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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全球性流行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疫情，是一次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SARS-CoV）所引發的流行病疫情。在2002年11月至2003年9月間散佈於29個國家和地區的疫情。疫情的原發疫源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順德市。疫情造成全球超過8,000人感染，導致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774例病人死亡[2]。此次疫情初期，相關消息被地方政府掩蓋，而有關訊息就透過參與SARS治療的醫師，互聯網及SMS在中國社會傳播，最終被世界衛生組織在視察時知曉，後世界衛生組織及國際壓力迫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承認了疫情的嚴重性，並允諾與世界衛生組織充分合作[3]。在疫情擴散期間發生了一系列事件：引起社會恐慌，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多名患者死亡，引起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及媒體的關注[4]。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5年7月9日) |
|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疫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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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8月7日SARS流行的受感染國家的地圖 有確診及死亡病例的國家 有確診病例的國家 無確診病例的國家 | |||||||||||||||||||||||||||||||||||||||||||||||||||||||||||||||||||||||||||||||||||||||||||||||||||||||||||||||||||||||||||||
 全球出現SARS疫情的地區統計（2002－2003年） | |||||||||||||||||||||||||||||||||||||||||||||||||||||||||||||||||||||||||||||||||||||||||||||||||||||||||||||||||||||||||||||
| 疾病 |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 | ||||||||||||||||||||||||||||||||||||||||||||||||||||||||||||||||||||||||||||||||||||||||||||||||||||||||||||||||||||||||||||
| 病毒株 |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SARS-CoV） | ||||||||||||||||||||||||||||||||||||||||||||||||||||||||||||||||||||||||||||||||||||||||||||||||||||||||||||||||||||||||||||
| 原發疫源地 |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順德市 | ||||||||||||||||||||||||||||||||||||||||||||||||||||||||||||||||||||||||||||||||||||||||||||||||||||||||||||||||||||||||||||
| 首次爆發地 |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順德市 | ||||||||||||||||||||||||||||||||||||||||||||||||||||||||||||||||||||||||||||||||||||||||||||||||||||||||||||||||||||||||||||
| 持續時間 | 2002年11月16日－2003年9月2日（高峰期：2002年11月16日－2003年7月16日） | ||||||||||||||||||||||||||||||||||||||||||||||||||||||||||||||||||||||||||||||||||||||||||||||||||||||||||||||||||||||||||||
| 資料統計 | |||||||||||||||||||||||||||||||||||||||||||||||||||||||||||||||||||||||||||||||||||||||||||||||||||||||||||||||||||||||||||||
| 確診個案 | 8,096 | ||||||||||||||||||||||||||||||||||||||||||||||||||||||||||||||||||||||||||||||||||||||||||||||||||||||||||||||||||||||||||||
| 死亡個案 | 8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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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聲明 | |||||||||||||||||||||||||||||||||||||||||||||||||||||||||||||||||||||||||||||||||||||||||||||||||||||||||||||||||||||||||||||
| 「SARS事件」的各地常用名稱 | |
|---|---|
| 中國大陸 | 非典事件[註 1] |
| 臺灣 | 薩斯事件、煞事件 |
| 港澳 | 沙士事件 |
| 星馬 | 沙斯事件、薩斯事件 |
「SARS」一詞在亞洲各地有不同習慣稱呼。中國大陸慣稱「非典型肺炎」，並簡稱「非典」[5]，但兩者並非同義詞，SARS只是非典型肺炎的一種。香港習慣把「SARS」依香港粵語譯為「沙士」，或直接用英文「SARS」。台灣亦慣用英語SARS。馬來西亞華文媒體稱為SARS。新加坡媒體一度使用「薩斯」，4月17日，新加坡中文傳媒統一譯名委員會統稱為「沙斯」。
| 省級行政區 | 病例 | 醫療人員病例 | 死亡 | 完全康復 |
|---|---|---|---|---|
| 北京市 | 2,434 | 394 | 147 | 320 |
| 廣東省 | 1,514 | 346 | 56 | 1,363 |
| 山西省 | 445 | 78 | 20 | 218 |
| 內蒙古自治區 | 289 | 42 | 25 | 41 |
| 河北省 | 210 | 22 | 10 | 57 |
| 天津市 | 176 | 67 | 12 | 10 |
| 吉林省 | 35 | 7 | 3 | 7 |
| 廣西壯族自治區 | 22 | 0 | 3 | 13 |
| 四川省 | 17 | 0 | 2 | 7 |
| 河南省 | 15 | 1 | 0 | 2 |
| 陝西省 | 12 | 1 | 0 | 5 |
| 安徽省 | 19 | 1 | 0 | 6 |
| 甘肅省 | 8 | 0 | 1 | 0 |
| 上海市 | 7 | 0 | 2 | 2 |
| 江蘇省 | 7 | 0 | 1 | 0 |
| 寧夏回族自治區 | 6 | 0 | 1 | 2 |
| 湖北省 | 6 | 1 | 0 | 0 |
| 湖南省 | 6 | 0 | 1 | 5 |
| 遼寧省 | 3 | 0 | 0 | 0 |
| 浙江省 | 4 | 0 | 0 | 0 |
| 重慶市 | 3 | 0 | 0 | 0 |
| 福建省 | 3 | 0 | 0 | 2 |
| 江西省 | 1 | 0 | 0 | 0 |
| 山東省 | 1 | 0 | 0 | 0 |
| 總共 | 4,698 | 917 | 284 | 2,072 |
| 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 | ||||
