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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1任院長・中國教育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註 1]，中國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人物、翻譯家[5]，浙江紹興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原籍浙江諸暨。他曾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理主席，亦被普遍認為是中國近代民族學研究的先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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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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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1任院長 | |
| 任期 1928年4月23日—1940年3月5日 | |
| 國民政府主席 | 林森 |
| 繼任 | 朱家驊 |
| 中華民國監察院第1任院長 | |
| 任期 1928年10月8日—1929年8月29日 | |
| 國民政府主席 | 譚延闓 → 蔣介石 |
| 繼任 | 趙戴文 |
| 中華民國大學院第1任院長 | |
| 任期 1927年10月1日—1928年10月6日 | |
| 繼任 | 蔣夢麟 |
 中華民國第1任教育總長 | |
| 任期 1912年1月3日—1912年7月14日 | |
| 總理 | 唐紹儀 |
| 臨時大總統 | 孫中山 → 袁世凱 |
| 繼任 | 范源濂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68年1月11日（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十七日亥時） 大清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今紹興市越城區蕺山街道蕭山街筆飛弄13號） |
| 逝世 | 1940年3月5日（72歲） 英屬香港灣仔黃泥涌養和醫院 |
| 墓地 |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1][2] |
| 籍貫 | 浙江紹興 |
| 國籍 |  大清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 |
| 配偶 | 王昭（國子監生王榮庭女、？-1900）、黃仲玉（？-1921）、周峻（1890-1975） |
| 兒女 | 蔡阿根、蔡無忌、蔡威廉、蔡睟盎、蔡柏齡、蔡懷新、蔡英多 |
| 父母 | 父蔡光普、母周氏 |
| 親屬 | 高祖蔡必達、曾祖蔡聖基、祖蔡嘉謨 |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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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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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25歲成進士，被點翰林院庶吉士，是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7]，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北伐時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員會、籌設中華民國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導教育及學術體制改革。他也是中國國民黨監察委員，四一二事件時領銜發表《護黨救國之通電》，要求清黨。1928年至1940年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貫徹對學術研究的主張。
蔡元培為人寬厚、惻隱為懷，對中國社會及陋俗有透徹觀察；兩度遊學歐洲、親炙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精神及法國大革命後的思潮。他把中國文化教育「從封建專制時代擺渡到民主自由時代」[8]。手定教育方針，創立現代教育制度[8]。把北京大學學術化，奠定中央研究院之基礎[8]。提倡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及人生觀、世界觀、美學教育[8]。倡導自由思想、民權與女權，致力革除「讀書為官」之舊俗，開科學性研究風氣。
蔡元培於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十二月十七日）出生於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即今紹興）。
祖父蔡嘉謨在當地經商，並且有七個孩子。長子蔡光普為地下錢莊經理，也就是蔡元培的父親。蔡光普，字耀山，對人十分厚愛，與周氏結婚，育有七個孩子，蔡元培排行第四[6]。
