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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士 (消歧義) 」。
摩士 爵士,KBE ,JP [?] (英語:Sir Arthur Morse ,1892年4月25日—1967年5月13日),舊時也譯摩斯 爵士,英國 和香港 銀行家 ,1941年至1953年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主席,1943年至1953年兼任總司理,1946年至1953年任行政局 首席非官守議員 ,是滙豐銀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和戰後初期的重要領導人物。
Quick Facts 摩士爵士Sir Arthur Morse, 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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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2年加入滙豐的摩士,早年曾在香港總行和中國內地 各分行任職凡二十餘年,1940年調任倫敦分行總經理,1941年香港淪陷前夕出任主席,繼而在1943年起出任總司理,任內成功帶領滙豐渡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並負責在戰後將總行遷回香港,以及重建香港、遠東 和全球各地的業務。「凡有利於香港者,即有利於滙豐」一語,即出自他任內。摩士在1953年卸任主席和總司理後,回到英國出任滙豐的倫敦顧問委員會主席,繼續參與滙豐業務。
摩士曾分別於1949年和1961年兩度封爵士 ,另在1940年獲香港大學 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現今位於九龍 黃大仙 的摩士公園 ,即以他命名。
摩士在1892年4月25日生於愛爾蘭 蒂珀雷里 (Tipperary),父親名D·S·摩士(D. S. Morse),任職於愛爾蘭銀行 多年。[ 1] 摩士早年接受私人教育,後來就讀於倫敦德里 的福伊爾書院 (Foyle College)。[ 1] 在1910年,他加入倫敦德里的曉治布朗與布蘭登註冊會計師行(Hugh Brown, Brandan and Company,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Londonderry)實習,前後近兩年。[ 1]
在1912年,摩士加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的倫敦 分行任職,1915年至1919年調往香港 總行任職助理,[ 1] 後來曾在中國大陸 不同分行任職,拓展內地市場,包括由1919年至1922年派駐於天津 分行,1923年至1924年短暫調到上海 分行,其後又於1924年至1928年間調返天津分行任職。[ 1] 摩士在1929年再一次調到香港總行,並在1932年出任首席會計師,隨後在1938年獲擢升為襄理,[ 1] 同年獲奉委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 2]
在首席會計師和襄理任內,摩士在1936年1月至1940年間獲香港大學 任命為司庫,另外又任財務委員會主席,負責掌管大學財政,以及在1939年出任大學場所委員會主席。[ 3] 當時時局不穩,難民湧入香港,但摩士仍設法監管大學收支,他在1940年卸任司庫時,獲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 學位。[ 3]
摩士上任襄理時,時值中日戰爭 爆發,遠東 局勢動盪,銀行業務深受影響,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正式爆發後,銀行業務更受戰局的進一步打擊。[ 1] 在1940年,摩士獲總司理祁禮賓爵士 (Sir Vandeleur Grayburn)任命調返英國出任倫敦總經理兼倫敦顧問委員會 (London Advisory Committee)委員,後來再任委員會主席。在得到英國政府 支持下,[ 4] 他負責將總行資產逐步由香港轉移到當地,以防香港一旦落入日本 手中後,資產被日方掠奪;再加上滙豐有大批美元儲備在美國 國內,一旦總行被日方操控,銀行在美國的資產將被美國政府 凍結。[ 5] 在同年年尾,得到摩士協助下,滙豐仍能夠發表完整的銀行財務報告,到1941年6月更有能力向股東派發每股2鎊10仙令股息 。[ 1]
