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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馬克思主義革命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列夫·大衛多維奇·托洛斯基（俄語：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羅馬化：Lev Davidovich Trotsky，俄語發音：[ˈlʲɛf ˈtrotskʲɪj] （ⓘ）；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1日），本姓布隆斯坦（Бронштейн），俄國革命家、政治人物、新聞工作者、列寧主義思想家。
| 列夫·托洛斯基 Лев Троцкий | |
|---|---|
1920年代初期的列夫·托洛斯基 | |
| 蘇俄軍事和海軍事務人民委員 | |
| 任期 1918年3月14日—1925年1月25日 | |
| 總理 | |
| 前任 | 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 |
| 繼任 | 米哈伊爾·伏龍芝 |
| 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18年9月6日—1925年1月26日 | |
| 前任 | 職務設立 |
| 繼任 | 米哈伊爾·伏龍芝 |
| 蘇俄外交人民委員 | |
| 任期 1917年11月8日—1918年3月13日 | |
| 總理 | 弗拉基米爾·列寧 |
| 前任 | 米哈伊爾·捷列先科 |
| 繼任 | 格奧爾基·契切林 |
| 俄國立憲會議議員 | |
| 任期 1917年11月25日—1918年1月20日[a] | |
| 一起任職 | 摩西·烏里茨基等人 |
| 前任 | 選區成立 |
| 繼任 | 選區取消 |
| 選區 | 諾夫哥羅德選區 |
| 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 | |
| 任期 1917年10月8日—1917年11月8日 | |
| 前任 | 尼古拉·齊赫澤 |
| 繼任 | 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 |
| 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 |
| 任期 1917年10月10日—1926年10月23日 | |
| 屆數 | 第6屆、第7屆、第8屆、第9屆、第10屆、第11屆、第12屆、第13屆、第14屆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列夫·大衛多維奇·布隆斯坦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Бронштейн 1879年11月7日 (N.S.)  俄羅斯帝國赫爾松省亞諾夫卡（今 烏克蘭基洛沃格勒州博布里內茨區別列斯拉夫卡） |
| 逝世 | 1940年8月21日（60歲） 墨西哥墨西哥城科約阿坎區 |
| 死因 | 遇刺 |
| 墓地 | 列夫·托洛斯基故居博物館 |
| 國籍 | 無國籍（1932年2月—1940年8月） |
| 政黨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898年—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際主義者）（1913年—1917年）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1917年—1918年） 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18年—1925年）  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25年—1927年，被開除） |
| 配偶 | 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 娜塔莉亞·謝多娃 |
| 兒女 | 季娜伊達·沃爾科娃 尼娜·涅維爾森 列夫·謝多夫 塞爾焦·謝多夫 |
| 獲獎 |  |
| 簽名 |  |
十月革命時，托洛斯基擔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蘇維埃俄國建國之後，他擔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俄國立憲會議議員，後任蘇俄軍事和海軍事務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建立了蘇聯紅軍，並成為事實上的總司令，被譽為「紅軍之父」[1]，亦被列寧視作「最崇高的同志」[2]。
他領導布爾什維克贏得了俄國內戰（1917年—1923年）。1924年列寧去世後，在1927年的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被斯大林排擠出聯共（布）領導核心，後流亡海外，1938年，組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第四國際），1940年8月20日，被斯大林派人刺殺於墨西哥城，次日去世。1988年8月，蘇共中央為托洛斯基平反[3]。托洛斯基自視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和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倡導者，他提出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被稱為托洛斯基主義。
列夫·大衛多維奇·布隆斯坦，1879年生於俄羅斯帝國赫爾松省亞諾夫卡村（今屬烏克蘭別列斯拉夫卡）一個富足的猶太農民家庭。父親是大衛·列昂季耶維奇·布隆斯坦，母親是安娜·利沃夫娜，托洛斯基是家中第五個孩子。托洛斯基的父親大衛·列昂季耶維奇·布隆斯坦曾住在波爾塔瓦，後來搬到了別列斯拉夫卡，因為那裏有一個龐大的猶太社區[4][5]。在家裏說的語言是俄語和烏克蘭語的混合體（被稱為烏俄語）[6]。
7歲時，托洛斯基父母送他到格羅莫克列亞的一所小學去上學。他在格羅莫克列亞的幾個月中也學會了讀寫俄文。
1888年，托洛斯基的遠房表哥「莫伊塞·菲利波維奇·施賓策爾」來亞諾夫卡養病，並提議帶托洛斯基到大城市奧迪沙接受教育，布隆斯坦夫婦同意了；於是在1888年秋天，9歲的托洛斯基被送到奧迪沙念書，寄宿在施賓策爾夫婦家中。並考入一所德國路德派新教團體創辦的聖保羅實科中學，在奧迪沙的生活也使托洛斯基大開眼界[7]。
1896年，托洛斯基前往尼古拉耶夫市去讀七年級，然後再準備報考大學。在此之前托洛斯基並非社會主義者，但之後在一次辯論中接受了社會主義，並參與了革命活動[8]。起初，他是一名民粹派（革命的農業社會主義民粹主義者），最初反對馬克思主義；但在那年年底被他未來的第一任妻子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說服，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
托洛斯基沒有攻讀數學學位，而是於1897年初在尼古拉耶夫幫助組織了南俄工人同盟。他使用「利沃夫」這個名字，積極聯絡其他城市的革命團體，撰寫和印刷傳單和公告，分發革命小冊子，並在產業工人和革命學生中普及社會主義思想；在這一年年底以前就已經發展到約有200 個成員。同時也出版了機關刊物——《我們的事業》[9]。
1898年1月，包括托洛斯基在內的200多名工會成員被捕。他在接下來的兩年裏被關押在監獄等待審判，先是在尼古拉耶夫，之後是赫爾松，然後是奧迪沙，最後是在莫斯科[10]。在他入獄兩個月後，即1898年3月1日至3日，新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工黨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從那時起，托洛斯基就認定自己是該黨的成員[11]。
1899年，托洛斯基在莫斯科監獄裏，接觸到了其他革命者，聽說了列寧的事，並閱讀了列寧寫的書——《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2]。在等待沙俄法庭判決的時間內，被關押在布特爾監獄，在獄中，托洛斯基研究了《聖經》和共濟會。
1900年夏天，在莫斯科的監獄裏，托洛斯基與同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亞歷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結婚。婚禮儀式由一位拉比主持[13]。
1900年，托洛斯基被判處在西伯利亞流放4年。由於他們的婚姻關係，托洛斯基和索科洛夫斯卡婭被允許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同一個地方。他們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貝加爾湖地區的烏斯季庫特。在烏斯季庫特的時間裏，托洛斯基夫婦研究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之後遷到維爾霍勒恩斯克，並加入了社會民主工黨西伯利亞協會，同時為在伊爾庫茨克出版的進步報紙《東方評論》寫文章。他們有兩個女兒，季娜伊達·沃爾科娃和尼娜·涅維爾森，都出生在西伯利亞。
在西伯利亞，托洛斯基學習哲學[14]。他意識到了黨內部的分歧。一些被稱為「經濟派」的社會民主黨人認為，黨應該專注於幫助產業工人改善他們的生活，而不是關注於顛覆政府。他們認為經濟鬥爭具有首要的意義。其他人則認為推翻君主制更為重要，一個組織良好、紀律嚴明的革命黨至關重要[15]。後一種立場正是由總部位於倫敦的《火星報》所表達的，該報成立於1900年[16]。
1902年夏，托洛斯基在閱讀了《怎麼辦》和一本《火星報》的合訂本後深受啟發。在經過妻子索科洛夫斯卡婭同意和呼籲下，之後某個夏夜，托洛斯基藏在馬車上的一車乾草中，從西伯利亞逃了出來[17]。在離開伊爾庫茨克之前，他在假護照上使用了一位看守的姓名「托洛斯基」。後來，索科洛夫斯卡婭也帶着他們的女兒逃出了西伯利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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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離開西伯利亞後來到薩馬拉，之後於1902年10月來到英國倫敦，同時第一次會見了列寧。托洛斯基很快就開始為《火星報》撰稿。爾後加入了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弗拉基米爾·列寧、尤里·馬爾托夫和《火星報》其他編輯的行列。托洛斯基以筆名「筆桿子」很快成為該報的主要作者之一[5]。
