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西事變，又稱十二月事變、十二月政變、新軍事件，指1939年11月28日，國民政府冬季攻勢初期所發生的閻錫山二戰區與八路軍間的國共摩擦事件。這起事件破壞了國軍第二戰區在晉南三角地帶對日軍的攻勢計劃[1]。中共指控閻錫山「背信棄義、發動內戰與日軍聯合夾擊共軍」。國民政府與閻錫山則認為中共違抗命令、策動叛變、兼併國軍[2][3]。
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中國東北。此後日本逐步加強了在華北的勢力，山西也處於日本勢力擴張的危險之中。1935年底，日本炮製華北事變，隨即要求華北五省實行「自治」；共產黨發動一二九學生運動鼓動抗日救亡。1936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渡過黃河東征，閻錫山的晉綏軍遭到慘敗。蔣介石隨即派出關麟征指揮五個師開入山西。5月初，中國工農紅軍回師陝北，國民政府的部隊卻並未撤離山西，而是駐紮在山西河東道，在6月成立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陳誠任總指揮，對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構成威脅。蔣介石還拉攏正在廬山受訓的晉綏軍高級將領。閻錫山深感蔣的威脅加深，曾憤恨地對其表弟梁化之稱：[4]
我不亡於共，亦要亡於蔣。
與此同時，日軍加緊進攻綏遠。面對日軍、嫡系國軍和紅軍的進逼，閻錫山不得不小心維護自己的地盤，並審時度勢，決定聯合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拒蔣，一方面拒日，以求自保。[5][6][7][8][9][10]就此，閻錫山曾無奈地對手下人說，[11]
同共產黨搞統一戰線，這中間有風險。但是，不跟共產黨合作，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我只有用共產黨的辦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蔣介石。我是用共產黨的辦法削弱共產黨。
1936年9月18日，自強救國同志會內的部分左派人士發起成立「抗日救國同盟會」。閻錫山怕觸怒日本方面，遂將其更名為「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並自任會長。10月下旬，經閻錫山邀請，中國共產黨黨員山西人薄一波主持犧盟會工作。自此之後，中國共產黨在山西和閻錫山以特殊形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閻錫山官辦的各類團體，開展抗日救亡運動。[5][6][7][8][9][10]
1936年11月，閻錫山經與蔣介石會商，命令晉綏軍傅作義、趙承綬等部反擊入侵綏東的日偽軍，並於11月24日收復百靈廟，當時人稱「百靈廟大捷」。[5][6][7][8][9][10]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5日，閻錫山到南京出席國防會議，擁護全面抗戰，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8月，國共雙方就第二次合作達成協議，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編入第二戰區戰鬥序列，開入山西抗日。閻錫山提出「民族革命」口號，同意由犧盟會組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又稱「新軍」，以和時稱「舊軍」的閻錫山原有的晉綏軍相區別）和太原工人武裝自衛隊，掛靠在晉綏軍名下，並撥給武器裝備。9月20日，根據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建議，閻錫山成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場總動員委員會，續範亭任主任委員。[5][6][7][8][9][10]
日軍佔領北平、天津之後，便出兵山西。8月27日，閻錫山赴雁門關內太和嶺口指揮部隊抗擊來犯日軍。 9月初，日軍侵入山西，晉綏軍在天鎮、廣靈的防禦失敗。9月下旬，晉綏軍、中央軍和八路軍共同進行忻口會戰。由於戰事不利，11月4日閻錫山離開太原南撤臨汾。11月8日，日軍佔領山西省首府太原。[5][6][7][8][9][10]
這期間，日軍來勢洶洶，而閻錫山的晉綏軍損失潰散不少，各級文官多已棄職，閻錫山遂寄望犧盟會和決死隊支撐他扭轉危急局面。通過閻錫山的支持，到1939年夏，新軍已發展到4個決死縱隊、一個工兵旅和一個暫編師，共達50個團約五萬多人，加上犧盟會發展的游擊團、保安旅、政保隊等地方武裝共10萬餘人，人數和武器都超過了舊軍；五個專區及105個縣中的70個縣長為犧盟特派員（其中多數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擔任。[5][6][7][8][9][10]
徐向前在戰後記載了消滅國民黨敵後抗日政權的手法：「一是統，部隊開進一個地區，先與國民黨的縣長區長談判爭取合作，談判幾條協議在手，他們違反時就可以名正言順問罪。二是擠，釜底抽薪，發動群眾減租減息，有些頑固地區官員只得捲鋪蓋走路，地方政權便成功到手。三是武裝打擊[12]。」
國民政府觀點
1936年秋，閻錫山為團結各方勢力共同抗日，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犧盟會）以組訓民眾展開游擊戰，未料被共產黨劉岱峰、郭挺一、張文昂、牛佩琮、宋時昌等人滲透把持，抗戰爆發後犠盟所提出「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為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改頭換面而來[13]，並利用所掌握的軍政大權撤換國民黨籍縣長，使全山西省105縣之中60多人屬中共「犧盟會」幹部。之後更利用行政力量組織中共犠盟武裝，如游擊隊、決死隊、自衛隊等，自稱「新軍」，將閻錫山所屬晉綏軍稱作「舊軍」，並宣傳舊軍不會抗日，來製造雙方對立，進而號召「解除頑固份子武裝，發揚新軍之優良，方能作到無條件之存在」[14]。
1939年3月，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決定將中共「犧盟會」所操控的各縣政權收回，並把新軍改為教導軍，以遏阻內部的壁壘對立。11月26日，國民政府發動對日軍之冬季攻勢，閻錫山所屬第二戰區奉令擔任主攻。11月28日，獨立第二旅韓鈞公開叛變，殺害「舊軍」軍官〔決死第四縱隊第十總隊魯應錄下屬第二營全數遭擊斃〕及其眷屬，又捕殺國民黨籍同志會、突擊團等抗日組織。12月7日，韓鈞發出虜電，決死隊第一縱隊薄一波、決死隊第二縱隊張文昂、決死隊第三縱隊戎伍勝、決死隊第四縱隊雷任民等陸續叛變。叛軍最後演變成十個團，隨後賀龍公開聲援並加以收編。
閻錫山宣佈韓鈞「叛變」，並通電全國對其進行討伐。晉西事變爆發。
晉西事變爆發後，閻錫山曾對山西省犧盟會全體人員發表文告：
閻錫山將軍告晉省全體犧盟同志[15]
自綏東抗戰以來，我犧盟在全國抗戰歷史上，有它光榮偉大的功績，這都是我全體犧盟同志艱苦奮鬥的收獲。不幸隱藏於我犧盟組織內部之別有陰謀的偽裝分子掀起晉西事變，以致一部軍隊被劫持叛變，各地民運工作多陷停頓，各地同志或被叛變分子欺騙宣傳所矇蔽，或為其武力所脅迫，致形成混亂之局，大敵當前，遭此變故，實所痛心！事實如何，不能不為我全體同志道之：
一、晉西事變爆發之後，我陸續從背叛犧盟分子所發之一切言論文件，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他們已經赤裸裸自招了他們的立場，和他們對犧盟的企圖，充分證明了這些別有組織背景的偽裝分子，一向在犧盟內部所進行的各種陰謀活動與政治企圖。我為抗戰排除萬難成立犧盟會，並為適應抗戰緊急需要大量提拔青年幹部，原期對國家民族盡最大力量，不意此等偽裝分子混入內部，只為部分利益，不顧民族利益，際此抗戰進入千鈞一髮的階段，脫離國家民族立場，捏造事實，進行分裂……此不惟是我犧盟的叛逆，亦乃國家的罪人，應為全體犧盟同志所徹底認識者。
二、事變一開始，此少數陰謀分子所捏造之唯一口實，第一是山西已局部投降妥協，第二說我被頑固分子包圍，在事實證明我全體軍民依舊在前方與敵浴血苦鬥……始終不渝！但對一切危害抗戰製造分裂的陰謀活動，決不予寬容，陰謀分子之欺騙宣傳，絕不能掩蓋鐵的事實於永久。
三、事變發生以來，使我多數犧盟同志蒙受其害。或不明真相盲從附逆，或迫不得已，被其裹脅，加之各地情況遽變，一時未復常軌，致徬徨歧路莫知所措者亦屬不少。茲所告者，我犧盟政治立場與路線，始終不變，團結不願做亡國奴的人一舉抗敵，是我國的基本精神，今日犧盟的惡運，乃少數分子背叛犧盟所造成，我全體同志應認清是非與利害，勿為無稽謠言所動搖，要百倍的堅定自己的立場，一本以往精神，站在犧盟的旗幟之下，奮鬥到底，我已告知各地軍政當局對各地犧盟同志加以保護，對於明瞭事實真相後覺悟歸來的同志，尤予以切實之保護，望我全體犧盟同志，明辨是非，負起撥亂反正的責任，勿為奸謀所迷惑，是所至盼。
1940年1月，張文昂、韓鈞取得八路軍115師獨立旅支援，1月13日，決死隊獨立七旅34、35團由李梁率宣佈起義。1月14日，駐靜樂之203旅劉璣取得八路軍358旅支援後叛變，將原旅長劉武銘槍決。217旅雷任民、郭挺一會同暫一師續範亭叛變。保安團張雋軒率部投共[16]。
閻錫山：當時隱藏於我犠盟組織內部之別有陰謀偽裝份子掀起晉西事變，以致一部分軍隊被劫持叛變，各地民運工作多陷停頓，各地同志或被叛變份子欺騙宣傳所矇蔽，或為其武力所脅迫，致形成混亂之局[15]。
1957年5月，曾任第二戰區副司令的楊愛源答覆美國留學生葛林： 38年對日抗戰時，共產黨煽動國軍叛變，有人建議將叛變軍官捕殺，閻先生認為應改變人的錯，不應該激發人的錯，未接受。閻先生認為盲目反共，等於雙料共產黨，貽害人類[17]。
閻錫山在事變後之處理：
- 即日電令將韓逆鈞撤職查辦，專案將事實真相呈報中央、通電友軍，並向中央自請處分。
- 曉諭決死二縱隊全體官兵，不聽韓逆謊言，聽命艾（子謙）、白（英傑）二旅長命令到指定地點集合。
- 通令各軍政機關，協助艾白二旅長收容未附逆及逃回之官兵
- 因叛變受害之軍政人員及民眾，下令調查慰撫
- 通告晉省各地民眾，請大家安心協助政府抗戰到底[18]。
中共方面觀點
