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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娜·彼得羅芙娜·布拉瓦茨基（俄語：Елена Петровна Блаватская；烏克蘭語：Олена Петрівна Блаватська；英語：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1831年8月12日—1891年5月8日），通稱「布拉瓦茨基夫人」（英語：Madame Blavatsky），是俄羅斯帝國的神智學家、作家與哲學家，創立了神智學與神智學協會。
在她死後，有關布拉瓦茨基的評價則充滿爭議。支持者們認為她是一位啟迪大眾的上師，批評者們則認為她是個滿口謊言的神棍和剽竊者。無論如何，她所提出的神智學說確實對印度教與佛教思想於西方世界的散播有所幫助，同時也影響了一些西方神秘學說（例如雅利安秘學、人智學與新紀元運動）的發展。
布拉瓦茨基的生平記載有許多可信度存疑的部分，她曾刻意偽造自己的過往經歷，也曾留下完全矛盾的幾種生平紀錄[1]。尤其是她在1873年以前的著作幾乎都沒有留存下來，因此她這段期間的紀錄大多是來自於不可靠的後世記述[2]。傳記作家也認為布拉瓦茨基的家人所提供，有關她早年生活的記載並不可靠[3]。
葉連娜·彼得羅芙娜·馮·哈恩於1831年出生於俄羅斯帝國葉卡捷琳諾斯拉夫（今烏克蘭第聶伯羅）[4]，出生日為1831年8月12日，但在當時俄羅斯帝國所使用的儒略曆中記為7月31日[5]。她是家中的長女，一生下來便在俄羅斯東正教受洗[6]。當時的葉卡捷琳諾斯拉夫正流行霍亂，母親生下她不久後便遭受感染。幸運的是，母女倆最終還是從霍亂流行中倖存下來[7]。
海倫娜出身自貴族家庭[8]，她的父親彼得·哈恩是德國馮·哈恩家族的後裔，曾在俄羅斯皇家騎砲兵隊（Russian Royal Horse Artillery）服役，之後還晉升為上校[9]：母親則是俄羅斯貴族葉連娜·哈恩[10]。海倫娜出生那時，彼得·哈恩正在波蘭鎮壓十一月起義。父女倆首次見面時，海倫娜已經有六個月大了[11]。除了擁有德國和俄羅斯的貴族血統外，海倫娜還擁有法國貴族血統，她的高祖父是在法國遭受迫害的胡格諾派貴族，後來逃亡至俄羅斯，效忠當時的沙皇嘉芙蓮大帝[12]。
由於父親彼得的職業因素，哈恩家時常搬家。海倫娜自小便習慣從一個地方搬遷到另一個地方，成年後的她之所以經常漂泊不定，或許也是受到童年時期的生活方式所影響[13]。在彼得抵達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一年後，哈恩家搬到了鄰近的軍事城鎮卡緬斯科耶。在她兩歲大時，弟弟薩沙（Sasha）由於無法及時獲得醫療方面的協助而死亡（死亡地點是另一座城鎮）[14]。1835年，葉連娜帶着四歲的海倫娜搬到了敖得薩，海倫娜作為公務員的外祖父安德烈·法捷耶夫（Andrei Fadeyev）當時在那上班，她的妹妹薇拉·彼得羅芙娜後來也在這座城市出生[15]。
後來，彼得被上級派往聖彼得堡。1836年，哈恩全家也跟着父親搬去了那裏。母親葉連娜很喜歡這座都市，她在這裏以「Zenaida R-va」的筆名開啟了作家生涯，寫了幾本小說，也曾將英國作家愛德華·布爾沃-利頓的作品翻譯成俄文[16]。彼得大約在1837年回去了烏克蘭，但葉連娜選擇繼續留在這座城市[17]。之後，法捷耶夫因工作需要而搬去了阿斯特拉罕，海倫娜和母親也跟着同行，她們在那與卡爾梅克人的領袖圖們（Tumen）成為朋友[18]。卡爾梅克人信仰藏傳佛教，海倫娜在這第一次體會到了宗教信仰[19]。