托洛斯基不知道，《火星報》的六名編輯在普列漢諾夫領導的「老戰士」和列寧、馬爾托夫領導的「新戰士」之間勢均力敵。普列漢諾夫的支持者年齡較大（40多歲和50多歲左右），過去20年裏一起在歐洲流亡。新戰士的成員在30歲出頭，最近才從俄國移居過來。列寧試圖在《火星報》內部建立一個反對普列漢諾夫的永久多數派，他希望當時23歲的托洛斯基能站在新戰士一邊，以此打破僵局。1903年3月，列寧寫道：
我向編輯部所有成員建議增聘『佩羅』為編輯部的全權成員（我認為增聘一事僅多數不夠，應一致同意）。我們非常需要第7個成員以便表決（現在只有6票）和充實力量。『佩羅』為每期報紙撰稿已經不止一個月了。他十分積極地為《火星報》工作，做專題報告，而且在這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撰寫文章和就當前緊迫問題短評方面，他對我們來說不僅非常有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此人無疑是個難得的人材，他信念堅定、精力充沛、前途無量。他在翻譯和撰寫普及讀物方面也能做不少工作。
編輯部全體成員除普列漢諾夫外，均無分歧。但出於普列漢諾夫的反對，托洛斯基沒有成為編輯部的正式成員。從那時起，托洛斯基以顧問身份參加了委員會的會議，這也使他遭到了普列漢諾夫的敵意。
在巴黎，托洛斯基遇到了娜塔利婭·謝多娃，不久他們就成為了伴侶。並於1903年結婚。他們有兩個孩子，列夫·謝多夫和塞爾焦·謝多夫。
與此同時，在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秘密警察的鎮壓和內部混亂，《火星報》成功地於1903年8月在倫敦召開了該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托洛斯基和《火星報》的其他編輯出席了會議。第二次代表大會按計劃進行，大會討論了猶太聯盟（崩得）的立場，該聯盟在1898年共同創建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但希望在黨內保持自治；大會否決了崩得的觀點。然後，《火星報》的支持者輕鬆地擊敗了少數的 「經濟派」代表，由於托洛斯基猛烈抨擊經濟派，使他贏得「列寧的棍子」稱號[18]。
不久之後，支持《火星報》的代表意外地分裂為兩個派別。最初的分歧是因為組織問題。列寧和他的支持者，即布爾什維克，主張建立一個規模較小但組織嚴密的政黨，只有黨員才能被視為成員；而馬爾托夫和他的支持者，即孟什維克，則主張建立一個規模較大、紀律性較低的政黨，協助該黨的人也能被視為黨員。令人意外的是，托洛斯基和《火星報》的大多數編輯都支持馬爾托夫和孟什維克，而普列漢諾夫則支持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1903年和1904年期間，許多成員在派別中改變了立場。普列漢諾夫很快與布爾什維克分道揚鑣。托洛斯基則於1904年4月，申明脫離新《火星報》編輯部，1904年9月離開孟什維克，與其絕交。原因是他們堅持與俄國自由主義者結盟，反對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和解[19]。
從1904年到1917年，托洛斯基稱自己為 "非派別社會民主黨人"。他在1904年至1917年期間工作里，試圖調和黨內的不同團體，這也導致了與列寧和其他著名黨員的多次衝突。托洛斯基後來堅持認為，他在黨的問題上反對列寧是錯誤的。在這些年裏，托洛斯基開始發展他的不斷革命理論，並在1904-07年與亞歷山大·帕爾烏斯建立了密切的工作關係[20]。
1905年1月3日（儒略曆），聖彼得堡市普蒂洛夫工廠發生罷工，反對俄國政府的動亂和騷動達到高潮。這一次罷工發展為總罷工，到1905年1月7日，聖彼得堡已有14萬名罷工者[21]。
血腥星期日事件發生後，托洛斯基於1905年2月經由基輔秘密返回俄羅斯[22]。起初，他為基輔的一家地下印刷廠寫傳單，但很快就搬到了首都聖彼得堡。在那裏，他與布爾什維克（如中央委員會成員列昂尼德·克拉辛）和當地的孟什維克委員會合作，並把孟什維克委員會推向了更激進的方向。然而，後者在5月份被一名特工出賣，托洛斯基不得不逃到芬蘭農村。在那裏，他致力於充實他的不斷革命理論[23] 。
1905年9月19日，莫斯科印刷廠的排字工人舉行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提高工資。截至9月24日晚，莫斯科其他50家印刷廠的工人也舉行了罷工。1905年10月2日，聖彼得堡印刷廠的排字工人決定罷工，以支持莫斯科罷工者。1905年10月7日，莫斯科至喀山鐵路的鐵路工人舉行罷工[24] 。在由此產生的混亂中，托洛斯基於1905年10月15日從芬蘭返回聖彼得堡。當天，托洛斯基在聖彼得堡蘇維埃工人代表委員會發言，該委員會正在該市的技術學院開會。參加會議的還有擠在外面聆聽的大約有20萬人，約佔聖彼得堡工人的一半[25]。
在托洛斯基返回後，托洛斯基和帕爾烏斯接管了《俄羅斯報》，發行量增加到50萬份。托洛斯基同帕爾烏斯和馬爾托夫以及其他孟什維克派共同創辦了《開端報》，其實際上主要是托洛斯基的報紙，該報在1905年聖彼得堡的革命氛圍中也被證明是一份非常成功的報紙[26]。
就在托洛斯基回歸之前，孟什維克派獨立提出了與托洛斯基相同的想法：建立一個代表首都工人的民選非黨革命組織，即第一個工人蘇維埃。托洛斯基抵達聖彼得堡時，以格奧爾基·赫魯斯塔廖夫-諾薩爾為首的蘇維埃已經開始運作。赫魯斯塔廖夫-諾薩爾當選為聖彼得堡蘇維埃主席時是一個妥協的人物。他是一位置身於蘇維埃政治派別之外的一名律師[27]。然而，自從他當選以來，儘管布爾什維克最初反對他，但事實證明他很受工人歡迎。赫魯斯塔廖夫-諾薩爾因擔任聖彼得堡蘇維埃的發言人而出名[27]。事實上，對外界來說，赫魯斯塔廖夫-諾薩爾是聖彼得堡蘇維埃的化身。托洛斯基以 "亞諾夫斯基"（以他出生的村莊亞諾夫卡命名）的名義加入蘇維埃，並被選為副主席。他在蘇維埃做了很多實際工作，在1905年11月26日赫魯斯塔廖夫-諾薩爾被捕後，被選為蘇維埃主席。這時，托洛斯基被譽為「蘇維埃的思想領導者」，當時列寧對此的評價為「托洛斯基是以其卓越和不倦的工作贏得這個地位的」。12月2日，蘇維埃發佈公告，其中包括以下關於沙皇政府及其外債的聲明：
鑑於專制政權並不為人民所信任，也沒有得到人民的授權，我們決定拒絕償還沙皇政府為了進行鎮壓全體人民的戰爭而欠下的一切債務。
第二天（12月3日），蘇維埃被忠於政府的軍隊包圍，代表們被逮捕[28]。托洛斯基被關進十字架監獄，後又被轉移到彼得保羅要塞，在獄中，托洛斯基研究了地租理論和俄國社會關係史；在彼得堡獄中寫成了《總結與前瞻》一書，以「總結」1905年俄國革命為名，第一次論述了「不斷革命論」。托洛斯基對這些假定中的大多數都作了分析。他同意布爾什維克的觀點，認為俄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革命，應由產業工人承擔這個角色。 他當時更深入地論證說：
工人階級由於自己在革命中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甚至在西方社會主義高潮開始之前就不得不把俄國革命從資產階級階段推向社會主義階段。這是革命「不斷性」的一個方面——它不可能把劇變限定在資產階級的範圍以內。
1906年9月底，托洛斯基和其他蘇維埃領導人以支持武裝叛亂的罪名而受審。1906年11月2日，托洛斯基和其他14人被判有罪，並被判處終身流放至西伯利亞，褫奪他們全部公民權利。
1907年1月至2月，托洛斯基在流放至西伯利亞鄂畢多爾斯克苦役場的途中，在別列佐沃遇上一名判處流放的醫生，托洛斯基因此假裝患上了坐骨神經痛，被送進了醫院「治療」，「治療」過程中抓住機會又一次逃出了沙俄警察的魔爪，並在一位酒鬼的幫助下，通過不斷偽裝到達烏拉爾山脈，乘上了列車回到彼得堡，在彼得堡停留了幾天，爾後越境進入芬蘭，最後再次前往倫敦[18]。
1907年4月下旬，托洛斯基以梯弗里斯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18]。在會上，作了有關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作用的講話「這一講話在十月革命後曾作為布爾什維克對待農民及資產階級態度的典範一再出版」，並儘量彌合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兩派的分歧，維持黨的統一。1907年的夏天大會以後，托洛斯基從倫敦到達柏林，並認識了卡爾·考茨基、倍倍爾、羅莎·盧森堡、卡爾·李卜克內西、弗蘭茨·梅林等人。羅莎·盧森堡和托洛斯基一樣，反對孟什維克的整個革命觀，但又以懷疑眼光看待布爾什維克的活動。 她和托洛斯基一樣希望看到俄國運動的「歐洲化」。
10月，托洛斯基搬到奧匈帝國首府維也納，在維也納，托洛斯基與阿道夫·越飛關係密切，越飛是他接下來20年的朋友，並向他介紹了精神分析[29]。也認識了魯道夫·希法亭。在接下來的七年裏，托洛斯基經常參加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偶爾也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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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托洛斯基被邀請加入《真理報》的編輯部，這是一份面向俄羅斯工人階級的俄文社會民主主義雙周刊，他與阿道夫·越飛和馬特維·斯科別列夫共同編輯。這份報紙通過一系列手段被一批批走私運往俄羅斯[30]。資金的匱乏導致該報紙的出版很不規律；第一年只出版了五期[30]。
由於避免了派系政治，該報在俄國產業工人中很受歡迎。1905年—1907年革命失敗後，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多次分裂。當時出版《真理報》的資金非常匱乏。托洛斯基與德國和俄國的中央委員會接觸，以為該報尋求財政支持[31]。190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借給托洛斯基1000盧布，償還了一些債務。1910年，布爾什維克的多數人控制了中央委員會。列寧同意資助《真理報》，但要求任命一名布爾什維克擔任該報的共同編輯[31]。1910年1月當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巴黎舉行的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重新團結起來時，中央委員會正式承認托洛斯基的《真理報》「超越派別鬥爭」對全黨所作的貢獻。黨中央委員會每月資助150盧布的定期補助。托洛斯基的妹夫列夫·加米涅夫從布爾什維克加入了編輯部。但統一的嘗試在1910年8月失敗。加米涅夫在相互指責中辭去了編輯部的職務。托洛斯基又繼續出版了兩年《真理報》，直到最終於1912年4月停刊[32]。
布爾什維克於1912年4月22日在聖彼得堡創辦了一份面向工人的新報紙，也叫《真理報》；而開辦此份報紙的人正是約瑟夫·朱加什維利（即斯大林），但當時托洛斯基顯然不知道創辦者。托洛斯基對自己報紙的名字被篡奪感到非常不滿，於是在1913年4月，他給孟什維克領導人尼古拉·齊赫澤寫了一封信，痛斥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雖然托洛斯基很快就克服了分歧，但這封信被俄羅斯警方截獲，並將副本放入他們的檔案中。1924年列寧去世後不久，這封信被托洛斯基在黨內的對手發現並公佈，藉此把他描繪成「列寧的敵人」。
