，計劃在短時間內接繼投下第二枚原子彈進行轟炸，來讓日本政府相信美國有大量的原子彈供應能夠使用[64][4]:283-284。
在廣島遭到嚴重破壞2天後東京已經收到許多詳細報告，但同一時間日本政府也召開舉行會議重新審視國際局勢的變化。另一方面由於事前便得知美軍擁有原子彈的消息，使得史達林決定繼續按照原定計劃來準備對日本的作戰。8月8日晚間10時蘇聯突然向日本駐莫斯科大使佐藤提交宣戰書，2個小時後蘇聯紅軍隨即發動攻勢八月風暴行動攻入朝鮮、滿洲與其他中國東北地區，此外也針對千島群島發起登陸行動[77]。然而為了報復過去旅順會戰日軍偷襲的行為，蘇聯故意不向佐藤提供電報設施來通知蘇聯的宣戰宣言，甚至還切斷大使館與東京的電話線路。一直到8月9日凌晨4時，日本政府才從莫斯科的電台廣播中得知蘇聯已經廢止《日蘇中立條約》並且向日本宣戰的消息[78][79]。
美國投下原子彈轟炸廣島以及蘇聯入侵滿洲的「雙重衝擊」對總理鈴木和外務大臣東鄉茂德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兩人一致同意日本政府必須立即結束這場戰爭[80]。但是大日本帝國陸軍的高階將領則忽視相關情報內容並且嚴重低估蘇聯部隊所發起的攻擊規模，在主張展開決戰的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大將支持下，陸軍決定準備於日本實施戒嚴並且停止任何爭取和平的嘗試作為[4]:288-289。對此昭和天皇命令木戶幸一迅速控制社會局勢，並且提到：「蘇聯已經宣戰，今天開始對我們採取敵對行動[81]」。
上午10時30分日本政府召開軍事參議官會議，其中在這之前與天皇討問過後的鈴木表示日本不可能繼續進行戰爭。東鄉茂德則說日本可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條文內容，但是同盟國必需保證天皇的地位。海軍大臣米內大將則表示必須盡早提出相關的內容請求，否則日本政府將不能獲得更好的待遇籌碼。上午11時後不久，會議中隨即傳來消息指出九州西海岸的長崎市也已經遭遇美軍博克斯卡投擲第二顆原子彈胖子。等到會議結束時，軍事參議官會議大致分裂為3人對3人的場面。鈴木、東鄉以及米內贊成東鄉所提出以《波茨坦公告》為基礎，另外向同盟國提出1個附加條件的作法；而阿南、梅津美治郎和豐田海軍大將則堅持同盟國必須進一步修改《波茨坦公告》的內容，並且要求由日本自行解除武裝、自行就戰爭罪行來進行懲處，而同盟國部隊也必須承諾不會佔領日本本土[4]:290-291。
8月9日下午2時30分，所有內閣成員與大本營開始就投降事宜召開會議進行討論。由於軍事參議官會議本身態度上也出現分歧，這使得無論是東鄉還是阿南的作法也始終無法吸引多數人的支持[24]:207-208。其中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對其他內閣部長表示先前在酷刑的審訊之下，美軍P-51飛行員馬庫斯·明德（Marcus McDilda）便曾告訴他美國擁有100枚原子彈，而「在未來數天內」東京和京都都將會被轟炸。然而實際上飛行員明德自己對於曼哈頓計劃一無所知，為了免除酷刑他便以謊言簡單地告訴審訊員他們可能希望聽到的資訊，這也讓他被列為高度優先的囚犯而暫時免除斬首的刑責[82]。而實際上美國有可能不得在8月19日準備動用第三枚原子彈，並於1945年9月準備投下第四枚原子彈[24]:298。其中第三枚炸彈則極有可能被選擇拿來攻擊東京，其中在日本之後宣佈投降幾個小時前杜魯門與愛德華八世和約翰·貝爾福（John Balfour）進行討論，杜魯門便曾表示「十分可惜，他現在別無選擇只能下令將原子彈投往東京。」[4]:327
內閣會議於下午5時30分宣佈休會，但是對於投降的方法仍然沒有達成共識。第二次會議時間則從下午6時持續至10時結束，但是各方成員仍然是沒有達成共識。在第二次會議之後鈴木和東鄉會見天皇，鈴木提出臨時召開御前會議的辦法，將時間訂在8月9日至8月10日午夜召開[24]:209。鈴木在御前會議中提到阿南建議數個條件，並且希望能夠透過御前會議協商過後能夠整理出一致的看法。這次會議中許多御前會議成員陸續發表自己的看法，其中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男爵便提到日本不但可能無法保衛自己本身，同時還提到如糧食短缺等國內問題。然而在經過討論後御前會議仍然遲遲沒有達成共識，最後在8月10日凌晨2時鈴木主動要求裕仁天皇由他來決定之後的作法。雖然當時有關的對話並沒有以文字記載，但從參與者回憶中天皇發表聲明表示：
| 「 | 朕已經認真考慮此時國內外的情況，所得出的結論認為繼續戰爭只是意味着國家的毀滅和全世界流血的延綿和殘酷，朕不忍心無辜的人必須再受苦更久的時間了。……那些主張繼續展開敵對行動的人告訴朕，在6月底前新成立的師團將被配置在（東京以東）的要塞陣地，準備迎戰試圖登陸的侵略者們。但現在是8月了，許多防禦工事仍還沒有完成。……有些人說，民族生存的關鍵在於本土的決戰。但過去的經驗表明，計劃和實際效果之間一直抱持着差異，朕不認為差距到九十九的事件可以獲得改善。也由於這只是事件的外表樣貌罷了，吾人如何能擊退侵略者呢？……不言而喻，朕無法接受看着勇敢和忠誠於日本的戰鬥人員被迫解除武裝，同樣朕無法忍受為朕忠實服務的人們因為煽動戰爭的罪名而受到懲罰。然而，時間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朕強吞下眼淚，根據外務大臣的概述基礎上宣佈接受同盟國的建議[4]:295。 | 」 |