1838年，葉連娜帶着女兒們搬到了波爾塔瓦，與丈夫重聚。她教女兒彈鋼琴，也替她安排了舞蹈課程[20]。之後由於葉連娜的身體狀況惡化，她們搬回了敖得薩，海倫娜在這個時期學習了英文，老師是一位英國女家教[21]。她們隨後又搬到了薩拉托夫，1840年6月，海倫娜的弟弟列昂尼德（Leonid）在此地出生[22]。這個家庭之後又搬到波蘭，然後又回到敖得薩。海倫娜的母親於1842年6月死於結核病，得年28歲[23]。
母親死後，海倫娜與妹妹薇拉、弟弟列昂尼德被送去薩拉托夫與她們的外祖父同住，法捷耶夫這時已被任命為薩拉托夫省省長[24]。歷史學家理查·達文波特-海因斯將年幼的海倫娜描述為「被寵壞、任性又體弱多病的孩子」「講述迷人故事的說書人」[25]。根據親戚所提供的資料，海倫娜常與下層階級的孩童玩在一塊，熱衷於惡作劇和閱讀[26]。她學習法語、美術、音樂等科目，所有課程都是為了讓她在將來找到一位好丈夫[27]。放假時，她會和外祖父母一同拜訪卡爾梅克人，向圖們等人學習騎馬和標準藏語[28]。
布拉瓦茨基曾宣稱，自己在薩拉托夫發現了曾祖父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多爾戈魯科夫親王（Prince Pavel Vasilevich Dolgorukov，死於1838年）所遺留下來的私人圖書館，裏頭有許多奧秘典籍，激發了她對相關領域的興趣[29]。多爾戈魯科夫在1770年代晚期參與了共濟會的活動，屬於「嚴規禮儀」的一份子，也有傳言說他與亞歷山德羅·卡里奧斯特羅和聖日耳曼伯爵彼此相識[30]。她還宣稱自己在這個時期歷經了神秘體驗，年幼的她在幻象中見到了一位「神秘的印度人」（Mysterious Indian），未來的她將會與這男人的本尊結識[31]。「大師」（Masters）這種存在首次出現在她的生命當中[32]。
根據布拉瓦茨基後來的自述，在1844年到1845年左右，她被父親帶到了英格蘭，造訪了倫敦和巴斯[33]。她自述，自己在倫敦向波西米亞音樂家伊格納茲·莫謝萊斯學習鋼琴，還曾與克拉拉·舒曼一同演出[34]。有些傳記作家則認為這趟英國之旅實際上從未發生過，因為她妹妹的回憶錄中並沒有提到這段經歷[35]。她與阿姨葉卡捷琳娜·安德烈耶夫娜·維特（Ekaterina Andreevna Witte）同住一年[36]，之後搬到了格魯吉亞的提比里斯，當時她的外祖父法捷耶夫被任命為當地的主管[37]。她宣稱自己在這段時期與戈利岑家族的亞歷山大·弗拉基米羅維奇·戈利岑（Alexander Vladimirovich Golitsyn）結識為友人。戈利岑是共濟會會員，他激發了海倫娜對奧秘領域的興趣[38]。她還聲稱自己在這段期間遭遇了更進一步的超自然現象，她經歷了魂靈投射，也在幻覺中再度見到了「神秘的印度人」[39]。
17歲那年，她同意嫁給埃里溫省的副省長，40歲的尼基福爾·弗拉基米羅維奇·布拉瓦茨基（Nikifor Vladimirovich Blavatsky）。她之所以這麼做的理由不明，布拉瓦茨基後來宣稱她是被他對於魔法的信念所吸引[41]。她曾在即將舉行結婚典禮前試圖退婚，但兩人的婚禮還是順利於1849年7月7日舉辦[42]。她與丈夫搬到了埃里溫的薩達爾宮（Sardar Palace），曾多次嘗試逃跑未果，最後她的丈夫軟化了[43]。家族讓她在僕人的陪伴下，將她送到敖得薩去見她的父親彼得，彼得當時計劃帶着她一同返回聖彼得堡。她們途經波季和克赤，僕人們打算就這麼把夫人送回敖得薩，但布拉瓦茨基卻在這時溜了。她宣稱自己賄賂了將她們一行人帶到克赤的船的船長，最後她抵達君士坦丁堡[44]。這是她為期九年的世界旅行的起點，她的父親彼得可能有向她提供資金[45]。
