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魯瓦呼圖克圖·阿旺洛桑丹增（蒙古語：Дилов хутагт Наваанлувсанжамцийн，1884年—1965年4月7日）原俗名巴希盧·扎木斯仁扎布（Башлуугийн Жамсранжав），法名阿旺洛桑丹增，蒙古族，外蒙古扎薩克圖汗部中右翼末次旗（扎格德散巴拉公旗[1]，今蒙古國扎布汗省希魯斯台縣）奧依根巴嘎人，第五世（不計追認）迪魯瓦活佛。[2]
生平
清朝光緒十年（1884年），扎木斯仁扎布生於外蒙古扎薩克圖汗部中右翼末次旗（今蒙古國扎布汗省希魯斯台縣）奧依根巴嘎的一個貧苦牧民家庭。其父名叫巴什魯（漢語「86」的諧音），其母名叫吉木波勒，屬於汪古特氏。他有一個長他14歲的姐姐，和一個長他10歲的哥哥。[2]
扎木斯仁扎布出生之年，其家鄉遭雪災，他家也遭災，家裏僅餘20頭羊、4頭牛、2匹馬。恰逢該年其家鄉那魯班禪寺（現已毀）的那魯班禪活佛與迪魯瓦活佛先後圓寂，那魯班禪寺正在尋訪兩位活佛的轉世靈童。時人稱扎木斯仁扎布出生時，他家的蒙古包曾出現奇異光芒，故扎木斯仁扎布被列入40名候選靈童之中。此後將近3年內，那魯班禪寺對這些候選靈童進行了考察，最後經抽籤，將中籤靈童報送清廷，由清廷認定扎木斯仁扎布為第五世迪魯瓦活佛。[2]
5歲時，扎木斯仁扎布被那魯班禪寺迎請到該寺，同年受沙彌戒。他獲法名「阿旺洛桑丹增」。自5歲起，開始學習藏文。7歲時，受比丘戒。13歲之前，一直隨師傅學習佛經。15歲起，開始參與那魯班禪寺的管理，並參加其他社會及宗教活動。18歲起，獲得了同那魯班禪活佛同等的主持那魯班禪寺的權力，此後幾乎每年都在外蒙古西部各盟部旗進行弘化，在上層喇嘛、清朝官員、蒙古王公間周旋。21歲時，受格隆戒。[2]
1911年，外蒙古宣佈獨立，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稱帝為「博克多汗」，年號「共戴」。1912年秋，迪魯瓦活佛赴庫倫朝覲了博克多汗，表示效忠，由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封其「額日和綽爾濟」稱號，以及綠傘蓋乘轎、金色鞍轡。時任蒙古國政府總理的那木囊蘇倫十分賞識迪魯瓦活佛，曾勸他在政府任職，但被他謝絕。[2]
1912年初，迪魯瓦活佛參與了博克多蒙古同清朝烏里雅蘇台將軍間的談判，使駐烏里雅蘇台城的清朝軍政人員和機構和平撤離該處。1917年冬，當盧占魁部在內蒙古同外蒙古交界處襲擾時，迪魯瓦活佛奉哲布尊丹巴之命，作為護軍喇嘛同馬克思爾扎布共同率兵進剿，並且因此功績而受封「迪魯瓦呼圖克圖」封號，獲綠傘蓋乘轎等賞賜。[2]
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一些俄國白軍竄入外蒙古西部。1919年春，迪魯瓦活佛受博克多汗（即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之命，充當馬克思爾扎布的副手，前去平息俄國白軍。同年夏，駐烏里雅蘇台的北洋政府官員為了維持烏里雅蘇台的安寧以及維護自身安全，向哲布尊丹巴提出請迪魯瓦活佛駐錫烏里雅蘇台，但哲布尊丹巴未批准該請求。[2]
1919年外蒙古撤治後，迪魯瓦呼圖克圖同扎勒堪扎呼圖克圖索德諾木·達木丁巴扎爾、達喇嘛彭朝克道爾吉、馬克思爾扎布、達木丁蘇隆等都積極參加恢復外蒙古自治的秘密活動。當時，扎勒堪扎呼圖克圖、迪魯瓦呼圖克圖這一派傾向依靠美國等國恢復外蒙古自治，並獲得博克多汗支持。1920年上半年，美國駐張家口領事艾伯哈特（音譯）、美國安德森·梅耶爾商務公司代表拉爾遜為考察外蒙古情況而一起到達了大庫倫，並在這裏會見了準備赴北京向中華民國大總統問安的外蒙古代表團成員及其他蒙古上層人士。外蒙古官員向這兩位美方人士表示希望美國支持恢復外蒙古自治，扎勒堪扎呼圖克圖還向他們轉交了他自己和迪魯瓦呼圖克圖等連夜趕寫，並蓋有哲布尊丹巴印璽的求援信。在此前後，另一名美國人索科賓也抵達了外蒙古，迪魯瓦呼圖克圖同其聯繫，並且向他轉交了一封相同內容的信。該信主要闡述了外蒙古自治的理由。[2]
