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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菲爾德·史葛·漢考克（英語：Winfield Scott Hancock，1824年2月14日—1886年2月9日），美國陸軍職業軍官，188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在陸軍服役長達40年，曾經參與美墨戰爭，並且是南北戰爭時的北軍少將，他以1863年親自領軍加入蓋茨堡之役而聞名，被戰友稱為「卓絕的漢考克」[1]。有軍事歷史學家這樣寫道：「在蓋茨堡之役中，沒有其他任何北軍將領能夠像漢考克這樣，只是身處現場就能佔據主導地位」[2]。另一位歷史學家寫道：「他的作戰技巧迅速就贏得了對手的欽佩，並稱他是波多馬克軍團的雷霆」[3]:15。內戰後他繼續服役，不但參與了美國南部的軍事重建，還駐守着西部邊疆。
漢考克有着蓋茨堡戰爭英雄的崇高聲譽，同時他的政治立場也很獨特，既像北方共和黨人那樣堅定維護祖國統一，又堅持南方民主黨人州權至上、有限政府的根本原則，這些因素讓他在內戰結束後的很長時間裏多次有望競爭總統職位。在那個腐敗橫行的時代裏，他的正直仿佛一座豐碑。總統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曾表示：「如果我們要對這樣一位無論是作為軍人還是平民都有突出表現的公眾人物做出評判，我們首先並且主要會想到的就是他的男子氣慨，他的正直、純潔、對目標的專注和對職責無私的投入，我們可以開誠佈公地說，漢考克是徹頭徹尾的十足真金」[4]:319。1880年，在全國範圍都擁有廣泛支持的漢考克贏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3]:300-301，但最終以微弱差距不敵共和黨候選人占士·艾伯林·加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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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菲爾德·史葛·漢考克與雙胞胎兄弟希拉里·貝克·漢考克（Hilary Baker Hancock）於1824年2月14日在賓夕凡尼亞州費城西北方向一個名叫蒙哥馬利廣場（Montgomery Square）的小村莊出生，這裏如今屬蒙哥馬利縣[4]:5。他們的父母分別叫本傑明·富蘭克林·漢考克（Benjamin Franklin Hancock）和伊利沙伯·霍克斯沃斯·漢考克（Elizabeth Hoxworth Hancock）[5][6]:7。溫菲爾德的名字源於1812年戰爭中的知名將領溫菲爾德·史葛[4]:5。
漢考克家族和和霍克斯沃斯家族已經在蒙哥馬利縣生活了好幾個世代，擁有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血統[7]。兩個兒子出世時，本傑明·漢考克還是一名教師。幾年後，一家人遷居縣城諾里斯敦，男主人開始從事法律工作[4]:5。同時，本傑明還是浸信會教堂的執事，並以公開宣佈的民主黨人身份參與市政府運作[4]:5。
溫菲爾德起初在諾里斯敦學院接受教育，但在19世紀30年代末、諾里斯敦開設首所公立學校後轉至該校學習[4]:6。19世紀40年代，當地所在選區的聯邦眾議員約瑟夫·福南斯（Joseph Fornance）提名溫菲爾德前往西點的西點軍校深造[3]:18-21[6]:10。溫菲爾德在西點軍校的成績為平均水平，於1844年在全班25名學員中以第18名的成績畢業，從此成為步兵[4]:10-11[6]:1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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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考克獲晉升為美國第6步兵團少尉，起初駐紮在紅河谷的印第安領地。