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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夫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1893–1981)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宋慶齡（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曾用名宋慶林、宋慶琳[8]，羅馬拼音Soong Ching-ling，曾用英文名Rosamond，20世紀中國政治人物、社會活動家，原正國級領導人，也是孫中山的遺孀，宋氏家族成員。宋慶齡為迄今唯一一位女性及非中國共產黨黨籍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職權者。
| 宋慶齡 | |
|---|---|
攝於1956年 | |
.svg){kind=small}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 |
| 任期 1981年5月16日—1981年5月29日 | |
| 繼任 | 逝世後永久保留名譽主席職銜 |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 |
| 任期 1975年1月17日—1981年5月29日 | |
| 委員長 | 朱德 → 懸缺（宋慶齡代行元首職權[註 2]） → 葉劍英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18日 | |
| 委員長 | 劉少奇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1968-1972年間代行國家主席職權） | |
| 任期 1959年4月27日—1975年1月17日 與董必武同時在任 | |
| 主席 | 劉少奇 → 懸缺（宋慶齡、董必武代行） |
| 前任 | 朱德 |
| 繼任 | 職務廢除 → 烏蘭夫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 | |
| 任期 1954年12月25日—1959年4月27日 | |
| 主席 | 周恩來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 |
|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與朱德、劉少奇、李濟深、張瀾、高崗同時在任 | |
| 主席 | 毛澤東 |
| 前任 | 職務設立 |
| 繼任 | 職務廢止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93年1月27日 上海公共租界東有恆路628號C |
| 逝世 | 1981年5月29日（88歲） 中國北京市宋慶齡官邸 |
| 墓地 |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陵園 宋慶齡墓 |
| 籍貫 | 廣東文昌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1919年－1929年）[1]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1948年起）[1]  中國共產黨（1981年5月15日起）[註 1] |
| 配偶 | 孫中山（1915年至1925年，夫逝） |
| 父母 | 宋嘉澍（父） 倪桂珍（母） |
| 親屬 | 宋靄齡（姐）、宋美齡（妹） 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弟） |
| 居住地 | |
| 學歷 | 美國佐治亞州梅肯衛斯理安學院文學士 |
| 職業 | 孫中山的秘書和英語翻譯、政治家、社會活動家 |
| 簽名 |  |
| 網站 | 新華網宋慶齡簡歷 |
在國共內戰時期，她堅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的政策，反對國民黨「清黨」。抗戰爆發後，宋慶齡通電支持國共合作，並和宋家姐妹以「團結合作」的面貌示人。國共內戰時期，與宋家斷開聯繫並支持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副主席（1968—1972年代行國家主席職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6—1978年代行國家元首職權）等職，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首位女性國家元首，亦位居國家主要領導人之列。宋慶齡積極投身社會福利事業，抗戰時期曾主持籌建中國福利會，並為國共兩黨及受難民眾籌措資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救總主席、全國婦聯名譽主席、民革中央名譽主席等職。1981年5月，她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這一榮譽稱號的人士。同月末，她因病於北京去世，享年88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宋慶齡曾經代理國家元首的職務，1981年5月，在她彌留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授予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為至今唯一擁有「國家名譽主席」稱號的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批准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宋慶齡被中共尊稱為「先生」、「孫夫人」；被總理周恩來譽為「國之瑰寶」（後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正式題字；有同名紀錄片）；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評價為「偉大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戰士」。
宋慶齡籍貫海南島文昌（1988年前屬廣東省）。宋慶齡出生於1893年1月27日。關於出生地點有兩種說法：一種觀點認為出生於上海公共租界東有恆路628號C（今東餘杭路530號）[9]；另一種觀點認為出生在川沙廳城[10][11]。父親是監理會傳教士及富商宋嘉澍（原名韓教准），是北宋三朝宰相韓琦的二十九代孫[12][13][14]，母親倪桂珍[1]。宋慶齡洋名是Rosamond。7歲時，她入讀上海中西女塾[1]。
