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旅遊是指旅遊者到某地旅遊時，對當地的環境、社會和經濟帶來積極的影響。[1]這種積極的影響，包括旅遊時到達當地目的地主交通方式、在當地的交通方式、住宿、娛樂、休閒、飲食和購物。旅遊不僅包括休閒旅遊或商務旅遊，也包括探親訪友。[2]現在旅遊界對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達成了廣泛共識，然而對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仍是爭議的重點。[3]
沒有出行就沒有旅遊，因此可持續旅遊的概念與可持續出行的概念緊密相連。[4]就需要考慮旅遊對環境帶來影響的兩個相關因素，即旅遊業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和旅遊業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旅遊業中有72%的二氧化碳排放來自交通運輸，24％來自住宿，4％來自在當地的活動。[2]航空占交通運輸二氧化碳排放的55％（換算為旅遊業，則占旅遊總排放的40％）。可是，考慮到飛機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凝結尾跡和誘髮捲雲等影響，僅航空一項就可能占旅遊業對氣候造成的影響的75％。[5]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認為，到2050年，航空的燃油效率可以實現每年提高2％的目標[6]。然而，根據空客和波音公司的預計，到2020年為止，航空運輸中乘客公里數將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這將大大抵消燃油效率的提升。到2050年，隨着其他經濟部門的碳排放量大幅減少，旅遊業可能會產生全球40%的碳排放量。[7]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遊客平均出行距離的增加。多年來，遊客出行距離的增速遠快於出行次數。[8] [9] [10]「可持續交通現已被確定為全球旅遊業所面臨的關鍵問題，這問題顯然是不可持續的，而航空業正是這一問題的核心。」
社會經濟層面
全球經濟學家預測，國際旅遊業將持續增長，其增長量取決於旅遊目的地所在的位置。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產業之一，這種持續增長將對剩餘不多的生物多樣性棲息地和土著文化造成巨大壓力，而這些棲息地和土著文化通常服務於大眾旅遊。提倡可持續旅遊的遊客，對這種危害非常敏感，他們尋求保護旅遊目的地，同時也要保護旅遊行業。作為可持續遊客，可以通過以下方式，減少旅遊業對當地帶來的影響：
- 了解自己所去社區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狀況
- 預測並尊重當地文化、期望和假設
- 透過支持保護文化遺產和傳統價值觀的企業，以保護當地文化的完整性
- 通過購買當地商品和當地小型企業的服務，來支持地方經濟
- 尋找具有環保意識的企業，並儘可能少地使用不可再生資源。
越來越多的旅遊目的地和旅遊運營機構，以「負責任旅遊」作為實現可持續旅遊業的途徑。負責任旅遊與可持續旅遊具有相同的目標，即可持續發展。因此，負責任旅遊的支柱與可持續旅遊的支柱也是一樣的，即：環境完整、社會公正和經濟發展。兩者的主要區別是，在負責任旅遊中，要求每個人、組織和企業對自己的行為及其行為所帶來的影響負責。之所以發生這種區別，是因為一些利益相關者認為，自里約地球高峰會以來，在實現可持續旅遊目標的進展緩慢。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每個人都期待別人會以可持續的方式行事。負責任旅遊中對責任的強調，意味着參與旅遊業的每個人，無論是政府、產品所有者和經營者、運輸經營者、社區服務、非政府組織和社區組織（CBO）、遊客、當地社區、行業協會等，都有責任實現負責任旅遊的目標。
可持續旅遊的利益相關者在實現這種形式的旅遊中發揮着作用。明確來說，利益相關者既包括了組織，也包括個人，如：歐盟經濟貿易理事會（ECOFIN）。旅遊業的利益相關者是指，受到旅遊發展中積極或消極影響的人。因此通過讓接待社區參與塑造旅遊的發展方向，減少遊客和接待社區之間的潛在衝突。[11]
