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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國大陸社會主義運動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謝雪紅(1901年10月17日—1970年11月5日),原名謝阿女,台灣彰化人,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創始黨員之一、中國共產黨黨員、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首任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八大民主黨派的參政政治人物之一。謝雪紅後來陸續出任中共中央華東局軍政委員、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委員,1954年當選台灣省全國人大代表。
此條目形似新聞稿,或帶有過度的宣傳性語調。 |
謝雪紅被認為是台灣社會主義革命先驅,享有「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之譽,也是二二八事件中堅持對國民政府採取武力抵抗之台中二七部隊的參與組織者。二七部隊抵抗中華民國國軍失敗之後,轉赴廈門,後赴英屬香港。
謝雪紅一生的組織關係,是謝雪紅相關研究熱門問題。據謝雪紅自述,她於1925年二赴上海時期,黃中美當介紹人,謝於上海住家經黃中美告知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卻無證人、無入黨儀式,因此謝雪紅的黨籍資格發生爭議。謝雪紅在1928年台灣共產黨建黨之後,黨籍成為日共台灣支部,但是台共於1931年覆滅瓦解,而謝雪紅直到1948年在香港才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參與創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57年反右運動中,謝雪紅被打成右派,並遭開除中共黨籍[1][2][3][4],歷經多次批鬥,長期抑鬱[1]。謝雪紅在文革期間遭到迫害,病死於1970年[5]:50。文革結束後,1986年謝雪紅得到平反[6]。
謝雪紅原名謝氏阿女,八個子女中排行第四,幼時因家貧失學,父親謝匏當搬運工人,母親陳銀靠替人縫製衣服維生,父母皆文盲。12歲父母雙亡,賣給台中洪姓人家作童養媳與小妾以籌葬母費及還債,飽受養母虐待,一度企圖自殺。
1917年(一說1918年)謝雪紅離家出走,至台南當台南製糖株式會社女工(一說返回彰化)。後遇台中大地主、霧峰林家之親戚張樹敏並成為其妾。1918年共赴日本內地神戶經商,自修日文與漢文,期間接觸米騷動,首度接觸社會主義思想。之後到達中國青島接觸五四運動,思想漸受衝擊。
1921年返台,加入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剛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深刻體認到台灣政治社會的脈動和方向。
1922年,謝雪紅在台中市錦町「勝家裁縫機商會」擔任業務員,後於台中州新盛街開設「嫩葉屋」洋服店自力更生,替人製作婦女衣服和童裝。她深信:「一個婦女若可依賴自己的工作而獲得經濟上之獨立,則可免受男人之束縛,自由自在掌握自己命運。」
1925年前後抵達上海,加入由蔡孝乾、張深切、林維金、洪緝洽組成的台灣自治協會,參加過五卅運動,化名「謝飛英」,推薦入國共合作創辦之上海大學社會系(主任瞿秋白)四個月,經黃中美介紹而被告知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不符入黨程序而使謝雪紅的黨籍資格發生爭議,直到謝雪紅過世多年後,於1986年中共平反謝雪紅右派案時才追認其黨齡,但並未完全平反)。
1925年12月受中國共產黨培植,與林木順一起至蘇聯莫斯科專為共產國際培養東亞各國共產黨幹部的專門學校東方大學日本班就讀學習,吸收共產主義思想,赴赴俄留學期間,表現傑出,共產組織給了「基爾莎諾娃」(Кирсанова)名號,做為聯繫之用。