蔡元培一生凡三娶。1889年3月與元配王昭（仲明）結婚。1900年，王氏病逝，翌年續娶黃世振（仲玉）。1921年1月，黃氏病逝。1923年7月，續娶周峻（養浩）。周氏於1975年8月病逝。他們共有五子：蔡阿根、蔡無忌、蔡柏齡、蔡懷新、蔡英多；二女：蔡威廉、蔡睟盎。
蔡元培6歲入讀私塾。11歲喪父後，由曾經念書的六叔蔡銘恩（茗珊）指導學習《史記》、《漢書》、《文史通義》等等。
1883年，17歲的蔡元培考取秀才後，開始博覽群書。
1884年，18歲的蔡元培設館教書。
清光緒16年（1890年）庚寅恩科貢士，因故未參加當年殿試，光緒18年（1892年）壬辰科補殿試，中二甲進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9]。光緒二十年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10]。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馬關條約》簽訂後，蔡元培深受震動，開始廣泛涉獵譯本書報，留心時事，學習日文和西學，同情維新派。
1898年秋（清朝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清政府殺害了他所崇拜的譚嗣同，使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無可希望」，斷然離開翰林院南下，任紹郡中西學堂（今紹興市第一中學前身）總理，提倡新學[11]。1900年秋，因不滿於守舊派的反對和校董的干涉，辭職。
1901年夏，蔡元培來到上海代理澄衷學堂校長。9月，被聘為南洋公學經濟特科班總教習，傳播愛國民權思想[12]:368。次年在上海與章炳麟、蔣智由、葉瀚等發起成立中國教育學會，並擔任會長。同年秋創辦愛國女學，組建愛國學社接收南洋公學退學的學生。由於愛國學社從事革命活動，1903年，引發清政府，下令偵訊。蔡元培輾轉青島，後前往日本留學，因為中國學生遭受無理壓迫，憤而伴送被放逐的吳稚暉等歸國[8]。1904年2月，創辦《俄事警聞》（後改名《警鐘日報》），提倡民權，倡導革命[8]。
1904年11月，蔡元培與陶成章、魏蘭、龔寶銓等在上海發起建立光復會，蔡元培為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並密謀武裝起義。次年加入同盟會，藉學校和報紙培植革命力量[8]。孫中山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12]:368。
1907年5月，在駐德公使孫寶琦幫助下，到德國留學[8]。在柏林一年學德語，1908年秋，在萊比錫大學研究了3年哲學、美學、心理學和民族學，哲學師從威廉·馮特[13]，歷史學師從卡爾·蘭普雷希特（德語：Karl Lamprecht）。他於1917在北京設立自己的實驗室[13]。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應陳其美來電催促，取道西伯利亞回國。1912年1月，孫中山組織南京臨時政府。第三天就任命蔡元培作教育部長[14]。2月，南京臨時參議院表決確定南京為臨時政府地點，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派專蔡元培為專使，與唐紹儀、汪精衛同往北京迎接袁世凱來南京就任。伴隨蔡往北京還有歡迎員十四人，如魏宸組、劉冠雄、鈕永建、宋教仁、曾昭文、黃愷元、王正廷等。27日，蔡元培抵達北京，即與袁世凱會面，袁表達南下願望[15]，次日又與袁世凱開茶話會。29日夜，駐紮北京曹錕所部陸軍第三鎮發生兵變，肆意開槍放炮，沿途挨戶搶劫金銀，蔡元培等人駐地也遭搶劫，損失了部分行李文件等物，個別歡迎員走失。次晨眾人移居六國飯店以防不測[16]，後致電南京等處報告所有歡迎員平安無恙，並向孫中山報告相關情況，並要求返回南京面陳各項事宜[17]。4月，蔡元培與汪精衛等人發起成立「留法儉學會」，認為「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會、新國民，更非留學莫濟，而尤以民氣民智先進之國為宜。茲由同志組織留法儉學會，以興勤儉苦學之風，以助其事之實行也。」同時，在北京成立留法預備校。同年，蔡元培任北京政府唐紹儀內閣教育總長，主張教育應從造成現世幸福出發，提出廢除讀經等改革措施，摹仿西方教育制度，任上蔡元培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規，並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通過，奠定了民國教育的基本規模。7月，因不滿袁世凱的專制統治而辭職。
1913年旅居德、法，從事教育、哲學和美學研究。蔡元培在法國與汪精衛比鄰而居，期間袁世凱、克定父子透過朱芾煌匯來三千元給汪精衛和蔡元培，後邀請他們回國任高級顧問被拒絕。1915年汪精衛回國後將子女托寄給在波爾多的蔡元培照看。蔡元培還在里昂創辦中法大學[8]。
蔡透過以下兩點改變北大：
