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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之發展,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階段。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唐朝、清朝乾嘉時期,中唐以後設置史館,纂修實錄,並形成修史制度。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傳統史學引入西學史學方法。
周代時已經具有人文主義精神,周公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人雖然還保留殷人的許多自然神並加以祭祀,但這個神是屬於「人格神」,上天對人間政權具有充分得自主決定權。換言之,天命是受繫於人事,政權移轉,歷史的推動不是天意或人事一方面就可以單獨專決的。
春秋之際,時代劇變,先秦諸子各提出不同思想與歷史觀,陰陽家序四時之順,儒家重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墨家彊本節用,名家器名實,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各家爭鳴,皆期能於亂世之中發跡,進而成為顯學,以道救世。
《尚書》,為先秦時代政事文獻的彙編[3],內容以上古及夏、商、周的君王重臣進行宣示佈告的講話記錄為主[4][5]。《尚書》為中國文學散文創作之祖,文風質樸。
至兩漢時,在經學的瀰漫下,中國的已經完成「前三史」。
魏晉時期,因儒家失去原有的權威,個人意識覺醒,士人在分崩離析中發現自我,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故此期的史學特色是將志異、雜傳入史。據《隋書·經籍志》載,有關漢末至晉朝時期的著作很多,雜史類有《漢靈、獻二帝紀》、《山陽公載記》、《漢末英雄記》、《魏武本紀》、《魏尚書》、《魏晉世語》、《魏末傳》、《呂布本事》、《晉諸公贊》、《晉後略記》、《典略》等,逯耀東統計漢晉時期的雜傳多達493種[6]。
東漢末年以後,史學有簡化的趨勢,傅玄「譏後漢之尤煩」,裴松之批評《三國志》「失在於略」。《後漢書》卷62《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蒙文通亦表示說:「言史貴約,實晉人之創論。」[7]
唐太宗時,設立史館修前史、著當朝實錄,立起居郎專掌記注,史家從私人修史變成國營企業化,以後的國史皆是如此
宋朝史學發達,史家陳寅恪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朝有多個官方修史機構,如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會要所等。宋代《神宗實錄》重修五次之多,形成了墨本、朱本、新本三種版本[8]。鄒志峰在《宋代考據史學三題》中說:「宋代無論官修史書還是私家修史,都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史學傳統,即在史著正文下以注文的形式附錄簽帖考異,以明示去取之意,這是宋代史學家治史嚴謹的最好例證。這種傳統早在官修《宋太祖實錄》開始以朱墨雜書時已見萌芽。」
宋朝最著名的史學著作當屬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敍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至南宋時,鄭樵著有《通志》,與唐杜佑《通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三通」。此外重要的史學著作還有薛居正編修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還有范成大《吳郡志》、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等。
明朝私人修史的風氣盛行。
錢穆著有《國史大綱》上下兩冊,序中自稱「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再者「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國史大綱》很大的一個「特色」是不列註解,不引任何書目。
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1962年)一書說:「史官記註、官署檔案、州郡計書、文士別錄、金石之志、地下之藏無一不為史料。如何葺錄、保存、考訂、編次,以至傳世行遠,吾國先哲,實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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