這段期間，布拉瓦茨基並沒有撰寫日記，也沒有隨行的親屬可以證實她的活動紀錄[46]。歷史學家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提醒，她這段時間的紀錄完全基於「她自身宣稱的未證實紀錄」，同時也存在着時間順序上的矛盾[47]。宗教研究學者布魯斯·F·坎貝爾（Bruce F. Campbell）認為「（她的人生）接下來的25年都沒有可靠紀錄」[48]。傳記作家彼得·華盛頓（Peter Washington）表示「從這個時期起，她的傳記開始參雜了神話與現實」[49]。
根據布拉瓦茨基的說法，她先是在君士坦丁堡與一位匈牙利籍的歌劇演唱家阿加帝·梅特羅維奇（Agardi Metrovitch）結下友誼。兩人相識的契機是初次見面時，布拉瓦茨基救了差點遭到謀殺的他[50]。她與同樣在君士坦丁堡結識的另一位友人索菲亞·基謝廖娃伯爵夫人（Countess Sofia Kiselyova）共同遊覽埃及、希臘和東歐等地[51]。在開羅，她結識了名叫艾伯特·羅森（Albert Rawson）的美國藝術系學生，他後來寫下許多有關中東的文章[52]，據說她倆一同拜訪了科普特人巫師保羅斯·梅塔蒙（Paulos Metamon）[53]。1851年，她在巴黎遇見了信奉動物磁性說的催眠師維克托·米沙爾（Victor Michal），這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4]。接着她抵達了英格蘭。根據自述，她便是在這遇見了童年時期多次出現在她眼前的「神秘的印度人」本尊，是一名印度教徒，她將對方稱之為「莫里亞大師」。她自己講了好幾種不同版本且自相矛盾的相遇過程，例如會面地點是在倫敦抑或是拉姆斯蓋特。總之，她堅稱對方向自己表示「妳有一個特別的使命」，她必須前往西藏[55]。
她決定走穿過美洲以前往亞洲的路線，並於1851年秋季抵達加拿大。受到詹姆斯·菲尼莫爾·庫珀筆下小說的啟發，她在魁北克當地的原住民社區中四處探尋，希望能見到他們的魔法-宗教專家，但卻不幸遭到當地人的搶劫。她後來將這些原住民的行為歸因於外來的基督教傳教士，認為是他們讓原住民腐敗墮落[56]。隨後她前往南方，途經新奧爾良、德克薩斯州、墨西哥和安地斯山脈，她從西印度群島搭船前往錫蘭，最後抵達孟買（當時稱為「Bombay」）[57]。她在印度待了兩年，據說這是莫里亞寄給她的信件中向她下的指示[58]。她嘗試進入西藏，但卻遭到英國政權的阻止[59]。
她接着搭船返回歐洲。途經好望角時發生了船難，但她順利倖存並於1854年抵達了英格蘭。當時克里米亞戰爭正如火如荼，作為俄羅斯公民的布拉瓦茨基因此得面對來自周遭的敵意[60]，她向他人謊稱自己是要在皇家愛樂協會的演奏會上表演的音樂家[61]。之後她搭船到了美國，在紐約市遊覽時和友人羅森碰了面，然後前往芝加哥、鹽湖城和三藩市，最後搭船經過日本並回到印度[62]。她在喀什米爾、拉達克和緬甸待了一會，打算再次嘗試進入西藏[63]。根據她本人的說法，這次她成功了。1856年，在一位打算進入西伯利亞的韃靼巫師的陪同下，布拉瓦茨基從喀什米爾進入了西藏。該巫師相信布拉瓦茨基這個俄羅斯人能夠幫助他進入西伯利亞[64]。然而他們在抵達列城前就先迷路了，最後是跟着另一群正在旅行的韃靼人走回了印度[65]。她途經馬德拉斯和爪哇島後又回到歐洲[66]。