該病最早於2002年11月15日在中國廣東省順德市爆發[6][7]，但第一例身份被確認且為世人所知的患者是在河源市於2002年12月15日確診的廚師黃杏初[8]。起初，廣州市人民政府和廣東省人民政府一直沒有發佈相關訊息，亦沒有向香港方面通報情況。當時政府除了禁止媒體報導有關病情[9][10]，還切斷香港電視臺的新聞片段，要求媒體不要過度渲染該地區的疫情，以免引起民眾恐慌。[11][12]
2002年12月底，關於這種「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開始在互聯網流傳，由於當時不了解病情，相關的評論比較混亂。隨後中國政府在國內封殺關於疫情的討論，所有的論壇對「非典型肺炎」的消息一律消音[11]，當時中國最大的官方論壇之一人民網有數位用戶因討論「非典型肺炎」疫情被管理員封禁賬號[12]。
2003年1月2日，河源市將有關情況報告省衛生廳，不久後中山市同時出現幾起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的病例，廣東省派出專家調查小組到中山市調查，並在1月23日向全省各衛生醫療單位下發調查報告，要求有關單位引起重視，認真抓好該病的預防控制工作[13]。
1月10日，黃杏初康復出院，後被認定為中國首例非典型肺炎報告病例。
1月21日，中山市報告類似病例，廣東省衛生廳馬上組織專家對該市三家醫院收治病例進行現場調查。當天下午，國家疾病控制中心專家到現場指導。專家組現場完成《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調查報告》，正式將這類病例命名為「非典型肺炎（不明原因）」[7][10]。
1月23日廣東省衛生廳以將《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調查報告》（粵衛辦〔2003〕2號）印發各地級以上市衛生局、省直、部屬駐穗及廳直屬醫療衛生單位，要求各級醫療衛生機構掌握治療原則和預防措施，對類似病人嚴加觀察和診治。[14]
2月3日廣東省衛生廳向中共廣東省委辦公廳、廣東省政府辦公廳和國家衛生部報告《關於我省發生不明原因肺炎情況的報告》（粵衛〔2003〕23號），緊急報告近一個月來廣東省河源、中山、佛山和廣州先後發生的非典型肺炎情況。同時下發《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粵衛辦〔2003〕5號）[7]。
2月6日非典型肺炎進入發病高峰，全省發現病例218例，當天增加45例，遠超過此前單日新增病例[7]。
1月12日起，個別外地危重病人開始轉送到廣州地區部分大型醫院治療。截止到2月9日，廣州市已經有一百多例病，其中有不少是醫護人員，這時在廣州市發現的該類病例中共有2例死亡。此時中國衛生部對廣東發生的病例開始關注，派出由馬曉偉副部長率領的專家組於2月9日下午飛抵廣州協助查找病因，指導防治工作[15]。
2月9日起，有關熏白醋、喝板藍根能預防怪病的傳言興起，市面上已現搶購端倪。10日，搶購風達到高潮。平時一大包10元以下的板藍根一下子飆升到三四十元，白醋價格也節節攀升，從10元至80元、100元。就在當日，有攝影記者竟拍到白醋1000元一瓶的照片[10]。
2月10日上午，廣東省政府新聞辦首次發出新聞通稿，正式公佈非典型肺炎。《羊城晚報》率先刊登這一通稿。「510辦」正式成立[7]。
中國大陸政府以疫情尚未充分展現為由，在2003年2月之前並沒有每日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的疫情。2月10日，中國政府將該病情況通知世界衛生組織，在最初提供的數據中只列出廣東省的發病狀況。一支訪問北京的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隊也未能進入廣東進行調查。這時正值中國春節前後，由於春運的大量人口流動導致疫情的擴散。在江西等地也開始出現搶購醋和板藍根的情況。公佈當天廣東等地亦出現搶購。
2月11日，廣東省主要媒體報道部分地區先後發生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情況，報道稱：截至2月10日下午3時統計，共發現305例，死亡5例。其中醫務人員感染發病共105例，沒有一例死亡。305例病人中，已有59人病癒出院，尚未出院的病人都得到有效治療，情況穩定。死亡的人員中最小的是廣州市一名10歲男童，最大的是佛山一名59歲的男性。[16]
2月11日上午，廣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廣州地區非典型肺炎情況，稱所有病人的病情均在控制當中。[17]強調對於廣州千萬人口300多人染病是個很小的比例，非典型肺炎只是局部發生，河源中山等市已無新發病例報告。還解釋2月前前階段沒有公佈情況的原因是：河源中山等地的患者經過治療大多已康復或好轉沒有再發病，非典型肺炎並不是法定報告傳染病，而發病人數305例並不算多。負責人強調會按傳染病法公佈疫情。[18]
同日下午，廣東省衛生廳舉行情況通報會。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表示，市民到公眾場所進行正常的活動是不會受到感染的，宣佈廣東大中小學將會如期開學。專家還指出，從臨床角度看，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也有可能是病毒的亞型或變種引起的。對於患者的治療都是採用「對症下藥」的方法。[19][20]
2月12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預測，全國近期內不會發生大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但局部地區可能會出現小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21]
因為政府認為疫情不嚴重，中國國家足球隊和世界冠軍巴西國家足球隊的友誼賽正常進行，雙方戰成 0:0，現場球迷爆滿，超過5萬人。[22] 2月14日，大陸媒體報道非典型肺炎疫情影響不大，廣州旅遊市場淡季不淡。原定2月18日在天河體育場的「2003羅大佑廣州演唱會」也沒有推遲，演出製作、排練等一切計劃都沒有變。
2003年2月14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表示已經組織有關專家對從廣東現場採回的標本鑑定。稱截至當日當地已連續五天無新病例出現，廣東省報告病例總數仍然是305例。
2003年2月21日，劉劍倫將病毒帶入香港[23]。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中山二院）的64歲退休教授劉劍倫[24]，在2月11-13日於中山二院工作時接觸過數名非典型肺炎病人受到傳染，其後被發現出現肺炎病徵，例如他在2月17日於廣州照的X光片顯示肺部左下區域有霧化[25]。但已染肺炎的劉劍倫並未有隔離就醫，他只是自行服用抗生素，更於2月21日攜同妻子到香港，入住京華酒店（九龍維景酒店）911號房一晚。因劉劍倫在港期間未有使用口罩等防禦措施，京華酒店的電梯等公眾地方受到嚴重污染，造成16位酒店住客和訪客受到感染，繼而引起香港的威爾斯親王醫院大爆發和聖保祿醫院的小型疫情，以及社區大爆發，亦同時把SARS病毒傳到遙遠的多倫多、溫哥華、河內、新加坡、菲律賓、英國、美國等，以及返回中國大陸本身。其他被劉劍倫傳染的人，計有他的妻子、女兒、妹夫和廣華醫院的一位護士。合共20人被劉劍倫傳染。劉劍倫其後於2月22日往廣華醫院急症室求診並在3月4日不治去世。[26][27]
在京華酒店入住一晚後，劉劍倫的病情在第二天（2月22日）早上重新惡化，先前服下的抗生素漸見無效，於是他趕緊到廣華醫院急症室求診，並隨即送進深切治療病房（加護病房）。到這一刻為止，香港政府對神秘疫症所知仍不多，只叫各間醫院留意來自社區的嚴重肺炎個案，邊境還未有任何相應措施。
2月24日，一名26歲香港居民到京華酒店後出現發燒症狀，在2月28日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求診，被診斷為呼吸道感染後出院返家。3月4日返回急症室，並被安排入住8A病房。此病人實為SARS帶病毒者，引致病房中多人被感染。其後院方重開了8A病房，不單令疫症在醫院中廣泛蔓延，而該名26歲的男病人出院後更把病毒傳入社區，尤其帶到了淘大花園，引致社區爆發。
2月下旬，一名常駐上海的美國商人在途經香港到達越南河內後確認染病。之後河內當地醫院的多名醫療人員也受感染。該病人之後又回到香港接受治療，但是依然於3月14日去世。常駐河內的世界衛生組織醫生卡爾婁·武爾班尼首先向世衛組織通報了當地醫療人員的病情，並將該病命名為SARS。這名醫生之後也於3月29日因該疾病去世。
3月5日，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的人大廣東代表提出議案，指出傳染病預警治療方面在不影響國家安全的前提下考慮尋求國際援助[28]。
3月6日，北京接報第一例輸入性沙士病例[29]。