1910年代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局勢緊張加劇的時期，導致托洛斯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發生了許多摩擦。托洛斯基和孟什維克當時與列寧最嚴重的分歧是關於 "沒收財產 "的問題，即布爾什維克團體武裝搶劫銀行和其他企業，為黨籌集資金。這些行動已在第五次大會上被禁止，但布爾什維克仍在繼續[33]。
1912年1月，以列寧為首的大多數布爾什維克派別以及一些持異議的孟什維克在布拉格舉行了一次會議，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會議。決定脫離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一個新的政黨，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作為回應，托洛斯基於1912年8月在維也納組織了一次社會民主黨派的 "統一 "會議（又稱 「八月聯盟」），試圖將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重新統一為一個政黨，這一嘗試沒有成功[5]。
在維也納，托洛斯基不斷在激進的俄羅斯和烏克蘭報紙上發表文章，如《基輔思想報》，並使用各種假名，經常使用 「安季特· 奧托」此名[34]。1912年9月，《基輔思想報》派他到巴爾幹地區擔任戰地記者，在接下來的一年裏，他在那裏報道了兩次巴爾幹戰爭。在那裏，托洛斯基記錄了塞爾維亞軍隊對阿爾巴尼亞平民進行的種族清洗。他成為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的親密朋友，拉柯夫斯基後來是蘇聯的主要政治家，也是托洛斯基在布爾什維克黨中的盟友[35]。
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奧匈帝國與俄羅斯帝國交戰，托洛斯基被迫逃離維也納前往中立國瑞士，以避免作為俄羅斯移民被捕。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俄國社會民主黨和其他歐洲社會民主黨在戰爭、革命、反戰和國際主義問題上突然發生了調整，將該黨重新劃分為失敗主義者和護國主義者。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列寧、托洛斯基和馬爾托夫主張各種國際主義的反戰立場，認為革命的階級在反動的戰爭中只能希望自己的政府失敗，而他們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反對所有帝國主義者。這些反戰的馬克思主義者被稱為國際主義者或 "失敗主義者"。那些在戰爭中支持一方國家反對另一方的人被稱為 "護國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和其他護國主義社會民主黨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俄國政府，並希望他們贏得戰爭；而托洛斯基的前同事帕爾烏斯現在也是一名護國主義者，他強烈反對俄國，並且希望德國能贏得戰爭。在瑞士，托洛斯基曾在瑞士社會民主黨內短暫工作，促使該黨通過了一項國際主義決議。托洛斯基在蘇黎世停留的時間裏寫了一本反對戰爭的書——《戰爭與國際》[36]，反對歐洲的社會民主黨派，主要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採取的親戰立場。
托洛斯基於1914年11月19日移居法國，《基輔思想報》任命他為駐巴黎的記者，之後擔任《基輔思想報》的戰地記者。1915年1月，托洛斯基在巴黎開始編輯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報紙《呼聲報》。
1915年2月14日，托洛斯基的《我們的言論報》已取代《呼聲報》。他採用了「沒有賠償或吞併的和平，沒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和平」的口號。列寧主張俄羅斯在戰爭中失敗，並要求與第二國際徹底決裂[37]。
托洛斯基於1915年9月出席了齊美爾瓦爾德反戰的社會主義者會議，主張在那些像馬爾托夫一樣不惜一切代價留在第二國際內部的人，和列寧那樣與第二國際決裂並組成第三國際的人之間採取中間立場。會議通過了托洛斯基提出的中間路線。起初列寧是反對的，但最後還是投票支持了托洛斯基的決議，以避免反戰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分裂。 托洛斯基起草了《齊美爾瓦爾德宣言》，最後選出一個國際委員會[38]。
1916年9月，托洛斯基的《我們的言論報》被法國當局查封，托洛斯基因反戰活動被從法國驅逐到西班牙。西班牙當局不想挽留他，以各種理由將托洛斯基逮捕。之後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共和黨的報紙開始紛紛要求釋放托洛斯基。西班牙當局於1916年12月25日將托洛斯基驅逐到美國。1917年1月13日，托洛斯基抵達美國紐約市，在到達之際，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僑民熱情歡迎托洛斯基，響起了不斷的問候聲和歡呼聲。之後托洛斯基在布朗克斯第164大街住了近三個月。在紐約，托洛斯基為當地的俄語社會主義報紙《新世界報》和美籍猶太人的《前進》撰寫文章，並進行翻譯。他還向俄羅斯移民發表了演講。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時，托洛斯基正住在紐約市。當消息傳來後，托洛斯基更是活躍，急忙辦理回國手續。3月27日，托洛斯基和他的家人以及一小批其他流亡者乘挪威輪船「克里斯蒂安尼亞峽灣號」從紐約起航，4月3日，當挪威客輪在諾華斯高沙省的哈利法克斯拋錨時，英國海上警察強迫他和家人一起下船，以「德國間諜」的理由把他送往阿默斯特的德國戰俘集中營，同時對他的妻子和孩子進行嚴密監視。關於一封談到托洛斯基在加拿大被捕原因的英國電報，列寧的《真理報》寫道：
托洛斯基——一九〇五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前主席，獻身革命事業幾十年的革命家——同德國政府所津貼的一項計劃有聯繫，這怎麼能使人相信呢，哪怕是一分鐘？這分明是對一個革命家驚人和無恥地誹謗。[39]
托洛斯基被囚禁在集中營的期間裏，托洛斯基對囚犯們講話，向他們解釋齊美爾瓦爾德運動的思想，告訴他們說卡爾· 李卜克內西在德國一直進行着反對德國皇帝及大戰的鬥爭。因此與囚犯中的工人和水手建立了越來越深厚的友誼，他將自己在集中營的一個月描述為「一次不斷的群眾集會」[40]。托洛斯基的言論和煽動激起了德國軍官囚犯的憤怒，他們向英國營地指揮官莫里斯上校抱怨托洛斯基的「反愛國」態度。莫里斯隨後禁止托洛斯基發表任何公開演講，導致530名囚犯抗議並簽署了反對莫里斯命令的請願書。
托洛斯基被扣留了一個月後，俄國臨時政府外交部長米留可夫迫於工農蘇維埃和布爾什維克的壓力，在最初的猶豫之後，要求英國政府釋放托洛斯基。4月29日，托洛斯基離開阿默斯特集中營，德國水兵在他們的管弦樂隊演奏的《國際歌》樂曲伴隨下 歡呼着一直把他送到集中營大門口。
托洛斯基於1917年5月17日抵達俄羅斯，在芬蘭車站受到了隆重的歡迎。回國後，托洛斯基基本上同意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完全贊同列寧的《四月提綱》和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但沒有立即加入他們。俄國社會民主黨至少分裂成六個團體，布爾什維克正在等待下一屆黨代會決定與哪些派別合併。托洛斯基暫時加入了彼得格勒地區的區聯派，並成為其領導人之一。在6月舉行的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托洛斯基被選為來自區聯派的第一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41]。
7月初，布爾什維克舉行黨的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托洛斯基說服了多數區聯派成員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不過七月事件的爆發打亂了這一進程。
七月危機結束後，托洛斯基於1917年8月7日被捕。二度被關進了十字架監獄[42]。法庭給了他和列寧、季諾維也夫同樣的罪名——曾加入「德國間諜組織」，是「德國的奸細」。托洛斯基入獄期間的8月份，區聯派全員併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托洛斯基以第三高票當選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得票數僅次於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少列寧兩票）、之後又當選布爾什維克黨第一屆政治局委員。
40天後，在科爾尼洛夫的反革命叛亂失敗後，9月4日，托洛斯基被釋放。布爾什維克擊敗科爾尼洛夫，此舉使其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獲得多數席位；之後托洛斯基於1917年10月8日（舊曆9月25日）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該職位是十月革命的最高領導人，托洛斯基也成為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之一。
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討論發動武裝起義時，托洛斯基站在少數派一方支持列寧發動革命，反對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反對起義的一方；托洛斯基此舉表現了對列寧主張的積極擁護。9月底列寧和托洛斯基反對布爾什維克在預備議會中充當正式的反對派，因為列托認為此舉已毫無作用。列寧在一封致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寫道：
托洛斯基是主張抵制的。好極了，托洛斯基同志！在參加民主議會的布爾什維克黨團中，抵制的主張失敗了……不應當容忍參加的主張。
在彼得格勒即將遭到德國進攻的時刻，托洛斯基阻止了親布爾什維克的軍團調離首都，10月9日在蘇維埃執委會會議上成立了軍事革命委員會。10月10日，舉行了有列寧出席的那次歷史性會議，會上，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後，黨的領袖們以10票贊成2票反對通過了起義決議。