她先是在法國和德國待了一會，在1858那年回家與自己的家人重聚，之後定居於普斯科夫[67]。她聲稱自己在這段時期展現出更進一步的超能力，可以讓房屋咯吱作響，也能讓家具自行移動[68]。1860年，她和妹妹前去拜訪住在提比里斯的外祖母，在那巧遇了梅特羅維奇。1862年，她與丈夫重歸於好[69]。夫妻倆領養了一個叫做尤里（Yuri）的孩子，但這孩子卻在1867年時早夭，得年5歲，埋葬時被冠上了梅特羅維奇的姓氏[70]。1864年，布拉瓦茨基在薩梅格列羅騎馬時意外自馬背摔落，脊椎骨折，昏迷了好幾個月。在提比里斯重新甦醒後，布拉瓦茨基聲稱自己變得能夠完全掌控自己的超能力[71][72]。她前往意大利、外西凡尼亞和塞爾維亞，可能也和一位拉比一同學習卡巴拉[73]。她於1857年前往巴爾幹半島、匈牙利和意大利，在威尼斯、佛羅倫斯和門塔納待了一段時間。她聲稱自己在門塔納戰役中為朱塞佩·加里波底作戰而受了傷[74]。
由於收到了莫里亞捎來的口信，布拉瓦茨基動身前往君士坦丁堡，在該地與莫里亞會面。之後兩人一同踏上前往西藏之旅，經由陸路穿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喀什米爾後抵達西藏[75]。在西藏時，兩人據說是借住在莫里亞的友人與同僚庫特忽米大師的家，該處距離扎什倫布寺不遠。根據布拉瓦斯基的說法，莫里亞和庫特忽米都是來自旁遮普的喀什米爾人，庫特忽米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導師，會在家中指導學生。據說庫特忽米曾在倫敦和萊比錫待過一段時間，因此能夠流利地使用英語和法語，他和莫里亞同樣都是素食主義者[76]。
布拉瓦茨基聲稱，她在西藏學會了一種不為人知的古代語言「森扎爾語」。寺院的僧侶保管着幾篇用該語言所寫成的文本，布拉瓦茨基翻譯了其中一部分。根據布拉瓦茨基的說法，當地人不允許她直接進入寺院[77]。在這段期間，莫里亞和庫特忽米幫助她開發並掌控自己的超能力。她的能力包括透視、透聽（clairaudience）、心電感應、控制他人意識、使物體消失及再度出現、將人的情緒體投射到現實中，使得看上去像是同一時間在不同地方出現了兩個一樣的人[78]。她說自己在1868年末至1870年末的這段期間一直在這閉關修行[79]。布拉瓦茨基的著作中從未提及自己曾走訪拉薩，但她口頭上曾數次提及此事，她妹妹也有提到過[80]。
許多反對者與傳記作家相當懷疑布拉瓦茨基是否真的有走訪過西藏，因為布拉瓦茨基的這段旅程完全基於她自己的說法，並沒有其他的可靠資料能夠加以佐證[81]。其中一個理由是當時的西藏並不開放歐洲人進入，且旅客必須面對嚴酷的地勢及危險的土匪，而出現在大眾面前的布拉瓦茨基身形矮胖又缺乏運動能力，令人懷疑當時的她是否有辦法撐過這段旅程[82]。不過也有部分傳記作家指出，由於附近的居民和朝聖者能夠自由進出西藏，且布拉瓦茨基是與莫里亞同行，所以她還是有可能進入西藏。她也有可能被誤認為亞洲人而被放行[83]。此外，布拉瓦茨基寫下了對於日喀則市的第一手資料描述，而當時的西方世界並不存在她可以用來參考的相關資料[79]。20世紀的佛學學者鈴木大拙也說，布拉瓦茨基對於大乘佛教有着很深的了解，這表示她可能真的曾在西藏的佛寺修行過[84]。傳記作家加里·拉克曼認為若此事為真，那布拉瓦茨基可說是「19世紀最偉大的旅行者之一」[85]，他也補充「雖然我不知道這事是真的假的」[86]。另一位傳記作家瑪麗恩·米德則在提及布拉瓦茨基的西藏之旅及其他各種冒險經歷時如此評論：「裏頭幾乎沒有一個字是真的」[87]。