隨着中共勢力在山西的影響不斷擴大，閻錫山開始對中共及犧盟會、新軍產生一定提防。閻錫山撤退到臨汾後，成立民族革命大學，公佈了《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綱領內容與中共中央發佈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內容類似。另一方面，1938年2月16日，閻錫山成立了以山西舊派人物為主要成員的民族革命同志會並自任會長，以該會與犧盟會、中國國民黨相抗衡。[5][6][7][8][9][10]
1938年2月日軍開始南侵臨汾、運城。1938年2月10日，日軍華北方面軍向其第一軍發佈了向晉南作戰的命令。在此背景下，2月17日第二戰區在臨汾以西的土門村召開會議，決定二戰區所屬部隊分為三路：
- 西路軍（閻錫山的舊晉軍、決死隊）進入呂梁山區吉縣一帶作戰
- 南路軍（衛立煌的中央軍）在晉南中條山地區
- 東路軍（在晉東南地區的第十八集團軍和該地區的中央軍、晉綏軍）朱德、彭德懷就任東路軍正、副總指揮
會後，閻錫山經吉縣過黃河撤到陝西宜川縣秋林鎮。八路軍、山西新軍、晉綏軍同日軍進入相持階段，日軍控制交通要道和大中城鎮，抗日軍民則控制山區。此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晉綏邊區、晉察冀邊區、晉冀魯豫邊區相繼成立。[5][6][7][8][9][10]1938年春季晉東南反九路圍攻，八路軍、中央軍和晉綏軍尚能戰役配合聯合對日作戰。
1938年7月，閻錫山在吉縣古賢村召開晉綏軍軍師長參加的第一次古賢會議，會議開始後閻錫山講話：「這次會議是給你們開追悼會的。但是如果你們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說是慶生會。」「你們的作戰方法，是同敵人死拼，現在你們的力量，已大大減少，再這樣下去，不到三個月，你們就全完了。」「你們反對薄一波他們，你們算什麼？薄某人是大騾子拉馬車，輕鬆得很，你們這些人哪個能趕得上他？哪一個夠格？」「欲抗敵成功，必須先求軍隊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須以弱變強；欲成功，須以弱勝強。」
1938年8月下旬朱德赴吉縣拜訪閻錫山，商定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駐地設立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朱德當場指定王世英任處長，閻亦同意。朱德代表中央和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的王世英談話，指示駐閻部辦事處的任務「一是要拖住他，不讓他投降日寇；二是要支持他，不讓蔣介石把他吞掉，不然，我們陝甘寧邊區同中央軍之間的緩衝地帶就沒有了，將會給我們造成更大的困難；三是要警惕他，隨時準備應付他的反共活動；四是及時掌握閻錫山的動態，隨時向中央報告」。
1938年9月25日，閻錫山再次在古賢村召開由軍政民幹部參加的「抗敵行政工作檢討會議」，會議通過了閻錫山親手制定的《抗敵行政機能十大綱領》、《抗敵人員必戒二十條》、《抗戰必要條件六項》，提出「實行說服行政」、「實行強民政治」、「整理地方武力」、「嚴格執行紀律」等，限制犧盟會的地方行政權力。
1938年10月王世英出任八路軍駐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辦事處處長，負責同閻錫山的第二戰區進行抗日聯絡工作，用公開工作掩護秘密工作，在閻系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核心部門都發展和安排了一批地下黨員，堅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
1939年1月，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舉行，會上確定「容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會後，秘密頒發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淪陷區防節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等文件。其中《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各地方黨政機關關於應付異黨之對象與辦法。必須層層負責，儘量避免書面傳遞之方法。各機關擬具對策時，亦應根據地方事實、環境，立言不可動輒用中央口氣或翻印中央所頒佈之原則。至必須保存之文件，亦應指定忠實可靠人員，嚴密保密，以免泄漏。」各地磨擦和反共活動加劇：
- 1939年3月3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兼山東省第十二區行政特派員和保安司令）所部共3000餘人在博山以東太和莊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團長潘建軍等62名由膠濟路北赴魯南受訓的幹部,在營長呂乙亭率領的護送部隊2個連共270餘人。八路軍除60餘人突圍外，被俘人員全部被活埋。史稱「博山慘案」。8月上旬,秦啟榮親率所部9個梯隊襲擊駐萊蕪縣雪野鎮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司令部，製造了「雪野事件」。8月中旬,又製造了「淄河事件」。
- 1939年6月21日午夜，鹿鍾麟、張蔭梧的河北民軍襲擊深縣劉家莊，八路軍被圍時間長達兩晝夜，損失了400餘人，製造了深縣慘案。
- 駐大別山地區的桂系第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兼安徽省主席、代管鄂東事務，抗戰初期與中共關係親密，把中共鄂皖區黨委請到立煌縣城同城辦公，安徽省抗戰動委會、《大別山日報》等交共產黨人主持，英山縣選派中共幹部楊必聲、魏文伯分任縣長、科長（實為縣工委書記）。對在鄂東的中共張體學部武裝，1939年1月廖磊頒發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集團軍獨立游擊第五大隊正規番號，並贈軍用電台，計發糧餉。1939年春夏，廖磊迫於反共壓力，不得不與中共分手，把中共區黨委包括在廖部工作的幹部全部禮送出境，安全轉移到皖中新四軍駐地。[19]
- 1939年6月12日，駐湘鄂邊區的第27集團軍總司令楊森部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襲擊駐湖南平江縣加義鎮的新四軍通訊處，殺害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兼湘鄂贛特委書記塗正坤、湘鄂贛特委組織部長羅梓銘、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秘書兼江西省委組織部長曾金聲、湘鄂贛特委秘書主任吳淵及通訊處工作人員吳賀泉、趙綠吟等，製造了「平江慘案」。同時，在平江的紅軍家屬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殺者不下千餘人。
- 1939年9月1日，鄂東黃岡行政督察專員程汝懷(桂系)兼第五戰區鄂東遊擊總指揮部總指揮，派遣鄂東遊擊第十八縱隊（前身為湖北保八團）進剿麻城夏家山的中共張體學的鄂東遊擊獨立五大隊，五大隊被迫分散向河南信陽、羅山和鄂東北禮山相連的地方突圍，部隊受到重大損失。黃岡中心縣委組織部長張良卿、五大隊供應處長姚渠、營教導員曹雲路、醫務主任戴醒群，以及醫務、後勤人員等共100餘人被捕後遭殺害，加上軍屬與革命群眾，被殺害500多人，為史稱「夏家山事件」（亦稱「鄂東慘案」）。[20]
- 1939年11月11日，第三十一集團軍少將參謀耿明軒、確山縣長許公超，糾集確山、信陽、沁陽等縣自衛團1800餘人，突然襲擊駐確山縣竹溝鎮的新四軍留守處，殘殺留守處醫院的傷病人員及抗戰官兵家屬200餘人，製造了「確山慘案」。
1939年1月27日，閻錫山從山西吉縣西渡黃河進駐陝西省宜川縣秋林鎮。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閻錫山在陝西省宜川縣秋林鎮召開了秋林會議（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與會者有師長及獨立旅長以上軍官、各區專員及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區幹部、公道團骨幹、犧盟會各中心區及部分縣特派員等160餘人，匯集了新舊兩派的重要人物。犧盟會和新軍領導人薄一波、續范廷、牛蔭冠、雷任民等出席。閻錫山在會上說：[21]
武漢失守後，抗戰越來越困難，二戰區削弱了，只有共產黨、八路軍壯大了。現在，我們要自謀生存之道。
他還提出，「現在天要下大雨，應該準備雨傘。」[21]在會上，閻錫山提出了中心議題即取消新軍的政治委員制，並強調文官不得兼任軍職是蔣介石的命令。這一提議遭到與會的犧盟會和決死隊領導人薄一波、決死隊二縱政委張文昂等人的強烈反對。秋林會議上，閻錫山還提出了「統一編制，統一訓練，統一指揮，統一人事和待遇」的「統一方案」，取消決死隊的四個縱隊和工衛旅，進行改編，目的是把新軍統一於舊軍，會上還提出取消續範亭任主任的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場總動員委員會、限制犧盟會活動、縮小專員權限、取消若干進步法令等。[5][6][7][8][9][10]會後，閻錫山決定將犧盟會控制的各縣政權收回。秋林會議同時，停止活動八年的國民黨山西省黨部重建，趙戴文為主任委員，中統黃樹芬為書記長，10名委員中蔣中正委任6人，閻錫山委任梁化之、李冠洋等4人。會後，閻錫山用各種辦法羈留與會的犧盟會和新軍領導人近3個月不讓其回前線。如韓鈞在「第二戰區校尉級軍官訓練團」第一期當了三個月的指導員。直到經黨的同意，採取表面接受、實際抵制的辦法，答應了閻錫山的要求，取消政委制、按照統一方案分別改編為旅，閻錫山委任舊軍軍官擔任各旅旅長。直到6月份，薄一波等人才被允許離開秋林鎮。
「統一方案」下的決死隊改編：、
- 一縱隊改編為：獨1旅：旅長梁述哉兼，政治部主任牛佩琮；216旅：旅長台耀璽，政治部主任周仲英
- 二縱隊改編為：獨2旅：旅長艾子謙，政治部主任韓鈞兼；196旅：旅長白英傑，政治部主任徐榮
- 三縱隊改編為：獨3旅：旅長顏天明兼，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兼；197旅：旅長趙世玲，政治部主任張鳳閣
