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1950年代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場從文藝爭論到政治審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風而得名。在民間和學界被廣泛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生的一場大規模文字獄[1][2][3]。由於胡風的文藝理論被部分文藝界人士認為偏離毛澤東紅色文藝理論，胡風及其支持者與周揚等人的文藝爭論被升級為政治批判。隨着事件的發展，中共高層介入文藝爭論並給予胡風「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風等人也因此遭到審判[4]。政治定性後的整個批判運動波及甚廣[5]，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認定78人為「胡風分子」，其中骨幹23人[6]。
該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一場文藝界的大規模政治整肅和清洗運動，與1955年中國大陸展開的「肅反運動」聯繫緊密[7][8]。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經過胡風本人的申訴，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認定「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為錯案[9]，並於198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辦公廳發出（1988）16號文件，胡風案得到官方徹底平反。[10]
背景
胡風是民國時期的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和魯迅的關係密切，並受魯迅思想的影響[11]，較之強調階級性、反對個性的毛澤東文藝路線[12]，魯迅和胡風的主張更講求人性、人道和個性[13]。所以雖然胡風在政治上擁護中共、在文藝理論方面對周作人和林語堂脫離現實的「興趣主義」和「性靈主義」不滿，但也對左聯內部當時從蘇聯引進的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以及其後在「左聯」作家隊伍中所產生的「主觀公式主義」、「客觀主義」不滿[14]，在創作上強調作家「主觀戰鬥精神」[15]的主張上多次與中共在文藝界領導人（如周揚）以及毛澤東的觀點相衝突[16]。
早在1936年，左聯內部有關於「國防文學」（周揚、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馮雪峰、胡風提出）的兩個口號的爭論，同時也有周揚與胡風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爭論；1938年毛澤東在文化問題上提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7]後，中國文化界開始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在討論中，胡風等表現出與毛澤東等有異的觀點。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胡風等人已經受到批評[16]。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上，對胡風等的文學思想和創作的批評，是該刊的主題之一。邵荃麟的《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胡繩的《魯迅思想發展道路》、《評路翎的短篇小說》，喬冠華的《文藝創作與主觀》等文，都與此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胡風及其追隨者已處於受冷落、排擠的地位。不過對所堅持的路線、主張能取得勝利，他們也持樂觀態度，並未料到此後成為被圍剿的對象[16]。對於批評和質疑，胡風則也毫不客氣的反駁批評。
文藝爭論期
1945年1月，胡風籌辦的文學雜誌《希望》第一期問世。創刊號上刊發舒蕪的哲學論文《論主觀》，實質乃是呼喚個性解放，與此文相呼應，胡風本人亦撰文《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裏面》發表。這兩篇文章與《講話》為代表的毛澤東文藝思想背道而馳，均受到延安方面的關注。
1948年，在正定召開的魯迅逝世紀念會上，詩人艾青不點名地批評胡風的文章風格。從1951年起，一些人寫信給《文藝報》編輯部，要求再次批評胡風文藝思想。1952年初，《〈文藝報〉通訊員內部通報》陸續刊登了這些來信，從此拉開運動序幕。
1952年5月25日，胡風舊友舒蕪在《長江日報》發表檢討自我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52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發舒蕪的文章並加胡喬木撰寫的編者按，「編者按」對「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的「錯誤性質」，做出裁定：
| “ | 他們在文藝創作上，片面地誇大主觀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謂生命力的擴張，而實際上否認了革命實踐和思想改造的意義。這是一種實際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 | ” |
同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了四次有胡風本人參加的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中宣部在寫給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報告中，對胡風的文藝思想的「主要錯誤」做了如下歸納：
| “ | ” |
此後，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左翼文學權威力量對胡風等的異質思想進行系統清理的文章——《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分別刊登於1953年第2期和第3期的《文藝報》。
