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黨自建黨以來就大量進行政治宣傳，這些政治宣傳也是該黨奪取權力、維持統治和實施納粹主義政策的重要工具。
題材
納粹宣傳會妖魔化納粹黨的敵人，特別是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者，但資本家和知識分子有時也會被妖魔化；會宣揚納粹提倡的價值觀，比如英雄式的死亡、「領袖原則」、「民族共同體」、「血與土」和日耳曼人的「種族自豪感」（優等種族）。這些宣傳也會被用於推動對阿道夫·希特拉的個人崇拜、納粹優生學運動及重返帝國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納粹宣傳會誹謗與德國交戰的國家，特別是英國、美國和蘇聯，並會鼓動民眾進行總體戰。
歷史
希特拉在其1925年出版的《我的奮鬥》一書中，用整整兩章的篇幅闡述了對宣傳的研究和實踐[1]。他宣稱他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作戰的經歷中了解到英國宣傳的精髓及德國宣傳的失敗點[2]。他認為德國輸掉一戰的很大原因是因為英國的宣傳，這也反映了當時許多德國民族主義者的看法。儘管希特拉的看法並不對——一戰期間德國的宣傳要比英國高明得多——但這一宣稱還是成為了納粹德國普遍接受的真理[3]。
在書中，希特拉使用了「大謊言」（德語：große Lüge）一詞，以此指代使用巨大到，沒有人會相信有人如此歪曲事實的謊言。
《我的奮鬥》中包含了後期納粹宣傳技巧的藍圖。希特拉在第六章寫道：
每項宣傳工作必須是大眾化的，其思想水平的確定應考慮到極其有限的接受能力往往要低於所想要達到的水平。所以宣傳工作的思想水平制定得越低，大眾所能理解的部分就越多。[……]宣傳工作的技巧就正好在於要把握住廣大民眾的情感願望，以正確的道理方式找到讓廣大民眾從專心致志到全身心投入的方法。[……]一個國家的人民並不都是由外交家或是國家法學教官組成的，也不都真地具有理性的判斷能力，而是一些在懷疑和不確定之間搖擺不定的人們。[……]大多數的民眾就像女人一樣生性柔弱，意志力差，以至於很少能夠冷靜地進行思考，而更多的則是以情感來支配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這種情感並不複雜，而是很單純和封閉的。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只是積極或消極，愛或恨，真理或謊言，但從來就不會是半遮半掩，模稜兩可的[4][5]。
而至於宣傳的藝術，希特拉在書中如此闡述：
從主觀上看宣傳工作，只要還有利於其他人，是不必去研究什麼真實性的，好讓群眾把宣傳看作是空談家的表白，而是要不斷地為自己服務。[……]廣大群眾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理解能力很差，反倒還極為健忘[……]有效的宣傳工作就應該只限於某幾個關鍵點上，而要用標語形式來做宣傳，那就得讓最後一個人都得明白每個字的含義。[……]每一次花樣翻新絕不可以改變所要宣傳的內容，而是要最終說出同樣的結果。所以標語口號必須從多方面來加以說明，使每個新的解釋結果總和標語口號本身的寓意相同[4][5]。
希特拉不僅在書中敘述這些想法，還在納粹黨《人民觀察家報》的復刊過程中將想法付諸實踐。1927年，約瑟夫·戈培爾所持有的宣傳報《攻擊報》併入《人民觀察家報》。
在大部分在野時間裏，納粹黨的宣傳手段仍有限。納粹黨很少有機會接觸大眾媒體，在1929年之前一直嚴重依賴希特拉和其他幾個人在公開演講上的發言[6]。一項研究發現，魏瑪政府使用親政府的廣播宣傳減緩了納粹的發展[7]。1930年4月，希特拉任命戈培爾為納粹黨黨內宣傳部門的部長。戈培爾曾是記者，但他很快就證明了他是一名稱職的部長：他成功組織了暴亂示威，使美國反戰電影《西線無戰事》在德國被禁[8]。
