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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喜剧作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阿里斯托芬（古希臘語：Ἀριστοφάνης，約前446年—前386年）是古希臘的喜劇作家，雅典公民。[2]他是古希臘喜劇尤其是舊喜劇的重要代表，相傳寫有44部喜劇，現存《阿卡奈人》、《騎士》、《和平》、《鳥》、《蛙》等十一部，這些劇作被視為舊喜劇的典範。[3]阿里斯托芬有「喜劇之父」之稱[4]，也被稱為「舊喜劇王子」。[5]常認為他的劇作真實地還原了古希臘人的日常生活。[6]時代同僚承認且畏懼他出眾的嘲弄本領，柏拉圖在《申辯篇》暗示，阿里斯托芬在《雲》中對蘇格拉底的誹謗間接導致了其受審與處決。[7][8]
阿里斯托芬的第二部劇作《巴比倫人》（已遺失）被當時政治家克里昂控告為誣衊城邦。他可能被告上了法庭，但具體細節不得而知。並且他仍在後續作品，尤其是在首部由自己出任導演的《騎士》中尖刻地諷刺克里昂。「依我看來」，他借戲劇合唱團說，「喜劇作家兼導演是最困難的工作」。[9]
關於阿里斯托芬的生平並無多少記載，事實上人們常需要從他的作品中推斷其生平。常認為在阿里斯托芬創作的舊喜劇中，戲劇合唱團的獻詩（parabasis）可能包含了他的一些個人信息。不過這些信息大多是關於其作為劇作家的職業經歷，私人生活的部分少有且模糊。他也是喜劇詩人，彼時古希臘社會視詩人為師（didaskalos），儘管所謂教師主要是指導合唱團的排演，但也涉及向觀眾評論社會議題。[11]
阿里斯托芬聲稱自己為聰明且挑剔的觀眾寫作[12]，但也表示「其它時代」會根據觀眾對其作品的接受程度來評判他。[13]他有時會吹噓自己作為一個劇作家的原創性[14]，但他的劇作卻總是反對彼時雅典社會的激進變革。他諷刺同時代的藝術家（例如尤里比底斯，卻也不情願的承認自己的作品受他影響）[15]、政治家（尤其是信奉民粹主義的克里昂）、哲學家（蘇格拉底是最為人所知的攻擊目標）。這些嘲諷似乎顯示出阿里斯托芬是個老派的保守主義者，但對此仍有爭議。[16]
常認為阿里斯托芬的創作動機是為取悅觀眾，並贏得戲劇獎項。[17]他為雅典大型節日創作戲劇，例如酒神祭和城邦酒神節，劇作競賽是這些節日的重要一環。劇作競賽會事先用抽籤方式選擇五位評委，因此評委的構成有很大的不確定性[18]，他們可能反映出大眾的品味。[19]節日劇場規模巨大，例如酒神節劇場至少可容納10,000位觀眾。節日期間的活動十分密集，在酒神節期間，需要先上演三部悲劇、一部薩堤爾劇，然後才輪到喜劇。許多貧窮的公民（其中大部分都是煽動群眾者如克里昂的擁護者）在白天忙於生計，可能無法參與節日。因此劇作中顯示出的保守主義觀點或許反映了這些缺席者的主流觀念。
戲劇的創作過程也可能影響劇作所表達的觀點。在阿里斯托芬的幾乎整個創作生涯，合唱團都是戲劇成功與否的關鍵，合唱團成員由贊助者負責選拔和資金籌措，而贊助者由執政官指派。贊助者會把自己對合唱團的贊助視為一項公民責任和公共榮譽，但阿里斯托芬在《騎士》中也表示，富裕公民可能會將公民責任視為煽動者和民粹主義者（如克里昂）對自己的懲罰。[20]因此，劇作表達的保守觀點可能也反映了雅典上層社會的想法，畢竟幾乎所有劇作家都依靠這些富人的慷慨資助。[21]