全球可持續旅遊委員會（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GSTC）作為促進人們增進可持續旅遊的實踐知識和了解的國際組織，普及了可持續旅遊的原則，並建立了可持續旅遊的需求。它的項目眾多，包括為認證機構（負責檢查旅遊產品，並認證其為可持續發展公司）制定國際標準。
在評估可持續旅遊業的動機時，往往需要考慮到政府的價值觀和背後的動機。在任何生態敏感、偏遠地區或新開發的旅遊區，首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是環境承載力。環境承載力指一個地區在不破壞周圍環境或文化的情況下，能夠同時承受遊客數量的能力。它可以隨着觀念和價值觀的改變，而隨之改變或修改。例如，加拉帕戈斯群島最初將可持續環境承載力設定為每年1.2萬名遊客，但後來厄瓜多爾政府出於經濟等原因，將其修改為每年5萬名遊客。[12]
非政府組織是倡導可持續旅遊業的利益相關者之一。他們的角色範圍從引領可持續旅遊的實踐，到單純做研究。大學的研究團隊和科學家可以在規劃過程中提供協助。在越南規劃吉婆國家公園的過程中，有類似的意見徵求行為[13]。
而印度尼西亞布納肯國家公園的潛水度假村經營者，在當地開發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分別開發潛水和釣魚專區，使遊客和當地人都能從中受益[14]。
大型會議、會議和其他有組織的大型活動推動着旅遊、旅遊業和接待業的發展。城市和會議中心建設競相吸引會展業的發展，會展業對資源的利用對環境產生了重大影響。雖然重大的體育賽事（如：奧運會），為環境帶來了負擔，並導致環境退化等方面的特殊問題。[15]但是常規會展業所造成的環境負擔，可能要嚴重得多。
綠色會議和綠色活動是會展業和接待業中，是新興並不斷增長的項目和營銷點。現在，越來越多具有環保意識的組織、公司和政府機構，正在尋求更具可持續性的活動，更環保的酒店、餐廳和會議場館，以及更節能或不對氣候造成影響的旅行和地面交通。雖然，最可持續的選擇是不參加會議旅行：「由於大多數國際會議有成百上千的與會者，大部分乘飛機出行，會議旅行是一個可以顯著減少與航空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的領域……但這並不意味着不參與會議」[16]，由於現代互聯網通信已無處不在，通過遠程音頻/視頻也能參與會議。[16]例如：至2003年，Access Grid技術已經被成功運用於舉辦多次國際會議。另一個特別的例子，是大型美國地球物理學會的年會，多年來都使用現場直播技術。不僅提供了主題演講、指名講座和口頭報告的直播和錄音，還提供在線提問，實現了聽眾與主講人和同行互動的效果。[17]在直播結束後，每個環節的錄像都會在24小時內發佈到網上。
一些會議中心已開始採取行動，減少在其場館內主辦會議對環境的影響。拿三藩市的莫斯科尼中心為例，該中心擁有一個積極的回收計劃、一套大型太陽能發電系統以及其他旨在減少環境影響和提高能源效率的計劃[18]。
當地社區通過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和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從可持續旅遊中受益。旅遊收入帶來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可以增強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從而提高目的地社區的生活水平。可持續旅遊經營者致力於為當地社區成員創造就業機會。一個地區旅遊收入的增加，也是提升其基礎設施建設的驅動力。隨着遊客對目的地的旅遊需求的增加，需要一個更堅實的基礎設施，來支持旅遊業和當地社區的發展需求。[19] 2009年，加拿大卑詩省對農村經營者的一項研究發現，「受訪者總體上表現出強烈的『支持可持續性』的態度。其中主要的障礙是缺乏可用於投資的資金、缺少激勵計劃、與其他商業目標的優先級，而同時可持續發展產品的供應商的機會有限，最常見的建議是制定激勵計劃，以鼓勵企業變得更具可持續性。」[20] [21]
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旅遊業
播放列表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隨着1990年代南方新自由主義發展戰略的興起，對外向型增長的重新重視，也使人們把國際旅遊業當成許多國家的潛在進口增長項目，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因為世界上最美麗和最原始的地方通常位於第三世界。[22]
