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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舉行。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召開了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解決了有關問題，此後召開的三中全會只是公佈並確認了工作會議的成果。該次會議被視為鄧小平時代和改革開放的開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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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接班人、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聯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及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所支持下，在中南海懷仁堂拘捕了四人幫，四人幫被隔離審查，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10月7日，華國鋒被推舉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並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正式接任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生前的職務。但華國鋒為了鞏固自己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及穩定局勢，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華國鋒並沒有因為四人幫被捕而改變自己立場，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意圖延續毛澤東時代的方針路線，並欲藉「兩個凡是」阻止老一輩政治家復出。由於「兩個凡是」延續毛澤東執政時方針決策，華國鋒因而作繭自縛，不能改變原有的錯誤方針，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冤假錯案不能得到平反，令人們強烈反對。後期華提出要繼續進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及展開批判四人幫運動，但批鄧運動不得人心。
1977年，鄧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證下和部分中共元老支持下復出，同年7月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並恢復四五天安門事件後被撤銷的一切職務，包括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復出後，對於平反冤假錯案有了進一步進展。但由於受到兩個凡是限制，大量案件未得到解決，包括批判四人幫運動所揭發的案件，例如震驚中外的四五天安門事件，雖然有大量民眾黨員要求平反，但受到文化大革命得益的汪東興、吳德等人反對，有着嚴重阻力。1978年，局勢開始轉變，5月，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後期新華社亦轉發了這篇文章，《實踐》一文在全國各地產生巨大影響，全國展開一系列討論，令長期受到蒙蔽、愚弄、迷信的人們思想解放，導致「兩個凡是」開始被人們懷疑攻擊。在此背景下，需要召開一次討論，謀求解決辦法，於是，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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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於1978年11月10日開幕，出席者有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的23名政治局委員及3名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委員王震、粟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等人。中央工作會議原先主要討論農業問題、1978年至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議題，但後期突破了原先討論重點 。11月1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雲在會議上發言，指部分批判四人幫揭發出來的問題要由中央作考慮或決定，他先指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牽涉者並非反共，是經中央組織部批准，應予以平反，第二談到彭德懷冤案，應予以平反。第三是四五天安門事件，指出四五事件並非反革命，中央應平反並肯定。最後是對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種種罪行，應予以批評調查。陳雲的發言得到很大響應，大量出席者就陳雲的意見提出反應，會議展開突破性進展。[2]
11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在大會上，承認解決問題不徹底，沒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11月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佈為革命行動，正式平反）並承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決定，決定撤銷全部中央文件，並為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受害的幹部平反昭雪，並給予陶鑄、楊尚昆平反，對康生和謝富治的問題，交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審理，並交由三中全會批准審查。
11月2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被批評，吳德在會議上作了檢討。汪東興在會上被批評盲目支持兩個凡是，「鸚鵡學舌」式跟着華國鋒講話。會議上又批評了華國鋒的不切實際的經濟計劃、建設思想。會議主旋律開始轉向討論文化大革命遺留的種種問題。汪東興亦被批評為兼任太多職務，包括中央辦公廳主任、8341部隊政委、黨委書記、中央警衛局局長，併兼着中央專案組負責人，由於中央專案組是處理、主管文革案件的機構，大量冤案不能平反，是汪東興不批准，阻礙了冤案平反進度。
當天晚上，黨主席華國鋒代表了中央政治局決定給予四五天安門事件、彭德懷、陶鑄等案平反，並宣佈撤銷中央專案組、轄下所有辦公室，並將所有案件移交中央組織部，今後不再採取成立專案辦審查幹部，並決定將康生、謝富治的問題進行審查。
12月13日 ，中央工作會議閉幕，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分別在會議上作出講話。
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散會，歷時36天的工作會議，基本上解決了文革以來的重大問題，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理論及其追隨者在會議上均遭到批判，華的執政理論基礎動搖。在其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其權力更逐漸被鄧小平等改革派取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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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共302名十一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出席會議。並有9人被允許列席會議，分別為宋任窮、黃克誠、黃火青、胡喬木、韓光、周惠、王任重、習仲勛。
由於早前已召開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主要繼續對以兩個凡是問題、平反冤假錯案發表意見並落實決定。全會並繼續討論農業及經濟問題。會議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高度評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作的作用。[來源請求]並批准中央工作會議上所作的決定，平反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彭德懷冤案。會議召開後，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速度。全會並回顧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教訓，提出要按實際情況來發展經濟，反對不顧實際情況的經濟理論，洋躍進方針被否決，取代之的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全會還討論了農業問題，認為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就整體來說還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復和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才能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全會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並同意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全國各地試行。另外，從文化大革命時期開始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問題，在會議上亦受到批評，會上提出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及法制的任務。
三中全會會議上，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理論被拋棄，兩個凡是被指為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左傾，促使華國鋒被迫提早辭職，而其領導地位亦在三中全會起改變，鄧小平等改革派佔了上風，其實際領導權力已逐漸減少。[4]
12月22日，三中全會進行最重要的人事任命，增補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會議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增補鄧穎超、王震、胡耀邦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並決定恢復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選舉陳雲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5]。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充分肯定三中全會的作用。
三中全會閉幕後，12月25日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進行了人事任免，會議決定任命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免去其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並任命胡喬木為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姚依林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宋任窮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免去汪東興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8341部隊政委、黨委書記、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職務，保留其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並免去華國鋒追隨者吳德的政治局委員職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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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認為是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和「兩個凡是」的束縛，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從此將中共中央的指導思想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從此中國逐漸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中國走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道路。因此三中全會亦被認為是建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會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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