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名為高樹勛的其他人物，請見「高樹勛」。高樹勛（1897年—1972年1月19日），字建侯，直隸省天津府鹽山縣常金鄉高金村人，國民革命軍中將、冀察戰區總司令、第十一戰區副總司令。[1]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
生平
幼年讀私塾，後家貧輟學務農。1912年後在京津等地當學徒。1915年進北洋軍馮玉祥第16混成旅當兵，先後參加了護國戰爭、反張勳復辟戰爭、直皖戰爭、直奉戰爭、北伐戰爭、中原大戰，歷任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旅長。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12師師長。1928年（民國17年），率軍入青海，降伏了支配青海的馬麒。1929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1][2]
1930年（民國19年）中原大戰馮玉祥戰敗。高樹勛部被蔣介石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第27師任師長。1931年（民國20年）調江西省參加對中國工農紅軍的第三次圍剿。1931年5月中村一戰所部損失慘重。1932年8月16日至20日，在第四次「圍剿」作戰中，又連失樂安、宜黃。之後，高樹勛喬裝離隊，經上海、南京返回天津，蔣介石以「棄城潛逃」罪名通緝。高樹勛同中國共產黨取得秘密聯繫。1933年（民國22年）參加了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高樹勛變賣家產攜資投奔，被任命為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軍事委員會委員、交通司令和騎兵司令，指揮部隊在辛莊子、宣化一帶抵禦何應欽率領的中央軍進攻。抗日同盟軍失敗後回到天津。1936年，應宋哲元之邀，到保定就任河北省保安處副處長。
1937年（民國26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高樹勛在保定發表聲明，堅決抗戰。宋哲元撥給高樹勛兩個營的兵力，加上河北保安隊，組建了河北暫編第1師，高樹勛任師長，同時兼任河北游擊總指揮。宋哲元第一集團軍南撤時，1938年1月高樹勛率部在河北大名以南的南樂為防線抵禦日軍進犯豫北，掩護主力撤退過黃河。不久，所部改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9師，在沁陽痛擊日軍。宋哲元第1集團軍番號撤銷後，高樹勛的暫編第9師改為新編第6師，劃歸石友三第六十九軍序列。1938年4月，高樹勛率部赴山東，後進入沂蒙山區,一度與八路軍聯合抗日，不少共產黨員被派往高部。第六十九軍擴編為第10軍團後，高樹勛新編第6師擴編為暫編第一軍。1938年底，高樹勛奉命率部移駐冀魯邊區的樂陵、無棣、鹽山一帶。1939年初，第10軍團又改為第39集團軍。
1939年初，在八路軍東進縱隊司令員兼政委蕭華的爭取下，高樹勛與八路軍密切合作，打擊日軍70餘次。1939年（民國28年）2月，任察哈爾省政府委員。1939年秋後，高樹勛部移駐冀南。石友三在冀南一帶搞反共「摩擦」，三次命令高樹勛向八路軍進攻，高樹勛由於在此之前曾接受了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分裂」的統戰政策，在反共「摩擦」中持消極態度，甚至公開拒絕石友三向八路軍進攻的命令。1940年（民國29年）12月，由於石友三企圖投降日本，高樹勛奉蔣介石的秘密命令，12月1日逮捕並活埋了石友三。1941年（民國30年）1月，升任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1941年3月，所部改為新編第八軍，高樹勛兼任軍長。[3]。1942年，第39集團軍由鄄城往東明、曹縣,過定陶，越過隴海線到達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的防區河南省項城一帶駐紮。