1960年代以前，研究傾向於假設在發展中國家擴展旅遊業是一件好事。到1970年代，隨着學術界開始對旅遊業所造成的後果抱持負面的看法，尤其是批評旅遊業對環境發展的貢獻有限，這種情況發生了轉變。國際旅遊業是一個不穩定的行業，當健康或安全收到威脅，遊客很快就會放棄原本曾經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23]
當第一世界的公司到達尚未進行旅遊開發的第三世界國家，往往在旅遊開發過程中會造成當地社區的流離失所和重新安置的問題。[22] [24]坦桑尼亞的馬賽部落，是這個旅遊開發問題的受害者。二戰後，第一世界的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以保護坦桑尼亞的自然美景和生態環境的名義，開放該區的旅遊。他們將旅遊目的地移到了馬賽部落居住區，並在此建立國家公園和保護區[25] [26]。
據稱，馬賽人的活動並沒有威脅到野生動植物，第一世界的認識被「殖民主義鄙視」和對草原野生動植物的誤解所遮蔽。[25]由於馬賽人被驅離，恩戈羅恩戈羅保護區內原有的區域也被改變，為了讓遊客更容易進入，建造了營地和軌道，並移除對土著具有紀念意義的石頭。[26]
這種所謂的「可持續旅遊」，被許多人視為矛盾或隱喻的例子。因為它並沒有改變旅遊的破壞性本質，這是不可能使旅遊業產生可持續發展。但如果所有遊客都參與到可持續旅遊中，它便會在可行的世界中實現。事實上，許多以可持續發展名義所做的事情，實際上掩蓋了賺取額外利潤的野心。[25]這也使遊客時常與當地居民產生隔閡。[26]
「環境可持續性的重點是維持生態系統的整體活力和健康狀態。自然資源的退化，污染和喪失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系統危害巨大，因為會破壞系統的健康，增加系統的脆弱性，並降低生態復原力。可持續問題在眾多文獻被討論過，如：Hall, C.M. ＆Lew A.A.(1998)、Hall, D.(2000)、Weaver(2006)等等。」[27]
隨着生活方式的提升和遊客人數的增加，使許多沿海地區承受着特別的壓力。沿海環境限制在沿海岸線的一條狹長範圍內。沿海地區往往是最早受到旅遊業影響的環境。對於沿海地區影響的詳細研究，可以參考印度西部的案例。[28]
不可避免的是，度假勝地將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可持續旅遊。[29] 規劃和管理控制措施可以減少對沿海環境的影響[30]，並確保對旅遊產品的投入能夠支持可持續發展濱海旅遊。[31]
研究產生了適用於濱海旅遊的一些有趣的概念模型。「倒漏斗模型」和「嵌入式模型」[32]中可以很形象地理解不同利益相關者（如政府、當地社區、遊客和商業社區）在開發旅遊目的地過程中的相互作用。[28]
珠穆朗瑪峰每年吸引着許多想要登上世界最高峰的遊客。珠穆朗瑪峰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多年來，由於登山者，以及過度放牧導致的對資源的疏忽和過度消耗，已經損害了雪豹、小熊貓、藏熊和許多鳥類的棲息地。為了抵制過去的破壞，當地社區和尼泊爾政府開展了各種植樹造林項目。[33]
探險隊搬走了登山者留在珠峰山坡上的各種物資和設備，包括數百個氧氣瓶。過去登山者留下的大量垃圾（如：帳篷、罐頭、冰爪和人類排泄物等成噸的物品），拖下山進行回收或處理。然而，在珠峰（尤其是在登山坡面）上死亡的260多名登山者中，大多數人的屍體尚未移走，因為他們所在的位置難以到達，即使是那些較容易接近的人來說，屍體的重量使得把他們抬下山變得極其困難。而在清理工作中，值得注意的是「珠峰生態探險隊」，該組織於2008年進行了第一次活動，以紀念1月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先驅埃德蒙·希拉里爵士的去世。這些探險活動還同時公佈了生態問題，尤其是觀察到昆布冰瀑的融化，人們對該地區氣候變化的影響感到擔憂。[33]
小島嶼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而且過於依賴旅遊業，因為旅遊業占巴巴多斯、阿魯巴、萌島和安圭拉等島嶼國家GDP（國內生產總值）的40％至75％。[34] [35] [36] [37]
大眾旅遊業往往給脆弱的島嶼生態系統及其提供的自然資源造成壓力。研究表明，早期的旅遊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並對環境因素造成了損害，特別是最初吸引遊客的自然景觀。[35][38] 例如，巴巴多斯的主要景點是海灘，多年飽受侵蝕和破壞。這是由於低效的政治決策和政策，以及不負責任的旅遊活動（如：魯莽潛水和廢物處理，破壞沿海和海洋環境）所導致。這種做法還改變了景觀的物理特徵，並造成了生物多樣性的損失，從而導致了生態系統的破壞。[37] 許多其他島嶼也遭受了環境破壞，例如萌島和薩摩亞。[36]