可是好景不常,在1941年12月,日軍 揮軍香港,香港保衛戰 爆發,並迅即於同年12月25日淪陷,身處香港的滙豐主席百德新 (J. J. Paterson)、總司理祁禮賓爵士與其候任繼任人艾文遜 (D. C. Edmondston)悉數落入日軍手中。但在香港淪陷前夕,港督 楊慕琦爵士 於12月12日宣佈滙豐銀行總部由香港遷往倫敦,[ 4] 而較早時候,英國政府亦下令滙豐各地分行與香港總行均需聽從倫敦指示,在12月16日,身為倫敦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摩士,復按英政府要求出任主席兼署理總司理,以便銀行繼續正常運作,[ 6] [ 7] 因此在香港淪陷後,倫敦顧問委員會儼然成為滙豐董事局,而摩士更成為滙豐的實際掌權人,[ 8] 也是該行創立以來,首位出任主席的滙豐在職僱員。[ 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滙豐銀行因香港淪陷而受到沉重打擊,總司理祁禮賓爵士在1943年8月病死於香港的赤柱監獄 ,[ 10] 其候任繼任人艾文遜亦於1944年8月病死香港。[ 11] 不過,身在倫敦的摩士獲得英倫銀行 和殖民地部 支持,使滙豐得以繼續營運。[ 6] 在1942年,摩士在滙豐銀行新設立的遠東救濟撥款委員會,出任司庫一職,專門負責救濟在遠東地區因日軍侵略而頓失依靠的英籍銀行業 人士。[ 9] 復至1943年1月13日,樞密院 發出一道樞密令 ,再次確認匯豐銀行總部遷到倫敦,並將樞密令的效力追溯至1941年12月16日,[ 5] 倫敦顧問委員會獲正式確認為滙豐董事局,摩士則獲任命為滙豐主席兼總司理,[ 5] 同年,他發表滙豐截至1942年年底的資產負債表 ,顯示該行仍保留相當財力。[ 1] 為表揚他在戰時經營滙豐的貢獻,摩士在1944年獲英皇喬治六世 頒授CBE勳銜 。[ 12]
1945年香港重光 後,香港暫時由英軍 實施軍法管治,至1946年5月1日才重置文治政府,而返港着手重整業務的摩士,即於5月1日獲復任的港督楊慕琦爵士委任為行政局 首席非官守議員 ,[ 13] [ 14] 是局內甚有份量的議員。[ 15] 同年5月16日,樞密院發表另一道樞密令宣佈將滙豐總部遷回香港,隨後港府在6月20日通過條例,讓滙豐跳過一般程序,儘早召開周年大會,摩士再當選主席兼總司理。[ 5]
香港日治 期間,日軍從滙豐庫房奪取大批沒有加簽的未發行紙幣 ,並在沒有任何保證金的情況下,威迫祁禮賓等在紙幣上簽名 ,用以向中國大陸 和鄰近地區大手購入物資。[ 16] 雖然倫敦方面曾委託國民政府 透過電台 公開宣佈不承認這批紙幣的效力,以及向大眾公開這批紙幣的序號,但是這批紙幣仍然在香港與鄰近地區廣泛流通。[ 16] 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歲月中,由日治政府操控下發出的滙豐紙幣,總額更達1.198億港元。[ 17]
摩士最初原宣佈拒絕承認所有面值10元以上的日治時期滙豐紙幣,但後來為保滙豐聲譽和挽回港元信用,[ 5] 於1946年4月2日與臨時軍政府達成協議,宣佈全力支持這批紙幣的效力。[ 16] 這一點後來於1946年8月16日立法局 通過的《銀行紙幣與負債證明書條例》(Bank Notes and Certificates of Indebtedness Ordinance)得到再次確認。[ 18] 根據條例,滙豐銀行要向外匯基金 注資100萬英鎊 ,同時由港府向滙豐發出總值1.038億港元的負債證明書 ,用以擔保這批紙幣的效力。[ 19] 除繳付100萬英鎊外,條例又要求滙豐根據一個複雜的換算方法,額外再繳付一筆款項。[ 5] [ 20] 此外,在戰前原是發鈔銀行的滙豐銀行,在戰後亦獲港府臨時賦予發鈔銀行 身份,這個臨時身份到1947年7月再獲港府批准延續一年,到1948年,滙豐已逐步恢復實力,遂獲港府正式授予發鈔銀行身份。[ 5]