| ——昭和天皇 | ||
而按照陸軍中將池田純久和海軍中將保科善四郎的回憶則提到，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稍後便轉向天皇詢問說：「陛下，您還要為這次失敗承擔責任。你這樣如何對在皇居內英勇精神的帝國創始人以及其他皇室祖先作道歉？[83]」當御前會議宣佈結束後，鈴木要求所有內閣成員接受天皇所表達的意願。從8月10日清晨起，外務省開始透過瑞士聯邦外交事務部和瑞士外交官麥斯·佳時寧（Max Grässli）來向同盟國發出電報，表示日本政府將願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所提到的部分內容。但是在聲明中也表示不會接受任何針對日本天皇之特權有所「偏見」的和平條約內容。這實際上意味着日本政府仍堅持自身的政體不能有所改變，且希望日本天皇在自身社會中仍然保有着崇高地位[84]。
同盟國方面的回應是由美國國務卿詹姆斯·F·伯恩斯撰寫，並且陸續得到英國、中國以及蘇聯政府的批准。不過由於蘇聯為了能夠順利佔領更多原本遭到日軍佔領的中國與朝鮮領土，只表示勉強同意回應的內容，但不願接受更多對美國等同盟國有利的條件方案。8月12日，盟軍透過瑞士聯邦外交事務部回應表示同意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行為。而同盟國針對天皇地位歸屬問題，在回應公告中提到：
| 「 | 從投降之時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之權力，即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之命令，而最高統帥將採取其認為適當之權力，實施投降條款。……並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願確定之[4]:302[85]。 | 」 |
最初杜魯門總統下令除非日本官方正式宣佈投降，否則包括B-29轟炸機的戰略轟炸在內之軍事行動仍必須持續進行。然而新聞記者錯誤地解釋卡爾·安德魯·斯帕茨評論停火聲明稿的內容，並將原本預計在8月11日執行任務、因為天氣因素停飛中的B-29轟炸機視為停火命令生效的證據。之後為了避免日本誤以為盟軍是由於放棄和平談判所以才繼續展開轟炸，杜魯門下令停止進一步的轟炸行動[4]:303。不過雖然停火命令正式生效，但斯帕茨仍決定依照歐洲戰略轟炸調查（Strategic bombing survey）的資料內容調整美軍戰略轟炸的策略，不再向日本城市投擲燃燒彈而轉往集中消滅日本的石油、運輸等基礎設施[4]:303-307。
另一方面日本內閣在審視盟軍的回應後，鈴木認為他們必須加以拒絕同盟國所發表的回應，並且堅持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仍能夠保有其君主制度這議題提供明確的承諾，這也讓阿南重新堅持同盟國不能夠佔領日本的看法。然而東鄉則向鈴木表示日本不太可能能夠獲得更好的投降條件，而木戶則傳達昭和天皇就日本投降的看法提供給內閣成員參考。之後在天皇的討論場合上，米內表示他擔心日本內部的混亂會更加劇烈，並且提到：
| 「 | 我認為這些條款是不恰當的，但是原子彈和蘇聯參與戰爭在某種意義上是神聖的禮物。這樣一來，我們就不用說日本是因為國內的情況而被迫退出戰爭[4]:310。 | 」 |
| ——米內光政 | ||
同一天，裕仁則通知其他皇室成員宣佈他決定向同盟國投降。之後他的舅舅朝香宮鳩彥王則詢問說如果國體將不能保留的話，是否意味着戰爭將會繼續進行，對此天皇只表示：「當然。[86][87]」
8月13日，軍事參議官會議和內閣成員花了一整天討論如何答覆同盟國的回應內容，但是討論隨即又再度陷入僵局。但與此同時，盟軍在等待日本作出回應的過程中也開始懷疑日本政府的想法，原因在於雖然日本已經在其發佈的明文中答應願意無條件接受投降要求，但是實際上所傳送給各機關的代碼中則沒有提到與無條件投降相關的內容，這讓同盟國認為日本仍期望在有其他條件的情況下才會願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4]:313。而盟軍透過超越（Ultra）所攔截的情報中也發現日本部隊通訊與和軍事運輸的次數不斷增加，這使得同盟國判斷日本可能正在準備展開大規模的「萬歲衝鋒」[4]:313。
