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王朝（法語：Monarchie de Juillet），又稱奧爾良王朝，是法蘭西王國在1830年至1848年之間的政體。1830年7月27日，法國爆發七月革命，革命持續了三天，波旁復辟期結束，8月9日，七月王朝宣佈成立。奧爾良家族的路易-菲利普獲得王位，成為新的國王——路易-菲利普一世。奧爾良家族是波旁家族的分支，路易-菲利普一世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弟弟奧爾良公爵菲利普一世的後代，是1814年至1830年間的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三世。路易-菲利普一世沒有被加冕為「法國國王」，而是登基為「法國人的國王」。他的統治始於1830年的七月革命，結束於1848年的二月革命，之後，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建立。七月王朝只有一位國王，它標誌着法蘭西王國的終結。在它之前，波旁復辟在1814年至1830年間建立了被稱為「保守的」君主制度，七月王朝被稱為「自由的」，它的國王不得不放棄以君權神授說為基礎的君主專制制度（絕對專制制度）。
法蘭西王國 Royaume de Fran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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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年—1848年 | |||||||||
| '格言：'Ordre et liberté 秩序與自由 | |||||||||
| 國歌：《巴黎人》 法語：La Parisienne | |||||||||
 1840年法蘭西王國 | |||||||||
| 首都 | 巴黎 | ||||||||
| 常用語言 | 法語 | ||||||||
| 宗教 | 天主教 加爾文宗 路德宗 猶太教 | ||||||||
| 政府 | 君主立憲制 | ||||||||
| 國王 | |||||||||
• 1830年-1848年 | 路易-菲利普一世 | ||||||||
| 總理 | |||||||||
• 1830年 | 雅克·拉菲特（首任） | ||||||||
• 1848年 | 馬修·莫萊（末任） | ||||||||
| 立法機構 | 議會 | ||||||||
• 上議院 | 法國貴族院 | ||||||||
• 下議院 | 法國眾議院 | ||||||||
| 歷史 | |||||||||
• 七月革命 | 1830年7月27日 | ||||||||
• 《1830年憲章》 | 1830年8月7日 | ||||||||
• 二月革命 | 1848年2月23日 | ||||||||
| 貨幣 | 法國法郎 | ||||||||
| ISO 3166碼 | F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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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1月底，路易-菲利普在回答加亞克市議會發給他的祝詞時，給新政權的理想下了定義：「我們將試圖保持中庸，既要遠離平民權力的過度，又要遠離國王權力的濫用」。
躁動的開端
1830年8月7日，《1814年憲章》被修訂。它的序言因使人聯想起舊制度而被刪除。憲章成為國民與國王之間的契約，不再是由國王所授予的。它是立憲派和共和派妥協的產物。天主教不再是國教，新聞審查被廢除，三色旗被恢復。
1830年8月9日，路易-菲利普向《1830年憲章》宣誓，登基為王。這是七月王朝的正式開始。8月11日，政府被組建，聚集了反對查理十世的立憲派頭面人物，像卡西米爾·佩里埃、拉菲特、莫萊、布羅伊公爵、基佐。內閣必須實現雙重目標：牢牢掌握政府機構，重建街頭秩序，同時還要假裝對剛剛勝利的革命充滿熱情。
由於共和派和自由主義者的報刊鼓譟，騷亂持續了三個月。政府沒有採取措施進行嚴懲，特別是因為自8月16日起共和派領袖拉法葉侯爵擔任了國民自衛軍的領導人。因此，路易-菲利普不得不忍受「七月英雄」們的過分要求，他們要求實現——按拉法葉的套話——「一個由共和制度環繞、平民的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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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統派[1]的冷笑中，「公民國王」不停地同人群握手，因為在皇家宮殿前，總是聚滿了人群，他們動不動就要求路易-菲利普唱《馬賽曲》或者《巴黎人》。但是，正如歌謠詩人貝朗瑞所理解的那樣，國王屬於演技派，用不了多久就會露出真面目。
依仗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俱樂部的名聲，一些俱樂部演變為共和派的秘密社團，革命者重返政治俱樂部的中心。在那裏，革命者強烈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並且，他們要求對查理十世的四名部長判處死刑，這四名部長在試圖離開法國時已經被捕。罷工和示威越來越多，加劇了經濟蕭條。
為了恢復經濟活動，1830年秋天，政府撥款5百萬法郎用於公共建設，並優先建設公路。隨後，面對破產數量的增多和失業率的上升（尤其是在巴黎），政府提議，由國家出面擔保，向陷入困境的企業提供總數6千萬法郎的貸款；最後，眾議院在10月初投票通過3千萬法郎的撥款，作為補助。
8月27日，七月王朝不得不面對它的第一個醜聞：末代孔代親王之死，他被發現吊死在聖勒城堡他臥室窗戶的長插銷上。正統派指控是路易-菲利普和王后瑪麗-艾米莉殺害了孔代親王，為的是讓他們的兒子奧馬勒公爵（Duc d'Aumale）[2]，也就是孔代親王在遺囑中指定的包括遺贈[3]財產的繼承人，得到孔代親王的巨額財富，但正統派並沒有證據。
與此同時，政府將所有正統派的同情者從行政機構清除，因為他們拒絕向新政權和統治者宣誓，並且用七月革命的新人替換他們，這釋放出一個信號：一場搶位子的比賽開始了。在內政部，基佐更換了整個省級行政機構和大城市的市長。在司法部，杜邦·德勒爾（Dupont de l'Eure）在其秘書長梅里盧（Mérilhou）的協助下，更換了大部分檢察長。在軍隊，仍然忠於查理十世的布爾蒙（Bourmont）在阿爾及爾被克洛澤爾替換。軍區的指揮官、大使、全權公使和最高行政法院的半數成員也被更換。在眾議院，大約四分之一的席位（119席）在10月面臨改選，那些辭職、拒絕宣誓或是被任命為公職人員的正統派眾議員有責任再次參加競選。這次改選是新政權的一場勝利，也是正統派的一場潰敗。
這次官員和行政人員的更換，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經為第一帝國工作的人，他們在第二次波旁復辟時被撤職，現在又重返政府部門。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儘管選舉的權力有所擴大，但精英階層並沒有什麼變化，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大衛·平克尼（David H. Pinkney）所強調的那樣：革命之後，「土地所有者、公務員階層和自由職業者還跟在第一帝國和波旁復辟時期一樣，繼續在國家的重要職位上佔據着主導地位。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認為革命並沒有開創什麼『大資產階級』的新制度」。法國法律史學家蓋伊·安托內蒂（Guy Antonetti）進一步指出，波旁復辟和七月王朝最大的區別，「並不在於一個社會群體取代了另一個社會群體，而在於同一個社會群體中，贊同1789年精神的人取代了敵視1789年精神的人：社會關係上相似，意識形態上不同。1830年只是同一陣營內幫派的改變，而不是陣營的改變」。