- 四縱隊改編為：獨7旅：旅長盧憲高，政治部主任李力果；203旅：旅長劉武銘，政治部主任劉玉衡。
- 政治保衛隊改編為：209旅：旅長張韶芳，政治部主任廖魯言；212旅：旅長孫定國，政治部主任王成林；213旅：旅長郝玉璽（1939年11月從秋林鎮回部隊路上被害），政治部主任紀錦章。
- 工人武裝自衛旅改編為：207旅：旅長郭挺一，政治部主任侯俊岩
以上各旅旅長均為原晉綏軍軍官，政治部主任多數為中共黨員。政治委員製取消。
1939年6月，續範亭的第二督察專員公署保安司令部撤銷，閻錫山委派趙承綬為第二督察專員公署主任、保安司令，統管晉西北的軍、政、民工作。在晉西北各縣建立了「精建會」、「突擊團」等組織，專門進行破壞中共的活動；派「聯絡官」、「視察員」到決死四縱的獨七旅和二0三旅進行策反活動，鼓動舊晉軍軍官挑起事端，使鬥爭尖銳化、明朗化。續範亭的二專署所屬7個游擊支隊中，2個支隊歸入晉綏軍，5個支隊進行改編。其改編結果為：
後來閻錫山又將趙戴文、趙丕廉從重慶調回。這兩人曾在薄一波、張文昂在山西國民師範學校念書時任校長，閻錫山想通過他們勸薄一波、張文昂接受取消新軍政委制，但未能成功。拖到1939年5月底，閻錫山遂向薄一波直接提出，「文官不能兼軍職是蔣委員長的決定，只能執行。我們必須取消專員兼任的政治委員。」當時梁化之給閻錫山分析，稱決死隊一縱隊（當時駐在晉東南）完全是中共控制，三縱隊完全是閻錫山控制，二縱隊是一半對一半，四縱隊不存在專員兼政委的問題，但也可能是一半對一半。薄一波眼看取消新軍政委制已無挽回餘地，便稱「化之說得對，決死一縱隊完全是共產黨掌握的，即使取消了政治委員，也不可能回到山西舊軍序列。不過，我回去，還可以做點工作，你看怎麼樣？」閻錫山同意了。1939年6月初，薄一波、戎子和回到晉東南。[5][6][7][8][9][10]
從秋林鎮回到太岳之後，薄一波隨即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匯報了秋林會議情況並提出對策，獲得北方局的首肯。1939年8月6日，北方局發出《制止閻錫山之動搖與鞏固山西統戰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山西開展反逆流鬥爭的指示》，隨後中共中央以山西省委名義發出《關于堅持山西抗戰克服危險傾向的宣言》。[5][6][7][8][9][10]
這時薄一波已經從專區搬至決死隊一縱隊司令部。1939年6月，薄一波在山西省沁源縣活鳳村召開決死隊一縱隊第三次全體幹部會議，史稱活鳳會議，具體佈置切實掌握部隊。11月初，決死一縱隊第四次擴大幹部會議召開，薄一波作了題為《如何克服目前時局危機與堅持長期抗戰》的報告，指出目前妥協投降危險嚴重，山西的頑固分子反對中共、反對決死隊、反對犧盟會、反對敵後抗日根據地活動日益嚴重，對此種危險形勢必須加強思想準備。薄一波強調要加強組織準備，掌握部隊，鞏固政權。[5][6][7][8][9][10]
1939年下半年，新軍各縱隊都進行了一定準備。比如一縱隊將仍在部隊的原晉綏軍軍官100多人送到白晉公路以東由羅瑞卿主持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分校學習。由政工幹部取代這些軍官的職務。[5][6][7][8][9][10]在晉西南區黨委領導下，從1939年10月開始有計劃的組織幹部撤離秋林地區，11月達到高潮，到事變發生時需要事先撤離的黨員幹部和一些進步群眾都已經撤到新的地區新的崗位。[22]
1939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山西光復紀念日），在陝西秋林的棗林會議室召開了民族革命同志會臨時代表大會，閻錫山作了《抗戰最高峰》的政治報告，在討論同志會公約時，新派老派激烈爭論，最後無果而終。會後，閻錫山留下新軍代表韓鈞不放其回部隊，閻錫山提出調韓鈞擔任山西新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梁化之），韓鈞拒絕。這時，山西舊軍與新軍、舊派與新派矛盾日增，而閻錫山和中共方面日益不信任。山西已成一觸即發的局面。1939年11月，閻錫山下令秋林地區的黨政軍機關人員一律參加國民黨。1939年11月，19軍副軍長梁培璜、61軍副軍長呂瑞英到臨汾與日軍清水師團參謀長山下秘密會談，人稱「臨汾會談」。[22]1939年11月11日，截獲天水行營發出的密令：「十八集團軍擅委河防司令、警備司令，應明令撤銷，另由中央派員充任河防司令，擔任自宜川經延長、延川、清澗、綏德、吳堡、葭縣、神木、府谷一帶之河防任務……軍事方面如陝北由清澗河以北之河防也應否改派其他國軍接替，亦希權宜負責辦理。」11月22日，日軍突然從晉西的鄉寧、蒲縣、大寧、隰縣突然撤退，19軍迅速接防，使得決死二縱隊、政衛二〇九旅、八路軍晉西支隊處於敵、閻夾擊中。
1939年11月16日，召開中國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決定實行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的政策。
此時，賀龍、關向應正率八路軍第一二〇師轉戰於晉察冀邊區的阜平、平山。留駐晉西北的新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帶領護送彈藥的第七一四團兩個營於12月6日到達平山回口村。晉西北的八路軍兵力空虛。新三五八旅主力七一四團，長年執行護送陝甘寧邊區與各抗日根據地之間來往人員和物資彈藥通過敵人封鎖線的任務，本身發展不大，此時，還在執行任務途中。
1939年11月26日，國民政府發動對日軍的冬季攻勢，閻錫山的第二戰區擔任主攻。也在11月26日，梁化之允許從1939年8月就已經在秋林鎮的韓鈞第二天回前線，並叮囑「必須走大路，千萬不要走小路」；韓鈞當天下午就帶警衛員秘密走小路，11月28日安抵二縱隊駐地隰縣義泉鎮（今黃土鎮義泉村）。11月29日，二縱隊召開縱隊領導緊急會議，韓鈞向張文昂、廖井丹、郝德青等介紹了閻錫山要拿二縱隊開刀消滅新軍的緊急嚴峻形勢，以及閻軍配合日軍夾擊消滅一縱隊的陰謀計劃；各路閻軍已經就位，必須爭取主動，不能坐以待斃。二縱隊政委張文昂不了解秋林鎮的政治形勢，對韓鈞的話表示懷疑，當場與韓鈞激烈爭吵。[23]韓鈞心急如火，情緒激動，聲淚俱下，致使緊急會議中斷。張文昂打電報給新軍總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副主任劉岱峰，大意是：韓鈞返部後，召開會議，神經過敏，認為形勢緊張，究竟如何？劉岱峰瞞着梁化之復電：形勢緊張，希按韓的意思行事。張文昂看過復電後，迅即在二縱隊領導會上統一了認識，做出了應對突然事變的緊急安排。韓鈞委託郝德青於12月2日到隰縣張家川（今為龍泉鎮東部）向晉西南區黨委書記林楓匯報。[24]
11月28日，決死隊二縱隊一九六旅十七團同縱隊部與六專署駐地附近繳械了十九軍一個營。[25] 魯應錄(即魯英麟）的新軍四縱隊獨7旅33團展開激戰。魯應錄系原晉綏軍軍官，不聽犧盟會指揮，故雙方發生激戰。魯率團部、第一營、第三營突圍投奔在綏遠的傅作義，由於團內政治幹部沒有防備，最後只跑出80餘人；2營則因營長郭慶祥立場堅決而沒能被帶走。
1939年12月1日，閻錫山以發動冬季攻勢為名，命令決死隊二縱隊於12月5日向靈石、霍縣段的同蒲鐵路實行破擊，同時命舊軍4個軍47個團為預備隊，配置在二縱隊後側。12月1日當天，韓鈞與張文昂聯名致電新軍總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副總指揮陳光斗：舊軍66師在隰縣以東，73師在午城，「在我們背後準備所謂冬季攻勢」，要他們轉告閻錫山，該兩師「無移此必要，恐惹是非，請變更駐地。」12月2日，韓鈞與張文昂再次聯名致電梁化之並閻錫山，請嚴令61軍、19軍各部萬勿輕動，各歸原防。這時陳長捷的61軍從南向北，王靖國的19軍從西向東共計47個團的兵力向二縱隊包圍逼近。同時同蒲鐵路上的靈石、霍縣日軍也在增兵。12月2日韓鈞在下桑峨（今屬寨子鄉）召集196旅的團以上軍政幹部會議，迎擊閻軍進攻的緊急動員和作戰部署，並命令第六團第一營把61軍11月下旬安插在縱隊司令部附近諳正村（今屬黃土鎮）的一個營解除武裝。
12月2日，獨立第二旅旅長艾子謙叛變投靠十九軍。12月3日，王靖國的第十九軍在永和地區包圍了決死隊二縱隊一九六旅旅部，旅長白英傑（白興傑）、參謀長張文龍殺掉政工人員，解決了犧盟會永和縣政府，帶旅部機關投靠十九軍。晉綏軍隨後破壞永和縣、大寧縣等六縣的政府及犧盟會等組織，殺害了洪洞縣、臨汾縣、蒲縣的縣長，襲擊了位於隰縣的八路軍第115師晉西獨立支隊後方醫院，殺害了醫院傷病員。趙承綬則率部進攻駐晉西北的決死隊及八路軍第115師第358旅。孫楚部在晉東南進攻決死隊三縱隊。沁水縣、陽城縣、晉城縣、浮山縣、長治縣等地政府皆被摧毀。12月4日，孫楚搗毀陽城縣犧盟會的《新生報》社，活埋了編輯王良。[5][6][7][8][9][10]
12月4日林楓致電毛澤東、王稼祥、滕代雲、朱德、彭德懷、楊尚昆並各地新軍：「一個重大的突然事變已首先在晉西發動......」。中共中央派彭德懷由延安赴秋林。12月5日、6日，彭德懷先後會見了閻錫山與梁化之。彭痛斥反動分子的罪行，陳述利害關係，表示擁護進步，堅持反對倒退的決心，同時也表示了某種讓步。談話以後，彭向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中說：「閻的上述反動決心有動搖之意。總之，閻投降與反共未到最後決定。」12月6日毛澤東與王稼祥復電朱德、左權、彭德懷、陳士榘、林楓、彭紹輝、羅貴波、趙林並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彭真等《關於晉西南事件中我們的方針的指示》：「晉西南閻部新舊兩軍已發生嚴重武裝衝突，表現着山西舊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質是對抗日的叛變。」「反新軍反抗日的武裝叛變，可能在晉西南、晉西北再擴大化。」我們的方針是：「速即通知進步分子，立刻警惕，準備堅決應付事變。對叛軍進攻決不讓步，堅決有力地給以還擊，並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對叛軍的口號，但不要反對閻。」「在新軍內迅速鞏固黨的領導，不可靠者斷然撤換。」「八路本身嚴加警戒，以防意外，並應給新軍以鼓勵、掩護和支持。」12月6日晉西南區黨委在隰縣張家川召開了區黨委、二縱隊、八路軍晉西支隊部領導人參加的緊急會議，決定在區黨委統一領導下成立晉西南新軍「擁閻抗日討逆總指揮部」，張文昂任總指揮，韓鈞任副總指揮兼前敵指揮，廖井丹任參謀長兼政治部主任，指揮晉西南所有新軍一致行動，包括獨立第二旅、第一九六旅、第六行政區保安旅、政衛第二〇九旅、第二一二旅、第二一三旅。部隊向康城、石口一帶集結、動員、整頓，清洗隊伍中的舊軍官，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調一批軍政幹部到新軍。