3月10日，香港最大的兩家電視機構——無綫電視和亞洲電視同時報道一則消息，當地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透露，在過去的幾天內，有10多名醫護人員出現發燒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狀，並發現該病具有傳染性。
3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發出了全球警告，然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發出了另一個健康警告。世界衛生組織建議隔離治療疑似病例，並且成立了一個醫護人員的網絡來協助研究SARS疫情。該網絡包括了一個安全網站來進行X光片研究以及國際電話會議。
3月13日，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通報了第一名SARS病例（勤姓台商）。但由於處置得宜，除了勤姓台商家屬和同事以外並沒有發生其他感染。
至3月13日，香港患SARS的醫務人員增至115人。3月20日，SARS走進社區，有5名年齡在2到15歲的兒童被證實染病。此後，SARS迅速闖入辦公樓、學校等公共場所，最高峰日增病例60例以上。
3月14日，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前往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匯見醫護人員，了解實際情況。
3月15日後，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嚴重呼吸系統困難症（SARS）」的報道，從東南亞傳播到澳大利亞、歐洲和北美。印尼、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美國、加拿大等國家都陸續出現了多起案例。
3月15日，世界衛生組織把這一原因不明的病症定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縮寫為SARS[10]。
3月15日，北京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急診科收治了一疑似患者。該名李姓患者年過70歲，當天乘CA112號班機從香港探親回家。由於最初並不清楚SARS病情，醫院沒有採取相應嚴格措施，結果造成該院大量醫護人員感染。 3月17日，李某被轉至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東直門醫院，結果在該院又造成大面積污染。一周之內，東直門醫院包括急診科主任劉清泉在內的11位參與過救治的醫護人員，全部感染SARS，其中急診科醫生段力軍和一名護士不幸殉職。李某因年事已高，病情過於嚴重，也在3月20日不治身亡[30]。
3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世界衛生組織向中國衛生部通報了近來有關國家發生的沙士型性肺炎的有關情況，並高度評價了中國政府在處理廣東沙士型性肺炎時所採取的有效措施。3月19日衛生部長張文康會見了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介紹了廣東省部分地區非典型肺炎的有關情況[31]。
3月2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越南和香港的多家醫院只有半數員工正常工作。組織也警告醫療人員在沒有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直接接觸病患將有可能染上該疾病。
3月25日，廣東省中醫院二沙島分院急診科護士長葉欣因感染SARS逝世，成為第一名殉職的醫務人員，並引起極大震動[32]。
3月27日，港府宣佈，禁止探視SARS病人，曾與SARS患者有密切接觸的人士須於10天內每天向指定的衛生署診所報到，並開始在所有入境管制站實施檢疫申報措施。同日，宣佈中小學及幼兒園停課。
3月31日，港府隔離了淘大花園的一幢公寓（E座）。該公寓已經有超過100人受到感染。該公寓的居民之後被轉移到一個渡假營，當局對公寓進行全面消毒。當局相信，疾病的傳播主要與房屋結構的設計有關，有8A病房的病人造訪E座時，在單位內使用廁所後，據稱有可能通過排泄物或廢水傳播。世界衞生組織和香港衞生署其後分別進行調查。兩個調查結果均顯示，由於個別單位浴室的連接地面排水口的聚水器乾涸，排水口與排污渠變得毫無阻隔，當強力的抽氣扇啟動時，帶病毒的液滴可能從地台排水口倒流入浴室，這些液滴有可能被抽至天井，並經由打開的𥦬戶隨着氣流飄進其他單位。[33]
3月31日中國推出了《非典型肺炎防治技術方案》，並於當天在互聯網上公佈。稱非典型肺炎的病原目前尚不明確但在總結前階段防治工作的基礎上制定的了一個防治技術方案[34]。
3月31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教授稱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已經成功分離，很可能是一種新變異的衣原體。[35]其實在3月25日，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學微生物系已經宣佈，沙士病原體是來自豬的「冠狀病毒」，但沒有引起北京研究者的重視。直到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宣佈確認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體。
4月1日，美國政府召回了所有駐香港和廣東的非必要外交人員及其家眷。美國政府同時也警告美國公民，除非必要不要到廣東或香港訪問。瑞士政府也禁止香港廠商參加即將舉行的瑞士鐘錶展，擔心病情會擴散到瑞士。4月1日傍晚，700多名淘大居民被撤出，坐着政府提供的小巴，前往位於西貢和鯉魚門的兩處渡假村暫住。
4月2日，中國政府承諾會與世界衛生組織全面合作。中國向世衛組織申報了所有案例。中國廣東省3月份有361起新病例，9人死亡。同時，北京、山西、湖南也有人感染。但中國衛生部表示，廣東的病情已經基本得到控制。世界衛生組織也進入廣東地區了解疫情，並建議遊客不要到香港和廣東旅行或辦公。4月3日，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到達廣東，視察病情並與當地專家討論疫情發展情況。4月5日下午，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在廣州會見了世界衛生組織的五名專家。
到4月上旬，大陸的官方媒體對SARS病例的報導已經開始逐漸增多。4月3日，中國衛生部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已經到了廣東，而在考察北京情況後將北京排除出疫區。衛生部部長張文康表示，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到中國來工作、旅遊、開會等等是安全的，他說北京當時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3例，還笑着說，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36]。張文康還指出SARS已經得到控制是指在中國大陸得到有效控制，沒有說有效消滅徹底消滅，也沒有說在世界各地有效控制和完全消滅。在解釋衛生部為什麼不通報疫情時說，非典型肺炎並不是法定傳染病，原不屬於必須報告範圍；疫情只發生在局部地區，《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由發生疫情的地方政府公佈，也就是廣東省政府[37]。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王國慶指出，2月初到4月，廣東的各種媒體有關非典型肺炎的報道、有關文章有500多篇，表示如果記者感興趣可以請廣東省新聞辦公室提供文章的目錄[38]。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退休外科醫生蔣彥永少將得悉言論後在翌日把掌握到的真實情況——到4月3日為止，單是被總後勤部指定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309醫院，已經接收了60個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告訴給兩家媒體（央視中文國際頻道與香港鳳凰衛視）。爲統一宣傳口徑，他的反映被消聲處理。