宋慶齡在上海中西女塾（今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高中畢業後，1907年14歲時赴美國留學。先入紐澤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學校學習外語[1]，其後考入歷史悠久、位於喬治亞州的衛斯理安學院獲得文學系學士學位[15]。就學期間，曾先後在校刊發表《受外國教育的留學生對中國之影響》、《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等文[1]。1913年6月畢業，8月29日到達日本橫濱。8月30日到達東京[16]:95。1914年底與父母回上海[17]:121。
1914年，在日本接替大姐宋靄齡擔任孫中山英文秘書，與孫相戀[1]。雖然孫是宋家20年的朋友，宋慶齡和孫的婚事遭到其父宋嘉澍等人極力反對，因為孫比她年長27歲。孫與盧慕貞分居多年，協議離婚[16]:102。孫還有一兒兩女。只有當時還在美國讀書的宋美齡對二姐表示支持。宋慶齡被軟禁在上海家中，從窗口逃出後，奔赴日本。
1915年10月7日，孫派朱卓文從東京啟程赴上海去見宋慶齡，出示孫電文及孫與盧之協議離婚書[18]:406。10月25日，孫與宋慶齡在日本東京結婚[16]:102。宋慶齡作為孫戰友、助手和學生，稱：「我願意這樣獻身於革命。」[19]:11210月25日孫與其在日本東京結婚，向同志聲言：「我愛我國，我愛我妻。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會惡習所支配。」[20]:611宋嘉澍趕到日本，但未能及時阻止婚禮。宋慶齡從父親與孫之交談中，「得悉我們的民國處在很大危險之中，因為袁世凱陰謀推翻它。一些國家在道義上和財政上支持着袁世凱，因為他們被其狡猾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陰險毒辣的宣傳所欺騙。我國民眾之聲被壓制。革命事業似乎無望。孫的某些追隨者，在絕望中把革命事業看作失敗的事業而放棄了」[20]:609。
婚後，繼續擔任秘書工作[1]。二人在1916年5月結束流亡後，由日本回上海[1]。並於1917年7月離滬赴穗，南下參加護法運動[1]。1918年8月，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宋慶齡隨孫中山由廣州回到上海，協助其著書立說，總結經驗[1]。並代其起草電文，處理公務[1]。
1920年11月，粵軍攻克廣州，宋隨孫中山離滬赴穗，再次組織護法軍政府。[1]並於1921年夏，在廣州發動婦女組織「出征軍人慰勞會」，任會長，並親臨廣西梧州前線慰問戰士。12月，為支持北伐，又率紅十字會員抵桂林[1]。1922年5月，她偕紅十字會會員多人，隨孫中山從廣州到韶關督師。6月，陳炯明叛變事件中，宋慶齡堅持讓孫中山先走[1]，稱「中國可以沒有我，但不能沒有你。」宋慶齡在逃亡過程中不幸流產，後終身未再有孕。同月，離穗返滬，用英文寫出《廣州脫險》一文[1]。
1922年8月，她陪同孫中山與李大釗會晤、參與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代表越飛的會談，這次會談確立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1]2月，隨孫中山離滬赴穗，重建大元帥府。[1]
1924年11月，宋慶齡陪同孫中山由廣州赴北京，經上海取道日本北上，與馮玉祥舉行會談。[1]次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1]12月，由滬赴穗。[1]
孫中山病故後，宋慶齡於1926年1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宋慶齡在國民黨二大上號召團結合作，共同實現孫中山的遺願。在宋慶齡與會共產黨人及其他國民黨左派人士共同努力下，大會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推延了革命聯營的分裂，為北伐贏得了時間。隨着北伐勝利進軍，掀起了全國的革命高潮。她頻繁參加群眾大會，不遺餘力宣傳三大政策；她在漢口創辦婦女政治訓練班，培養大批婦女幹部；同何香凝等人組織北伐紅十字會，策劃戰時救濟工作。宋慶齡的行動，有力支持和配合了北伐戰爭。
12月，先期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緊急召開臨時聯席會議，成立臨時的領導核心五人委員會，包括宋慶齡、陳友仁、蔣作賓、吳玉章和鮑羅廷，左派控制武漢國民政府（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正式宣佈遷都武漢）。
1927年1月3日，示威工人佔領漢口英租界後，宋慶齡說服陳友仁和鮑羅廷，武漢國民政府迅速收回漢口英租界，而讓法租界和日租界暫時保持原狀[21]。4月，當時中國國民黨中，蔣介石一系的南京陣營在上海發動「清黨」。在如何對待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上，宋慶齡發表通電，譴責蔣介石，堅持「聯俄容共」的政策，反對「清黨」，[1]並堅決反對其妹宋美齡嫁給蔣介石。7月份，宋慶齡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1]，聲稱「有些領導過革命的人走上歧途」，從此與蔣介石一系決裂。在南昌起義中，她被推選為由周恩來等2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並擔任7人主席團成員。起義當天，她和毛澤東等22人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名義發表宣言，號召一切革命者團結一致，繼承孫中山遺志。「繼續為反帝國主義與實行解決土地問題奮鬥」。7月15日，汪精衛也發動「清黨」，8月份，宋慶齡和陳友仁在赴蘇聯莫斯科之前發表聲明稱：「國共兩黨有合作的必要。中國共產黨無疑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以後旅居歐洲多年。
1928年3月，離開蘇聯前往德國柏林。[1]1929年5月，回國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孫中山的國葬儀式。行前發表《關於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聲明》。[1]1931年8月因母親去世，宋慶齡回到上海。之後迅速投入爭取民主權利的革命鬥爭。她得知鄧演達被蔣介石殺害的消息後，於12月19日發表宣言，予以聲討：「惟有以工農政策為基礎的黨才能為社會主義打下基礎，才能粉碎軍閥勢力並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抗日救國運動不斷高漲。宋慶齡擁護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支持中國軍民英勇抗戰，努力推動抗戰、團結、進步各項主張實施，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威望，在國共兩黨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樑，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努力。