12月7日夜，韓鈞命獨2旅6團團長陳稚卿率第1營去偷襲頑軍新編第1旅旅部，結果陳稚卿暗中給人通風報信，導致偷襲失敗。陳稚卿出門沒多久，二縱隊就破獲了閻錫山策動陳稚卿叛亂的親筆密信，韓鈞忙調郝德青的保安旅去堵截，但沒有成功。陳稚卿隨後將第6團政治主任李曙森等6名政工幹部逮捕並槍斃（其中4人逃脫），並企圖帶第1營投奔閻錫山。第1營第2連指導員姚永徵發現了陳稚卿的陰謀，並帶領其他基層指戰員還擊，最終第1營保存了300多人的隊伍。陳稚卿帶着少數人跑到閻錫山。
12月上旬，二縱隊向晉西北轉移期間，二縱隊196旅遊擊12團團長李子法勾結5連長王漢芳、6連排長白岐玉等，密謀拉走部隊投奔晉綏軍，結果密謀泄露，王漢芳、白岐玉都被逮捕後處決，只有李子法帶着一個號手、一個馬夫倉皇逃走。
二縱隊司令員韓鈞於12月7日從隰縣義棠鎮向閻錫山發電報（史稱「虞電」），稱：[5][6][7][8][9][10]
總座百川先生：
王、陳二賊欺我太甚，甘作漢奸。學生誓與二縱隊萬餘健兒，為總座爭一偉大勝利，茲定於十二月十日誓師。此後半月內，恐無暇報告鈞座。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報告恩師最後之一言，勝利的結果將見受教。
學生韓鈞敬叩 印
收到電報後，閻錫山立即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稱：[5][6][7][8][9][10]
韓電對我不稱長官而稱老師，不稱職而稱學生，並說十二月十日誓師，表示不相隸屬了，韓鈞反了！
閻錫山宣佈韓鈞「叛變」，並通電全國對其進行討伐：「韓鈞着即撤職查辦。所有獨二旅、一九六旅部隊着艾、白兩旅長妥為收撫。其不甘附逆率部來歸者，准予免究。如有甘心附逆之徒，則命令剿除。」並任命陳長捷為剿叛總指揮，指揮61軍、19軍等進攻新軍。故國方有稱「韓鈞事件」、「韓鈞誓師叛變事件」。閻錫山秘密移防秋林附近的官莊村，直到四、五天後局勢明朗才搬回秋林鎮。
晉西事變爆發後，閻錫山曾對山西省犧盟會全體人員發表文告稱，
閻錫山將軍告晉省全體犧盟同志[15]
自綏東抗戰以來，我犧盟在全國抗戰歷史上，有它光榮偉大的功績，這都是我全體犧盟同志艱苦奮鬥的收獲。不幸隱藏於我犧盟組織內部之別有陰謀的偽裝分子掀起晉西事變，以致一部軍隊被劫持叛變，各地民運工作多陷停頓，各地同志或被叛變分子欺騙宣傳所矇蔽，或為其武力所脅迫，致形成混亂之局，大敵當前，遭此變故，實所痛心！事實如何，不能不為我全體同志道之：
一、晉西事變爆發之後，我陸續從背叛犧盟分子所發之一切言論文件，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他們已經赤裸裸自招了他們的立場，和他們對犧盟的企圖，充分證明了這些別有組織背景的偽裝分子，一向在犧盟內部所進行的各種陰謀活動與政治企圖。我為抗戰排除萬難成立犧盟會，並為適應抗戰緊急需要大量提拔青年幹部，原期對國家民族盡最大力量，不意此等偽裝分子混入內部，只為部分利益，不顧民族利益，際此抗戰進入千鈞一髮的階段，脫離國家民族立場，捏造事實，進行分裂……此不惟是我犧盟的叛逆，亦乃國家的罪人，應為全體犧盟同志所徹底認識者。
二、事變一開始，此少數陰謀分子所捏造之唯一口實，第一是山西已局部投降妥協，第二說我被頑固分子包圍，在事實證明我全體軍民依舊在前方與敵浴血苦鬥……始終不渝！但對一切危害抗戰製造分裂的陰謀活動，決不予寬容，陰謀分子之欺騙宣傳，絕不能掩蓋鐵的事實於永久。
三、事變發生以來，使我多數犧盟同志蒙受其害。或不明真相盲從附逆，或迫不得已，被其裹脅，加之各地情況遽變，一時未復常軌，致徬徨歧路莫知所措者亦屬不少。茲所告者，我犧盟政治立場與路線，始終不變，團結不願做亡國奴的人一舉抗敵，是我國的基本精神，今日犧盟的惡運，乃少數分子背叛犧盟所造成，我全體同志應認清是非與利害，勿為無稽謠言所動搖，要百倍的堅定自己的立場，一本以往精神，站在犧盟的旗幟之下，奮鬥到底，我已告知各地軍政當局對各地犧盟同志加以保護，對於明瞭事實真相後覺悟歸來的同志，尤予以切實之保護，望我全體犧盟同志，明辨是非，負起撥亂反正的責任，勿為奸謀所迷惑，是所至盼。
1939年12月8日，第209旅與晉綏軍開戰前夜，一直監視着第209旅51團團長郭生財的團政治主任王樹君，派警衛員將郭生財及其親信8連連長董經寰秘密逮捕，並押到野外就地處決。
12月9日，毛澤東對晉西事變的估計和方針又作了補充指示，認為，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其目的在向我們示威，取得我們讓步，以便他能確實掌握晉西南、晉西北兩區，壓倒新派與我們的力量，以準備實行投降時的比較有利陣地」。但目前閻本人「對實行投降與公開反共，似尚未下最後決心」。「整個說來，現時局是佈置投降的時期，未至實行投降的時期」。我們的方針，「堅決反擊閻之進攻，力爭抗戰派的勝利」。
1939年12月晉西事變前夕，八路軍駐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辦事處將所了解的有關閻陰謀活動情況隨時電告中央，並設法幫助在秋林的犧盟會、決死隊幹部和介紹數百名進步青年學生撤往延安。尤其是王世英通過關係搞到蔣介石簽發的絕密文件《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送往延安。
閻錫山宣佈討伐決死隊二縱隊後，派出六個軍向隰縣、孝義一帶攻擊。
由於中共方面薄一波等人已經做好了防範，所以閻錫山的討伐並沒有獲得多大成效。晉西事變爆發後，薄一波向決死隊各部發出電報，要求所有新軍部隊必須明確支持二縱隊。一縱隊還動員了三個主力團準備支援。中共方面在事件中始終堅持擁護閻錫山抗日的姿態，並沒有攻擊閻錫山，而是將矛頭對準晉綏軍的高級將領們。決死隊各部和犧盟會領導紛紛致電閻錫山，抗議王靖國、陳長捷、趙承綬、孫楚挑起事件。新軍在事件中還得到了八路軍的支持。晉西事變中，新軍三縱隊有四個團，二縱隊有小部分倒向閻錫山，其他新軍33個團均離開了閻錫山。[5][6][7][8][9][10]
事變發生後，為了應付晉綏軍的進攻，決死隊發動了「反頑戰役」。12月9日，決死隊開始發起反擊，以一部就地作戰，主力則分為兩路，一路出擊隰縣，一路出擊石樓縣、永和縣，然後會師隰縣午城鎮，直取大寧縣、蒲縣。12月10日，政衛第209旅2個團出擊隰縣縣城之部消滅晉綏軍第十九軍一個團部及一個營；出擊石樓縣、永和縣的部隊則因遇阻而未能按原定計劃和出擊隰縣的部隊會師。12月14日，陳長捷率7個團進攻第六行政區保安旅，佔領汾西縣暖泉頭（今屬勍香鎮）；黃驊率領八路軍第115師晉西獨立支隊第2團及政衛第209旅第52團一部前來增援，一晝夜後擊潰陳長捷部，追擊數十里。
晉西南黨委從11月下旬在隰縣張家川召開區黨委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區黨委林楓、張稼夫、王達成、黃驊、龔子榮及部隊領導同志陳士渠、張文昂、廖井丹等，12月9日會議討論了晉西南的形勢，認為突然事變已經開始，頑固分子已在實踐其妥協投降的陰謀，如果能予以迎頭痛擊，尚可能推遲投降局面，決定：（一）晉西南陣地一定要堅持，驅逐叛軍出晉西南，進步政權與群眾利益一定要保衛。（二）要快干，要主動的武裝自衛。（三）武裝鬥爭，要由新軍出面來干，反對舊軍解決新軍，要求晉東南、晉西北給以幫助，集中晉西南新軍，免被各個擊破。（四）八路軍開始時不參加戰鬥，保持靠近新軍。會後，迅速集中新軍、八路軍（只有支隊部和一團、二團尚在河東）於隰縣康城、石口一帶。12月7日至8日，中共晉西南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隰縣高家條召開，林楓代表區黨委總結了過去的工作，主要講了當前的形勢、黨的方針和緊急動員工作；王達成做組織工作的報告：抗戰以來，晉西南區共建立地委四個（汾孝稱中心縣委），縣委二十六個，區委八十三個，支部八百三十八個，共有黨員一萬七千八百六十九人，大會選舉產生了區黨委委員和候補委員，委員：林楓、王達成、張稼夫、龔子榮、陳士渠、黃驊、王文達、劉文珍；候補委員：楊尚儒、武永祥。大會選舉出中共七大代表：林楓、王文達、彭德、馬平定、解學恭、梁樹棠等。因為晉西事變發生，大會只開了兩天就告結束。
鄉寧地委武裝部部長兼一一五師獨立第一支隊第一大隊政委彭之久率領一大隊到汾南地區領導軍政民工作，整理政衛二一二旅，收集幹部，堅持汾南工作。政衛二一三旅旅長郝玉璽從秋林返回途中在吉縣被閻軍34軍殺害，部隊沒有及時轉移，12月31日被閻軍包圍，此日突圍，轉移到太岳沁源縣，損失慘重。
12月12日夜晚獨二旅第6團團長在汾西縣它支村（今屬勍香鎮）陳雉卿在團部奉命率第一營返回二縱隊司令部（駐霍縣）途中,突然綁架團政治部主任李曙森、組織科長任景龍、宣傳科長廉指明、民運科長王勁虹、一營教導員王潤、二連長田運齊等，在一條山溝里就地槍決……,陳的叛變陰謀被二連指導員姚永貞察覺,姚與陳周旋後即回連隊,一面派人向附近的一九六旅部隊緊急求援,一面把機槍班掌握在手中,旋即向陳雉卿射擊。這時，韓鈞派二縱隊游擊十七團部隊已趕到,進行截擊,陳雉卿急忙帶領警衛人員和少數軍官逃走。
12月12日晉西北閻軍趙承綬、郭宗汾部向新軍決死四縱隊形成包圍形勢，四縱隊內部反動軍官也準備隨時下手。決死第四縱隊發生營長支長祿無理扣押政治教導員、連長萬春祥毒打政治指導員的事件。四縱隊政委雷任民、獨七旅政治主任李力果、二0三旅政治主任劉玉衡及其他在部隊領導金敏、劉仰嶠、羅萍、王黎生等召開黨委與部隊行政領導人參加的緊急擴大會議，政委雷任民主持會議，會議認為在晉西北，趙承綬已佈置好向決死四縱隊進攻，四縱隊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必須當機立斷，爭取主動，搶先下手肅清內部的頑固軍官，完全掌握部隊，集中力量對付外部的敵人。會議最後決定：12月12日夜全軍同時行動。按計劃一舉逮捕了兩旅部和二十團、三十四團以及隨營學校的頑固軍官，取得了完全的勝利。12月13日部隊迅發，突破日、偽、頑的包圍，從交城山中轉移到嵐縣普明鎮一帶，靠近晉西北區黨委和新三五八旅指揮機關。並派閻步沄到嵐縣王獅向中共晉西北區黨委副書記羅貴波匯報行動計劃。13日，決死四縱隊二0三旅劉仰嶠、劉玉衡帶領十九團解決了旅部，逮捕了陰謀發動武裝叛變的旅長劉武銘等反動軍官，現場搜查出刻好的「忠勇抗日義勇軍」圖章及委任狀等。獨七旅方面，12月12日夜三十四團政治主任姚仲康敲開團長褚適褐的房門，以單獨聊天的名義突然掏槍將其逮捕，團長的4名警衛員也都被團附王蘭麟帶人拿下，七連長楊立言企圖率7連叛亂，也被騙到團部逮捕，幾天後褚適褐及其親信楊立言等都被就地處決。12月12日夜，第203旅19團2連奉命去第20團團部逮捕團長劉鴻緒，結果被其察覺，劉鴻緒指揮團部及通訊班，依託駐地工事與第19團發生交火，待天亮後逃出駐地，與團機槍連李志華部會合後，又找到單獨出逃的獨7旅旅長盧憲高帶三十四團的八、九兩個連逃閻錫山處。與此同時，十九團政治主任楊葉澎內外配合，把二十團的隊伍也拉了出來。四縱隊根據區黨委的指示，於十六日轉移到嵐縣，向彭三五八旅靠攏，清理內部，鞏固部隊。
