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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瑞典學院、卡羅琳學院和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每年頒發一次,分別授予在化學、物理學、文學、和平、生理學或醫學和經濟學領域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士[1]。除經濟學獎外,其他五個獎項都是於1895年根據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設立,這五個獎項也就都是由諾貝爾基金會進行管理。諾貝爾經濟學獎又名「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中央銀行於1968年設立,旨在獎勵在經濟學領域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士[2]。每個獎都是由獨立的委員會頒發,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獎物理學、化學和經濟學獎,瑞典學院頒獎文學獎,卡羅琳學院頒獎生理學或醫學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頒獎和平獎[3]。每位獲獎者都將獲得一枚獎牌,一份證書以及不同數額的獎金[2]。1901年,首批諾貝爾獎獲得者拿到了15萬零782瑞典克朗的獎金,相當於2007年12月的773萬1004瑞典克朗。2008年,獲獎者的獎金數額為一千萬瑞典克朗[4]。除和平獎是在奧斯陸頒發外,另外五個獎都是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儀式上頒發,頒獎日期為每年的12月10日,這天是諾貝爾的忌日[5]。
2008年10月時,普林斯頓大學有11位在職教師或研究人員是諾貝爾獎得主[6]。截至2021年,累計有69位諾貝爾獎得主和該校存在某種程度的關聯。根據普林斯頓大學的標準,這些人包括曾在該校就讀的學生,或是獲獎時是該校僱員,還可以是在該校聘用期間從事了導致最終獲獎的研究[7]。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美國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於191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是與該校相關的首位諾貝爾獎得主[8]。還有十位普林斯頓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一起分享了五座獎項,分別是:詹姆斯·克羅寧和瓦爾·菲奇一起獲得198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9],拉塞爾·赫爾斯和約瑟夫·泰勒一起贏得了199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0],戴維·格婁斯和弗朗克·韋爾切克一起獲得了200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1],托馬斯·薩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贏得了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2]。所有普林斯頓大學諾貝爾獎得主中有18位是獲物理學獎,超過其它任何獎項[7],艾絲特·杜芙若和阿巴希·巴納吉贏得了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有27位獲獎者是該校教師,12位在該校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另外伍德羅·威爾遜、尤金·奧尼爾、蓋瑞·貝克、米高·斯彭斯、弗朗西斯·阿諾德和瑪麗亞·雷薩曾是該校的本科生。
年份 | 形象 | 得主 | 關係 | 獎項 | 獲獎原因 |
---|---|---|---|---|---|
1919 | 伍德羅·威爾遜 | 1879屆校友,大學教師和名譽校長 | 和平 | 第28任美國總統,在國際聯盟的建立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8][13] | |
1927 | 阿瑟·康普頓 (與查爾斯·威耳遜一起獲獎) |
191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 物理學 | 「發現以他命名的效應」[14] | |
1936 | 尤金·奧尼爾 | 1910屆校友 | 文學 | 「由於他劇作中所表現的力量、熱忱與深摯的感情——它們完全符合悲劇的原始概念」[15] | |
1937 | 克林頓·戴維孫 (與喬治·湯姆孫一起獲獎) |
191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 物理學 | 「他們有關晶體電子繞射的實驗發現」[16] | |
1951 | 埃德溫·麥克米倫 (與格倫·西奧多·西博格一起獲獎) |
193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 化學 | 「發現超鈾元素」[17] | |
1956 | 約翰·巴丁 (與威廉·肖克利和沃爾特·布喇頓一起獲獎) |
193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 物理學 | 「他們對半導體的研究和發現電晶體效應」[18] | |
1961 | 羅伯特·霍夫施塔特 (與魯道夫·穆斯堡爾一起獲獎) |