早於1933年5月初，宋慶齡由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發展秘密加入共產國際。據廖承志回憶，宋慶齡曾代表共產國際與他秘密接頭，調查叛徒名單，並且說「儘管過了將近五十年，但那短暫的不及半小時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22]。而且共產國際代表評價她「對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23]。
1932年1月，「一·二八」事變爆發，宋慶齡到真如、吳淞前線慰問十九路軍將士。同月，與楊杏佛、何香凝等創辦「國民傷兵醫院」，親任理事，主管醫院事務。她盛讚十九路軍「以血肉為中國爭一線生機，使世界知中國尚有不可侮之軍隊與民氣」，大大鼓舞了士氣民心。她被譽為「敢死之救國女傑」贏得了國內外正義之士的高度讚揚。7月，組成「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8月，被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推選為名譽主席。12月，與蔡元培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營救了大批中共「革命者和愛國志士」。
1932年12月，她聯絡中外進步人士與知識界、文化界代表，在上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積極營救被捕的革命者，努力爭取釋放獄中的「政治犯」，「相信革命一定會建立自己的權利，建立中國的統一、獨立和完整」。同盟成立以後，宋慶齡同志充分運用之間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保護和營救了大批中國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宋慶齡同志的努力，對推動抗日救亡、爭取人民民主權利的斗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33年年初，幫助越南的胡志明與法國共產黨領導人進行接觸，恢復了胡與越共的聯繫。2月，在上海寓所與魯迅、蔡元培等歡迎來華訪問的英國作家蕭伯納。9月，在上海組織召開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反戰大會，發表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的演說，並被推選為遠東反帝反戰同盟中國分會主席。她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組成黨的外圍組織「國民禦侮自救會」，並擔任會長。她在成立大會上宣傳在國民黨統治區被封鎖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提出停止向蘇維埃區域的進攻，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1934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上簽名，呼籲發起抗日救國的民族自衛戰爭。8月，與何香凝等千人發起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任主席。
1935年8月1日，中國向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發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宋慶齡與何香凝、柳亞子、經亨頤等率先響應，影響巨大。[24]
1936年初，中共派出李雲，負責宋慶齡與中共地下黨之間傳遞國民黨高層的情報；1936年3月，宋慶齡向毛澤東派去醫生馬海德，6月又派去斯諾，11月借給毛澤東5萬美元[25]。
1936年5月，與馬相伯、沈鈞儒等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任執行委員。12月，西安事變爆發，宋慶齡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1937年7月，在上海寓所會見赴廬山與蔣介石商談國共合作的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等人。11月，她發表《關於國共合作的聲明》，表明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12月，從上海赴香港。
1936年底西安事變爆發，宋慶齡以團結抗日的大局為重，主張在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實行抗日的條件下釋放蔣。這與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不謀而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但是國共再次合作後，她也沒有重新加入國民黨。抗日戰爭期間，宋氏三姐妹再度聯合，在重慶期間，宋美齡與宋慶齡之間有一條特殊電話專線「2080」。宋氏三姐妹曾多次共同出現在公眾面前，以「團結合作」的面貌示人。
1936年6月，宋慶齡同志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在她的主持和參與下，救國會通過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70周年活動、舉辦魯迅葬禮以及營救沈鈞儒等「七君子」的救國入獄行動，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人加入抗日救亡戰線。
宋慶齡同志為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貢獻。
1937年2月，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她與何香凝、馮玉祥等聯名提出《恢復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國民黨改變立場，團結抗日，她強調「內戰必須不再發生，和平統一必須實現」。[26]宋慶齡同志鏗鏘有力的話語，「有如穿透陰霾的霞光，給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帶來了鼓舞和希望」。
