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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朝诗人和官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高適（？—765年2月17日），字達夫，一字仲武，郡望渤海蓨縣（今河北景縣），行次三十五，故稱「高三十五」。唐朝邊塞詩人。早年在宋州宋城縣（今河南商丘）以耕釣為生，後出任封丘縣尉。安史之亂期間，先後出任淮南、劍南節度使，又擔任彭蜀二州刺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病逝後，追贈禮部尚書，諡號忠。高適長於古風、樂府，論詩推崇建安風骨。其詩題材廣泛，尤能反映民間疾苦，語言質樸，風格雄渾，與岑參並稱「高岑」，又與王之渙、王昌齡、岑參合稱「邊塞四詩人」。
關於高適的生年有多種說法[2]。王達津《詩人高適生平系詩》誤以高適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授封丘尉，而錯誤推算生年為696年[3][4]。彭蘭《高適系年考證》認為高適詩《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陰亭》和杜甫詩《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中的亭子可能是同一個亭子，並以此根據北海太守李扈的任職時間和杜甫作詩時間及高適詩內容推算高適的生年為706年[5]，但高適詩的寫作時間並不確定，兩個亭子是否是同一個亭子也不確定，因而生年706年存在諸多疑問[3]。孫欽善《高適年譜》根據高適天寶八載（749年）授封丘尉經洛陽時，李頎的詩《贈別高三十五》中的「五十無產業」，定其生年為701年[6]。余正松則據此定為700年[7]:17。聞一多《唐詩大系》可能也據此定其生年為702年，但不確定[3]。傅璇琮《唐代詩人論叢》則認為李頎的詩證據最為明確，根據作詩習慣可能此時高適應為五十歲左右，故認為其生年很可能在700-702年之間[3]。
高適的父親高崇文是韶州（廣東韶關）長史，他少時跟隨父親客居嶺南。年輕時，他曾經遊歷過浙、閩一帶，也曾經同梁洽遊歷荊、襄地區[8]:41-42。開元七年（719年），父親高崇文在揚州去世後，家道趨於中落。高適恥於預進士、明經常科[9]:59，二十歲前後，第一次西遊長安，求仕無成[10]:10。這次求仕失敗之後，高適定居宋城（河南商丘），以耕釣為生，甚至一度到了乞討的地步[11]:3675[10]:10。開元十九年（731年），高適北上幽州，投奔朔方節度大使信安王李禕，隨他出盧龍塞征討契丹。此役，「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眾，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12]:2624在隨軍出征期間，高適創作了《營州歌》《塞上》《薊門五首》《信安王幕府》等詩篇[10]:31-41，這是他邊塞詩創作的開始。戰爭結束後，他自覺未被重用，便回到宋州[7]:25。
開元二十三年（735年），高適應徵赴長安參加王霸科考試，落第，又回到宋州[8]:45。在此次赴長安應試期間，他結識了王昌齡、王之渙等人[8]:84-86。此後，他一直居住在宋州，先後寫了《燕歌行》《畫馬篇》等詩。天寶三載（744年）開始，高適外出遊歷，曾與李白、杜甫游於單父（山東單縣），登琴台，懷古賦詩[10]:126。他又東遊楚地漣水縣[10]:138，泛舟濟南大明湖[10]:172，出獵渤海[10]:173，之後在淇上閒居，於天寶六載（747年）回睢陽。在遊歷途中，他創作《古大梁行》[10]:132《秋胡行》[10]:147《淇上別業》[10]:174等詩作。回到睢陽後，他又創作了《別董大》兩首[10]:197-198。
