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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末期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起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上，與陳毅夫人談話時，曾表示過鄧小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1]:136。王震曾向毛澤東上書，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1]:136。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定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社論：「正如得過傷寒病可以產生免疫力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認真改正錯誤，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2]:3115月，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毛澤東叮囑此事對外要保密，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控制病情。」[2]:3066月，鄧小平夫婦接到通知，他們工資開始照發[3]:443。8月3日，鄧小平寫一封長信給毛澤東[3]:443：「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4]:37並要求恢復工作[5]:25。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來信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3]:444-446從這個批示開始，鄧小平第二次受批判命運有轉機[6]:19。周恩來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佈對鄧小平立即解除監督勞動，鄧可以做調查研究工作[3]:446-447。年底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岡山等地參觀，游歷井岡山，憑吊遺跡，重訪瑞金等地[7]:155。
1973年3月9日，周恩來草擬《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送審稿）》報送毛澤東，同日毛澤東閱後批示：「同意。」[2]:337-3394月12日，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宴會[2]:336。8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毛澤東主持開幕式；8月30日毛澤東事先聲明不出席之十屆一中全會，在周恩來主持下，毛澤東再次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是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2]:350-352。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從此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康生在十大以後臥病不出[2]:352。12月12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提出實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2]:358
1974年1月，毛澤東對王洪文、江青請示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批示：「同意轉發。」；1月18日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這份材料[2]:366。1月25日，在江青策動下，在北京召開1萬多人參加之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江青、姚文元等在會上頻繁插話，提出：「不准批林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對折衷主義」[2]:368。隨着「批林批孔」運動開展，北京以及全國各地局勢再次動盪，造反派紛紛出動，重新拉起山頭，成立各種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之類組織，興風作浪，製造事端；許多地方派性再起，到處張貼大字報，提出「矛頭向上」，各級黨政機關受到嚴重衝擊，社會秩序再度陷入混亂[2]:368-369。本來，1973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7.9，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9.5；在「批林批孔」運動衝擊下，1974年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百分之2.3，其中工業總產值只增長百分之0.6，幾乎停滯不前，生產發展速度明顯下降[2]:369。3月，毛澤東同意鄧小平擔任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中國代表團團長[2]:373-375。4月10日，鄧小平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上發言，全面闡述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之思想，提出正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之原則和主張，引起世界各國普遍關注[2]:375。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於1974年9月29日發出《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2]:383。10月4日，毛澤東要秘書打電話給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並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2]:384。10月17日，江青策劃「長沙告狀」，提出要王洪文儘快去長沙，向毛澤東告鄧小平和周恩來之「狀」，力圖阻撓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2]:386-387。12月17日，鄧小平到長沙同毛澤東談話：「歸根到底就是主席講的要安定團結。搞建設不安定不行。我覺得主要的關鍵是要大穩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夠發號施令，大家都聽，當然要發得對。這麼大的國家，都靠中央不行。」[2]:39412月24日，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周恩來說：我們都擁護主席的意見，小平作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毛澤東又提出：由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2]:395-396。毛澤東高度評價鄧小平，稱讚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還採納周恩來之建議，在四屆人大前召開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選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2]:396。在毛澤東看來，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和工資制度等「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之商品經濟之形式，體現馬克思和列寧曾經揭示之「資產階級法權」，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毛澤東認為，制度形式上平等、事實上並不平等，是不斷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之土壤，是變修正主義之溫床[2]:399。毛澤東之認識，反映他對社會主義之認識和探索，打破等級制度和特權思想，避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之社會現象，剷除滋生資產階級之土壤和條件；但這些認識，明顯帶有毛澤東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設想和論點之誤解或教條理解，在實際生活中是行不通[2]:399。毛澤東向周恩來、王洪文提出：凡有兩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進去；經毛澤東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發出《關於禁止搶奪武器問題的通知》[2]:400。12月23日，已經屢現尿血的周恩來乘機前往長沙，與毛澤東討論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備事項，支持鄧小平工作，並挫敗四人幫「組閣計劃」[8]:260。毛澤東同周、王洪文談話時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7]:177。此後，毛澤東幾次在黨內批評四人幫，王洪文也被調回上海[9]:570。