留學期間正遇上日本共產黨內部發生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的辯論,林木順與謝雪紅列席了日共內部的辯論,認識了片山潛、德田球一、渡邊政之輔、佐野丈夫、福本和夫、風間丈吉。後由共產國際對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的批判,成為了日本共產黨《一九二七年綱領》的基礎。1926年底,轉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曾與蔣經國是同學。1927年11月,謝雪紅和林木順結束在莫斯科的課程,兩人接受共產國際的指令,奉命與日本共產黨聯絡,回到中國,籌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即台灣共產黨。
1927年,在台灣發展共產黨組織與婦女團體,並深入台灣當時左翼的臺灣農民組合的民間公會團體。台灣發生文協左右分裂,日本內地發生昭和金融恐慌,中國發生白色恐怖和「清黨」。
1927年11月從海參崴回到上海及日本秘密活動,用「吳碧玉」化名掩護身分,在上海,組織了「上海台灣讀書會」,用以培養黨員。12月前往東京參加日共中央委員會接受建黨指示,在上海租界參與建立「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
1928年3月15日,日本發生「三一五事件」,日本共產黨重要領導人都遭到逮捕,所以將領導台共成立大會的任務委託給中共。
1928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舉行成立大會,黨員只有18人,建黨大會也只有9人出席。謝雪紅為大會主席,草擬了台灣共產黨「政治大綱」,以「追求台灣獨立、成立台灣共和國、樹立工農政府」為大會宣言。大會出席者為中共代表彭榮、朝鮮共產黨代表呂運亨,以及謝雪紅、翁澤生、林木順、陳來旺、林日高、潘欽信、張茂良,等9人。會議選舉林木順、林日高、蔡孝乾(缺席)、洪朝宗(缺席)、莊春火(缺席)為中央委員。謝雪紅、翁澤生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1928年4月18日召開台共第一次中央委員會[9]。台共第一次中央委員會,決議林木順、林日高、潘欽信、謝玉葉四人潛回台灣發展組織,謝雪紅任中央候補委員,並兼任駐東京代表[5]:50。謝雪紅負責與日共聯繫,翁澤生駐上海代表,負責與中共聯繫。
1928年4月20日,台共中央給中共中央致感謝信,對中共支持和領導台共成立大會表示由衷的謝意,強調絕大多數台共黨員加入了中共,希望未來能繼續獲得這種支持。
1928年4月25日,台共建黨甫滿十天,因為「上海讀書會」事件,為了聲援在朝鮮被捕的共產黨黨員,在上海發傳單鼓譟人民反抗日本,一天清早,日本秘密警察便逮捕了九名台共人員,其中包含謝雪紅,被日人逮捕並遭受酷刑,解送回台灣審判。與謝雪紅一起同居的林木順則順利脫逃。
1928年6月2日,在罪狀不足的情況下,謝雪紅在台灣獲釋[10]。
1928年6月10日前後,與林日高、莊春火、蔡孝乾、洪朝宗等人發展台灣共產黨組織,從事台灣革命活動[5]:50[11],在台北大橋淡水河畔召開台共第二屆中央委員會,會議一致同意謝雪紅任台共中央委員。不久,蔡孝乾等潛至福建漳州,在台灣抗日的謝雪紅成為台共的領導中央。謝雪紅訪問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農民組合,並與返台的共產黨員聯絡[9]。主張婦女運動必須與革命同時進行,在台北大稻埕開設了一家左翼的「國際書局」(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一段155號),作為台共的秘密聯絡點,販賣左派思想的書刊,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下,進行地下活動。與日共取得聯繫,然而來台的日共人員,在基隆港遭日警槍殺,中斷了與日共中央聯繫。
謝雪紅開始與助手楊克煌姊弟戀。台灣共產黨,並對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及民眾黨三個團體,進行滲透:
謝雪紅採用,先滲透,再動員的策略,先讓這些團體左傾,舉辦「青年幹部訓練班」,來宣傳、滲透、學習左派思想。 首先,農民組合,成功左傾。再來,文協分裂,也成功左傾。謝雪紅介紹她的大學女同學給蔣渭水,不久,台灣民眾黨,開始變質,改擁護馬列主義的左派政黨。 1929年2月12日,發生二一二事件,台灣三百處的台灣農民組合機構,被日警突擊搜查並逮捕多人。日警到國際書局逮捕謝雪紅和楊克煌。日本殖民當局,未查獲農組與台共關係之相關證據,謝雪紅於1929年3月1日獲釋。 獲釋後,謝雪紅把蘇新等人,派遣到礦區和鐵路,開展工運工作,使台共的活動,植根工農群眾中。 1929年12月12日,謝雪紅創辦的「台灣戰線」和王萬得創辦的「伍人報」合併,組織「新台灣戰線社」,發行新「台灣戰線」,宣傳反日及共產黨理念。 1931年林日高與莊春火等人,脫黨,謝雪紅變為台共的唯一的最高領導人。[來源請求]