12月13日，賀龍、關向應、周士第、甘泗淇致電晉西北區黨委副書記、新三五八旅政治委員羅貴波，對晉西北共軍部署提出意見：彭三五八旅旅部與七一四團應集結於普明與赤堅嶺（嵐縣西南五十里與方山縣交界處）之間，赤堅嶺必須控制在我軍手中，以保持戰略上的機動；警六團應集結於岢嵐、保德、五寨三角地帶，以策應續範亭部；獨立一團、獨立二團靠近決死四縱，取支持之勢；在政治上，應召集新軍中的黨員負責同志，作應變的具體部署；要清醒地估計到新軍因幹部成分複雜而產生分化的可能，對於事變中的壞分子應斷然處置。這些意見是有預見性的，但是，沒有得到充分的貫徹。
12月16日，趙承綬在興縣召開高級軍事會議，部署軍事行動，企圖消滅晉西北的決死四縱隊等抗日新軍武裝。12月18日續範亭中途退席，趕到嵐縣（王獅鄉）史家莊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晉西北區黨委，當時駐興縣的閻軍有趙承綬騎兵第一、二、三團，步兵第六十八師、七十一師，雜牌軍游三師等；郭宗汾的三十三軍駐臨縣。晉西北區黨委與續範亭商定，調暫一師三十六團來嵐縣（梁家莊鄉）裴家莊、百化宇、祁家莊一帶，與新三五八旅七一四團留下的1個營靠攏，準備應付即將發生的突然事變，同時，命令警六團、工衛旅、暫一師等部隊迅速以營、團為單位集結待命。12月24日，三十六團到達嵐縣地區佈防，搶佔了赤堅嶺。
12月18日，第四十七軍軍長李家鈺，在晉城城內下元巷秘密策劃、同時實施襲擊晉城抗日縣政府、決死三縱隊獨立第三營駐地書院頭，逮捕抗日幹部100餘人，突圍中教育科長黃祟武、公安局長宋鏡溪、指導員張相之、政治指導員張小峰、二區區長宋國英、青救會幹部宋致國等16人犧牲，繳去決三營、公安局槍支400餘條，晉城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陳立志在老百姓的掩護下，男扮女裝，由其他人抬着轎逃去河南。突圍出來的立刻向李寨鄉土嶺村轉移，中共晉豫地委決定臨時成立了晉、沁、陽三縣工作委員會及聯合辦事處（分別簡稱三縣工委、三縣聯辦），內設民運部、武裝部和各群眾抗日救亡團體。工委書記由原中共晉城中心縣委書記史向生擔任，委員由原中共陽城縣委書記胡曉琴和原中共沁水縣委書記王逸飛擔任，辦事處主任由原晉城中心縣縣長（中共黨員）宋乃德擔任，副主任原陽城犧盟會特派員魏永生，原沁水縣縣長（中共黨員）宋筠擔任。晉、沁、陽三縣軍政民幹部共約800人聚集在高會、土嶺及附近地區。同時唐支隊在唐天際司令員率領下，駐紮在高會執行保護地委機關的任務。以黃河劇團為名義的濟源、孟縣黨的領導機關也駐在土嶺村。此時，被土嶺附近村的國民黨員張恆功，土嶺村王學如向國民黨晉城黨部告密，他倆人又親自引路，帶着第四十七軍第523團、已叛變的決死三縱孫瑞琨第八總隊，於1940年元月4日凌晨，兵分兩路將土嶺村包圍。抗日政府幹部倉促應戰，當時在村的決死三營只有兩個排的兵力，除宋乃德等少數人攜帶縣政府銅印向西南突圍到沁河灘外，犧盟會秘書苗蓬在突圍中重傷犧牲，十多人戰死，營長史景班、二連連長郭瑾負責掩護轉移也被抓走。向東北方向突圍有83人都被俘，史稱「土嶺事件」。
1939年12月19日，三縱隊五專署保安10團團長盧有年陰謀串通保10團一營長李廣興等頑固派軍官發動叛亂，結果陰謀敗露落荒而逃，最後只拉走了1營的一個連。
12月21日，決死隊主力及八路軍第115師晉西獨立支隊共6個團攻擊據守孝義縣水頭鎮[需要消歧義]的晉綏軍第十九軍一部，因對方已經集中兵力，未能攻克，不得不撤出戰鬥。22日，決死二縱隊、晉西支隊在隰縣石口、水頭地區一帶與閻軍激戰後，此時，汾孝地區狹小，無迴旋餘地，處於日閻夾擊中，晉西南區黨委作出突圍到閻軍後方之決定：（一）第六專員行署及部隊後方、俘虜隊共兩千人，由馬佩勛率領送往太岳區；（二）王達成率領決死二縱隊游三團一個營匯同甘一飛領導的四大隊留汾孝地區堅持游擊戰爭，並掩護隱蔽在群眾中的幹部；龔子榮和劉文珍、解學恭帶領三大隊和靈石大隊堅持洪趙地區的游擊戰爭並整頓黨的組織。（三）決死二縱隊主力和晉西支隊組成兩個梯隊，新軍作為第一梯隊，八路軍第115師晉西獨立支隊作為第二梯隊，出弓陽、關上，西進中陽、石樓，沿黃河南下，突圍到閻軍後側，與閻軍「換防」，直搗晉綏軍的根據地永和縣、大寧縣、吉縣、鄉寧縣。12月23日，兩梯隊順利抵達中陽縣境內。第一梯隊南下，第二梯隊西進，第一日佔領留譽，殲33軍一個營。第二、三日，在三交激戰兩日，殲二零二旅兩個團大部，但第一梯隊南下受阻，撤回與第二梯隊會合。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反磨擦問題。毛澤東指出，現在閻錫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軍便是投降，樣子上還未投降，實際上已反共，樣子上還沒有公開反共。我們要利用閻的這種矛盾，在擁閻之下反閻。在這種矛盾之下我們可以取得勝利。毛澤東判斷：晉西北新軍力量加上中共力量，可能造成優勢，在反投降派的鬥爭中，如果方針不錯，是有勝利把握的，並致電八路軍總部並賀龍、關向應，立即開一個團過路西作預備隊，但師部不要來。同一天，毛澤東、王稼祥致電晉西北區委和八路軍總部等，指出，「閻已令趙承綬調兵（向北）進攻四縱隊，武裝衝突勢不可免，應立即準備作戰，繼續鞏固新軍。武裝衝突不應由新軍先發動，而應在趙承綬進攻時，新軍佔有利陣地，取防禦姿態反攻而消滅之。」12月25日，軍委參謀長滕代遠受命急赴晉西北。當日下午經綏德時，與王震會談，交換對晉西北鬥爭的看法。滕代遠代表中央，要求王震在適當時機，組織力量東渡黃河配合新軍作戰，堵截趙承綬的退路。12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電令一二0師主力日夜兼程回赴晉西北，並令彭八旅接應決死二縱隊和晉西支隊北上。
1939年12月23日上午，決死第三縱隊第八總隊總隊長孫瑞琨趁着政治部主任陳士平外出開會的機會，下令各分隊（排）以上幹部集中到沁水縣苗溝村的總隊部年度點驗，待各大隊、中隊、分隊隊長及指導員進入會場後，副總隊長袁士鏈立即帶着一個全副武裝的連包圍了會場，把所有政工幹部和進步軍官共64人逮捕，第八總隊政治主任陳士平開完會回到總隊部後也被抓。孫瑞琨派親信、總隊部副官趙冠群押送這些人去川軍李家鈺第四十七軍。押解途中，第1大隊教導員閻軫之掙脫繩索要逃走，被趙冠群當場殺害。12月23日晚九點，第八縱隊抵達晉城縣大陽鎮大南溝村後，總隊政治主任陳士平、組織幹事張師周、中隊指導員仝振德、謝國璽、中隊長溫東賢、塗成、李栓等都趙冠群下令就地殺害。剩下的56人則被孫瑞琨移交給孫楚，扣押在第三行署總部。
晉西南地區新軍由於連續作戰20餘日，極度疲勞。而頑軍正以數倍兵力逼進，面臨被晉綏軍包圍的危險，晉西南區委決定北上轉移到晉西北，報告中央同時即開始實施。12月27日晚，決死二縱隊和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在柳林鎮東西兩側過三川河與公路通過日軍封鎖線，進抵臨縣招賢鎮、任家山，整編為6個團八千人。這時接到中央軍委指示，在舊軍強大力量進攻下進入晉西北是正確的，應當繼續北上，與八路軍主力會合。12月30日，又轉移至離石、方山、交城、靜樂地區。駐防於晉西北的晉綏軍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集中騎兵第一軍八個團的兵力，在白文鎮、（東會鄉）寨上村、開府、方山一線，企圖阻止晉西北新軍南下，並以郭宗汾的三十三軍六個團在臨縣以南阻止晉西南新軍及晉西支隊繼續北上。
12月25日第197旅旅長趙世玲率旅部和該旅第9總隊(王壽堂)叛變。
12月26日，趁着旅長顏天明、旅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外出開會，決死第三縱隊第七總隊長張濟逮捕了決死三縱隊政治主任張鳳閣、第7總隊政治部主任郭鴻璜以下24人。獨3旅旅部在第7總隊挾持下叛變。事後，為表彰張濟解決獨立3旅旅部的功勞，閻錫山下令將第7總隊和一部分叛軍合編為晉綏軍第207旅，下轄兩個團共2000餘人，並將張濟提拔為該旅旅長。
12月28日，閻軍第三十四軍以召開聯防會議為名，將新軍政衛二一三旅參謀長張煥騙去扣押在軍部。於12月30日晚，三十四軍六個團、六十一軍三個團和八十三軍新編十四團，在三十四軍軍長彭毓斌的指揮下，從南、北、西三個方面，向鄉寧縣（雙鶴鄉）周家嶺一帶的二一三旅發動了進攻，戰鬥首先在五十七團陣地打響，31日晚五十七團撤到（襄汾縣古城鎮）盤道村與旅部和五十八團會合後，向襄陵縣(南辛店鄉)劉莊方向轉移。
12月29日，彭紹輝率領的七一四團主力，完成護送彈藥到河北平山縣一二0師師部的任務，返回途中在太原以北的（陽曲縣泥屯鎮）耀子村殲日軍二個中隊，於29日晚趕回嵐縣史家莊。至此，晉西北八路軍擺脫了被動局面。
12月30日，毛澤東電令賀龍、關向應：你們需準備一切，將整個晉西北化為第二個五台山；希與王震密切聯絡，準備將綏德等五縣化為根據地。考慮到一二〇師主力回調尚需要一定的時間，特令三五九旅七一七團東渡黃河，在磧口地區配合(針對舊軍的)作戰。中共中央軍委電令：一二0師彭三五八旅與決死四縱隊從嵐縣出發，接應決死二縱隊和晉西支隊繼續北上；並令一二0師主力星夜返回晉西北，準備反擊閻軍的進攻。30日，晉西北區黨委在嵐縣史家莊召開軍政幹部緊急會議，決定了行動計劃和作戰部署，成立了「晉西北擁閻抗日討逆總指揮部」，續範亭任總指揮，雷任民任副總指揮，羅貴波任政委。同時，部署了軍事行動。這就形成了決死二縱隊由南、決死四縱隊等部由北夾擊趙承綬、郭宗汾等部的態勢。以決死第四縱隊的四個團及暫一師三十六團分編為左右兩個縱隊，由彭紹輝指揮分別向方山、臨縣白文鎮方向出擊，衝破頑軍的阻截，打通道路，接應二縱隊與晉西支隊北上；以七一四團及保安第七團為預備隊集結於嵐縣地區，並對靜樂日軍警戒；以決死第四縱隊第十八團進佔興縣，摧毀興、嵐兩縣的舊政權和公安局，控制黃河邊的黑峪口，以保障我軍與陝甘寧邊區的交通；以工衛旅兩個團由岢嵐開至興縣以北的魏家灘，相繼消滅駐在保德的頑軍第200旅；以暫一師三十七團警戒五寨方向的日軍；調警六團自雁北趕回保德、五寨間，相繼消滅頑軍第十一行政督察區楊集賢保安部隊；在文、交地區的工衛旅第二十二團及彭三五八旅的獨立二團一營消滅頑軍暫編第一旅薛文教部。