七月王朝時期的王室檔案和王室經費總務處檔案直接體現了王室工作人員的更換，這些檔案保存在法國國家檔案館的O/4子系列中。
8月29日，路易-菲利普檢閱了國民自衛軍，國民自衛軍向他熱烈歡呼。「對我來說，這真勝過在蘭斯加冕！」，他擁抱着拉法葉大喊道。10月11日，新政權決定為七月革命的所有傷者給予補償，並為七月革命的戰士設立紀念獎章。10月，政府提出一項法律草案，旨在補償七月革命的犧牲者，數目達7百萬法郎。
8月13日，國王決定從此將奧爾良家族的紋章（「法國藍底、銀色飾帶」）裝飾到國璽上。部長失去了「大人」的稱呼和「閣下」的稱號，變為「部長先生」。國王的長子被授予奧爾良公爵和「王長子」的頭銜；國王的女兒和妹妹被授予「奧爾良公主」的頭銜。
通過並頒佈了一些法律，這些法律廢止了波旁復辟時期不受歡迎的措施。廢除了1816年的大赦法，這項法律流放參與判處路易十六死刑的人，但第4條除外，第4條驅逐波拿巴家族的成員。8月15日，聖熱納維耶芙教堂再一次被取消了它的天主教用途，並以先賢祠的名字獲得了新的使命：它成為崇敬法國榮譽的世俗殿堂。一系列的預算緊縮打擊了天主教會，同時，10月11日廢除了1825年的《褻瀆法》（《Loi sur le sacrilège》），這項法律規定，褻瀆祝聖過的餅，將被處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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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輿論中，在眾議院裏，出現了要求關閉共和派俱樂部的聲音，那裏是騷亂的溫床，違反了《刑法典》第291條，禁止超過20人的集會。但是司法部長杜邦·德勒爾和巴黎檢察長伯納德（Bernard）兩位共和派都拒絕對革命協會提起訴訟。
相反，9月25日，內政部長基佐在眾議院就這一問題接受質詢時，表示希望結束騷亂。卡西米爾·佩里埃發言對基佐表示支持。眾議院對基佐的講話予以肯定，但並沒有做出決議。兩種對立政治派別之間的區別就此出現，它將構成七月王朝時期的政治生活：
- 「運動黨」（受《國民報》支持），改良派，贊同一種對國民給予援助的政策；
- 「抵抗黨」（受《辯論報》支持），保守派，贊同與歐洲保持和平。
1830年8月，查理十世的四位部長——波利尼亞克、尚特洛茲（Chantelauze）、佩羅內（Peyronnet）和蓋爾農-朗維爾（Guernon-Ranville）——在試圖逃往國外時被捕，對這四位部長的訴訟是當時的重大政治事件。左派要求砍掉四位部長的腦袋，但路易-菲利普希望避免處決，他擔心處決會釋放出一種革命恐怖浪潮的信號，把七月王朝捲入愈演愈烈的暴力循環，同歐洲列強發生戰爭。此外，眾議院一方面在9月27日做出決議對四位前部長提起訴訟，另一方面又在10月8日通過了給國王的請願書，敦促國王遞交廢除死刑的草案，至少在政治問題上廢除。這一舉動引發了10月17日和18日的騷亂：示威者在文森要塞遊行，因為四位前部長被拘押在那裏。
騷亂之後，基佐要求罷免塞納省省長奧迪隆·巴羅（Odilon Barrot），因為在給巴黎市民的聲明中，他把要求廢除死刑的請願書稱為「不合時宜的舉措」。基佐受到布羅伊公爵的支持。基佐認為，一位高級公務員實在不能夠批評眾議院的法案，尤其是這項法案已經獲得了國王和政府的批准。杜邦·德勒爾支持巴羅，並威脅說，如果罷免巴羅他就辭職。隨後，「運動黨」的主要人物雅克·拉菲特提議，由他自己負責協調內閣部長，並加以「總理」的頭銜。基佐和布羅伊拒絕受控於拉菲特，立即就辭職了，不管部長卡西米爾·佩里埃、不管部長安德烈·杜潘(André Dupin)、外交部長馬修·莫萊和財政部長約瑟夫-多米尼克·路易（Joseph-Dominique Louis）隨後也紛紛辭職。
為了消除左派帶來的困局，路易-菲利普立即採納了拉菲特的建議，並要求他在1830年11月2日組建新的政府，路易-菲利普希望親自行使權力使拉菲特失去影響力。
「如果政府首腦必須要由拉菲特先生擔任，」 路易-菲利普私下對布羅伊公爵說，「只要他自己挑選閣員，那我同意。不過我要提前說明白，我不會贊同他的主張，我實在不能答應他給他提供幫助」。事情已經再清楚不過了；然而，組建內閣引起了長時間的政治交易，並且，拉菲特被國王不遺餘力的友善表現所欺騙，認為國王給予了他真正的信任。
12月15日至21日，貴族院進行了對查理十世的四位部長的訴訟，同時，要求對他們處以死刑的騷亂將貴族院團團圍住。四位部長被處以終身監禁，波利尼亞克附加法律死亡[4]。全靠內政部長蒙塔利韋（Montalivet）的機敏，將他們安置到文森要塞，四位部長才逃脫了人群的毆打。國民自衛軍維持了巴黎的平靜，顯示出它作為新政權的資產階級民兵的重要角色。
這一事件顯示出國民自衛軍的重要性，這是政府為確保公共秩序可以依靠的唯一力量，另外，也暴露出將其交到並不可靠的拉法葉手中所存在的風險。很快，趁着一次重組的時機，拉法葉被迫辭職，這也導致司法部長杜邦·德勒爾離開了政府。另一方面，為了避免依賴單一的軍事力量，路易-菲利普委託戰爭部長蘇爾特元帥立即重組作戰部隊。從1831年2月起，蘇爾特向眾議院提交了他的計劃，涉及到增加軍隊的兵力、消除過剩的軍官、確保武器和彈藥的供應。他使《1831年3月9日法》（Loi du 9 mars 1831）獲得了通過，這項法律創建了外籍兵團，這是一系列重大軍事改革的第一步。
與此同時，在運動黨的訴求下，政府實施了多項改革，這些改革早已被寫入《1830年憲章》第69條：關於市議會的《1831年3月21日法》（Loi du 21 mars 1831）重建了選舉原則，大幅地擴大了選民基礎——3260萬居民中有2到3百萬選民，這是立法選舉選民人數的十倍；《1831年3月22日法》（Loi du 22 mars 1831）重組了國民自衛軍；經過兩個月議會辯論才通過的《1831年4月19日法》（Loi du 19 avril 1831），將取得選舉權的納稅額從300法郎直接稅降低為200法郎，將取得被選舉權的納稅額從1000法郎直接稅降低為500法郎。選民數量從不到10萬增加到16萬6千。通過選舉，每170名法國人中就有1人參與到政治生活中。
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發生了騷亂，這次騷亂最終導致了內閣的倒台。騷亂起源於14日正統派為紀念貝里公爵（Duc de Berry）在聖日耳曼奧塞爾教堂舉行的彌撒。這場宗教儀式實際上變得明顯帶有政治性，變成一場支持尚博伯爵的示威。革命者把這視為不能容忍的挑釁行為，他們衝進教堂對正統派進行了洗劫。第二天，人群再次劫掠了巴黎大主教府，隨後又搶劫了多座教堂。巴黎大主教府在七月革命時已經遭到破壞，這一次被徹底摧毀。這場騷亂蔓延到外省，多個城市的神學院和主教府遭到搶劫。
對此，政府放棄了武力鎮壓。塞納省省長奧迪隆·巴羅、巴黎警察局局長讓-雅克·波德（Jean-Jacques Baude）和巴黎國民自衛軍指揮官穆通將軍（Georges Mouton）反應消極。當政府最終採取措施時，是去逮捕巴黎大主教德凱朗（de Quélen）、聖日耳曼奧塞爾的本堂神甫和其他被控告的神甫，原因是他們從事挑釁行為。
為了緩和局勢，在王長子的支持下，拉菲特向國王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建議：去掉國璽上的百合花。路易-菲利普企圖迴避，但他最終還是簽署了《1831年2月16日法令》（Ordonnance du 12 mars 1831），這項法令將國璽上奧爾良家族的紋章換成一枚新的盾形紋章，紋章上是一本打開的書，上面寫着「1830年憲章」幾個字。隨後還要把國王馬車上、政府建築物上、以及其他的百合花飾刮掉。路易-菲利普非常克制，違心地滿足了這些要求，但對拉菲特來說，卻是一場皮洛士式的勝利：從這一天起，國王決心儘快擺脫拉菲特。
