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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戈登·柴爾德（英語：Vere Gordon Childe，1892年4月14日—1957年10月19日），澳大利亞考古學家，主要研究歐洲史前史。雖然是澳大利亞人，但他一生主要在英國渡過，先後在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考古研究所任職。柴爾德對考古學理論做出了巨大貢獻，早年持文化-歷史考古學的觀點，被看作這一考古學派的開創者；後來他又改持馬克思主義考古學的觀點，成為這一學派在西方最早的代表人物；他甚至對他死後產生的過程主義考古學和後過程主義考古學也有着不可忽視的貢獻。他的一生著作等身，著書二十六部。
柴爾德出生於悉尼的一個中產階級英國移民家庭。他曾在悉尼大學學習古典學，之後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古典考古學。他在牛津開始參與社會主義運動，參加反對一戰的活動，認為一戰是帝國主義之間因損害歐洲工人階級利益的競爭而引發的衝突。1917年，25歲的柴爾德回到澳大利亞，但因為他有社會主義傾向，而被禁止進行學術工作，於是他開始為工黨工作，成為了約翰·斯托里的私人秘書。但他漸漸的對工黨感到不滿，於是開始寫書分析他們的政策、加入了極左翼組織：世界產業工人。1921年他搬回英國，來到倫敦，在皇家人類學學會當圖書管理員，期間他遊歷歐洲，繼續研究歐洲大陸的史前史，在學術期刊、書籍上發表了他的研究發現。這段日子裏，他把考古學文化的概念（通過反覆出現的人工製品組合來界定不同的群體），從歐洲大陸介紹到了英國考古學界。
1927-46年，他在愛丁堡大學擔任考古學教授、1946-57年在倫敦大學考古研究所當所長。這三十年間，他負責了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考古發掘，通過發掘斯卡拉布雷新石器時代的聚落遺址、梅肖韋古墓和闊伊內斯石室來研究新石器時代的奧克尼社會，發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許多發掘報告、期刊論文和專著。1934年，他和斯圖爾特·皮戈特和格雷厄姆·克拉克共同創辦了史前學會，並擔任第一任主席。作為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不再用歷史-文化的方法，而改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考古資料的解釋框架。他成為了蘇聯的同情者，去了4次，但匈牙利1956年革命後，他開始懷疑蘇聯外交政策。雖然柴爾德多次被受邀到美國演講，但他的信仰導致他在法律上被禁止進入美國。退休後，他回到澳大利亞的藍山，在那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柴爾德是20世紀最知名、被引用最廣泛的考古學家之一；是將局部的區域研究，同整個近東-歐洲史前史的大背景相結合的集大成者。他還強調革命性技術和經濟發展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例如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反映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思想對他的影響。雖然他的許多論斷後來都被推翻了，但他在考古界仍倍受尊重。
戈登·柴爾德於1892年4月14日出生於澳大利亞悉尼[1]，父母都是英裔的中產階級移民[2]。其父名叫斯蒂芬·亨利·柴爾德神甫（1844-1923），是一名英國聖公宗的神甫的兒子，1867年劍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加入了英格蘭教會，之後成為了一名教師，1871年與瑪麗·艾倫·拉奇福德（Mary Ellen Latchford）結婚，育有五個孩子[3]。二人1878年移居澳大利亞，但不久瑪麗便去世了。1886年11月22日，斯蒂芬·柴爾德二婚娶了哈麗特·伊麗莎戈登（1853-1910），戈登·柴爾德即是他倆的獨子。戈登·柴爾德的母親是一位從小就移居澳大利亞的英國女子[4]，御用大律師亞歷山大·戈登（1815-1903）的女兒[5]，御用大律師、最高法院法官亞歷山大·戈登爵士（1858-1942）的姐姐。
戈登·柴爾德的父親在西悉尼藍山的溫特沃斯瀑布小鎮有一件間豪華的鄉間別墅：豐特奈爾木屋（the Chalet Fontenelle），戈登·柴爾德在那裏與五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一起長大[6]。戈登·柴爾德的父親曾在聖托馬斯教區做牧師，但並不怎麼受歡迎，經常與教區的人爭吵，還會突然休假[6]。
戈登·柴爾德小時候體弱多病，在家中接受了幾年的教育後，在北悉尼上了私立學校[7]。1907年進入悉尼英格蘭教會文法學校，1909年通過初等入學資格考試（Junior Matriculation），1910年通過高等入學資格考試（Senior Matriculation）。他在學校學習了古代歷史、法語、希臘語、拉丁語、地理、代數和三角學，各科成績都很優異，但卻總因為相貌和體弱多病被欺負[8]。1910年7月母親去世後，父親就很快又再婚了[9]。戈登·柴爾德與父親的關係很緊張，特別是在母親去世後，在宗教和政治上也存在分歧：他父親是虔誠的基督徒和保守主義者，但他卻是一名無神論者和社會主義者[9]。