2003年4月7日，蔣彥永透過關係向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與《時代》周刊發佈書面申明說，「到4月3日為止，單是被總後勤部指定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309醫院，已經接收了60個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但是根據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在4月3號公佈的數字，北京只有12個有關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他在聲明中還說，他和許多一起工作的醫生和護士聽到張文康公佈的數字時都感到非常憤怒。2003年4月2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發佈第三號《主席令》，根據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部長職務；任命吳儀兼任衛生部部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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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疫情披露後，中國面臨國際社會的壓力。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協助調查，進一步調查當地疫情發展狀況，世界衛生組織在2003年4月2日進入中國廣東省進行協助調查處理。完成6天的考察後，代表團再到北京進行視察。4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組抵達澳門，了解並指導澳門的預防「沙士」工作。同日，世界衛生組織「沙士」專家小組專家詹姆斯·馬圭爾率領的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小組，從11日起對北京市的非典型肺炎流行情況以及防治工作進行為期4天的考察。
4月5日國際勞工組織官員Pekka Aro因SARS在北京去世。[40]
4月6日上午，中共廣州市委書記等廣州黨政領導人為了顯示疫情受控，帶領兩萬名群眾參與廣州市春季健身萬人長跑活動。
同日，世衛組織將北京列入疫區。[41]
4月12日，正在廣東考察工作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深圳會見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時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關心並全力支持和幫助香港奪取同疫病鬥爭的勝利。假如香港有困難，大陸方面一定會全力給予支持，例如在醫療物資及防護器材的供應上。董建華向胡錦濤報告香港情況時承認未有效控制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 （SARS）疫情，不過當局會極力降低市民染病的數字。[42]同日，北京邀請世衛組織的5人專家組參觀北京的醫療機構和了解北京的SARS疫情。
4月13日中國決定將其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法定傳染病進行管理。
4月14日，美國科學家宣佈繪製出懷疑與非典型肺炎相關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組序列圖。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與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通力合作，於15日晚11時成功地完成對冠狀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測定。
4月15日，世界衛生組織將加拿大多倫多、越南河內、新加坡、臺灣及疫情始爆發地區的中國廣東省、山西省及香港列為疫區。
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SARS的致病原為一種新的冠狀病毒，並命名為SARS病毒。
4月上旬，中國中央財經大學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在北大附屬人民醫院看病，隨後感染。在北大附屬人民醫院看完病後，曹教授又到北大附屬第三醫院求治，同樣由於缺乏對沙士病症的了解，被誤診為普通高燒者，又造成該院部分醫務人員感染。10個小時之後因搶救無效而死亡。曹教授症狀很像沙士。經過北醫三院向北京市有關部門請示，患者最終未被確診為沙士。死亡診斷書上寫着：呼吸衰竭、肺炎。隨後已故教授的妻子住院之後，其兒子、兒媳、孫子、女兒、女婿、外孫6人先後發燒入院；在曹教授兒子工作的中財後勤集團，6位員工相繼病倒；而曹家所住的中財西塔樓，住戶中十幾人紛紛得病。到4月28日為止，僅包括曹教授在內的中財教工有19例確診和疑似病人，其中兩人死亡。此外，還有包括曹教授妻子在內的一批相關家屬染恙，一位小區電梯工也未能倖免。
4月17日晚11點半，中國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學院一位住在交大嘉園B座15層的男性學生孫某，因為發高燒被送到學校醫院進行檢查。孫某是2002級的學生，4月1日在軍訓時出現感冒症狀，之後多次到醫院治療。由於符合沙士四大病徵，孫某連夜被送往北京市人民醫院，經確診後迅速被轉往專門收治沙士患者的北京市溫泉胸科醫院進行治療。此時已是4月18日凌晨2點多。
4月18日，與孫某同宿舍和隔壁宿舍的學生開始出現集體發熱現象。到4月19日，病情開始蔓延，該樓12層一個宿舍出現發燒症狀。這些電子學院的學生與孫某並沒有密切接觸。北方交大新聞中心主任王想平介紹說：我們後來分析，可能是電梯交叉感染。因為大家共用一部電梯。經北方交大沙士預防辦公室統計，從4月16日至19日，學校共出現發熱症狀31人，其中送去醫院治療13人，校醫院治療觀察18人，重點監測觀察85人。4月20日，北方交大內大量出現低燒患者，疑似病例急增。計算中心一位青年教師被確診送入西苑醫院。
4月18日，中國教育部決定將全國碩士研究生複試時間暫推遲到5月底進行，具體時間另行通知。4月19日，教育部動員外地生「五一」期間不離校回家。教育部要求北京等地高校學生就地學習和生活，發病人數較多地區的高等學校調整教學和學習方式，避免疫情擴散。
4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之後，高層已經充分認識到非典型肺炎的嚴重程度和潛在威脅，開始全力以赴應對，採取包括人事任免在內的各種必要的緊急措施。4月19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正式警告地方官員，瞞報少報疫情的官員將面臨嚴厲處分。翌日，該政府再度召開記者會，宣佈北京的疫情從原先有所隱瞞報告的37例，突然暴增至339例。記者會後幾個小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宣佈撤消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和衛生部部長張文康的黨內職務，並提名王岐山擔任北京市代理市長，高強任衛生部黨組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兼任衛生部部長。
4月20日，中國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宣佈實行「疫情一日一報制」。北京市公佈的沙士確診病例數從前一天的37例增至339例。北京新增病例超過100例，疑似病例增至600人以上。同時宣佈，原定於5月1日開始的五一「黃金周」暫停施行一次，確保疫情不會進一步擴散。北京多所高校已經宣佈停課。
4月21日，在抗擊沙士第一線被傳染的中國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傳染病科黨支部書記鄧練賢殉職。北京確定首批6家沙士定點醫院。
4月22日，北京市急救中心開通10條沙士諮詢熱線。同日，北京市打算啟用小湯山醫院作為防治沙士的專門醫院。23日，建院85年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歷史上第一次關門停診，整體隔離。4月30日小湯山醫院啟用，北京市SARS病人都進入此醫院治療。
4月22日，中國國家旅遊局副局長孫鋼在新聞發佈會上說，鑑於目前非典型肺炎在一些地區還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各地旅遊部門近期不得組織到中西部地區和農村旅遊，防止疫情通過旅遊向農村和邊遠地區擴散。同日，國家體育總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當年5月的國內體育比賽暫停。[43]