1931年5月,上大派翁澤生、王萬得、潘欽信藉機奪權,謝雪紅被台共開除黨籍[12][13][14][15]。
1931年6月26日,於日警全島大逮捕中(台灣共產黨在此次事件覆滅瓦解[16]),謝雪紅再次被捕,以參與左派運動為由判刑13年,在獄中遭受各種酷刑。
1940年4月,在獄中關押9年後,謝雪紅因感染肺炎而獲准保釋出獄。謝雪紅康復後,改名為「山根美子」,定居台中市,住在台中繼光街,並在當地經商,與在監獄被關押期間而另娶妻室小她7歲的情人楊克煌共同經營「三美堂」百貨店。
謝雪紅出獄後,不時受到日本警察的監視,但仍暗中持續經營共產地下組織及共產黨外圍團體「臺灣農民組合」,積極重建台灣共產黨。二戰末期,美軍轟炸台中,謝雪紅就以低廉的價格頂讓三美堂。謝雪紅帶着已故趙港的女兒趙秀瓊,以及楊克煌等核心幹部,撤退到台中太平頭汴坑的山區,在那種麻竹筍、龍眼,自力更生。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在國民黨政府「前進指揮所」進駐台灣之前,台灣社會的權力,處於真空的狀態,受過共產國際專業幹部培植的謝雪紅,深切知道,此時,就是她要在台灣社會中,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時刻。謝雪紅把握機會,努力積極在布建組織。10月,謝雪紅在台中組織「台灣人民協會」與「農民協會」,再次積極投入各項社會革命運動。傳播「台人治台」的思想。其組織曾遭陳儀政府強迫解散。
謝雪紅募款買下了位於今台中市自由路與居仁路口的建國工藝職業學校,擔任校長,以教育青年學子,傳播思想。日後,更號召學生組織二七部隊反抗國民政府。[17]。
透過她的男朋友楊克煌擔任記者的《和平日報》攻擊陳儀的弊政。此時的謝雪紅非常活躍,還接收了一家南北貨批發商的鹿鳴行。透過何集淮(陳文茜的外叔公,逃往中國大陸,改名何健人,文革時被勞改至死。)介紹認識了古瑞雲(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擔任二七部隊的副官),並收為乾兒子。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初期,來台接收的官員,大部分是「江浙幫」,許多人習慣說上海話,大多語言不通,而謝雪紅會說上海話,因此在連結上扮演重要角色。[來源請求]
1947年2月28日發生「二二八事件」。1947年3月2日,台中市民在台中舉行市民大會,當時為台中市婦女會理事長的謝雪紅,被推選擔任市民大會的大會主席。會中群眾決定遊行示威,謝雪紅等人呼籲台中市民響應台北的起義,驅逐各地貪官污吏,於當日下午成立「台中人民政府」。1947年3月3日組成「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謝雪紅自任總指揮,民軍攻佔軍營及彈藥庫,以供應嘉義、虎尾等地的起義軍。1947年3月4日民軍隊伍共攻佔台中縣警察局、台中市警察局、台中市政府,以及台灣省專賣局台中分局及台中廣播電台等機關[18][5]:49[19]。1947年3月5日取消台中人民政府,另組「特別志願隊」。1947年3月6日作戰本部將干城營區的數個民兵團體如「第八部隊」及四百餘名青年、學生,改組成著名的「二七部隊」以對抗國軍部隊。之後國軍大批增援部隊抵達台灣進行全島平亂。1947年3月12日二七部隊轉移至南投埔里,並希望在山區進行游擊戰,但當地原住民不支持游擊作戰;二七部隊孤立無援、又無法與他處隊伍聯繫。1947年3月14日謝雪紅接受中共地下黨聯絡員謝富的解散部隊之指示,謝雪紅先行離開二七部隊開始逃亡。1947年3月16日晚間,二七部隊埋藏武器後遂行解散。國民政府開始通緝謝雪紅和楊克煌,兩人透過關係,從高雄左營軍港搭乘軍艦逃往廈門。1947年4月,謝雪紅與楊克煌逃離台灣輾轉抵達香港,之後終生未返台。
1947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人的努力下,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謝雪紅擔任台盟主席,並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的身份進入中國共產黨高層擔任黨政要員,出任中國大陸全國婦女聯合會的副主席。
1948年2月,廖文毅曾邀謝雪紅共同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但遭拒絕。