193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 物理學 | 「獎勵他對原子核中電子散射的先驅性研究,以及因此達成有關核子結構的研究發現」[19] | |
1963 | 尤金·維格納 | 數學物理托馬斯·瓊斯教授 | 物理學 | 「他對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論的貢獻,特別是對基礎的對稱性原理的發現和應用」[20] | |
1965 | 理查德·費曼 (與朝永振一郎和朱利安·施溫格一起獲獎) |
1942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 物理學 | 「他們在量子電動力學方面的基礎性工作,這些工作對粒子物理學產生深遠影響」[21] | |
1977 | 菲利普·安德森 (與內維爾·莫特和約翰·凡扶累克一起獲獎) |
物理學約瑟夫·亨利教授 | 物理學 | 「對磁性和無序體系電子結構的基礎性理論研究」[22] | |
1978 | 阿諾·彭齊亞斯 (與彼得·列昂尼多維奇·卡皮察和羅伯特·威爾遜一起獲獎) |
教授級客座講師 | 物理學 | 「發現宇宙微波背景輻射」[23] | |
1979 | 威廉·阿瑟·劉易斯 (與西奧多·舒爾茨一起獲獎) |
政治經濟學詹姆斯·麥迪遜教授 | 經濟學 | 「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24][25] | |
1979 | 史蒂文·溫伯格 (與謝爾登·格拉肖和阿卜杜勒·薩拉姆一起獲獎) |
195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 物理學 | 「對基本粒子間弱相互作用和電磁相互作用的統一理論,以及對弱中性流的預言所做出的貢獻」[26] | |
1980 | 詹姆斯·克羅寧 (與瓦爾·菲奇一起獲獎) |
物理學教授 | 物理學 | 「發現中性K介子衰變時存在對稱破壞」[9] | |
1980 | 瓦爾·菲奇 (與詹姆斯·克羅寧一起獲獎) |
物理學福格·布萊克特教授 | 物理學 | 「發現中性K介子衰變時存在對稱破壞」[9] | |
1992 | 蓋瑞·貝克 | 1951屆校友 | 經濟學 | 「將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擴展到對於人類行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場經濟行為」[25][27] | |
1993 | 托妮·莫里森 | 人文學羅伯特·F·戈辛教授 | 文學 | 「其作品想像力豐富,富有詩意,顯示了美國現實生活的重要方面」[28] | |
1993 | 拉塞爾·赫爾斯 (與約瑟夫·泰勒一起獲獎) |
普林斯頓等離子體物理實驗室首席研究物理學家 | 物理學 | 「發現新一類脈衝星,該發現開發了研究引力新的可能性」[10] | |
1993 | 約瑟夫·泰勒 (與拉塞爾·赫爾斯一起獲獎) |
詹姆斯·S·麥克唐納特聘物理系大學教授 | 物理學 | 「發現新一類脈衝星,該發現開發了研究引力新的可能性」[10] | |
1994 | 約翰·福布斯·納什 (與約翰·夏仙義和賴因哈德·澤爾騰一起獲獎) |
1950年獲哲學博士學位,高級研究數學家 | 經濟學 | 「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29][25] | |
1995 | 艾瑞克·威斯喬斯 (與愛德華·B·路易斯和克里斯汀·紐斯林-沃爾哈德一起獲獎) |
分子生物學施貴寶教授 | 生理學或醫學 | 「發現早期胚胎發育中的遺傳調控機理」[30] | |
1996 | 理查德·斯莫利 (與羅伯特·柯爾和哈羅德·克羅托一起獲獎) |
197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 化學 | 「發現富勒烯」[31] | |
1998 | 崔琦 (與羅伯特·勞夫林和霍斯特·施特默一起獲獎) |
電氣工程學亞瑟·羅格朗·多蒂教授 | 物理學 | 「發現一種有分數電荷激發態的新型量子液體」[32] | |
2000 | 詹姆斯·赫克曼 (與丹尼爾·麥克法登一起獲獎) |
1968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7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 經濟學 | 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發展了個體和家庭行為實證分析的理論和方法」[33] | |
2001 | 米高·斯彭斯 (與喬治·阿克洛夫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一起獲獎) |
1966屆校友 | 經濟學 | 「他們對市場信息不對稱所進行的分析」[34] | |
2002 | 丹尼爾·卡內曼 (與弗農·史密斯一起獲獎) |
心理學尤金·希金斯教授兼公共事務學教授 | 經濟學 | 「把心理學分析法與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35] | |
2004 | 戴維·格婁斯 (與休·波利策和弗朗克·韋爾切克一起獲獎) |
數理物理學名譽托馬斯·瓊斯教授 | 物理學 | 「發現強相互作用理論中的漸近自由」[11] | |
2004 | 弗朗克·韋爾切克 (與戴維·格婁斯和休·波利策一起獲獎) |
1975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 物理學 | 「發現強相互作用理論中的漸近自由」[11] | |
2007 | 埃里克·馬斯金 (與里奧尼德·赫維克茲和羅傑·梅爾森一起獲獎) |
經濟學教授級客座講師 | 經濟學 | 「奠定了機制設計理論的基礎」[36] | |