1920年夏，迪魯瓦呼圖克圖隨以扎勒堪扎呼圖克圖為首的外蒙古代表團赴北京，問候中華民國大總統，並試圖接觸中華民國及美國等國官員，商談恢復外蒙古自治。在北京，代表團拜會了清朝遜帝溥儀、直系軍閥曹錕等人士及官員；扎勒堪扎呼圖克圖、迪魯瓦呼圖克圖經由拉爾遜充任譯員，分別拜會了美國駐華大使及武官。在北京，代表團收到了哲布尊丹巴通過拉爾遜轉來的有關商談從外蒙古撤出中國軍隊的指示函，該函後被轉交中華民國蒙藏院總裁貢桑諾爾布。代表團此行未能恢復外蒙古自治。迪魯瓦活佛認為，這是因為17人組成的代表團里，只有包括他自己在內的4個人傾向於恢復外蒙古自治，其他人則支持中華民國對外蒙古的政策。[2]
在此前後，迪魯瓦活佛同在庫倫、後來成為蒙古革命領導人的鮑道、恰格達爾扎布、喬巴山、道格松等取得了聯繫，從此成為蒙古人民黨（1921年成立，1925年改稱蒙古人民革命黨）爭取並利用的黨外人士。蒙古人民黨中央檔案館所存的一份1920年前後登記的贊成蒙古獨立者及革命者共51人名單，迪魯瓦活佛排在第10位；在另一份蒙古人民黨的寫有78個人名的密碼聯絡本中，迪魯瓦活佛的名字和代號也在其中。迪魯瓦活佛曾幫助試圖尋求蘇維埃俄國援助的蒙古人民黨獲得哲布尊丹巴的授權書。[2]
1920年下半年，外蒙古恢復自治後，迪魯瓦活佛曆任烏里雅蘇台副大臣、西部安撫副使等職務。1921年6月，外蒙古人民革命成功前夕，他出任烏里雅蘇台大臣。不久，迪魯瓦活佛幫助馬克思爾扎布消滅了侵害蒙古西部的俄國白軍旺丹諾夫部，使俄國白軍在烏里雅蘇台建立軍事據點的計劃破滅。1921年底，迪魯瓦活佛以對新政府缺乏認識、難以適應革命形勢和新工作為理由，向蒙古人民政府提出辭職。但蒙古人民政府要求他在蒙古形勢獲得穩定前必須留任。1922年初，他一度離開原職，同年10月被任命為烏里雅蘇台大臣的助理。[2]
在助理任內，迪魯瓦活佛幫助新成立的蒙古人民政府消滅了丹畢堅贊部。丹畢堅贊部當時佔據了蒙古西部地區，利用宗教召集民眾，併購買槍支彈藥，企圖從蒙古分裂出去而獨立。1922年冬，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決定消滅該部。迪魯瓦活佛參與了此次行動的策劃與實施。因為迪魯瓦活佛以前曾和丹畢堅贊有所往來，故迪魯瓦活佛向丹畢堅贊致親筆信，由蒙古內務處人員持該信面見丹畢堅贊，丹畢堅贊見信不疑，遂被蒙古內務處人員消滅。[2]
1923年底，迪魯瓦活佛辭去公職，回到那魯班禪寺，從事佛事活動，研習佛經。1924年，蒙古人民政府授予其「薩瑪迪巴格什」稱號。1925年，迪魯瓦活佛的財產第一次遭到蒙古政府沒收。1925年之後，迪魯瓦活佛曾數次向蒙古人民政府提出赴中國參拜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請求，但一直未獲批准。其間，1928年他曾經為此而來到烏蘭巴托，扎木察拉諾向他提出是否他可作為蒙古政府代表赴中國。但因蒙古政府內部在該問題上未能取得一致，此提議終於作罷。此次在烏蘭巴托，迪魯瓦活佛還見到老朋友、時為蒙古軍政要人的喬巴山。迪魯瓦活佛離開烏蘭巴托時，喬巴山還專門派車將其送回寺院。[2]
1929年，蒙古根據有關法律沒收僧俗封建上層財產時，迪魯瓦活佛的財產遭沒收。這是其財產第二次遭沒收，此次其被沒收的財產總值達20多萬圖格里克。[2]