當時作為中國文聯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的胡風對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風在路翎、徐放、謝韜、綠原的協助下，完成《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所謂「三十萬言書」，並附說明信一封，以中國傳統文人「上書」的方式，在1954年7月22日通過當時負責文教工作的習仲勛「轉呈」給中共中央政治局[19]。報告共四部分[20]：
- 幾年來的經過簡況
- 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
- 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
- 作為參考的建議
胡風的報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對他的批評，申明他在若干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上的觀點，批評「解放以來」文藝工作上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並提出他的建議。與此同時，胡風給黨中央的關於文藝政策的信中，將矛頭指向當時文藝主政者的周揚：
| “ |
我完全確定了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宗派主義統治一開始就是有意識地造成的。以對我的問題為例，是有着歷史根源，利用革命勝利後的有利條件，利用黨的工作崗位，有計劃自上而下地一步一步向前推進，終於達到了肆無忌憚的高度的。 我完全確定了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領導傾向和黨的原則沒有任何相同之點。我完全確信：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非黨傾向的宗派主義統治，無論從事實表現或思想實質上看，已經是發展成了反黨性質的東西[21] |
” |
同年年底，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召開聯繫擴大會，討論《紅樓夢》研究的問題並檢查《文藝報》的工作。胡風以為毛澤東和中央對《文藝報》和文藝界領導的批評，是他的「意見書」起了作用，認為全面質疑、挑戰文學規範的時機已到，便在會議上兩次長篇發言，抨擊當時文藝界主持者。於是，此次本來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檢查《文藝報》的「錯誤」的會議，在快結束時，將鬥爭的風向轉向胡風。周揚在《我們必須戰鬥》（經毛澤東審閱）發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風問題單獨提出，並作出「為着保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着保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着發展科學事業和文學藝術事業」，「我們必須戰鬥」的號召[16]。
高層介入
|
|
| 出現的批判書籍（上為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批判書籍，下為人民出版社匯集成冊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後者共印刷700多萬冊。[22]） |
中宣部對30萬言書進行研究後，於1955年1月20日向中央做了《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報告提出，過去雖然對胡風思想進行過一些批判，但由於不徹底，沒有發動更多人來參加鬥爭，始終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因此在批判胡適、俞平伯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同時，對胡風進行徹底批判是十分必要的。為此，報告也提出了具體部署。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宣部等報告，並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着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必須加以徹底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級黨委必須重視這一思想鬥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對待[19]。
同時，胡風的《意見書》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處理。2月，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決定對胡風文藝思想進行全面批判。主席團將胡風報告其中的二、四兩部分專印成冊，隨《文藝報》1955年第1、2期合刊附發，「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毛澤東也在此時的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藝界「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16]。一場全國性質的批判運動全面展開。大量報刊發表批判文章，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對胡風的三十萬言書進行逐一批判[23][24]。不久，舒蕪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抨擊文章《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同時還交出了在1940年代與胡風的私人通信[25]隨後，文藝報將舒蕪提供信件和胡風送上的檢討《我的自我批判》一併發佈。後來又「搜出」或要當事人交出他們的往來信件後，「性質」上升為「犯罪」。
