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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太子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李建成(589年—626年7月2日),小字毘沙門,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西北)人,中國唐朝高祖李淵嫡長子。本為唐高祖太子,後被其弟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以箭射死。後建成諸子亦被世民全數處決,以絕後患,父子皆除宗籍。後來李世民即位,恢復李建成宗籍,追封息隱王,以親王禮改葬,後又追封隱太子。
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淵時任太原留守,李建成作為長兄攜李元吉等家屬在河東居住[1][2],李建成受李淵之命在河東秘密結交英才[3]。李世民與劉文靜首次參與策劃,勸父親起兵。[4]《大唐創業起居注》則說起兵為李淵本意:大業九年(公元613年),李淵就已有建立帝業的念頭,在涿郡與楊廣近臣宇文士及密謀,但因時機尚未成熟而暫且隱忍。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淵被委任太原留守,暗自高興,認為這是上天之意。[5] 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李淵決心起兵,但顧及李建成等家眷尚在河東。按《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並不是李世民策劃和勸說李淵,而是李淵主動對李世民說:「隋歷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為英雄所笑。」[6]
李淵以勾結突厥為由,剷除了隋煬帝派來監視他的王威和高君雅,準備於晉陽起兵。[7] 李淵派使者與晉陽北面的突厥結盟,以保後方的安全穩定。但是突厥要李淵脫離隋楊政權,自立為天子,李淵不願答應。儘管劉文靜等人屢次勸說李淵卻並策劃了「興國寺兵諫」,但是李淵仍不妥協。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8][註 1],李淵密召李建成攜第四子李元吉等家眷從河東到太原。此行路途艱險,又有隋兵追捕,李建成的一個弟弟李智雲便死在路上[註 2]。李建成的到來,棋局頓活,一直慫恿李淵起兵的裴寂、劉文靜等人即刻邀建成、世民一同去「請(李淵)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9] 這個建議馬上被李淵接受。在隨後兵變全程,每逢軍政要事,李淵必與李建成等相商以定。李建成參與起兵的戰略制訂和組織領導工作。
後李建成和李世民隨李淵西征長安,李元吉守太原。義軍未經訓練,建成立整肅三軍。路上的水果蔬菜,非買不食。如有人竊取者,則賠錢,亦不追究所竊之人。百姓贈送蔬食壺漿者,也與將士們一同分享。對贈送的酒肉則不接受,說:「此隋法也,吾不敢。」 至西河城下,李建成親自前往安撫,百姓紛紛來投,只有郡丞高德儒不肯歸降,李建成於是率軍攻打,郡司法書佐朱知瑾從城上將李建成兵馬引進城中,生擒高德儒後斬首,其他人全部赦免。建成平定西河,往返只用了九天時間。李淵贊:「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封隴西公,為左領軍大都督。[10]
同年七月,進圖關中,駐軍賈胡堡。八月,李建成建議開始進兵霍邑,李淵擔心霍邑守將宋老生堅守不戰。李建成認為宋老生雖然之前可以平定盜賊,其人出身寒微,有勇無謀,可以引誘他出戰。李淵派幾百個騎兵往霍邑城東,在距城五六里的地方安營,等待步兵。李建成與李世民各只率領幾十個騎兵直到霍邑城下巡視。李淵又將部下分為十幾隊從城東南巡至西南,做出好像要安營又要攻城的樣子,讓殷開山率領後軍開始進軍。宋老生見城下打算安營的兵馬數量不多,李淵後軍尚未前來,於是將三萬人一分為二,自己帶人從東門殺出,另一隊從南門殺出。李淵擔心宋老生不會離城太遠,讓李建成率領左軍,李世民率領右軍,斷掉宋老生的回城之路,李淵自己率軍假裝撤退,宋老生見李淵撤軍,以為是李淵怕了,引軍向前,在距城一里處列陣。殷開山率領步兵前軍列陣,後軍相繼而至。還沒交戰,李建成與李世民率軍作出大攻霍邑東門南門的樣子,李淵放出謠言說宋老生已被斬首,宋老生兵馬聽到後,捨棄兵仗四散奔走。城門又被李建成、李世民所堵,宋老生無法回城,城上人放下繩子想要將宋老生拉上去,軍頭盧君諤趁機將宋老生斬殺。[11](此處《大唐創業起居注》與《舊唐書》[12] 不一致,《舊唐書》稱載李淵被宋老生擊敗,李建成墜馬,此戰皆由李世民一人完成。)