天寶八載（749年），時任睢陽太守張九皋了解了高適的事跡後，舉高適有道科，赴長安應試中第[11]:3675。當時適逢李林甫掌權，李林甫只是以普通舉子的規格對待高適。高適被任命為封丘縣尉，同年秋赴任[13]:2258[3]。天寶十載（751年）秋，高適北使青夷軍（在河北懷來）送兵，有《使青夷軍入居庸三首》《送兵到薊北》《自薊北歸》等詩。這是他第二次遊歷邊塞地區[7]:28。天寶十二載（753年），因為封丘縣尉的工作不合其所願，經節度判官田丘推薦，高適入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幕府，哥舒翰推薦他擔任左驍衛兵曹，充任節度使府掌書記[11]:3675。在河西期間，哥舒翰發動開邊戰爭，取得一系列勝利。為歌頌勝利，高適有《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等一系列詩作。他曾隨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盛讚高適[13]:2258。
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進入安史之亂後，高適的詩歌創作大幅減少，但文賦創作卻達到了新的高度。十二月，高適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輔佐哥舒翰守潼關[13]:2258。天寶十五載（756年）六月，安祿山叛軍攻陷潼關。高適出逃，在河池郡（陝西鳳縣）趕上了出逃的唐玄宗，向唐玄宗陳事說明潼關失守是因為監軍不體恤軍情、自相用事，還說唐玄宗「西幸蜀中未足為恥」[11]:3675。他隨即被任命為侍御史。八月到成都後，升任諫議大夫[13]:2259。唐玄宗在前往成都期間，任命第十六子永王李璘為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江陵郡大都督，坐鎮江陵。高適反對諸王分鎮，但唐玄宗未能採納他的意見[11]:3675。十一月，李璘發動叛亂，進攻江東。唐肅宗召來高適與他一同商討計策。高適陳說江東的形勢，並分析說李璘必敗[12]:2697。十二月，唐肅宗任命高適為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高適赴任途中，與淮南西道節度使來瑱、江東節度使韋陟會合於安陸，結盟誓師討伐李璘[12]:2698。高適尚未到達廣陵（江蘇揚州），李璘已經敗死[13]:2259[12]:2701，於是他指揮淮南部隊參與援救睢陽的行動[7]:50。
乾元元年（758年），因為人正直敢言，得罪了權宦李輔國，高適被貶為太子少詹事，分司東都[13]:2259。乾元二年（759年）五月，升任彭州刺史。上元元年（760年），調任蜀州刺史（四川崇州）。在入蜀赴任後，他得知杜甫也在劍南，便寫下了《人日寄杜二拾遺》詩。當時杜甫未能及時回復，直到大曆五年（770年），杜甫將死之時，才寫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一詩[14]。高適為緩解百姓勞弊、專心應對吐蕃威脅，上奏請求合併劍南東川、西川節度使，未被批准。上元二年（761年）五月，率兵跟隨西川節度使崔光遠平定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亂。崔光遠部將花敬定大掠東川，唐肅宗罷免崔光遠，任命嚴武為劍南西川節度使[13]:2260[7]:52。寶應元年（762年），唐玄宗、唐肅宗相繼逝世，唐代宗徵調嚴武入朝修建二帝陵寢，高適代嚴武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成都尹[13]:2260[7]:52。廣德元年（763年），吐蕃進犯隴右，高適率兵出吐蕃南境，牽制其力，不成功。十二月，吐蕃反兵陷松（今四川松潘）、維（今四川理縣）、保（今四川理縣新保關）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高適無法救援，劍南西山諸州也被吐蕃佔領[12]:2751。廣德二年（764年）正月，嚴武再次入川任劍南節度使[12]:2751，高適被召還京，任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一直封到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戶[13]:2260。永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765年2月17日），去世，追贈禮部尚書[13]:188。