10月18日，蘇維埃向托洛斯基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廣泛流傳的關於起義的傳聞，另一個是關於托洛斯基命令軍火庫發放槍支給赤衛隊的事。托洛斯基說：「我代表蘇維埃宣佈：我們沒有任何武裝行動的計劃。」，但他沒有義務公開承認像布爾什維黨中央這樣秘密機關所作的機密決定；蘇維埃作為工人民主政治機關的決議是公開的，而黨中央有權保留機密決定；但托洛斯基不止於此，他補充說道：「如果事變的進程迫使蘇維埃決定武裝行動，那時工人和士兵一定會像一個人似的站出來響應蘇維埃的號召。」。這樣的答覆——既保守了即將起義的軍事秘密，又鼓舞了革命者的戰鬥意志，同時嚴格遵循現代民主與公開原則。
11月5日（俄歷10月23日），軍事革命委員會已擬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這個計劃既簡明又謹慎。計劃規定，用精選的部隊迅速佔領首都的所有戰略要地，確保起義總部與衛戍部隊之間的聯絡工作正常運轉。精選的隊伍都處於隨時待命狀態。
11月6日到11月7日（俄歷10月24到25日）間的夜裏，赤衛隊和正規團隊以閃電般的速度幾乎一聲不響地佔領了塔夫利達宮、郵局及火車站、國家銀行、電話局、發電廠及其他戰略地點。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只用了幾個小時。
對於十月革命這場20世紀最重大的社會革命，托洛斯基是做過重大貢獻的，並贏得了不朽的歷史地位。以下是對托洛斯基在1917年的作用的總結，是斯大林在1918年11月6日的《真理報》上寫的[43]。雖然這段話在斯大林的《十月革命》（1934年）一書中被引用過，但在《斯大林全集》（1949年）中被刪除[44]。
起義的一切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斯基同志直接指揮之下完成的。我們可以確切地說，衛戍部隊之迅速站在蘇維埃方面來，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之所以搞得這樣好，黨認為這首先要歸功於托洛斯基同志。
十月革命成功後，托洛斯基率領部隊擊退了克拉斯諾夫將軍領導的哥薩克軍團，和位於加契納仍忠於被推翻的臨時政府的部隊。托洛斯基與列寧結盟，挫敗了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溫和派成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分享權力的企圖。到1917年底，托洛斯基毫無疑問地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內僅次於列寧的第二號人物；後一段時期里，托洛斯基與列寧的畫像時常並列在一起；直到列寧病逝之前。托洛斯基讓季諾維也夫黯然失色，季諾維也夫在過去十年中一直是列寧的最高副手，但他的光芒似乎正在消退。這也導致了兩人之間持續的競爭和敵意，這種競爭和敵意一直持續到1926年。
1917年11月23日，十月革命勝利後，托洛斯基擔任外交人民委員，並公佈了先前由三國協約簽署的秘密條約，其中詳細描述了戰後重新分配殖民地和重新劃定國家邊界的計劃，包括肢解奧匈帝國。托洛斯基揭露了沙皇政權與英國、法國之間的秘密條約安排，給他們造成了極大的尷尬。
1917年11月，蘇俄與德國政府和同盟國的代表進行和談，第一次談判中斷後，12月，托洛斯基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於12月9日開始，實際談判在12月27日托洛斯基到達後才開始[45]。與此同時，在托洛斯基協助下，蘇俄加緊反對德國帝國主義的宣傳，並往德國戰壕散發革命報刊。起初德國答應「不割地、不賠款」的和約；後反悔，要求佔領從俄國手中奪走的領土。1918年1月5日，托洛斯基要求休會，在托洛斯基的談判技巧下，已經贏得了不少時間[46]。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與左翼社會革命黨結盟，決定解散右翼社會革命黨佔多數的立憲會議[47][48][49]。
1918年1月8日，中央委員會進行辯論。托洛斯基主張不戰不和。列寧力主接受德國的條件。布哈林為首的「左翼共產主義者」則主張要求用「革命戰爭」去反對中央同盟[50]。表決結果是布哈林的主張獲得32票，托洛斯基獲得16票，而列寧只獲得15票。1月11日，第二次會議上，托洛斯基一方面承認這是一種「恥辱」的和平，另一方面相信和平會加速西方革命的發展。列寧對此還是願意讓托洛斯基拖延時間，中央委員會也表示同意。托洛斯基臨行前與列寧私下商定，答應如果德國恢復戰爭行動就同意簽署和約；但列托私下商定的策略也比較模稜兩可。1月中旬，托洛斯基返回布列斯特。此時，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罷工與要求和平的示威已被鎮壓或已停止，因而同盟國也更有自信。談判過程中，由於德國同拉達單獨簽訂和約，以及黨內矛盾等問題，所以發表了拒簽聲明。2月17日，德國開始進攻，但沒有遇到抵抗。2月18日，中央委員會會議時，托洛斯基在經過三次試探性提議後，托洛斯基贊成了列寧的提議。新的多數一方要求托洛斯基和列寧起草致敵方各國政府的電文。當天深夜，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在中央委員會開會；主戰派在會上再一次佔了上風[51]。但在政府里，布爾什維克在票數上佔優；第二天，2月19日，政府正式求和。3月3日，正式簽署條約，並於3月15日批准。同時，托洛斯基也辭去了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49]。
和談之後，在列寧的協助下，托洛斯基於1918年3月14日就任蘇俄軍事和海軍事務人民委員和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軍事形勢很快考驗了托洛斯基的管理和組織建設能力。1918年5月至6月，捷克軍團在從歐洲俄羅斯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途中反抗蘇維埃政權。這使得布爾什維克失去了俄國的大部分領土，俄羅斯反共勢力（即白軍）組織日益嚴密的抵抗，以及托洛斯基所依賴的軍事專家的叛逃。托洛斯基和蘇維埃政府以全面動員作為回應，將紅軍的規模從1918年5月的不到30萬增加到10月的100萬，並在軍隊中引入政治委員制度[52]。政委的任務是確保軍事專家（大多是前帝國軍隊的軍官）的忠誠，並共同簽署他們的軍事命令。托洛斯基認為紅軍的組織是建立在十月革命思想基礎上的，正如他後來在自傳中所寫的那樣[53]：
沒有懲罰就無法建立軍隊。在指揮者的武庫里沒有死刑，就不能引導廣大群眾赴湯蹈火。迄今為止，只要那些對自己的技術引以為豪的、兇惡的被稱為沒有尾巴的猴子們，也就是所謂的人們，要建立軍隊進行戰爭，指揮者就必定把士兵們置於終極封鎖線的境地：前進還有一線生存的希望，而後退就必死無疑。但是僅憑恐怖手段並不能維繫軍隊。沙皇軍隊的崩潰並不是因為缺乏懲罰的手段。克倫斯基企圖靠恢復死刑來挽救這支軍隊，結果卻適得其反。布爾什維克在大戰的廢墟上創建了全新的軍隊。對任何一個稍微有一些歷史常識的人來說，這些事實就無需再做解釋了。十月革命的思想，是鑄就這支新型軍隊的最結實的水泥，專列向前線輸送的就是這種水泥。
托洛斯基所執行的軍隊集中化和嚴格規範紀律、徵兵和依靠前帝國軍事專家的政策遭到了布爾什維克里左翼共產主義者的反對，他們認為紅軍應該只由忠誠的革命者組成，由士兵選舉指揮官，反對軍隊的集中領導，並認為前帝國軍官是潛在的叛徒，應該被排除在新軍隊之外。反對者最終組成了軍事反對派，該派別在1918末-1919年活躍於布爾什維克內部[54][52]。
1918年7月4日，托洛斯基要求大會批准頒發的緊急命令，這項命令旨在對俄國的游擊分隊頒佈嚴格紀律。7月6日，因左翼社會革命黨對於與德媾和一事不滿，挑起了反布爾什維克的暴亂。7月9日，托洛斯基作關於鎮壓暴亂的報告。與此同時，托洛斯基正在把赤衛隊和游擊隊訓練成一支集中化的紅軍，他利用這場暴亂作為示範教學的實例，證明他的軍事政策的正確性。暴動之後，在托洛斯基為其辯解之下，左翼社會革命黨暴動的領袖在幾個月後得到赦免，被處死的只有幾個濫用契卡內部信任的人。托洛斯基繼續解散赤衛隊和游擊隊的行為也導致了與游擊隊，特別是與馬赫諾領導的無政府主義游擊隊的衝突[52]。
捷克軍團和白軍的挺進，以及8月6日喀山的淪陷，使得托洛斯基發出第一道徵召軍官及軍士義務服役的命令，並對軍中玩忽職守或追求特權的共產黨員採取嚴厲措施。喀山淪陷後兩天，托洛斯基乘專列親赴前線，在此後的兩年半中，列車就是他的住所和移動總指揮部。托洛斯基在斯維亞日斯克指揮戰鬥的時間裏，也加深了與瓦采季斯、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友誼[52]。9月12日，紅軍收復了辛比爾斯克省。10月初，整個伏爾加河流域已重新在蘇維埃統治之下了。紅軍的勝利恰好和嚴重的政治危機同時發生。1918年8月30日，社會革命黨人范妮·卡普蘭對列寧行刺；另一名社革黨人則暗殺了彼得格勒契卡領導人——烏里茨基。作為回應，布爾什維克指示捷爾任斯基發動紅色恐怖[55][56]。關於紅色恐怖，托洛斯基在《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中寫道[57]：
當前時代的資產階級是一個日趨沒落的階級 [...] 它在掙扎，賴着不走。這樣一來，它有可能將整個社會拖入深淵。它必須被粉身碎骨。紅色恐怖就是用來對付這個註定要毀滅又極不情願消亡的階級的工具。如果說白色恐怖只能遲延無產階級歷史發展的進程，那麼紅色恐怖則加速了資產階級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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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逃兵時，托洛斯基經常在政治上呼喚他們，用革命的思想激發他們[53]。
卡魯加、沃洛涅日和梁贊等省的數以萬計的青年農民沒能響應蘇維埃政府的最初幾次徵兵號召。戰爭在遠離這些省份的地方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做得不夠，人們並沒有認真對待徵兵號令。按照規定，不去應徵者一律按臨陣脫逃論處，這些州對逃避兵役的現象展開了嚴肅的鬥爭。梁贊兵役委員會抓了約1．5萬名這樣的「逃兵」。我路過梁贊的時候，決定去看看他們。人們勸我說：「只怕會出什麼岔子。」但事情的結果卻再好不過了。人們把逃兵們從木板房裏叫出來說：「逃兵同志們，開會啦，托洛斯基同志看你們來啦！」他們激動得跑了出來，吵吵鬧鬧，還有點好奇，就像一群小學生一樣。此前，我把他們想像得過壞了，而他們又把我想像得過於恐怖了。幾分鐘之內，一大群不扎腰帶、沒有組織紀律但也毫無敵意的弟兄們把我團團圍住了。「逃兵同志們」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有些人的眼珠似乎都要掉出來了。我跳上一張桌子，就在院子裏對他們演講了大約一個半小時。這是頗有成效的一堂課。我從他們的角度出發去鼓舞他們，最後號召他們舉手表示對革命的忠誠。我眼看着他們被新思想所感染，被真正的熱情所支配。他們簇擁着把我送回到汽車上，全神貫注地看着我，不過目光里已經沒有了恐懼，而是充滿了激情。他們扯着嗓子喊着，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離開我。事後，我不無驕傲地得知，教育他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醒他們：「你在托洛斯基面前是怎麼保證的？」由梁贊逃兵組成的團隊在各條前線上都表現得非常出色。