全國抗戰爆發後，針對不少人對抗戰缺乏信心，甚至產生「恐日」情緒的狀況，她寫下了《中國是不可征服的》[27]一文，深刻揭示「日本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是不能支持一場對中國人民的長期戰爭的」。抗戰期間，宋慶齡同志發表大量文章和演講，闡明了堅持抗日的堅定立場和堅決主張。
1938年3月，發表《向全世界的婦女申訴》[28]一文。6月，在香港發起組織「保衛中國同盟」，致力於戰時醫療救濟和兒童福利工作，並主要為北方的中共控制區籌集資金和物資[29]。她先後介紹國際友人馬海德、斯諾、白求恩、柯棣華等到抗日根據地工作。1939年3月，在香港的國際婦女節集會上，發表題為《關於援助游擊隊戰士的呼籲》的演說。11月，發表《真正實現中國的獨立》[30]一文。
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宋慶齡就此事件通電譴責國民政府。
1941年11月27日，正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在美國遊說增加對華軍事援助的宋子文給宋美齡發來急電，要其轉告二姐趕緊撤離香港：「太平洋局勢嚴重，一觸即發，請設法使二姊速離香港。感。文。」1941年12月7日美國夏威夷時間早7點59分，發生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戰爭爆發。8個小時後，日本軍隊跨過深圳河發動了對香港的閃電進攻，香港危在旦夕。12月8日，宋子文又給宋美齡發出急電，要她設法搭救二姐：「港危。可黑夜派機設法使二姊出險否？盼覆。庚。」
在許多友好人士包括大姐宋靄齡的共同幫助下，12月10日宋慶齡有驚無險地撤出了香港，來到戰時首都重慶。宋慶齡親筆長信給宋子文詳述脫險經過及重慶機場的「飛機運洋狗事件」真相。
宋慶齡同志到重慶後重組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繼續向國內外爭取援助，支援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支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31]
為爭取世界人民對中國反侵略鬥爭的支持，宋慶齡同志運用廣泛的國際聯繫，動員國際力量援助中國革命，把中國抗戰與國際反帝反戰鬥爭緊密結合起來。1927年至1931年在蘇聯和歐洲期間，她積極參與國際反帝國主義和保衛和平運動。淞滬抗戰時期，她向世界進步人士發出呼籲，得到高爾基等人的熱烈響應。
1933年9月，她在上海主持召開世界反戰委員會遠東會議，讓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並支持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32]
在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宋慶齡同志「艱苦奮戰，如千丈巨岩，頂着一浪高似一浪的衝擊，在狂風暴雨中巍然屹立」。她為中國人民抗日鬥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獨特而卓越的貢獻。[33]
宋慶齡同志堅決反對內戰，積極呼籲和平，她把建立新中國的全部希望寄託於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勝利後宋慶齡同志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大量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公開的和秘密的工作，在黑暗與光明的決戰中，她用自己的堅毅勇敢和智慧激情，迎接新中國的黎明。
1944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34]，在抗戰勝利後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又及時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力爭實現和平建國。宋慶齡同志堅決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支持人民反對內戰、要求民主的正義鬥爭。
1945年9月，在重慶同正與蔣介石進行和平會談的毛澤東會見。12月，離重慶回到上海。組織中國福利基金會，從事婦幼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救濟事業，她與董必武同志為首的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密切合作，為解放區、為人民解放軍募集藥品和其他物資。她寫信向外國朋友、向援華團體募捐，向戰後掌握着大量救濟物資的聯合國善後救濟會總署爭取援助，並將大批物資送到解放區。她介紹外國醫生、護士和其他技術人員到解放區工作，她還領導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等地進行大量賑災和救濟工作，積極配合解放上海。
1946年7月，發表《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35]。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取得包括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以及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在內的世界正義人士的支持，有力推動了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和高漲。
194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加聘宋慶齡、胡毅生、劉哲、魏懷、陳其采、許崇智、陳樹人、陳策、張鈁、堯樂博士、迪魯瓦、蕭萱、李根源為政府顧問[36]:8336。4月23日，宋慶齡受聘為世界婦女公民協會名譽主席[36]:8341。9月，發表聲明，否認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競選。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即將結束之際，宋慶齡留在了中國大陸，沒有和宋美齡、蔣介石等一起去台灣。當年6月，中共中央委託鄧穎超，帶上毛澤東[註 3]、周恩來之信[註 4]專程至上海，邀請宋慶齡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建國大計[37]:43。