1930年秋，迪魯瓦活佛因受「額日格登達格巴」（Эрэгдэндагва）案件（即「38人愛國集團」案，又稱38人陰謀案）牽連，被控涉嫌勾結日本及中國企圖推翻人民革命政權，而被蒙古司法機關判處2年有期徒刑，緩期執行。迪魯瓦活佛被告知，若在緩刑期間有過失，則他將被執行死刑。此後，迪魯瓦活佛獲得釋放。1931年2月26日夜，迪魯瓦活佛和隨從根敦、納木濟勒、哈勒占、布頓一行共5人從蒙古人民共和國東戈壁省毛登敖包偷越中蒙邊界，進入內蒙古烏蘭察布盟中公旗，開始了在中國的流亡生活。[2]
日後，美國蒙古學家、迪魯瓦活佛的老朋友歐文·拉鐵摩爾曾詢問迪魯瓦活佛：「既然當時對你的審判是公正的，那麼您為何不回到那魯班禪寺，隨遇而安過一種太平寧靜的生活呢？」迪魯瓦活佛答道，「由於革命的進程以緩和和激烈的形式交替出現，所以難以預料以後的結局。」似乎他是因害怕蒙古革命而逃出蒙古的。此說也長期為有關迪魯瓦活佛出逃原因的通說。[2]
但自1990年代以來，蒙古國歷史檔案大批解密，歷史文獻相繼出版。這些文獻表明，迪魯瓦活佛出逃並非害怕革命，而是受蒙古內務部對外情報局派遣，借出逃之名潛赴中國內地，負責了解蔣介石方面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及大日本帝國對內外蒙古的政策、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的動向、外蒙古流亡人員情況。蒙古內務部對外情報局之所以選中迪魯瓦活佛執行該任務，是因為他是有較大影響力的宗教界高層人士，因曾經被人民政府兩次沒收財產並因涉嫌政治案件而遭判刑，故隱蔽性強，以前曾和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有聯繫，其本人辦事較為靈敏且謹慎。[2]
迪魯瓦活佛進入內蒙古後，蒙古方面為掩護其行動，隨即在內外蒙古各處散佈其叛逃的流言。[2]
迪魯瓦活佛進入內蒙古後，起初接觸了烏蘭察布盟中公旗扎薩克王公，說明了自己出逃的情況，從而獲得了在當地居留的許可。不久，他結識了達爾罕貝勒旗僧俗高層人士，並遷居百靈廟。1932年4月，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應烏蘭察布盟王爺雲端旺楚克的邀請，赴百靈廟啟建第四次時輪金剛法會，並在此留居半年。似乎當時正在百靈廟的迪魯瓦活佛同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取得了聯繫，並且獲得了班禪額爾德尼的信任。有消息稱，此後迪魯瓦活佛曾經出任班禪堪布會議廳矇事處主任。[2]
1932年4月，迪魯瓦活佛參加了在洛陽召開的國難會議。同年底，迪魯瓦活佛同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一起來到南京。在南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西陲宣化使，迪魯瓦活佛則出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任期自1933年1月12日至1935年1月12日。[2]
此後，迪魯瓦活佛曾隨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在中國內地、中國東北、內蒙古遊歷，其他時間主要居住在內蒙古西部的外蒙古流亡部落中。直至1937年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在青海玉樹圓寂時，二人仍保持着某種聯繫。有人回憶稱，1937年迪魯瓦活佛曾經去過青海。[2]
迪魯瓦活佛進入內蒙古後，很快結識了積極推動內蒙古「高度自治」的德穆楚克棟魯普王爺（人稱「德王」），並獲得德王的信賴。1932年底，迪魯瓦活佛在南京時，德王正在南京爭取內蒙古自治。在南京期間，二人往來密切，德王曾問迪魯瓦活佛：「內蒙搞自治可不可以？」迪魯瓦活佛答稱：「外蒙古既可以進行獨立或自治，內蒙古為什麼不可以自治。」這為德王推動內蒙古自治提供了依據，增強了德王的信心。此後，在內蒙古期間，迪魯瓦活佛常在德王身邊，參與了德王的諸多重要活動，並為德王執行了若干重大任務，成為德王信賴的少數重要謀士之一。[2]