布拉瓦茨基說她之所以會離開西藏，是為了向世人證明唯心論者所觀測到的現象在現實中也是客觀存在的，為此得駁回形上主義者們的不實指控。她也指出，唯心論巫師們所聯繫上的存在並非他們常說的「死者靈魂」，而是頑皮的元素精靈，抑或是已逝者所遺留下來的「殼」（shells）[88]。她穿過蘇伊士運河抵達希臘，在這又與另一位「大師」——希拉里翁大師相識[89]。她搭乘歐諾彌亞號（SS Eunomia）前往埃及，但船隻很不幸地在航途中的1871年7月4日發生爆炸，布拉瓦茨基是船上400多名乘客中僅有的16名倖存者之一[90]。抵達開羅後，她與先前結識的科普特人巫師梅塔蒙見了面。在一個名叫埃瑪·卡廷（Emma Cutting）的女人的協助下，布拉瓦茨基成立了名為「精神協會」（société spirite）的組織，該組織的理念主要基於阿朗·卡爾代克的唯靈論。與主流的唯心論不同的是，卡甸的唯靈論信奉靈魂轉世的可能性[91]。然而，布拉瓦茨基認為卡廷和那些協會僱用的巫師都是騙子，因此她兩週後便關閉了協會[92]。她在開羅又認識了埃及學家加斯東·馬伯樂和另一位大師「瑟拉彼斯貝大師」（Serapis Bey）[93]。她也再度遇見了梅特羅維奇，但對方不久後便死於傷寒。布拉瓦茨基宣稱她幫忙監督了他的葬禮[94]。
離開埃及後，布拉瓦茨基陸續經過敘利亞、巴基斯坦和黎巴嫩，在途中碰到了德魯茲教派的教徒[95]。她也在這趟旅程中結識作家兼旅行家利迪婭·帕什科娃（Lidia Pashkova），布拉瓦茨基這段期間的旅程也因帕什科娃留下的紀錄而得以被證實[96]。1872年7月，她回到敖得薩與家人短暫重聚，之後又於1873年4月踏上了新的旅途[97]。布拉瓦茨基在布加勒斯特和巴黎待了一段時間[98]，之後她（根據她自己的說法）在莫里亞的指示下前往美國，於7月8日抵達紐約市[99][100]。她搬進曼哈頓下東區麥地遜街上的一間女子合租屋，接了裁縫和廣告明信片設計的計件工作來賺取工資[101]。布拉瓦茨基開始進入大眾的視野，《紐約太陽報》的記者安娜·巴拉德（Anna Ballard）採訪了她，留下了布拉瓦茨基口中那趟西藏之旅的最早文字紀錄[102]。從這一刻起，布拉瓦茨基才終於又開始留下「可被後世歷史學家證實的生平紀錄」[103]。不久之後，布拉瓦茨基收到父親彼得過世的消息，得到了一筆豐碩遺產的布拉瓦茨基轉為搬進了豪奢的旅館[104]。1874年12月，她遇見了格魯吉亞人米哈伊爾·貝塔內利（Mikheil Betaneli），他對布拉瓦茨基相當着迷，一再要求布拉瓦茨基嫁給他，而布拉瓦茨基最終也屈服了。由於布拉瓦茨基的第一任丈夫仍然在世，兩人也沒有離婚，這就成了一起重婚。不過，由於布拉瓦茨基拒絕與他圓房，貝塔內利最終在提出離婚後返回了格魯吉亞[105]。
1874年10月，布拉瓦茨基去拜訪了奇滕登的埃迪兄弟，這對自稱為超能力者的兄弟宣稱能夠辦到空中飄浮。她在那遇見了《每日圖報》記者亨利·斯蒂爾·奧爾科特，當時他正在調查埃迪兄弟[106]。據說布拉瓦茨基展現出的超能感應力令奧爾科特印象深刻，他因此決定要在報紙上為她撰寫一篇文章[107]。兩人很快便建立起親密友誼，還幫對方取了綽號，布拉瓦茨基叫他「馬洛尼」（Maloney），奧爾科特則稱她為「傑克」（Jack）[108]。奧爾科特讓布拉瓦茨基的主張得到了很大關注，《每日圖報》的編輯部也因此安排了一場她的訪問[109]。奧爾科特也在自己的著作《來自另一世界的人們》（People from the Other World，1875年）中詳述了關於布拉瓦茨基的事[110]，布拉瓦茨基的筆友亞歷山大·阿克薩科夫鼓勵她將該書翻譯成俄文[111]。她開始用自身的超自然信仰去指導奧爾科特，最終使他成了一位單身主義者、絕對戒酒主義者和素食主義者，儘管她本人實際上還是會吃葷食[112]。1875年1月，兩人一同去費城拜訪了信奉唯心論的巫師「尼爾森與珍妮·歐文」（Nelson and Jennie Owen），歐文要求奧爾科特測試他們，好證實他們所擁有的力量是真的。奧爾科特最終相信了他們，但布拉瓦茨基則認為當時發生的現象是兩人偽造的[113]。