總之，動亂升級本身就是對運動黨自由放任政策的一次詰難。在眾議院，2月19日，基佐感到憤慨，在所有中間派議員的強烈支持下，他挑動拉菲特解散眾議院並重新選舉。作為總理，拉菲特接受了這樣的挑戰，但是，解散眾議院是國王才有的特權，路易-菲利普還想再拖延幾天。在此期間，在蒙塔利韋的要求下，塞納省省長巴羅被塔耶皮耶·德邦迪（Taillepied de Bondy）取代，而維維安·德古貝爾（Vivien de Goubert）接替了巴黎警察局局長波德。巴黎的街頭，混亂仍在持續。一切都可以當作鬧事和示威的藉口。更重要的是，經濟形勢不景氣。
最終，路易-菲利普決定迫使拉菲特辭職，他用了點計策。路易-菲利普讓外交部長塞巴斯蒂亞尼把法國駐維也納大使梅松元帥（Nicolas-Joseph Maison）的一份3月4日抵達巴黎的報告交給了自己，這份報告說，奧地利即將對意大利進行軍事干預。拉菲特通過3月8日的《總匯通報》（Le Moniteur universel）才知道這份報告的存在。他當即要求塞巴斯蒂亞尼給出解釋。塞巴斯蒂亞尼不得不承認，他這麼做是因為接到了國王的命令。拉菲特急忙去見路易-菲利普，國王客氣地接待了他。為了讓國王自己道出事情原委，拉菲特跟國王提起了他在眾議院展開的那項鼓動戰爭的計劃。路易-菲利普勸他把問題提交給內閣，於是內閣在第二天舉行了會議，結果一致反對拉菲特。他只能辭職。
秩序的重建
在搬開了「運動黨」這塊絆腳石之後，國王籲請「抵抗黨」出面掌權。對路易-菲利普來說，他本質上是個中間派，這種新的政治選擇並不怎麼比以前那種更舒適，更何況他對銀行家卡西米爾·佩里埃這位享有特殊威望的政治運動領袖沒有一點兒好感：這種新的選擇一上來就只是路易-菲利普的另一塊絆腳石，他是企圖利用這種選擇重建國家的秩序，而讓抵抗黨的支持者為不受歡迎的措施承擔責任。
1831年3月13日，拉菲特被「抵抗黨」的主要人物卡西米爾·佩里埃取代。新內閣的組建引發了同路易-菲利普的談判，這場交易頗為棘手，國王不願削弱他的權力，並且，他不信任佩里埃。但佩里埃最終強加了他的條件，這些條件主要是關於總理在其他部長之上的支配地位，以及當國王不在時他召集內閣會議的可能性。佩里埃還要求把公開主張先進自由主義思想的王長子排除出內閣。然而，佩里埃並不想降低王室的聲望，相反，他希望提高王室的聲望。例如，他強迫路易-菲利普從他的家族住宅皇家宮殿搬到王宮杜伊勒里宮（1831年9月21日）。
1831年3月18日，佩里埃在眾議院發言，實為他的施政綱領演說：「重要的是」，他說，「新成立的內閣告訴你們它是遵循什麼原則組建的，又是什麼原則指導着它的運作。你們應該在了解事實的情況下投票，應該知道你們支持的是什麼政治制度」。組建政府所遵循的原則是內閣集體負責制，以及在行政機構之上的政府職權——集權制。至於政府打算實行的原則，對內是「我們革命時一樣的原則」：「七月革命的原則[......]不是造反，[......]而是抵抗[5]公權力的侵犯」，而對外是「一種和平的態度和對不干涉原則的尊重」。新總理最終用那句後來眾所周知的口號總結了他的政策：
「對內要秩序，但不犧牲自由；對外要和平，但不損害榮譽。」
這次講話得到了中間派的熱烈掌聲。由於對預算進行表決的日期尚未來臨，眾議院通過了四個月的「臨時性十二分之一[6]」（即四個月的臨時預算）。這次表決被佩里埃看作是對新政府的信任投票，它在4月8日通過的時候，獲得了227個白球（贊成），僅有32個黑球（反對）。
受眾議院表示出的信任所鼓舞，政府着手樹立威信，並要嚴厲懲罰製造混亂的人。機會很快就出現了。
1831年3月14日，反對派的報紙發起了一場捐款活動，用於創建一個全國性的協會，旨在對抗波旁家族的返回以及可能出現的外國入侵。這個協會得到了所有著名左派人士的贊助，像拉法葉、杜邦·德勒爾、拉馬克（Lamarque）和巴羅，並且沒多久就在外省建立了地方組織形成網絡。佩里埃向省長發出通函，禁止國家公職人員（公務員、軍人、法官）加入該協會。佩里埃指出，該協會聲稱捍衛革命和國家領土，實則充當了國家的敵人，因為它含蓄地指責國家沒有履行職責。4月初，政府着手將一些知名人物撤職，轟動一時：奧迪隆·巴羅在最高行政法院的職務被解除，拉馬克將軍的軍事指揮權被撤銷，梅斯市市長讓-巴蒂斯特·布碩特（Jean-Baptiste Bouchotte）被撤職，都像國王的侍從官德拉博爾德侯爵（Alexandre de Laborde）一樣被撤職了。反對派譏諷道：從此以後，我們談論的不再是「一個由共和制度環繞、平民的王位」， 而是「一個由共和撤職環繞、空論派[7]的王位」。
4月15日， 一些年輕的共和主義者被重罪法庭宣佈無罪，他們大多是國民自衛軍的炮兵軍官，是在1830年12月的那場騷亂中遭到了逮捕，那場騷亂深刻地影響了對查理十世的四位部長的訴訟。法庭的判決在4月15日、16日引發了新的騷亂。但佩里埃做出強硬反應，他依據一項4月10日剛剛表決、強化措施以應對人群聚集的法律，派巴黎駐軍同國民自衛軍一起驅散示威者。
5月，政府使用了消防泵對抗示威者，這是現代水炮的雛型。使用這種新式的鎮壓武器給漫畫家帶來了樂趣：除了雨傘，灌腸器也成了路易-菲利普在時事漫畫中的標誌。
6月14日，一位聖丹尼街的珠寶商和一位拿破崙歌曲的傳唱者發生爭吵，隨後，爆發了一場新的騷亂。到晚上，這場騷亂轉化為武裝衝突，同國民自衛軍發生激戰，而且，國民自衛軍得到了龍騎兵和步兵的支援。15日、16日整整兩天，戰鬥持續不斷。
最重要的是，政府不得不面對里昂絲綢工人的暴動。1831年11月21日，里昂的絲綢工人起義，而且，一部分國民自衛軍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兩天後，第7師師長羅熱將軍（François Roguet）和里昂市市長普呂奈爾（Victor Prunelle）放棄里昂，工人控制了城市。
11月25日，卡西米爾·佩里埃在眾議院宣佈了他的強硬對策：蘇爾特元帥和奧爾良公爵帶領2萬人立即出發奪回里昂。12月3日，他們輕而易舉地進入里昂並重建秩序，沒有發生流血事件。
1832年3月11日，格勒諾布爾發生騷亂：在狂歡節的時候，一張面具以特別粗俗的的方式表現了路易-菲利普。那張面具本應在晚上的舞會上出現，然而省長把舞會取消了。這引起民眾的不滿，他們在省政府前舉行了示威。省長讓國民自衛軍去驅散示威者，但國民自衛軍避免介入此事，以至於這位高級公務員要求動用軍隊。第35步兵團受命執行了這項任務，但憤怒的民眾要求把他們趕出這座城市。為了恢復平靜，當局做出讓步，3月15日，第35步兵團離開格勒諾布爾，來自里昂的第6步兵團接替了它。當卡西米爾·佩里埃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他反應強烈：他解散了格勒諾布爾的國民自衛軍，並且立即召回第35步兵團。在軍樂的帶領下，第35步兵團邁着整齊的步伐再次進入格勒諾布爾。
然而，政府的強硬似乎無力制止一系列的陰謀和政治審判，而政治審判已經成了辱罵國王和政府的講台。在所有的省，在多菲內，在皮卡第，在卡爾卡松，在阿爾薩斯，......，騷亂持續不斷。這些暴力的行為也對奧爾良公爵造成了影響，愈發堅定了他溫和的政治觀念。
1831年5月下半月，路易-菲利普在蘇爾特元帥的陪同下視察了諾曼第和皮卡第，在那裏國王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從6月6日到7月1日，他和長子奧爾良公爵、次子內穆爾公爵以及阿爾古伯爵（Antoine d'Argout）巡視了法國東部，大量的共和主義者和波拿巴主義者活躍在那裏。國王先後去了莫城、蒂耶里堡、沙隆、瓦爾米、凡爾登、梅斯、南錫、呂內維爾、斯特拉斯堡、 科爾馬、米盧斯、貝桑松和特魯瓦。這次出巡取得了成功，給了路易-菲利普顯示權威的機會。
1831年5月31日，路易-菲利普在聖克盧簽署了一項法令，通過這項法令，他解散了眾議院，將選舉日期定於7月5日，並且決定8月9日召開國會。6月23日，他又在科爾馬簽署了一項新的法令，把召開國會的日期提前到7月23日。
按照1831年4月19日的新選舉法，大選順利結束，沒有發生意外。結果令路易-菲利普和卡西米爾·佩里埃感到失望：幾乎一半的眾議員是新當選的，沒有人知道將來他們會如何投票。7月23日，國王開啟了新一屆議會會期；路易-菲利普在御前演講中進一步闡述了卡西米爾·佩里埃政府的綱領：對內要嚴格執行憲章，對外要嚴格捍衛法國的利益和獨立。參眾兩院於7月25日舉行了首次會議。8月1日，官方候選人吉羅·德蘭（Girod de l'Ain）擊敗拉菲特成為眾議院議長，而卡西米爾·佩里埃，考慮到他的多數席位不夠明顯，立即提交了辭呈。