阿里斯托芬寫下首部作品《宴會者》時，雅典正處於興盛時期，伯羅奔尼撒戰爭剛開始四年。他常在劇中盛讚前代人取得的成就（馬拉松戰役的獲勝）[22][23]，儘管這些前人並非沙文主義者，並堅定反對彼時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戰爭。阿里斯托芬常在劇中嘲弄戰爭投機者，尤其是包括克里昂在內的民粹主義者。不過，到阿里斯托芬寫下最後一部作品時（公元前386年左右），雅典已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帝國被解體，並從希臘的政治中心轉變為了文化中心。[24]作為上述轉變的一部分，阿里斯托芬的創作也隨着新潮流發生變化——他的劇作結構源於舊喜劇，而至其最後一部作品《財神》時已和新喜劇相似。尚不清楚這種轉變是否僅是為了取悅觀眾。[25]
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27年的城邦酒神節上憑藉《宴會者》（已遺失）獲得了第二名，後又憑下一部作品《巴比倫人》（已遺失）獲得了第一名。常有外國政要蒞臨酒神節，而《巴比倫人》令雅典當局有些難堪，因為阿里斯托芬在其中將提洛同盟的城邦描繪為磨坊中的奴隸。[26]因此部分有影響力的人物（例如克里昂）控告此劇污衊城邦，並可能對其作者採取了法律措施。庭審過程未有記載，不過在阿里斯托芬的第三部劇作《阿卡奈人》中，他借主角之口仔細區分了城邦與自己所諷刺的對象：
ἡμῶν γὰρ ἄνδρες, κοὐχὶ τὴν πόλιν λέγω, |
我們有些人，我並不是說城邦， |
在後續創作生涯中，阿里斯托芬仍持續譏諷克里昂，不過這些譏諷似乎並未對其政治前途造成影響。在譏嘲克里昂的《騎士》上演幾周後，克里昂入選了名望極高的雅典十將軍。[29]並且克里昂似乎也沒有對阿里斯托芬的實際約束力，對他的嘲弄甚至在其死後仍繼續。
因為缺乏關於阿里斯托芬的生平記載，學者只能依靠其劇作內容作出猜測。此外，希臘銘文、後世希臘化和拜占庭時期學者對其劇作的概述與評論也可提供一些線索。從上述來源[30]尤其是對《騎士》[31]和《雲》[32]兩部劇作的評論中，我們可知阿里斯托芬的頭三部劇作並非由自己擔任導演，而是由卡利斯特拉圖斯（Callistratus）和菲羅尼德斯（Philoneides）出任。[33]阿里斯托芬似乎是有意將導演資格交於他們，因為在後續作品中他也常讓上述兩人擔任導演，例如菲羅尼德斯還導演了《蛙》和《馬蜂》。[34]阿里斯托芬另用導演的習慣可能會令其生平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因為劇作中透露的個人信息可能並非來自阿里斯托芬，而是來自該劇導演。例如《阿卡奈人》[35]中有段話似乎暗示「詩人」與埃伊納島有較親近的私人關係，而此劇主角抱怨克里昂曾因「去年的戲劇」而「把我拖進法庭」。[36]
阿里斯托芬借《雲》[37]合唱團傳達的信息似乎顯示，他寫下首部作品《宴會者》時還未滿18歲。[38]《馬蜂》[39]的合唱團獻詩暗示，在完成《巴比倫人》或《騎士》[40]之後，他與克里昂達成了暫時的和解。《雲》和《和平》暗示阿里斯托芬是早禿。[1][41]
阿里斯托芬至少獲得過一次城邦酒神節第一名（公元前427的《巴比倫人》）[42]，至少三次酒神祭第一名，獲獎作品包括公元前425年的《阿卡奈人》、公元前424年的《騎士》以及公元前405年的《蛙》。其中《蛙》還被獲得了在下次節日重複演出的特殊榮譽。阿里斯托芬的兒子阿拉羅斯（Araros）也是喜劇詩人，他參與了父親於公元前388年的戲劇《財神》的創作。[43]阿拉羅斯也被認為在其父死後負責導演《科卡洛斯》和《埃俄洛西翁》，不過如今這兩部劇本已遺失。[44]他可能憑藉《科卡洛斯》贏得了公元前387年的城邦酒神節獎項。[45]似乎阿里斯托芬的二兒子菲利普斯（Philippus）曾獲得兩次酒神祭第一名[46]，他或許也指導了歐布洛斯創作的部分戲劇。[47]阿里斯托芬的三兒子名為尼科斯特剌托斯或菲萊泰羅斯（Philetaerus）[48]，後者名字曾兩次出現在了酒神祭的獲獎名錄，首次是在公元前370年代晚期。[49]