九月,李建成率領劉文靜等數萬軍隊拒守潼關,兼守永豐倉,以防止屈突通河東駐軍來追擊,慰撫使竇軌等人也聽其調遣。屈突通聞知李淵西行入關,親自率兵幾萬人趕赴長安,被劉文靜所阻。屈突通想去潼關向劉綱靠攏,王長諧搶先率兵襲擊並斬殺了劉綱,佔據了都尉南城,屈突通不得不退守都尉北城,唐軍保住永豐倉,解除奪取關中後顧之憂,為順利佔領長安打下基礎。李淵高興地說:「屈突通向西不能前進,向東沒有退路,只得觀望才能採取下一步行動,已經不必再顧慮他了。」於是命令李建成從永豐倉的駐軍挑選精兵,取道新封奔赴長樂離宮。[13][14][15]
李淵攻入長安後,立代王楊侑為帝,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自己掌握朝政,以李建成為尚書令。義寧二年(公元618年)春,李建成和李世民為正副統帥東征洛陽不克返回,夏,李淵在長安即位,立李建成為太子,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16] 李唐開始全面啟動統一方案:西線以李世民為元帥,由劉文靜、殷開山為副,繼續討伐薛舉[17][18][19];李建成與李淵為東西南北及長安幾條戰線做準備,積極整頓朝綱,調兵遣將,為宰制全國加緊籌備着,此事關全局性的戰略實施和物資保障[20],戰線如下:
南線:武德元年七月,李瑗安撫山南。[21] 段綸任益州刺史,為關中提供穩定的後備物資。[22] 四川在三國時期就已是富庶地區,意味關中及東線,物資充分保障。派鄭元壽領兵擊朱桀,派許紹、李靖、李孝恭對付蕭銑部隊。
北線:李淵遣李琛[23]、鄭元壽賄賂突厥始畢可汗,穩住突厥,牽制突厥附屬勢力梁師道,派將經營北邊。
東線:李密兵敗降唐後,李淵派李神通安撫山東。李世民擊敗薛舉後,又派世民到東線戰場。派盛彥師鋤掉李密,籠絡李密謀臣魏徵,派魏徵安撫山東,還積極瓦解王世充部署,派人籠絡幽州羅藝部隊。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司竹盜賊祝山海作亂,自稱護鄉公,李建成率桑顯和前往將其平定。[24] 四月,涼州人安興貴擒獲涼王李軌,率眾以河西諸郡向唐朝投降,李建成奉命前往原州接應。[25][26]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劉武周被擊敗後逃往突厥[27],七月,李淵令李世民征討王世充,令李建成鎮守蒲州,防備突厥。[28]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軍佔領洛陽後,李建成派任瓌[29]、盛彥師安撫河南。七月,劉黑闥起兵,劉黑闥為竇建德的部將,竇建德降唐後,由於李唐對降將沒有實行安撫政策,加上降將的疑懼心理,激起他們的反抗。劉黑闥很快復奪故地。李淵先後派李世民、李元吉徵討,雖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由於實行「懸民處死」的高壓政策,民心不穩,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六月,劉黑闥再次起兵,聲勢很大,再奪故地,李建成接受魏徵、王珪建議,請令征討。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李建成替代李元吉,成為討伐劉黑闥的唐軍主帥。經歷隋末戰亂,百姓渴望和平統一的社會環境,盼望國家安定。竇建德部將劉雅對勸他起兵的人說:「天下已安,樂在丘園為農夫耳。起兵之事,非所願也。」史載「時天下大定,其(高開道)將士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因此,李建成接受魏徵「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以坐視離散」的建議,改變過去「妻子系虜,欲降無繇」的高壓政策,實行寬大安撫政策以爭取人心。