布拉瓦茨基與奧爾科特越來越熱衷於她們的想法，她倆以「盧克索兄弟會」（Brotherhood of Luxor）的名義在波士頓的唯心論刊物《精神科學家》（The Spiritual Scientist）上刊登了宣傳單[114]，這個名字很可能是受到赫密士盧克索兄弟會的啟發[115]。兩人搬到紐約市的出租公寓中，一起共同生活，用動物標本和宗教人像來裝飾住處，藉由奧爾科特的律師工作來維持兩人的生活經濟[116]。他們換過好幾間公寓，當中最後那間被暱稱為「喇嘛寺」[117]。之後在大師們的鼓勵下，兩人在紐約市成立名為「奇蹟俱樂部」（Miracle Club）的組織，並透過其舉辦了好幾場奧秘講座[118]。兩人也藉由奇蹟俱樂部結識了愛爾蘭唯心論者威廉·匡·賈奇，彼此之間分享了許多共同愛好[119]。
在奇蹟俱樂部於9月7日舉行的集會中，布拉瓦茨基與奧爾科特、賈奇等同志決定要成立一個神秘學組織，成員之一的書商查爾斯·索瑟蘭（Charles Sotheran）提議將組織命名為「神智學協會」[120]。「神智學」（Theosophy）這個單字來自於希臘文「theos」（神）和「sophia」（智慧），意思為「神的智慧」[121]。這個單字並非是他們獨創的，17世紀的煉金術師喬治·斯塔基與基督教神秘主義者雅各·波墨都曾在各種場合使用過這個單字[122]。神智學者們經常爭論要「如何定義神智學」，賈奇則認為這是無法清楚定義的[121]。布拉瓦茨基堅持認為神智學並不是一種宗教[123]。加里·拉克曼則如此描述神智學：「就像是支很寬的雨傘，你可以在傘下找到許多東西」[124]。
1875年11月7日，布拉瓦茨基、奧爾科特、賈奇與其他16名成員在紐約市正式成立了神智學協會[125]。在成立之初，奧爾科特被任命為主席，由賈奇擔任秘書。布拉瓦茨基的職位是通信秘書（corresponding secretary），但她仍然是協會的實質領導人物與主要理論家[126]。其他有名的早期成員還包括埃瑪·哈丁·布里滕、威廉·L·奧爾登、C·C·馬西和布魯傑西閣下（Signor Bruzzesi）等人[127]。
1875年，布拉瓦茨基開始投入寫作，打算寫出一本描繪她那神智學世界觀的概述書。大多數時間她都待在紐約州綺色佳的自家住處，在英語寫作方面受到康乃爾大學的英語文學教授海勒姆·科森幫助。她原先打算將書名命為《伊西斯的面紗》（The Veil of Isis），但最終出版時的名稱是《揭開伊西斯的面紗》[128]。布拉瓦茨基聲稱自己在寫作時察覺到存在於自己體內的「第二個意識」，稱其為「我體內的房客」，並指出正是這位房客令她文思泉湧[129]。布拉瓦茨基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書中引用了大量奧秘書籍、宗教文獻，而她的同僚奧爾科特則說她根本沒有摸過那些書籍[130]。傳記作家拉克曼認為若此事為真，那她可能是擁有遺覺記憶[131]。由於引用各種來源不同的早期文獻，《揭開伊西斯的面紗》成了一本將各種思想綜合在一起的嶄新思想著作[132]。
布拉瓦茨基在書中的論述圍繞着一個主要觀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起源於同一個「古代智慧」。她的論述還連結到了赫密士主義、新柏拉圖主義這類西方神祕主義[133]，並闡述了她對唯心論的相關思想[134]。布拉瓦茨基在書中還特別提到了達爾文主義，批評該主義只處理物質世界而沒處理到精神領域的問題[135]。本書由哲學教授亞歷山大·懷爾德（Alexander Wilder）負責編輯，在1877年出版了上下兩卷[136]。