4月23日，中國財政部公佈中央財政20億沙士防治基金的用途。4月23日，北京市宣佈全市的中小學從24日起停課兩周，確保疫情不會在校園擴散。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動用軍方力量在北京緊急建設中國人民解放軍小湯山沙士醫院。同日，世衛組織公佈最新統計：截至23日全世界非典型肺炎患者累計為4,288人(包括已康復者和部分疑似病人)，比上次通報的數字增加343人。全球2,032名「沙士」或疑似「沙士」患者已治癒出院，251名患者死亡，累計死亡率為5.85%。全球發現「沙士」患者的國家和地區仍是27個，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和加拿大等都出現新增患者。
4月24日，中國鐵道部通知旅客開車前要求退票，可全額退款。4月26日，鐵道部要求運輸防治沙士藥物用品必須24小時內到達目的地。5月4日，鐵道部要求鐵路工程建設系統各單位對現場施工人員建立每日健康登記制度，嚴格控制人員流動。4月29日，民航總局要求對學生於5月7日前購買的飛機票給予全額退票。
4月24日，中華民國台北和平醫院爆發封院事件，是台灣第一件因SARS感染而封院的事件。[44]
4月26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市建築工地超市社區看望群眾，中午看望北京大學學生，與北大學生共進午餐。
4月26日，中國民政部與衛生部聯合發出緊急通知，要求死於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的遺體要及時就地火化，不得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和利用遺體進行其他形式的喪葬活動。
4月27日，香港死於沙士人數全球居首。較前一日再奪12命，成為全球最多人死於SARS的地方，累積死亡人數高達一百三十三人。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表示，雖然感染人數平隱下降，但香港仍然不能掉以輕心而疏於防範。
4月28日，台灣出現第一名因SARS感染而死亡的病例（曾姓病患，赴台探親的淘大花園住戶之弟）。
4月29日，美國紅十字會高級顧問表示：沙士不是美國生物武器。針對沙士有可能是美國的生物武器這類猜測，美國紅十字會國際部的高級技術顧問格拉保爾斯基大夫表示，科學家會調查和研究沙士病毒。
4月30日中國衛生部發出緊急通知，要求非典型肺炎防治場所嚴禁使用中央空調。
5月1日美國《科學》雜誌刊登兩份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研究論文，這是首批經過同行評議的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研究結果。
5月3日，「鍾南山談沙士防治」科教片將向全國公開發行。該片由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省衛生廳、省教育廳聯合攝製，是目前全球惟一的、最具權威性的有關普及沙士防治知識的科教片。全片長度為30分鐘（中英文版）。
5月4日，台灣沙士疑似病例暴增，一天之內創下新高。行政院衛生署統計，SARS可能病例累計為116例，新增14例中，有12例都與和平醫院有關，同時令人擔心的是，疑似病例大幅增加82例，幾乎是上次統計數的一倍。而整體通報人數已經達到732例，因此衛生署再次呼籲要落實居家隔離，否則疫情很難控制。死亡人數仍維持為8人。當日世界衛生組織在瑞士日內瓦公佈全球最新沙士疫情報告：截至國際標準時間5日18時整，全球共有沙士確診病人和部分疑似病人6,583例，其中死亡461人，痊癒2764人。這3個數字分別比3日統計的數據增加364例、26人和62人。有疫情的國家和地區總數30個，美國和歐洲國家至今還沒有死亡病例。當日，在台有120宗SARS病例10人死亡。
在香港有超過1,200人被隔離，新加坡則有超過900人，而台灣則隔離約15萬人（至7月30日止，A級隔離加B級隔離[45]）。加拿大也發佈多份隔離令。新加坡和香港的學校分別停課兩到三周。
5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出台「五不准」，確保沙士時期運輸暢通。不准以防治「沙士」為由阻斷公路交通；不准在公路的省界交界處實行交通管制；不准在道路上設置路障，阻攔車輛正常通行；不准勸返正常行駛的車輛；不准因衛生檢疫造成嚴重交通堵塞。5月6日，《工傷保險條例》頒佈。據此，醫務人員在救治患者的過程中感染沙士應按工傷對待。北京宣武醫院開始收治沙士病人。5月6日，雖然香港的個案數字已下降，疫情受控，全街都買到口罩，保護衣物又已足夠[46]，中央仍然把支援香港的首批8萬件防護服運抵香港。由國務院統一調撥的一批援助香港抗擊非典型肺炎物資──逾八萬件﹑共重十四點五噸的防護服，6日下午自浙江杭州起飛，經過兩小時運抵深圳機場，將於7日下午經過皇崗口岸運抵香港。北京舉行SARS第四次新聞發佈會，向中外媒體通報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首次詳盡披露小湯山醫院情況。 「小湯山醫院二部於5月1日收治第一批「沙士」病人134人。5月3日收治第二批病人97人，5月4日收治第三批93名病人。目前醫院運轉正常。」
5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推遲10項全國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要求各地近期不要舉辦大型人才招聘會。明確規定不得歧視因「沙士」被隔離治療、留驗和醫學觀察的人員，其工資、福利待遇由所屬單位按出勤照發。
5月8日，北京中日友好醫院作為沙士定點醫院投入使用。
5月9日，溫家寶總理簽署第37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公佈施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同日，北京市政府宣佈，北京沙士病例呈大幅下降趨勢。
5月17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解除隔離。5月19日，北京沙士新增病例數降至個位。5月21日，北京最後一名沙士病例張某從北京地壇醫院出院。截至5月23日，北京市747名密切接觸者全部解除隔離，北京地區沙士患者的救治工作已經結束，沙士傳播鏈完全切斷。5月26日，滙豐銀行二十六日在北京向中國紅十字會捐贈20萬套「沙士」防護服，支援七個省市八十多家醫院抗擊「沙士」。[47]
5月29日，北京沙士新增病例首現零記錄。6月1日，衛生部宣佈北京市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撤銷。6月14日，世衛組織解除對河北、內蒙古、山西、天津的旅遊警告。6月15日，中國內地實現確診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轉確診病例數均為零的「三零」紀錄。6月20日，中國最大的沙士定點收治醫院小湯山醫院最後18名患者出院[48][49][50]。
一些SARS患者雖然脫離了生命危險，但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如骨頭壞死導致殘疾、肺部纖維化以及精神方面的疾病，例如抑鬱症。一些專家[誰？]認為搶救中使用的激素類藥物是導致骨頭壞死的主要原因。2004年3月，北京市衛生局成立專家組，對SARS後遺症患者開始進行系統治療。即使政府給予一定的生活補助，他們大多仍然生活艱難，有六成家庭發生變故。[54]
SARS的爆發導致多名醫護人員死亡。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分別有6人和13人因此殉職。此外，台灣、意大利和新加坡分別有11名、1名及2名醫護人員殉職。
SARS高峰時期，中共各級黨政機關深入到農村基層社區。這時以村為單位的傳統社會力量發揮作用：所有外村人員不得進村，本村在外打工返鄉人員也被擋在村外，直到觀察期滿才能回村。SARS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到四川農村視察防疫執行情況，因為中央政府最擔心在廣東一帶打工的四川等內地省份農民工返鄉傳播疫情。因為防範措施得力，四川的疫情沒有廣東和北方的北京、山西、內蒙古嚴重。
大陸多間大學的正常教學進度被打亂，北京市的中小學全面停課，不過當年起首次改到6月舉行的全國高考並沒有延後舉行[55][56]。全國很多省市的中小學都全面停課，很多地區改變以往的考試執行順序以適應特殊時期，如北京採用等分數揭曉後再填報志願的順序[57]，而導致出現嚴重的「扎堆」現象，從而導致復讀人數的大幅上升。