伏爾加河上的勝利強有力地促進了紅軍的成長。軍事人民委員部進行的初步組織工作已開始見效：指揮參謀部已建立起來，徵兵站已發揮作用，軍隊的基本構架業已成型。1918年9月底，托洛斯基回到莫斯科，把最高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托洛斯基出任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斯基則任命斯克良斯基為副主席。10月初，托洛斯基開始整頓南方戰線，任命舊軍隊的一位將軍瑟京為南方戰線司令，以此取代斯大林在南方戰線的領導；並且要求伏羅希洛夫服從命令，使之接受集中領導。但伏羅希洛夫不願聽從托洛斯基命令，爾後托洛斯基反映給列寧，使伏羅希洛夫被調往烏克蘭。這也使托洛斯基得罪了斯大林領導的察里津集團[52]。1918年11月，中央同盟在一戰中失敗，這使得蘇俄廢除了布列斯特和約。
1919年，布爾什維克八大前夕，列寧與托洛斯基在軍官問題上達成一致。在面臨人力短缺和14支外國干涉軍的情況下，托洛斯基堅持使用前沙皇軍官作為紅軍的軍事專家，並與布爾什維克政治委員結合起來，以確保紅軍的革命性質[52]。列寧對此評論道[58]：
不久以前，托洛斯基同志告訴我，我們的軍事部門有好幾萬軍官。這時我得到了一個具體的啟示：利用我們的敵人的秘訣就是：迫使共產主義的敵人來建設共產主義，用資本家揀來打我們的磚頭建設共產主義！我們沒有別的磚頭！我們就是要用這些磚頭，要迫使資產階級專家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來建設我們的大廈。困難就在這裏，勝利的保證也在這裏！
1919年3月，布爾什維克第八次黨代會召開。在列寧的支持下，托洛斯基輕鬆擊敗了軍事反對派，並當選為大會後僅有的五名第一屆政治局正式成員之一[52]。托洛斯基後來寫道[59]：
如果說軍事工作給我製造了不少敵人的話，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我沒有時間瞻前顧後，而是用胳膊肘直接推開那些妨礙軍事工作的人，或者在匆忙中碰到了那些遊手好閒的人的痛處而得罪了他們，又沒來得及道歉。有些人對此懷恨在心。心懷不滿和受委屈的人找到了去斯大林那邊的門路，還有一部分攀上了季諾維也夫。要知道，這兩個人也自以為受了委屈。
1919年4月，總司令瓦采季斯與東線司令加米涅夫之間發生了爭論。加米涅夫想乘勝挺進西伯利亞，追擊高爾察克；瓦采季斯則認為高爾察克在西伯利亞有強大的後備，而且認為縱深追擊危險太大。托洛斯基選擇支持瓦采季斯。之後托洛斯基的計劃遭到了拒絕，緊接着加米涅夫越過烏拉爾摧毀了高爾察克。托洛斯基的對手取得了明顯的優勢[52]。
1919年7月3日至4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經過激烈的交流，大多數人支持加米涅夫和斯米爾加對抗瓦采季斯和托洛斯基。斯大林利用這個機會向列寧施壓，成功將瓦采季斯免職，讓加米涅夫擔任總司令。並使托洛斯基的盟友斯米爾諾夫、羅森哥爾茲、拉斯科爾尼科夫被免職，他們的職位由斯米爾加和古謝夫接替。之後，托洛斯基被臨時派往南方戰線。在他到達科茲洛夫時，得知瓦采季斯被控犯有叛國罪，已被關押起來。然而幾天後瓦采季斯就獲釋了，並且被恢復了名譽[52]。
1919年10月初，蘇維埃政權陷入了內戰里最嚴重的危機，南方的鄧尼金部隊逼近圖拉和莫斯科，尤登尼奇的部隊從愛沙尼亞迅速向彼得格勒推進[60]。列寧認為，由於保衛莫斯科更重要，彼得格勒將不得不被放棄。托洛斯基則認為彼得格勒需要被保衛，因為彼得格勒的淪陷將對國內其餘地方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在一次罕見的逆轉中，托洛斯基得到了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支持，並在中央委員會中戰勝了列寧。爾後托格茨基自願前往彼得格勒，斯大林則代替他去南方戰線[52]。
在彼得格勒保衛戰中，就連之前反對托洛斯基的拉舍維奇也表示[52]：
像新的援軍到達一樣……托洛斯基一到現場立刻出現了新氣象：嚴格的紀律恢復了，軍事機關和行政機關又能勝任工作了。
托洛斯基到達後一個星期，防禦部隊轉入進攻。十月革命兩周年時，也是他40歲生日，托洛斯基回到莫斯科向蘇維埃執委會報告勝利。在蘇維埃執委會慶祝十月革命兩周年的紀念會上，人們稱呼托洛斯基為勝利之父，授予他紅旗勳章[52]。
1919年11月至12月，南方戰線上的白軍陸續潰敗。1920年初，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相繼被擊敗。蘇維埃政府的重點轉向了經濟。托洛斯基為了使渙散了的工人階級能重新集合起來並使之回到工業生產中，從而提出了勞動軍事化。列寧支持托洛斯基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但該政策遭到了大量反對。托洛斯基把正規軍組建成了第一支勞動軍，從事生產工作。不過，1920年2月托洛斯基在烏拉爾鄉間視察之後便很快改變了自己的想法，開始提出新經濟政策，放棄餘糧徵集制，從而部分的恢復糧食市場[61]。列寧仍然堅持戰時共產主義，拒絕了他的提議。托洛斯基也因為波蘭的即將進攻，就再不談這個問題了[62]。
1920年3月底，布爾什維克舉行第九次代表大會。托洛斯基出於新經濟政策被否決，被迫重新主張勞動軍事化。托洛斯基隨後要求工會訓練工人，要求它教導他們把生產利益置於他們自己的需求之上[62]。
1920年初，蘇波之間的緊張局勢最終導致了5月的蘇波戰爭。在戰爭前期的和談期間，托洛斯基認為紅軍已經精疲力盡，蘇俄政府應該儘快與波蘭簽訂和平條約[63]。他不相信紅軍會在波蘭本土得到多少支持。但托洛斯基也表示：「假如畢蘇斯基把戰爭強加給我們，我們就堅決把戰爭進行到底。」。蘇波戰爭爆發後，托洛斯基負責運輸工具人民委員會，托洛斯基系統而迅速地組織所有火車機車的修復工作，使鐵路運輸提前恢復。7月，在收復被波蘭佔領的基輔後，托洛斯基主張和談，可遭到了政治局否決。布爾什維克中央發佈進軍命令，圖哈切夫斯基率領的北線軍隊向華沙挺進；斯大林的南線軍隊卻轉向西南，攻打利沃夫。8月，西南軍隊耽擱的增援，使得在華沙城下遭到了巨大的失敗。與此同時，托洛斯基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並代表共產國際起草宣言。10月12日，蘇俄最終與波蘭簽署臨時和約，托洛斯基堅持媾和。這一次，托洛斯基的提議佔了上風。後於1921年3月18日簽署《里加和約》[62]。
蘇波戰爭結束不久，托洛斯基便提議依據他在運輸工會的經驗，改組各種工會。托洛斯基主張採取工會領袖任命制，並把國家的經濟利益放在工人局部利益之上。但這次列寧直截了當地拒絕了托洛斯基的做法，中央委員會則號召抵制「軍事化與官僚式的勞動方式」。1920年12月初，托洛斯基在中央運輸委員會的閉幕會議上對工會主義者進行還擊。指責他們「對社會主義經濟的需要卻知之甚少」。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主張剝奪工會的自主權，把工會併入國家機關。普尼柯夫和柯倫泰領導的工人反對派則主張反對政府和黨對工會的指導。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介於這兩種觀點之間。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則利用列寧對托洛斯基的不滿，來提高他們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中的地位。包括列寧在內的許多布爾什維克擔心黨會分裂。列寧和托洛斯基的支持者在中央委員會幾乎平分秋色，中央委員會的三位書記（克列斯廷斯基、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都支持托洛茨斯基。1921年3月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以壓倒的多數通過列寧的決議案。托洛斯基的一些支持者（包括三位中央委員會書記）失去了領導職位[62]。
在會議期間，喀琅施塔得海軍要塞爆發了暴動。政治局在開始時想要進行談判，最後決定鎮壓叛亂[64]。1921年3月5日，托洛斯基到達彼得格勒，命令叛亂者無條件投降，但遭叛亂者無視。托洛斯基和圖哈切夫斯基決定在芬蘭灣解凍前奪取要塞。3月15日，列寧向第十次代表大會提出新經濟政策。大會幾乎未經辯論就通過了。至此，托洛斯基在一年前提出的政策終於得到實施。關於工會的辯論也因為戰時共產主義的終結而結束。大會還通過了一項關於「黨內團結」的秘密決議，該決議禁止黨內派系，但在大會前的討論中除外。該決議後來被公佈，並被斯大林用來對付託洛茨基和其他反對者[62]。
1921年3月17日，喀琅施塔得暴亂被鎮壓。4月3日，托洛斯基檢閱勝利的部隊[62]。1922年3月到4月，托洛斯基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為布爾什維克農業和對私有財產讓步的政策辯護，並儘可能的團結全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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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列寧建議任命托洛斯基為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但托洛斯基認為這是職能重疊、分工不明確，所以給予了拒絕[65]。這一年裏，列寧一直在說服托洛斯基擔任這個職位。列寧的提議被許多學者解讀為他指定托洛斯基作為政府首腦繼任者的證據[66][67]。在此期間，托洛斯基也要求加強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權力，制訂出工業上的「全面計劃」。但托洛斯基的全面計劃只包括國有工業，而不包括私有成分。不過托洛斯基的意見未能獲得支持[68]。
1922年夏，托洛斯基在格魯吉亞問題上與斯大林發生衝突。托洛斯基早在1921年就抗議過對格魯吉亞的兼併。托洛斯基支持姆季瓦尼和馬哈拉澤，並對斯大林的指控提出質疑。10月，在外貿壟斷權問題上，列寧主張維繫壟斷權，而斯大林主張放寬。這也導致了列寧與斯大林發生衝突，一系列與斯大林的衝突也加重了列寧的病情。在得知托洛斯基與他觀點一致時，病情有所緩和。爾後，托洛斯基與列寧結盟，共同對抗斯大林為首的放寬貿易壟斷的一派[69]。12月下半月，當中央委員會重新審定這個問題時，托洛斯基輕易說服全會推翻了這些決議。列寧非常高興。列寧給托洛斯基寫了一張便箋[68]：
看來我們僅僅調動了一下兵力，就一槍不發拿下了陣地……我建議不要停頓，要繼續進攻……。
這次事件讓列寧與托洛斯基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了。列寧隨後贊同托洛斯基所主張的加強國家計劃委員會權力一事[68]。
在列寧與托洛斯基聯合起來反對官僚主義之時，列寧重新審查了與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這次衝突的前因後果，列寧發現斯大林加諸格魯吉亞「分裂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虛假的，列寧非常生氣。12月23日至25日，列寧口授了那封給他的追隨者的信，即《列寧遺囑》[68]。