1942年11月，蔣介石命第39集團軍第六十九軍劃歸湯恩伯指揮。1943年1月，高樹勛奉命赴重慶受訓，在此期間又險遭軍統暗害。1943年10月不久湯恩伯命其親信胡伯翰任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兼新八軍軍長。1944年5月日軍向國民黨軍進攻，湯恩伯部隊潰退，高部則在洛陽、澠池等地頑強抵抗。豫西戰役後第39集團軍改為「冀察戰區」，高樹勛任總指揮，轄新八軍和河北民軍。不久，撤至西峽、南召一帶駐防。[1][4]在南召縣與八路軍河南軍區王樹聲部參謀長陳先瑞舉行了南召馬石坪的火線會談，達成了立即停火互不侵犯的協議。1945年8月1日，派中共地下黨員王定南北上太行山與八路軍聯絡，見到了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黃鎮、申伯純、劉伯承、鄧小平；劉伯承給高樹勛親筆回信。[5]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蔣介石命令高樹勛部原地待命，不得擅自行動，而高則置之不理，以冀察戰區司令官名義率新八軍和河北民軍，從南召出發，星夜兼程，抵達鄭州。再沿平漢路北上向冀察地區進發。
1945年8月1日，牛子龍等人在郟縣謝莊自行成立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牛子龍，參謀長王立夫，第一軍軍長吳鳳翔，第二軍軍長王文成，第三軍軍長黃萬鎰。8月3日(農曆六月二十六)，牛子龍率隊號稱兩萬兵力向豫南進發，途經禹縣、許昌五女店、臨潁縣，傳來日軍宣佈投降的消息。這時新八軍高樹勛部已進抵許昌，尚停留在許昌的王文成、黃萬鎰部迫於形勢，投靠了高樹勛部。高樹勛部新六師師長范龍章與吳鳳翔是朋友關係，范拉吳加入高部。王文成出於與牛子龍的私交，請求高樹勛設法保護被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下令通緝的牛子龍，高應允。高樹勛遂將牛部第一、第二軍四個師改編為冀察戰區挺進第九縱隊，司令王文成、副司令吳鳳翔（掌握隊伍實權），牛子龍改名牛蘊五任參謀長。改編後的挺進第九縱隊隨高部北上。進至新鄉後，動搖不定的王文成率嫡系返回許昌。九縱隊由吳鳳翔任司令繼續隨高部北上。之後，駐防汲縣山彪鎮（今衛輝市唐莊鎮山彪村），與解放區隔山相望。1945年10月9日，牛子龍與岳本敬帶隨從7人，以上山打獵為名進入解放區，晉冀魯豫邊區參議會議長申伯純、參議靖任秋、輝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張天性接見了牛子龍等人，申伯純傳達了晉冀魯豫邊區首長指示：充分做好準備工作，不要急於求成；再潛伏一個時期，炸藥在內部爆炸力量大。牛、岳由解放區帶回大量宣傳品和報紙雜誌返回。1945年10月12日,牛、吳、岳三人決定由吳鳳翔召開團長以上軍官會議宣佈起義，氣氛緊張，無人響應。牛、岳率特務營和干訓隊320人離開山彪鎮西門，行數公里後，與前來迎接起義的八路軍一個團會師，經過整訓，被改編為民主建國軍豫北支隊，由牛子龍任司令員、岳本敬任副司令員。高樹勛部范龍章師派人將吳鳳翔接到范部。吳鳳翔率挺進第九縱隊餘部3000餘人，隨高樹勛參加邯鄲起義，編為民主建國軍第一軍特務團，吳鳳翔任團長。[6]
不久，蔣介石命孫連仲為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高樹勛為副司令長官，率部前往新鄉與第三十軍、第四十軍匯合，沿平漢線北上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邯鄲戰役期間，高樹勛率領新編第八軍、河北民軍1萬多人於10月30日在磁縣馬頭鎮宣佈脫離國軍陣營，投向中國共產黨，以民主建國軍總司令名義通電全國《停止內戰團結建國的起義宣言》。暫編第29師王敬鑫團渡過漳河逃走，編為第三十軍第30師第90團。11月2日，毛澤東和朱德致電高樹勛：「建侯將軍吾兄勛鑒，聞吾兄率部起義，反對內戰，凡屬血氣之士，莫不同聲，特電馳賀，即頌戎綏。」1945年12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指示中寫道：「須從國民黨軍內部去準備和組織起義，開展高樹勛運動，使大量的國民黨軍隊在戰爭緊急關頭，依照高樹勛榜樣，站到人民方面來，反對內戰，主張和平。」