摩士在戰後致力重開滙豐在全球各地,包括中國 和日本 的分行,但受限於市場萎縮,在中國大陸僅有上海、北京 、天津 和汕頭 四間分行繼續營業。可是二戰結束後不久,大陸的國民黨 與共產黨 即爆發國共內戰 ,並以1949年10月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民黨敗退台灣 告終。雖然英政府早於1950年1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予以承認,但內地時局動盪,加上中共在1950年起發動土改 ,觸發資本家 南逃香港,使滙豐關閉大陸分行的壓力愈來愈大。摩士在1953年卸任後,汕頭和天津分行被迫於1954年關閉,北京分行亦於1955年停業,最後獨留上海分行。[ 21] 雖然中國大陸市場流失,但摩士則認為東南亞 地區具發展潛力,因此任內亦銳意開拓銀行在東南亞的業務。[ 22] [ 23] [ 24] [ 25]
另一方面,隨着大批勞動人口 和企業家因躲避戰亂南逃香港,香港成為整個中國沿岸地區唯一開放的貿易口岸,造就了戰後香港的工業 ,尤其是紡織業 的發展和出口 。[ 26] 滙豐看準時機,積極向來港的企業家貸款創業,一方面促進香港的工業發展之餘,連帶滙豐在港業務亦有長足發展。到1954年,滙豐的資產總值已達36億港元,是1940年時的三倍。[ 26]
摩士被認為是戰後滙豐得以重整業務的關鍵人物,更與另一位同樣來自愛爾蘭的前任總司理昃臣爵士 齊名。[ 6] 摩士在戰前預早調走香港的資產,設法減少銀行損失,而且早於滙豐總部遷回香港前,已先行計劃重整方案,令滙豐在戰後快速復元。[ 6] 除此之外,他又與港府合作,一方面有效地支持港元穩定,另方面藉以鞏固滙豐在香港和遠東 的地位。摩士亦透過在行政局 供職,[ 27] 參與制定港府的經濟政策,和維持香港的自由市場 經濟,[ 15] 因此摩士亦嘗言「凡有利於香港者,即有利於滙豐」(What is good for the Colony is good for the Bank),[ 15] 這句說話亦扼要地反映殖民地政府在戰後多年治港方針。[ 28]
除了銀行的工作外,摩士亦熱心戰後的公共服務,除了於1946年至1951年再度出任香港大學司庫外,[ 29] 也是戰後香港童軍總會 和香港足球總會 首任會長、[ 30] 香港賽馬會 董事局主席、[ 9] 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首任會長、[ 31] 亦曾任港府康樂場地顧問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Recreation Grounds)主席,[ 32] 以及在1950年協助成立香港青年商會 。[ 33] 在童軍總會任內,他於1949年11月12日主持位於金鐘 花園道 的總部啟用典禮,總部亦命名為「摩士小屋」(Morse Hut),[ 34] 另外,鑑於戰後香港的童軍 活動急速發展,摩士復與香港賽馬會出資籌建規模更大的新總部。新總部位於九龍 覺士道 ,於1954年啟用,名為「摩士大廈」(Morse House),使用40年後,童軍總會復於1994年遷往柯士甸道 新址。[ 34] 為表彰摩士對童軍活動的貢獻,他在1953年2月23日獲港督兼香港童軍總領袖葛量洪爵士 授予童軍最高榮譽銀狼章 (Silver Wolf)。[ 35] [ 36]
摩士在港期間深獲港府敬重,他在1949年獲英皇喬治六世封下級勳位爵士 ,[ 37] 1951年以香港代表身份前往英倫出席英國節 (Festival of Britain)活動,至於在1953年6月的英女皇 伊利沙伯二世 加冕大典中,摩士更以香港首席代表身份,[ 38] 偕羅文錦爵士 和周埈年 觀禮。[ 39] 在1953年,摩士宣佈卸任滙豐主席和總司理,返回英國,儘管摩士不是立法局議員,但港督葛量洪特別在1953年3月4日的立法局會議上,對摩士致感謝辭,讚揚他是「偉大的香港市民」(A Very Great Citizen of Hong Kong)。[ 15] [ 28]
摩士在1953年3月3日卸任,[ 40] 3月13日啟程返英,並在當日舉行隆重的卸任儀式。[ 41] 在早上十時,摩士爵士伉儷步出香港滙豐總行大廈 ,在逾千名滙豐職工和群眾夾道歡迎下,登上停泊於皇后像廣場 的轎車,轎車由十六名滙豐高級外籍僱員以海軍部 特別借出的繩纜牽引,最後把轎車拖到皇后碼頭 。轎車途經的獲利道 、德輔道中 、遮打道 和干諾道中 的行車線一度獲警方局部封閉。[ 42] 摩士伉儷在皇后碼頭獲香港文武官員和各界紳商送行,隨後登上滙豐專用小輪前往九龍倉碼頭 ,最後乘坐鐵行 旗下的「廣東號」(Canton )輪船返回英國。[ 43] [ 44] [ 45] 他離開香港後,滙豐主席和總司理兩職分別由布力嘉 (Cedric Blaker)和端納 (Michael Turner)接任,[ 46] 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一位則由周埈年 繼任。