1911年，柴爾德在悉尼大學攻讀古典學學位，雖然主攻文獻，但也通過考古學家海因里希·施利曼和阿瑟·埃文斯的工作，接觸到了古典考古學[10]。大學時，他加入了辯論社，積極參加活動，主張「社會主義合情合意（socialism is desirable）」。隨着對社會主義越來越感興趣，他開始閱讀馬克思、恩格斯乃至黑格爾的著作[11]。他在學校結識了伊瓦特（後來成為法官、政治家），兩人成為了畢生摯友[12]。1913年柴爾德完成了學業，於次年畢業，獲得了多種榮譽和獎項，包括弗朗西斯·安德森教授的哲學獎[13]。
我在牛津學到的古典考古學認為青銅器、赤土器、（彩繪過的）陶器令人尊敬，而石器和骨器則更為粗鄙。
——戈登·柴爾德，1957年[14]畢業後，柴爾德打算繼續深造。他獲得了200英鎊庫珀古典學研究生獎學金，得以支付英格蘭牛津大學王后學院的學費。一戰爆發後不久的1914年8月，他乘坐奧爾紹瓦號遠洋郵輪前往普利茅斯[15]。在王后學院，柴爾德先攻讀古典考古學文憑（diploma），之後又攻讀高級人文學科學位（degree），雖然前者最終沒有完成[16]。在那裏，他師從約翰·比茲利和阿瑟·埃文斯，後者成為了其論文指導老師[17]。1915年，他在《希臘研究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學術文章：《明洋陶器的年代和起源》，次年發表了文學學士論文《印歐人對史前希臘的影響》，表現出了對結合語言學與考古學證據的學術興趣[18]。
在牛津期間，柴爾德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運動，引起了保守的大學當局的反感。1915年他加入了牛津大學費邊社[19] （左翼改良主義社團，1915年脫離費邊社，改名為牛津大學社會主義社團）。其室友杜特是一名狂熱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二人十分要好，經常一起半夜出去喝酒，互相提問歷史知識[20]。此時英國捲入一戰，儘管政府強制徵兵，許多社會主義者還是拒絕為英軍戰鬥。他們認為，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正在以犧牲工人階級為代價，為了自己的利益發動戰爭。這些社會主義者認為階級鬥爭是他們惟一需要關心的。杜特就因拒絕服役被捕，柴爾德參加了要求釋放他和其他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信奉和平主義的良心拒服兵役者的運動。不過柴爾德從來沒有被要求入伍[21]，可能是由於他的健康狀況和視力不佳。然而他的反戰情緒還是引起了當局的注意，情報機構軍情五處對他進行了調查，信件被截獲、生活被監視[22]。
1917年8月，柴爾德回到澳大利亞[23]。作為一名著名的社會主義鼓動者，他被安全部門置於監控之下，郵件也受到監視。1918年，他成為悉尼大學聖安德魯學院的高級住校教師，並加入了悉尼的社會主義和反徵兵運動。1918年復活節，澳大利亞民主監督反戰聯合會（Australian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for the Avoidance of War）組織召開第三屆州際和平大會（Inter-State Peace Conference）反對總理比利·休斯提議的徵兵計劃，柴爾德在會上進行了發言。大會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大會報告認為結束世界大戰的最好辦法就是「廢除資本主義」。柴爾德參加這次會議的事情傳到了聖安德魯學院院長的耳朵里後，儘管遭很多員工反對，但他還是勒令柴爾德辭職[24]。
之後同事們幫柴爾德在悉尼大學輔導教學部門（the Department of Tutorial Classes）謀得一份古代史教師的工作，但是校監威廉·庫倫怕他給學生們傳播社會主義思想便開除了他[25]。左翼團體認為這是對其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粗暴干涉，中間偏左政治家威廉·麥凱爾和T·J·史密斯把這個問題提交到了澳大利亞議會[26]，史密斯發表演講支持柴爾德，雖然演講非常詳盡且富有感染力，但仍是徒勞無功[27]。1918年10月，柴爾德搬到昆士蘭州馬里伯勒，在馬里伯勒男子文法學校找了一份教拉丁語的工作，P·R·斯蒂芬森就是他那時的學生。在這裏人們也都知道他的政治傾向，遭到了來自當地保守組織與《馬里伯勒紀事報》的反對，導致他受到一些學生的辱罵，很快就辭職了[28]。
柴爾德意識到大學當局不會讓他從事學術事業，於是開始在左翼運動中尋找工作機會。1919年8月，他成為了政治家約翰·斯托里（中間偏左的工黨的顯赫人物，該黨是當時的新南威爾斯的民族主義黨政府的反對黨）私人秘書和演講撰稿人。1920年，斯托里在新南威爾斯立法會代表悉尼的郊區巴爾梅恩區，工黨獲得選舉勝利後，他成為該州州長[29]。在工黨工作讓柴爾德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它的運作方式；然而了解越是深入，他對工黨地批評越甚，認為這些人一旦當選，就會背棄社會主義理想，轉為中間派、親資本主義的立場。[30]他加入了當時被澳大利亞禁止的極端左翼組織的世界產業工人[30]。1921年，斯托里將柴爾德派往倫敦，讓英國媒體了解新南威爾斯的最新發展。但斯托里12月去世後，新南威爾斯重新選舉，州政府回到了喬治·福勒領導下的民族主義黨。福勒覺得柴爾德的工作沒有什麼必要，便在1922年解僱了他。[31]