納粹政策大多建立在讓在「帝國邊界」以外的所有德國人（如生活在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人）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內的基礎之上[9]。在《我的奮鬥》中，希特拉對「帝國邊界」以外的德國人所遭受的苦難表示同情和譴責，並描繪了所有德國人必須為之奮鬥的共同祖國之夢[10]。在《我的奮鬥》中，希特拉不停地鼓動全世界的德國人將爭取政治權力和獨立作為他們的政治焦點，而希特拉的觀念隨後化為了納粹德國始於1938年的「重返帝國」政策[11]。
1933年3月13日，納粹德國成立了國民教育與宣傳部，戈培爾任部長。這一部門的主要目的就在於在公眾心中樹立德國人共同的外部敵人（將《凡爾賽條約》強加於德國的人）和共同的內部敵人（猶太人、羅姆人、同性戀者、布爾什維克以及推崇「頹廢藝術」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幾個月里，納粹黨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宣傳運動，指責波蘭當局參與或至少容忍了對當地德國人的暴力種族清洗行為[12][13]。1939年8月22日，希特拉告訴他的將軍們：
這一宣傳行動被賦予了代號「希姆萊行動」，納粹嘗試製造波蘭打算入侵德國的假象，好讓他們能夠名正言順地入侵波蘭[14][15][16]。
研究發現，納粹利用廣播電台幫助其鞏固政權，擴大黨的人數[7]。
諸多因素影響着德國士兵遵循上級命令屠殺猶太人。德國、歐洲史教授奧默·巴托夫在《希特拉軍隊：第三帝國的士兵、納粹和戰爭》一書中探討了上級如何向下級士兵傳達指示。巴托夫提到，勒梅爾森將軍就他們對猶太人的行動向士兵們解釋說：「我們只是想讓這片土地恢復平靜，給這片土地帶來和平和秩序……」[17]德國領導人試圖讓他們的士兵相信，猶太人對他們的社會是一種威脅。而德國士兵確實聽信了他們的說法，並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妖魔化和大屠殺[18]。換言之，德國士兵將猶太人視為感染、寄生德國的群體。奧默·巴托夫的闡述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士兵們為何如此遵循上級命令[19]。隨着時間的推移，德國士兵對猶太人的這種情緒越來越重，特別是因為德國領導人不僅迫使猶太人離開他們的故土，還想徹底消滅猶太人。
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創辦的納粹政宣報紙《衝鋒報》報道稱，猶太人在逾越節前會綁架小孩，因為「猶太人需要基督教徒的小孩的血，他們有時會把血塗抹在逾越節薄餅上食用」。當時，納粹德國隨處可見攻擊猶太人的海報、電影、卡通連環畫和傳單。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部電影當屬弗里茨·希普勒製作的《永恆的猶太人》。
一項研究發現，納粹利用廣播煽動了反猶太主義行動。納粹的廣播在歷史上反猶氛圍濃厚的地方特別有效，而反之亦反[7]。
阿道夫·希特拉和納粹宣傳人員的宣傳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此前廣泛且長久存在的德國反猶太主義之上。猶太人被指責不勞而獲，搶奪德國人的辛勤勞動的成果。希特拉本人宣稱納粹主義運動的任務是消滅「猶太布爾什維主義」或「文化布爾什維主義」[20]。希特拉還指責稱「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三大罪是民主、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21]，猶太人應為布爾什維主義、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負責[22]。戈培爾則在1937年的《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大展》上宣稱布爾什維克和猶太人是一體兩面[23]。
1935年，戈培爾在紐倫堡納粹黨大會上宣佈：「布爾什維主義是以猶太人為首的國際劣等人對文化本身的宣戰。」[24]