該地區當時還很平靜，漢考克在這裏的日子過得波瀾不驚[4]:13[6]:17。1846年美墨戰爭爆發後，漢考克力爭獲派去往前線[4]:13。起初他被分配到肯塔基州招兵買馬，由於工作出色，上級甚至不願意讓他離開這一崗位[4]:14[6]:18。但到了1847年7月，漢考克還是獲許前往墨西哥普埃布拉加入第6步兵團，並與溫菲爾德·史葛將軍帶領的部隊會合[4]:14[6]:18。
史葛帶領部隊從普埃布拉繼續深入內陸，這一過程中沒有遭遇抵抗，之後從南部進攻墨西哥城。1847年的這場戰役里，漢考克參與了孔特雷拉斯之戰和楚魯巴斯克之戰，這也是他的首次實戰經歷[4]:15-16，並在之後因表現英勇且有立功行為加銜中尉[4]:16[6]:20。漢考克的膝蓋在楚魯巴斯克負傷，並因此出現發燒症狀[1]。雖然他的身體狀況有所改善，可以帶兵參加莫利諾德爾雷伊之戰，但還是因為發燒而無法參與最終突破墨西哥城的戰鬥，對此他抱憾終身[4]:16-17。戰爭勝利後，漢考克和第6步兵團繼續留在墨西哥直到兩國於1848年簽訂和平條約[4]:19。
作為陸軍軍需官和副官，漢考克在多地服役，這其中又以明尼蘇達州亨內平縣的斯內林堡（Fort Snelling）和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為主[3]:44。他在聖路易斯結識了阿爾米拉·（「艾莉」）·拉塞爾（Almira ("Allie") Russell），兩人於1850年1月24日成婚[6]:21-22。艾莉於1850年和1857年分別生下拉塞爾（Russell）和愛達（Ada），但兩個孩子都比父母更早去世[6]:22。1855年，漢考克獲提升為上尉並被派往佛羅里達州的麥爾茲堡[4]:24，他的家人也隨同前往，艾莉成了整個軍事基地僅有的女性[4]:25[9]:24-27。
漢考克身在佛羅里達州期間，第三次塞米諾爾戰爭已接近尾聲，他的職責主要是軍需工作，所以沒有參與實戰[4]:25。隨着佛羅里達州的局勢開始緩和，漢考克又被派往堪薩斯州利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4]:25。堪薩斯內戰期間，他駐守西部，並在猶他戰爭結束後隨第6步兵團駐守猶他領地[5]。當地衝突解決後，漢考克於1858年11月進駐南加州[4]:26-27。艾莉與兩個孩子前來相聚，一家人在這裏生活到1861年內戰爆發，漢考克以上尉和助理軍需官職務入伍，部隊指揮官阿爾伯特·西德尼·約翰斯頓（Albert Sidney Johnston）之後將成為南方邦聯將領[1]。漢考克在加利福尼亞州與多位南方軍官成為朋友，這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維珍尼亞州的路易斯·亞米斯德[4]:28-32。內戰爆發後，亞米斯德與其他南方軍官離開加州前去加入南方邦聯陸軍，而漢考克則繼續效忠北方聯邦[4]: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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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沒能行使獨立指揮權的將領中，漢考克的表現最為搶眼。他指揮部隊的時間比其他任何人都長，也沒有在任何戰鬥中出現失誤。他事必躬親，表現非常搶眼……和藹的性格也讓他高朋滿坐，他親臨戰場的勇氣，以及戰鬥最激烈時下達的命令，都為屬下的部隊贏得了信心。無論戰鬥有多麼艱苦，第二集團軍的將士們總能感覺到，他們的指揮官正在照看着他們。 |
| 尤利西斯·格蘭特，《個人回憶錄》[10] |
