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1907年11月7日—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運宜，字起應，筆名綺影、谷揚、週莧等，男，湖南益陽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文藝活動家，中國科學院[4]院士。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曾參加領導「中國左翼文藝運動」；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書記、《文學月報》主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文藝界的官方領導地位，又親自參與和發動中共歷次文化批判運動，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倒，曾遭監禁和批判；文革結束後，獲得平反；恢復工作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文聯主席、黨組書記，中宣部副部長，中紀委常委等職。晚年思想有巨大變化，曾向在歷次鬥爭、運動中被其批評或攻擊的人士道歉，提出人性論和異化論。
生平
生於丁未年（1907年）十月初二[5]。1923年2月，與同歲的吳淑媛成婚。婚後，周揚攜妻子到長沙讀書。次年長女出生，四歲時夭折[6]。1927年，周揚考入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失掉組織聯繫。曾留學日本。1931年回國，次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成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同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周揚在上海結識蘇靈揚。次年，兩人結婚[7]。周揚再娶並未告之懷孕的元配妻子吳淑媛，此後周揚將懷孕的吳淑媛和兩子送回益陽[6]。1935年，魯迅稱周揚等人為「英雄」、「工頭」、「奴隸總管」、「元帥」，而自稱為「苦工」和「奴隸」「我憎惡那些拿了鞭子專門鞭撲別人的人們。」並表示「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8]1936年，左聯內部有關「國防文學」（周揚、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馮雪峰、胡風提出）的兩個口號的爭論，周揚也與胡風有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爭論。
抗日戰爭爆發後，周揚於1937年秋，隨同妻子蘇靈揚和年幼的女兒抵到延安[6]。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文協主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1946年至1949年，他曾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華北局宣傳部長。1949年，參與負責籌備和召開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副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直擔任文化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主要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9]。他是1950年代、1960年代中國大陸文藝界的實權人物，具體領導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種文藝運動和思想鬥爭，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文藝講話。在其擔任文宣領導期間，策動了多次批判運動，如胡風、丁玲反黨集團案。
1963年至1964年，毛澤東對文藝工作作出兩次批示，在1964年6月27日的第二次批示，毛澤東直指周揚領導下的各個文藝協會「這些協會和他們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否定建國以來中宣部和周揚這位副部長領導下的文藝工作。周揚大規模地對文聯、作協和文化部負責人進行激烈批判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揚被打倒，被稱為「十七年『文藝黑線』的總頭目」，1967年5月後，入秦城監獄。[10]1975年，周揚出獄。
1977年5月，周揚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1978年6月12日任中國文聯主席、黨組書記兼中國作協副主席。
後兼任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長。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十二大代表、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晚年他的思想有巨大轉變，對早期種種批判運動都有反思。陸續對胡風等被其批判過的人士道歉。
1985年5月，顧驤開始了文選的籌備工作。為了能趕在周揚生前儘快出書，他決定只收入文革後周揚新發表的文章。[11]
1980年7月，經批准成立《周揚文集》編寫組籌備組。周揚決定先出第五卷(即文革後卷)。1981年1月，經中宣部批准，從全國文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單位抽調人員，正式成立了「《周揚文集》編寫組」。責任編輯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部文藝理論組組長羅君策。
1980年9月，周揚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之約，在中共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思想解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過去把人道主義一概當作修正主義批判，這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是包含着人道主義的。1983年3月7日，在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學術會議，周揚在開幕式做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主題學術報告。報告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實際承擔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秘書工作的顧驤、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負責人王元化提前一個月住進天津迎賓館，全封閉寫作。報告結構分為「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學說」、「要重視認識論問題」、「馬克思主義與文化批判」、「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四個部分。期間，王若水因家事臨時趕回北京，寫發言稿的任務就落在了顧驤和王元化身上。顧驤負責一、四部分，王元化負責二、三部分。其中，第四部分「論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是重點，很快引起黨內爭議[12][13]——會議進行到第二天就休會兩天。3月10日，胡喬木來到周揚家中，討論這篇報告。據在場的王若水回憶，胡喬木自始至終沒有正面批評周揚，只是說講話在有些問題上還不夠完整、不夠清楚。但周揚沒有修改，經總書記胡耀邦圈閱後3月16日在《人民日報》第四版全文刊發。事態就此急轉直下。3月20日，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中宣部關於人民日報擅自全文發表周揚同志長篇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顧驤回憶處理意見有三個要點[14]：第一，《人民日報》也應該刊發對於人道主義的其他不同觀點，不應只發表周揚的講稿；第二，將王若水調離《人民日報》；第三，周揚不聽胡喬木的意見，不對文章進行修改，在重大問題上「不負責、不嚴肅」，應「有所認識，表示正確的態度」。從1983年4月開始，對於周揚報告的不同意見從集中在「人道主義」方面逐漸轉向「異化論」焦點。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二中全會召開時，由胡喬木起草的報告中猛烈批評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說法。十二屆二中全會根據中共十二大的部署，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後來又加上了「不搞精神污染」的決定。在二中全會的小組討論上，周揚做了口頭的自我批評。周揚已退居二線，任中宣部顧問兼全國文聯主席。1983年10月開始持續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1983年11月6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專訪《周揚同志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 擁護整黨決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決策 就發表論述「異化」和「人道主義」文章的錯誤做自我批評》。
後因胡耀邦出面，將批判風波平息。但對人道主義的批判並未結束。1984年1月3日，胡喬木在中共中央黨校禮堂，作了題為《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報告，開篇說：「近幾年來，我國理論界圍繞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展開了一場爭論。這方面的文章已經發表了好幾百篇，專門的討論會也開過好多次。這場爭論是有意義的。爭論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廣泛地推進了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回答和解決爭論中的所有重要問題，是需要廣大理論工作者來共同進行的一項巨大工程。」報告提出：「在這個問題上的帶有根本性質的錯誤觀點，不僅會引起思想理論的混亂，而且會產生消極的政治後果。」1984年1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此文。之後還發行了單行本，供黨員學習。
1984年周揚前往南方訪問，留在廣東修養。1984年8月底，周揚忽然失語。1984年9月5日，周揚被送回北京，住進了北京醫院，檢查結果是腦軟化。1984年國慶過後，病情再次加重，1985年1月，第一次病危。1985年6月病情發展得很快進入了植物人狀態。
1989年7月31日，周揚在北京病逝，享年81歲。
評價與爭議
批評人士抨擊周揚是「迫害胡風等數千人的打手，搞宗派的文藝界的蛀蟲」。以學者顧驤為代表的人士認為晚年周揚值得尊敬的地方在於他徹底的反思精神。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稱為「文藝沙皇」[15]。
著述
- 一生著譯甚多，有翻譯作《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美學》等。編有《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出版論著有《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新的人民的文藝》、《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等。
- 1984年《周揚文集》一卷正式出版，二、三、四、五此後陸續出版，截止1994年共五卷出版完成，人民文學出版社。
家庭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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