阿里斯托芬的形象也出現在了柏拉圖的《會飲篇》，因此也有學者將此文本視為研究阿里斯托芬生平的來源，不過其中記錄的真實性仍有疑問。[50]在這篇作品中，包括阿里斯托芬與蘇格拉底在內的數人在晚宴聚會，共同探討關於愛的問題。聚會發生在諷刺蘇格拉底的戲劇《雲》上演後七年。角色阿爾西比亞德斯甚至還引用《雲》的台詞來嘲弄蘇格拉底的裝束。[51]《會飲》中的蘇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似乎並無不和。事實上，這篇文本中的阿里斯托芬形象算是和藹，這或許是得益於柏拉圖與阿里斯托芬之間良好的個人友誼。[52]兩人的友誼也可從阿里斯托芬的墓志銘得到印證，據說該墓志銘由柏拉圖寫成，其中這位劇作家的靈魂被比作是照耀美惠三女神的永恆光芒。[53]《會飲》描寫的聚會發生時柏拉圖仍只是個孩子，因此文中對阿里斯托芬的描繪可能部分參考了其劇作內容。例如，聚會上眾人探討愛的定義，阿里斯托芬以生動的寓言闡釋了自己的觀點，這種表達方法也常出現在他的戲劇中。文中阿里斯托芬受打嗝的困擾，這或許是參照了其劇作中粗俗的肢體玩笑。阿里斯托芬告訴其他客人，自己樂於被認為是有趣的，但不願顯得可笑。[54][55]這種對遭受嘲弄的警惕也與《騎士》中的描繪一致，阿里斯托芬在此劇中表示自己在見證其它劇作家受公眾嘲弄後小心翼翼的走上了戲劇寫作的道路。[56]
阿里斯托芬平安度過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兩次寡頭政變和兩次民主復辟，這或許是因為他除了在劇中嘲弄政治外，在現實生活里並未深層參與其中。[57]公元前4世紀初，他可能在某一年曾被指派為五百人會議的成員，不過這種任命在雅典式民主中十分常見。[58]
過去學者認為，阿里斯托芬在戲劇中（以及大部分其它舊喜劇）所用的語言是阿提卡希臘語。雄辯家昆提利安認為阿提卡希臘語宏偉且散發魅力，因此每個演說者都應從舊喜劇中學習這種語言，在這方面他認為舊喜劇僅次於荷馬的作品。[59][60]公元4-5世紀人們對阿提卡希臘語復燃的興趣可能導致了阿里斯托芬劇作的重新發現，並使其流傳至今。[59]阿提卡希臘語賦予了阿里斯托芬作品台詞的詩意韻律。
對阿里斯托芬與其時代同僚而言，荷馬與赫西俄德的作品構成了希臘歷史文化的基石。因此詩歌在彼時社會更具備道德與社會意義，也是喜劇諷刺的重要主題。[61]阿里斯托芬熟知傳統，緊跟文學潮流，並時常參考其它劇作家的作品。參考對象不局限於同時代的喜劇作家如歐波利斯和赫爾米普斯，[62]以及許多前輩喜劇作家，如邁格內斯、克拉特斯、克拉提努斯，[63]更包括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尤里比底斯。上述三位悲劇作家都曾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蛙》中被提及。阿里斯托芬創作的抒情詩與這些悲劇大師不相上下。[64]他似乎尤為仿照了尤里比底斯的語言，以至於喜劇作家克拉提努斯稱其為沉迷細節的「尤里比底斯主義者」。[15]
只有了解阿里斯托芬技巧精湛的詩歌形式，以及詩句韻律的差異與聯繫，才能達成對其戲劇充分賞析。[65]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主要運用了三種詩歌形式：抑揚格對白、四步格詩節以及抒情：[66]
How many are the things that vex my heart! |
當今多少事傷了我的心！ |
AES.:It was Orpheus singing who taught us religion and how wrong people are when they kill, |