12月31日，毛澤東、王稼祥發出《關於晉西事變以及我軍軍事部署的指示》，指出「目前整個形勢，閻以全力進攻晉西南，準備得手之後，轉攻晉西北，隔斷華北與邊區以及華北各個區域的聯繫。為此目的，中央軍正在晉東南發動並準備隨時增加晉西南的戰爭」。為此，三五八旅及晉西北之新軍，立即集中於適當地區，準備戰鬥，由一二〇師派出兩個至三個團到晉西北，「賀、關即出發到晉西北指揮戰爭，愈快愈好。」「原在（晉察冀）軍區周圍所有閻之舊勢力，均由聶即行（有）計劃地掃光。」
由於賀龍的部隊集結、補充衣被鞋襪等問題上存在實際困難，一時無法啟程。賀龍嚴厲批評了參謀長周士第、供給部副部長范子瑜，令范子瑜10天之內完成物資補充。賀龍每隔1天就要把范子瑜找來問一次進展情況。賀龍根據部隊集結、物資補充情況和行程估計，1月中旬方能趕到晉西北，這樣，有可能喪失反頑時機。賀龍、關向應於1940年1月1日向毛澤東報告，決定率兩個團先期赴晉西北，建議由王震率3個團與晉西北我軍及新軍相配合，以轉變時機穩定局勢。此時蔣鼎文放出風聲，要驅逐三五九旅，派兵接防綏德河防。
12月1日至9日，晉西北新軍先後佔領（東會鄉）寨上、開府、陽坡、馬坊、方山、白文鎮，從東、北兩面將閻軍壓縮在臨縣城附近。此期間，決死二縱隊、晉西支隊由招賢鎮進至靜樂縣米峪鎮、天池店地區。
193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晉察冀邊區先後粉碎了閻軍白志沂（第十行政區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保安司令）、楊澄源（山西保安副總司令）、金憲章（新二師師長）的挑釁。雁北閻軍白志沂部1939年9月開始，勾結日偽軍和渾源土匪喬日成部，進佔了八路軍根據地的靈丘縣、廣靈縣，並侵入渾源縣南部。經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司令員會同一二〇師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北方分局書記彭真批准，1940年1月2日，三五八旅旅長張宗遜、政委張平化指揮七一六團、七一四團和動委會察綏支隊（雁北支隊）等部，消滅白志沂部於渾源二區（今官兒鄉），俘虜400餘人，白志沂在（應縣白馬石鄉）鹿圈掌戰鬥中化裝為老百姓逃脫，與鐘有悌率幾十人逃亡綏遠黃河邊。白志沂部潰兵全部被喬日成收編，第十九團團長、渾源縣長張國仁隻身逃入大同，被大同日軍所殺。[26]
1940年1月初，西雁北地區在晉綏邊特委的統一領導下，在決死四縱隊十八團二營及地方武裝的配合下，一舉摧毀了左雲、懷仁、右玉、朔縣等閻軍政權。1月3日，工衛旅在晉西北區黨委的領導下，逮捕了該旅旅長郭挺一。
1月5日，為兼顧晉西北戰局和邊區安寧，毛澤東作出一系列決策：「晉西北有賀、關率兩個團去，可以保障逐漸消滅舊軍化為根據地」，「王旅除派一部過河策應，主力仍不動」。「一、晉西北作戰由賀、關直接負責；二、王震及其主力不能東渡，以防蔣鼎文對陝北的進攻，只能派一二個營相策應。」命令王震準備派一部力量，在戰事發生時，以打日寇為名過河聲援，箝制舊軍，王震本人及主力不宜過河，因牽動太多。晉西北關係全局，呂梁已失，靠奪取晉西北作戰樞紐。
1月7日，賀龍指示彭紹輝、羅貴波：機動靈活迅速消滅騎一軍，取得方山；消滅白文鎮趙承綬部；立即解決郭挺一。
1月9日，中央軍委總參謀長滕代遠來到嵐縣史家莊的晉西北抗日擁閻討逆總指揮部，統一指揮軍事行動和作戰問題。
考慮到一二〇師確不能及時抵達晉西北的現實和賀、關的建議，毛澤東稍微調整了對三五九旅的安排，1月10日電告王震能否考慮派一個團過河進至磧口以東臨縣以南地區，牽制臨縣之敵軍策應北面作戰，如遇舊軍由南向北進，則消滅之。1月10日，賀龍和關向應率師直屬隊、特務團、七一五團為第一梯隊回返晉西北。1月10日，在滕代遠統一指揮下，晉西北新軍自白文鎮和方山兩路向臨縣趙承綬、郭宗汾部發起進攻。決死二縱隊、晉西支隊、政衛旅、二0九旅從東面進攻，彭三五八旅、決死四縱隊、暫一師、工衛旅從北面進攻。同時，軍委命令王震的三五九旅七一七團（劉轉連）東渡黃河，在磧口地區相繼配合戰鬥。
1月13日，晉西北左、右集團兩路同時迫近臨縣城郊。當晚，趙承綬、郭宗汾部怕被我軍殲滅，棄城逃走。1月14日，晉西南、晉西北我軍勝利會師臨縣，此次戰鬥俘虜400餘人，繳獲馬匹400餘及大量槍支彈藥。1月15日，在臨縣城召開會師大會和慶功會。1月16日，追擊部隊在招賢鎮、田家山殲其一部；三五九旅七一七團在磧口截其一個團，殲其四百餘人，趙、郭二部主力越過離軍公路逃向晉西南。黨中央根據統一戰線政策，命令四縱隊等部將趙、郭閻軍追至汾離公路以南即停止前進。1月19日，賀龍、關向應率部進至晉西北臨縣窯頭，晉西北危機基本解除。1940年1月20日，晉西南和晉西北的新軍部隊在臨縣會師，召開了祝捷與會師大會。晉西北反頑固戰役勝利結束。
1月24日，賀龍、關向應趕到嵐縣史家莊，與滕代遠、林楓、趙林、彭紹輝、羅貴波等會面。此時，反頑鬥爭雖已取得勝利，但留下了許多亟待處理的問題，如晉西北頑固派武裝尚未全部肅清，由同蒲路以東跑來的閻錫山第十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白志沂、第十一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楊集賢部尚盤踞在晉西北的北部；新軍、犧盟會經過這次事變，亟待整頓和補充；各級政權尚須改造或重建；極度困難的財政經濟問題必需解決；以及準備對晉西南閻軍實施反攻等等。滕代遠向毛澤東報告：「晉西北黨政軍民統一領導，由賀、關負責，當可大力加強。」賀龍、關向應則希望滕代遠在晉西北多逗留一段時間，協助他們做好工作。2月2日至8日，一二〇師部主力分批抵達晉西北臨縣。1940年2月初，賀龍決定新三五八旅七一四團和暫一師三十六團開赴岢嵐、河曲、保德，解決北邊的頑固派。賀龍到新三五八旅旅部，親自同該旅旅長彭紹輝等談話：「你們到北邊去，解決那兒的頑固派，要在那兒建設根據地。要把那裏當成你們的家，將來要在那裏搞個分區，交給你們。」1月31日，七一四團和三十六團出發北上，2月7日在興縣魏家灘張家墕村消滅了閻錫山的侯光遠部游擊第三師800餘人，接着，2月13日在河曲縣以第36團到（縣城東南2公里）唐家會村斷敵退路，警備六團由呂家墕攻擊（五花城鎮）大捻墕、小捻墕的白志沂部，七一四團由（巡鎮鎮）五門樓村進攻沙坪、河合、五花城之楊集賢部，獨立一團為預備隊，將白志沂、楊集賢兩部700餘人全部肅清；第十一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楊集賢逃往河西，臨行將羈押的河曲縣犧盟特派員、地下縣委統戰部長焦克顯，中共黨員、河曲縣公道團長管允賢，三區區委書記高向智、槍佛墕村農救會秘書賈山等押過黃河，在灰口村河灘剜目用棍棒打死[27]。八路軍又勸說察哈爾游擊司令馬占山、駐河曲縣城的第八十六師高雙成兩部，退回到他們原來所在的綏遠和陝西府谷等地。從此，晉西北結束了抗戰以來兩種軍隊、兩種政權並存的局面。2月中旬，晉西北地區的頑固派勢力全部被肅清。[28]反頑固鬥爭取得勝利後，河曲縣各界於1940年2月15日在巡鎮為焦克顯、管允賢、高向智、賈山四烈士召開萬人追悼送殯大會。
1940年1月上旬，在鄉吉地區建立起晉西南工委。彭德任書記，郭達任組織部長，廉懷德任宣傳部長。北方局發來指示信，要求晉西南黨的組織轉入地下，以公開社會職業做掩護，進行合法活動；暴露身份的黨員撤到太岳根據地；政治上表現動搖的黨員，堅決切斷組織關係，派一些黨員幹部打入到敵人內部，給我們提供情報。戰役結束後，晉西南被晉綏軍全面佔領。[5][6][7][8][9][10]
在此期間，第八集團軍孫楚所部，聯合部分中央軍向在晉東南地區的新軍決死第一、三縱隊和八路軍發動進攻。新軍和八路軍奮起自衛，打退了進攻。決死三縱隊7個團，有4個團被孫楚拉走。決死第三縱隊損失慘重：叛變了一個縱隊司令部、一個旅部、3個團、1個營，被國民黨軍消滅1個營，共計損失4000餘人，各種物資不可計算。此外，由陽城經晉城東溝、高平宰李、陵川禺居到長治、武鄉的這條連接黨中央與八路軍總部的地下交通線亦被破壞。晉城、高平、陽城、陵川、沁水5個縣所有的抗日政府、犧盟會、各救會均被摧毀，大批基層黨組織遭到破壞。決三縱餘部1940年2、3月間陸續集結在壺關、平順。1940年4月底，日軍進攻晉城一帶。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孫楚率部撤退前，於農曆五月初一在陽城縣岩山村秋川河灘把決死三縱隊第197旅政治主任張鳳閣、第七總隊政治主任郭鴻璜、第9總隊政治主任郝廷珖、浮山縣抗日縣長武之誠、陽城犧盟特派員江濤（女，吉林省延吉縣人）與張哲、第七總隊第一大隊長盧正維、第七總隊第二大隊指導員王恩俊、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指導員何希聖、第七總隊政治處組織幹事（黨總支書記）王貴廷、第七總隊中隊指導員李發先、寧翔高、仇星彩、第九總隊政治處組織幹事楊鳳鳴等24名被捕的決死三縱隊黨員領導幹部活埋。
1940年2月4日，賀龍和關向應率領一二0師主力從恆山地區星夜趕回晉西北，根據晉西北的形勢重新作了軍事部署，決定將決死二、四縱隊及八路軍晉西支隊和一二0師部共14個團佈置在南線，以防閻軍從晉西北進犯；北線由三五八旅主力及暫一師三十六團等部負責殲滅盤踞在河曲、保德、苛嵐、五寨的閻軍。同時決定，決死第四縱隊行政上屬晉西北新軍指揮部，訓練與作戰完全由八路軍一二0師領導。
1940年1月24日，由晉察冀一分區第一團（團長宋玉琳、團政委朱遵斌）、四分區第五團（團長陳祖林、團政委肖鋒）、冀中軍區警備旅（旅長王長江、政委曠伏兆，共2個團）組成「南下支隊」，陳正湘任司令員、劉道生任政治委員、參謀長晨光，準備開赴晉東南參加反頑自衛作戰。1月30日冀中軍區組成南進支隊，由程子華率領開赴冀南，參加反擊石友三部的挑釁活動；晉察冀全邊區掀起了「反投降、反頑固」的群眾運動。1940年2月7日農曆大年三十夜，聶榮臻、呂正操、羅瑞卿帶抗大總校,隨晉察冀軍區南下支隊，在微水附近越過正太路封鎖線，經過幾天急行軍，經昔陽、和順、遼縣，2月23日到達到達八路軍總部所在地武鄉縣王家峪。3月5日至8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進行了「磁（縣）武（安）涉（縣）戰役」，殲滅朱懷冰第九十七軍3個師1萬餘人；在3月8日的關鍵戰鬥中，宋玉琳、朱遵斌親自帶領晉察冀一團的二營、三營，直接衝進朱懷冰第九十七軍軍部，俘虜了朱懷冰的參謀長、司令部人員甚至他的家眷，只有朱懷冰本人帶了少數人員僥倖逃脫。1940年6月陳正湘率南進支隊返回晉察冀，陳正湘和老一團都沒有回到一分區，而是被留在四分區所在的平山縣，聶榮臻親自領導進行總結休整。