史載:「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為了擴大影響,李建成讓被釋者互相轉告:「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這一措施起到了爭取民心,瓦解鬥志的作用,起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結果劉黑闥部隊「眾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擒黑闥。」十二月,李建成於魏州大獲全勝。[30]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初五,劉黑闥逃到饒陽,被諸葛德威擒住,送到李建成面前。二月,李建成在洺州斬劉黑闥,平定山東。[31]
李唐處死竇建德,激化了未附的山東豪傑,使山東部分力量對李唐缺乏信任,分化了山東豪傑對世民的支持。李世民在洛陽對部署及戰敗者的私下許諾不能兌現,弱化了世民的權威。平洛陽後,李建成、世民兄弟之間權力發生了碰撞,李世民有不服從調遣的傾向,威脅着太子建成的權威,開啟了兄弟權力之爭的序幕。 [32]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政治鬥爭中,李建成不斷得到李淵的信任和支持,長時間都佔據優勢,但是與其弟李世民的矛盾衝突日益加劇。早在武德二年(619年),李建成下屬李綱就在向唐高祖辭職時稱李建成「信讒慝、疏骨肉」,可見最早在那時,兄弟間隔閡已生。
李建成在秦王攻打王世充時,陳兵蒲城防備突厥的舉動。統一戰爭結束前,李建成多次巡防北邊防線,指揮所部主動出擊。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初一,李世民出兵討伐王世充。十三日,李建成到達蒲州駐屯,防禦突厥,並於廿五日指揮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擊敗來犯的梁師都和突厥、稽胡聯軍。[28]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稽胡酋帥劉仚成擁眾數萬作亂邊疆,正月廿三日李建成率軍征討,於鄜州與劉仚成軍交戰,大破劉仚成,斬首百餘級,俘虜一千多人。[33] 李建成放走各稽胡首領幾十人,讓他們回到部落招降其他首領,劉仚成得知後與其他首領前來請降,李建成見這些部落民族兵馬太多,害怕他們再次作亂,準備將他們全部殺死,消息泄漏,劉仚成逃往梁師都那裏。李建成處死稽胡降兵六千餘人。[34] 八月初二,李建成再次安撫北境。[35]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十一日,李建成出豳州道,防禦突厥。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八月七月廿五日,李建成駐屯於北部邊境,防備突厥。[36]
武德四年八月至武德五年十月,李建成一直局部打擊突厥,並初步部署了與突厥決戰的戰線。在東線戰爭掃尾工作中,李建成整編世民所部,領兵安撫山東劉黑闥部,巡幸幽州羅藝部隊,構建打擊突厥的戰線,處理一切有勾結突厥傾向的將領[37][38],淨化內部,為戰勝突厥做鋪墊工作。李淵與李建成還積極調整人事部署。[39][40]
根據《資治通鑑》《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描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初三,李淵帶着李世民和李元吉去銅川離宮仁智宮避暑,太子李建成監國,於京城留守。李建成趁勾結自己的死黨,原任太子東宮侍衛慶州都督楊文干,讓楊文干為自己招募驍勇,陰謀發動政變。並且命人送鎧甲給楊文干。然而,負責送盔甲給楊文干的爾朱煥和橋公山在極端的恐懼之下,主動向李淵報告了這件事情。李淵趕忙召李建成覲見。當高祖的使者到達時,太子舍人徐師謨勸李建成據城起兵,李建成沒有聽從,而是聽從詹事主簿趙弘智的意見,前往行宮請求皇帝寬恕,屏去官屬,直接入內叩頭請死,自投於地,不能起,幾乎喪命。高祖將其囚禁在帳內,以麥為其充飢,同時命宇文穎前往慶州宣召楊文干。宇文穎至慶州以情告楊文干後,六月二十四日,楊文干發動兵變。李淵先派錢九隴、楊師道出兵鎮壓。六月二十六日,李淵向李世民許諾太子之位,以換取他平息叛亂。李世民出征後,李元吉與妃嬪為李建成求情,大臣封德彝固諫,李淵竟改變主意,令太子回京。七月初五日楊文干為部下所殺,宇文穎被俘斬。李世民回來後,李淵隻字不提改立太子之事。最後,李淵將此事處理為「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東宮的王珪[41]、韋挺[42] 和秦王府的杜淹,將他們流放到雋州。李世民知道杜淹沒罪,送給他三百兩黃金。[43][44]