對此杜魯門總統下令恢復對針對日本實施的攻擊計劃，並且希望透過最大限度的襲擊行動「來讓日本官員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且知道不要嘗試拖延接受我們的和平協議。」[4]:313[88]美國海軍第三艦隊開始炮擊日本海岸，同時在8月14日發動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轟炸行動中。其中盟軍在白天派遣超過400多架B-29超級堡壘轟炸機實施轟炸任務，而在當天晚上也投入超過300架轟炸機繼續進行轟炸[89]。整個計劃共出動1,014架轟炸機而沒有損失任何一架，並且造8個日本城鎮建築嚴重受損[90]。美軍也與此時展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飛行時間最長的轟炸任務，派遣315架B-29轟炸機飛行3,800英里的距離來轟炸日本石油株式會社位於本州最北端秋田市的八橋油田[91]。其中八橋油田是當時日本本土最後仍然有持續運作的煉油場所，並且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日本提供將近67%的石油製造[92]。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盟軍對於日本許多城鎮的戰略轟炸行動普遍被認為有正當理由，然而實際上在8月14日白天美軍實施轟炸時日本政府仍然就投降事宜進行規劃，但是在晚間收到無線電通知表示日本願意接受投降後，卡爾·斯帕茨並沒有明確命令夜間轟炸機機群停止繼續實施攻擊[93]。
另外在美國心理作戰專家的建議下，盟軍於8月13日時派遣B-29轟炸機於日本各地上空散發傳單，內容則描述日本所提出的投降要求以及同盟國的回應[4]:313。這些傳單成功對日本政府的決策內容有着深遠的影響，8月14日時鈴木、木戶和天皇了解到必須盡早接受美國的條件宣佈投降，否則可能會演變成遭到同盟國部隊的殲滅、甚至是以自身爆發軍事政變的形式來終結戰爭[4]:314。天皇隨即會見數名最高階陸軍和海軍軍官進行討論，雖然仍然包括杉山元在內的軍官仍然堅持日本應該要繼續戰鬥，但是負責領導保衛日本南部地區第二總軍的陸軍指揮官畑俊六元帥則公開表示沒有信心能擊退盟軍的入侵攻勢，並且對於天皇的決定並沒有異議，之後天皇要求他與其他軍事領導人合作以結束戰爭[4]:314。同一天內閣和其他議員所召開的會議上阿南、豐田以及梅津再次提議應該要繼續戰鬥，之後天皇公開表示：
| 「 | 我在細心聆聽每一個反對論點後認為日本應該要接受同盟國的答覆，因為以同盟國的立場來看並沒有需要進一步澄清或者修改我們提出的議題，但我自己的想法始終並沒有任何改變。……為了能讓人們知道我所下達的決定，我請你們立即準備詔書來讓我可以直接向全國廣播。最後我呼籲你們每一個人都要鞠躬盡瘁，使我們能夠努力面對今後可能遭遇的更加艱辛之日子[4]:315。 | 」 |
| ——昭和天皇 | ||
內閣成員隨即在會議中表示一致遵從天皇的想法，同時也決定銷毀大量部隊所犯下的戰爭罪行以及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責任事項之相關檔案[94]。會議結束後外務省立即向日本駐瑞士和駐瑞典大使館發佈日本政府願意接受盟軍投降條件的命令，這些消息隨即透過瑞士和瑞典這兩個中立國知會給其他同盟國知道，並在8月14日凌晨2時49分被送往華盛頓[4]:315。而在當天晚上7時有關《終戰詔書》的聲明內容定稿，並轉交由內閣書記官長迫水久常重新撰寫並提交給其他內閣成員簽名。大約晚上11時，天皇在一名日本放送協會錄音人員的協助下，將自己所閱讀的《終戰詔書》內容經由黑膠唱片的方式進行錄音封存[24]:244。隨後錄音的紀錄內容則交由侍從長德川義寬保管，德川義寬則先把錄音檔案收藏在香淳皇后其秘書辦公室的置物櫃中[95]。
1945年8月12日晚上，陸軍少校畑中健二與同在軍事課工作的宮石秀丸上校、井田正孝中校、竹下正彥中校（阿南的妹夫）和稻葉正夫中校向陸軍大臣阿南惟幾表示希望支持陸軍部隊發起政變來組織新的內閣[4]:316，並要求盡可能避免日本接受表《波茨坦公告》的條款內容[4]:318。但阿南拒絕表示是否會幫助青年軍官發起軍事政變，這讓期望能夠獲得強力支援的政變成員只能夠獨自繼續規劃政變的相關內容[4]:318。8月13日和8月14日上午畑中花了不少時間聚集同樣理念的人士，並且向陸軍省的上級幹部尋求更多支持以完善政變計劃的內容，但仍只成功吸引少部分高級軍官與部隊成員願意支持政變計劃[96]。
在8月13日至8月14日晚上決定是否投降的會議結束過後，包括阿南在內的高級軍官另外聚集在旁邊的房間商討藉由政變的方式來避免日本接受投降的可能性，其中一部分支持本土決戰想法的軍官甚至以「神州不滅」為由認為必須立刻發起政變。河邊虎四郎中將則建議所有的高級官員依照「軍隊到最後仍按照帝國的決定進行」的想法，共同簽署協議來表示堅持執行天皇所下達的投降命令。之後包括阿南、杉山元、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賢二、河邊虎四郎、河邊正三和若松唯一等在場出席的所有高級軍官都簽屬這項協議，這項書面協議也意味着除非作為陸軍領導者的阿南宣佈發起軍事政變的特殊情況外，否則所有高級軍官都應該反對自己底下的部隊試圖在東京發起政變行動[4]:317。