中共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地委、縣委都要設立國軍工作部。1946年11月1日，晉冀魯豫版《人民日報》上登載了朱德總司令的文章《祝高樹勛起義一周年》，文中寫道：「在過去的一年中，除了高樹勛將軍的起義之外，還有其他無數次的同類事件，形成了一個潮流。起義軍隊達到蔣介石總兵力的百分之二十。高樹勛運動已經成為國民黨陸、海、空軍中一切有愛國心有良心的廣大官兵的旗幟，成為人民在自衛戰爭中戰勝反動派而實現獨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了「高樹勛運動」，促進了國民黨軍事力量的瓦解。
1945年11月10日在武安縣伯延鎮，高樹勛部改編成民主建國軍：
- 民主建國軍總司令高樹勛
- 副總司令邢肇棠/1947年1月范龍章
- 參謀長廖安邦/1947年1月蕭秉鈞
- 總政治部主任王定南/張力之[7]
- 副主任：張力之
- 第一軍：新八軍。軍長范龍章/1947年1月廖安邦
- 第二軍：河北民軍。軍長喬明禮
- 副軍長商正夏/靖任秋(1946年秋冬-)
- 第4師師長商正夏兼
- 第5師：1946年12月增編。師長聶子政（聶志超，（失掉組織關係的黨員））
- 豫北獨立支隊：司令員牛子龍、副司令員岳本敬
1945年11月13日，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由鄧小平、薄一波介紹，高樹勛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8][1][9]
民主建國軍成立後，由於上級未重視對起義部隊的教育、溶化，導致了民主建國軍出了很多問題。如官兵不一致，沿襲舊軍隊習慣，軍官耽於享樂，甚至在補充不充分的時候，直接開口索要；抗拒溶入老部隊，甚至拒絕出操訓練；一部分沾染惡習的分子，攪擾地方不得安寧，根據地百姓苦不堪言；官兵出逃事件不斷，特別是在1947年初國軍全面進攻的困難時期。晉冀魯豫軍區派出一批政治工作幹部到民主建國軍開展政治工作，但這批幹部同民主建國軍將領相處並不愉快。在民主建國軍的政治工作負責人，沒有按照中央對待起義人員的政策，去真誠團結，耐心教育，幫助提高起義人員的思想水平，以使大家逐漸接受共產黨的主張，而是採取「左」傾關門主義態度，爭取下級排斥上級，鼓動士兵反對軍官[7]。所以，他們與起義軍官的關係鬧得極不融洽。[7]晉冀魯豫中央局社會部部長楊奇清、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公安總局局長徐啟文、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保衛部第二科科長李廣祥和副科長喬獻捷、高樹勛部的保衛科長於湘（1918-1983，後任武漢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副科長谷德（1919-1996，後任總政保衛部副部長）召開專門會議研究，在長治開設了神泉訓練班，班主任谷德，對起義軍官集中教育和審查，對有不軌行為的予以處理。[10]1947年6月14日，晉冀魯豫軍區的某些領導，輕信民主建國軍將要叛變投敵的「情報」。1947年6月15日，高樹勛在長治潞城王莊（王村）駐地因民主建國軍「陰謀暴動」而被逮捕審查，扣押了民主建國軍總政治部主任王定南，高層將領悉數被撤職接受審查，排以上幹部全部到軍政大學學習。第二軍副軍長靖任秋接到軍區副司令員滕代遠的指示：高有不軌活動，命令解決該部。當時二軍營以下幹部已經基本都調動了，已經可以掌握這個軍。靖任秋採取召集各師團長開會的辦法，在他們全部到會以後，用軍部警衛部隊將其包圍、扣留，全軍一槍未發，完全解決了。[11]晉冀魯豫軍區將情況報告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回電：高樹勛邯鄲起義有功，必須保證他的人身安全。高樹勛由滕代遠陪同到武安冶陶鎮。策動高樹勛部起義的共產黨員、總政治部主任王定南也被突然扣押，五花大綁被送到神泉訓練班，逼他承認「參與高樹勛暴動」；王定南堅決不承認，審問人員說他不老實，將他吊打、背銬56天[7]；王定南一口咬定沒有此事，還高聲說：「我要向黨中央申訴!」因為態度「頑固」，便一直被關押直到1953年才從監獄中放出[7]。民主建國軍部隊由政治部負責人率領全部打散編入冀南軍區的第十縱隊老部隊。晉冀魯豫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徐向前在《初到解放戰爭前線》回憶：