漢考克回到東部，為迅速膨脹的北軍承擔軍需工作，並且很快就於1861年9月23日晉升為準將，得以指揮波多馬克軍團的一個步兵旅，其所在師則由威廉·F·「鮑爾迪」·史密斯（William F. "Baldy" Smith）統領[1]。1862年半島戰役期間，他因在威廉斯堡之戰中領軍發動了關鍵性的反擊戰而贏得綽號「卓絕」（Superb），軍隊司令員喬治·B·麥克萊倫少將向首部哥倫比亞特區發去電報，稱「漢考克今天表現卓絕」，這一綽號也從此留傳下來[2]。不過，麥克萊倫沒有採納漢考克乘勝追擊的建議，邦聯軍隊因此得以不受阻礙地撤離[6]:41-42。
由於以色列·李察森（Israel B. Richardson）在「血腥小徑」的可怕戰鬥中受了致命重傷，漢考克因此在安提耶坦之戰期間成為第二兵團第1師的指揮官。漢考克與手下將士戲劇性地沖入戰場，他在部下與敵人間來回奔走[6]:51-52。他的部下原以為漢考克會下令針對精疲力竭的南方軍展開反攻，但麥克萊倫已經下令要求他堅守陣地[11]。1862年11月29日，漢考克晉升志願軍少將[1]。一個月後，他在費德烈斯堡之役帶師進攻瑪莉高地，這場攻勢以慘敗告終，自己也腹部受傷。錢斯勒斯維爾戰役期間，他的師掩護約瑟夫·胡克少將撤退，漢考克再度負傷[6]:81-91。第二兵團司令員達利斯·考奇（Darius N. Couch）因對胡克在戰鬥中的行動不滿而離開了波多馬克軍團，漢考克因此接過第二兵團指揮權，並且一直擔任這一職務至戰爭結束前不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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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7月1到3日，漢考克以第二兵團新任指揮官的身份領軍加入蓋茨堡之役，這也是他軍旅生涯中最知名的一場戰事[2]。7月1日早上，漢考克的朋友約翰·F·雷諾茲少將在戰場上喪生，波多馬克軍團新任司令官喬治·米德少將派漢考克進入戰場指揮實戰並對戰局作出評估。漢考克因此成為軍隊「左翼」的臨時司令員，由第一兵團、第三兵團和第十一兵團組成。漢考克當時並非蓋茨堡最資深的北軍軍官，因此這道命令表明米德對他的能力很有信心[4]:81。第十一兵團指揮官奧利弗·O·霍華德比漢考克更加資深，兩人還因米德的這一命令有過短暫爭論，隨着更大規模的邦聯軍力迫使第一和第十一兵團從墓園嶺（Cemetery Hill）撤退，因此漢考克就在這裏組織北軍防線。米德授予他下令軍隊撤退的權力，所以他對北軍堅守陣地、繼續戰鬥的決定有直接責任[3]:131-134。
7月2日，漢考克下屬的第二兵團駐紮在墓地脊（Cemetery Ridge），大約是北軍戰線的中部，邦聯軍隊總司令羅伯特·李則從戰線兩端發起進攻[4]:89-94。北軍左翼的第三兵團被占士·隆史崔特中將突破，漢考克派約翰·C·考德威爾率領第1師前去增援。由於安布羅斯·鮑威爾·希爾仍在繼續攻擊北軍中部，漢考克加強了防禦並把守各個據點[4]:89-94。為了爭取足夠時間組織防禦陣線，他下令明尼蘇達第1志願步兵團向南軍的一個旅發動攻勢，該旅的人數規格達到步兵團的4倍，可謂是自殺式的進攻，全團有87%的人員不死即傷[4]:93，但事實證明，這個團的犧牲沒有白費，北軍成功組織起了防線，挽救了這天接下來的戰事[4]:93。
7月3日，漢考克繼續鎮守墓地脊，因此在皮克特衝鋒來襲時首當其衝[4]:96-99。邦聯步兵衝鋒前先由火規模的炮火開道，漢考克這時卻非常顯眼地騎在馬背上觀察戰場，並鼓勵手下將士。他的一位下屬對此提出抗議：「將軍，兵團的司令員不應該這樣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危。」據稱當時漢考克這樣回答：「有些時候，兵團司令員的生命並不重要」[12]:545。步兵進攻期間，他曾經的好友路易斯·亞米斯德準將帶領喬治·皮克特少將統領師中的一個旅來犯，亞米斯德在戰鬥中受傷，並於短短兩天後謝世。漢考克也在戰鬥中受了重傷，子彈打穿馬鞍後帶着木料碎片和一顆大彎釘沖入了他的右大腿內部，這導致他無法前去見朋友最後一面[4]:98。