此事件為太子謀反,處理結果卻是「兄弟不睦」;李世民本是帶兵平叛,卻遭到部下被流放的處罰。根據唐朝劉餗《隋唐嘉話》,裏面有「人妄告東宮」,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裏也引用了這句話。章太炎,李樹桐等學者認為:《通鑑》內有關楊文干反事連李建成案的記載必與事實不符,所謂「楊文幹事件」是秦王府策劃的陰謀。[45][46]
同年,唐高祖在城南打獵,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相從,高祖命三子馳射角勝。李建成將肥壯卻喜歡蹶的胡馬給李世民,李世民乘之,馬屢蹶,李世民卻總能及時跳到數步外,便對宇文士及說:「他想這麼殺我,但死生有命,怎麼能傷到我?」李建成得知後,就讓妃嬪進讒言,稱李世民自稱有天命為天下主。高祖大怒,先召李建成、李元吉,再召李世民指責,但正逢突厥入寇,高祖又改變態度與李世民商議對抗突厥。
但他卻在洛陽的軍政官員中建立了支持的基礎,以此來與李建成在長安的優勢相抗衡。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李建成召李世民到東宮飲酒,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數升」,被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扶回西宮。李世民認為是李建成有心毒殺自己。唐高祖想派李世民去守衛洛陽,避免兄弟進一步衝突,但李建成和李元吉交換意見後認為這會使李世民在洛陽建立自己的勢力,提出反對,高祖也就沒有這麼做。
李建成招募兩千多名少壯人員來增強他在首都長安的力量,因駐紮在太子住地東宮內的長林門附近,稱長林兵。李建成長期在長安經營,與長安的官員和高祖許多妃嬪關係良好,尤其與高祖最寵愛的妃子尹德妃、張婕妤兩人關係密切,她們經常在高祖面前說李建成的好話:「至尊萬歲後,秦王得志,臣妾母子定無孑遺。」「東宮慈厚,必能養育臣妾母子。」等話,使李建成一直保持李淵對其的信任。
李元吉曾勸李建成趁李世民來齊王府時殺之,但李建成不想殺弟弟,阻止了。
當大唐王朝開始漸漸穩定下來的時候,李建成一方和李世民為一方的早在戰爭時期已逐漸產生的隔閡,終於表面化且發展為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
根據兩唐書和《資治通鑑》的記載:李建成為了削弱來自李世民的威脅,作出了種種應對,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算計了李世民最重要的謀士房玄齡和杜如晦,將其開革,而後又派人行刺了李世民的重要將領尉遲恭,失敗後又詆毀尉遲恭,尉遲恭經李世民說情才免於一死。為削弱李世民力量,當突厥人於公元626年初入侵邊境時,李建成和李元吉去抗禦突厥人,並想要趁機帶走李世民幕府的精銳將領和士兵,李建成和李元吉還重金賄賂李世民手下的關鍵人物,希望他們倒戈相向,但尉遲恭、段志玄都拒絕了他們的拉攏。李世民對此展開了反擊,在軍方中立將領的默許中,做好了武裝政變的準備。為此李世民收買了玄武門的禁軍將領常何,使其聽命於己。
這時,李建成手下的率更令王晊又向李世民泄露李建成、李元吉意欲在昆明池殺害李世民的計劃,李世民遂在部屬建議下決意發動政變。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向唐高祖告密李建成、李元吉與尹德妃、張婕妤通姦偷情,淫亂後宮。唐高祖立即對四人私通亂倫一事進行查驗。次日一早,張婕妤把李世民對他們的控告通知建成和李元吉,他們便決定不去朝廷而逕自去見皇帝說明詳情,因此打馬直奔太極宮,想為自己辯護,結果在玄武門遇到李世民的埋伏,李建成被李世民本人引弓射殺,終年37歲,李元吉也被尉遲恭射死,史稱玄武門之變。