1933年7月14日，納粹通過了《預防遺傳病後代法》[25]，隨即而來的便是一系列關於殘疾人的政治宣傳[26]。納粹於1939年發起了針對殘疾人的安樂死項目，「T-4行動」，相關宣傳基於卡爾·賓登和阿爾弗雷德·奧什在1920年共同撰寫的著作《讓不值得活的生命自生自滅》，以及歐根·菲舍爾、埃爾溫·鮑爾和弗里茨·倫茨所著的《人類遺傳理論與種族衛生》[27]。
1935年，納粹出台了反猶太的《紐倫堡法案》，這一法案將人劃分為「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猶太人、羅姆人、黑人）兩類，並禁止「非雅利安人」及反對派政客擔任政府中的民事職位。這一法案還宣稱兩類人之間的通婚會造成「種族污染」，禁止兩類人之間通婚[28]。《紐倫堡法案》的理論依據來自納粹的純種人類理論，並力主維護種族等級制度頂端的雅利安人種，認為他們是「優等種族」[29][30]，並教導德國人應將猶太人視作劣等人[31]。
納粹黨設置了力量來自歡樂項目監控工人在非工作狀態下的生活狀況，以確認工人是否會在下班時間進行反對國家的活動。力量來自歡樂還會調整假期時間和假期活動，使工人們感恩國家提供的活動和假期。這一項目最終使得納粹支持率進一步升高。納粹黨強迫所有工人都必須參與這一項目，否則就會被打為反政府分子，送入集中營。二戰開始後，這一項目被廢止，在此之前，該項目約有7000名工作人員和3千萬參與者[32]。
1933年奪權後，納粹很快開始修建大量集中營。第一批被送入集中營的便是政治犯和反納粹人士，特別是德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33]。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被送入集中營是因為他們被指責通蘇，而納粹主義強烈反對共產主義[34]。納粹在宣傳中稱呼共產主義者是「赤色劣等人」[35]。
1919年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引發了德國人的強烈不滿：1919年，《法蘭克福日報》在頭版報道了德國人的恥辱感；同樣是該年，《柏林日報》預言到：「如果我們接受這些條件，幾年內德國將掀起一場復仇的軍事狂潮，激進的民族主義將吞噬一切」[37]。希特拉了解德國國民對該條約的厭惡，於是利用其作為影響聽眾的籌碼。他曾多次提及該條約的條款直接攻擊了德國及德國人民。在1937年1月30日的一次演講中，他直接表示，將撤回德國在該文件上的簽字，以抗議條約條款的無恥行徑。他聲稱，該條約使德國變得低人一等，「不再是」一個和其他國家一樣的正常國家，而原因只是戰爭的責任被歸咎於其。希特拉及其他納粹黨宣傳人員的努力助力了納粹黨的崛起，並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38]。
在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之前，德國的宣傳一直強調德國武器的威力和德國士兵對佔領區人民表現出的人道主義。盟軍轟炸機隊的飛行員被宣傳描述為懦弱的殺人犯，其中美國人被特別描述為艾爾·卡彭式的黑幫分子。同時，納粹的宣傳試圖離間美、蘇、英三國之間的關係。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下轄媒體《國防軍日報》在這些宣傳中扮演了頗為重要的角色。納粹獲得的一場又一場勝利也是絕佳的宣傳題材，不過納粹自身也很難把控這方面的宣傳[39]。一方面，對戰敗者的諷刺、對具體戰鬥的描寫，以及對陣亡者的讚美，對納粹來說都十分有用[40]；另一方面，如果德國在某方面失利，納粹宣傳部門便會難以把握宣傳的具體方向。例如，皇家方舟號航空母艦在納粹鼓吹的一波攻勢後倖存令納粹宣傳人員極為尷尬[39]。
戈培爾本人指示納粹宣傳人員將入侵蘇聯（巴巴羅薩行動）稱為「歐洲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十字軍東征」，而納粹之後又組建了數個外籍武裝黨衛隊部隊[41][42][43]。
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納粹的宣傳主題又換為了所謂的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大軍」的「西歐文化」的主要捍衛者。納粹的宣傳同時介紹V-1飛彈和V-2火箭等「復仇兵器」，試圖讓英國人相信他們絕不可能打敗德國。
