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遷都[1][2]，即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將明朝的首都從應天府（今江蘇省南京市）遷往北京順天府，是中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其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造成的影響一直延續到現代。
背景
自北宋以後，江南經濟迅速發展並超過北方，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所在。位於長江三角洲西端的南京和其上下游的采石、瓜洲一起構成的江防體系是保證江南安全的直接屏障。同時，南京自身的地理條件也十分優越。因此，幾乎所有佔據江南的地方性政權都以金陵作為首都，即使在南宋時期，仍處於重要的戰略地位。明太祖朱元璋也以金陵作為基地統一全國。
明初的南京城自外而內，有外城、內城、皇城、宮城四層。內城周長九十六里，外城周長一百八十里，是全國最大的城市。[3]與歷代故都近似方形的佈局不同，明南京城形狀頗不規則。
北京（燕京）位於華北平原的北端，三面環山，俯瞰中原，號為形勝。
唐朝安史之亂及回紇入侵之後，燕京在全國的地位日漸顯著。後晉割讓燕雲十六州之後，燕京成為遼的南都（南京），金元兩代的首都，金稱為中都，元稱為大都。
洪武元年（1368年），徐達攻克元大都，改稱北平。徐達將城中部分居民遷往汴梁，毀平了元朝宮殿，其在舊址堆土築成景山；為了便於防守，將北面城垣南移。由於運河淤塞，南方的物資主要改由海運和陸運轉運。就這樣大都城從原本繁華的元朝京師變成了一座相對冷清的北方邊城。
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四子朱棣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燕王在北平設立燕王府，俗謂燕京。徐達死後，華北邊防部隊多由燕王節制，北平也就成為明朝北部邊防的中心。
過程
由於歷代統一王朝的都城都在中原，明朝統一全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打算擇機將京師遷往北方。洪武元年，下詔以汴梁（今日河南開封）為北京，以金陵為南京，效仿周唐的兩京故事。
洪武二年，明太祖又在故鄉鳳陽營建中都，同時下令從江南移民中都。但是汴梁和鳳陽都是久經戰亂、破敗不堪，難以承擔京師的重任，於是明太祖放棄了遷都這兩處的打算。洪武十一年，放棄了北京汴梁，改南京為京師。[4]
由於南京皇宮是填湖所建，建成之後因地表下沉逐漸形成南高北低的態勢，在風水上被視為是不祥的徵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派遣太子朱標考察關中地區，為遷都西安作準備，但第二年朱標病逝，沉重地打擊了明太祖，加上其年事已高，令其不願再勞師動眾地更換京師。
靖難之役後的永樂元年（1403年），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稱，由於燕京是明成祖朱棣的「龍興之地」，應當效仿明太祖對鳳陽的做法，立為陪都。於是明成祖大力擢升燕京北平府的地位，以北平為北京，改北平府為順天府，稱為「行在」（「行」音
永樂四年（1406年），明成祖下詔興建北京皇宮和城垣。
永樂五年（1407年），七月徐皇后去世，告知太子朱高熾其宿願，趁着明成祖日後北巡的機會，親自向守住北平城而應命作戰的將士妻子贈予嘉獎撫恤，感念她們的功勞和付出的傷亡。禮部尚書趙羾引廖均卿入京，赴北平選擇吉壤。但因北平、南京地震頻仍，遲至兩年後才選定，而徐皇后梓宮亦暫厝六年，等長陵建成方入葬。
永樂七年（1409年），明成祖以北京為基地進行北征，同時開始在北京附近的昌平修建長陵。將自己的陵墓修在北京而不是南京，證明明成祖早已經下定決心要遷都。
永樂八年（1410年），明成祖親征回師後，下令開會通河，打通南北漕運。永樂十三年完工，從此北京所需物資可以通過相對經濟地運輸。
永樂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召集群臣，正式商議遷都北京的事宜。對於提出反對意見的大臣，明成祖一一革職或嚴懲，從此無人再敢反對遷都。
永樂十八年（1420年），北京皇宮和北京城建成。北京皇宮以南京皇宮為藍本，然而規模更勝一籌。新修的北京城周長四十五里，呈規則的方形，符合《周禮·考工記》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明成祖下詔正式遷都，自明年起改金陵應天府為南京，改北京為京師，但為尊重南京的故都地位，仍虛設了幾無實權的南京六部等中央機構，稱南京某部。[5]
永樂十九年（1421年）初夏，紫禁城的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遭雷擊，盡皆焚毀。由於才剛遷都幾個月，朝野議論紛紛。禮部主事蕭儀認為，遷都後諸事不便，且棄絕皇脈與孝陵，有違天意。成祖大怒，將蕭儀收獄，後殺之。[5]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死後，明仁宗即位。明仁宗因長期作為太子在南京監國，在其即位之後面對殘破的北京皇宮，立刻就有還都南京的打算，下令修葺南京宮殿。隨後將北京六部原印信收回，新印信重又加印「行在」（「行」音
影響及爭議
自明朝統一中原約半個世紀後，全國的政治中心再度回到北方。自938年石敬瑭向契丹割讓燕雲十六州後，北京一帶已有約430年不在漢族政權的控制之下（若從安史之亂、河北藩鎮興起算起則更長）；而靖康之難後，整個華北地區也已經有近250年由異族統治。永樂遷都後，北京及其周邊成為明朝的核心統治地域，漢族政權對華北的控制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並影響了女真族的清朝、漢族復主的民國北洋時期以至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贊成成祖遷都的意見認為，由於首都距離長城很近，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和調動軍隊抵禦侵略。成祖年輕時作為藩王駐守北京十七年，成為皇帝后就曾以北京為基地五次北伐北元的殘餘勢力，北京在軍事指揮上的優點是處於後方的南京無法比擬的。同時，天子戍邊的氣勢以及皇宮和先帝陵寢俱在前線的事實，使朝廷上下在面對危機時更有抵抗的決心，例如土木堡之變明軍覆滅及皇帝被俘之後，明朝堅決地組織了北京保衛戰，而不是像西晉、北宋一樣放棄北方，並頑強堅持了約二百年才被後金易主。
而反對者則認為，一方面遷都北京給明朝財政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北京地位陡然提升，令整個北方防線在向內收縮的同時也向北京集中，反而破壞了明太祖時北方邊防的均衡配置。明宣宗放棄開平等三衛後，長城以外明軍再無據點，令北京暴露了兩翼，也失去了戰略縱深，使京師長期處於外敵的直接威脅下，同時也是明中期韃靼在大漠、明後期女真在遼東坐大的重要肇因。[7]
明朝初期，華北相對於江南的貧困相當明顯。北京的營建使北方的生產和人口迅速恢復。但是，作為一個巨大的消費城市，京師對物資的大量需求無法就近解決，必須依賴於大運河從江南轉輸。因此在明清兩朝，漕運均具有極其重要的經濟地位。漕運的繁盛帶動了運河沿線市鎮的發展，如揚州、臨清和滄州等，進一步促進了北方經濟的恢復。
而反對者一般認為，北京作為人口高度密集的政治與經濟中心，遠離物資產地的江南地區，為明朝和繼之的清朝經濟增添了巨大的、不必要的負擔[8]。另一方面，由於大運河關乎京師命脈，漕運不再是純粹的經濟行為，更帶有明顯政治意義。在大運河沿線發生水患時，公家卻只會優先保護漕運的利益，而往往忽視周邊百姓的安全。
延伸閱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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