1975年1月，周恩來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澤東為穩定國內形勢，平衡四人幫的勢力，重新起用鄧小平。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圈閱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月6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2]:400。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進行整頓。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取得兩項重要成果：一是毛澤東委託鄧小平代重病之周恩來主持起草，最後經毛澤東、周恩來審閱定稿之《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二是產生以朱德為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為副委員長之全國人大常會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之國務院領導班子[2]:401。2月1日，鄧小平開始代重病之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傳達毛澤東關於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之評價，並稱：「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2]:401-4022月5日，經過毛澤東圈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央軍委常委之通知，新中央軍委常委會成員是：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2]:405。
鄧小平重掌大權之後，在周恩來等人的支持下，對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造成的各種問題進行調查解決。1975年7月4日，他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把發展經濟放在首要的戰略地位，力圖將全國的政治經濟生活重新納回到正常軌道中來。但是，他的做法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將文化大革命視作自己晚年的重要功績之一，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基本正確，有所不足」。
1975年下半年，毛澤東病重，與外界的聯繫基本只能靠侄子毛遠新傳達。1975年9月，毛遠新路過北京拜見毛澤東時，毛遠新向毛澤東表示，中央有否定文革的風氣，並表示自己注意到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以及提批判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此時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通過鄧小平向毛澤東寫信反映問題。毛澤東認為，劉冰的信中有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的情緒，而鄧小平轉劉冰的信，確實表明他也對文化大革命不滿[10]。
10月，鄧小平在領導「整頓」時制定三個綱領文件[11]:141，分別是：由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以及由計委起草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鄧小平又提出要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由於毛澤東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又說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澤東遂於11月決定要解決鄧小平的所謂「右傾」問題；他在批評鄧小平時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又指出「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了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1]:141。
11月2日，毛遠新再次向毛澤東表示，鄧小平從不談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毛澤東表示希望毛遠新幫助鄧小平提高。當天下午，毛遠新召集鄧小平等人召開會議，毛遠新在會議上批評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線不對，鄧小平反駁說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實踐證明全國形勢變好，鄧小平還表示自己是在遵照毛主席指示把生產搞上去。會後毛澤東聽取了毛遠新的匯報後表示要再開會幫助鄧小平[10]。
11月3日，毛澤東批覆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反映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存在種種問題的信，指出「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吳德主持了傳達會。
11月4日，毛遠新召集八人開會。會上鄧小平繼續不提文化大革命，並強調搞生產、實現安定團結是正確的。毛遠新將情況匯報給毛澤東後。毛澤東對鄧小平更不滿意，他決定再擴大會議，繼續讓人開導鄧小平，並讓鄧小平寫檢查。毛遠新又擴大開導鄧小平會議的規模。但是鄧小平在會上仍然不承認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會後鄧小平寫書面檢查，但只檢討具體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不談文化大革命問題。毛澤東對此非常生氣，認為鄧小平屬於小資產階級，是黨內走資派。毛澤東決定打算不再讓鄧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此外毛澤東指示毛遠新，要召開政治局會議繼續開導鄧小平，政治局會議可以由鄧小平主持。不過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依舊不談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鄧小平又寫了一篇內容相差無幾的書面檢查。毛澤東非常不滿，決定發動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並在發動運動之前開一次打招呼會議，警示那些對文化大革命有牴觸的領導幹部[10]。
11月20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對「文化大革命」之評價，會前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並形成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但是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之建議，鄧小平說由他主持這個決議不適宜，他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2]:440。鄧小平技巧性地以陶淵明的話回應，婉拒了毛澤東[12][13]。毛澤東《講話要點》：「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2]:441毛澤東立即決定停止讓鄧小平統管全面工作，讓其「專管外事」。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大多不表態。由鄧小平宣讀經毛澤東審閱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正式定性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毛澤東對打招呼會議不滿意，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0]。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國下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各地開始開展學習，標誌着「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正式開始[2]:442。