1944年6月23日，納粹黨宣佈允許國際紅十字會參觀泰雷津集中營，以消除外界對最終解決方案的傳言[44]。不過，泰雷津集中營其實只是通往滅絕營道路上的中轉站。為配合宣傳部門，納粹進行了一系列的行動，如在集中營內修建假的商店、咖啡廳，暗示猶太人實際上生活在比較舒適的環境中。紅十字會的受邀者在參觀過程中毫無察覺，甚至觀賞了囚犯漢斯·克拉薩創作的兒童戲劇《布魯迪巴》。這一騙局過於成功，以至於納粹決定拍攝宣傳片《泰雷津》進一步進行宣傳，該片由庫爾特·格倫執導，旨在展示猶太人在納粹德國的「仁慈」保護下的生活狀況。拍攝結束後，大多數演員及製片人都被送入奧斯威辛集中營。
德國戰時進行的反猶宣傳有多個目的：首先，其寄希望於說服同盟國的人民，猶太人應為戰爭負責；其次，納粹希望德國人民了解納粹代表他們對猶太人做了什麼，以將他們綁定在自己身上，使他們懼怕猶太人的復仇從而使他們忠誠[45][46]。而自1942年以來，反猶宣傳又演變成了一種團結德國人的手段：
宣佈猶太人被消滅是讓德國各群體團結的一種手段，以清除人們心中的逃避因素，迫使人們繼續戰鬥。德國人被告知，他們已經犯下了太多的暴行，特別是針對猶太人的暴行，已經不可能與盟軍達成諒解。
——大衛·班克爾，《納粹戰時宣傳中對反猶太主義的利用》[47]
納粹媒體還會以此妖魔化敵人，比如指責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其實是猶太人[48]，或是宣稱約瑟夫·斯大林、溫斯頓·丘吉爾已經被國際猶太財團所控制[49]。
這一階段的宣傳出現了很多問題，首先，人們對成功的期望提得過高過快，而一旦沒能兌現，就需要大量的解釋和掩蓋，造成人們的不信任擴大[39]。戰爭讓德國人民過得越來越艱難，這就要求必須更多地宣傳戰爭是由於境外勢力拒絕接受德國人民的力量和獨立而被迫進行的[39]。戈培爾要求宣傳人員使德國人民堅強起來，同時不要讓勝利看起來來的很輕鬆[39]。
希特拉死後，戈培爾將此事通知了漢堡帝國廣播。該電台在隨後的廣播中發佈了希特拉死亡的初步消息；一名播音員聲稱，他是在4月30日下午以與布爾什維主義戰鬥到最後一息的英雄身份死去。希特拉的繼承人卡爾·鄧尼茨則斷言稱美國軍隊在德國領土上繼續戰鬥是為了在歐洲散播布爾什維主義[50]。
媒介
納粹及同情者發行了許多宣傳書。不過，大多數與納粹有關的信念，如德國民族主義、優生學和反猶太主義，自19世紀以來一直在各種書籍中流傳，納粹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利用了這些現有的作品。
最知名的書籍當屬希特拉的《我的奮鬥》，這本書詳細介紹了他的信仰[51]。希特拉在寫作過程中受到了古斯塔夫·勒龐1895年出版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的影響，勒龐在書中將宣傳本身理論化為控制人群中看似非理性行為的一種方式。而希特拉主張的反猶太主義理論則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捏造的《錫安長老會紀要》一書，該書宣稱猶太人密謀統治世界。除了希特拉本人的參考外，這本書還是二戰中德國的重要宣傳理論來源[52][53]。比如，希特拉通過其聲稱世界語是猶太陰謀的一部分，並通過其合理化「東進」和爭取生存空間。一些主張優生學的書籍，如漢斯·弗里德里希·卡爾·君特所著的《德意志人民的種族學》和路德維希·費迪南德·克勞斯所著的《種族與靈魂》，在納粹執政時期被選作教科書[54][55]。
納粹執政前就已存在的「土地小說」在納粹上台後變得大受歡迎[56]，甚至德國人圍繞這些小說發展出了一種神秘主義崇拜[57]。
納粹還利用兒童讀物進行宣傳。1938年，由恩斯特·希默撰寫，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出版的《毒蘑菇》指責猶太人是「毒蘑菇」，教育孩子們像發現毒蘑菇一樣尋找猶太人[58][59]。
參考文獻
擴展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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