此外，多場體育比賽和熱身賽亦被取消、更換主辦地或者推遲。2003年中國足球甲A聯賽於2003年4月9日完成第六輪比賽，原定有一個月的間歇期[58]，但因疫情爆發只得延長，停擺方案一度難以確定[43]，最初計劃6月恢復比賽，且為確保年內完成比賽，中國足協甚至提出剩餘聯賽不出售門票的方案[59]，但同年6月的比賽因疫情原因繼續停擺[60]。原定於5月7日開賽的第七輪最終推遲至7月2日，當年聯賽由此出現長達84天的間歇期[61][62]，後續賽程更為密集，甚至出現11月雪戰的情況[63]。
SARS疫情結束，中央宣佈大幅度增加衛生防疫經費投入，在全國建設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特別是增加對農村地區的經費投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則視察了疫情最嚴重的廣東，並高度重視當地防疫專家鍾南山院士的建議。此外，中央政府還公開扶植中醫藥行業，在公開場合宣揚中醫藥在治療SARS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要求各級醫療體系必須配備中醫。
2003年5月26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立法要求不吃野生動物。此外，廣東省有關部門還要求所有流動性的馬戲團、農場以及供應野味的餐館和酒店立刻停止使用野生動物[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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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初時，中國中央政府禁止媒體報道，香港的電視台在新聞片段中提及事件的片段也被禁止在中國內地播出。中國政府也要求媒體不要「過度渲染」該地區的疫情，以免引起民眾恐慌。對此有聲音批評中國政府隱瞞疫情，令香港政府低估該疫症傳入香港的風險，導致SARS由中國大陸傳到香港。2003年2月11日，廣東省政府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疫情[65][66][67]，事後衛生部聲明不認同隱瞞疫情的說法，2月11日廣東省公佈疫情的時候，除中國大陸任何地方都沒有爆發疫情[68]。而在2003年2月12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預測，全國近期內不會發生大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但局部地區可能會出現小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21]。2003年，時任香港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表示港府已去信廣東省衛生廳了解情況，正等候調查結果，香港市民毋須因這次事件而恐慌。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於10日表示，已與內地接觸了解詳細資料[69]。大量香港人對政府態度極度不滿，成為引起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重要原因之一。[70]中央政府與香港於6月29日，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圖為遊行情緒降溫。[來源請求]儘管如此，七一大遊行當天仍有逾50萬港人走到街頭反對董建華特區政府。[71]
香港旅遊業遭受巨大打擊，市面一片蕭條。香港特區政府求助中央政府，開放內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港澳個人遊）政策。香港「個人游」政策推行多年後，推動了香港經濟，給香港提供經濟發展機會和就業機會。雖然如此，個人遊政策也在香港產生很多社會民生問題，大量內地旅客前赴香港造成水貨客、地舖租金騰貴、甚至名店歧視港客等社會問題，以及因來港的大陸人隨處便溺、吐痰、在列車上吃東西等而造成的衛生問題，長遠造成中港矛盾，內地與香港互不信任等等的深層次問題。[7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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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2月12日因為認為疫情不嚴重舉辦的中國足球隊和世界冠軍巴西足球隊的友誼賽，許多原定於在中國大陸舉行的體育賽事都被迫轉移到其他國家進行，如原定於在中國舉辦的國際足協女子足球世界盃移至美國舉行；3月30日，國際冰球聯合會宣佈取消原定於北京舉行的2003世界女子冰球錦標賽；國際排球聯合會決定將世界女排大獎賽全程改在意大利舉行。
4月1日，一家歐洲的航空公司進行大規模裁員。此次SARS疫情對航空和旅遊業造成重大影響，廣東和香港的賓館入住率明顯下降。北美地區的唐人街商業業績也有下滑。
瑞士宣佈禁止香港廠商參加4月在蘇黎世舉辦的國際鐘錶展。香港鐘錶工會表示強烈抗議，並稱該決定將使香港鐘錶產業受到重創。
一些原定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國際會議被取消。至少有一場電影首映禮移地舉行。加拿大媒體報導，多倫多的旅店入住率只是同期的一半。
新加坡政府在3月27日宣佈全國所有中小學校停課10天。由於擔心疫情進一步擴散，政府在4月5日宣佈分三階段延長學校停課時間。所有初級學院將到4月9日復課，中學到4月14日復課，而小學和學前班則將到4月16日復課。
曾經有少數學者認為SARS嚴重性被媒體炒作高估。[75][76]他們認為，當前人類面臨的最嚴重的生命殺手不是SARS。
全球SARS感染者為8437人，從這個數據上看並不比普通感冒病毒的傳播更快，而813人的全球死亡人數更是遠遠低於普通的病毒性感冒，事實上，每年美國因普通病毒性感冒而死亡的人數為30000人左右。2009年H1N1流感，截至2010年3月中旬，這場疫情導致5千9百萬美國人染病，26萬5千人住院，1萬2千人死亡，均高於SARS數據。
SARS病毒患者數量到2003年8月16日中國是5327人，據新華社北京7月16日電，衛生部16日公佈了2003年上半年，27種法定管理傳染病共發生1000305例，死亡2228人。SARS並未進入發病前10位的傳染病。發病數居前10位的依次為：病毒性肝炎、肺結核、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淋病、麻疹、梅毒、傷寒和副傷寒、流行性出血熱、瘧疾、猩紅熱；死亡數居前10位的依次為：狂犬病、病毒性肝炎、肺結核、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新生兒破傷風、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愛滋病、流行性出血熱、麻疹。 [77]
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被高估了，2003年中國經濟仍然獲得了8%的高速增長。[78]
而有觀點認為當年SARS是新的病毒，在對病毒傳播途徑沒有了解，沒藥可醫，而在各年齡層都有病發的情況下，根本不可以和死亡率低、有藥可醫、有跡可循而且病發集中在老年人、長期痛患者的季節性流感相比，各方應對手法不同並不出奇。[79]
另有前醫護人員指出，比較2003年SARS和季節性流感疫情，指出流感疫情比SARS同等甚至更嚴重云云。這些比較在流行病學上都極有問題，變成沒有意義而且極為誇大的比較。要比較疾病的嚴重性，第一個可直接比較的數字是病案致死率（Case Fatality Rate，CFR），就是特定期間（如一年內）死亡的數字除以確診病人數量。分母基數相當重要，如不考慮基數的差異只比較死亡數字是完全沒有意義。任何病症長者的死亡率都比較高，流感專攻長者，SARS卻攻擊壯年同樣強悍，將兩種針對不同年齡組別的病症死亡數字組合作比較，會墮入辛普森悖論（Simpson's Paradox）的圈套。流行病學上最簡單的解決方法，是將MR（Mortality Rate，MR）分組比較。[80]
SARS事件使香港市面陷入蕭條，在香港共造成299人死亡，包括6名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是香港2000年代最嚴重的瘟疫。2003年3月下旬，SARS在淘大花園爆發。截至4月15日，淘大花園共有321宗SARS個案。感染個案明顯集中在E座，佔累積總數的41%，記錄得第二多感染個案的是C座（15%），第三位是B座（13%），而第四位是D座（13%），餘下的個案（18%）則散佈在其他11座。感染SARS的淘大E座居民有107人，當中大部分住在E座的7號和8號垂直排列的單位。2003年中旬，衛生署聯同其他8個政府部門展開調查，世界衞生組織也分別進行調查。兩個調查結果均顯示，由於個別單位浴室的連接地面排水口的聚水器乾涸，排水口與排污渠變得毫無阻隔，當強力的抽氣扇啟動時，帶病毒的液滴可能從地台排水口倒流入浴室，這些液滴有可能被抽至天井，並經由打開的𥦬戶隨着氣流飄進其他單位。[81]