路易-菲利普非常為難，他試探奧迪隆·巴羅，而奧迪隆·巴羅拒絕接管政府，並指出他在眾議院只掌握了一百席。8月2日和3日，在選舉眾議院秘書和眾議院助理的時候，相反，官方候選人安德烈·杜潘和邦雅曼·德萊塞爾（Benjamin Delessert）成功當選。8月2日，荷蘭國王入侵比利時，比利時人請求法國進行軍事干預，最終，為了回應比利時人的請求，卡西米爾·佩里埃被迫收回辭呈。
眾議院在討論回應御前演講的祝詞時，引發了關於波蘭問題的激烈辯論，一些議員在比尼翁男爵（Louis Pierre Édouard Bignon）的帶領下想推動法國進行干預，就像準備對比利時進行軍事干預那樣。卡西米爾·佩里埃強烈抵制並贏得辯論：在給國王的祝詞中，對於波蘭問題將僅限於含糊的套話。對政府來說，這是一次明確的勝利，它使「抵抗黨」重新回到軌道上。
屈從於主流意見，卡西米爾·佩里埃使一項旨在廢除貴族院席位繼承權的法律草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這也是左派多年來的要求。在幾場議會大戰之後，他還成功地使《1832年3月2日法》（Loi du 2 mars 1832）獲得通過，這是一項關於王室經費的法律，該項法律決定，每年的王室經費總額為一千二百萬法郎，另外還要給王長子一百萬法郎。司法部長巴特（Félix Barthe）最終將他的名字同七月王朝時期一座立法上的豐碑連結在一起：《1832年4月28日法》（Loi du 28 avril 1832），該項法律修改了《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
印度1815年出現的霍亂疫情在1832年3月20日左右到達巴黎。僅在4月，就有13000人死亡，直到9月，巴黎都一直處在這場瘟疫的肆虐中，總共造成18000人死亡。當時還不知道霍亂的原因，這種病使公眾在精神上陷入恐慌，人們不假思索地懷疑有人下毒，而拾荒者對當局的衛生措施予以反抗。
霍亂同樣襲擊了王室成員——阿德萊德夫人（Adélaïde d'Orléans）患病——和政壇人物——阿爾古和基佐也被感染。卡西米爾·佩里埃在4月1日同奧爾良公爵看望主宮醫院（Hôtel-Dieu de Paris）的病人後染病。他不得不臥床休息，繼而病情惡化，停止履行其內政部長職務。在經過長期的痛苦後，他於1832年5月16日去世。
路易-菲利普在擺脫卡西米爾·佩里埃後並沒有急忙任命一位新總理，更何況議會會期尚未開始，而且混亂的政治局面需要迅速和有力的措施。
事實上，政權受到了各方面的攻擊：正統派方面，貝里公爵夫人（Duchesse de Berry）企圖在1832年春天煽動普羅旺斯和旺代暴動，不過行動很快就擱淺了；共和派方面，1832年6月5日，他們借拉馬克將軍葬禮之機在巴黎掀起六月革命，拉馬克將軍是一位共和派的領袖，也是因霍亂而死。當權者反應強硬，作戰部隊和國民自衛軍——主要是國民自衛軍——始終忠於政府，穆通將軍可以對暴亂進行殘酷的鎮壓，在兩個戰場共造成800人傷亡。
對正統派和共和派的兩場勝利極大地促進了政權的鞏固，與此同時，波拿巴主義者因萊希斯塔德公爵的去世而沉浸於哀傷中，他在7月22日死於維也納。路易-菲利普在國內的這些成功更因他在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而錦上添花：8月9日，就是七月王朝成立一周年那天，他的長女路易絲公主（Louise d'Orléans）和比利時的新國王利奧波德一世在貢比涅城堡舉行婚禮，這使七月王朝在歐洲的地位更加穩固。
1832年10月，路易-菲利普籲請一個他信得過的人——蘇爾特元帥——出任總理。蘇爾特並沒有足夠的威信對他的同僚施加影響[8]，他出任總理更多是裝飾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9]，這樣的「花瓶總理」在後來反覆出現。蘇爾特可以依靠當時三個主要政治人物組成的三人聯盟：阿道夫·梯也爾、布羅伊公爵和弗朗索瓦·基佐。《辯論報》把這稱為「所有政治能人的聯盟」，而路易-菲利普最終心懷怨恨地稱，「卡西米爾·佩里埃變身三個人」。
在發給高級公務員、高級軍官以及法官的通函中，新總理簡要地總結了他奉行的準則：「傑出的卡西米爾·佩里埃所採納的政治制度也將是我要採納的。[……]對內要秩序，對外要和平，將是他餘下任期內最可靠的保證」。
新的內政部長梯也爾自1832年11月7日在南特捉住貝里公爵夫人名聲大噪，而貝里公爵夫人被關進布萊伊城堡（Citadelle de Blaye）。在布萊伊，關押中的貝里公爵夫人生下一個女兒，她聲明，孩子的父親是盧凱西-帕里伯爵（Hector Lucchesi-Palli），他們已於1831年底在羅馬秘密結婚。1833年6月8日，她被驅逐到意大利。
在比利時，為了擊退荷蘭的侵略，熱拉爾元帥率領一支7萬人的軍隊給這個年輕的君主國提供了援助，尤其是奪回了安特衛普城堡（Citadelle d'Anvers），12月23日，城堡的守軍投降。
憑藉這些勝利，1832年11月19日，政府在一個有利的地位上着手開啟議會的新一輪會期，而路易-菲利普也可以到外省進行兩次巡視以檢驗他的受歡迎程度：1833年1月5日至20日在北方，1833年8月26日至9月12日在諾曼第，他向從安特衛普勝利歸來的軍隊表示了敬意。
國王和他的政府採取了一些受歡迎的措施以求贏得民心：例如一系列大型建設，尤其是結束了眾多紀念性建築，像是凱旋門；還有一些象徵性的舉動，像是1833年6月21日重新把拿破崙的塑像豎立在旺多姆圓柱上。教育部長基佐引入了著名的《基佐法》（Loi Guizot），1833年6月28日通過的這項法律強制每一個市鎮成立一所小學。
1834年4月1日，布羅伊公爵辭職，原因是1831年同美國締結的一項條約無法獲得眾議院的批准。他的辭職引起內閣大規模改組。對國王來說，內閣改組最大的好處是除去了「卡西米爾·佩里埃變身三個人」中最令他厭煩的一位，全因布羅伊公爵貴族的傲慢和剛硬的性格。
1834年4月4日的內閣改組恰逢國內多個城市再次出現近乎暴動的局面。早在2月底，因頒佈一項法律，宣讀公告的差役經過許可才能活動，已經引起了同巴黎警察多達數日的武裝衝突。
政府已決定，通過《1834年4月10日法》（Loi du 10 avril 1834），對未經授權的協會進行更嚴厲的打壓，為的是遏制最重要的共和派協會——人權聯盟（Société des droits de l'homme）。而就在4月9日，貴族院對該文本進行最後表決的那一天，第二次里昂絲綢工人暴動爆發了。內政部長梯也爾將里昂丟給了起義者，並於4月13日再次奪回，造成雙方各有100至200人死亡。
共和派試圖將暴動擴展到外省的其他城市，但他們的行動在馬賽、維埃納、普瓦捷和沙隆都失敗了。格勒諾布爾的騷亂要更嚴重些，尤其是4月11日在聖艾蒂安的騷亂，不過很快就全都恢復了秩序。最終是在巴黎發生了最大規模的騷亂。
梯也爾已經預料到首都的騷亂，他在巴黎集結了4萬人，國王在4月10日對他們進行了檢閱。作為預防措施，梯也爾逮捕了150名人權聯盟的重要頭目，並且關閉了它的喉舌——那份充滿敵意的《論壇報》（La Tribune des départements）。無論如何，4月13日晚，政府開始設置路障。在部隊指揮官比若將軍的陪同下，梯也爾親自指揮了所謂維持秩序的行動。鎮壓是殘酷的。由於遭到了唐斯諾南街12號射出的子彈襲擊，軍隊向這棟房子發起進攻；所有的居住者——男人、女人、孩子、老人——都被軍人用刺刀殺害，奧諾雷·杜米埃那幅著名的石版畫使這次屠殺永遠被人們記住。
| 政治團體 | 席位 | |||
|---|---|---|---|---|
| # | % | |||
| 多數派 | ~310 席 | 67,4 % | ||
| 反對派 | ~120 席 | 26,1 % | ||
| 正統派 | ~30 席 | 06,5 % | ||
| 總計 | 460 席 | 100,0 % | ||
4月14日，就在人們還在巴黎繼續戰鬥的時候，參眾兩院的全體議員來到杜伊勒里宮，為恢復公共秩序，盡其所能給國王提供協助。路易-菲利普決定5月1日他的聖名瞻禮日那天不再舉行官方慶祝儀式，並宣佈原本用於慶祝的款項將被用來救濟傷者、寡婦和孤兒。與此同時，他命令蘇爾特元帥對這次騷亂的經過進行廣泛的宣傳，「為了使公眾、議院和全法國了解真相，並且讓他們認識到擴軍是多麼必要」。