1923年1月，當列寧不能參加政治局工作時，為了防止托洛斯基掌握多數，形成了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三駕馬車。斯大林為首的三駕馬車隨即展開對托洛斯基的攻擊。2月初，列寧嚴厲批評了斯大林領導時期的工農檢查院，列寧最後決定，要對工農檢查院本身進行一次大檢查。好幾個星期以來，托洛斯基要求公佈列寧的批評，但政治局拒絕了。為了遏制官僚主義，托洛斯基提出了對中央委員會及其所屬機構進行大改組的計劃。托洛斯基強調指出，中央委員會已失去了同下層群眾的聯繫而成了傲慢的官僚機構。而三駕馬車則進行了一場流言攻勢，污衊托洛斯基不論在什麼問題上都是反對列寧的。 1923年3月5日，列寧請求托洛斯基在即將舉行的中央委員會上為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辯護，列寧還附了一份對斯大林民族政策的評論的副本。用列寧自己的話說，他已準備好在黨代表大會上向斯大林投一顆「炸彈」。同時，托洛斯基從加米涅夫處得知，列寧已經寫信給斯大林，威脅要與他「斷絕一切私人關係」。列寧的妻子克魯普茨卡婭告訴加米涅夫說，列寧已經決定「要從政治上搞垮斯大林」[70]。
然而，托洛斯基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選擇寬恕三駕馬車[71]。托洛斯基發表了關於黨內民主的演講，同時避免了與三駕馬車的直接對抗。這使得三駕馬車得到喘息。若干年以後，托洛斯基感慨地說道，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如果他藉助列寧的權威把話說出來，他很有可能在當時擊敗斯大林[70]。在會上，托洛斯基提出縮小剪刀差，實行計劃經濟的綱領。托洛斯基並沒有主張廢除新經濟政策，托洛斯基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應當在這種混合經濟的範圍里發展壯大，直到社會主義成分通過它不斷增長的優越性而逐漸吸收、改造或消滅私有成分，乃至衝破新經濟政策的框架[72]。
擴大的中央委員會，許多成員在最初並無表態（如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但在托洛斯基被持續孤立之下，最終向三駕馬車靠攏[72]。
從1923年中期開始，蘇聯經濟遇到了重大困難，導致全國範圍內的多次罷工。布爾什維克內部的兩個秘密組織「工人真理派」和「工人集團」被秘密警察發現並鎮壓[72]。1923年10月8日，托洛斯基致信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將這些困難歸咎於缺乏黨內民主。
1923年10月，當托洛斯基要求自己被派往國外協助德國共產黨進行革命準備工作時，被政治局所拒絕，這也加深了和三駕馬車的對立。在10月15日，46位資深黨員聯名發出莊嚴聲明，這象徵着左翼反對派的形成。11月7日，當季諾維也夫迫於壓力，答應恢復黨內民主後，46人很快就獲得了大量支持。這也引發了三駕馬車的恐慌，便解除了安東諾夫·奧弗申柯的紅軍政治部主任職務。因為奧弗申柯說道：「軍隊各支部「像一個人一樣地」做托洛斯基的後盾。」。但托洛斯基卻因病，未能參加公開爭論。12月，三駕馬車為了緩和局勢，宣稱要公佈一項新方針以保證黨員享有充分的發表意見的自由和批評自由。托洛斯基給《真理報》寫了若干短文，這些短文後來都收進他的小冊子《新方針》（又稱《新路向》）中[72][73]。
1923年12月21日，布爾什維克第十三次代表會議前夕，托洛斯基的健康惡化了。托洛斯基無奈前往黑海接受「氣候治療」。1924年1月16日，第十三次代表會議開幕了，三駕馬車藉此時機給托洛斯基和46人貼上了「偏離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派性」的標籤。在托洛斯基缺席的情況下，皮達可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弗拉基米爾·斯米爾諾夫和拉狄克為反對派辯護。由於投票完全被書記處操縱，因此只有3票反對譴責托洛斯基的動議[74]。
1924年1月21日，托洛斯基的列車暫停在梯弗里斯時，收到了列寧去世的消息。托洛斯基計劃立即返回莫斯科參加列寧葬禮，不過斯大林欺騙托洛斯基葬禮是次日舉行的，而事實是列寧葬禮是在數天之後的1月27日才舉行的[74]。
1924年3月，三駕馬車通過替換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埃弗萊姆·斯克良斯基，破壞了托洛斯基對軍隊的控制。5月，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幫助斯大林化解了《列寧遺囑》一事。《遺囑》也被三駕馬車隱藏了起來。三駕馬車對托洛斯基的批判也蔓延到歐洲的共產黨。但令人意外的是，法國共產黨和波蘭共產黨抗議了對托洛斯基的誹謗。6月，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季諾維也夫展開了對托洛斯基的攻勢，並拉攏他國的代表團支持三駕馬車。托洛斯基沒有再當選為執行委員會的正式委員；斯大林取代了他的位置[74]。
1924年10月，托洛斯基出版了《十月的教訓》[75]，其中對1917年革命事件進行了詳細的總結。在書中，托洛斯基描述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溫和派反對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奪取政權的行為，而這段經歷是這兩人不願提及的。這引發了新一輪的黨內鬥爭，即後來的文字辯論[74]。三駕馬車以大規模的反撲來作為回應，他們對托洛斯基的批評集中在三個方面[74]：
1925年1月初，托洛斯基再次患病，無法做出回應，而他的對手動員了所有資源來攻擊他。三駕馬車成功地損害了托洛斯基的軍事聲譽，以至於托洛斯基被迫於1925年1月25日辭去蘇俄軍事和海軍事務人民委員，以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求將托洛斯基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斯大林拒不答應，並起到了緩和的作用[74]。托洛斯基雖然保住了他的政治局席位，但實際上被判緩刑了。
對於托洛斯基來說，1925年是艱難的一年。經歷了激烈的文字辯論並失去了紅軍的職位後，他在整個冬季和春季實際上失業了。到了1925年5月，他被分配了三個職務：租讓委員會主席、電業技術管理局主席和工業科技管理局主席[76]。托洛斯基在《我的生活》一書中寫道，「我就像是擺脫了政治，利用對自然科學和技術問題的研究來休息」，並「勤勤懇懇地努力在新的基礎上發揮作用」[77]。此外，托洛斯基還在他於1925年出版的書籍《列寧》中向列寧致敬[78][79]。托洛斯基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工作的期間進行了對國內外工業生產成本和效率的調查研究，以說明俄國工業的落後狀況。他強調了追趕西方先進國家的必要性，並提出工業化的號召[76]。
1925年夏，由於糧食危機，引發了季諾維也夫與布哈林為首的右翼反對派的衝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布哈林的市場社會主義政策，而斯大林則與布哈林結盟。三駕馬車終於解體了，這場鬥爭在1925年10月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公開化，並在1925年12月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達到頂峰。以列寧格勒黨組織為中心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派又被稱為新反對派。托洛斯基無視了這場鬥爭，也沒有在代表大會上發言[80]。
1926年1月，季諾維也夫的新反對派被斯大林布哈林聯盟擊敗，列寧格勒也被斯大林所控制。1926年4月到5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新反對派」的支持者向托洛斯基的支持者靠攏，兩個團體很快就結成了聯盟，其中還吸納了布爾什維克內一些較小的反對派團體。這個新聯盟被稱為「聯合反對派」（又被稱為「托季聯盟」）[81]。
1926年7月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托洛斯基宣讀了聯合反對派的政治聲明，宣佈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把黨從其「機關」的暴君手中解放出來並爭取恢復黨內民主；並且堅決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對此，斯大林先對薄弱的季諾維也夫派發起制裁，以違反派系禁令為由取消了季諾維也夫的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且在10月初時候，斯大林提出了開除威脅，聯合反對派不得不同意戰術撤退。斯大林派對付反對派的手段也變得越來越極端。10月末，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時托洛斯基因為受到干擾和噓聲而幾乎無法講話，並在會議結束後失去了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而季諾維也夫也被剝奪了共產國際主席的職務[82]。整個1926年和1927年，反對派仍然團結一致反對斯大林，特別是在中國革命問題上；聯合反對派對斯大林和布哈林「出賣中國革命」的行為做出了強力的抵制。斯大林主張維繫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聯合，並反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斯大林認為國民黨是唯一一個能發揮反帝國主義作用的政黨。托洛斯基則希望中國共產黨完成一場正統的無產階級革命，並擁有明確的階級鬥爭性，且獨立於國民黨之外。1927年3月，陳獨秀要求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而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把他的要求斥為危險的「極左」異端。4月12日，蔣介石下令大屠殺，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和追隨他們的工人倒在了血泊中[83][84][85]。