一方面，在3月，政府規定所有學校的學生及教職員在學校內都必須長期佩戴口罩。所有人在進入學校之前，都必須先行量度體溫。任何教職員假若有發燒或任何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狀，都必須立即請假3天。由於這項嚴格的政策，使當時的代課老師需求大為緊張，不少沒有教學經驗的合資格申請者都在非常短時間內被通知要代課。當時，亦有小部份學校自行宣佈停課。3月27日，香港政府宣佈從3月29日開始全港所有學校停課（當時只要求停課至4月7日，但後來延長至4月下旬後分階段復課[82]），所有教學都必須透過網上進行，或由家長到學校領取工作紙及自學材料回家。另一方面，當時香港市民普遍認為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處理疫情不力，沒有主動要求有關單位提供相關資料。例如在3月20日，醫管局行政總裁何兆煒通知衛生署指疫情已經在社區蔓延，但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仍一再強調「沒有社區蔓延跡象」，並堅持學校不必停課。其後董建華在立法會會議上被問及何以未有處罰或撤換主事官員，矛頭直指楊永強。董建華回應第一句是「咁膚淺嘅（怎麼那麼膚淺）」。市民要求徹查責任，董建華成立的「沙士」專家委員會，卻委任由楊永強領導調查，被質疑「自己調查自己」。[83]這種種都使董建華民望每況愈下，成為促使該年7月1日爆發反政府大遊行的原因之一。疫潮完結後，立法會「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於2004年7月5日發表調查報告，指出楊「對2003年1月及2月初在廣東爆發的非典型肺炎警覺性不足」、「顯示不出他具備公眾期望政策局局長所應有的溝通技巧」，並謂其在處理沙士疫情時於各方面的表現皆未能令人滿意。[84]報告發表後，楊指他作為問責局長願意承擔全部責任，但並未即時請辭，直至7月7日方迫於輿論壓力辭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一職，後由周一嶽接任。[85]
為了找出大規模疫潮的原因，香港衛生署聯同其他八個政府部門展開詳細調查，該調查涵蓋流行病理、環境、公共衛生、屋宇設計及公用設施等元素。此次事件的源頭病人 （是次疫潮的首宗個案）是一名33歲男子，他在深圳居住，並經常到淘大花園探訪其弟，他曾到淘大花園E座一個由其弟擁有的單位，期間因肚瀉而使用該單位的廁所，其後，他的弟弟、弟婦和兩名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照料他的護士證實感染SARS。調查報告指出，患有慢性腎衰竭病的源頭病人很可能是透過污水排放系統、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使用大型公用設施（如升降機及樓梯）首先使部分住客感染病毒，然後再感染其他的同座住客[86]。
香港的典型住宅結構設計通常就是一個總共八層的點式結構，電梯、消防樓梯和垃圾通常設在結構核心之內，居住面積則從結構核心向外輻射出去。衛生間和廚房被擠塞在這一結構核心的周圍，附以上下貫通的水管和風管。這樣的設計模式之下，就形成一個類似「井」字一般的「凹」道，使得整棟大樓缺乏良好的通風條件，這也是香港會成為SARS重災區的一個原因所在[87]。
2004年，SARS專家委員會聯合主席錢卓樂及葛菲雪，就香港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SARS報告發表聲明。他們強調，整體而言，香港對疫情處理得宜。正是各方面的努力，香港最終控制了SARS疫情[88]。
台灣台北市從2003年3月14日發現第一個SARS病例，到2003年7月5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將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近4個月期間，共有664個病例（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月重新篩選出346個實際病例），其中73人死亡，行政院衛生署在疫情流行期間宣佈將SARS列入為第四類法定傳染病，並創下1949年以來，和平醫院及周圍街道、鄰近大樓管制封鎖、其它醫療院所院外發燒篩檢的首見景況，也造成行政院衛生署署長和臺北市衛生局局長下台。
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現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和平分部）因SARS院內感染而遭到封院，其原因是在於SARS病例判斷困難、防護措施未能嚴格落實執行及醫院在發現疑似病例時未隔離[89]。 一開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邱淑媞與行政院衛生署因是否要將SARS列為法定傳染病而有所爭論。在爭論時，台北市和平醫院由於未告知醫護人員及員工院內有疑似案例（這些案例是較難為判斷的，但衛生署要求將疑似病患當成SARS病患處理以策安全）[90]。
台灣媒體的批判是由台灣《壹週刊》報導和平醫院4月24日封院政策混亂開始。報導指出，和平醫院封院混亂，造成院內醫護人員人心惶惶，之後邱淑媞率官員至和平醫院配有全套防護衣、氧氣筒，裝備比物資缺乏的第一線醫護人員還齊全。董氏基金會執行長葉金川於27日進入和平醫院提供協助。之後仁濟醫院也因為院內感染而封院。而在中央接手下，和平醫院及仁濟醫院採取只出不進的方法將病患及醫護人員疏散。2003年5月和平醫院院長吳康文遭免職，臺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因輿論壓力請辭。公共電視台先後拍攝《和平風暴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2003）與《穿越和平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2006）等紀錄片，記錄疫情最為集中的和平醫院為背景和相關人物的心聲、及事後相關懲處，與法律審判歷程；專書《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時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則指臺北市政府對抗SARS的策略是典型的錯誤示範，如鼓吹民眾戴口罩會造成口罩缺貨，讓真正需要口罩的醫護人員沒有口罩可以使用；另一個錯誤示範是過早要求把SARS訂為法定傳染病，對防疫反而有害無益，因為原先的防疫手段只要確實執行、已足以阻止SARS，訂為法定傳染病後醫療系統會為了避免犯法，通報過多疑似SARS病患，反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及恐慌。[91][92][93][94]
張文康在記者發佈會中，稱北京市「只有12例沙士，死亡3例。中國的沙士已得到有效控制」。[38]然而，醫生蔣彥永認為張文康公佈的數字被嚴重縮小。他從309醫院得到了SARS的一些內部數據，得知光是309醫院已有40名病人，隔天病例已新增至60個。他給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和香港鳳凰衛視寫電子郵件反映情況，但都沒有結果。但是4月8日深夜他被美國《時代》周刊駐中國記者Susan Jakes電話找到，接受了採訪。第二天《時代周刊》在網絡發表了《北京遭到SARS襲擊》的報道，引用了蔣彥永提供的信息[95]。
Susan Jakes事後有限度地透露，以前她不認識蔣彥永，是一個「朋友」把蔣彥永的電子郵件轉發給她和《華爾街日報》的記者[96]。
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表示，不認同張文康因隱瞞疫情被免職，也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隱瞞疫情。[65][66][67]他指出，在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一次發佈疫情的時候，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還沒有發生SARS，這個發佈本身就是對世界的警告。[68]他又解釋，張文康在記者會縮小數字，是因為當時的信息渠道不暢，一時很難掌握到準確數字，並非有意隱瞞疫情。[97]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亦批評華爾街日報報導不實。[98]