但是，遊客對這些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島嶼很感興趣[35]，根據Canavan的一項調查，超過80％的人在參觀時享受着自然景觀，許多人評論說他們想保護和拯救該地區的野生動物。[36] 許多遊客已經轉向可持續和生態旅遊的做法，試圖挽救他們在這些地方所享受的自然風光，而一些政治實體則試圖強制執行這種做法，以使島上的旅遊業得以持續。
第三世界國家對國際旅遊特別感興趣，[39]許多人認為，這為國家帶來了大量經濟利益，包括就業機會、小企業發展和增加外匯。許多人認為，通過發展奢侈品和服務可以獲得更多的錢，儘管這事實上增加了國家對進口產品、外國投資和外籍技能的依賴。[40] 這種經典的「涓滴效應」財務策略，很少能使小企業受益。[41]
有人說，大規模旅遊的經濟效益是毋庸置疑的，但背包客或廉價旅行者所帶來利益的潛在增長，往往被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所忽視。[42]這部分人群帶來的顯著非經濟利益，有助於加強和教育參與這一領域的社區。「針對當地居民的『低端』技能，促進自力更生，並培養社區成員與外界打交道的信心，皆為賦權的跡象」[41]，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國家的全面發展。
旅遊地周圍負責管理的當地人或社區，一直在促進着可持續旅遊的實行。可持續旅遊的前提：居住在資源附近的人，也是最適合保護它的人。因為旅遊活動和商業活動是由當地社區的成員開發和經營的，這意味着要實行任何措施，當然要得到他們的同意和支持。可持續旅遊業通常涉及為旅遊目的而保護所利用的資源。 當地人經營的企業，並負責推廣保護環境的信息。[43]
基於社區的可持續旅遊業（CBST）將生態旅遊區的可持續性成功與社區的管理實踐聯繫在一起，這些社區直接或間接地依賴目的地維持生計。CBST的顯著特徵是，當地知識通常與廣泛的生態旅遊商業模式框架一起使用。這使得當地人能夠參與到管理層面，他們通常可以對環境有更深入的了解。[來源請求]對當地人來說，利用當地知識也意味着他們更容易進入旅遊業，因為他們的工作或生計都受到作為旅遊目的地的環境的影響。環境可持續發展關鍵取決於當地對項目的支持。[44] 也有人指出，為了取得成功，項目必須為當地社區帶來直接的利益。[45]
但是，最近的研究發現，CBST可能只產生了零星經濟的聯繫，而且與農業的聯繫受到季節性和耕地面積小的不利影響。這意味着，CBST可能只對這些社區產生小規模的積極影響。[46]
還有人說，政府和旅遊機構與較小社區之間的夥伴關係並不是特別有效，因為這兩個群體在目標上存在差異，即真正的可持續性和以最大利潤為目的的大眾旅遊。在洪都拉斯就能很好的表現這種差異，來自世界銀行的顧問和旅遊協會的官員希望在各個生態旅遊目的地附近建立精選的五星級酒店。但是，美國國際開發署和洪都拉斯阿波羅科生態旅遊促進者協會（APROECOH）在該地區採取的另一種運作方式促進了以社區為基礎的努力，培訓了許多當地的洪都拉斯人。羅恩·馬德爾[47]總結說，基層組織在洪都拉斯更為成功。
在第三世界，關於政府間組織和可持續旅遊實踐發展的一些討論。在馬丁·莫福斯（Martin Mowforth）和伊恩·蒙特（Ian Munt）在《旅遊與可持續發展：第三世界的新旅遊》（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 New Tourism in the Third World）一書中，批評了一份由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會（WTTC）、世界旅遊組織和地球理事會起草的文件，該文件已被列入21世紀議程。文件標題為《旅遊業的21世紀議程：實現與環境相適應的可持續發展》。莫福斯和蒙特評論了該文件中用於描述環境和當地文化的語言，因為在實施可持續旅遊時，保護環境和當地文化是兩個主要目標。他們指出，當中使用的一些關鍵詞是「核心資產」、「核心產品」、「產品質量」和「保留」。[48]他們辯稱，該文件明確將環境視為一種可銷售的產品，並為第三世界政府提供了一份很好的關於可持續旅遊業的建議清單，但不提供實際的資源納入他們的旅遊業發展中。[49]
諸如此類的論據假定，非政府組織或政府間組織向第三世界政府提供的建議與實際能夠實現的建議之間存在差距。這些論據試圖說服讀者，像世界旅遊組織發佈的文件那樣，可持續旅遊業的發展實際上「繞過了當地人民的利益」。[50]