埃斯庫羅斯：俄耳甫斯把秘密的教儀傳給我們，教我們不可殺生； |
Though to myself I often seem |
我時常自命聰明， |
有學者指出，阿里斯托芬劇作語言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意象，尤其是對明喻、隱喻和形象表達的使用。[68]例如在《騎士》中，故事角色的耳朵可如雨傘一般打開和關閉，從而選擇性地傾聽特定言論。[81]在《蛙》中，據說埃斯庫羅斯學習馬匹在沙坑裏打滾，以此獲取詩歌創作靈感。[82]一些劇作以詩意而非宗教的方式表現人類的完美性，例如戲劇《鳥》中珀斯特泰洛斯與宙斯情人的婚禮，《騎士》末尾「重現」的輝煌舊雅典。
阿里斯托芬批評修辭學的政治與道德土壤。他表示「一個接受修辭學訓練的人可能會把他的聰明才智用於欺騙陪審團，他徹底地迷惑那些反對者，讓審判失去了公正性。」[83]他所說的是奉承的「藝術」，事實上他許多作品的創作基礎就是對修辭學觀點的攻擊。其中最明顯的攻擊出現在《宴會者》中，兩個不同教育背景的兄弟爭辯誰所受的教育更好。其中一個兄弟接受的是「老式」教育，而另一個兄弟則似乎是詭辯訓練的產物。[83]
合唱團也被阿里斯托芬用於攻擊修辭學，並宣揚經典教育的事物，例如公民的職責。阿里斯托芬認為，受教育的成年人有責任作為社會燈塔保護那些容易上當受騙者，使公眾免受欺騙。他反對詭辯學家的理由之一是，在這些學派為學習者列出的清單中，金錢是首要條件。因此師從詭辯學家的學生多出生社會上層，從而排除了城邦中的其餘階級。阿里斯托芬認為教育和知識應當是一種公共服務，因此任何對有意學習之人的拒斥都是不可接受的。[84]他總結說，所有學習修辭學的政治家都有「可疑的公民身份，不可告人的道德觀，以及十足的傲慢。」[83]
在阿里斯托芬之前的喜劇作家不勝枚舉，但他現存的十一個劇本，卻是現存於世最早的希臘喜劇。其中前九部及在他之前的喜劇被稱為舊喜劇，剩餘的兩部後起的則被稱為中喜劇和新喜劇。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是舊喜劇的典範，因此如要更好理解他的戲劇作品，首先需要理解舊喜劇以及阿里斯托芬在其中佔據的地位。舊喜劇的特點包括：
典型的阿里斯托芬舊喜劇結構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戲劇比賽的規則沒有限制劇作家根據需求調整戲劇結構。[90]例如在《阿卡奈人》和《和平》中沒有正式的辯論，而在《雲》中有兩場辯論。
戲劇中的獻詩是合唱團或合唱團的主唱在演員離場後面對觀眾發表的演說。獻詩所表達的觀點可能來自劇本作者，也可能來自戲劇主角，雖然這種區分有時並不明顯。一般而言，首次獻詩出現在在劇情中段，而後在劇情接近尾聲時有另一次獻詩。獻詩的各元素來自後世研究者的定義，或許阿里斯托芬本人對此理解更為寬泛。[91]在不同劇作中，這些元素會有很大不同，並且同一部劇中的兩次獻詩也可能有明顯差異。阿里斯托芬早期作品（從《阿卡奈人》到《鳥》）的形式極為統一，其中獻詩通常包含下列元素：
《馬蜂》的劇本被認為是對上述元素的最好示範[94]，其中戲劇結構諸元素可此劇下列各行找到：
文本損壞可能導致了《馬蜂》第二段獻詩中反旋詩節的缺失。[96]不過，即使是在阿里斯托芬早期作品中，各結構也可能有所差異。例如《雲》中的主獻詩（第518-562行）的韻律為歐波利得（eupolidean）而非抑抑揚格[97]，並且其第二段獻詩（第1113-1130行）包含開場，卻沒有正旋詩節、反旋詩節和對答。《阿卡奈人》第二段獻詩（第971-999行[98]）被認為是混合了歌舞插戲（也即宣講只是作為正旋詩節和反旋詩節的延續）[99]，並且與典型的獻詩不同，似乎在其發表評論時，舞台上的演員們仍在進行表演。為理解阿里斯托芬的戲劇，人們先要對舊喜劇元素（例如獻詩）有所了解。而從另一方面而言，要準確理解這些戲劇元素，首先要對戲劇作品有敏銳的欣賞能力。
