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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記錄中國歷史上主要的瘟疫事件。瘟疫，亦稱傳染病大流行。對於古代，傳染病及病原體往往由於年代久遠、史料簡略、病原體變異和滅絕，從而難以考證，僅能大致推測。近代以來，陸續發現了多種已知的最著名傳染病，包括鼠疫、痘疹（天花）、霍亂、流感、冠狀病毒病（SARS、COVID-19）等等。
中國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1]至於「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後漢書·王莽傳》）
王莽地皇三年（22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後漢書·劉吉傳》）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後漢書·馬援傳》）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寧二年（169年）「疫氣流行，死者極眾。」（《備急千金要方·傷寒》）
建寧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劉備聯軍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傷寒論》張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黃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圍，「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幾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污染……令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
黃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築南巡台於宛（今南陽）。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
青龍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龍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赤烏五年（242年）「吳孫權赤烏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2]
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書·五行志》）
晉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寧州頻歲飢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芩夷強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資治通鑑》）
永嘉年間（307年─312年），戰亂頻仍，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與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紀》）
義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譙縱據四川，自稱成都王。義熙二年（406年），劉裕派遣劉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義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3]
建元元年（479年），顧憲之提升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4]
天監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詔以東陽 （今金華）、信安（今衢州）、豐安（今浦江）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豁課調。是夏多疫癘。」[5]
天監十四年（515年）三月，後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軍圍建鄴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長子蕭堅「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這年三月，士兵「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當時疫災尚未平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6]
天嘉六年（北齊後主天統元年，565年）十二月，「是歲，河南大疫」。「是時頻歲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湧；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7]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陳軍伐北齊，詔曰：「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佈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8]
垂拱三年（687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舊唐書·中宗紀》）
景龍元年（707年），「丁未，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新唐書·五行志》）
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辛丑歲（762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吊道殣文》）
貞元十六年（800年）……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於塚南廣利原，鋒鏑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廣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賦眾疫癘。」（《舊唐書·僖宗紀》）
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災。
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因乾旱，引發大疫。
紹興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旋即於閏三月大疫。
金末年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元軍圍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內有90萬人病歿[9]。「都人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而死者繼踵不絕。」當時汴京有城門12座，每日各門送出死屍多達2千具。
至大元年（1308年）春，紹興、慶元、召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皇慶二年（1313年）冬，京師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又發生疫災，「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紀》）。
至正四年（1344年），中國淮河流域爆發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紀，「至正四年，旱蝗，大飢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註：是否歿於黑死病需援引文獻。歐洲黑死病始於～1346-1352年，其後至1370年代期間再發5次。太祖17年是1357年，故即使是黑死病，應該是再發，非首發】），河北商人再沿「絲路」將之傳到印度、中亞、波斯、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同時期蒙古金帳汗國（札尼別的軍隊）在攻打克里米亞的卡法城市時，將染疫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城中，由此散佈細菌至歐洲各處，造成1347年起歐洲大流行[10][11]。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談》即是以這場瘟疫為故事背景，描寫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
鼠疫有腺型、肺型和敗血症型三種，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次跨洲際的鼠疫大流行[12][10]。最早在《舊約聖經》中已出現類似鼠疫侵襲亞述軍的記載，有學者認為中國歷史記載的大頭瘟、疙瘩瘟、吐血瘟即是鼠疫[13][14]。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發生於西元6世紀，疫情持續了五十多年；14世紀歐洲爆發的「黑死病」為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開端，死亡總人數占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國死者半數，有研究認為黑死病是由蒙古軍隊和商隊沿着絲綢之路傳入[10][15][16]；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55年的雲南地區，正值中國清朝後期。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連途，生者號啼盈市。棄家蕩產，比比皆是；鬻妻賣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廣黃梅縣奏報：「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餘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餘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為所染，丐食則無門，假息則無所，悲哭動地，實可哀憐。」[17]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詔「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收瘞遺屍，仍命通州、臨清沿河有遺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體掩藏之。」[18]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癘之餘，盜復竊發」[19]