其中為了應對畑中可能發起的軍事政變，駐紮於皇居警備周圍的近衛師團的兵力增加1倍來提供額外的保護。然而畑中與椎崎二郎中校共同說服近衛第1師團步兵第2聯隊司令芳賀豐次郎上校同意他們的行動，並且欺騙後者表示包括阿南、梅津、東部軍指揮官和各近衛師團都決定參與這項計劃。畑中還前往東部軍司令官田中靜壹的辦公室試圖說服他也加入軍事政變，但田中拒絕這項提議並且下令畑中立即返回軍營內[95]。8月14日晚上9時30分左右畑中決定實施政變計劃，本來畑中希望在佔領皇居後便能夠宣告軍事政變展開，之後其餘的部隊將會受到鼓動而起來反對投降。在願意共同合作的部隊陸續佈署到指定位置之後，畑中和他的同謀決定在凌晨2時首先由近衛師團接管皇居事務。而大約在同一時間阿南則決定當天早晨切腹自殺，並且留下消息表示：「以一死來謝大罪。」[4]:319但歷史學家對於其自殺的理由是由於引導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落敗，或者是因為參與軍事政變一事等理由仍然並不清楚[97]。
凌晨1時後不久，畑中和其所領導的士兵便已經包圍皇居周遭。畑中、椎崎中校和上原繁太郎隊長隨機前往森赳中將的辦公室，並且要求正在與其妹夫白石通教討論的他一同參與軍事政變的行動。但是森赳隨即表示拒絕合作協助政變進行，為了避免作為近衛第1師團師團長的森赳命令停止政變行動，畑中與上原兩人隨即殺死森赳與白石[98]。之後畑中便直接取用作為師團長的森赳公文印章，來授權近衛師團執行先前與其他政變領導者所擬定偽造的命令《近衛師團第584號戰略命令》，並以「保護天皇」為名義大幅增加佔領皇居和宮內廳部隊的兵力[99]，而原本皇居警界的警備部隊則被迫解除武裝並且將所有出入口封鎖起來[24]:244。當天晚上，以畑中為首的政變部隊俘虜並拘留了18人，其中包括宮內廳的工作人員以及日本放送協會派往為投降演講錄音的工作人員[24]:244。
政變部隊在畑中領導下開始尋找宮內大臣石渡莊太郎、內大臣木戶幸一侯爵以及所保管的錄音內容，但由於面對盟軍炸彈轟炸實施的停電（Blackout）作法、皇居古老的房間佈局以及成員本身並不熟悉環境，使得搜查數個小時後始終沒有獲得任何成果[100][101]。此外雖然政變部隊成功找到負責保管《終戰詔書》的侍從長德川，而畑中也威脅用他的日本刀將其剖腹，但德川則撒謊告訴政變成員說他並不知道錄音唱片或者其他2名男子的下落。在搜索期間政變部隊也切斷大部分的的電話線線路，藉此斷絕皇居內部被困的人員與外面世界之間的通訊[102][103]。大約在同一時間，另一組以佐佐木武雄（佐々木武雄）上尉為首的政變部隊則前往位於橫濱的總理辦公室，在這之前迫水久常則在暗殺部隊抵達前數分鐘逃離鈴木，之後政變部隊在發現辦公室並無人員後掃射辦公室的機器並且放火焚燒。之後部隊隨即前往平沼騏一郎的莊園嘗試暗殺本人，但平沼則經由側門成功逃脫出去後使得政變部隊只好燒毀他的房屋洩憤。這次事件也導致鈴木在之後8月的其餘時間都要求隨時有警方保護自身安全，同時每天晚上也不斷變換居所休息[102][104]。
大約凌晨3時，畑中從井田正孝中校得知東部軍即將前往皇居以阻止軍事政變，並且建議應該要放棄政變展開[105][24]:247。之後畑中試圖懇求東部軍參謀長高島辰彥允許政變部隊在日本放送協會電台上播放至少10分鐘，期望能夠藉此來向日本人民解釋軍事政變所要實現的目標以及緣由，但是這項提議仍然被高島辰彥所拒絕。近衛第一師團步兵第二聯隊司令芳賀豐上校在發現絕大多數部隊實際上並沒有支持軍事政變後，他下令畑中立刻離開皇居[106]。然而一直到凌晨5時以後政變部隊才結束針對重要人物與《終戰詔書》的搜索作業，而畑中少校則組隊前往日本放送協會的工作室並以武力威脅工作人員提供廣播時間來讓他解釋整起政變行動[107]。在數個多小時後，畑中才接到東部軍的電話並且放棄軍事政變的計劃，在召集所有參與計劃的軍官後便從日本放送協會的工作室離去[108]。
黎明時分，田中在得知皇居已被政變部隊佔領後立即前往皇居和其他參與的成員會面。隨即訓斥參與軍事政變的行為違反日本軍隊自身的精神，並且說服部隊返回軍營重新安頓[102][109]。早上8時整起軍事政變已經完全結束，雖然政變部隊在當天晚上絕大部分時間成功控制皇居，但是最終仍然沒有找到《終戰詔書》的錄音唱片[110]。之後畑中和椎崎中校則是在街頭投擲傳單解釋軍事政變的動機和行動內容，到了8月15日早上大約11時畑中少校則以自己的手槍自殺，而椎崎在以匕首刺傷自己後也隨即舉槍自盡。而畑中在他的口袋中則收藏有自己寫的絕命詩：「聖世烏雲散，我心無所悔。[104]」
日本標準時間8月15日中午12點，昭和天皇透過錄音發表《終戰詔書》，這也是日本天皇首次直接向日本民眾講話[111]。其中內容提到：
| 「 | ……今征伐已歷四載，雖我將兵驍勇善戰，百官有司勵精圖治，一億眾庶奉公體國，然時局每況愈下，失勢之徵已現。及今，夷軍彈石之殘虐，頻殺無辜，慘害生靈，實難逆料。如若征伐相續，則我生民不存於世，被髮左衽之期重現；如此，則朕何以保全億兆赤子、何面目復見列祖列宗乎？此朕所以敕令廷臣接受聯軍之誥者也。……故日後國朝所受之苦非常，臣民衷情之表勝往；雖時運之所趨，然朕欲忍所難忍、耐所難耐，以開太平於萬世。 | 」 |
| ——昭和天皇 | ||
由於昭和天皇實際錄音時只能以低品質紀錄，再加上天皇於詔書中使用漢文訓讀體，這使得其所發表的終止戰爭的詔書內容很難讓大部分民眾直接理解。但在得知戰爭結束且日本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最後通告內容後，日本社會對於天皇宣佈投降一事則抱持有不同的反應。一些民眾希望能如同廣播所提到的盡自己所能繼續生存下去，但是有一些陸軍和海軍軍官則選擇舉槍自殺，另外也有許多民眾前往座落於東京的皇居哀悼。另外長崎北部的日軍基地中，則有一些陸軍軍官為了遷怒將原本被俘虜於軍事監獄的16名美軍飛行員聚集，之後以武士刀逐一將其刺死。此外小園安名大佐也在《終戰詔書》發表後選擇佔領厚木海軍飛行場，甚至進而促使部隊針對島根縣的基礎設施展開襲擊，這些種種的反抗案例使得在日本正式簽署《降伏文書》前社會仍處於極為緊張的形勢。