1948年謝雪紅進入中國大陸。 1949年起擔任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謝雪紅就站在毛澤東的右後方。
1950年2月28日謝雪紅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第一份告台灣同胞書。
1954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並於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發言討論憲法草案[20],謝也是中共建國初期對台政治的主要發言人。1951年謝雪紅提出處理台灣問題須考慮到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特殊環境,以中國民族主義來要求台灣是不近人情的。因為謝雪紅的深厚的台灣意識,使她被李純青等人批評為地方主義。
另外,據台盟人士指出,有三個重要因素導致謝雪紅後來失勢。第一,早在「二七事件」時,便有戰友對謝的領導風格有意見。台盟改選主席時,謝雪紅遭到內外諸多批評,因劉少奇認為貿然撤換謝雪紅不利對台工作,謝仍留任主席虛銜,卻未直接管理會務。第二,謝雪紅在組織之上傾向任用具有日本經歷、或曾在日本政府或汪精衛政權下任職之的台籍幹部,其他台盟與中共人士對此不能理解。第三,據台盟反對謝雪紅的人士稱,謝雪紅在1949年後曾經對若干台盟同僚(如吳克泰、蘇新、葉紀東)有所指責,被指責者認為謝之意見純屬誣陷。
謝雪紅表現出的「台灣自治」主張傾向與中共大一統論相衝突[21],更有傳言指其曾對毛澤東說「中共如果來台灣,就會發生第二次二二八事件。」令其後來在中國政壇的地位迅速跌落。[22]
1957年謝雪紅命運開始轉變,謝雪紅晚年落魄受辱,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中,謝雪紅被打成右派,並遭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1][2][3][4]。
1957年11月10日至12月8日,台盟對台盟的創辦人謝雪紅,進行了十次批鬥大會。北京的《光明日報》 說:「謝雪紅在 1947年混入共產黨,十年來她以『老革命』和『二二八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獨尊。共產黨內曾對她長期進行教育,耐心地等待她悔改。但 是謝雪紅始終 抗拒黨對她的教育,這次更利用黨整風機會 放出許多毒箭,向黨進攻。」
謝雪紅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批鬥謝雪紅犯下「四大罪行」:
面對慘烈的鬥爭,謝雪紅氣憤的答覆:「同志們,是的,我下流,我卑污,我做過許多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那種污泥式的生活,難道是我要過的嗎?如果不是為了黨,為了黨的指示和黨的紀律,我會如此嗎?」「污泥中的生活,在共產黨人的人生觀來說應該是光榮的。如果這也成了對我攻擊的罪狀,你們去打探打探,今天黨的領導同志,不問男和女,都比我污泥生活不知要爛污多少倍,為什麼他們卻是光榮,而目前對我就是罪狀呢?」
1958年,中國大陸的反右運動中,關於「中國共産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黨組關於右派分子謝雪紅的政治結論」文中寫道:「謝雪紅主張台灣「自治」,「高度自治」,「台人治台」。這種主張,實際上是要台灣成爲一個獨立王國。她和楊克煌都說: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是一個「獨立民族」。謝又強調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大陸有不同的特徵,台灣人與大陸人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特殊的政治要求。根據上述理論,即獨立民族和台灣特殊的理論,她堅持要求台灣「自治」,說「自治是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的要求,反對自治就是台灣人民和台灣歷史的罪人」(鬥爭會上說的)。她的所謂「自治」是要求「省、縣,市長,都要選舉台灣人」(在黨組會上說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台盟華北總支部台灣要在北京設立一個機構,「與各國通商」。