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和尤里比底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末期去世，古希臘悲劇的發展就此停滯。但作為古希臘喜劇作家代表的阿里斯托芬平安渡過了戰爭，因此喜劇藝術在他的幫助下得以持續演變至新的形式。[100]根據公元9世紀普拉圖紐斯的記錄，阿里斯托芬的晚期作品《埃俄洛西翁》即無獻詩也沒有合唱抒情詩（因此被歸為中喜劇），而《科卡洛斯》包含了新喜劇的所有元素，包括一次強姦與相認場景。[101]阿里斯托芬似乎也清楚自己在古希臘喜劇發展中的地位，他在劇作《雲》中評論說，其他時代的觀眾將會依據此劇的反響給他合理的評價。[102]《雲》在首演時僅獲第三名，後世流傳的劇本顯示阿里斯托芬曾對其做了修改，以讓該作品更適合閱讀而非演出。[103]阿里斯托芬作品抄本的流傳使其影響力不再局限於劇院觀眾。事實上，劇院觀眾對當時的雅典社會似乎沒有多少影響力，他們無法干預克里昂的政治前途，無法說服雅典人與斯巴達和平共處，甚至可能沒有影響到蘇格拉底的受審與處決——蘇格拉底受審的原因可能源自民眾對其密友（如阿爾西比亞德斯）的憤怒[104]，而死刑可能是因為他在庭審時毫不妥協的態度。[105]後世對這些劇作抄本有諸多用途，例如雄辯家昆提利安推薦人們學習其中的修辭藝術，公元四、五世紀的學生從中研究阿提卡希臘語。柏拉圖可能將一些劇作抄本贈送給了大狄奧尼西奧斯，以幫助他了解彼時雅典政府與日常生活。[106]
安德烈亞斯·迪烏斯（威尼斯，1528）的阿里斯托芬劇作拉丁文譯本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廣為流傳，而後又被轉譯為多種現代語言。17世紀法國劇作家讓·拉辛效仿阿里斯托芬的《馬蜂》創作了喜劇《訟棍》（法語：Les Plaideurs）。德國文學家歌德從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尋求比普勞圖斯和泰倫提烏斯更溫暖活潑的喜劇形式，他在魏瑪改編了劇作《鳥》。19至20世紀，阿里斯托芬同時吸引了激進派與保守派的注意——蘇俄首任國民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宣稱阿里斯托芬在無產者劇院中有永久席位，而保守的普魯士知識分子將阿里斯托芬作品闡釋為對社會改革的諷刺。[107]1959年，希臘前衛劇作家卡洛斯·昆在雅典衛城前導演了《鳥》，期望借阿里斯托芬的聲音打破現代希臘的歷史禁錮。[108]
阿里斯托芬的劇作超越了藝術的範疇，作為歷史窗口，人們得以從中窺探古雅典的政治與日常生活。就此而言，這些劇本的地位與修昔底德的作品相當。阿里斯托芬的劇作對後世戲劇創作影響深遠，更影響了後人對戲劇的理解。例如，從吉爾伯特與薩利文的輕歌劇中人們能看到有關阿里斯托芬作品的洞見[109]，而從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人們可以找到有助於理解輕歌劇的相似點。[110]劇作也為後世留下了一些著名的格言，例如出自《鳥》的「言語為思想安上了翅膀」。[111]
以下是受阿里斯托芬影響的後世作品：
下述劇作大多使用拉丁文縮寫指代。在古典文學研究中，拉丁文仍是學者們的常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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