李世民隨後掌握了宮中的禁軍部隊,唐高祖李淵無力回天,只得下詔以李世民主軍國事。事後,建成的兒子安陸王李承道、河東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訓、汝南王李承明、巨鹿王李承義,李元吉的兒子梁郡王李承業、漁陽王李承鸞、普安王李承獎、江夏王李承裕、義陽王李承度等人都因而被殺,還在宗室的名冊上被刪除名字。李世民被立為太子,在其即帝位後,於十月初一丙辰日(626年10月26日)下詔,追封李建成為息王並以親王禮儀規格下葬,詔李建成東宮舊臣來會,於宜秋門哭之,諡隱。貞觀元年,唐太宗以宗室子李懷仁為李建成後嗣[47],後改以己子李福為李建成後嗣,貞觀十六年六月庚寅(7月8日)又追封為隱太子。
1900年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發現變文經卷的唐代小說《唐太宗入冥記》,描述玄武門事變的經過,原件藏於大英博物館。[48]
以上見《墓誌所見玄武門之變》作者:趙壯,南京大學。
在正史中,李建成和李元吉都被說得一無是處:李建成則無才無能,桀驁難馴,終日沉湎打獵酒色。李元吉則是暴虐無道,荒淫無度。這至少是這一時期,傳統史料對二人形象故意歪曲的部分結果。[49][50]司馬光曾指出當時的實錄對李建成和李元吉有偏頗不實之處。[51]
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學大師章太炎在《書唐隱太子建成傳後》[52] 指出:「史之失官,莫如書書唐隱太子與明建文事。建文紀年被革除,因不為著實錄,其時政令遂不可知,顧史官闕文而已。隱太子事,加誣乃已甚矣。按玄武門之訟,太宗率長孫無忌等伏兵門側,而隱太子無衷甲之衛,是太子無欲殺太宗心,借曰計慮不及,魏徵之智,豈後於房杜耶?不以伏兵教太子,是征亦未嘗勸之殺太宗也。凡太宗所表愬(音「訴」,誹謗意)於神堯者,與煬帝愬太子勇語絕相類,被鴆心痛,亦飾為之耳。又攻及隱昧,雲太子與宮嬪亂,誰見之誰證之?
太宗既立,懼於身後名,始以宰相監修國史,故《兩朝實錄》無信辭。吳兢劉昫不能為同異,雖宋子京亦不悟。唐人獨一劉餗明楊文幹事為誣告,而國史不採。司馬公頗欲闕疑,然不能盡汰也。夫以神堯素染胡俗,非滯於成周之制者,且又素幸太宗,過於冢子,令唐有天下之功皆在太宗,何憚而不更置耶?然卒立隱太子無所變者,以太子自有功。按倡議之謀,本裴寂、劉文靜啟之,太宗在側,故附成其說。隱太子不在側,故不得附成其說。太宗非有以過其兄也。其決策之大者,莫如師次賈胡,久雨乏糧,群議欲返太原,惟隱太子兄弟沮其計,使神堯仡然西進,終成大業。此其功亦二人兼之,觀溫大雅《創業起居注》所記,大郎二郎方略正等(溫大雅後亦為太宗所用,而《創業起居注》未嘗剟定,唐初信史,惟此一編今其書具存。)知太子非庸謹不可與立者,神堯所以卒無異志為此也。
其後削平東夏,實太宗之功為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後王魏勸太子親將討劉黑闥以立功,事雖卒就,比於太宗尚不逮,要創業時功非有異也。太宗以削平東夏自伐,故思奪宗。與煬帝以平陳自伐無異。奪宗之事,太宗與煬帝等。房杜為之謀主,與楊素等。凡事為耳目所習者,其取法也易,其慮之也亦深。神堯雖闇,獨懲於隋之高祖。訟者知其不決,則剚刃以先之,事乃有甚於煬帝者矣。蓋史者所以督視人君,唐初《兩朝實錄》,則房玄齡刪定以奏御者,其書玄武門之變,太宗且教令肆言之,是故論功則盡歸於此,舉惡則盡委於彼。此猶不置法司而令罪人躬自折獄。獄成矣,果足以欺百姓耶?雖然,有時直坐罪齊王而稱建成仁厚,此亦周內之不能盡也。」
中國知名文史學家黃永年在《唐朝盛衰三百年:唐史十二講》[53] :「建成、元吉也決非如歷史讀本中所詬罵是什麼「紈絝無賴子」、「兇險」之徒。《舊唐書》所說「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跡,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好像由建成、元吉來做皇帝,唐政權就會馬上垮台,連秦二世、隋煬帝的結局都不如,也無非是受了《實錄》、《國史》對建成、元吉所加誣陷之詞的影響。
然而篡改歷史總是件心勞力拙的蠢事,今天仔細研讀文獻,仍不難看出建成、元吉對唐皇室的積極作用。李淵太原起兵後一直讓建成、世民共同充當統帥,直到正式稱帝為止,其間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務,並無顯著的高下優劣之分。
至於政事上,建成當了太子後「高祖憂其不嫻政術,每令習政事,自非軍國大事,悉委決之」。也就是讓他學習主持日常工作。史書上也找不到他此時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話,相反在這方面他起碼在經驗上要比李世民豐富得多。