在他人的幫助下，漢考克下了馬，並用止血帶止住流血，然後自己取出了大腿中的馬鞍釘，他還誤以為釘子是敵軍的彈藥，因此不無幽默地挖苦道：「他們都要用這個來當子彈，看來彈藥肯定是捉襟見肘了」[12]:561。漢考克從下屬亨利·H·賓厄姆（Henry H. Bingham）嘴裏得知亞米斯德受了致命重傷。雖然身上有傷，但他拒絕撤回後方直至戰役結束。在整整三天的戰鬥中，他一直都激勵着手下將士。美國國會之後感謝漢考克的「……勇敢和立功表現，以及在這場偉大的決定性勝利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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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接下來的時間裏，漢考克一直忍受着蓋茨堡所受傷痛的煎熬[2]。在諾里斯敦休養了一段時間後，他在冬天為部隊招募軍人，再於1864年春返回擔任第二兵團司令，參加尤利西斯·格蘭特中將領導的奧弗蘭戰役，但他始終沒有恢復到以前的機動性和年輕活力[4]:103。漢考克在莽原之役中有出色表現，在5月12日的史波特斯凡尼亞郡府之役領軍從「血腥角度」發起進攻，取得至關重要的戰事突破，粉碎了前方包括石牆旅在內的南軍防線[4]:126-133。冷港戰役期間，格蘭特命令第二兵團發動攻勢，這些進攻不但徒勞無功，還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4]:136-139。
格蘭特的大軍穿越占士河後，漢考克本有機會給這場戰爭劃上句點。他的兵團前去支援鮑爾迪·史密斯針對彼得斯堡的進攻，這裏的防線相當薄弱，但漢考克沒有馬上聽從史密斯的建議發動大規模攻勢，導致彼得斯堡的防線及時得到了南軍支援，這也是奧弗蘭戰役期間北軍錯失的最大良機之一[5]。領軍參與迪普波頓（Deep Bottom）的戰事後，漢考克晉升為常備軍準將，於1864年8月12日起生效[1]。
彼得斯堡圍城戰期間，漢考克遭遇了自己軍事生涯中僅有的一次嚴重失利。他的第二兵團沿威爾明頓和韋爾頓鐵路從南面攻城，並將路上的鐵軌摧毀。8月25日，南軍亨利·赫思少將發動進攻並奪取了北軍位於里姆站的陣地，第二軍團有大批將士被俘[4]:159-164。雖然漢考克在之後的波伊德頓棧道之戰取勝，但里姆站的失利，加上蓋茨堡負傷的長期影響，共同導致他在這年11月決定放棄實戰指揮權[4]:169-173。第二兵團在漢考克離開的前一年裏一共有4萬多人死傷，但也取得了許多輝煌的軍事勝利。他的下一項任務則是指揮第一退伍軍人兵團，這是個儀式性的職位[4]:169-173。他之後從事了更多招募軍人的工作，指揮中部戰爭部，並且接替菲利普·謝里登少將在雪倫多亞河谷的軍隊指揮官職務，這裏當時已經恢復了和平[5]。漢考克因在雪倫多亞河谷服役而晉升少將，自1865年3月13日起生效[1]。
內戰結束後，漢考克獲派監督林肯遇刺案幾位同謀者的死刑執行[4]:177。林肯總統於1865年4月14日遇刺，同年5月9日，政府組建軍事委員會審理幾名被告的案件[13]:211-212[4]:176-177。行兇的刺客約翰·威爾克斯·布斯已於案發當晚被擊斃，幾位同謀的案件審理很快就以定罪告終，總統安德魯·詹森下令死刑於7月7日執行。漢考克不是很願意處決以瑪麗·蘇勒（Mary Surratt）為代表的幾名罪行不是很嚴重的同謀人士，但他還是執行了命令，之後他這樣寫道：「每一位軍人在類似情況下都勢必會像我一樣執行命令」[4]:179-180[3]:272。
處決林肯遇刺案的同謀後，漢考克成為新組建的中部戰爭部指揮官，部門總部位於巴爾的摩[4]:182。1866年，漢考克因格蘭特的推薦晉升少將，並於同年調任密蘇里戰爭部指揮官，管轄範圍包括密蘇里州、堪薩斯州、科羅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4]:183-184。漢考克前往堪薩斯州利文沃思堡開始從事自己的新工作。此後不久，威廉·特庫姆塞·舍曼將軍指派漢考克帶領遠征隊前去與夏延族和蘇族談判，這兩個印第安人部落同美國聯邦政府之間的關係自沙溪大屠殺以來已經顯著惡化[4]:185-189。談判從一開始情況就很緊張，漢考克下令焚毀堪薩斯中部一處廢棄夏延族村落之舉更是火上澆油[4]:194[6]:296。雖然各方都沒有因衝突導致較大的人員傷亡，但這次使命取得的進展仍然相當有限[4]:198-199。