晉冀魯豫主力部隊向南集中，準備渡黃河南進，上黨地區空虛。我剛剛上任，就接到報告，說高樹勛部擬利用我腹地空虛的機會，發動叛亂，帶部隊過黃河，投靠蔣介石。該部起義後，我軍曾派了一些政工幹部去工作，普遍開展下層的翻身運動，撤換反動軍官，發展黨的力量，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高樹勛在一些上層反動軍官及特務的包圍下，對我離心離德，並與國民黨軍統洛陽站取得聯繫，秘密召開反動軍官會議，加緊進行叛變的準備。經請示中央和劉、鄧，我們決定採取先發制人的方針，防患於未然。六月中旬，我派往高部的政工人員帶領士兵首先扣押第一師的反動軍官，接着包圍高樹勛總部及住宅，經戰鬥，高被解除武裝。連同該部一軍、二軍的高級反動軍官，一併送來軍區司令部，聽候處理。高樹勛起義有功，與堅持叛變的反動分子不同，故中央採取寬大政策，只讓我們對其進行批評教育，仍留軍區工作。這一事件的順利平息，證明我們採取的方針和措施是正確的。
老警衛員楊萬聚的《開國元勛滕代遠往事》記載：
晉冀魯豫軍區第二副司令員滕代遠就住在冶陶鎮一個普通的農家四合院裏。此時已是後半夜二三點鐘，警衛員楊萬聚安頓好滕副司令員在北房睡覺後，就回到西房值班室。他跟着首長忙碌了一天，實在太困了，把桌上的煤油燈光擰小，準備趴在電話機旁打個盹兒。「叮鈴鈴!叮鈴鈴!」電話機的響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楊萬聚一把抓起耳機，只聽對方急促的聲音：「我是太行軍區，找滕副司令有緊急情況報告!」「首長剛睡下。」楊萬聚壓低聲音說。「情況萬分緊急，高樹勛的起義部隊要逃跑!」「稍等，我馬上叫醒首長。」楊萬聚剛走出房門，只聽「嘎吱」一聲，北房的門開了，剛剛入睡的滕副司令員已走出了房門，他被值班室的電話鈴聲驚醒了。「怎麼回事?」滕副司令員急切地問。「太行軍區報告，說高樹勛的部隊要逃跑。」滕副司令員一聽立即返回北房，抓起電話就對總機說「把太行軍區的電話轉過來。」滕代遠從電話中得知，高樹勛的起義部隊準備脫離我軍，要逃到還沒有解放的安陽、新鄉。滕代遠當即果斷地說：「要千方百計穩住高樹勛，對少數頑固分子可以就地控制起來。等我到後再處理。」緊接着，滕代遠與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徐向前連夜研究了處置方案。次日天剛亮，滕代遠就帶着一個警衛排，乘坐一輛中吉普車和一輛大卡車，緊急趕往高樹勛部隊駐地。滕代遠到達高樹勛部隊駐地時，太行軍區已經採取措施，高的部隊穩定下來了。滕代遠代表軍區宣佈，高樹勛的原班人員解散，排以上幹部全部到軍政大學學習。高樹勛和其夫人，由滕代遠陪同回到了武安冶陶鎮。
民主建國軍第二軍軍長喬明禮及其河北民軍起義部隊，由於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改造得較好，沒有受到「六一四事件」牽連[7]。審查一年後，未發現證據，被關押人員在1948年春開始分配工作，高樹勛也被任命為華北軍區副司令員。到太原前線協助華北第一八兵團做爭取第三十軍軍長黃樵松起義的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高樹勛任河北省交通廳廳長。後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長等職務，全國政協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及第一至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55年獲得一級解放勳章。
1972年1月19日，高樹勛在北京逝世。享年76歲。[1]骨灰安放於八寶山革命公墓。1983年10月30日，在邯鄲起義38周年的紀念大會上為民主建國軍徹底平反。[12][8]中共中央統戰部顧問平傑三受中央委託，專門前往參加會議。當時曾經參加處理民主建國軍問題的薄一波，也給大會發來了賀信：[7]：