日本投降的消息在世界其他地方則較早傳開。中美英蘇四國約定於重慶夏季時間1945年8月15日早上7時（倫敦時間早上0時），從四國首都華府、倫敦、莫斯科、重慶（國民政府行在），用英語、俄語、華語同時宣佈日本投降，即「四國公告」。[112][113]
日本投降同日下午，鈴木貫太郎內閣總辭。8月17日，天皇的叔父東久邇宮稔彥王出任日本首相，主要原因之一在於防止再發生任何進一步的政變或者暗殺行動[114]。而日本政府內部除了鈴木被撤首相一職外，另外重光葵也取代東鄉茂德接任成為外務大臣。但在宣佈投降的同時，實際上日本軍隊仍然持續與蘇聯軍方以及中國軍隊進行作戰，這也讓要求海外日軍立即停火並且投降之辦法極為困難；甚至在8月18日時，日軍的戰鬥機仍然與美軍飛往日本上空偵查的轟炸機交火[115]。另一方面儘管日本於8月14日便向同盟國表示願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內容，一直到9月初為止蘇聯武裝力量仍然持續與駐守在蒙古、滿洲、千島群島與庫頁島的日本軍方爆發軍事衝突。在雙方衝突中除了導致許多日本戰俘在日本內閣表示願意投降後仍被送往西伯利亞強制勞動改造，同時也造成今日雙方仍然有領土紛爭的南千島群島歸屬問題。
在確認戰爭已經終結的消息後，同盟國的平民和軍人對此都感到極為高興，許多盟國國家在8月14日和8月15日期間開始於各地舉辦許多慶祝對日戰爭勝利的活動。其中阿爾弗雷德·艾森士塔特便拍攝著名的照片《二戰對日勝利紀念日的熱吻》（V-J Day in Times Square），內容為一名美國水兵在時代廣場當眾親吻另一名女子[116]；另外同樣在澳洲慶祝戰爭結束的同時，當地記者同樣拍攝人們歡樂慶祝的照片《跳舞的人》（Dancing Man）[117]。但與此同時，蘇聯政府在與美國的談判中透露自己希望能夠佔領北海道當地[24]:271。但不同於美國同意蘇聯佔領東德和北朝鮮並且掌握當地的發展，這項佔領日本內陸的計劃遭到美國總統哈瑞·S·杜魯門的反對[24]:271。1945年8月14日，朱德、彭德懷電陳蔣，公開表示抗拒統帥部8月10日給予該軍駐防待命之命令，8月15日朱德又自稱「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致電岡村寧次（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飭其命令所屬日軍向該軍投降[118]:404。8月16日，蔣中正致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119]:234；8月17日下午5時32分，接獲岡村寧次之覆電[119]:235。
8月19日時，日本官員前往馬尼拉會見駐日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並簡要地聽取其佔領日本的計劃安排。8月28日150名美國軍事人員抵達神奈川縣的厚木市進行佔領準備，而美國海軍第三艦隊也進駐東京灣內，自此進入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時期。而在同一天，蘇聯紅軍也宣佈蘇聯政府已經佔領千島群島。隨後以密蘇里號戰艦為首、載着美國海軍陸戰隊第4團（4th Marine Regiment）的船隻也陸陸續續抵達神奈川南部海岸，其他同盟國工作人員也在之後陸續前往日本任職。8月30日麥克阿瑟也抵達東京都進行訪問，並且隨即發佈數項法律來維持日本的社會秩序，這包括有同盟國人員不得毆打日本人民以及不得爭奪日本本身稀少的食物原料等。另外同盟國最初也嚴格限制日本國旗和旭日旗的懸掛場合，要求個別人士和都道府縣必須在申請過後才能夠使用旗幟，這項限制一直到1948年才被部分取消。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後，各國社會對於第一次於廣島市和長崎市進行的原子彈任務其倫理道德問題進行爭辯。原子彈這項新型武器的投入隨即造成日本近20萬名人喪生，以及大量平民分別受到不同嚴重程度的傷害，而2處當地建築物與其他基礎設施也嚴重遭到破壞。另外在原子彈爆炸之後，被爆者以及之後繼續生活的人們則持續受到放射線的影響，這也讓社會大眾開始質疑原子彈爆炸來促成日本投降的決定，是否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120]。
1945年9月2日同盟國正式舉辦投降典禮，大日本帝國代表團共11人登上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並且於當天9時在戰艦甲板上簽署《降伏文書》表示願意無條件投降[121]。整個投降典禮透過電視頻道在世界各地播出，首先由外務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天皇、大日本帝國陸軍總參謀長暨關東軍總司令梅津美治郎將軍則代表大本營簽署和平條約[122]。之後則由西南太平洋戰區的盟軍最高司令官暨駐日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上將跟進簽署條約內容，並且由分別曾在菲律賓與新加坡成為戰俘的美軍中將強納森·溫萊特和英軍中將白思華作為見證人。