超過2000人在隨後的各種騷亂中被捕，尤其是在巴黎和里昂。根據《1830年憲章》第28條，通過國王的法令，他們在貴族院被提起訴訟，原因是他們危害國家安全。共和派的領導機構被除掉，以至於5月20日拉法葉去世後，他的葬禮沒有引起任何事端。早在5月13日的時候，眾議院投票通過了一筆1400萬法朗的撥款，讓政府能夠維持一支36萬人的軍隊。兩天後，還通過了一項對持有和使用軍用武器極其嚴厲的法律。
路易-菲利普認為解散眾議院的時機到了，於是他解散了眾議院，並在1834年6月21日舉行了的新立法選舉，然而結果並未完全滿足他的期望：儘管共和派基本上被清除，反對派仍超過了150席，其中正統派佔有30席，餘下的是奧迪隆·巴羅所領導的「王朝左派」，他們忠於政權，但反對「抵抗黨」支持「運動黨」；多數派超過了300席，並且，出現了「第三黨」，他們可能會在一些投票中背叛多數派支持左派。
新一屆眾議院於7月31日召開會議，理所當然，選舉產生了新一任議長安德烈·杜潘，他是第三黨的領導人，但跟國王關係密切。眾議院以壓倒多數通過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祝詞，在給國王的祝詞中，用一種中規中矩的套話透露出對國王的批評。8月16日，路易-菲利普急忙令眾議院休會，直到年底。
實際控制內閣的梯也爾和基佐決定擺脫蘇爾特元帥，他們覺得蘇爾特既遲鈍又粗魯，但國王賞識他的殷勤，好讓他執行自己想要的政策。一次涉及到法屬阿爾及利亞軍事地位和民事地位的事件充當了藉口。被逼無奈，路易-菲利普於1834年7月18日極不情願地接受了蘇爾特的辭呈，並讓熱拉爾元帥接替了他。舊的「花瓶總理」走了，新的「花瓶總理」來了，除此以外，內閣的組成未做任何改動。
很快，內閣就解散了，起因是一個被第三黨誇大了的偽問題：對「四月被告人」進行特赦的可能性。路易-菲利普、空論派、以及內閣的核心人物都反對特赦，但第三黨過分強調組織2000名被告在貴族院受審非常困難，成功地欺騙了熱拉爾元帥，他表示贊成特赦，然而當時任何訴訟程序都還沒有確定。當熱拉爾意識到國王、基佐和梯也爾都反對他、而他沒有任何可能推行他的意見時，他只能在10月29日辭職。
隨後開啟了長達近四個月的內閣危機。在多次嘗試各種各樣、然而卻並不奏效的組合之後，路易-菲利普組建了一個完全由第三黨組成的內閣，這是當時政治局勢的必然結果。但是，在杜潘拒絕出任總理後，國王犯了一個錯誤：1834年11月10日，他籲請一位第一帝國的遺老——巴薩諾公爵馬雷——出任總理。
新總理欠了太多的債，只要一宣佈任命，他的債主就會扣押他的薪水。新政府的建立令人啼笑皆非。新聞界極其憤怒。部長被這樣的迎接嚇到了，他們從11月13日起紛紛辭職，甚至都沒有通知巴薩諾公爵，這屆政府獲得了「三天內閣」的綽號。11月18日，路易-菲利普又請出一位「花瓶總理」，這一次是特雷維索公爵莫蒂埃元帥，而內閣則完全照搬了熱拉爾元帥那一屆。
這場危機讓第三黨出了洋相，而空論派則取得了勝利。內閣希望擴大優勢，於是準備強迫議員明確表示對其政策的支持。在議院12月1日的會議上，政府提交了一份目的明顯的議事日程，裏面明確提出信任動議，該動議在12月6日以184票對117票獲得通過。然而，差不多就在兩個月後，內閣還是解散了。先是因為要佈置場地，以便審判「四月被告人」，在這筆經費上跟議會發生了衝突。後來反對派又揭露內閣沒有首腦，他們指責路易-菲利普在內閣放了一個傀儡，為的是行使他私人的權力。論戰如火如荼，為了反對路易-菲利普，他們又搬出梯也爾曾經威懾查理十世的那句名言：「國王統治國家但不要管理」。最終，當1835年2月20日莫蒂埃元帥正式以健康原因辭職的時候，國王絲毫沒有挽留的意思。
實現議會制的艱難之路
論戰導致了莫蒂埃元帥辭職，但論戰並未就此結束。受共和主義者寫的小冊子影響，論戰持續發酵，國王的地位和議會的特權這兩個問題成為爭論的焦點。一方面，路易-菲利普希望能操控他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在國防和外交上，他覺得這些本來就該歸他管。不僅如此，他還想繞開總理，讓部長直接聽命於他。另一方面，部分議員表示，內閣應該有一位領導人，而且這位領導人應該出自議會的多數派。他們希望完成政體上的轉變，最終實現議會制。不過，對於議會制，《1830年憲章》也僅僅是做了個草圖，實際上，它並沒有寫明內閣在眾議院的政治責任機制，像是信任案，或是不信任案。另外，總理的存在性也無法在憲章中找到依據。
在這種背景下，議員們認為有必要向路易-菲利普施壓，迫使他選布羅意公爵擔任總理。原因很簡單，這是路易-菲利普最不希望的人選，因為布羅伊公爵的親英立場使路易-菲利普疑心重重，而且他不受管控，態度傲慢，這讓路易-菲利普十分不悅。在三個星期的內閣危機中，路易-菲利普先後請求莫萊、杜潘、蘇爾特、塞巴斯蒂亞尼、熱拉爾出任總理，但都遭到了拒絕。最終，1835年3月12日，他只好作出決定，邀請布羅伊公爵，並且接受差不多跟卡西米爾·佩里埃一樣的條件。
跟第一次蘇爾特內閣一樣，新政府建立在三人聯盟之上：外交部長布羅伊，教育部長基佐，內政部長梯也爾。布羅伊公爵一上任就一洗前恥，1831年7月4日同美國締結的條約這一次在眾議院順利通過。此外，他還在關於秘密基金的辯論中獲得多數支持，秘密基金以256票支持、129票反對獲得通過，這樣就省去了對政府進行信任投票。
布羅伊政府的一件大事就是對參與四月暴動的人進行訴訟，訴訟案於1835年5月5日在貴族院展開。2000名嫌疑犯中，最終只有164人被提起訴訟，其中43人是被缺席審判。121名被告人在貴族院受到了審判，他們把訴訟程序搞得無比複雜，使用各種可能的手段把這場審判變成宣傳共和的大好時機。7月12日，一部分被告人通過一條早已準備好的地下通道逃出聖佩拉吉（Sainte-Pélagie）監獄，巴黎暴動的領頭者也在其內。
1835年8月13日，貴族院對里昂的暴動者進行了審判，隨後，考慮到犯人的反抗，對其他的犯人並沒有採取庭審，並在1835年12月和1836年1月宣佈了判決。判決是相當仁慈的：沒有人被判死刑，一部分被判流放，大部分被判有期徒刑，還有人被無罪釋放。
在公眾輿論眼中，與他們所期望的相反，共和派並沒有從「四月被告人」訴訟案中獲得好處：是共和派自己給大眾造成一種印象，雅各賓黨人的所有暴行又復活了，這尤其是讓資產階級感到害怕。1835年7月28日針對國王的襲擊使共和派徹底失去聲望。
值紀念七月革命之際，路易-菲利普要在巴黎的大道上檢閱國民自衛軍。他不顧會遭遇襲擊的傳聞，拒絕取消閱兵。陪同他的有長子奧爾良公爵，次子內穆爾公爵，三子儒安維爾親王，包括布羅伊公爵和梯也爾在內的各位部長，以及眾多元帥和軍官。一架由20多個槍管組成的「地獄機器」突然從聖殿大道50號的一所房間中射出。路易-菲利普所幸只在額頭上有些擦傷，他的兒子也安然無恙，而莫蒂埃元帥和其他十個人當場身亡。十多個傷者中，有七人在隨後幾天裏死亡。
襲擊的主犯是朱塞佩·菲斯奇（Giuseppe Fieschi）——一個患有偏執狂而且自負的冒險家，他曾經是繆拉軍中的一名士兵。另外還有鞍具製造者皮埃爾·莫雷和藥品雜貨店主西奧多·佩潘，這兩人都是跟人權聯盟有關的狂熱共和黨人。他們在貴族院受審，並在1836年2月19日被送上斷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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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7月28日，菲斯奇的襲擊 （歐仁·拉米, 1845年, 凡爾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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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戮的暴行舉國震驚。共和派名譽掃地。公眾輿論欣然等待有力措施。於是，從8月4日起，內閣陸續向議會提交了三項法律草案，旨在強化對反政府襲擊者的鎮壓。布羅伊公爵解釋說：「《1830年憲章》通過君主立憲的形式確立了政治自由。所有的政黨在君主立憲的框架內是自由的。一旦他們出了這個框架，自由也就與他們無關了。是他們自己置身於法律之外。...... 新聞自由並不凌駕於其他組織之上。...... 君主高於一切才是君主立憲的基本原則。」