1935年12月，德王為爭取日本支持，親赴滿洲國新京會見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參謀長西尾，開展「日蒙合作」會談。雙方通過會談商定，日本幫助內蒙古西部蒙旗搞成「獨立局面」，隨即建立「蒙古國」，並由日方提供50萬元及5000支槍用以擴編軍隊。當時，隨德王參與此次會談的兩位蒙古族人物，一位是實際上充當關東軍特務的陶克陶，另一位便是迪魯瓦活佛。[2]
1936年初，日本特務機關策劃暗殺來內蒙古的吳鶴齡時，德王向迪魯瓦活佛討對策，並且採納了迪魯瓦活佛的建議，通過周密安排保護了吳鶴齡的生命，使吳鶴齡十分感激德王，後來成了德王的重要助手。[2]
德王剛剛投靠日本人，便同日本軍方產生很深的矛盾。德王在德化辦蒙古軍政府時期，迪魯瓦活佛曾建議德王稱：「你如果跟日本合作不來，不如趁早出走，週遊世界各國，宣傳蒙古問題，把蒙古問題提到國際政治舞台上。依靠世界各國解決蒙古問題，比靠日本一個國家解決蒙古問題好。」幾年後，德王在成立蒙疆聯合委員會等問題上再次同日本軍方發生激烈衝突，德王后來在《德穆楚克棟魯普自述》中回憶道：「反覆思考，既不願走向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更不願投向中國共產黨，想來想去，還是認為以投靠蔣介石為宜。」在日本的嚴密控制下，迪魯瓦活佛受德王委託，赴厚和豪特（今呼和浩特）托人同重慶中國國民黨方面聯繫。後來，此事被日本軍方查獲，涉案人員或逃走，或被日軍關押、殺害。德王在向日軍坦白後獲得寬恕。不久，迪魯瓦活佛到達重慶。自此，迪魯瓦活佛似乎一度失去了與德王的聯繫。[2]
1949年初，第二次國共內戰末期，迪魯瓦活佛同德王在南京再度相逢，往來密切。迪魯瓦活佛曾經向德王表示準備赴印度，後來則應拉鐵摩爾的邀請準備赴美國。迪魯瓦活佛臨行之際，德王托人交給迪魯瓦活佛一封委託書，委託迪魯瓦活佛作為其私人代表在美國活動，尋求支持。但不久，德王即出走並被捕，此使命便不了了之。[2]
迪魯瓦活佛剛進入內蒙古，便因其身份而引起了各方注意，其中包括正在內蒙古西部地區進行「謀略」活動的日本軍方。日本關東軍特務盛島角房、山本信親等人經常出入於迪魯瓦活佛所居住的自外蒙古逃亡來到內蒙古的瓦齊爾達剌部落，企圖使迪魯瓦活佛服務於日本侵略內、外蒙古的政策。日本關東軍1935年7月25日制定的《對內蒙措施要領（絕密）》中提到：「對於迪魯瓦呼圖克圖加以指導，使他平時就和德王秘密保持聯繫，並確立他的基本勢力，力求使他採取行動，和關東軍在外蒙古東部的工作互相策應。」該《要領》中還提出：「使迪魯瓦呼圖克圖在西蘇尼特附近集結部隊，進行屯田，把他作為機動部隊，擔任關東軍所策劃的謀略工作。同時，使分散的餘部加強在烏蘭察布、寧夏省等方面的地盤，根據需要，使其盡力向外蒙方面行動。」[2]
為確立迪魯瓦呼圖克圖的「基本勢力」，1939年，日本關東軍把自外蒙古逃亡來到內蒙古蘇尼特右旗的甘珠爾瓦呼圖克圖所屬100戶牧民，以及達爾罕旗的瓦齊爾達剌呼圖克圖所屬80餘戶牧民及在烏蘭察布盟中公旗的20戶牧民集合起來，在內蒙古蘇尼特右旗成立了「迪魯瓦旗」。但因迪魯瓦活佛從內蒙古出走，故旗長由納木斯賚擔任。[2]
除了上文提到的迪魯瓦活佛因為替德王建立同重慶國民黨方面聯繫，事機泄露而潛伏重慶的說法外，對於迪魯瓦活佛潛伏重慶的原因，還有其他說法。[2]
據李守信在《李守信自述》中稱，1938年秋，德王和李守信首次出訪日本前夕，迪魯瓦活佛曾告訴李守信：「因為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死後無人繼承，日本人想叫德王的三兒子頂替。撥了15萬元活動經費，先給了迪魯瓦7萬元，叫他由北平的英國公使館匯給西藏的達賴，並叫他親自前去拉薩活動。達賴承認以後，再續匯剩餘的8萬元。迪魯瓦徵得德王同意之後，即去北平匯款，並搭海輪由印度轉赴西藏，迪魯瓦從此一去不返，不知下落如何。」[2]