1939年12月18日蔣介石致電衛立煌, 要求中央軍對閻施以援手：「希注意並盡力協助閻、孫 (楚) , 其在晉南防地之犧盟會, 與其反對或妨礙中央軍之地方官長, 亦可商請閻長官調換, 但我軍官不得直接干涉地方行政為要」。
1939年12月30日，蔣介石派遣天水行營主任程潛赴二戰區調查、點驗。
閻錫山派山西省民政廳廳長邱仰濬赴渝向國民政府請求援助。1940年1月20日, 閻錫山致函蔣介石：「韓鈞叛變致礙冬季反攻, 甚為遺憾, 該逆叛變及剿辦情形, 着邱廳長仰濬晉謁面陳, 並乞指示, 敬候鈞祺。」邱仰濬等抵重慶後, 迅即向國民政府提出規模龐大的整軍計劃和財政援助計劃。
1940年1月3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下令：[5][6][7][8][9][10]
這導致第61軍撤回原防地，以免被胡宗南部進佔。
1940年2月5日, 蔣介石更致電第十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 「晉西不能不調兩個師以支援閻長官, 否則晉西必為共黨覬覦, 而閻亦不能存在, 則於黨國甚為不利。中意決調李文軍之兩師渡河駐晉西, 歸閻指揮, 而以王俊師與何文鼎或另編一師補足李文軍之三個師可也。若不抽調正式優良部隊渡河, 則入晉必不能發生作用也」。2月7日, 蔣鼎文請示可否加大援軍規模, 「擬調李文軍三師渡河支援, 並建議以六師兵力控制石樓、離石附近, 可使共黨就範」。2月14日, 軍委會第一廳向蔣呈報簽呈：「此次中央以兩師兵力增加晉西, 目的在避免摩擦, 確保現在地位, 如驟然增兵六個師之眾, 不特不能達成不戰而屈共黨之目的, 行將引起正面之衝突」, 主張維持增調兩師的原議。
1940年5月19日閻錫山電蔣：「奸叛在二戰區配合敵人攻我大軍至十次之多, 人民痛恨, 將士憤慨, 近復在汾東攻我六十一軍, 該奸叛雖蒙重大損失, 然尚未斂跡, 希圖乘亂再犯, 對該奸叛似應有堅決辦法, 以利將來」。蔣介石受制於國內外環境, 尚難與中共公開決裂，未能滿足閻的請求。
10萬中央軍控制晉東南後，還進一步控制了晉東南十多個縣的政權：「為確保給養即減輕負擔起見，將各縣縣長均改派自己親信充任，強迫移交，舊五區（山西省第五督察區）十二縣均為二十七軍范軍長所撤換，舊三區、六區十餘縣均為九十三軍劉軍長所撤換，並組太行區黨政指導委員會及太岳區黨政設計委員會，所有各該區域內之黨政事務一律劃歸該會管理」，尤其「九十三軍、二十七軍原屬胡宗南所部」，不僅閻錫山鞭長莫及，即便衛立煌亦「有所顧慮」。中央軍與晉系矛盾日趨激化。閻錫山的部下楊乃超在日記中記述道：[29]
近日之電報，大都是關於晉東南中央軍及中央軍所派之縣長打擊我精建會敵工團之同志及分訓團工作之情形。
閻錫山大有被中央軍架空的危險。續範亭就此評論，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是「閻王定下殺馬計，跑了馬兒又傷身」。 [5][6][7][8][9][10] 1940年8月16日何應欽致電閻錫山, 答允將晉綏軍整編為4個集團軍（即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集團軍）, 包括8個軍暨25個師 (旅) , 炮工兵均予保留番號, 除原有經臨費米津外, 每月增發部隊機關經費共121萬元。
晉西事變後，閻錫山感到來自蔣介石中央軍的威脅增加。中共中央則認為閻錫山仍有合作可能，且蔣介石有推翻閻錫山孤立中共的企圖，遂提出調停。[5][6][7][8][9][10]
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說，對山西新舊軍的磨擦問題，我們採取強硬方針是對的。當日，毛澤東致電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主任王世英，指出：「（甲）國共分裂之謠不可信，這是漢奸放的空氣；（乙）你應對外表示八路擁護閻長官抗日建國一如往昔，但希望舊軍停止進攻新軍，雙方和解以利抗日。」1月11日，毛澤東在復彭德懷的電報中，對目前國內形勢指出：「還不是全國下雨之時，在全國任務還是組織進步力量，力爭中間階層，擊退大資產階級的動搖與反動，這種可能性現在還未喪失。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閻錫山的反動。他就是目前大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部分。他的陰謀十分惡毒。他已封鎖了呂梁山與中條山。我們對策，以賀、關力量首先奪取晉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晉東南力量鞏固晉東南未失陣地，爭回已失陣地之一部，打開一條通洛陽的路，十分要緊。然後由賀關與晉東南各出一部，向呂梁山攻擊，至少恢復原有陳支隊陣地及一條交通線，打通延水關。如果此時閻錫山願意講和(還未喪失此種可能)，則讓他佔領呂梁山的大部，我只佔一小部及一條交通線，就此罷手，否則戰事難免擴大。」1月16日，毛澤東、王稼祥指示王世英，立即向閻錫山等表示：山西新舊軍鬥爭應和平解決，以便團結抗日，擬派南漢宸去秋林協商，問閻是否同意。
1940年1月27日，毛澤東和王稼祥給當時在山西前線的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賀龍、關向應、聶榮臻、彭真電示：「（甲）薄一波、戎子和、續範亭、雷任民、宋劭文、張文昂、韓鈞及各地犧盟、民青，應繼續不斷打電報給閻、梁、楊，痛陳陳、王、孫、趙四人進攻新軍，破壞犧盟，慘殺抗日人員的罪惡，並表示願意和平解決山西內部問題，免為敵人利用，願在閻領導下團結抗日，決無他求，以示仁至義盡。（乙）此間已用肖勁光名義向閻提議調停，並指明陳支隊被攻，呂梁山八路兵站線被消滅，八路傷兵被慘殺……。但八路願繼續團結在閻領導下抗戰，如閻願意談判，則準備派人去談。」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主任蕭勁光名義致電閻錫山，提出願意調解山西新舊兩軍衝突。1月28日，毛、王又電王世英，要他再問閻錫山等，「是否真正同意此間派人商談團結抗戰及調解新舊衝突」。2月11日，毛澤東為新軍起草薄一波致閻錫山的電報，希望閻錫山調和山西新舊兩軍，重新團結一致抗日。內容如下：[5][6][7][8][9][10]
長官閻鈞鑒： 三個月來，山西內部鬩牆之爭，中外驚疑，敵人拊掌，而演變所極，尤屬痛心。蓋我為鷸蚌，人為漁人。此漁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國主義，更有一頑固勢力。彼挾其地位以臨吾人，企圖挑撥吾新舊兩軍，取吾兩軍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鈞座陷於孤立，繼取其二，使鈞座陷入絕境。然後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晉綏軍盡矣。設此企圖而能實現，非但抗戰不利，鈞座不利，新軍不利，即舊軍同人亦絕無所利。為今之計，極宜由鈞座調和兩軍，重新團結，一致抗日。兩軍雖一時以兵戎相見，然新軍全屬自衛，絕無成見。苟利抗日，無不服從鈞座之指揮，想舊軍同人亦必不固執己見。鈞座一紙團結之令，則和協之局立現，抗日戰線重整於三晉之間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敬祈速決大計，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此電不提任何條件，只提兩軍團結，使閻及舊軍好轉彎。待蕭勁光去談判時，再與閻磋商條件。如各守現地，互不侵犯，雙方均不加處罰等。此電只用薄一波出名，續範亭也可打同類電報去。如閻同意妥協，再由新軍諸領袖聯名發一團結抗日宣言，就可了事。
山西全省新軍應公開發表下列口號：
- 擁閻抗日；
- 新舊兩軍團結起來，一致抗日；
- 新軍不打舊軍，要求舊軍停止打新軍；
- 槍口對外，停止內爭。
以上這些口號，應在一切接近舊軍的地方寫出來。
2月11日，毛澤東電朱、彭等，指出，在蔣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閻錫山可能與新軍達成妥協，新軍也以在有利條件下仍屬閻指揮，恢復合法地位為宜。我們的政策在於暫時中立閻，不使閻與國民黨中央聯合對我，不使新軍受國民黨中央指揮。並指出，同閻錫山談判應由蕭勁光以居間調停形式出面進行。閻錫山復電中共中央，表示，「蕭主任有暇，希望前來一談。」2月25日，蕭勁光、王若飛持毛澤東致閻的親筆信到達秋林。信中鼓勵閻：「尤因先生領導提挈至明至慎，必能處理悉當，益臻進步，團結之途，無可疑者。」毛澤東還指示蕭、王，「你們倆去給閻錫山講清楚，我們共產黨是誠心實意要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嘛!你們為什麼要同室操戈，製造磨擦，殺人略地，讓日本強盜高興呢？抗戰初期你閻錫山同我們合作的還可以嘛!為什麼現在跟着蔣介石的指揮棒轉，同我們過不去呢？我們也不是好惹的。」「警告他，我們共產黨以忍讓為懷，可決不軟弱可欺。」蕭勁光、王若飛向閻錫山提出了如下和平解決辦法：[5][6][7][8][9]
- 雙方停止軍事行動；
- 雙方停止政治攻擊；
- 新軍表示擁閻，不受中央政府改編；
- 雙方互不處罰，互不侵犯；
- 今後統一於進步，實現閻之十大綱要；
- 恢復與新軍電台聯絡及人員來往。
中共方面的這些提議受到閻錫山、趙戴文、楊愛源、梁化之、李冠洋等以及王靖國、薄右丞等的歡迎。閻錫山表示：[5][6][7][8][9][10]
- 新軍仍屬晉綏軍是其願望，但問題已交中央，不便說話，只好讓其自然演變，不了了之；
- 已令各軍停止軍事行動及政治攻擊，如韓鈞等受日寇攻擊，他還要助韓；
- 與新軍電台經常聯絡，並未斷過；
- 今後當注意以進步求團結。
閻錫山還公開表示，自己是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力量，自己的存在於團結有利。閻錫山同意了中共提出的恢復晉西兵站線的條件，但未同意在沿線駐兵。[5][6][7][8][9][10]蕭、王在秋林與閻談判了4天，達成了初步協議。雙方同意繼續派代表具體協商聯合抗日和劃分防區等細節問題。閻錫山親筆給毛澤東寫信，表示，「仍盼共同努力，克服當前一切困難，以盡民族革命之全功。」4月初，雙方正式達成協議，確定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的公路為晉西南與晉西北的分界線。晉西南為閻軍活動區，晉西北為八路軍活動區。從此雙方劃界而治。[30]