嘉靖初年（1521年），鳳陽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夙夜奔勞，出入於瘟疫之境，全活百萬餘人。」[20]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時疫太甚，死亡塞道。」龔鍾庵有詩：「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斗粟家家無。」[21]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天啟三年（1623年），明軍在平定奢寅時有大疫，「分佈各將據險固守，相機擒剿，遲速殊難豫定」[22]。
崇禎六年（1633年），山西出現爆發「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滅亡。
- 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 崇禎八年（1635年），總兵龍世威統兵防守潼關、朱陽關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軍，闖賊大至，遂潰。」[23]
-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 崇禎十三年（1641年），順德府（今邢臺）、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屍處處枕藉。
-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24]
-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25]
-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順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撫州大疫，屍相枕籍，死數萬人。」（光緒《撫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靈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連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鄉大疫，死者無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縣誌》）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棗陽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強大疫。（《清史稿》）
咸豐五年（1855年）六月，雲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開端。六年五月，湖北咸寧大疫。十一年春，山東即墨大疫。六月，山東黃縣大疫。[26]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國」戰區中出現嚴重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亂大流行」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萬餘人。夏天，陝西瘟疫流傳。余澍疇《秦隴回務紀略》記陝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
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光緒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27]，當時的重臣潘祖蔭、曾國荃、曾紀澤、彭玉麟、楊岳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記中說:「七日之中兩哭吾友，傷已，子授亦諒直之友哉。」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親王奕譞病逝。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因服用金雞納霜痊癒。
1855年，咸豐年間，雲南爆發鼠疫，引發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萬人死亡。
- 光緒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28]，並造成大流行，與1855年雲南清水鼠疫有間接關係。
- 宣統二年（1910年），東北爆發鼠疫。伍連德的《伍連德自傳》記載「這種病（鼠疫）……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發大規模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亂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區死亡超過一萬餘人。[29][30] 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
1919年、1926年、1932年，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爆發過大規模的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亂大流行」疫情。[29]
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頒佈《全國檢疫條例》。
1949年張家口鼠疫（1949年）：死亡75人。
亞洲流感（1957年-1958年）：首發於貴州，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全球共有100萬-400萬人死於該病毒（H2N2）[31]。
流腦大流行（1966年-1967年）：疑似首發於廣東省陽春縣，文革期間紅衛兵進行全國大串聯致使疫情擴散至全國，共造成16萬餘人死亡[32][33]。
香港流感（1968年-1969年）：首發於英屬香港，中國大陸疫情嚴重，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全球共有100萬-400萬人死於該病毒（H3N2），且該病毒是此前H2N2亞洲流感病毒的變種（抗原移型）[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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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質炎（1955年-2000年）：俗稱小兒麻痹症，1955年江蘇南通首先爆發大規模疫情，全市1680人突然癱瘓，其中大多為兒童，並有466人死亡[35]。此後中國大陸每年報告的脊髓灰質炎病例有2萬—4.3萬例[36]。
- 1959年，顧方舟等人前往蘇聯，獲得了美國（阿爾伯特·沙賓）及蘇聯的疫苗樣本[36][37]；
- 1960年，顧方舟等人生產出「沙賓型」脊髓灰質炎疫苗，後於1962年改進為口服型「糖丸」[36][38]；
- 2000年，中國衛生部門和世界衛生組織確認中國已徹底消滅脊髓灰質炎[36]。
乙型肝炎（1970年代起）：1970年代初，中國大陸乙肝出現大規模爆發，1980年代至1992年，全國約有1.2億名乙肝病毒（HBV）攜帶者，占當時全球HBV攜帶者的三分之一，是全球乙肝疾病負擔最嚴重的國家[39][40]，乙肝也被稱為「中國第一病」[41]。截止2018年，中國乙肝病毒攜帶者人數降至7000萬例[42][43]，每年乙肝導致數十萬人死亡，主要由於乙肝導致的肝硬化和肝癌[44][45]。
- 1972年，北京醫學院副院長漢斯·米勒（原籍德國，後加入中國籍）、陶其敏等人開啟了中國大陸的乙肝研究，並多次前往日本考察學習[39]。
- 1975年，陶其敏等人了解到美國默克藥廠的莫里斯·希勒曼所進行的人血滅活乙肝疫苗工作，並於同年研製出中國大陸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7571疫苗」）[39][40]。
- 1989年，美國默克藥廠（默沙東）將重組酵母乙肝疫苗的技術轉讓給中方，收取700萬美元作為培訓和勞務成本，此外不再收取專利費和利潤[40][46]。
- 1993年，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深圳康泰生物製品的重組酵母乙肝疫苗車間投產，中國大陸成功生產出第一批「基因工程」乙肝疫苗[40][46]。
1977年俄國流感（1977年-1979年）：據研究人員估計，全球約70萬人死於該病毒（H1N1）[47]，在中國北方城市、蘇聯西伯利亞地區最早開始流行[48][49]，研究人員普遍認為該病毒來自於實驗室泄露事故或疫苗接種事故[50][51]。
1988年上海市甲型肝炎大流行（1988年）：310,746人感染、47人死亡[52]。
SARS事件（2002年-2003年）：全球共有774個病人死亡，其中中國大陸有349人死亡[53]。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09年-2010年)：全球共有15,934個病人死亡，其中中國有648人死亡。
COVID-19疫情（2019年-2023年）：全球死亡人數688.1萬（2023年3月10日）(11\1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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