(一)在出征問題上,前此建成以太子身份留長安練習政事,除武德二年出兵盩厔鎮壓司竹園的「群盜祝山海」,四年出兵鄜州擊破稽胡酋帥劉仚成的部落外,再未承擔軍事任務。而這兩次都是長安附近的小規模作戰,事罷即回長安,不能像李世民那樣培植私人軍事實力。元吉雖然出征山東,總還是李世民的副手,撈不到多少好處。現在趁李世民為李淵疏薄,他們趕快爭取出任大戰役的統帥。據《舊唐書·高祖紀》,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頡利寇雁門」,「遣皇太子及秦王討擊,大敗之」。十月「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於洺州」。十一月「命皇太子率兵討劉黑闥」。十二月「皇太子破劉黑闥於魏州,斬之,山東平」。六年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備之」。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最後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因玄武門之變而告吹。可見武德後期李世民已當不成大戰役的最高統帥,這個重要位置已逐步為建成、元吉取代。
(二)不僅公開取代統帥權,還用公開或秘密的手法來瓦解李世民已經結集的小集團勢力。用金帛招誘尉遲敬德、段志玄、李安遠等秦府將領,不成就加以排陷,曾下尉遲敬德於詔獄,要出程知節為康州刺史,連房玄齡、杜如晦這兩個大謀士都被斥逐出秦府。
(三)和李世民一樣大搞其結黨營私,擴充東宮、齊府的實力。李世民有以杜如晦、房玄齡為首的謀士和秦府文學館十八學士,建成有洗馬魏徵、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等「盡心所事」的東宮官屬。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隋唐史專家李樹桐在《唐史考辨》第九章「唐隱太子建成軍功考」中指出[54]:「及太宗即位以後,必需要說出自己得即帝位的合理合法的根據來。於是造自己的功,造建成的過等等一套工作,是勢必要作的。在這個原則下,自然不能不去掩沒建成的軍功。 許敬宗奉太宗命作高祖實錄,掩沒建成的軍功一項工作,就在所修實錄里完成。掩沒建成軍功的方法有下列之多:
(一) 對建成立的軍功,除去建成之名。如平西河之役[55]。
(二) 對建成部下將領立軍功的,不書明屬於建成部下。如克長安之役,將雷永吉改名為雷紹,而且不書明屬於建成部下。
(三) 對建成的職權或官銜從略,使受建成指揮的軍隊所建之功不屬於建成。如書「太子屯蒲州以備突厥」,及以後各戰役是。
(四) 對建成部屬的戰功,特別從略。如太子建成平劉黑闥時,他的部將錢九壟、竇琮等的軍功,毫不加描述。若與秦王世民平王世充、竇建德時對秦王及其部屬軍功的描述相比,尚不及數十或百分之一。
(五) 對建成的軍功或戰勝,往往改為戰敗或罪過。如霍縣之役。」
「起居注」是史書的一種體式,史官依實記錄帝王每日言行,按年代順序編成。按規定,起居注是不准被記錄者本人看的,善行惡舉必記不漏。所以,其真實性不容質疑。按慣例,帝王大行之後,要依起居注修實錄,實錄既成,起居注即被銷毀,就是不毀亦因實錄的存世而起居注不再受重視。所以,唐以前的起居注早已不復存在,而唐代也僅此一種,彌足珍貴。
貞觀9年,李淵死後5個月,李世民第一次要求看《起居注》,未遂。[56]
《貞觀政要》記載說[57]:貞觀年間,褚遂良負責太宗《起居注》。李世民想取過來看,褚遂良以「不聞帝王躬自觀史」為由拒絕了。唐太宗說:「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也一定要記下嗎?」褚遂良說:「我的職責是記錄歷史,當然一定要記。」黃門侍郎劉洎:「即使褚遂良不記,天下人也記。」《舊唐書·褚遂良傳》和《資治通鑑》(第一百九十六卷)也載有此事。
次年,太宗再度要求看《起居注》[58] ,房玄齡等人就把國史加以刪減整理,撰寫成高祖和太宗的《實錄》各二十卷,當他看到「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史官對當年玄武門事變的內容含糊其辭,太宗告訴房玄齡: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門事件本來就是像「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那樣的義舉,目的是為了「安社稷、利萬民」,要求「削去浮詞,直書其事」。《資治通鑑》第一百九十七卷亦有記載。[59]