同時，毛澤東親自審閱舒蕪交出的胡風給他的多封信件，斷定胡風等人是一個「反黨小集團」，立即指示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風反革命集團專案小組」，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共同組成的胡風問題的專案組，開始集中在全國各地調查胡風等人的歷史情況，收集他們的有關信件[19]。
5月13日在《人民日報》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為名，公佈這些信件，以後又陸續公佈一些材料，併集結成書，由毛澤東親自作序出版[27]，在全國開展清查「胡風集團」的運動，1955年5月13日至6月20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共三批）中出現了這樣的話：
| “ | 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真相隱蔽着。
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着反革命勾當。 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有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 |
” |
劉白羽帶領公安人員於1955年5月16日對胡風進行搜查，5月17日胡風被拘捕[28]。
與此同時，中宣部派林默涵、劉白羽、何其芳、張光年、郭小川、袁水拍等人到胡風專案組負責審閱「胡風分子」的來往信件和文稿，公安部負責對胡風等人的審訊和調查工作[29]。
從5月18日到6月8日的20天中，《人民日報》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時還擴印兩張共計12版的篇幅刊登表態聲討的文章、讀者來信和漫畫，版面上安置《提高警惕 揭露胡風》的大標題。第三批材料公佈後，連續一個月類似報道約佔15個版面，版面大標題改為《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30]同時大量宣傳書籍甚至政治漫畫開始在全國範圍湧現，宣傳機器在全國開動，[31]如《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徐崗編寫，新知識出版社）[32]
官方媒體產生的宣傳影響是巨大的，文藝界人士也開始紛紛與胡風「劃清界限」，1955年5月26日《人民日報》所刊巴金《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成為頗具典型的一例[33]，同時檢討會、座談會紛紛展開。
定罪及受牽連人物
1955年5月16日胡風被捕，但至5月18日全國人大才作出逮捕決定。胡風先於看守所被隔離3個月，後被單人關押至北京的秦城監獄，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為止[34]。多人由於「反革命派別」而遭到清查，先後有數十人被捕。根據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複查報告》披露，1955年和1956年全國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29]，到1956年，共正式定為「胡風分子」78人，其中骨幹23人[5]。1958年5月，78人中撤銷職務、勞動教養、下放勞動等處理的有61人[35]。比較出名的有：華崗、路翎、阿壠、魯藜、牛漢、綠原、彭柏山、呂熒、賈植芳、謝韜、王元化、梅林、劉雪葦、滿濤、何滿子、蘆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張中曉、羅洛、胡征、方然、朱懷谷、王戎、化鐵等。
從胡風被逮捕後，遲遲沒有審判。一是認為胡風本人對定性一直不服；二是搜集取證，專案組曾多次派專人到南京等地翻閱敵偽檔案和審問有關犯人，但未能取得有力罪證。公安部幾次向中央報告，請求暫緩處理，一直拖到1965年結案，報請中央批准由法院判處。 1965年後，骨幹份子中3人被判刑，1人另案處理（下表）
其餘13人免於起訴，給予降職、撤職或另行安排工作的處理[19]。
判刑之後
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書籍均遭停售，即使是恩格斯和高爾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風分子譯作，均不得在市面銷售，也不得在圖書館公開借閱[36]。
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胡風夫婦被送到四川省蘆山縣勞動。1967年11月，四川省公安廳在沒有任何罪名的情況下，以原政法機關「包庇」了「胡風集團」為由將胡收監[29]。1970年1月，因胡風在報紙空隙寫詩，被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以「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的罪名判處無期徒刑，不得上訴。[37]
同時，「文革」期間，當年胡風事件中與胡風對立的兩位主要人物：周揚和舒蕪，乃至一大批文藝界人士，紛紛以各種形式遭到整肅，周揚入獄[38]，舒蕪則早在反右運動期間就被定性為「右派分子」[39]，文革中也歷經磨難。
三次平反
1978年底，無期徒刑判決被撤銷，胡被釋放，發還財產，安排為四川省政協委員。然而胡風對1965年判決不服，於1979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訴，陳雲批示由公安部複查[29]。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9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76號文件，指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而對諸如「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有許多是錯誤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胡風等少數同志的結合帶有小集團性質，進行過抵制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損害革命文藝界團結的宗派活動」，還有胡風在20年代擔任所謂「反動職務」，寫過「反共文章」，「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等政治歷史」問題」則予以保留，胡風不接受平反文件，拒絕簽字。[10]