漢考克在西部停留的時間較為短暫。詹森總統對重建時期共和黨將領管理南部的方式不滿，打算另請高明[13]:289-290。最讓總統不滿的是菲利普·謝里登將軍，詹森很快就命令格蘭特將軍調換漢考克和謝里登的任務，他相信身為民主黨人的漢考克能夠以更讓自己滿意的方式來進行管理[4]:200-201。兩人都對這樣的安排不滿，但謝里登和漢考克還是分別前往利文沃思堡和紐奧良報到[4]:200-201。
根據新的使命，漢考克的責任範圍包括由德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組成的第五軍區。抵達紐奧良後不久，漢考克於1867年11月29日發佈第40號將軍令，表態支持總統詹森的政策，稱只要軍區內居民維護和平，文職官員各司其職，那麼就「應當停止由軍事力量來引領（地方治理），恢復各民政部門自然而正當的主權地位」[14]。這份命令中還寫道：
美國自由的偉大原則仍然合法地繼續下來，並且也應該一直保持下去。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人身保護令、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天賦人權和財產權都必須受到保護。自由制度是人民福祉的根本保證，並且永遠都伴隨在和平與秩序的左右。[4]:203
對於南方那些希望早日恢復地方民選政府的民主黨人來說，漢考克的這道命令可謂是一針強心劑，但南方的黑人和共和黨人則對此感到憂慮，擔心這會導致當地恢復到戰前保守白人占統治地位的狀態[4]:204-205[3]:279-284。
哥倫比亞特區的共和黨人，特別是激進派共和黨人很快就對漢考克的第40號將軍令加以譴責，詹森總統則完全贊成這一譴責[4]:206-208[6]:301-303，但漢考克對首都局勢毫不在意，他很快就把自己的指令變成現實，當地共和黨政治家多次請求他動用手中權力推翻選舉結果和法院判決，但都遭將軍拒絕，不過，他也讓當地人明白，公開的暴動會受到鎮壓[4]:206-208[6]:301-303。漢考克在民主黨內的聲望與日俱增，一度有望成為該黨1868年總統大選的總統候選人[4]:213-228}[15]。他在1868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得到了相當數量的代表支持，但最終沒能達到競選總統的目標。即便如此，他還是在政治上獨樹一幟，一方面信仰民主黨州權至上、有限政府的根本原則，另一方面又堅持着無懈可擊的反分裂立場[4]:212[6]:301-302。
格蘭特將軍在1868年大選中獲勝，共和黨人牢牢地把握住了首都哥倫比亞特區。漢考克因此再度調任，責任範圍從較為敏感的南方重建轉移到相對而言幾乎是一潭死水的達科他戰爭部[4]:229，具體範圍包括明尼蘇達州、蒙大拿領地和達科他領地。漢考克在這裏與多位印第安部落酋長進行談判，與之前在西部的遠征相比，這次的和談更為成功，雙方基本建立了維持和平的共識[4]:220-221。但到了1870年時，由於一支陸軍遠征軍對黑足印第安人部落犯下屠殺罪行，雙方關係再度惡化[4]:232。與此同時，由於有白人違反《拉勒米堡條約》侵佔黑山地區，白人與蘇族的關係同樣受到挑戰。不過，雙方還是避免了開戰，當地在漢考克駐紮的大部分時間裏都保持着和平。[4]:233-234