根據蒙古國在1990年代出版的文獻記載，1939年冬，因傳說八世哲布尊丹巴已在西藏轉世，迪魯瓦活佛為探聽虛實，確曾計劃赴西藏拉薩訪問。他和隨從納木吉勒道爾吉、占布拉道爾吉、貢其格等先赴上海，進行入藏準備工作。啟程前往西藏前夕，迪魯瓦活佛接到了中國國民黨有關方面令其赴重慶的命令。故迪魯瓦活佛令其隨從們經海路先赴拉薩，自己則隨國民黨特務赴重慶，隨即遭到軟禁。經過一段時間的訊問及審查後，迪魯瓦活佛獲釋並被安排在國民政府任職。這一說法似乎表明迪魯瓦活佛是被國民黨方面脅迫赴重慶。[2]
拉鐵摩爾的解釋則與此不同。他認為，迪魯瓦活佛當時極力避免成為日本政策的代理人，故力圖避開與此有關的所有職務和任務。在迪魯瓦活佛赴重慶前，日本方面曾安排其赴日本參觀，並給予其很高規格的接待。但他訪問日本回到北平後，當即轉赴上海，自上海經海路抵達香港，又自香港赴重慶。這一說法顯示迪魯瓦活佛是主動赴重慶。此說似更合理。[2]
迪魯瓦活佛進入內蒙古後，直到潛赴重慶前，一直同蒙古方面保持聯繫。通過迪魯瓦活佛及其下屬的工作，蒙古方面獲得了有關日軍及國民黨方面爭相利用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對外蒙古進行的一些工作。但是，迪魯瓦活佛的身份也逐漸暴露。迪魯瓦活佛身邊人士曾向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方面泄露過迪魯瓦活佛的真實身份。1938年後，蒙古方面雖曾多次派人同迪魯瓦活佛聯繫，但這些人員均先後遭到日軍逮捕，其中有些由因迪魯瓦活佛作保而獲釋，有些則在供述自己所負任務之後遭到殺害。再加上迪魯瓦活佛受德王委託赴厚和豪特托人同重慶國民黨方面聯繫之事敗露，迪魯瓦活佛自身處於極端危險的境地。迪魯瓦活佛潛赴重慶的主要原因，應為擺脫危險，逃離日軍控制。[2]
迪魯瓦活佛赴重慶後，中斷了同蒙古方面的一切聯繫。不久，迪魯瓦活佛曆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1942年10月24日獲聘），第三屆、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主席團成員及參政員，國民政府顧問（1947年4月18日獲聘）等職務。在重慶期間，經蔣介石 同意，迪魯瓦活佛曾和時任蔣介石顧問的拉鐵摩爾居住在一處。拉鐵摩爾回憶道，1931年至1932年的冬季，他便已在北平結識了迪魯瓦活佛，此次在重慶重逢使二人關係更加密切，他們常用蒙古語談時政、交換看法。1944年，拉鐵摩爾陪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重慶訪問時，又曾同迪魯瓦活佛就中國形勢交換看法，迪魯瓦活佛相信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必然發生內戰，並且雖不大相信中國共產黨會勝利，但確信蔣介石會失敗，此後將或由中國共產黨執政，或成立聯合政府。迪魯瓦活佛的預測後來變成了現實。[2]
在重慶期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國民政府承認外蒙古經公民投票獨立以後，1946年初，蒙古人民共和國派出以畜牧部部長蘇倫扎布率領的蒙古政府使團抵達重慶。迪魯瓦活佛也到機場迎接該使團，並走近蘇倫扎布稱，「我是迪魯瓦活佛。雖然我是一個僧人，但是對我的祖國獨立最終得到承認感到非常高興，祝願蒙古人民萬事如意。」但蒙古使團對其表態及問候均未理睬。此後，迪魯瓦活佛又赴使團下榻的重慶勝利賓館求見蘇倫扎布，但被蘇倫扎布以工作繁忙為由拒絕。[2]