1927年5月，84名反對派傑出黨員發佈聲明，表示反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國際政策。斯大林則把反對派成員調配到偏遠省份、國家，以此來拆分他們[86]。在此之後，斯大林開始利用秘密警察滲透並抹黑反對派。普通的反對派受到越來越多的騷擾，有時被開除黨籍，甚至被捕。 十月革命10周年紀念日的時候，聯合反對派舉行了一次向群眾呼籲的運動，斯大林則派出警察殘酷鎮壓了這場運動。托洛斯基得知此事後，隨即搬出了克里姆林宮。11月14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非常會議，決定把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11月16日，所有反對派成員都被驅逐出克里姆林宮。11月16日夜，蘇聯外交官阿道夫·越飛自殺了，越飛留下遺書解釋說這是他唯一可以採取的方式，以此抗議把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11月19日，托洛斯基在他的朋友越飛的葬禮上致悼詞；這也將會是托洛斯基在蘇聯的最後一次演講。12月，當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宣佈聯合反對派的觀點跟黨員的身份不相容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選擇了投降，並放棄了與左翼反對派的聯盟。另一方面，托洛斯基和他大多數追隨者拒絕投降，堅持鬥爭到底[87]。
1928年1月，斯大林決定將托洛斯基流放到哈薩克阿拉木圖。原本定於1月16日出發的當天，在車站左翼反對派舉行了一次示威遊行並準備與托洛斯基道別，斯大林當局被迫延遲出發的時間，並於17日把托洛斯基秘密押往火車站[87]。抵達阿拉木圖之後，托洛斯基馬上起草有關反對派原則的詳盡聲明，該聲明將提交給定於夏季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同時，托洛斯基開始撰寫自己的回憶錄——《我的生活》[88]。2月，斯大林與布哈林的聯盟破裂，隨後斯大林開始反對富農和右翼反對派；並且利用偏左的政策來瓦解左翼反對派[88]。
1929年1月20日，隨着右翼反對派相繼被擊敗，斯大林決定將托洛斯基驅逐出國。2月，托洛斯基在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和長子列夫·謝多夫的陪同下到達土耳其。托洛斯基被驅逐出蘇聯後，蘇聯內部的左翼反對派開始動搖。1929年至1932年間，左翼反對派的大多數領導層和成員向斯大林投降，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恢復了黨籍[89]；但在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中，投降的反對派依然被斯大林處決殺害。
1929年2月至3月間，托洛斯基與妻子和長子住在伊斯坦堡的蘇聯領事館。1929年3月，托洛斯基及其家人搬家到王子群島中的比於卡達島。在比於卡達島，托洛斯基一家住進了一座名為亞納羅斯宅邸（Yanaros mansion）的房子[90]。在土耳其流亡期間，托洛斯基受到凱末爾的土耳其警察部隊的監視。托洛斯基還面臨着許多居住在土耳其的前白軍軍官以及白俄僑民的威脅，他們反對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並在俄國內戰中被托洛斯基所領導的紅軍擊敗。然而，托洛斯基的歐洲支持者自願擔任保鏢，保證了他的安全[91]。在此期間，托洛斯基先向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德國、英國提出入境要求，但均被拒絕入境。隨後又向比利時、荷蘭、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挪威、盧森堡等國提出入境要求，但均被拒絕[92]。托洛斯基稱之為「歐洲是沒有簽證的大陸」。托洛斯基利用寫稿得到的巨額稿酬，把島上改造成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宣傳部[89]。
1929年末，托洛斯基開始批判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托洛斯基指出斯大林從「烏龜爬行」一下子轉到「縱馬疾馳」；計劃中規定的增長速度非常高，超過了實際資源負荷。這導致了工業與農業、重工業與輕工業、投資與個人消費之間的失衡。托洛斯基認為，集體化必須有先進的技術基礎，但在蘇聯的情況下，這種基礎還沒有形成。他預測集體農莊在技術上無法綜合配套，因此難以取得預期的經濟效益，可能會導致農業生產的衰退和混亂[89]。
1930年9月德國國會選舉後，納粹黨成為第二大黨，托洛斯基隨後呼籲應該讓德國共產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組成統一戰線，對抗納粹黨；而斯大林則把德國社會民主黨視為「社會法西斯主義」，拒絕了德共與社民黨的聯合[93]。1931年，托洛斯基在《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一書中指責斯大林派把美國民主黨的富蘭克林·羅斯福以及社會民主黨人定義為「社會法西斯主義」；因為這樣的定義會造成工人階級意識形態的混亂。
1932年2月20日，托洛斯基和他的家人失去了蘇聯國籍，並被禁止返回蘇聯[94]。爾後，斯大林於1932年11月至1933年1月間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再次開除出黨，並發配到西伯利亞。季諾維也夫對此說道[93]：
我這一生中所犯的一個比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裏反對列寧還要嚴重的錯誤，就是在1927年拋棄了托洛斯基而向斯大林投降。
1932年11月14日，托洛斯基準備前往丹麥參加社會主義會議。托洛斯基乘船駛離君士坦丁堡港後，托洛斯基停留於意大利王國的拿坡里休整，並在墨索里尼警察的監視下遊覽了龐貝遺址[95][96]。爾後穿越法國全境，乘船抵達哥本哈根。丹麥之旅結束後托洛斯基回到了王子群島。1933年1月30日，隨着希特拉當上德國總理，托洛斯基宣佈他不再忠於第三國際。托洛斯基說道[93]：
德國工人運動所遭受的不是暫時挫折或戰術性失敗，而是決定性的戰略崩潰，它會使工人階級在整整一個時代中軟弱無力、喪失活動能力，無論是第二國際還是第三國際都拒絕承認這一點，而侈談什麼希特拉的勝利是「過眼煙雲」，而現在，當時機已經錯過之後，卻又叫嚷什麼統一戰線。
1933年7月，法國總理愛德華·達拉第接受了給托洛斯基提供庇護。但托洛斯基被禁止在巴黎生活，只能在法國中南部生活；托洛斯基很快就發現自己受到了法國警察的監視。1933年7月至1934年4月，托洛斯基夫婦居住在巴比松（又稱巴爾比宗）。 1934年1月，斯塔維斯事件暴露了法國政府內部的腐敗，托洛斯基建議他的擁護者們加入工人國際法國支部，托派成員可以在其中尋找有利於第四國際思想的擁護者。1934年4月16日，法國內政部長阿爾貝·薩羅簽署法令，將托洛斯基驅逐出法國。然而，沒有一個外國政府願意接收托洛斯基入境，托洛斯基只好前往格勒諾布爾附近的多門居住。托洛斯基發現自己在多門與外界的接觸比流亡土耳其期間還要糟糕[97]。1935年5月，在法國政府同意與蘇聯政府簽訂《蘇法互助條約》後不久，托洛斯基被正式告知，他在法國不再受歡迎。在權衡利弊後，托洛斯基申請移居到工黨執政中的挪威[98]。
1935年6月，在獲得司法部長特呂格韋·賴伊的入境許可後，托洛斯基踏上了挪威的國土。意外的是，挪威工黨熱情接見了托洛斯基，工黨黨員康拉德·克努德森邀請託洛茨基夫婦住在他家裏。托洛斯基於1935年6月至1936年9月在克努德森家住了一年多。托洛斯基在挪威過得相對安寧，他們的住所是開放的，村民們可以隨時來訪。在此期間，托洛斯基寫完《被背叛的革命》一書；托洛斯基在其中批評斯大林濫用了馬克思的權威，將不平等辯解為社會主義的階段特徵，而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 1936年8月5日，托洛斯基和克努德森去度假的時候，挪威法西斯主義政黨——全國集會黨成員趁機闖入克努德森家，計劃盜取托洛斯基的作品和資料。克努德森的女兒及其鄰居發現並阻止了他們的行動，但歹徒還是抓了幾張打印的文稿[99]。就在托洛斯基度假的期間，第一次莫斯科審判正在進行，老布爾什維克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處死刑。8月29日，蘇聯大使要求將托洛斯基驅逐出境；工黨政府害怕與蘇聯關係破裂，所以同意了這要求。工黨政府利用全國集會黨所拿的資料，說托洛斯基抨擊外國的政府違反了進入挪威的條件。由於沒有國家接受託洛茨基入境；9月2日，挪威政府將托洛斯基夫婦轉移到一幢關押他們的房子。托洛斯基被迫每天在20名的嚴密監視下呆在室內22個小時，每天只允許兩個小時在農場散步[100]。從1936年10月起，托洛斯基夫婦甚至被禁止在戶外散步。身為工黨左翼的克努德森批評工黨右翼對托洛斯基採取的措施。1936年10月19日挪威舉行了選舉，克努德森以明顯優勢當選為議員；托洛斯基為自己朋友的勝選感到高興[98]。托洛斯基在1936年12月18日偷偷寄出了一封信，題為《莫斯科的「懺悔」》，裏面批判了斯大林官僚政府對老布爾什維克的強行逼供。1936年12月，托洛斯基受到迭戈·里維拉的邀請。12月19日，托洛斯基和其妻子在警衛的護送下乘「魯特號」油輪駛出挪威，前往墨西哥。後來在墨西哥生活時，托洛斯基對他在赫魯姆度過的108天的待遇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並指責挪威政府阻止他公開表達對莫斯科審判和其他政治作秀的強烈反對，托洛斯基說：
當我今天回顧這段被關押的日子時，我必須說，在我的整個生命過往中——我經歷過許多事情——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像挪威的所謂『社會主義』政府那樣，對我進行過如此過分的嫉恨迫害。 在四個月的時間裏，這些滿嘴民主的虛偽的部長們企圖將我束縛住，以阻止我抗議史上最大的罪行。
托洛斯基所乘坐的魯特號於1937年1月9日抵達墨西哥。托洛斯基抵達後，墨西哥總統拉薩羅·卡德納斯表示了對托洛斯基的歡迎；墨西哥總統安排了他的總統火車專列將托洛斯基從坦皮科港帶到墨西哥城[101]。墨西哥城外的萊切里亞站，迭戈·里維拉和弗里達·卡羅等托派人士歡迎托洛斯基的到達[102]。
1937年1月至1939年3月的這期間，托洛斯基夫婦居住在迭戈·里維拉的「藍屋」里。卡德納斯總統也加強了科約阿坎區的安保。而在1937年2月，第二次莫斯科審判開始了，又一批老布爾什維克被處死；而斯大林也開始了針對托洛斯基兒子列夫·謝多夫刺殺計劃。1937年5月，斯大林對紅軍的清洗也開始了，圖哈切夫斯基等將領以「策劃政變」的理由被處死。托洛斯基對於斯大林的種種清洗行為說道：
莫斯科審判則是在社會主義旗幟之下作惡的。我們決不能把這面旗幟讓給偽造者的主人們！如果我們這一輩人力量太弱，不能在地球上建立起社會主義，那我們要把這面無污點的旗幟交給我們的兒童們。擺在前面的這個鬥爭是遠超於個人與黨派的重要性之上的。它是為全體人類前途的鬥爭。這鬥爭將是嚴厲的。這鬥爭將是長期的。誰要尋找身體的安適與精神的寧靜，那就讓他到一邊去吧。在反動時期，依靠官僚比較依靠真理是便當得多的。但是那些把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不看作空洞聲音，而看作他們的道德生活的內容的人們──前進吧！威脅、迫害、虐待，都不能阻止我們！即令我們不能及身而見，但真理是要凱旋的！我們要傳播走向真理的路。真理是要勝利的！在命運的一切嚴重打擊之下，我將是快樂的，像在年青時候的最好日子裏那樣快樂，如果我能同你們一道有貢獻於真理之勝利！因為，朋友們，最高的人類快樂不是對於現在的享受，而是對於將來的協力。