2008 | 下村脩 (與馬丁·查爾菲和錢永健一起獲獎) |
生物學副研究員 | 化學 | 「發現和改造綠色熒光蛋白」[37] | |
2008 | 保羅·克魯格曼 | 經濟和國際事務學教授 | 經濟學 | 「對經濟活動的貿易模式和區域的分析」[38] | |
2010 |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 拉丁美洲研究客座教授 | 文學 | 「因他對權力結構描繪,以及他那反抗、起義、失敗的犀利印象」[39] | |
2011 | 托馬斯·薩金特 (與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一起獲獎) |
經濟學客座教授 | 經濟學 | 「在宏觀經濟學中對成因及其影響的實證研究」[12] | |
2011 |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與托馬斯·薩金特一起獲獎) |
經濟學哈羅德·B·赫爾姆斯教授 | 經濟學 | 「在宏觀經濟學中對成因及其影響的實證研究」[12] | |
2012 | 勞埃德·沙普利 (與阿爾文·羅思一起獲獎) |
195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 經濟學 | 「創建穩定分配理論,並進行市場設計的實踐」[40] | |
2013 | 詹姆斯·羅思曼 (與蘭迪·謝克曼和托馬斯·聚德霍夫一起獲獎) |
分子生物學施貴寶教授[41] | 生理學或醫學 | 「發現了細胞囊泡輸運的運行與調節機制」[42] | |
2015 | 阿瑟·麥克唐納 (與梶田隆章一起獲獎) |
物理學教授 | 物理學 | 「發現中微子震盪,以此證明中微子有質量」[43] | |
2015 | 托馬斯·林達爾 (與保羅·莫德里奇和阿齊茲·桑賈爾一起獲獎) |
博士後研究員 | 化學 | 「在DNA修復細胞機制方面的研究」[44] | |
2015 | 安格斯·迪頓 | 經濟和國際事務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教授 | 經濟學 | 「對消費、貧困和福利的分析」[45] | |
2016 | 奧利弗·哈特 (與本特·霍爾姆斯特倫一起獲獎) |
197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46] | 經濟學 | 「對契約理論的貢獻」[47] | |
2016 | 鄧肯·霍爾丹 (與戴維·索利斯和約翰·科斯特利茨一起獲獎) |
尤金·希金斯物理學教授[48] | 物理學 | 「在物質的拓撲相變和拓撲相領域的理論性發現」[49] | |
2017 | 萊納·魏斯 (與巴里·巴里什和基普·索恩一起獲獎) |
博士後研究員[50] | 物理學 | 「對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探測器及引力波探測的決定性貢獻」[51] | |
2017 | 基普·索恩 (與巴里·巴里什和萊納·魏斯一起獲獎) |
1965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博士後研究員[52] | 物理學 | 「對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探測器及引力波探測的決定性貢獻」[53] | |
2018 | 弗朗西斯·阿諾德 (與格雷格·溫特和喬治·史密斯一起獲獎) |
1979屆校友,理學士[54] | 生理學或醫學 | 「研製出肽和抗體的噬菌體展示技術」[55] | |
2018 | 唐娜·斯特里克蘭 (與阿瑟·阿什金和熱拉爾·穆魯一起獲獎) |
1992年至1997年任光子與光電材料先進技術中心研究員[56] | 物理學 | 「在激光物理領域的突破性發明」[57] | |
2019 | 艾絲特·杜芙若 (與阿巴希·巴納吉和米高·克雷默一起獲獎) |
2001年至2002年任訪問學者[58] | 經濟學 | 「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59] | |
2019 | 阿巴希·巴納吉 (與艾絲特·杜芙若和米高·克雷默一起獲獎) |
1988年至1992年任助理教授[60] | 經濟學 | 「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61] | |
2020 | 羅傑·潘洛斯 (與賴因哈德·根策爾和安德烈婭·蓋茲一起獲獎) |
研究員、訪問研究員[62] | 物理學 | 「發現黑洞的形成是廣義相對論的確鑿預測」[63] | |
2021 | 戴維·麥克米倫 (與本亞明·利斯特一起獲獎) |
2010年至2015年任化學系系主任[64] | 化學 | 「開發出有機不對稱催化」[65] | |
2021 | 瑪麗亞·雷薩 (與德米特里·穆拉托夫一起獲獎) |
1986屆校友[66] | 和平 | 「為維護民主與持久和平的先決條件——言論自由所做的努力」[67] | |
2021 | 戴維·卡德 (與喬舒亞·安格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一起獲獎) |
1983年獲哲學博士、1983年至1997年留校任教[68] | 經濟學 | 「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貢獻」[69] | |
2021 | 約書亞·D·安格里斯特 (與戴維·卡德和吉多·因本斯一起獲獎) |
1989年獲哲學博士[68] | 經濟學 | 「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貢獻」[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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