之後則分別由美國代表切斯特·威廉·尼米茲上將[123]、中華民國代表徐永昌上將[124]、英國代表布魯斯·弗雷澤上將[125]、蘇聯代表庫茲馬·尼古拉耶維奇·傑列維揚科中將[126]、澳洲代表托馬斯·布萊梅元帥[127]、加拿大代表勞倫斯·摩爾·科斯格雷夫上校[128]、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代表菲利普·勒克萊爾上將[129]、荷蘭代表康拉德·赫爾弗里希將軍以及紐西蘭代表倫納德·蒙克·伊希特少將順序來簽字[130][131]，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式宣告結束[132][133]。不過在簽署由日本所保存的合約內容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喪失一眼視力的加拿大代表柯斯葛列夫上校不慎把名字往下簽到下一行欄位中，這使得之後的同盟國代表簽名都比欄位更加往下一欄。對此日本代表重光葵表示簽錯位置的外交文件可能會無法獲得國會的同意，在麥克阿瑟等簽署國代表離去的情況下使得麥克阿瑟的參謀長李察·薩瑟蘭決定以筆手工修正[134][135]。9月6日時由美國保管的《降伏文書》文件與簽名送達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並且在隔天哈瑞·S·杜魯門於白宮舉辦正式儀式。之後美國所保留的《降伏文書》由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所收藏，日本所保存的版本則是安放於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保管。
同日，日本天皇發佈詔書：
| 「 | 朕業已受諾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國中國英國三國政府之首腦於波茨坦發表其後且由蘇聯參加之宣言所揭載之各條項，對於帝國政府及大本營於由聯合國最高司令官揭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簽字，且根據聯合國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佈對陸海軍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敵對行為，放棄武器，着實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條項及由大本營公佈之一般命令。 | 」 |
而在日本簽屬《降伏文書》後不久，代表同盟國先行佔領的美軍便要求在24小時內包括北海道在內管轄各地的警備府解除武裝並宣告投降[136]。隨後在1945年9月9日，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另外於青森縣舉辦佈署於各地準備防衛作戰之日軍的投降儀式，並分別由大湊警備府司令官宇垣完爾、第50軍 (日本陸軍)司令官星野利元以及青森縣知事金井元彥簽屬同意同盟國實施軍事佔領的命令書[137]。而在日本政府正式簽署《降伏文書》後，其他日本於太平洋地區中所統轄的佔領區或者是少數抵抗武裝部隊也逐一宣佈投降。
1945年9月9日，部署於中國近百萬名日軍部隊於南京市向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宣佈投降。9月9日上午九時，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在南京陸軍總部（原黃埔軍校）大禮堂主持受降典禮，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138][139][140]岡村寧次的佩刀由何應欽將軍接收，目前收藏在中華民國國軍歷史文物館。此刀材質為手工鍛造鋼，刀柄刀身共刻有5頭獅子。[141]岡村寧次同時接受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確認臺灣所有一切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並服從蔣委員長及何應欽指揮。[142]
9月12日，佈署於東南亞（不含越南北緯16度以北）的日本軍隊統一在新加坡舉辦投降儀式，由路易斯·蒙巴頓，第一代緬甸的蒙巴頓伯爵代表東南亞戰區最高司令接受投降。之後，除了泰國未曾被日軍殖民統治而保有其主權外，許多曾被軍事佔領的東南亞國家在戰後重新安排作為英國、美國與法國的殖民地。不過許多過去於他處的殖民地人民也紛紛回到自己國內，並且開始鼓勵當地群眾展開獨立戰爭以爭取權益，這使得在1950年到1960年期間許多東南亞國家紛紛宣告解除殖民地關係而獨立。例如在日本宣佈投降後不久的8月17日作為傀儡政權的滿洲國徹底瓦解，而在同一天印度尼西亞領導人蘇卡諾則發表獨立宣言，並且為了避免再度成為荷蘭的殖民地而爆發軍事衝突。