她還組織了一個文化企業公司,在籌備會上,她答應這個公司將來可以回台灣接收文化企業。顯然的,她的所謂「自治」實際上就是台灣獨立。」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轉發毛主席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的通知》,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謝雪紅被抄家,然後押往台盟總部。批鬥謝雪紅的人勒令她下跪。因此謝拒絕下跪,於是,他們以「坐飛機」的方式處罰她,有兩個人向後拉住她的雙手,然後以腳踢她膝彎部位,令其跪下,其中一位按住她的頭部說:「永不低頭的謝雪紅終於低頭了!」繼之以赤拳擊打,就在這個時刻,舊台共黨員王萬得走過來,更是飽以老拳。謝雪紅旋告昏厥,王萬得以冷水潑醒她,再拳打腳踢,最後揚長而去。那年,她67歲。
謝雪紅遭到很大的精神打擊,身體的健康情況從此也江河日下。
依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之傳記《我的半生記》中所附年表記載,謝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生後,在1966年到1969年之間,曾多次被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各派批鬥,其被批鬥紀錄如下:
對謝雪紅來說,生命低谷裏的小小救贖,也許是小她七歲、相伴半生的楊克煌。二二八事件後,楊克煌留下妻女,跟謝雪紅前往中國大陸,顛沛受打壓,兩人一度被迫分開,於生命最後的末段才又重逢。那時謝雪紅身體已大不如前,楊克煌也中風,身體多有障礙。
1969年年中,楊克煌開始寫下,謝雪紅口述自己的一生,一直寫到1970年11月,謝雪紅病逝於北京醫院。
1970年11月5日13時37分,謝雪紅因患肺癌病逝於北京,終年69歲,結束了傳奇的一生。在去世前,謝雪紅留下三點遺囑:
1986年,中共為謝雪紅平反,9月15日骨灰移放八寶山革命公墓[1][23],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武連員致悼詞,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出席追悼會,台盟主席蘇子蘅主持追悼會,周恩來遺孀,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致贈花圈。但中共與若干台盟人士認為謝雪紅雖不是「右派」,在組織與原則上仍有很多「問題」應該追究,所以追悼文上這樣說:「儘管她一生中有過『曲折和錯誤』,但她為反對外來侵略,實現祖國統一而鬥爭的精神,以及為此而作出的努力,是不可磨滅的。今天為謝雪紅同志舉行骨灰移放儀式,正是表達我們對她的紀念,也是表達我們對過去和現在一切為祖國統一事業作出貢獻的臺灣同胞的崇敬。」由於中共官方在改革開放後也承認毛澤東發動文革是重大錯誤,所以謝雪紅的「曲折和錯誤」基本上沒有影響中共對她的平反。
1948年,在謝雪紅離開台灣抵達香港後,首次見到謝的金堯如這樣描述:中高身材,臉色秀氣[5]:51。
2000年,蔡秀女編導的台灣公共電視紀錄片系列《世紀女性,台灣第一》的其中一集《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謝雪紅》介紹謝雪紅的生平,對她有以下的評價:
“ | 謝雪紅的出身決定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仰,加上日本對台灣之暴虐殖民,身為女性的她,深感於父權與殖民者之雙重迫害。第一次中國之行,開展眼界,置身中國最動盪的時代,革命情懷大受激勵。莫斯科東方大學造就她成為真正的共產黨員,憑着天生的領導才能,成立台共。武裝部隊與國軍部隊抗爭,顯現其非凡的氣魄,在在不讓鬚眉,足為女性爭自由的典範。下半生長住中國大陸地區,但仍心念家鄉,爭取台灣人民之權益。 | ” |
——蔡秀女,2000年 |
2022年,張亞中評:謝雪紅「這是非常傳奇的一生,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位很帶種的女性啊,出生非常的寒微,但她一生過得也夠精彩了。她為她的理念在奮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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