儘管得到主流媒體的負面評論，書中還未經認可就大量引用了約100本其他書籍[137]，但最終就結果而言，此書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初版1000冊在一週內就銷售一空[138]。出版商希望布拉瓦茨基能執筆續作，但卻被她回絕[132]。而與此同時，神智學會自1876年的秋天起便一直委靡不振，即使神智學會當時已成功在美國和倫敦建立據點，而像湯瑪斯·愛迪生和阿布納·道布爾迪這類名人也在此時期成為神智學會的會員[139]，《揭開伊西斯的面紗》更是獲得了成功，學會卻依舊不見起色[140]。1878年7月，布拉瓦茨基獲得美國公民身份[141]。
神智學會與陀耶難陀·薩羅斯薄底主導的印度教改革運動「雅利安社」建立起聯繫，布拉瓦茨基與奧爾科特相信這兩個組織共享著同一個精神世界觀[142]。布拉瓦茨基並不滿意在美國的生活，於是她決定搬去印度，奧爾科特也同意要跟她一起去，他還取得了一份美國駐印度貿易代表的工作[143]。1878年12月，兩人變賣了許多財產，愛迪生還送給她們一個留聲機，讓她們隨身攜帶前往印度[144]。她們搭乘加拿大號（Canada）離開紐約市，先是抵達倫敦與支持者會面，接着前往利物浦搭乘斯皮克堂號（Speke Hall），於1879年2月抵達孟買[145]。雅利安社舉辦慶祝活動迎接布拉瓦茨基她們的到來，兩人在孟買的原住民所有地上得到一棟房子[146]。
布拉瓦茨基在印度主要是與當地人往來，而不是那些來自英國的統治階級。她將一個15歲的古加拉特人男孩瓦拉·「巴布拉」·布拉（Vallah "Babula" Bulla）收為自己的專屬僕人[147]。在此時期，印度國內逐漸興起反大英帝國殖民文化的聲浪，而那些受過教育的印度國民對於支持印度宗教的神智學者產生了很好的印象[148]。布拉瓦茨基在印度的活動受到英國情報部門的監控，他們懷疑她效忠於俄羅斯[149]。同年4月，布拉瓦茨基帶着奧爾科特、巴布拉和友人穆吉·薩克西（Moolji Thackersey）前往卡拉石窟，她宣稱這是條秘密通道，可以通往大師們的地下聚會所[150]。之後她又聲稱大師們以心靈感應命令她前往旁遮普地區的拉傑普塔納，於是她和奧爾科特向北方出發[151]。她們在亞穆納河見到了進入棄絕期的修行者蘇爾達斯（Babu Surdass），他已維持跏趺坐的姿勢整整52年。接着她們在阿格拉參觀了泰姬瑪哈陵[152]，又在薩哈蘭普爾與達亞南德和他的雅利安社成員見面，之後她們就返回了孟買[153]。
1879年7月，布拉瓦茨基與奧爾科特着手打造月刊雜誌《神智學刊》，該月刊於同年10月發行第一期[154]。雜誌很快就吸引了大量讀者，其管理交由印度的神智學會會員達莫達爾·K·馬瓦蘭卡負責，他是首先提議將「大師」此一存在稱呼為「聖雄」的神智學者[155]。同年12月，布拉瓦茨基與奧爾科特前往安拉阿巴德拜訪《先鋒報》編輯阿爾弗雷德·珀西·西內特，他同時也是一位堅定的唯心論者。被奉為印度鳥類學之父的艾倫·奧克塔維恩·休謨當時也正在西內特宅中作客。在西內特宅，布拉瓦茨基被要求展現出自己的超能力[156]。之後他們又出發前往貝拿勒斯，在維濟亞訥格勒姆王國的宮殿中過夜[157]。接着布拉瓦茨基與奧爾科特被佛教僧侶邀請到錫蘭，並在該地正式皈依佛教，兩人成為歷史上首位皈依佛教的美國人[158]。1880年5月，兩人在儀式上接受了五戒的戒律[159]。兩人繼續待在錫蘭島上觀光，而他們的故事也在島上流傳開來。這兩個西方人來島上不是為了傳教基督教，反而是來皈依佛教的，這樣的事情讓當地民族覺得很有面子，兩人還因此被邀請到聖城康提見識被供奉起來的釋迦牟尼的佛牙：傳說中釋迦牟尼火化時身體化為舍利，但有幾顆牙齒完好無缺地保存了下來[160]。