在日本政府宣告投降後，過去被日本視為重要管轄地區的朝鮮、越南和臺灣等地也紛紛宣告解除彼此之間的管轄關係。早在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後朝鮮日治時期也正式結束，隨後已經進入朝鮮半島的蘇聯部隊於緯度北緯38度線停下、而美軍部隊則是從仁川廣域市登陸，最終變成38度線以南地區由美國所支持的大韓民國、以北地區則由蘇聯支持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局勢。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原本是由法國和日本共同管轄法屬印度支那地區，而在9月2日時日本正式投降後不久胡志明便發表了《越南獨立宣言》，但是保大帝為首的阮朝政府以支持共產主義為由而決定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展開鎮壓；在這之後法國則為了重新統治越南而爆發了法越戰爭，而美國則於1954年決定協助建立越南共和國，這在後來則成為越南戰爭的導火線之一。另外到了10月25日時，在臺日軍於台北公會堂向同盟國的受降代表人陳儀將軍投降，台灣自此由中華民國接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地舉行的投降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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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47年為止，所有被英國與美國等西方盟軍囚禁的戰俘陸陸續續被遣返（Repatriation）回到日本。但一直到1949年4月為止，由於第二次國共內戰的關係使得超過60,000多名日本戰俘仍出於各種原因留在中國。其中有數千名日本軍成員以及滿蒙開拓移民在華北方面軍高層與山西國民革命軍軍閥閻錫山達成秘密協議後，為了復興大日本帝國並且再次佔領中國而編建成為閻錫山部隊中[143][144][145]，另外中共軍隊也接受日本戰俘並使其加入八路軍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146]，另外包括富永正三在內的日本戰俘則一直到1950年代末期才被遣返回國[147]:40[147]:468。但另一方面日本投降也意味着日本後勤需求更加龐大，其中在日本投降時有超過5,400,000名日本陸軍士兵及1,800,000名日本海軍士兵遭到盟軍俘虜[148]。而如果同樣以投降當天做為計算標準的話本，於日本本土服役的軍職人員總人數為4,335,500人，另外佈署於海外地區的軍人還有3,527,000人[147]:403。龐大的軍事人員數量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嚴重破壞的基礎設施，以及1946年時日本本土爆發的嚴重飢荒，這些都使得同盟國對於日本戰俘和一般平民的生存問題更為複雜化許多[4]:350-352。
在戰爭結束之際，蔣介石反對分區佔領日本，放棄戰爭賠款，反對罷黜天皇，200多萬軍民即行遣歸日本。日本在中國戰區滯留了總數在200萬以上的軍隊和日僑。中國政府除了將岡村寧次等200餘戰犯盡數無罪釋放外，還迅速遣返日本在華軍民。據統計，共有2711951人被遣返，其中軍人有1231251人，平民1480700人。在遣返過程中，允許日本官兵與僑民攜帶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雙皮靴、三條短褲、三件襯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另外僑民可帶1000日元，軍官可帶500日元，士兵可帶200日元的現款。「與其他從南洋各國返日的人相較，從中國返日者的行李的確太多了」這是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所承認的。國民政府在糧食供應上也有安排。據估計，三個月內為日本俘僑提供的糧食多達128.2萬余大包，如果按當時每包8000元計算，共需款102.574億元。為了迅速遣返日本在華軍民，國民政府方面撥出了80％的船舶和70％—80％的列車，以致國內的緊急運輸活動都受到了影響[149][150]。
