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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直勉（1888年—1934年11月12日）[1]，原名培光，字紹軒，晚號魯直。在與朋友的通信中，曾落款林畲、林虞、林愚。廣東東莞石龍人。中國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政治人物、書法家。[2][3][4]
林直勉生於一個殷實家庭。林直勉家祖籍廣東增城，曾祖父林福成自增城遷居博羅石灣經營小生意，後來又遷居東莞石龍鎮西祿元，開設了一家「林榮昌」藤鋪。林福成生子林玉生、林潤金。林玉生生兩子林傑臣、林星池（林直勉之父）。[2][3]
林直勉早年和好友李文甫、黃俠毅等人經常讀東京的《民報》、香港的《中國日報》等進步報刊，受孫中山影響很大。他們經常在莞城（即東莞）與石龍之間往來，發動民眾。他們還共同創辦了《東莞旬報》，鼓吹民主革命，並創建了「織染全習所」、「振武神社」、「『醒天夢』劇社」。[2]
1905年9月，《時事畫報》在廣州創辦。發起人為高卓廷，編輯人為潘達微、高斂文、何劍士、陳垣等人。該報大膽揭露清朝專制統治及帝國主義侵略圖謀，清朝官員對此十分惱怒。1906年4月14日，南海縣知縣誣稱該報刊登的《官場之美人局》一則與事實不符，判令罰款。《時事畫報》大約在1907年冬停刊。1908年秋，謝英伯、潘達微等人獲得林直勉的資助，重組《時事畫報》，於1909年在香港復刊。[2]
1910年春，林直勉得知孫中山的助手胡漢民在香港從事革命，便赴香港投奔胡漢民，加入中國同盟會。[3]
1910年秋，中國同盟會策動廣州新軍起義，林直勉負責籌餉。林直勉變賣了所有家產，充作革命經費。他還和妻子葉桂聯租下了廣州高第街宜安里的一所房子，作為革命機關，策動廣州新軍起義的文件存放在此。此次起義失敗後，中國同盟會人員隨即撤往香港。中國同盟會總結了起義失敗的教訓，決定培訓革命骨幹。林直勉親任義務教員。[3][2]
1911年3月，黃花崗起義前夕，林直勉和同鄉李文甫在廣州的一個作坊以開米店作為掩護，在其中貯藏了軍械及火藥，並當作起義的先鋒隊集合地點。黃花崗起義前20天，林直勉赴上海購買武器，辦完後返回廣州。但起義因準備不足而推遲。林直勉乃赴香港整理有關事務，組織人員充實此次起義的力量。1911年3月28日，林直勉自香港回到廣州。當天下午，林直勉來到始平書院詢問起義的具體時間，方才得知起義再次延期。隨後，因起義被清兵發覺，不得不提前舉行，但很快失敗。清政府四處搜捕革命黨人。林直勉躲藏在沙面的一間洋服店內，假充該店工人，終於獲得掩護脫險。[3][2]
1911年9月，林直勉來到香山縣前山（今屬珠海市）策動新軍起義，最終促成了廣東獨立。[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林直勉帶炸彈赴上海，與陳英士等人密謀炸死清軍將領，但因為失去機會而不得不回廣東。1911年底，在林直勉的感召之下，廣東新軍參加北伐，直驅南京。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任臨時大總統。林直勉奉命赴武漢與黃興聯繫，準備繼續北伐。[3]
清帝遜位之後，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此後，林直勉返回廣東，領導東莞明倫堂。1913年二次革命，龍濟光奉袁世凱之命率部入廣東，廣東都督陳炯明出走，林直勉等人率部在越秀山抗擊龍軍失敗，撤出廣州。隨後，林直勉赴日本，幫助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3][2]
1914年9月，林直勉潛入廣州灣（今湛江）策劃討伐龍濟光，被龍濟光電告廣州法租界當局逮捕，押往越南河內的監獄。1915年9月獲釋。獲釋後，林直勉同鄧澤如等人赴馬來西亞籌款，支持孫中山的革命。1916年，林直勉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軍在廣東舉行的東江起義。[3][2]
1917年，護法軍政府在廣州成立，林直勉任孫中山的秘書。1918年，桂系操縱改組了護法軍政府，林直勉乃隨孫中山離開廣州赴上海。1919年，林直勉奉命赴美洲整理中國國民黨黨務，後來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三藩市支部總幹事。林直勉先後赴美國、墨西哥等國港口，組織了中國國民黨美洲華僑分部一百餘個。1920年，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軍部返回廣東，急需軍餉。林直勉籌得巨款，保證了軍餉所需。不久，林直勉辭職回國。[3][2]
1921年4月7日，國會議員應孫中山、唐繼堯之邀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林直勉被任命為大總統秘書，後來兼任廣東廣西電政監督。 [3]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中山趁機下令再度北伐。據載，孫中山將全部軍隊調往前線，就連總統府衛隊一個營也上了前線。總統府僅留衛士隊六、七十人防守。陳炯明反對北伐，辭去了北伐的一切職務，僅留任陸軍總長，並要求部下葉舉進駐廣州市區。葉舉架設了很多軍用電話，引起擔任電政監督的林直勉的懷疑。林直勉獲悉陳炯明密謀圍攻總統府，在亂中槍殺孫中山，嫁禍於一、兩名下級軍官，隨後通電全國以奪位。獲知確切消息後，林直勉請孫中山儘快離開住所，但孫中山不肯離去。林直勉、林樹巍等人遂強行讓孫中山離開了住所。[3]