1916年11月上旬回抵上海[18]，12月26日，被任為北京大學校長[19]。任內敦聘專門學者，提倡自由主義的科學研究。組織進德會，挽救奔競和遊蕩的舊習[8]。改革北大領導體制和學科、學制設置，創辦科研機構，倡導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採取「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大量引進新人物，不拘一格招聘眾家。北大很快即開學術研究、思想自由之風氣。他還支持日益興盛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贊成文學革命，反對復古主義，倡導以「科學」和「民主」為內容的新思潮。他的努力終使北大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赴任前，蔡元培的眾多友人認為北大校方腐敗，如赴任有礙名望。孫中山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教育。」蔡元培慨然領命。由於延聘和支持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辜鴻銘等人任教講學，使北大不僅成為全國重要的學術研究中心，而且由於他們這些教授作為或激進，或左傾，或保皇等不同思想的代表而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搖籃。五四運動中蔡元培支持學生，一度藉口胃病暫時離校[20]。1919年7月，蔣夢麟答應代表蔡元培個人，非代表北京大學校長暫主北大校務；9月，蔡元培重回北京大學主持一切，蔣夢麟任教育學教授兼總務長；1920年10月，蔡元培赴法國，委蔣夢麟代理校務[21]:59-67。1921年11月，蔡元培同意設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07年自費留德，他在駐德使館中兼職，還擔任當時在德學習的唐紹儀侄子唐寶書、唐寶潮兄弟四人的家庭教師，為他們講授國學。由於沒有柏林大學要求的中學畢業證，1908年轉投萊比錫大學讀了三年書，[22]因為辛亥革命纔回國。
1915年參加德法勤工儉學（Work-Study program）項目，直到1916年袁世凱去世，回國擔任北大校長一職。
1920年初李石曾、蔡元培等在北京成立中法大學，蔡元培任校長，李石曾任董事長。1920年冬在里昂設立分部，里昂中法大學（法語：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吳稚暉任校長，資金由中法雙方共同籌集，後來1924年獲得法國以庚子賠款退款捐助，此校到1946年結束，前後有131人獲得博士學位，60人獲得工程師文憑。
1923年1月，因為憤慨於當時教育總長彭允彝提案逮捕財政總長羅文干的不稱職無恥，辭職又去漫遊歐洲。
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到德國求學，專攻民族學。
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與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提出發動「護黨救國」運動。4月1日，汪精衛穿越西伯利亞再轉蘇聯郵輪，從歐洲趕回上海。蔣介石、吳稚暉、蔡元培等向汪投訴中國共產黨問題。4月2日，蔡元培和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古應芬、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8人，在上海召開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全體監察委員20人，僅到8人，不過半數），蔡元培任主席。[23]會上，吳稚暉提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蔡元培拿出《共產黨禍黨證據及共產黨在浙禍黨之報告》，讓委員傳觀。會議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還審定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各省黨員應進行看管的共產黨人名單，共計179人。這份名單，包括了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會議通過了吳稚暉提出的彈劾文告，要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緊急措施，將各地共產黨員由軍警加以逮捕。4月3-5日，蔡元培和蔣介石、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在上海連續舉行會議，策劃清黨。4月9日，蔡元培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3000餘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痛斥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嚴詞指責工農運動，號召「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髮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舉發中國共產黨破壞革命，危害國本之逆謀，決議非常緊急處置案[8]。1927年6月6日，蔡元培主持召開清共會議，通過了一份通緝名單，當時中共高級領導人全部名列其中。
1927年8月13日蔣介石被迫宣佈辭總司令職下野，蔡元培等人一同辭職與蔣前往上海。後任代理國府主席。[24]:32812月1日，蔡元培在上海大華飯店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禮上擔任主婚人。[24]:348當年還任中央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8]。1927年12月13日，蔡元培表態支持蔣介石復出：「功在黨國，此次再任艱巨，自極贊同。余意蔣先生復職以後，必能將所有軍隊凡立於剷除共黨、打倒軍閥之旗幟者，結合為一。現在武裝同志大家都應覺悟，同心努力，一致為剷除共黨、打倒軍閥之工作。此外種種皆不足置慮也。」1928年2月8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蔡元培領銜提出《為防範共黨擾亂陰謀之提案》：「中國國民黨雖經實行反共、分共數月如茲，但現在共產黨擾亂中國之計劃行為，仍甚猖獗，證據確鑿，不得不加以制止」。