這一行為給史學考究帶來極大困難,也遭到章太炎等學者的指責。[60]之後學者在依據貞觀史料寫成的兩唐書和《資治通鑑》中,發現大量刪改史實的痕跡,這些史料往往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合常理。這些在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等文章書籍中都有揭露。王覺仁說,時至今日,關於貞觀君臣改史之事在學界幾乎已成定論,無可辯駁。[61]認為這是由於李建成在玄武門之變被殺,李世民即位,史臣在編撰實錄和國史時,有意篡改了史實真相。
作者溫大雅(572年-629年),字彥弘,太原人,曾任被李淵任命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62] 由於其長期置身中樞,又親歷了李唐王朝從醞釀到玉成的全過程,公餘修史,先後撰成《大丞相唐王官屬記》二卷、《今上王業記》六卷和《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63]《劍橋中國隋唐史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稱他為「唐朝建立的目擊者」。
《大唐創業起居注》記錄了大業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淵太原起兵至武德元年(618年)李淵長安稱帝這段時間內發生的歷史事件,諸如李淵聯絡豪傑、醞釀起兵、南下滅隋、在長安立代王及被擁戴登基等。這段時間溫大雅做大將軍府記室參軍,所記多為親見親聞親歷。
《大唐創業起居注》約成書於高祖武德年間,涉及內容非常詳贍豐富,比之後來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史書,記言記事多有出入。摘其要者,如太原起兵的主謀是誰,李建成於滅隋過程的功業如何?以及李淵屈節突厥、李淵與李密的關係等,而《大唐創業起居注》似更貼近當時史實,這也是歷代治唐史者的共識。[64]
關於太原起兵的主謀,《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官修正史均歸功李世民,《新唐書·高祖本紀》說,大業十三年(617年)高祖做太原留守後,「世民陰與(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酒酣從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驚。寂曰:『正為宮人奉公,事發當誅,為此爾。』」後李淵被逼無奈:「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說,「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作為大唐帝國開國皇帝的李淵,在正史中,僅是個缺乏主見,任由李世民和其謀臣擺佈的人,從太原起兵直至建國,幾乎沒起什麼作用。
而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所記則完全不同,李淵不僅是太原起兵的主謀,而且為人英明、決斷、足智多謀[65][66],李世民僅起了協助作用。如同樣是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被任命為太原留守,《大唐創業起居注》載:「帝(李淵)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此言謀隋而代之的雄心已暴露無遺了。若比較後代官修正史與《大唐創業起居注》,在李淵起兵滅隋這一過程中,由於溫大雅是按當時所見所聞所歷及時記載下來的,所以不像正史受後來的主流意識形態左右,應該說他的記載是最接近歷史真實的。