鄧小平的行動遭到「四人幫」的反對，被稱為「右傾翻案風」[6]:20。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去世[1]:158。1月15日下午3時起，在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準備舉行追悼會[1]:159。第一副總理鄧小平致悼詞[1]:159。在追悼會閉幕後，毛澤東保鏢汪東興率領「八三四一」部隊拘留鄧小平，軟禁在中南海住宅裏[1]:159。鄧小平與外界隔絕，只能與小外孫接觸[1]:167。
2月左右，各地散發大字報反對江青，擁護周恩來、鄧小平[1]:163。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之工作[2]:450。2月2日，鄧小平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向中國高層幹部宣佈：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14]:143。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對華國鋒表示：「你辦事，我放心」[11]:141。可以說，華國鋒的任命是毛澤東力圖調和「四人幫」與務實派幹部、軍人之間的矛盾的結果[11]:141。不過華國鋒和毛澤東一樣，對批鄧運動作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14]:145。2月5日，《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一文向全國普通群眾公佈。2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停止貫徹執行鄧小平、葉劍英1975年7月的講話精神。2月25日，華國鋒主持召開「第二次打招呼會議」，傳達《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開展對鄧小平的點名批評。此後，全國各家媒體紛紛發表社論和文章，全面否定鄧小平1975年以來實行的各項措施，將鄧小平定為「不肯改悔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反擊右傾翻案風發展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2月15日，華國鋒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書記會議上，講過「當前的緊急任務是批判鄧小平、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這個目標下，幹部、群眾應該團結起來」[1]:162。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1]:160，江青指名道姓攻擊鄧小平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15]:38。
3月2日，江青以看望參加會議的人員為名，單獨召集十二省區開會，稱鄧小平「代表買辦資產階級」，是「大漢奸」、「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3月下旬，南京街頭出現學生和市民自發舉行之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之集會遊行，人們打出「保衛周恩來」、「打倒張春橋」之標語；4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擴大《毛主席重要指示》傳達範圍，會後毛遠新將政治局意見書面報告毛澤東，得到認可[2]:455-456。
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的日子「清明節」，有200萬以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達到頂點[1]:165。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1]:165；會上，華國鋒攻擊鄧小平一派「是一批壞人跳出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很惡毒」[1]:165。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1]:165。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四五運動爆發，數以百萬計市民自發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獻上大量花圈、花藍、條幅、輓聯和祭文；4月5日毛新遠給毛澤東寫報告稱：「這樣大量的在天安門前集中那麼多群眾場合下，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直接攻擊毛主席，是建國以來沒有的。」政治局會議指控鄧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1]:165。4月5日，北京發生悼念周、反對「四人幫」、擁護鄧的「天安門四五」事件[6]:20，群眾有人貼出大字報要鄧接班[16]。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清理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11]:142。很顯然，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不僅北京，全國不少地方都有」，毛澤東當天圈閱報告，認為四五運動是鄧小平從1974年至1975年長期準備的結果。晚上大批民兵、公安人員和部隊包圍天安門廣場，對滯留群眾毆打和逮捕[2]:456-458。4月6日，由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17]。
4月7日，在沒有鄧小平參加的情況下[18]:2-5，毛澤東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天安門廣場事件所採取之措施，提議由政治局作出兩項決議：一、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2]:458。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議撤銷鄧黨內外一切職務，通過《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19]之後，以梁效為代表的全國各地的批判組，對鄧小平展開又一波大規模批判。鄧被指為這個事件「總後台」，再一次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6]:20。毛澤東託付汪東興對鄧加以保護[20]。
4月8日，《人民日報》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1]:1424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將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定性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並稱鄧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8]:279。同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著名寫作組梁效的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其中稱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黨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21]:111
8月，中共中央將鄧小平主持制定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稱作「三株大毒草」，在全國發動批判運動。8月，開展「批鄧」運動；鄧的三個「整頓」文件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11]:142。9月3日，江青趕赴大寨，為批判鄧作準備[1]:169。
9月9日，毛澤東逝世[1]:167。毛澤東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11]:142。毛澤東又指出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並沒有爭議性；第二，發動「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11]:142。