1949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紀念日時，宋慶齡同志寫下《向中國共產黨致敬》[38]一文，熱烈歡呼人民的勝利已在眼前，稱中國共產黨為「我們的領導者」，滿懷激情地「向中國共產黨致敬」。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一向把宋慶齡看作自己的親密戰友、同志和無產階級先鋒戰士，並始終念着她的安危。
1949年9月，她應中共中央邀請，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一。10月1日，宋慶齡作為國家副元首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國民政府對宋慶齡簽發逮捕令，但因隨後不久敗退台灣而未果[39]。1與此同時，她把許多精力投入婦女與兒童的文化、教育、衛生與福利事業中。之後她一直擔任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和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職務。此外，她也組織和參加了許多國際性的反侵略戰爭，世界和平會議和工作。[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宋慶齡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並被推選為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簡稱「救總」）主席、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1]。1950年代，宋慶齡曾訪問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1]。儘管成為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位出任正國級職務的女性，位列國家主要領導人，但宋慶齡在政治方面並不活躍，而主要活躍在婦幼衛生、文化教育領域。並繼續籌辦基金會，為世界各地婦女和兒童的福利籌集資金[1]。
1950年4月，宋慶齡當選為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8月，將中國福利基金會改組為中國福利會，繼續擔任該組織執行委員會主席。11月，當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1]。
1951年被選為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直到逝世。她創辦的《兒童時代》雜誌是新中國最早的兒童讀物之一，一直為少年兒童所喜愛，是他們的良師益友。宋慶齡經常為少年兒童題詞和撰寫文章，鼓勵孩子們健康成長。
9月，在北京接受「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並將10萬盧布的獎金全部獻出，交給中國福利會作為創辦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之用。1952年初，創辦《中國建設》雜誌。10月，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當選為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主席。12月，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1]。
1952年與郭沫若等人發起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並率中國代表團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亞太區域和平會議，被選為聯絡委員會主席。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慶齡訪問蘇聯，在莫斯科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約瑟夫·斯大林[1]。4月，被第二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推選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1954年9月，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成為政治排名僅次於四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的國家主要領導人。12月，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
1955年1月，當選為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1]。8月，出席紀念廖仲愷先生逝世30周年大會，並發表講話[1]。12月，她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身份訪問印度[1]。1956年1月，宋慶齡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廖承志到訪緬甸和巴基斯坦。8月，又到訪印度尼西亞[1]。
1957年9月，當選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1]。11月， 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家主席毛澤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宋慶齡到訪莫斯科，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及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活動[1]。
1958年6月，參加慶祝中國福利會成立20周年大會，並發表講話。1959年4月7日，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宋慶齡與董必武共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再次成為國家副元首，在官方報道順序中排名第三，僅位列在黨主席毛澤東和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後[1]。