第一項法律加強了巡迴法院（cour d'assises）[10]院長和檢察官對被指控叛亂、持有違禁武器或企圖叛亂的人的權力。該法律於 1835 年 8 月 13 日以 212 票對 72 票通過。
第二項法律改革了巡迴審判陪審團的程序。現行的 1831 年 3 月 4 日法律將有罪或無罪的裁定權限制在陪審團（不包括屬於巡迴法院的專業治安法官），並且需要 2/3 多數票（8 票對 4 票）才能作出有罪判決。新法律將其改為簡單多數票（7 票對 5 票），並於 1835 年 8 月 20 日以 224 票對 149 票通過。
第三項法律限制了新聞自由，並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它旨在禁止有關國王、王朝和君主立憲制的討論，因為據稱這些為菲利奇的襲擊企圖做好了準備。儘管草案遭到強烈反對，但該法律還是於 1835 年 8 月 29 日以 226 票對 153 票獲得通過。
這三項法律於 1835 年 9 月 9 日同時頒佈，標誌着自卡西米爾·佩里埃以來針對共和黨人實施的抵抗政策的最終成功。七月王朝從此穩固了其地位，有關其合法性的討論被完全禁止。反對派現在只能討論《1830年憲章》的解釋並提倡向議會製發展。然而，在 1840 年，擴大選民基礎的要求變得更加頻繁，導致共和黨反對派通過要求普選權而重新出現。
但布羅伊內閣最終在公共債務問題上失利。財政部長讓-喬治·胡曼（Jean-Georges Humann）於 1836 年 1 月 14 日宣佈，他打算降低政府債券的利息，以減輕公共債務。這一舉措在政權支持者中非常不受歡迎，因為債券利息是資產階級財富的基本組成部分。因此，部長會議立即否決了胡曼，而布羅意公爵向議院解釋說，政府不支持他的建議。然而，他的語氣被代表們認為是侮辱性的，其中一位——銀行家亞歷山大·古安（Alexandre Henri Goüin）——立即親自提出了一項有關債券的法律草案。1836 年 2 月 5 日，以微弱多數（194 票對 192 票）的代表決定繼續審查草案，從而否決了布羅伊內閣。政府立即辭職：這是第一次有內閣在眾議院處於少數地位後倒台，這是議會制的必然勝利。
1836 年 2 月 22 日，菲利普一世宣佈成立梯也爾的第一屆內閣，以取代維克多·德布羅意內閣。1836 年 8 月 25 日，梯也爾辭職，因為國王拒絕接受他派遣軍隊消滅西班牙革命黨的建議，而這一建議得到了戰爭部長邁松的大力支持。 1836 年 9 月 6 日，馬修·莫萊的第一屆內閣取代了梯也爾政府。
莫萊的新政府成員包括基佐、坦內吉·杜沙泰爾和阿德里安·德·加斯帕林。新內閣中沒有任何七月革命「老兵」，媒體立即對此進行了報道。莫萊迅速採取了一些人道主義措施以確保他的聲望：普遍採用小牢房以避免「相互教導犯罪」，廢除公開的枷鎖勞役制度，並赦免52名政治犯（正統派和共和派），特別是查理十世的前部長。1836 年 10 月 25 日，盧克索方尖碑（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贈送）在協和廣場落成，民眾紛紛為國王鼓掌。
1836 年 10 月 30 日，路易-拿破崙·波拿巴試圖在斯特拉斯堡發動起義，但起義很快被鎮壓，波拿巴及其同夥於同日被捕。國王為了避免公開審判，在未經法律程序的情況下，下令將路易-拿破崙帶到洛里昂，波拿巴乘船流亡美國。其他同謀者在1837 年 1 月 18 日被斯特拉斯堡巡迴法庭宣判無罪。
針對此事，1837 年 1 月 24 日，戰爭部長西蒙·伯納德將軍提出了一項法律草案—— 《分離法》，旨在發生叛亂時，將平民與非平民分開，平民將由軍事法庭審判，非平民將由軍事委員會審判。反對派堅決反對該提案，令人驚訝的是，1837 年 3 月 7 日，整個議院以 211 票對 209 票的微弱多數否決了該提案。然而，路易·菲利普決定違背公眾的期望和議會制的邏輯，維持莫萊政府。但政府失去了議會的穩固多數，因此陷入癱瘓。一個半月的時間裏，國王嘗試了各種內閣組合，才組建了新政府，其中包括與他關係密切的卡米爾·德·蒙塔利維，但排除了與莫萊合作愈發困難的基佐；莫萊再次被任命為政府首腦。
這個新政府幾乎是對議會的挑釁：不僅莫萊被留任，而且負責《分離法》的德·薩爾萬迪和負責比利時王后（七月王朝公主）嫁妝法案草案的讓-拉卡夫-拉普拉涅也成為新內閣成員——這兩項法案均被議員否決。媒體稱這是「城堡內閣」或「走狗內閣」，所有人都預計它不會持續太久。
因此，當莫萊在4月18日登上主席台，代表們都在堅定地等待着。「先生們，」議會主席宣佈，「國王委託我們通知你們，這對國家和他的家人來說都是一件同樣幸福的事情……」 [11]。這關係到王子與梅克倫堡-什未林公主海倫的未來婚姻。這一新舉措的宣佈打斷了所有批評和爭論。代表們只能批准增加奧爾良公爵的嫁妝，從每年100萬增加到200萬，並且還為婚禮費用和建立費用分配了100萬的一次性津貼。這些規定於4月22日以 307 票贊成、49 票反對通過。4月27日，以239 票贊成、140 票反對通過價值100萬的公主嫁妝將立即送出。
有了一良好開端，5 月，儘管遭到奧迪隆·巴羅的攻擊，莫萊政府在秘密資金辯論中成功贏得了議會的信任（250 票對 112 票）。5 月 8 日的法令赦免所有政治犯，在法庭上重新樹立十字架，自 1831 年以來關閉的聖日耳曼奧塞爾教堂被授權恢復宗教活動。為了表明社會秩序已經恢復，國王在協和廣場檢閱了國民警衛隊。1837 年 5 月 30 日，奧爾良公爵的婚禮在楓丹白露宮舉行。
6 月 10 日，路易·菲利普為凡爾賽宮舉行了開幕式。凡爾賽宮的修復工作始於 1833 年，旨在建立一座法國歷史博物館，專門展示「法國的所有輝煌」。國王密切關注並親自資助，委託建築師皮埃爾-弗朗索瓦-萊昂納爾·方丹完成了這個項目。作為民族和解的象徵，法國大革命和帝國的軍事榮耀，甚至復辟時期的軍事榮耀，都將與舊制度的軍事榮耀並列。
莫萊的政府似乎很穩定，經濟繁榮的回歸也起到了幫助作用。因此，國王和莫萊不顧奧爾良公爵的建議，於1837 年 10 月 3 日解散議會。為了影響即將到來的選舉，路易·菲利普決定讓遠征阿爾及利亞。西爾萬·查爾斯·瓦萊將軍和路易·菲利普的次子內穆爾公爵在軍事上取得成功，後者於 10 月 13 日攻佔了君士坦丁。然而，11 月 4 日的選舉並未實現路易·菲利普的期望，莫萊的政黨喪失了多數席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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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黨 | 票數 | % | 席數 | |
| 馬修·莫萊 奧爾良主義者 | 54,922 | 36.20 | 168 | |
| 阿道夫·梯也爾、奧迪隆·巴羅 運動黨 | 46,426 | 30.60 | 142 | |
| 弗朗索瓦·基佐 抵抗黨 | 20,937 | 13.80 | 64 | |
| 安德烈·杜潘 第三黨 | 18,358 | 12.10 | 56 | |
| 賴德律-洛蘭 共和黨人 | 6,220 | 4.10 | 19 | |
| 皮埃爾-安托萬·貝里耶 正統派 | 4,855 | 3.20 | 15 | |
| 總共 | 151,718 | 100.00 | 464 | |
| 總票數 | 151,720 | – | ||
| 已登記選民／投票率 | 198,836 | 76.30 | ||
這樣的議院存在形成反對政府的異質聯盟的風險。早在1838年1月，政府就面臨巨大壓力，尤其是來自查爾斯·高吉耶的攻擊：他指責政府操縱選舉，以便選出忠誠的公務員，其數量從上一屆議會的178名增至191名。梯也爾及其盟友也在西班牙事務上公然反抗政府。然而，在教條派[13]的幫助下，莫萊在1月13日向國王發表的講話中獲得了216票對116票的贊成。