這段時間裏，漢考克還對黃石國家公園的設立作出了貢獻。1870年8月，亨利·沃什伯恩（Henry D. Washburn）將軍計劃探索黃石地區，漢考克命令埃利斯堡第二騎兵隊提供軍事護送。這次探險人稱沃什伯恩-蘭福德-多恩遠征，在公園最終建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負責執行護送任務的是格斯塔夫斯·切尼·唐恩（Gustavus Cheyney Doane）中尉和埃利斯堡的第5騎兵隊。1871年，約翰·W·巴洛（John W. Barlow）上尉在黃石地區探險時將一座山峰正式命名為漢考克峰（Mount Hancock），以感謝將軍當年提供軍事護送的決定，這座山峰之後也成為黃石公園的南部邊界。[16]
米德將軍於1872年辭世，漢考克因此成為陸軍資深少將，這讓他有資格從事更為重要的職務。格蘭特總統仍然希望避免把漢考克送去南部，故任命他執掌總部位於紐約加弗納斯島哥倫布堡（Fort Columbus）的大西洋戰爭部[4]:235[3]:292。其涵蓋範圍包圍廣袤的美國東北部，多年時間裏在軍事上總體風平浪靜，僅有1877年鐵路大罷工例外。當時鐵路工人舉行罷工來抗議工資削減，美國的交通運輸系統因此陷入癱瘓。賓夕凡尼亞州、西維珍尼亞州和馬利蘭州州長請求總統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派聯邦軍隊介入，恢復鐵路運作。聯邦軍隊進城後，大部分地區的罷工相應中止，但還是發生了一些暴力衝突。[4]:242-250
身在紐約期間，漢考克盡了最大努力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1876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他獲得一些代表支持，但始終沒有對紐約州州長塞繆爾·蒂爾頓構成威脅，後者在第二輪投票時就以絕對優勢成為總統候選人[4]:239。共和黨候選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贏得了普選，漢考克也把眼光重新聚集在1880年大選上。1876年的選舉危機以及1877年南方重建的結束讓許多人認為，1880年大選將是民主黨人數十年來鹹魚翻身的最好時機。[17]
| 戰後漢考克的兩幅肖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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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考克曾在之前多次民主黨大會上成為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爭人選，但一直沒能得到多數代表的支持。但到了1880年，他終於時來運轉了。海斯總統已經承諾不會競選連任，民主黨的上屆提名人選蒂爾頓又因身體欠佳謝絕再度參選[4]:255-259。與漢考克同台競爭提名的包括湯馬士·A·亨德里克斯、艾倫·瑟曼（Allen G. Thurman）、史蒂芬·詹森·菲爾德（Stephen Johnson Field）和湯馬士·F·貝亞德。漢考克在貨幣問題上保持中立，他在南方又因第40號將軍令而擁有長久的民意支持，這意味着漢考克擁有的全國性支持要超過其他任何一位候選人[4]:262。1880年6月，民主黨全國大會在辛辛那提召開，漢考克在第一輪投票中就居於領先地位，但得票沒有超過半數[6]:306。到第二輪投票時，漢考克獲得了所需要的三分之二代表支持，為了報答印第安納州代表在最關鍵的時候投票支持自己，他選擇了該州的威廉·海登·英格利希作為自己的競選搭檔[6]:306[4]:281。