1961年5月，在其上海寓所會見毛澤東。9月，任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1963年4月，從上海移居北京，此後定居於後海北河沿46號官邸[1]。
1964年1月，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她與董必武兩人再次當選為國家副主席。1964年2月，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外交部部長陳毅到訪錫蘭，並舉行大範圍會談[1]。
10月，任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1966年11月12日，在北京參加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大會，並發表題為《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的講話。同月，新華社受權發佈消息：《宋慶齡選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的保王派紅衛兵指宋家是資產階級，故把宋慶齡父母的墳墓毀壞且將屍體曝出[40]，並對宋慶齡進行迫害[來源請求]，令宋慶齡的身心受到巨大傷害。在周恩來提議下，毛澤東批准了一個「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主要包括高級民主人士和國務院組成部門主要領導，宋慶齡被列為點名保護的第一位。
1968年10月，國家主席劉少奇受到文化大革命衝擊被免職及開除出黨，她與另一名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代理國家主席的職務。
1972年1月，國家副主席宋慶齡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參加原外交部長陳毅的追悼會。9月，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何香凝的追悼會並致悼詞[1]。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隨着國家主席職務被正式廢止，她改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
1976年1月，參加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追悼會；7月，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的追悼會；9月，參加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追悼會[1]。1977年9月，參加毛澤東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儀式[1]。
宋慶齡與宋美齡姐妹在1949年以後沒有公開往來，但在私下仍有聯繫。宋慶齡曾托人捎帶過絲綢和中醫藥品，宋美齡也回贈過一些珍貴的國外產品。宋慶齡臨終時還希望宋美齡能來到中國大陸再見上最後一面，但遭到宋美齡拒絕[41]。
1978年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宋慶齡作為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執行主席、常委會副委員長主持會議並作開幕講話。其後，她連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當選為委員長[1]。6月，參加慶祝中國福利會成立40周年大會。9月，在中國婦女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閉幕詞，並當選為全國婦聯名譽主席[1]。
1979年6月，宋慶齡副委員長接見美國知名婦女訪華團、美國夏威夷各界訪華團。10月，以國家副元首身份在北京寓所宴請柬埔寨施漢諾親王及其夫人[1]。
1980年1月，參加全國政協舉行的元旦茶話會。3月，主持紀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會並致詞。同月，參加全國婦聯為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70周年舉行的聯歡會，並致祝詞。5月，參加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追悼會。10月，任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籌委會副主任委員[1]。
1981年2月，宋慶齡的貼身僕人李燕娥去世，宋慶齡悲痛萬分，為其立碑安葬於宋氏墓地。
1981年5月8日，宋慶齡坐着輪椅在人民大會堂接受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授予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並發表講話[1]，這也是她最後一次公開露面[42]。
1981年5月，宋慶齡因患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和冠心病病危。5月15日晨，前來探望的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受中央委派，提及宋慶齡曾於1957年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之事，詢問陷入昏迷的宋慶齡是否願意再次申請入黨，重複三遍得到宋慶齡的肯定[43][44][45]。據宋慶齡的一位傳記作者記載，宋早在1957年時就有意加入中共，但被婉拒，因為她「不正式入黨更有利於革命」[46]。同來探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當即轉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午召開緊急會議，一致通過《關於接受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的決定》，同時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予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5月1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授予宋慶齡同志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榮譽稱號的決定》[47]。