就在基佐與樞密院議長劃清界限之時，莫萊的內閣似乎被教條派綁架了。此後梯也爾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將教條派從內閣多數派中趕走。在對秘密資金進行投票時，眾議院的基佐和貴族院的布羅伊朗公爵都批評了內閣，儘管兩人最終都投票支持政府。5月10日，議員們拒絕了政府的鐵路發展計劃，而一周前，他們終於同意了莫萊反對的政府債券提案。然而，貴族們支持莫萊並拒絕了這項倡議。6月20日，莫萊成功地讓議會在議會休會前通過了1839年的預算。
1838年12月議會開幕時，安德烈·杜潘以微弱多數（183票對中左翼候選人、「城堡內閣」的堅決反對者伊波利特·帕西的178票）當選為議院議長。包括基佐、梯也爾、普羅斯佩·杜韋吉埃·德·豪蘭和伊波利特·帕西在內的聯盟在夏季已經形成，但這並沒有阻止投票贊成國王的講話（221票對208票）。
莫萊認為他無法繼續以如此微弱且不確定的多數執政，因此他向國王遞交了辭呈。菲利普首先試圖拒絕，然後接近蘇爾特元帥，後者最初不同意，隨後答應在國王前往德勒埋葬他死於肺結核的女兒符騰堡公爵夫人期間考慮。當國王回來時，元帥以「牙齒發炎」為由拒絕了，但最終接受了這一提議，條件是立即舉行新的選舉。1839年2月2日，國王解散眾議院並召集選民投票。
競選期間氣氛熱烈，左翼反對派大聲疾呼進行所謂的憲政政變，將1837年和1839年的解散議會與查理十世在1830年的連續解散相提並論。基佐批評大臣們將國王與國家隔離。[14]梯也爾將莫萊比作查理十世的大臣波利尼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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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黨 | 票數 | % | 席數 | |
| 運動黨 | 105,265 | 52.30 | 240 | |
| 抵抗黨 | 87,352 | 43.40 | 199 | |
| 正統派 | 8,655 | 4.30 | 20 | |
| 總共 | 201,272 | 100.00 | 459 | |
| 總票數 | 164,862 | – | ||
| 已登記選民／投票率 | 201,271 | 81.91 | ||
| 資料來源：[15] | ||||
3月2日的選舉令國王失望：反對黨有240名成員，而政府只有199名。莫萊於3月8日向國王遞交辭呈，菲利普被迫接受。莫萊倒台後，菲利普立即召集蘇爾特元帥，其試圖組建一個包括推翻莫萊的聯盟三位領導人：基佐、梯也爾和奧迪隆·巴羅的政府，但沒有成功。面對教條派的拒絕，他隨後試圖組建一個中左翼內閣，但由於梯也爾在西班牙事務上的頑固立場，該內閣也失敗了。這些接二連三的挫折迫使國王將議會會議的開幕推遲到1839年4月4日。梯也爾還拒絕與布羅意公爵和基佐交往。國王隨後試圖通過向他提供大使館來阻止他，這激起了梯也爾朋友們的強烈抗議。最後，菲利普於3月31日順從，組建了一個過渡中立的政府。
4 月 4 日，議會在一種類似起義的氣氛中開幕。一大群暴徒聚集在議會所在地波旁宮周圍，高唱馬賽曲並進行騷亂。左翼媒體指責政府挑釁。梯也爾支持奧迪隆·巴羅擔任議長，但他在組建新內閣的談判中的態度令他的一些盟友感到失望。因此，一部分中左翼人士決定提名伊波利特·帕西來反對巴羅。巴羅以 227 票對 193 票獲勝，得到了部長代表和教條派的支持。這次投票表明聯盟已經崩潰，右翼多數派可以形成，以反對任何左翼倡議。
儘管如此，組建新內閣的談判仍然沒有成功，梯也爾讓他的朋友們承諾在接受任何政府職能之前先徵得他的授權。5月12日，以馬丁·伯納德、阿爾芒·巴貝斯和奧古斯特·布朗基為首的共和主義組織四季社在巴黎聖但尼街和聖馬丁街發動了叛亂。叛亂不僅失敗了，密謀者被捕，而且還讓菲利普在同一天組建了新政府，由第一時間趕赴杜伊勒里宮向他保證忠誠的蘇爾特元帥主持。
五月底，關於秘密資金的投票以絕大多數票數支持新政府，預算也毫無問題地通過了。1839 年 8 月 6 日，議會休會，新一屆議會於 12 月 23 日開幕，議會以 212 票對 43 票通過了一項對政府相當有利的講話。然而，蘇爾特的內閣於 1840 年 2 月 20 日倒台，因為226 名議員投票反對內穆爾公爵的嫁妝提議（只有 200 票贊成），其將嫁給維多利亞公主。
蘇爾特的垮台迫使國王求助於左翼主要人物阿道夫·梯也爾——基佐是僅存的右翼替代者，他剛剛被任命為駐倫敦大使並離開法國。梯也爾的目標是最終建立議會制政府，由「治理但不統治的國王」和由議會多數派組成的內閣組成，並對其負責。
從此以後，他明確反對菲利普的政府理念。梯也爾於 1840 年 3 月 1 日組建政府。他先是假裝將樞密院主席一職交給布羅意公爵，然後又交給蘇爾特公爵，最後接受了這一職位並同時擔任外交部長。他的內閣由相當年輕的政治家組成（平均年齡 47 歲），梯也爾本人只有 42 歲。梯也爾與國王的關係立刻變得緊張。路易·菲利普建議梯也爾提名其好友奧拉斯·塞巴斯蒂亞尼為元帥，這讓梯也爾很尷尬，因為這將使他遭受與之前一樣的批評，即政治偏袒和濫用政府權力。梯也爾因此決定推遲塞巴斯蒂安的晉升。
梯也爾在 1840 年 3 月關於秘密資金的辯論中輕鬆獲得多數票（246 票對 160 票）。雖然梯也爾被歸類為中左翼，但他的第二屆政府卻高度保守，致力於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儘管他讓代表們通過了政府債券轉換的投票——這是一個左翼的提議——但他確信它會被貴族否決，而事實也確實如此。1840 年 5 月 16 日，在激進派的弗朗索瓦·阿拉戈發表演講後，梯也爾嚴厲拒絕了普選權和社會改革。阿拉戈認為確立普選權的選舉改革應先於社會改革，並試圖通過將普選權要求和 19 世紀 40 年代出現的關於工作權的社會主義要求結合起來。[16]此外，在 6 月 15 日，梯也爾推遲了保守黨議員奧維德·德·雷米利提出的一項提案，該提案以左派的舊要求為依據，試圖禁止在選舉期間提名議員擔任有薪公職。由於梯也爾此前支持這一提議，他遭到了左派的嚴厲批評。
自 1838 年 8 月底以來，與經濟危機相關的社會問題導致紡織、服裝和建築行業發生罷工和騷亂。1839 年 9 月 7 日，聖安托萬郊區的櫥櫃製造商開始設置路障。梯也爾派出國民自衛隊並援引禁止公眾集會的法律予以回應。梯也爾還以非常優惠的條件將法蘭西銀行的特權延長至 1867 年，以至於該銀行還鑄造了一枚紀念金牌。幾項法律建立了遠洋定期船航線，由經營國家補貼特許經營權的公司經營。其他法律向陷入困境的鐵路公司提供信貸或擔保。
雖然梯也爾支持保守的資產階級，但他也確保滿足左翼對榮耀的渴望。1840 年 5 月 12 日，內政部長夏爾·德·雷米薩向代表們宣佈，國王已決定將拿破崙的遺體移交給榮軍院。在英國政府的同意下，茹因維爾親王乘坐護衛艦「貝勒·普爾」號前往聖赫勒拿島取回遺體。
這一聲明立即引起輿論的共鳴，愛國熱情高漲。梯也爾認為這一舉措成功恢復了法國大革命和帝國的輝煌；而路易-菲利普則不情願，他想為自己攫取一點正統君主的榮耀。路易-拿破崙親王決定抓住機會，於 1840 年 8 月 6 日在濱海布洛涅登陸，目的是召集第 42 步兵團及其同夥，其中包括拿破崙在聖赫勒拿的戰友之一蒙托隆將軍。儘管蒙托隆實際上是法國政府派去倫敦監視路易·拿破崙的雙重間諜，但蒙托隆欺騙了梯也爾，讓他以為行動將在梅斯進行。然而，拿破崙的行動徹底失敗了，他和他的手下被關押在哈姆堡。
9 月 28 日至 10 月 6 日，他們的審判在貴族院舉行，但公眾對此漠不關心。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法庭對瑪麗·拉法格的審判上，她被指控毒害了她的丈夫。在著名正統派律師皮埃爾-安托萬·貝里耶的辯護下，波拿巴以 152 票（160 票棄權，共有 312 名貴族）被判處終身監禁。《辯論日報》表示：「我們不會殺死精神病患者，沒錯！但我們會把他們關起來。 」[17]
在東方，梯也爾支持正進行第二次土埃戰爭的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一個從埃及到敘利亞的龐大阿拉伯帝國的野心，並試圖促使他在法國的支持下，而不是由其他四個歐洲強國（英國、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的干預下，與奧斯曼帝國締結一項協議。但英國外交部長帕默斯頓得知這一談判後，立即在四個大國之間進行談判，推出了《倫敦公約》（Traité de Londres），確認穆罕默德·阿里為埃及和阿卡的終身帕沙利克，但必須立即從奧斯曼帝國撤軍。