據後來蘇倫扎布稱，代表團啟程前，喬巴山曾單獨約見蘇倫扎布稱，「迪魯瓦活佛有可能來找你們，但你們不要理睬他，否則將受到嚴肅處理。」所以蘇倫扎布在重慶拒絕會見迪魯瓦活佛。當時迪魯瓦活佛試圖接觸蒙古代表團，似乎是想試探自己回到蒙古的可能，但未能如願。蒙古方面之所以對迪魯瓦活佛十分冷淡，主要是因為當年隨迪魯瓦活佛進入內蒙古的隨從中，有人受命負責監視他。1932年底，迪魯瓦活佛赴南京後，負責監視他的兩名隨從報告蒙古情報部門稱，迪魯瓦活佛到北平會見了日本特務並提供了蒙古方面的情報，還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軍職，獲南京國民政府撥給3萬元軍餉，準備徵兵進攻蒙古。後來，蒙古情報部門先後又收到了迪魯瓦活佛應邀赴日本訪問，奉日本軍方的命令準備赴西藏；迪魯瓦活佛宣傳蒙古消滅宗教及寺院、逮捕並迫害僧侶官員及百姓，並對此表示不滿等情況的匯報。蒙古方面還得到了迪魯瓦活佛遭到英國及國民黨特務機構逮捕及軟禁的情報。因為迪魯瓦活佛赴重慶後，中斷了同蒙古及內蒙古方面的一切聯繫，蒙古方面此後未能得知其情況，日久便懷疑其背叛使命而改為外國情報機構服務。蒙古方面的這一看法導致迪魯瓦活佛此後終身未能回到蒙古。[2]
此後不久，1946年3月，迪魯瓦活佛抓住抗日戰爭結束後短暫的和平時期，以及國民政府忙於還都南京之機，再次啟程赴西藏。他經廣州來到香港，在香港獲得以前在上海認識的一對英國父子的協助，於同年4月經海路入西藏。在西藏拉薩，迪魯瓦活佛見到了據稱為八世哲布尊丹巴的轉世靈童，但迪魯瓦活佛對該靈童半信半疑，故還依宗教儀軌，徒步赴拉姆拉錯觀湖，也沒有獲得要領。在拉薩期間，迪魯瓦活佛應邀同達賴會面數次。據說，達賴十分尊重他；按一些蒙古國學者的說法，迪魯瓦活佛在此期間甚至任過達賴的經師及顧問。迪魯瓦活佛此行同達賴建立了聯繫，直到迪魯瓦活佛圓寂，該聯繫似乎也未中斷。[2]
在西藏、印度、尼泊爾等地遊歷一年多後，1947年11月，迪魯瓦活佛回到南京。此後，他在南京居住了1年多。第二次國共內戰迅速接近尾聲，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瀕臨絕境。迪魯瓦活佛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奪得國家政權，並認為自己此後在中國難以立足。為此，他曾想赴印度，並將此想法寫信告知拉鐵摩爾，拉鐵摩爾見信後，當即回信邀迪魯瓦活佛赴美國。1949年2月，迪魯瓦活佛持中華民國護照飛抵美國。[2]
1949年初，迪魯瓦活佛抵達美國。起初他在巴爾的摩市拉鐵摩爾任系主任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外語系任職4年。在此前後，拉鐵摩爾還從中國邀來官布扎布·杭錦、伍日恭格·奧嫩來此任職。他們幾位當時主要研究蒙古語言及社會問題，形成了美國最早研究蒙古學的小團體，也成為日後美國興起的「國別研究」最初的項目之一。[2]
1949年春，迪魯瓦活佛根據拉鐵摩爾的要求，口述自傳，並通過拉鐵摩爾口譯，由拉鐵摩爾之子、迪魯瓦活佛的乾兒子大衛（David Lattimore，蒙古名「巴特畢勒格」）以英語記錄。同時，迪魯瓦活佛用舊蒙文著《外蒙古政治回顧》一書。根據迪魯瓦活佛的要求，在其圓寂後，這兩部書稿由拉鐵摩爾英譯並作序，由拉鐵摩爾、磯野富士子註釋，且影印原稿，於1982年在德國威斯巴登出版。1991年，蒙古國學者博彥朝格將該書用蒙古語西里爾字母翻譯，在烏蘭巴托出版。迪魯瓦活佛這本書的記述止於1930年代，即他進入內蒙古時為止。[2]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期間，迪魯瓦活佛還著有《外蒙古那魯班禪寺》一文。該文刊於美國哲學學會會報1952年第96期。在美國期間，迪魯瓦活佛經常遊歷美國各地，抄錄並研究各圖書館所藏的蒙古文、藏文文獻。[2]