1981年5月29日20時18分，宋慶齡在其北京寓所病逝，享年88歲。20時40分，中國中央電視台播發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公告，宣佈為宋慶齡舉行國葬。
宋慶齡治喪委員會曾發電邀請台北方面的宋美齡、蔣經國參加宋慶齡國葬，但電報被台北電報局拒絕收受[48]。5月30日，宋美齡函電蔣經國，表示拒絕北京方面的邀請，不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舉行的宋慶齡國葬[註 5]。1981年6月1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表示宋慶齡治喪委員會的電文「詭詐邪惡，自當置之不理」，並指示台灣黨政軍方面「提高警覺、小心處理、加強防務」[註 6]。
1981年6月3日，宋慶齡同志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兼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致悼詞。6月4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在上海市萬國公墓（後闢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陵園）隆重舉行宋慶齡同志骨灰安葬儀式，遵照她的遺言，骨灰安葬在她父母墓地的東側。中國共產黨、全國人大、國務院為她立碑銘文以表紀念：「宋慶齡是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她為國家和人民所建樹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1]
宋慶齡有一姊、一妹和三個弟弟。姐姐宋靄齡嫁給了孔祥熙，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妻子，妹妹宋美齡嫁於蔣中正，而弟弟宋子文是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1948年後宋氏姐弟各奔東西：
宋慶齡青少年時期深切地受到過基督教的影響。宋家宗教氛圍濃厚，母親每日舉行家庭祈禱，送子女到主日學，並要求他們去教堂聽道。宋慶齡童年常跟隨母親不求回報外出救濟窮人，體悟基督教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博愛」[50]。
宋慶齡婚前一直被教導不可懷疑上帝的絕對權威，與孫中山結婚後，看到了另一個「耶穌基督」。宋慶齡認為，孫中山「從來沒有感覺到耶穌教義和他自己的主義之間有任何矛盾。對他來說，社會革命就是把基督教義付諸實施。」基督教教義中提倡的平等與博愛，成為他們進行革命的武器[51]。隨着年齡、閱歷和科學文化的提高，宋慶齡愈益淡化宗教觀念而強化國家、民族及社會的意識和責任感[52]。
宋慶齡從1950年代開始有否認基督教的無神論主義言論，這與當時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態度有關。1966年，宋慶齡致函友人愛潑斯坦，在信中否認孫中山是虔誠的基督徒，明確表示她和孫中山倆人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宋慶齡回憶道：「孫中山明確地告訴我，他從來不信甚麽上帝，他也不相信傳教士（他們不是「偽善者」就是「受了誤導」）」[53]。但基督教教義的部分精神深深地留存於宋慶齡心中。1978年，宋慶齡致函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坦言：「在我頭腦中，還殘留着《聖經》的博愛思想。」[50]
共產國際全權代表達林曾在1922年到廣州拜訪孫中山，他在回憶錄中明確地說：孫中山「給我介紹了他的夫人宋慶齡，她當時三十二歲，但看起來要還要年輕一些，她同丈夫講的是英文，因她是在國外長大的，不懂中文。」[54]這裏「不懂中文」應指不會講國語。宋慶齡當時既不會講國語，也不會粵語，而孫中山也不會上海話。她跟孫中山之間除了英語，沒有別的選擇[55]。宋任窮的回憶也側面證實了宋慶齡最擅長的語言並非國語，1981年5月15日，在宋慶齡病重之際，宋任窮與廖承志受命到宋慶齡病床前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接收她為共產黨員的決定，廖承志「先用漢語講一遍，後用英語又講了一遍，傳達了政治局會議的決定……」[56]
宋慶齡一生酷愛讀書。書，書，到處是書，證明了宋慶齡對知識的渴求。無論是參觀孫中山與宋慶齡在上海共同生活的故居，還是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個人在北京和上海的故居，人們都會驚奇得看到這一事實。他們的藏書可以看出他們的現代化以及他們廣泛的興趣。[57]
宋慶齡養鴿子不只是因為他喜歡這種文雅的飛禽，還因為紀念孫中山——他喜歡鴿子，重要的是鴿子象徵着和平。
她愛鴿子，每天親自餵它們、看着它們。她學會鴿子的叫聲，鴿子一聽到就都飛回來。她去世後，這群鴿子還留在花園裏，總共有100多隻，常在過道上吃食，在天空中組成美觀和充滿生氣的隊形上下翱翔。[58]
宋慶齡還利用工作之餘繪製花卉、動物小品。宋慶齡喜愛音樂，尤其彈鋼琴，直到八十高齡，在一天辛勤工作之餘，也常在臥室里一面彈鋼琴（她從不在公眾面前彈）一面哼着她小時候聽父親唱的一些歌曲，作為休息。在上海和北京的宋慶齡故居中，同一些新的愛國革命歌曲放在一起的有她父親留下來的不少歌曲書，其中有《納什維爾第一衛理公會身聖公會教堂青年讚美詩歌》（1907年印製、上有「C．J．Soong，Shanghai．」[宋查理，上海]的簽名）、《合唱及獨唱歌曲集》（福音傳教士艾拉·桑基作）。[59]
宋慶齡對烹飪情有獨鍾，宋慶齡的媽媽把做美國飯的竅門和樂趣都傳給了她。在漫長而卓越的一生中，宋慶齡有時系上圍裙，照着國外朋友寄來的新食譜試製；在北京時她會問來訪的外國朋友喜歡吃什麼，然後是出人預料地是自己下廚去做些「家常菜」來款待他們。在北京的故居書架上至今仍然放着《紐約時報》出版的百科全書式的食譜以及其他各種風味的食譜。甚至有猶太食譜和在美國被稱作「賓西法尼亞州荷蘭菜」的食譜。[60]
中國共產黨、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為她立碑銘文以表紀念，並指出：「宋慶齡是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她為國家和人民所建樹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宋慶齡同志是一顆閃爍着革命光輝的燦爛巨星，永遠放射出美麗耀眼的光芒。」[61]
文集
柬埔寨王國
大十字級柬埔寨王家勳章（1956年2月18日於北京頒發[62]）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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