當它在法國公佈時，這一公約引起了愛國憤怒的爆發：法國發現自己無法解決其傳統上施加影響的地區的命運，即使普魯士等國對埃及沒有興趣。路易·菲利普假裝加入了普遍的抗議：他始終避免與歐洲列強爭鬥，而是對外妥協，以免引起戰爭，影響金融貴族的投機利益。但他知道，通過這件事，他有機會除掉梯也爾。他向即將前往維也納大使館的聖奧萊爾伯爵吐露道 ：「您必須知道，我不會讓自己被我的小大臣（梯也爾）拖得太遠。在內心深處，他想要戰爭，而我不想要戰爭；當他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其他資源時，我會拋棄他，而不是與整個歐洲決裂。」[18]
梯也爾通過頒佈法令來迎合公眾輿論的愛國情感。7月29日，法國動員 1836 至 1839 級的士兵，9月份開始加強巴黎城牆的防禦工事。然而，9月至11月，由英國和奧地利組成的聯合艦隊切斷了易卜拉欣與埃及本土的海上通訊，英國隨之佔領了貝魯特和阿卡。經過國王與梯也爾的長期談判，最終於 1840 年 10 月 7 日達成妥協：法國放棄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在敘利亞的勢力，但向歐洲列強宣佈埃及應不惜一切代價保持自治。此後，英國承認了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世襲統治：法國恢復了 1832 年的局面。儘管如此，梯也爾和路易·菲利普之間的決裂已是板上釘釘。
1840 年 10 月 29 日，當夏爾·德·雷米薩向部長會議提交由伊波利特·帕西準備的御座演說草稿時，路易·菲利普認為該草稿過於激進。經過短暫的討論，梯也爾和他的同事們集體向國王遞交了辭呈，國王接受了。第二天，路易·菲利普派人去接蘇爾特元帥和基佐，以便他們儘快返回巴黎。
基佐體制
通過任命弗朗索瓦·基佐和教條主義者，即繼梯也爾中左派之後的中間派，路易-菲利普一世根本不認為這種組合會持續到他的統治結束。[19]然而，這樣組建的團隊最終將團結在基佐的堅強個性周圍。基佐於10月25日離開擔任法國大使的倫敦，並於次日抵達巴黎。他重返中央的條件是能以他認為合適的方式組建內閣。他憑藉技巧將自己的外交事務職責限制在自己手中，並將外交部名義上的主席職位留給了讓·德迪厄·蘇爾特元帥 ：這讓國王和王室感到滿意，因此沒有以任何方式在基本問題上打擾基佐，允許他按照他認為合適的方式來執政。中間左派拒絕留在政府，保守派繼續當權。[19]
1841 年，倫敦海峽公約解決了東方問題，實現了法英的首次和解。這有利於查理十世時期開始的阿爾及利亞殖民化。
政府是奧爾良主義的，議會也是如此。這分為：奧迪隆·巴羅（Odilon Barrot）的王朝左派（Gauche dynastique），在《世界報(Le Siècle)》上呼籲將普選範圍擴大到小資產階級 ；中左翼的阿道夫·梯也爾想要限制國王的權力，他經營着《憲法(Le Constitutionnel)》報紙 ；以基佐和路易·馬蒂厄為首的保守派希望保留政權，並在《辯論報》和《新聞報》上捍衛自己的觀點。
基佐所依靠的是保守黨和分裂的反對派，而議會的解散又加強了國王的支持者，加劇了這種情況。因此，他認為任何改革都是危險的、無用的。他拒絕任何降低普選門檻的改革，更不接受直選的想法。他認為，「君主制必須偏愛中產階級」，他們是通過土地所有權聚集在一起的，而土地所有權是一種與金錢、工作和儲蓄相關的「道德」。「通過工作和儲蓄致富，這樣你就會成為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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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佐努力支持有產者並維護政權。得益於1840年至1846年國家經濟騰飛，法國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基本完成了輕工業革命，手工工場林立。經濟每年增長3.5%，農業收入和購買力增加，勞動生產率攀升。 1842年開始，組建了以巴黎為輻射中心的國家鐵路網，里程從600公里增加到1,850公里。1848年，阿爾及利亞建省，被納入法國本土。
工人貧困化對政權的威脅
工業革命導致這一時期出現了貧困化的新現象：由於工業化和農村人口外流，窮苦工人成為人口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此外，舊制度下的工會網絡也消失了。工人們每天工作 14 小時，日薪 20 生丁（0.2法郎），一周甚至一年都沒有休息日，完全聽憑老闆的擺佈，而且不能組織工會。登記在冊的乞丐有 25 萬，在慈善部門登記的公民有 300 萬，然而國家援助幾乎不存在。1840 年，路易·雷內·維勒梅 (Louis-René Villermé)醫生發表了一份「棉花、羊毛和絲綢工廠工人的身體和道德狀況表」，證明了工人，尤其是童工，所經受的苦難。[20]這種情況導致於1841年，七月王朝制定了唯一的社會法，禁止8歲以下兒童工作和13歲以下兒童從事夜間工作，但這項法律很少適用。
基督徒設想了一種「慈善經濟」，而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空想社會主義（由聖西門、夏爾·傅立葉等人代表）則繼續傳播。布朗基提出了社會主義政變理論，而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家蒲魯東則提出了互助主義理論。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受到亞當·斯密的啟發，設想着自由放任的解決方案和關稅的取消。此外，1843 年秋，馬克思為逃離普魯士的審查制度而移居巴黎，與盧格共同創辦了《德法年鑑》。
王朝的危機
1846年5月至9月，西歐嚴重乾旱。8月1日，法國舉行立法選舉，基佐領導的保守派大獲全勝，獲得458個議席中的290個。1847年夏季，作為糧食基礎的小麥價格上漲，創下歷史新高，導致饑荒；而小麥無法被土豆取代，因為當時有許多與土豆有關的疾病。為了彌補短缺，政府從俄羅斯帝國進口小麥，這導致貿易逆差。葡萄的產量也平平，這既影響了農民的收入，也影響了城市居民的消費習慣。購買力正在下降。國內消費市場不再增長，導致生產過剩的工業危機，爆發解僱浪潮。此時，大眾儲蓄大量撤出，銀行體系陷入了危機，股價不斷下跌。主要工程停止，工人失業。1840年代鐵路市場的過度投機導致了金融泡沫的破滅和儲戶的破產。[21]
政權的滅亡
1846年工農業蕭條，加上菲利浦施政傾向保守謹慎，沒有拿破崙支持者強調的軍事榮耀，外交不濟，人民普遍不滿，引發法國二月革命。經過一番動亂後，國王由提倡鎮壓的提爾斯取代了基佐。他在杜樂麗宮前遭到軍隊的敵視，國王最終決定退位，以支持他的孫子，將攝政權交給了施韋林，但他的舉動是徒勞的。1848年2月26日，施韋林在巴士底廣場宣佈法國進入了第二共和國，菲利浦倉皇逃往英國。
參考資料
- Monarchie de Juillet
- Conquête de l'Algérie par la France
- Deuxième guerre égypto-ottomane
- Gouvernement Jean-de-Dieu Soult (3)
-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e 1848
- Loi relative à l'établissement des grandes lignes de chemin de fer en France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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