1927年，蔡元培倡議成立中華民國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10月任為首任院長[8]。除仿效法國大學院成立中華民國大學院外，在這期間創辦了中央研究院，成立國際出版品交換處。11月27日和蕭友梅於上海創辦國立音樂院（即現上海音樂學院），是中國最早建立的高等音樂院校。
1928年於杭州西子湖畔創立國立藝術院（即現中國美術學院），是中國的最高美術學府。林風眠為首任院長兼教授，並聘任潘天壽、方幹民、吳大羽等人擔任教授。學院參照外國美術學院的模式，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初設立中國畫、西畫、雕塑、圖案四個系及研究部和預科，後又增設建築、音樂專業。
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並在新文化的激越浪潮中創辦國立藝術院。在1928年4月9日補行開學式的講話中，他說：「大學院在西湖設立藝術院，創造美，使以後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為愛美的心，藉以真正地完成人們的生活。」蔡元培認為：「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於教育，以陶養感情為目的者也。」在1928年大學院制訂的《創辦國立藝術大學之提案摘要》中，更開宗明義地指出：「美育為近代教育之骨幹。美育之實施，直以藝術為教育，培養美的創造及鑑賞的知識，而普及於社會。」在他看來，「東西各國，莫不有國立美術專門學校、音樂院、國立劇場等之設立，以養成高深藝術人才，以謀美育之實施與普及，此各國政府提倡美育之大概情形也」。有鑑於「國立藝術學校，僅於民國七年在北京設立一校」，他認為「應在長江流域再設一所國立藝術大學」。
1928年，國立藝術院成立。
1928年4月23日，國民政府特任蔡元培為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25]。10月以後，「專任中央研究院長」[8]。1929年3月蔣桂戰爭，蔡元培與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四大佬」在上海勸說李濟深前往南京調停，結果李濟深遭到蔣介石扣留，使蔡元培十分氣憤，開始疏遠南京政府。[24]:424-425
1928年8月，蔡元培舉家定居上海，先後租住多個地點。最初租住公共租界慕爾鳴路（今茂名北路）昇平街243號。約在1930年租住極司菲爾路49號（今萬航渡路320弄42-44號）。1933年租住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025弄靜安別墅52號。1937年10月移居海格路175號（今華山路303弄）16號。一個月後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1930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上海與楊杏佛、胡適、曾孟樸、葉恭綽、宗白華、徐志摩、戈公振、謝壽康、林語堂、鄭振鐸、邵洵美、唐腴廬和郭有守等14人發起中國筆會，蔡元培出任首任理事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奔走呼號，倡導抗日。12月15日，蔡元培在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遭北平前來請願的學生（含北大學生）綁架，並遭毆打致傷。1932年12月，與宋慶齡、魯迅和楊杏佛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國民政府的特務政治，積極開展抗日活動，擁護國共合作。他被選為副主席。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與陶行知、李公朴和陳望道等100多人在上海舉行了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大會，並發表演講，對馬克思表達敬意，嚴厲抨擊了中國國民黨的文化專制主義[26]。同年，蔡元培倡議創建國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並親自兼任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抗戰爆發初期，蔡元培與厲麟似、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積極組織發動文化界人士及民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此外，蔡元培還與厲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創始成員聯合全國各大高校校長、教授聯合發表長篇聲明，揭露日軍蓄意毀滅中國教育機關的罪惡暴行，並組織救亡協會下設的國際宣傳委員會擴大對外宣傳，爭取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持。1938年被推為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名譽會長[27]。
1936年，與陶玄、張靜江和李石曾等人在上海創辦世界學校，實行教育救國和科學救國，把學生從小培養成出國留學及有用的人才[28]。
1937年11月27日，由莊長恭、丁燮林2位研究員陪同，從上海到香港。妻周峻（養浩）和子女在12月29日也到香港。[1]