高適沒有系統闡述過自己的政治思想，但後世學者從他的創作中，依然可以梳理出高適有比較清晰的理念。高適政治思想主要受儒家積極用世、經世濟民思想的影響，而當時盛行的佛道思想對他影響不大[7]:64。高適政治思想的核心即《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說的永遠為拯救人民的苦難而努力[7]:59：
永願拯芻蕘，孰雲干鼎鑊。
在政治上，高適反對過度的剝削，主張統治者及時解決人民的痛苦。他要求整頓吏治，選賢任能，打擊豪強權貴[7]:59-60。在軍事上，他要求將領體恤愛護廣大官兵士卒。他贊成唐玄宗發動的一系列開邊戰爭，但反對朝廷窮兵黷武[10]:439-440。他並認為和親並非長遠之計，應堅決抵抗外來侵略[15][16][7]:61。但在如何實現他的政治理念這一問題中，高適和傳統士大夫一樣，寄希望於君王的任用[7]:67。儘管高適崇尚功名，但並不意味着他為此不擇手段[7]:70。
高適的詩作長於古風、樂府，論詩推崇建安風骨。高適的詩作以傷不遇、反映人民生活、邊塞和戰爭為主要描寫對象。其詩題材廣泛，語言質樸，風格雄渾，與岑參並稱「高岑」，又與王之渙、王昌齡、岑參合稱「邊塞四詩人」[17]。鄭振鐸評價說，高適是一位「人世間」的詩人，是一位顯達的作家。因為高適是開元天寶年間詩人中唯一躋身達官貴人者，故他的作風於舒暢中透着壯烈之致，於積極中透着企勉之意[18]。他的代表作如《別董大》：
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高適的邊塞詩大多以五古形式創作。在詩文中，高適夾敘夾議、直抒胸臆，將邊塞見聞、邊事議論、功名志向等糅合在一起。高適還創作了一些七言歌行，既保留了初唐歌行內容豐富複雜的長處，又去除了堆砌繁蕪的弊病，氣勢沉雄，音調流暢[19]:47。他的這些七言歌行以《燕歌行》為代表。全詩慷慨激昂、悲壯沉鬱，音韻隨內容的變化四句一轉，對偶整齊卻能顯出跳躍奔放的氣勢，各種複雜的情感錯綜交織在一起，產生出雄厚深廣的藝術力量[19]:47-48：
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高適的邊塞詩突破了早期邊塞詩比較單純地吟詠戰事或因從軍而其的閨怨的格式，而具有一種集中、深入地表現邊塞戰爭的實質及給予整個社會的深刻影響的特徵[20]。不過，由於他深切地了解將軍們容易建功立業而儒生難以施展才能，故這些詩句令人讀後多少還有一些憤激和悲涼的意味[10]:439。此外，高適還寫了如《營州歌》等一批描寫邊塞生活的絕句。這些邊塞詩，思想感情深刻沉着，與質直粗放的北朝樂府民歌有神似之處[21][19]:48。同同時期的岑參相比，二人的邊塞詩都已「悲壯」為總的風格特徵[7]:233，而高適詩重質實，岑參詩則奇峭[7]:238。
因為高適一生都保持儒家積極入世的態度，而他前五十年窮困潦倒，這也促進了他不遇詩的大量產出[10]:431。他的不遇詩包括《別韋參軍》《宋中十首》《哭單父梁九少府》等篇目，以自傷為主，另外也對與他相同遭遇的人更加稱道和同情[10]:433-434。高適在這些不遇詩中，把不滿指向了當道權貴，揭露這些權貴對人才的進用漠不關心，而且生活窮奢極欲。他的《行路難二首》將長安的世家子弟生活與飽讀詩書的窮書生生活進行了對比[10]:435。他的詩中含有一些消極的情緒，這些情緒往往是觸景生情的，然而更多則是對自己仕途沉浮無可奈何的話[10]:435。
高適還寫了一些反映人民生活的詩，這些詩以《東平路中遇大水》《封丘縣》等為代表。高適早年遊歷各地，同底層民眾多有接觸，而他自己又曾參與過農業勞動，因此他對農民生活的理解遠比孟浩然、岑參等人深刻[10]:436。在他的詩作中，他關注天災人禍對民生的影響，並據此提出了一些改善民生的理念[10]:437。與民情詩相伴的，還有他創作的相當一批田園詩。他的田園詩鋪敘雖然繁密，但善於從虛處烘托，意象較為空靈，能脫出初唐古體刻畫體物板實堆垛的窠臼，加上氣韻沉雄，境界壯闊，仍有自己特色[22]。
出身渤海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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