摩士退休後1953年6月攝於英國 倫敦 家中
摩士公園 蝴蝶閣一隅
毗連摩士公園的摩士公園游泳池
摩士返英後定居倫敦,除在1954年至1965年出任滙豐銀行倫敦顧問委員會主席,又在1954年至1960年出任英國旅遊及假日協會 (British Travel and Holidays Association)主席。[ 12] 在1957年間,他以協會主席身份就旅遊 事務向香港政府提供意見,促成港府在同年成立香港旅遊協會 (2001年改組為香港旅遊發展局),[ 47] 他1960年從協會卸任後,在翌年的新年授勳名單再獲伊利沙伯二世授予KBE勳銜 。
他晚年的其他工作還包括在1954年至1967年任弓匠公司 (Bowmakers Limited)董事,期間於1954年至1962年兼任公司主席;[ 12] 此外,他曾於1959年至1965年任有利銀行 董事,以及在1960年起任英國中東銀行 董事,[ 12] 亦曾兼任該行主席,至1965年9月辭職。[ 48] 有利銀行與英國中東銀行兩行均在1959年被滙豐收購。[ 26]
晚年身體欠佳的摩士,[ 49] 在1967年5月13日因支氣管肺炎 病逝於倫敦聖詹姆士廣場 家中,[ 50] [ 51] 終年75歲,[ 49] [ 52] 身後倫敦有追思會以作悼念。港府為紀念摩士爵士,同年決定把北九龍 一處新落成的公園 命名為「摩士公園 」(Morse Park),10月6日由時任市政局 主席兼市政事務署 署長丁固 (Geoffrey Tingle)主持揭幕。[ 53]
摩士爵士的夫人名叫瑪潔莉·梅(Margery May, Lady Morse),她在1966年5月5日逝世於倫敦聖詹姆士廣場家中,[ 49] [ 54] 兩人生前無所出。摩士生前的興趣包括賽馬 和高爾夫球 ,也是倫敦小卡爾頓會 (Junior Carlton Club)和東方會 會員(Oriental Club)。[ 12]
摩士小屋(Morse Hut):原位於金鐘花園道 ,已重建為世界自然基金會 中環辦事處。
摩士大廈(Morse House):位於九龍覺士道 ,1954年至1994年間為香港童軍總會總部,已拆卸。
摩士公園 (Morse Park),位於九龍黃大仙 和樂富 一帶,1967年10月啟用。
摩士壺(Morse Jug),香港賽馬會 主席賽馬日的其中一項錦標賽場合,現已停辦。
Quick Facts 經歷 ...
經歷
曉治布朗與布蘭登註冊會計師行實習生(1910年-1912年)
加入滙豐銀行倫敦分行(1912年-1915年)
任職於滙豐銀行香港總行(1915年-1919年)
任職於滙豐銀行天津分行(1919年-1922年)
任職於滙豐銀行上海分行(1923年-1924年)
任職於滙豐銀行天津分行(1924年-1928年)
調返滙豐銀行香港總行(1929年-1932年)
滙豐香港總行首席會計師(1932年-1938年)
香港大學司庫(1936年-1940年)
滙豐香港總行襄理(1938年-1940年)
倫敦分行總經理(1940年-1941年)
滙豐主席(1941年-1953年)
滙豐總司理(1943年-1953年)
香港大學司庫(1946年-1951年)
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1946年-1953年)
香港童軍總會會長(1946年-1953年)
香港足球總會會長(1946年-1953年)
香港賽馬會董事局主席(1946年-1953年)
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1950年-1953年)
英國節香港代表(1951年)
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加冕大典香港觀禮團首席代表(1953年)
英國旅遊及假日協會主席(1954年-1960年)
弓匠公司董事(1954年-1967年)
有利銀行董事(1959年-1965年)
英國中東銀行董事(1960年-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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