4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免去張文康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經過表決，決定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部長職務[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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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專門向前線的醫護人員發出慰問信，表達對他們的敬意。4月25日，董建華與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黃華華會面，就如何進一步加強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及雙方防疫經驗交換意見。5月8日一筆抗炎物資由中央政府從全國20億抗炎基金中撥出，包括40萬件保護袍（實際運抵95000件）、20萬個眼罩和100萬個口罩，陸續由上海、東莞等地運抵深圳皇崗口岸，由行政長官董建華親自接收。上午一支每輛車身都掛有「同舟共濟、眾志成城」橫幅的大型貨櫃車隊，由深圳皇崗口岸駛向香港。 董建華對中央政府和內地同胞對香港的關懷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和崇高敬意，不僅解決了香港的實際需要，更會產生出精神力量。[100]據《文匯報》，5月10日晚21時18分由中央政府援助香港的95000件「特衛強」防護服在杭州蕭山國際機場裝機啟運前往香港援助香港政府抗擊非典型肺炎。[101]。香港政府在接收後答應，經詳細檢查後，會按需要分發至各醫院，但同時強調香港有足夠的能力對抗SARS，各醫院亦有充足的防護服，暫時無需中國內地援助。
事實上，醫院管理局高級行政經理（醫務行政）劉少懷於2003年5月10日稱，現時醫護人員的物資情況理想。至於內地捐贈大批防護衣物及本港醫護人員，他強調會經過檢測安全後，再因應各醫院的要求統籌分發，但仍未就有關物資調配安排。除了中央對香港的支持，香港各界亦有支持內地抗疫，包括香港匯豐銀行捐出20萬套防護衣贈予內地。
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當時亦批評，面對內地抗炎物資嚴重不足，而香港購買保護衣物又已足夠，特區政府在此時，應婉拒中央致送的抗災物資，避免引起內地省市人民的不滿。2013年5月10日，田北俊對香港經濟日報講述親身感受，「上海的親戚，上周末打電話來時，指當地全街都買不到口罩和維他命C，我老婆立刻寄了兩箱，速遞上去。」他在北京的辦事處職員，也致電表示無法在當地購買口罩，他也連忙速遞一些口罩到北京。他慨歎，內地如此缺乏防疫物資，試問當內地人民見到中央將物資運來香港，會有何反應？「我們在兄弟姊妹中最有錢，無理由叫他們（內地）給我們物資。」他說︰「大家也應考慮一個問題，全國點睇香港？上海、北京都缺貨，現在他們是疫情高峰期，但香港的個案數字已下降，疫情受控，全街都買到口罩，因此不如送回北京、北西。董建華應向中央講句多謝、心領，不收（物資）也不代表中央不關注香港市民。」但大陸聲稱給與香港的支持是防護服為醫務人員專用，並非是口罩為主的物品，此說法可能有混淆之嫌。
2003年6月18日，香港立法會展開辯論，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出席立法會會議，並代表香港政府感謝中央政府在對抗SARS的行動中給予香港的支持，最後並通過「感謝中央政府在對抗沙士行動中給予香港的支持」的動議。
2014年6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白皮書當中，不論對SARS疫情的描述，還是其他方面，均存在很多爭議，引起部分香港市民強烈的反彈，使過去11年的SARS爭議重新被提及。
白皮書以2003年SARS作例子，聲稱中央政府在抗疫期間，「為保障香港同胞生命安全，幫助香港經濟走出低迷」，向香港「及時伸出援助之手」，包括「無償」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藥品和器材，又提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赴香港疫情重災區和醫院視察慰問，即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03年6月到訪淘大花園。白皮書又指，2003年大陸向香港推行CEPA，隨後又推行「自由行」政策，「都為香港擺脫沙士衝擊、恢復經濟增長注入『強心劑』」。[102]
董建華也曾表示，抗擊「沙士」疫情過程艱難，同時也感受到全國同胞的溫暖。在國家領導人的直接過問下，內地向香港提供急需的口罩、防護服等物資。「沙士」結束後，內地向香港開放「自由行」，香港人氣迅速提升，經濟逐漸恢復。[103]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一國兩制」締造國家與香港雙贏格局》指出：SARS使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初顯復甦勢頭的香港經濟再遭重創。為了推動香港經濟走出低潮，中央政府於2003年6月底推出「自由行」政策，稱此為「為香港擺脫沙士衝擊」，CEPA也助推香港服務業競爭力提升。占內地訪港旅客4000萬人次其中67%是自由行遊客；內地訪港旅客購物達4945億港元，佔香港零售額的34.2%；2012年，自由行為香港創造增加值佔GDP的1.3%，提供就業職位11.4萬多個。但內地訪港旅客的大幅增加使香港的公共設施和接待能力壓力陡增，香港居民日常生活亦受到嚴重干擾，內地人與香港居民時有衝突；造成香港治安問題又如雙非嬰問題等等；甚至連公共衛生也因極少數內地人隨街棄置垃圾及隨街便溺而日益惡化，不過「自由行」的確成功推動香港經濟走出低潮。[104]
另一方面，白皮書隻字未提疫症自2002年底已開始在廣東出現，初期沒有向香港通報情況。美國《紐約時報》當日的報道中亦指出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在無法再隱瞞下，才承認過分低估中國境內的非典型肺炎個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延誤通知，可能使病情急速擴散，影響香港社區的SARS急速擴散。[105]廣東在2月10日已經通過各種媒體公佈疫情。當時時任香港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表示港府已去信廣東省衛生廳了解情況，正等候調查結果，香港市民毋須因這次事件而恐慌。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也表示，已與內地接觸解詳細資料[69]。
白皮書引來香港社會反彈。特區政府中，時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也對傳媒稱，不能完全說光靠中央幫助香港克服疫情。他指中央雖送過一些物資或派過專家，但強調能克服SARS，最主要依靠香港高度專業的醫療隊伍，以及社會各界同舟共濟之努力。他稱感謝內地作出的支持，也尊重市民對白皮書的不同意見[106]。
2003年，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現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和平分部）爆發SARS疫情，4月24日上午7點鐘，時任臺北市長馬英九、副市長歐晉德、衛生局長邱淑媞、新聞處長吳育昇等人均會集在市長辦公室，馬英九同意即刻採取最嚴厲封院措施，9點45分市府秘書長陳裕璋與行政院秘書長劉世芳通電，隨後歐晉德即率邱局長等人赴往行政院，由行政院出面宣佈封院消息[107]。然而，封院的決策過程，以及全面封鎖後的配套措施皆未竟周全，引發議論[108]。 25日，和平醫院封院第一天，馬英九在市議會的發言非常強硬：「醫護人員如有抗爭，視同敵前抗命」 [109]。5月1日，馬英九在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殉職當日發表聲明：「七天之前，我個人也經歷了服務公職以來最困難的抉擇。為了防止疫情的擴散與蔓延，我斷然而沈痛的下令，封鎖和平醫院。這個決定，為和平醫院的病人及他們的親人，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也給臺灣社會裏的每一份子、我個人，以及巿府團隊帶來重大的影響。」[110]。最終還是有員工57人感染、7人死亡；院內民眾97人感染、24人死亡，其中1人是自殺[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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