胡風得到平反後，擔任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1985年胡風逝世，但胡風的家人對1980年並不徹底的平反、尤其是官方悼詞不服，胡風遺體在很長時間內並未下葬。這年4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公安部發出[85]公二字50號文件，正式撤消了1980年第一次平反文件中對胡風「歷史問題」的措辭。[10][40]
1986年1月，中共中央公開撤消對胡風的政治歷史結論。1月15日胡風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文化部部長朱穆之在悼詞中說，胡風是「我國現代革命文藝戰士、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翻譯家。」「胡風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進步的一生，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並努力為文藝事業做出貢獻的一生。[41]」 此後中宣部起草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下發了為胡風平反《補充通知》（全部撤銷了1980年結論中三個政治性結論）以徵求意見。然而，由於1986年底出現政局動盪，胡耀邦下台，中宣部部長易人，《補充通知》延後到1988年發出[42]。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正式撤消其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唯心主義等罪名，「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才被徹底平反。[43]
歷史遺留及影響
當時的中共認為，利用胡風事件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來進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是正確且必要的[44]。其直接成效是，僅僅兩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還發現了為數甚多的「小集團」[45][46]。據陸定一後來向蘇聯通報的情況，擬定全國總共審查1200萬人。審查於1955年6月開始，到9月中旬時，已「仔細審查」222萬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萬人，揭露11000個集團和派別。[47]但至1980年代，胡風從政治上、歷史上、文藝思想及文學活動上，獲得全面徹底的平反，胡風案件也被官方承認為一大「冤案」。[48]
對於胡風案件的反思也一直沒有終結。胡風在後來回憶為何遭到整肅時指出，因為毛澤東「不願意聽不同意見，不喜歡別人不佩服他。也許他覺得我不尊重他。」[49]。以李新宇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對胡風的批判已經是對魯迅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整肅也成了對魯迅思想和文學方向的整肅[50][51]。責任方面，無論中國大陸內外，文學界普遍認為，中共尤其是毛澤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有觀點認為，舒蕪的信只是給予毛澤東一個「可以下的台階」，一個說得過去的「藉口」[52]。加之糾纏不清的文藝流派之爭甚至「文人相輕」的傳統，產生了政治定性、群起攻之的歷史悲劇。進入21世紀，謝泳等學者將目光轉移到制度層面，指出五十年代的「文字獄」並非個人所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產物[36]。甚至賈植芳曾說，「胡風要是做了周揚，比周揚還要周揚。」[51]
胡風案中表現出的一系列現象也被視為文革的「熱身」：憑空捏造、輿論動員、全國聲討，從行動到大批判語言都驚人的類似。由舒蕪「獻私信構築『反革命材料』，賣友求榮的道德敗壞倡導，導致此後打小報告、作竊聽機器者群起，知識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潰，假大空盛行[53]。同時，當時的大陸媒體，尤以《人民日報》為首，受到政治干預，完全成為政治宣傳機器，用政治鬥爭代替學術討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新聞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損害。」[30]
由於胡風案件已有定論，今天的史學和文學界公認為，由於此前已經有過對胡適、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風，胡風案件以及此後掀起的對知識分子的整肅和清理使得當時的知識界噤若寒蟬。由於時代變遷，帶有民國身份的諸多知識分子「心驚膽跳」，「畏罪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54]雖然1955年之後胡風案及其帶來的整肅運動最為狂暴的時期已經過去，但「知識界空氣空前沉悶，知識分子心情壓抑，意志消沉，政治熱情、工作熱情受到嚴重挫傷」。[55]最為脆弱、敏感的文藝界批判後的蕭條表現的尤為明顯。此後的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問題，進一步加劇了文藝界的緊張氛圍。19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筆，前解放區的作家也屢受批判，文藝作品不但數量少，而且題材狹窄、刻板印象、公式化現象嚴重。而對胡風案和此後的整肅運動造成了知識分子群體性的疑慮、壓抑和恐懼，他們對此極為不滿。肅反的擴大後來為1957年「鳴放」運動中表達最多的一個話題，同時缺乏真實客觀的信息為依據，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效果也受到了影響。[56]一定程度上為反右運動埋下了伏筆。
相關影視作品
參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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