負責任旅遊的定義和理解有很多種。 根據負責任旅遊中心的說法，負責任旅遊可被定義為：「使當地社區受益最大化，對社會或環境的負面影響最小化，並幫助當地人保護脆弱的文化、棲息地或物種的旅遊」。[51] 負責任旅遊不僅將責任與自然環境相結合，而且還將對經濟和社會互動意識相結合，而可持續旅遊更注重環境影響。[52] 負責任旅遊被視為一種行為。它不僅僅是一種旅遊形式，它代表了一種參與旅遊的方式，無論是作為遊客、企業、目的地的當地人，還是任何其他旅遊利益相關者。它強調，所有利益相關者應對他們開發或從事的旅遊業類型負責。這確保了旅遊服務提供者、購買者或消費者負有責任。 儘管不同的群體所看到的責任不盡相同，但共同的理解是，負責任旅遊應該帶來旅遊業的改善。作為負責任旅遊方式的結果，旅遊業應該變得「更好」。[53]
改善的含義在於對需要平衡的利益衝突的認識。然而，目標是為人們創造更好的居住和遊覽場所。重要的是，負責任的旅遊並沒有藍圖：什麼才是負責任？不同的地區和文化會有不同的認識。負責任旅遊是一種願望，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始發市場和不同的目的地實現。[54]
負責任旅遊的概念，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興起得「大眾旅遊」現象下所出現的。1973年，歐洲旅行委員會（European Travel Commission）提出了一項多邊倡議，以恢復無害環境的旅遊業和發展[52]。聯合國專門機構世界旅遊組織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發明，強調了旅遊與發展之間的聯繫。鑑於旅遊業的急劇增長，該報告大力提倡負責任旅遊。[55] 考慮到以當地為基礎的負責任旅遊方式，它還可以將當地居民納入決策和旅遊規劃的過程。[56] 雖然需要進一步研究以了解負責任旅遊的影響，但在2017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管理得當的負責任旅遊做法對當地社區是有益的。[57]
根據關於負責任旅遊的《開普敦宣言》，特別側重於商業，它將具有以下特點：[58]
- 儘量減少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負面影響；
- 為當地人民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提高所在社區的福祉，改善工作條件和進入該行業的機會；
- 使當地人參與影響他們生活和生活變化的決策；
- 為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維護世界多樣性作出積極貢獻；
- 與當地人建立更有意義的聯繫，加深對當地文化、社會和環境問題的了解，為遊客提供更愉快的體驗；
- 為殘疾人和弱勢群體提供機會；
- 具有文化敏感性，能在遊客和東道主之間建立尊重，並建立當地的自豪感和信心。
在廣受好評的同時，負責任旅遊也受到了批評。研究表明，個人從事負責任旅遊的程度取決於他們的社會參與程度。也就是說，遊客的行為會根據每個遊客選擇參加的社交活動的範圍而波動。[59] 關於負責任的遊客行為的研究得出結論，不僅遊客的個人行為決定了結果，而且反映了政府建立的機制。鑑於難以衡量這種影響，其他研究也質疑旅遊業甚至負責任的旅遊業是否符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承諾。[60] 一些人認為，這實際上分散了人們對旅遊業更廣泛問題的關注，這些問題需要監管，例如遊客人數和環境影響。[61] [62]
人文旅遊（Humane tourism）是負責任旅遊運動的一部分。其理念是通過與當地社區相關的企業進行旅遊方面的合作，以此增強世界各地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這種理念最初在發展中國家推行。人文旅遊的理念來自歐洲、北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尋求新的冒險和真實體驗的旅行者，他們直接與旅行目的地的當地企業或商戶聯繫，不僅為當地企業帶來經濟優勢，還能為遊客帶來真實而獨特的旅遊體驗。人文旅遊注重的是人與當地社區的互動。這種理念使遊客能通過當地人的眼睛來體驗這個世界，同時直接為當地人做貢獻，確保旅遊收入直接造福當地社區。