共和黨提名的人選是俄亥俄州聯邦眾議員占士·艾伯林·加菲，他是位經驗老道的政治家。重建時期結束後，民主黨白人在美國南方各州的選舉中佔有支配性地位，並且南方黑人的權利也已經被剝奪，民主黨因此預計他們可以拿下這些州[18]，但要贏得選舉，他們還需要幾個中西部州的支持，該地區有多個兩黨勢均力敵的搖擺州，這些州因此在這一時期的全國性選舉中佔有決定性的地位[19]。兩黨間的實際差異屈指可數，並且漢考克名氣甚佳，共和黨人也不願對其個人加以攻擊[4]:292-296[6]:307。民主黨黨綱中支持只對營收徵收關稅，這是共和黨人唯一的突破口[4]:297。加菲的競選活動利用民主黨的這一支持，描繪民主黨人對陷入困境的產業勞工麻木不仁，只想從當時的高額關稅中獲取利益。關稅問題使民主黨失去了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北方州支持，這使得該黨候選人已經不大可能贏得選舉[4]:297-301。最終，民主黨候選人在預計拿下的北方各州中只贏得了新澤西州，並且沒有贏得中西部任何一個目標州，連副總統候選人的故鄉印第安納州也不例外；共和黨人贏得了選舉，加菲得到的普選票為445萬3295張，只比漢考克的441萬4082張多了3萬9213票；選舉人票的差距則要大得多，加菲和阿瑟得到了214票，漢考克和英格利希則只有155票[4]:306。
漢考克對選舉失敗泰然處之並出席了加菲的就職典禮[6]:311。大選過後，他繼續坐鎮大西洋戰爭部。1881年，他當選全美步槍協會主席，稱「全美步槍協會的目標是讓武器的使用像革命時期一樣司空見慣，以此增強整個國家的軍事實力」[20]。從1878年起直至1886年去世，漢考克都是美國軍事服務機構的分部主管兼首任主席[21]。從1879年起直至去世，他還是退伍軍人組織美國軍令忠誠軍團的統帥。他撰寫的《漢考克少將有關印第安人事務的報告》（Reports of Major General W. S. Hancock upon Indian Affairs）於1867年出版[1]。1885年，漢考克主持了總統格蘭特的葬禮，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在大型公眾場合露面，同年他還回到蓋茨堡舊地重遊，不過沒有大作宣傳[4]:312-313。
1886年2月9日，大西洋戰爭部司令員溫菲爾德·史葛·漢考克少將在加弗納斯島因糖尿病和癰的雙重折磨與世長辭，享壽61歲[2][5]，身後遺骨下葬在賓夕凡尼亞州蒙哥馬利縣的蒙哥馬利公墓，這裏距諾里斯敦很近[1]。他的兩個孩子都已於此前去世，不過拉塞爾還有三個孩子。1887年，漢考克的遺孀阿爾米拉出版了《追憶溫菲爾德·史葛·漢考克》（Reminiscences of Winfield Scott Hancock）[9]。
1893年，共和黨人法蘭西斯·沃克（Francis A. Walker）將軍這樣寫道：「雖然我（當年）沒有投票支持漢考克將軍，但我確信，這個國家近年來最大的損失，就是沒能讓那位俠義過人、氣宇不凡的謙和紳士入主白宮。或許事至如今，兩個黨派都已經意識到，過去13年來沒有讓漢考克將軍當選是一件多麼不幸的事情」。[22]
美國多地有紀念漢考克的雕塑：蓋茨堡戰場的東公墓山有他的騎兵雕像，賓夕凡尼亞州蓋茨堡紀念館也有他的肖像；蓋茨堡紐約州紀念碑的浮雕上可以看到漢考克在皮克特衝鋒過程中受傷的情景；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賓夕凡尼亞大道和第7街交匯處，以及賓夕凡尼亞州費城費爾芒特公園（Fairmount Park）的史密斯南北戰爭紀念館屋頂都有他的騎馬雕像。紐約漢考克廣場還有他的巨型半身銅像。
1962年，諾里斯敦的漢考克街建起了溫菲爾德·史葛·漢考克小學，校址距漢考克長大的地方不遠。[23]
1886年發行的2美元銀券上印有漢考克的肖像。根據錢幣收藏估算，這些銀券如今尚存的僅有1500到2500張，在「美國百大流通紙幣」上名列第73位。[24]
1993年電影《蓋茨堡之役》和2003年電影《眾神與將軍》分別改編自米高·沙阿拉（Michael Shaara）的《殺戮的天使們》（The Killer Angels）和傑夫·沙阿拉（Jeff Shaara）的《眾神與將軍》，兩部電影中的漢考克將軍均由拜仁·馬龍（Brian Mallon）飾演，並且都是重要人物，有非常正面的刻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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