1938年5月20日，「保衛中國同盟」及「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於聖約翰大禮堂（聖約翰座堂）舉行美術展覽會。宋慶齡邀請他出席並且公開發表演說。時任港督為羅富國爵士。
1940年3月3日，年邁的蔡元培於寓所失足跌倒。3月4日便被送入香港養和醫院。3月5日病逝，卜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2][1][29]其著作輯有《蔡元培選集》。上海福壽園內有其銅像。[30]
蔡元培兩次留德，從而學到了貫穿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思想：政治不可染指研究，大學獨立之精神。
教育模式新穎，不拘一格，認為教育是國家興旺之根本，是國家富強之根基。教育思想靈活，兼容並包，不因學術爭議而排斥，廣泛吸收各家所長。
| “ | 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 | ” |
他主張教育應注重學生，反對呆板僵化。他還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觀念。
大學教育有兩大弊：一曰極端國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遷就於政府的主義，「皆富於服從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駕馭」；二曰極端實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學作為一個職業訓練所，所有人都是生產流水線上一個馴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續生產而永遠不發問，配合永續消費而永遠不要求答案。
紹興蔡元培故居位於紹興市越城區蕭山街筆飛弄13號，該處始建於明代晚期，是蔡氏祖父以下幾代聚居地。蔡元培在此出生，並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代。
北京蔡元培故居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東堂子胡同75號（原門牌33號），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蔡元培於1917年至1920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寓居於此。
上海蔡元培故居位於上海市華山路303弄16號，是一幢三層英式花園洋房，1937年蔡元培入住。現三樓設立為「蔡元培實物館」，展出眾多珍貴文物。此處是蔡元培在上海的最後一處寓所。
除了教育和美學方面之外，蔡元培在民族學方面亦有作出貢獻。他的夢想之一是撰寫《比較民族學》，「以研究民族學終老」。[31]
蔡元培對近代中國教育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貢獻。自蔡元培開始，中國才形成了較完整的現代教育思想體系和教育制度。他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主張，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生創造了條件。培植家鄉青年不遺餘力。並為中華民族保護了一批思想先進、才華出眾的學者。
1940年2月5日，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在延安成立，毛澤東和陳雲等出席會議並講話，公推蔡元培為名譽主席。1940年2月20日，延安舉行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毛澤東出席會議並作著名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會議通過蔡元培為名譽主席團成員。1940年3月7日，毛澤東對蔡元培逝世向其家屬發出唁電，唁電中稱蔡元培「香港九龍奧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屬禮鑒：孑民先生，學界泰斗，人世楷模，遽歸道山，震悼曷極，謹電馳唁，尚祈節哀。」[35]:176。3月9日，中共中央又發來唁電，並派廖承志專程前來弔唁。4月14日下午，延安各界千餘人在中央大禮堂舉行蔡元培、吳承仕二先生追悼大會，會場懸滿輓聯，周恩來送輓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愛因斯坦曾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邀，承諾在北大作為期兩週的講座，但因各種原因而延誤，這成為愛因斯坦的「莫大痛苦」和蔡元培的「最大遺憾」。[37]
2019年11月14日，蔡元培位於香港的墳墓遭一名不滿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的中國內地極左派人士破壞，墓碑上的題字遭人鑿爛。該名人士於微博帳號「哀極無淚」承認自己破壞墳墓表示，周四（14日）到香港給蔡元培的墓碑「打磨了一下」，再在墓碑上貼上被中共政權封為烈士的汪壽華和趙世炎的遺像。不過，有內地網民聲討該等破壞行為，批評他毀人墳墓的做法超出文明底線，指與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的祖墳遭人破壞無異，並向相關部門檢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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