9月11日，王洪文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另設「中央辦公廳值班室」，並用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通知全國各地，重大問題要及時向他們指定值班人員請示；企圖切斷中共中央、華國鋒同各省、市、自治區之聯繫，由他們發號施令指揮全國[22]:302。華國鋒從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給他電話中得知此事，同葉劍英商議，決定以中央政治局名義通知王洪文，立即關閉擅自設立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並以中共中央名義通知各地：發生重大問題，應向華國鋒請示[22]:298。華國鋒談到：同「四人幫」鬥爭不可避免，是時候解決了[22]:299。華國鋒請李先念代表他去見葉劍英，就解決「四人幫」問題請求葉劍英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22]:299。10月2日，毛遠新調派瀋陽軍區1個坦克師開往北京，同時要求上海民兵、北京大學民兵和清華大學民兵做好準備[1]:170。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向葉劍英報告毛遠新出動部隊，葉立即下令軍隊退回原地[1]:170。四人幫住宅戒備森嚴，每個住宅有二重以上警備[1]:171。10月4日傍晚，葉劍英趕到東交民巷華國鋒住所，商量對策[22]:301。原定部署國慶節後準備10天視情況再動手；葉劍英提出改為提前採取行動，「先發制人，以快打慢」，下決心「一破一立除四害」[22]:301；華國鋒決定「至遲後天動手」，請葉劍英同汪東興落實行動計劃[22]:301。葉劍英即到汪東興處，詳細商決一切，使汪東興提出之行動方案周全可行[22]:301。
10月6日，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兵不血刃地結束文化大革命[1]:173。晚上8時，是同「四人幫」鬥爭勝負之關鍵時刻[22]:301，華國鋒、葉劍英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通知姚文元列席[22]:301。在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先後到達會議室時，分別宣佈對他們實作隔離審查[22]:301；同時，派人到江青住處宣佈執行同樣決定[22]:301。周、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四人幫」倒台[6]:20。晚上10時許，出席會議者有中央政治局成員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志福、陳永貴、吳桂賢，共11人[22]:301-302。葉劍英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22]:302。會後，即下發關於華國鋒任職決議，通知「立即在黨內傳達」[22]:302。會議開到10月7日凌晨4點多才結束[22]:302。李德生根據華國鋒、葉劍英命令逮捕毛遠新等人[1]:172。10月7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1]:173。會議決定華國鋒就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173。十年動亂雖已過去，中國卻面對「三信危機」（「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11]:142。
10月10日，鄧小平寫信通過汪東興交給華國鋒[1]:181。鄧在信中寫道：「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以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一樣……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訊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1]:181但是華國鋒回應：「……你犯過錯誤，必須繼續接受批判。」[15]:38
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要求向全體黨員傳達毛澤東批評四人幫一系列指示，說明黨中央同四人幫鬥爭之經過、以及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的原因，指導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運動」[22]:302。10月21日，中共中央通過廣播和報紙，把一舉粉碎「四人幫」公之於世[22]:302。10月24日，北京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慶祝大會，慶祝粉碎「四人幫」[22]:303。華國鋒在10月26日宣佈，當前要批判「四人幫」，可以附帶批鄧[14]:159。
懷仁堂政變，華國鋒在控制局勢之後，基於權力鬥爭和推行「兩個凡是」的需要，繼續推進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拒絕給鄧小平平反，表示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12月，華國鋒在會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全國農業會議代表時說：「鄧小平雖然同『四人幫』反黨集團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矛盾，但其本質仍是修正主義，他們之間沒有本質區別。都具有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毛主席的罪行。打倒『四人幫』後同樣不能放過鄧小平」[1]:181。
中共官方認為「『四人幫』曾長期控制輿論陣地，大搞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拉幫結派，在黨內造成極其惡劣之影響；如果不把『四人幫』罪行徹底清算，摧毀其幫派，就不能肅清他們在各方面之影響」[23]:5。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全國發佈《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23]:6。
2月，華國鋒支持《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正式提出「兩個凡是」之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1]:1493月6日，中共中央下發「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二」——《「四人幫」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惡歷史》[23]:6。3月10日，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次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有人提出鄧小平恢復工作，引起爭論[1]:183。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拒絕陳雲、王震提請讓鄧小平恢復工作的要求，稱如果讓鄧小平復出，就會導致四人幫復辟。但是，此時以葉劍英為首的大批軍隊和老資格領導人紛紛表態支持鄧小平。在這種情況下，華國鋒無力抵擋鄧小平的復出。極力反對鄧小平復出[1]:183。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第二次寫信，表示「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1]:185。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號文件》轉發鄧小平兩封信[1]:185。政治局討論這封信，同意鄧小平的建議[24]:6。
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1]:185。7月17日，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14]:173。會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之職[1]:185-186。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後[25]:3，入住位於米糧庫胡同的宅邸，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萬里、趙紫陽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26]:239[6]:20。這正式宣佈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結束。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中央黨校與《光明日報》刊出，在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的策劃下，全國開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徹底擊潰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控制局面。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這次會議之後，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成為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而華國鋒自1976年10月發動的揭批查運動也在這次會議後停止，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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