人文旅遊是要給當地人民帶來工作機會，賦予他們勞動權利，使他們直接享受旅遊的成果。互聯網正在改變旅遊業，越來越多的旅行者通過網絡計劃他們的旅行和度假，互聯網使人們可以節省佣金。旅行者可以通過互聯網搜尋新的旅遊目的，並通過在線討論或閱讀他人的經歷，然後直接購買相關的服務。互聯網平台可以鼓勵當地人創辦新企業，現有的小型企業通過網絡進行自我推廣，並從其社區中獲得直接的經濟優勢。當今世界正處於新的旅遊時代，全球化和互聯網起着關鍵作用。
新一代旅行者週遊了世界，看盡了經典的景點。住在西式酒店並沒那麼吸引人，他們更渴望體驗地道的當地生活方式：跟着漁民釣魚；到漁民家吃魚獲；睡在典型的村屋中。這些遊客或旅行者會很樂於知道，在這樣做的同時，他們也給陪伴他們的當地人帶來了經濟福祉。
人文旅遊是負責任旅遊的一部分。負責任旅遊概念起源於約斯特·克里朋多夫（Jost Krippendorf）在《度假者》 [63]一書中，呼籲「桀驁不馴的遊客和當地人」創造新的旅遊形式。他的願景是「開發和推廣新的旅遊形式，這將給所有參與者（遊客、東道主和旅遊企業）帶來最大的利益的同時，又不會造成無法忍受的生態和社會環境的破壞。」正如我們所見，他早在80年代就談到負責任旅遊對東道主居民的好處，並使用了「人文旅遊」（human tourism）一詞。人文旅遊的重點是當地居民。
《南非國家旅遊政策》（1996年）[64]使用「負責任旅遊」一詞，並提到主要因素是否能為當地社區帶來福祉。[65]
2002年達成的《旅遊目的地負責任旅遊開普敦宣言》[66]認為，負責任旅遊的宗旨是「為人們創造更好的居住地點，和更好的旅遊地點。」該宣言的重點是「地點」，但也提到了當地居民。
從1992年的里約峰會或地球峰會[67]，到1999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68] ，旅遊業的主要焦點是地球、星球、地點、「綠色」或「生態」旅遊。現在的趨勢是將當地人也包括其中。負責任旅遊的這種趨勢或分支被稱為人文旅遊。
正如負責任旅遊的觀點一樣，負責任接待本質上就是為人們創造更好的居住地點和更好的旅遊地點。 這並不意味着所有的接待形式都屬於旅遊形式，儘管接待業佔了旅遊業中最大的部分。因此，我們不應驚訝於負責任接待和負責任旅遊之間的重疊。在常住地也是消費接待服務的地方，例如，在當地餐館中消費，這並不排除改善常住地的要求。因此，負責任接待的本質並不取決於旅遊接待的形式。
米爾頓·弗里德曼在1962年[69]提出的一個著名的觀點，即在法律範圍內，企業的唯一責任就是為股東創造利潤，而認為企業的責任超出此範圍的觀點已經存在了幾十年，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中最常見。[70]企業確實可以從事不少活動，短期內不會為股東和管理層帶來利益。通常，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行動，是出於對企業利益的感知。通常在接待業中，這與提高能源效率相關的成本降低有關[71]，但也可能與道德消費主義的興起以及被視為負責任的企業有利於收入增長的觀點有關。
根據《負責任旅遊開普敦宣言》，負責任接待具有文化敏感性。與其要求那種無法實現的負責任接待方式，倒不如簡單地提出一種更負責任的接待方式，這種接待首先對當地人有利，其次才是對遊客有利。當然，所有形式的接待都可以得到改善和管理，以便將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同時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對環境的積極影響。
接待教育
印度政府旅遊部提到，印度的一些酒店管理/烹飪培訓機構將不再強制要求學生從事非素食烹飪。學生對學習素食烹飪擁有選擇權。位於阿穆達巴、博帕爾和齋浦爾的酒店管理、餐飲技術與應用營養學研究所（IHMCTAN）是提供素食烹飪選擇的接待培訓機構，這一做法將擴展到所有的IHMCTAN分校。[72]
《可持續旅遊的發展：理論、方法、商業現實》（烏克蘭語：«Сталий розвиток туризму: теорія, методологія, реалії бізнесу»）一書中，介紹了由烏克蘭科學家特提亞納·特卡琴科（Tetiana Tkachenko）教授於2006年進行的基礎研究[73]，該書於2009年進行了修訂[74]。研究結果運用於基輔國立貿易經濟大學的教學，使用的專業包括：旅遊、酒店和餐廳業務、旅遊管理、酒店和餐廳業務管理、國際旅遊業務和國際酒店業務。
參見
參考文獻
進階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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