1938年2月16日，托洛斯基之子列夫·謝多夫死於一場手術中，而此前在莫斯科格別烏的總部里，人們常這樣說：「小伙子幹得不壞，要是沒了他，老頭子就難辦了」。1938年3月，第三次莫斯科審判開始，布哈林、李可夫等右翼反對派成員皆被處死[102]。
1938年9月3日第四國際成立[102]；托洛斯基以先鋒黨理論為基礎，在第四國際實行內部民主（民主集中制、充分討論的自由、行動完全一致）。並且主張對蘇聯實行政治革命，重建社會主義民主。
第四國際今天已經理所當然地遭到斯大林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和法西斯分子的憎恨。在任何人民陣線中它都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存身的地方。它毫不妥協地與所有為資產階級所左右的政治集團戰鬥。它的任務——取消資本主義的統治。它的目標——社會主義。它的方法——無產階級革命。
——列夫·托洛斯基，《過渡綱領》
托洛斯基還與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占士·坎農、約瑟夫·漢森、法雷爾·道布斯等支持者密切合作[103]。坎農是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長期領導成員，自1928年首次閱讀托洛斯基對官僚政府的批評以來，就一直支持托洛斯基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儘管托洛斯基對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批評被禁止和限制，但也傳播到共產國際的其他成員；其中就包括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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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下半年，安德烈·布勒東和迭戈·里維拉受到托洛斯基鼓舞，合作撰寫了《獨立革命藝術宣言》，這促使了國際獨立革命藝術聯合會的創立。這個組織是短命的，於1939年下半年解散。1939年3月，迭戈·里維拉聲明反對卡德納斯總統和反對革命制度黨，托洛斯基擔心捲入墨西哥的政治，於是搬到了別處[102]。
1939年末，托洛斯基同意去美國到眾議院一個所謂戴斯委員會作證。這是一個開展「非美活動調查」的組織。該委員會主席，參議員戴斯要求取締美國共產黨，理由是它是外國勢力的代表。托洛斯基本想利用委員會作為一個講壇，揭露格別烏針對他本人及其追隨者的謀殺行動。但他在此之前明確表示，他將大聲疾呼反對取締美國共產黨，並號召全世界的工人們起來把世界大戰轉變為世界革命。但此事未能實現，部分原因是托洛斯基的追隨者們表示堅決反對。特別是戴斯委員會得知托洛斯基目的後，拒絕聽取他的證詞，美國政府也拒絕給托洛斯基入境簽證。聯共（布）得知此事後，立馬給托洛斯基貼上了個「勾結戴斯與美國石油大王反對墨西哥人民」的標籤[102]。
1940年2月27日，托洛斯基寫了自己的遺囑，在其中他表達了對後人的想法和感受。托洛斯基說自己患有高血壓。在堅決否認斯大林關於他背叛工人階級的指控後，他感謝朋友們，尤其是他的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對他忠誠的支持[102]：
我熱忱感謝在我一生中處於水深火熱之際仍對我忠誠不二的朋友們。我無法一一例舉他們，因為我叫不出所有人的名字。
不過，我認為，我有權將我的伴侶納塔利婭·伊萬諾夫娜·謝多娃作為例外。命運使我幸福，因為我既有幸成為一名為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的戰士，又有幸成為她的丈夫。在我們近40年的共同生活中，她的愛情從不枯竭，對我寬厚而又溫柔。她經受了很大的痛苦，尤其在我們生活的最後時期。不過令我聊感欣慰的是，她也曾度過了幸福的日子。
自從我明白事理之後，在43年的生活中我始終是一名革命者，其中42年是為馬克思主義而奮鬥。如果我必須再從頭做起，我當然要力求避免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我生活的大方向是不會改變的。我要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因而也是一個不調和的無神論者而死去。對於人類共產主義前途的信念，我今天不是淡薄了，與青年時代相比，倒是更加堅定了。
納塔利婭此刻正從院子裏向窗戶走近，她把窗戶開得更大，要讓空氣往我房間裏自由流通。我看見牆下有一條嫩綠的草地，牆的上空，藍天朗朗，到處陽光燦然。生活真美好，讓未來的一代清除掉生活中的罪惡、壓迫和暴力，盡情享受生活的快樂吧。——列夫·托洛斯基，1940年2月27日
1940年5月24日，NKVD組織了一次對托洛斯基的恐怖襲擊，NKVD特工用機槍向托洛斯基住所射了200多發子彈，偷襲者們向屋子裏扔了幾個燃燒彈，向天井裏扔了一個重磅炸彈（沒有爆炸），然後撤走了。托洛斯基14歲的外孫西瓦·沃爾科夫（1926年3月7日-2023年6月16日）腳部中彈。托洛斯基的保鏢謝爾頓被劫走殺害。而托洛斯基夫婦則完好無損[102]。在謀殺未遂之後，托洛斯基於1940年6月8日寫了一篇題為《斯大林謀害我的生命》的文章，托洛斯基在文章中表示，肯定會有下一次暗殺企圖。
1940年8月20日，拉蒙·麥卡德拿出一篇文章請託洛茨基修改，下午剛過5點，正在托洛斯基閱讀文章的時候，麥卡德他掏出藏在雨衣里的冰鎬，往托洛斯基後腦勺狠狠砸去。托洛斯基隨即大聲尖叫，托洛斯基的護衛立馬跑了過來與麥卡德進行激烈的搏鬥，托洛斯基也被送往醫院進行手術。托洛斯基憑意志堅持了一天，於1940年8月21日晚7時25分去世，終年60歲[102]。娜塔莉亞·謝多娃寫道：
行兇者將得到報應。列夫·大衛多維奇在他整個英勇、精彩的生活中，都相信人類在未來將會得到解放。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裏，他的信仰並未動搖，相反的，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堅定。從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未來人類將戰勝各種脅迫……。
8月22日，托洛斯基的遺體停放了5天供人們瞻仰，為此前來的人約有30萬[102]。
托洛斯基主張俄國內戰勝利後，在保持經濟建設的同時，必須支援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以確保無產階級政權得以在國際存活。單一一國無產階級建立政權對於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來說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俄國這樣的不發達國家，生產力的落後不能長期維持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制度，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對於維持無產階級政權本身，和帶來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通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從而幫助俄國，才能達到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條件，同時依靠工業專政、軟性剪刀差讓蘇俄發展為真正的工業化國家。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托洛斯基認為中國共產黨可以和國民黨進行黨外合作，但是決不能以犧牲獨立性和綱領為代價；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實現民主革命任務，未來的中國革命必須是社會主義革命。在二十年代後期，托洛斯基認為中國共產黨應退出國民黨，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不斷革命、世界革命、加速工業化）。托洛斯基主義被部分人認為是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捍衛。
斯大林則是以先鞏固建設完成蘇聯這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優先路線，認為以蘇聯的國力，單獨一個國家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斯大林提出了階段革命口號，認為中國革命必須是多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在「國民革命」任務完成後才是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不能放棄與國民黨合作，中共的革命行動不能以觸犯合作為代價，他聲稱合作的目的是團結「國民黨左派」（指蔣介石、汪精衛等），反對「國民黨右派」（指段祺瑞、張作霖、孫傳芳等北洋軍閥），用「無產階級成分」佔據國民黨這個「多階級混合物」。在國共合作破裂，托洛斯基被流放後，斯大林一改舊態度，宣佈中國革命已達高潮時期，中國共產黨必須進行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此時托洛斯基則稱中國革命已進入低潮時期，應該採取民主的國民會議口號進行革命工作。
列寧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評價托洛斯基[105]：
托洛斯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反對中央的鬥爭所證明的那樣，不僅具有傑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衷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
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領袖艾倫·伍茲對托洛斯基的評價有以下幾個方面[106]：
著有《不斷革命》《俄國革命史》《被背叛的革命》《過渡綱領：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與第四國際的任務》《新路向》《總結與前瞻》《1905》《論列寧》《論西班牙革命》《文學與革命》《斯大林評傳》《斯大林偽造歷史》《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我的生活》《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等書，其中以《俄國革命史》（全三卷）最為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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