在這個問題上,溫大雅作為秦王李世民的親信,在書中未免有誇大世民、貶抑李建成之處,但畢竟與正史受到太宗執政時期損益的史書截然不同,也被認為是相對客觀公正的記錄。由於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是靠殺兄逼父登上皇帝寶座的,而後世修史往往會替尊者諱。並且太宗「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已為玄武門定下基調。故在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鑑》這樣的官修史書中,不僅要給李世民的奪位賦予正義的光環,還要對玄武門之變的受害者大加貶斥。如開創唐帝國的主角李淵庸庸無能,而太子李建成在滅隋興唐的風雲際會中更一無是處,或曰他的功績簿上一片空白。
但溫大雅在寫《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李世民還僅是秦王,與太子也未發生奪位之爭,因而溫大雅雖然與秦王關係殊近,卻不會也不敢厚此薄彼,只能秉筆直書。所以,在《大唐創業起居注》中,太子李建成隨父起兵爭戰,一路政績戰功卓著(雖然大部分情況下大郎、二郎並提)。就在後世史家津津樂道的李世民苦諫父親勿從霍邑前線回師太原這件事上,《大唐創業起居注》也明確記錄,這是李建成與李世民共同的主張,而李淵也是欣然接受,並無「哭諫」一事。《唐儉墓誌》《攀龍台碑》則認為此事存在,但分別認為應歸功於唐儉和武士彠。
關於兩唐書中所記載的李建成加害李世民等事情,由於政治鬥爭之殘酷,其有待詳查。
新舊唐書李建成傳都差不多,安排在楊文幹事件之後。「後又與元吉謀行鴆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
《資治通鑑》採用倒序手法,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一日條目下,正是玄武門事變前3天。《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紀七》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鴆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
《舊唐書·房玄齡傳》則把這一事件安排在建唐之前,而且沒有提到毒酒,只是中毒。接着就是房玄齡獻計誅殺兄弟逼退父親。「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67]
方連辛《史官傑作》一文認為,此事普遍被考證為貞觀群臣作假。原因如下:其一,李世民與李建成矛盾已然激化到無可收拾,兩大陣營劍拔弩張,頻頻發生衝突,如何又有聚宴之理?其二,即便聚宴,李世民又如何敢飲鴻門之酒?其三,更滑稽的是,喝了鴆酒又居然不死,難道李世民內功深厚到「吐血數升」即可的地步?又或李建成一時糊塗,從黑市上買來了偽劣產品?其四,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個「吐血數斗」的李世民,兩三天後在玄武門前生龍活虎,力挽強弓射殺了長兄李建成!(玄武門事變為6月4日)。以上說法被普遍接受,有學者認為以上說法存在破綻。[68]
有學者認為李建成不大可能會下毒。兄弟三人一起在東宮喝酒,如果李世民出了意外,那麼責任很明顯要他來承擔。李淵雖然這時對李世民已經不如當初了,但畢竟「反跡未明」,若此時真出了這樣的事李淵應該不會善罷干休,必會追究李建成責任。而對於李建成來說,他完全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走這一步。也有說法認為,李元吉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不知道的情況下下了毒。[68]
李建成墓碑被盜多年,2013年出現於一起經公安機關破獲的盜墓案中,6月8日對外公佈,全文五十五字。
王諱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於京師。粵於貞觀二年歲次戊子正月已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
墓誌記載的高陽原為今西安市長安區郭杜鎮,具體出土地點約在郭杜鎮西北的羊村。墓誌上諡號「隱」字明顯為剜磨去原字後改刻。《唐會要》記載:
知當時墓誌本已刻好,後依太宗旨意改字。挖去的字當為原來諡號「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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