1950年代中期，拉鐵摩爾等人的研究受到麥卡錫主義干擾。迪魯瓦活佛因此而遷居紐約市，在紐約東區租住至圓寂前夕。此後，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宗教事務方面。[2]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期間，迪魯瓦活佛繼續其宗教生活。1952年，流亡美國的卡爾梅克人將迪魯瓦活佛迎至新澤西州，後在此修建了美國首座藏傳佛教寺廟。此後，迪魯瓦活佛成了這些卡爾梅克人的精神領袖，直到圓寂時一直任該寺堪布。當時流亡美國的卡爾梅克人主要包括三部分人員，一是俄國十月革命時從伏爾加河下游的家鄉逃出者，二是原居住在捷克和南斯拉夫的卡爾梅克人後裔，三是斯大林格勒戰役時遭德軍俘虜並被送往德國強制勞動，後赴美國者。這些卡爾梅克人差別極大，唯一能將他們聯繫並團結起來的就是藏傳佛教，迪魯瓦活佛為此發揮了重要作用。[2]
寺院創立後，因缺法器，迪魯瓦活佛令其在印度的徒弟設法置辦。缺少經文，他就靠記憶默寫出經文發給弟子們。在迪魯瓦 活佛努力操辦下，藏傳佛教開始在美國傳播。此後，在迪魯瓦活佛圓寂前，美國又先後創建了兩座格魯派寺廟，並發展了許多美國信徒，他們還同印度的寺廟及達賴保持聯繫。[2]
1961年，聯合國大會討論蒙古加入聯合國的議案時，迪魯瓦活佛在會議大廳的旁觀席上就坐。事後，雖然他在一些場合見過蒙古代表處官員，但他未試圖訪問過蒙古代表處。1963年，美國蒙古學學會成立時，迪魯瓦活佛抱病參加成立大會，並成為該會會員。[2]
1963年，迪魯瓦活佛患胃癌。1965年4月7日，迪魯瓦活佛在其紐約寓所因病圓寂，享年82歲。[2]
美國卡爾梅克協會所屬的三座寺廟為迪魯瓦活佛舉行了超度儀式及追悼會。新澤西州及費城的三所寺廟的僧眾，達賴喇嘛以及蔣介石的私人代表都出席了追悼會。追悼會結束後，迪魯瓦活佛的骨灰部分安葬於其親自參與創建的新澤西州藏傳佛教寺廟「達什捷普林」，部分安葬於迪魯瓦活佛先世誕生地印度，部分準備在此後適當時間送返其家鄉蒙古。[2]
1990年5月18日，蒙古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通過第4號決議，撤銷與迪魯瓦活佛有關的指控，並為迪魯瓦活佛平反。[2]
著作
- The Narobanchin monastery in outer Mongolia, by Diluv Khutagt ; Lattimore, Owen ; Onon, Peter ; Vreeland, Herbert Harold.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2(96). p.587-598.
- The Diluv Khutagt:Memoirs and Autobiography of a Mongol Buddhist Reincarnation i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by Diluv Khutagt, Owen Lattimore, O. Harrassowitz, 1982.
- 應時祈禱之雲聲（該文是迪魯瓦活佛在內蒙古期間，應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呼畢勒罕羅卜桑普日勒的邀請撰寫的藏文文章，主要闡述宗教儀軌。）[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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