次日凌晨3時，陳炯明下屬的葉舉部4000人圍攻並炮轟總統府，六一六事變爆發。陳炯明的軍隊在廣州街上戒嚴，林直勉讓曾經行醫的孫中山扮作醫生，林直勉以自己母親患病需看醫生為由，說服了陳炯明部的崗哨，使孫中山脫險並登上楚豫艦，後轉往永豐艦。[3][2]
1923年1月，陳炯明失敗撤出廣州，胡漢民出任廣東省省長，林直勉任廣東省政府秘書長。1923年11月，林直勉又出任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2]
1924年6月，林直勉擔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後來又兼任粵漢鐵路督辦。1924年11月，又兼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會計司司長。[2]
1924年，中國國民黨改組。林直勉反對國共合作，成了中國國民黨右派中的活躍人士，曾與鄧澤如聯名上書孫中山反對改組。[2]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愷在惠州會館門前遭槍擊，當場身亡。當天，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決議特派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織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負責處理廖案。[2]
1925年8月25日，國民政府下命令設審理廖案特別法庭。根據調查審訊，認定刺殺廖仲愷的主使為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梁鴻楷、林直勉等人，胡漢民、許崇智涉嫌。國民政府發佈了對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的通緝令，但警察最終只捉到林直勉一個人。林直勉被捕後堅決不承認自己與暗殺廖仲愷事件有任何關係，他說：「我反對廖先生不假，但從來就不想用暗殺手段倒廖，與廖案也沒有任何關係。」[2]
林直勉曾被送上一個特別法庭接受審訊。據林祥所撰的文章記載：「因其（指林直勉）地位高，並且有關國策問題，非普通法庭可以審問，國民政府特組織一個特別法庭審訊之，地點在粵軍總部，以朱培德、譚延闓、李烈鈞為法官，朱培德為審判長，以憲兵營長為護庭法警。」 此位憲兵營長便是林祥。林祥稱，林直勉在法庭上陳述其反對容共的主張時，遭朱培德駁斥。後來，林直勉被囚禁在虎門炮台。1927年春，獲陳銘樞、吳稚暉、鄧澤如營救，林直勉被釋放。中國國民黨廣州市黨部設宴歡迎林直勉出獄時，稱他是「忠誠的國民黨同志」。[5]
1931年，胡漢民遭蔣介石囚禁，廣州召開了反蔣介石的「非常會議」，成立了同南京國民政府抗衡的廣州國民政府，林直勉積極參與其事。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寧粵合作，林直勉在粵方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並且擔任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委員，繼續堅持反對蔣介石的立場。他曾和李是男等發出《促蔣下野電》，痛批蔣介石禍國殃民，縱容日本蹂躪東三省。[2]
1934年11月12日，林直勉因肺病逝世（一說病逝於1935年）。[2]
林直勉在黃埔軍校時，在一次書畫展上結識了馮康侯、蔡守，他們成了林直勉最好的朋友。林直勉長期擔任治河委員會會長期間，因資金匱乏，實際相當於「賦閒在家」。林直勉和馮康侯、盧子樞、吳子復、陳兼善等愛好書法的朋友，幾乎每周都赴梅花村的「林公館」舉辦「臨池會」。林直勉的隸書集諸家之長，既有伊秉綬之剛勁，又有何紹基之柔美。吳昌碩見其書法後稱，「不敢作隸書矣。」簡經綸稱，「林公在日不敢問隸。」[2][4]
吳瑾在《翰墨東莞》中的《論林直勉書法藝術》一文中稱：「林的書法生涯合共僅得廿年左右，除去奔走革命和晚年疾病，專注於書藝的時間更少」。其書法作品「大致作於1917年至1931年之間，尤以後七八年為多。不到十年時間，林氏所涉獵的漢魏晉唐碑帖達20種之多，有：禮器碑、石門頌、封龍山頌、郙閣頌、張遷碑、祀三公山碑、校官碑、西狹頌、衡方碑、楊淮表紀、樊敏碑、武梁祠畫像題字、石門銘、爨龍顏、爨寶子、泰山金剛經、鍾繇、出師頌、信行禪師碑等。這些作品或臨碑文，或書集聯，以其上自述的幾個漢隸碑刻寫得最精妙。林氏在當時有『臨碑直勉』之稱，其取法漢魏，廣納博採的學書門徑是有其獨特性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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