對召開這次具重要意義的紀念會，我不能前來參加，深表歉意。
在國民黨反動派試圖派兵北上，侵吞抗戰果實，向我華北解放區進行挑戰的時候，高樹勛將軍於1945年10月30日率所部新八軍起義，口號是要民主、要和平，為反對內戰、反對獨裁，給國民黨部隊指出了一條出路，樹立了一個好榜樣。在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倡議下，開展了學習高樹勛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
由高樹勛將軍率領組建的民主建國軍，為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立下了卓越的功勳；建國後，他們又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繼續作出了貢獻。
在紀念邯鄲起義三十八周年的時候，讓我們高呼：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民主建國軍英雄們，永垂不朽！
讓我們高呼：發揚邯鄲起義的革命精神，為祖國四化建設做出新貢獻！
在此，我向高樹勛將軍及已故的范龍章、喬明禮、陳明韶、田樹青等將領致以深切的悼念，並對他們的家屬致以親切的慰問。
薄一波
1983年10月30日
1989年11月20日，鄧小平在接見《第二野戰軍戰史》編寫組成員時說：[13]
隨後就是平漢戰役，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兩個副司令長官馬法五、高樹勛帶的三個軍，還有一個喬明禮的河北民軍縱隊，幾個部隊打過來。馬法五的第四十軍、（魯崇義的）三十軍都是強的。高樹勛的新八軍也有戰鬥力呀！錫聯在馬頭鎮拚了一次，一拚就是幾百人傷亡。我們打平漢戰役比打上黨戰役還困難。打了上黨戰役，雖然彈藥有點補充，裝備有點改善，但還是一個游擊隊的集合體。在疲憊不堪的情況下，又打平漢戰役。隊伍沒有到齊，敵人進攻。我跟蘇振華通電話，叫他堅持五天，等後續部隊到達指定地點。那次他們那個一縱隊的阻擊戰是打得不錯的，完成了阻擊任務。這樣，後面的隊伍才趕上。平漢戰役應該說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爭取了高樹勛起義。如果硬斗硬，我們傷亡會很大。我一直遺憾的是，後來我們對高樹勛處理不公道。他的功勞很大。沒有他起義，敵人雖然不會勝利，但是也不會失敗得那麼乾脆，退走的能力還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義，馬法五的兩個軍就被我們消滅了，只跑掉三千人。這個政治仗，我們下的本錢也不小。高樹勛在受湯恩伯指揮的時候，就同我們有聯繫。由於關係比較久，所以我們是派參謀長李達親自到馬頭鎮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這件事你們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達一起去的還有王定南，當時是我們的聯絡，我見過多次。我們確實知道高樹勛傾向起義，但在猶豫當中。那時國民黨要吃掉西北軍，有這個矛盾。李達、王定南一到那裏，看見所有的汽車、馬車都是頭向南，準備撤退的。他們見面後，一談就合拍了，高樹勛決定起義，並且第二天就實行起義，把部隊開向西北面的解放區。起義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馬頭鎮去看望高樹勛。這樣，馬法五就驚慌了，命令他的兩個軍南撤。結果，我們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敵人截住了，又打了一個勝仗。
家人
- 夫人劉秀珍：高樹勛邯鄲起義時，劉秀珍在徐州。由王定南在劉鄧司令部起草一封致中共中央的電報，請華東新四軍派人把劉秀珍接到解放區。
- 女兒高繼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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