不過雖然日本政府已經簽署了《降伏文書》並接受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實際上美國等47個國家與日本之間戰爭的正式結束則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三藩市和約》生效為止。其中受到中國代表權的爭議問題，已經遷往臺灣的中華民國則在《三藩市和約》生效同一天另外簽署了《中日和約》[151]。蘇聯則由於南千島群島的領土歸屬問題而拒絕簽署《三藩市和約》，在經過多次談判後才於1956年與日本簽署了《日蘇共同宣言》，兩國才正式回復之間的和平關係。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受限於當時普遍不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使得一直到1972年中國與日本已經恢復正常外交關係後才另外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另外一直到1946年以前，亞洲和太平洋偏遠地區仍然有日軍部隊堅持繼續作戰而不願意投降。而之後一些太平洋小島嶼上仍然有部分日軍部隊仍然堅持游擊抵抗並拒絕投降，其中部分人士認為投降消息是敵方的宣傳行為或者堅持繼續執行先前下達的任務內容，另外也有些人士則從來沒有聽聞過日軍投降的消息。例如1972年時於關島持續游擊抵抗的橫井莊一被人發現，以及在1974年分別於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繼續執行作戰命令的小野田寬郎與李光輝才被發現並分別送回日本和臺灣。由於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多年仍然有部隊成員尚未遣返送回日本，這使得日本政府往往透過表揚戰鬥經歷並頒發勳章的方式來「挽回信譽」。另外有些日軍部隊成員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還被捲入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或法越戰爭等軍事衝突中，甚至有2名日本軍人之後選擇加入共產主義的游擊隊，一直在泰國南部戰鬥至1991年才被發現[152]。
在9月2日雙方於密蘇里號戰艦正式簽署《降伏文書》後，美國政府批准《美國對日本投降後初期政策》（US Initial Post-Surrender Policy for Japan）來作為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時期的指導準則，然而美國總統杜魯門在這之前仍然表示：「戰爭尚未正式結束，我們也還沒宣佈停止所有敵對行動。」[153]實際上所謂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也幾乎是由美國軍方所主導著，並且由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擔任駐日盟軍總司令一職。其中美國認為盟軍佔領時期的優先項目之一是另外起草一部新的憲法，並且藉此來解散過去日本自1868年1月3日明治維新所確立的天皇「統治」架構。1946年11月3日，以《波茨坦公告》為主要構架而成的《日本國憲法》正式公佈；而在美國協助下依照此憲法也另外架構新的日本國政府，來取代過去持續統治77年的大日本帝國。但雖然先前昭和天皇為因應美國要求而發佈《人間宣言》，聲明中否定天皇為現人神的身分而只是作為一個日本的國家象徵。然而為了不觸及日本自身的國家尊嚴議題，在新制定的《日本國憲法》仍賦予天皇在行政機構仍有其工作職責。
此外盟軍也開始隨即着手調查有關日軍戰爭罪行這一部分，其中包括有南京大屠殺、人體生物武器試驗、勞役或虐待戰俘以及慰安婦問題等。但許多日本民眾擔憂天皇可能會面臨針對戰爭罪刑的審判，甚至可能因而如美國政府所主張的取消日本天皇傳統所擁有的地位。不過在1945年9月底麥克阿瑟將軍在與日本天皇裕仁會面後，裕仁表示自己願意承擔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罪行，但是這項懲處天皇的提議則被同盟國所拒絕[154]。自1946年1月19日開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進行有關戰爭罪刑的起訴程序[155]。之後於4月29日時宣佈針對日本重要軍事指揮官與政府領導高層提出戰爭罪刑的控訴，在經過法官審判處理後於11月12日執行判決結果。其中包括前日本首相東條英機、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駐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木村兵太郎、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參謀軍官土肥原賢二、前日本首相廣田弘毅、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與第14方面軍參謀長武藤章等人被判處死刑，另外還有16人則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終身監禁，不過後者絕大部份人在1952年日本重新獲得主權後得以假釋出獄。1978年時，有14名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為甲級戰犯者被允許供奉在靖國神社內，這使得之後有關靖國神社的參拜行為往往導致激烈的政治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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