在事變中，閻錫山晉綏軍橫掃晉西南，但在晉西北遭慘重失敗，而晉東南則被中央軍乘機佔據。事變過後，閻錫山的地盤損失了四分之三，只能居於晉西南，不再能控制山西其他各地晉西南完整的縣只有吉縣、鄉寧、隰縣、石樓、永和、大寧、蒲縣。嫡系部隊第六十一軍、第十九軍、獨八旅、特別是騎一軍和第三十三軍均損失很大。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陳長捷、第十九軍軍長孟憲吉、第八十三軍軍長杜春沂均離閻投蔣。山西新軍中擁護閻錫山的舊軍官與頑固分子被清除，新軍公開整編入八路軍，其中晉東南為1.6萬人，晉西北為1.2萬人。閻錫山失去了對晉東南和晉西北的控制，晉城、高平、陵川、陽城、沁水、浮山等縣被第一戰區的蔣介石中央軍直接控制，閻錫山的統治地盤縮小到晉西南的10餘個小縣。晉軍所剩無幾, 「雖尚號稱有四個集團軍, 現有實數僅有四萬餘人」 , 主要集中於晉西南一帶, 其實力與影響不可與戰前同日而語。
1940年1月19日，蔣介石命令太岳和太南地區的八路軍、山西新軍一律撤到白晉路以東，邯長路以北地區，並命其第93軍、27軍及一戰區黎民游擊隊向臨屯公路以北推進，攻擊決死一縱隊。命47軍、14軍在陽城、晉城等地，壓迫晉豫邊游擊支隊。命40軍龐炳勛部配合閻軍獨八旅及27軍一部，包圍八路軍344旅及決死三縱隊，企圖逼迫其退出太南地區。1940年2月16日，蔣介石在重慶給駐洛陽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打電報，並轉第十八集團軍總部，命令第十八集團軍退出上黨地區，退至白晉路（祁縣白圭鎮至晉城）以東，邯長路（邯鄲至長治）以北，服從衛司令長官的指揮，否則以違抗軍令，破壞抗戰論罪。1940年2月20日，在晉城大陽一帶，韋傑、唐天際率領新一旅，痛擊第一戰區黎民游擊隊，其1000餘人大部被殲，殘部逃往洛陽。2月23日，新一旅圍殲閻軍獨八旅第13團，斃傷其300餘人，生俘50餘人。同時，蔣介石命令原先在山東的第十軍團長石友三部從東邊進攻八路軍的晉冀魯豫地區，遭到八路軍主力的迎頭痛擊。石友三的兩個軍退到了漳河以南的清豐一帶。使得朱懷冰第九十七軍陷於孤立的地位。蔣介石一面命令石友三等部與朱懷冰部聯成一氣；一面急調第四十軍和第二十七軍到太行以南地區，準備向八路軍實施大舉進攻。此時，第一戰區所屬在該地的有：
1940年3月5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集中力量在林縣東北的漳河南岸與朱懷冰部激三日，把朱懷冰全軍擊潰，殲滅萬餘人。從此，蔣介石就再不提及讓八路軍轍出太行山南部地區和太岳區，叫衛立煌和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進行談判，以劃漳河為界。衛立煌奉蔣介石之命到晉城召開軍長級軍事會議部署把八路軍打回其防區；蔣介石密令從隴海路加調6個師渡河到晉東南，以一舉解決中共及八路軍武裝。面對這一嚴重事態，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考慮對蔣作一定的讓步，於3月15日急電致朱德、彭德懷，請他們考慮讓出山西陵川、合澗鎮、河南林縣一帶地區。1940年4月10日，衛立煌派第一戰區長官部高級參謀申凌霄到八路軍總部駐地武鄉縣王家峪村，向朱德總司令遞交了衛立煌的信函，並向朱總司令表示，願意與貴軍一直團結互助、並肩作戰情誼，消除誤會，言歸於好；又轉達了衛立煌邀請朱總司令前往洛陽商談。朱德接受了衛立煌的邀請。並電告毛澤東。1940年4月12日，毛澤東、王稼祥在給朱德、彭德懷的復電中指出：「目前力爭八路軍、中央軍的兩軍團結，朱總可與衛長官一唔」。此時，第十八集團軍總部接到衛立煌已抵達晉城的電報。朱德從壺關啟程，經陵川與第二十七軍軍長范漢傑會晤，並以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名義給國民黨舉辦的5縣黨政訓練班作了兩黨合作抗日救國的講話。此後，朱德自陵川、衛立煌自洛陽來到晉城。此時，日軍正在進犯晉城的天井關至焦作一線，戰事吃緊，形勢迫勢中央軍不能向北與八路軍開戰，必須向南對抗日軍進攻。朱德住晉城以北的北石店村，衛立煌住晉城以西四十里的陳村，一開始雙方派員往來傳話，待一切問題談得差不多了，雙方分頭向重慶和延安請示後，朱德和衛立煌才見面簽訂正式的八路軍與中央軍駐防區劃界協議。史稱「晉城協議」。以臨（汾）屯（留）公路及長治、平順、磁縣之線為界。其界以南為中央軍防區，八路軍主動退出林縣、陵川、長治、壺關、晉城、陽城、沁水、高平及豫北一大片地區（史稱「太南撤軍」或「太南退軍」）。這是蔣介石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閻錫山的山西省政府和第二戰區承認晉察冀邊區後，正式（事實上）承認了晉冀豫邊區。至此，華北國共軍事摩擦與第一次反共高潮結束。
5月9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親筆致信閻錫山，信中說：「此間同志對山西之團結夙所關懷。苟先生對團結有進一步辦法，來等無不願盡綿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戰。夫唇齒相依，患難與共，處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披誠直達，敬希明鑑。」
中共和閻錫山方面達成和解協議後，雙方均對該事件作低調處理。此後雙方保持既合作又鬥爭的關係。但是，雙方始終認為對方是事變爆發的責任方，並且在這一問題上從未取得一致看法。
呂調元等最後未及撤離秋林地區的犧盟總會領導人被閻錫山逮捕，羈押七年，1946年被毒殺於太原獄中。[22]
後來正逢中共和閻錫山關係處於低潮時，1944年7月21、22日《西京日報》刊登了閻錫山對中外記者團談話，內稱閻錫山在1939年準備冬季攻勢時，新軍二縱隊負責人韓鈞率部叛變。該報同時還刊登了第二戰區參謀長郭宗汾對記者團的報告。閻錫山的談話和郭宗汾的報告對中共進行了嚴厲指責。時在延安的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太岳軍區政委薄一波將此事向彭真進行了匯報。中共中央聞知後，責成他們商議對策。彭真召開數次座談會，決定了反擊的方針，報中央批准後執行。根據該方針，1944年8月13日由新華社接連發表《韓鈞談晉西事變真相》（該文由毛澤東起草）[31]、《薄一波同志揭露閻錫山通敵叛國內幕》[32]，刊登於8月14日的《解放日報》上。後來《解放日報》又於8月16日頭版發表了新軍總指揮續範亭所作的《三年不言之言》，8月24日發表了續範亭的《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這些文章反駁了閻錫山的指責，並揭露閻錫山私通日本人還簽訂和平協議。[33]這次言論交鋒是中共和閻錫山在事件結束後首次也是惟一一次專門就該事件進行正面交鋒。1944年8月中共指控閻錫山「背信棄義、發動內戰」，並稱晉西事變為「中日提攜」之結果：
就晉西事件本身而論，是閻錫山首先背信棄義，發動內戰。閻錫山企圖解決新軍、蓄謀已久，至1939年1月間，乃授權王靖國、陳長捷等，準備進攻新軍；並找反共將領，一個個地向他們說：「共產黨、八路軍勢力日益壯大，再加上犠盟會、決死隊與之合作，我晉綏軍將無立足之地。現在我們只有解決新軍、犠盟，援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攜辦法，達到生存之目的。」有一個反動軍官(劉武銘)問：如何解決？王、陳答以先改組決死四縱隊為「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再集中晉西六個軍，配合日寇，解決決死二縱隊，然後協同日軍，解決一、三縱隊。果然不久，閻錫山即委任陳長捷為「討叛」軍總司令。陳於1939年11月29日(晉西事變前九天)發出密令，分三路向新軍進攻，計南路縱隊為六十一軍、八十三軍及警備軍之第七十三師等，司令由陳由兼，進攻隰縣屬之義泉，黃土(八路軍晉西支隊)；北路縱隊司令為梁培璜，率十九軍及三十三軍之一部，進攻隰縣……於是1939年12月1日，閻錫山下令決死隊二縱隊要準備於5日向同蒲線大舉破擊，實行所謂「冬季攻勢」。我正在動員部隊，執行破擊命令時，閻軍與日軍同時開始向我軍進攻。我們二中隊處於日、閻兩軍包圍夾擊之中，情勢至為險惡，有全部被殲危險，不實行自衛，就要死亡。我只得一面對敵進行血戰，一面又被迫不得不進行自衛，以抵抗舊軍。苦戰兼旬，始突破日寇和舊軍包圍，轉入晉西北，此即所謂「決死隊之叛變」。從此以後，決死隊就被稱為「叛軍」了。[34]
國民黨陣營內部對閻錫山與中國共產黨合作以及晉西事變頗有看法。直到閻錫山去世之後，台北《民族晚報》還在其去世後六七天專門發表社論《閻錫山值得國葬嗎？》指責閻錫山，其中稱，[35]
⋯⋯十九年四月五曰中央下令通緝等固無論矣，即抗戰前後，雖然閻氏始終站在抗日戰線，但因為閻氏大量培植左傾分子，卒使共黨勢力在山西坐大；二十八年十一月，新軍叛變十五萬之眾，均投向共匪，成為後來晉察冀區共軍主力，又是誰之過歟？⋯⋯
隨着中共的晉綏邊區與閻錫山第二戰區簽訂劃界協定關係緩和，閻錫山與重慶國民政府的矛盾上升，1940年5月28日, 閻錫山在重慶的代表邱仰濬向國民政府進言：「晉綏軍欲在敵共圍攻之下存在, 非中央切實補充不可」「以晉鈔價值慘跌, 致軍政用費無法維持」，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閻錫山雖採取向民眾實物徵收的辦法，但效果不彰，「加以調查不實，征派不公，各部隊更趁機勒索，致民怨沸騰」「村民眾忍聲泣血，勉為供給，間有無法應付者，則鋌而走險，逃居敵據地點」「社會恐怖，已達極點」。
駐山西省的日軍第一軍開始了對閻錫山的秘密的「和平」工作。[36]1940年2月, 在日本第1軍參謀長田中隆吉的強烈支持下, 偽山西省省長蘇體仁授意偽省公署秘書曲憲純 (閻錫山的表侄) 與太原西羊市晉恆木廠商人閻宜亭聯絡, 請其前往晉西面見閻錫山, 以便加強晉綏軍與日軍的「親善合作」。因閻錫山字伯川, 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板垣征四郎將該誘和工作授以代號「對伯工作」。雙方經漫長的談判與交涉合作防共，於1941年9月11日簽訂《晉綏軍日本軍基本協定》。1942年5月18日, 日本內閣命令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終止「對伯工作」, 「廢除一切協定等, 不再主動實施招撫工作」。
相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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