1880年3月28日，曾經在開羅幫助過布拉瓦茨基的埃瑪·卡廷——她現在結婚並改姓庫侖（Coulomb）了——帶着老公來到孟買向布拉瓦茨基求援，當時兩夫妻已身無分文。布拉瓦茨基慷慨地答應協助舊友，讓夫妻倆可以先搬來跟布拉瓦茨基住在一塊[161]。在搬家完一週內，庫侖夫妻很快就在布拉瓦茨基家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妻子埃瑪擔任布拉瓦茨基的管家，丈夫亞歷克西斯（Alexis）則擔任雜工。然而當時除了庫侖夫妻以外，另有兩位美國神智學家羅莎·貝茨（Rosa Bates）與愛德華·溫布里奇（Edward Winbridge）寄居在布拉瓦茨基家中，兩人與庫侖夫妻產生衝突，最終使貝茨與溫布里奇決心搬回美國[162]。4月3日，兩夫妻的名字被登記到神智學會的會員名冊上。由於創始人布拉瓦茨基經常旅行而不在總部中，庫侖夫妻在維護總部的運作上便扮演了重要地位，即使在1882年總部搬家後，他們也在阿迪亞爾的新總部繼續著同樣的工作[163]。
同一時期，布拉瓦茨基也被西內特邀請到西姆拉作客，她在那裏做出一系列讓其他賓客瞠目結舌的現場表演，其中有個例子是在一場野餐中「將一個杯子連同碟子一起創造出來」。當時人們發現少準備一份杯子和碟子，就請布拉瓦茨基夫人現場用魔法製造出一個，而她也同意了。她接着要人們挖掘土壤，而人們最終在樹根底下發現一對精美的杯子與碟子，由於出現在錯綜複雜的樹根中間，人們得砍掉一部份的樹根才能將杯子與碟子取出。被挖出來的杯子與碟子跟其他用於野餐的杯子與碟子擁有相同的外型設計，這對據說用魔法變出來的杯子與碟子現今依舊保存在阿迪亞爾[164]。西內特當時非常積極地要求布拉瓦茨基協助他與所謂的「大師」取得聯繫，而布拉瓦茨基則陸續將總數1400多頁、據說由庫特忽米和莫里亞大師本人親筆的信件「聖雄信件」轉交給他[165]。關於這些信件的真實性存在爭議，以英國心靈研究學會（簡稱「SPR」）為首的許多人認為該信件實際上是由布拉瓦茨基本人編寫，而另一部份人則認為信件是由許多不同的人合力編寫[166][167]。傳記作家瑪麗恩·米德認為該信件「毫無疑問是由海倫娜本人寫下的」[168]。
英國殖民政府與基督教傳教士並不歡迎神智學[169]，印度的英語媒體幾乎清一色地對神智學抱有負面觀感[170]。相對地，協會在印度民間廣受歡迎，印度各地陸續成立了好幾個支部[171]。布拉瓦茨基注意到相較印度的本土人口而言，來自英國的殖民階級菁英對神智學較不感興趣，她因此決定將據點移動到孟買的高級社區布里奇坎迪，認為這裏更適合西方遊客[172]。為了對抗進入錫蘭傳教的基督教勢力，奧爾科特決定成立一個佛教教育基金，用以提升當地僧伽羅人對佛教的興趣與認同。起初布拉瓦茨基對這個想法不以為然，認為「大師」們一定不會同意，但後來奧爾科特的教育基金達到了很好的成果，讓布拉瓦茨基對其刮目相看[173]。
此時布拉瓦茨基被診斷出患有布萊特氏症（一種慢性腎臟病），她因此希望搬到一個氣候更適宜養病的地方。布拉瓦茨基接受了神智學協會馬德拉斯支部的提議，將據點移動到馬德拉斯[174]。1882年11月，協會在阿迪亞爾購買了一塊房地產，這裏也就成為了日後的神智學協會總部。同年12月，布拉瓦茨基搬進此處[175]。在這之後她也持續遊覽各地，聲稱自己去了錫金和西藏，還到了「導師」的靜修處拜訪數天[176]。隨着布拉瓦茨基的健康狀況逐漸惡化，她同意跟着奧爾科特前往英國，後者打算去那解決協會倫敦支部的一些問題並替錫蘭佛教辯論[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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