由於在澳大利亞找不到學術工作，柴爾德回到了英國，在中倫敦布盧姆茨伯里租了一間房，大部分時間都在大英博物館和皇家人類學學會圖書館搞研究[32]。柴爾德是倫敦社會主義運動的活躍成員，與倫敦蘇豪區傑拉德街1917俱樂部的左翼分子有聯繫。他結識了許多大不列顛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成員，並為他們的出版物《勞動月刊》做出了貢獻，但他還沒有公開接受馬克思主義[33]。作為一名史前史學家，他獲得了良好的聲譽，被邀請到歐洲其他地區研究史前文物。1922年，他應邀去奧地利維也納研究了自然史博物館史前部收藏的未發表的材料（來自布科維納Schipenitz的新石器時代庫庫特尼-特里波利耶文化的彩陶），次年在《皇家人類學研究所學報》上發表了他的發現[34][35]；柴爾德還順便參觀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博物館，在《人類》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使它們引起了英國考古學家的注意[36]。同年回到倫敦後，柴爾德開始給約翰·辛普森和弗蘭克·格雷等三名國會議員當私人秘書，他們都是中左的自由黨成員[37]。此外，柴爾德還在羅德里奇出版社做翻譯，偶爾也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做史前史講座，兼職賺錢貼補收入。[38]。
（澳大利亞）工黨最開始是由一群備受鼓舞的社會主義者建立起來的，到後來卻也淪為榨取政治力量的巨大機器，只知謀求個人利益；因此（一大公會）很可能也會成為少數個人的工具。澳大利亞的工人組織一貫如此，而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是澳大利亞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工人。
——戈登·柴爾德，《工黨是如何執政的》，1923年[39]1923年，倫敦工人公司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工黨是如何執政的》，考察了澳大利亞工黨和它與澳大利亞工人運動的聯繫。這本書反映了柴爾德的對工黨的失望，認為這些政治家一旦當選，就會背棄他們的社會主義理想，而尋求個人享受[40]。寫柴爾德傳記的作家莎莉·格林注意到，《工黨是如何執政的》在當時意義非凡，因為它出版時，正是英國工黨成為英國政治的主要參與者、威脅保守黨和自由黨兩黨的統治地位的時候（1923年英國大選工黨組成了他們的第一屆政府）[41]。柴爾德計劃出版續集以擴展他的想法，但未曾發表過[42]。
1923年5月，他又前往參觀了洛桑、伯爾尼和蘇黎世的博物館，研究他們的史前文物收藏，同年他成為皇家人類學學會會員。1925年，他當上了學會圖書的管理員，那是全英國少數幾個考古學工作之一，期間他與全歐洲的學者鞏固了聯繫[43]。他的工作使他在英國考古界的小圈子裏很出名；他和地形測量局的考古人員O·G·S·克勞福德成了很好的朋友，並影響克勞福德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邁進[44]。
1925年，基根·保羅，特倫奇，特魯布納公司（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出版了柴爾德的第二本書：《歐洲文明的曙光》，在書中他綜合了這些年他發掘的關於歐洲史前史的資料。在當時全歐的職業考古學家都很少的情況下，這本書的出版十分重要。當時大多數博物館都只關注自己的地區，而《曙光》則是在當時罕見得綜合研究了整個大陸的整體。這本書的重要性還在於，它把考古學文化的概念從大陸介紹到了英國，並因此推動了文化-歷史考古學的發展[45]。柴爾德之後稱該書「試圖從考古文物中提取出人類在發明文字以前的政治軍事史。這些傳統的政治軍事史以文化而非政治家為主導，以人類遷居取代戰爭在文明史上的作用」[46]。1926年，他又出版了《雅利安人：印歐人起源的研究》，提出了一個理論：文明是從近東經由雅利安人（一個印歐語系族群）向北、西擴散到歐洲的。之後，由於德國納粹黨把「雅利安人」用作種族主義用途，導致柴爾德後來總是避開提到這本書。[47]在這些著作中，柴爾德採取了一種適度的傳播論，認為文化發展從一個地方擴散到其他地方，而不是在許多地方獨立發展。不過相比於格拉夫頓·史密斯的極端傳播論，柴爾德認為儘管大多數文化特徵都是從一個社會傳播到另一個社會的，但也不排除在不同地方發展出相同文化特徵的可能。[48]
因為早期的印度人和波斯人確實自稱為「雅利安人」，這一名稱被某些19世紀語言學家用來專指講「祖輩語言」的人。目前在科學意義上，這一稱呼僅指印度人、伊朗人以及邁坦尼統治者，其祖先說着接近的方言、甚至崇拜共同的神祗。一般納粹和反猶太主義者稱呼「雅利安人」，就像頑固保守派口中的「布爾什維克」和「赤民」一樣卑微。
——戈登·柴爾德批評納粹關於雅利安人種族的觀點[49]1927年，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請柴爾德擔任「阿伯克羅比」考古學教授（為紀念史前史學家阿伯克羅比爵士而設立的新職位），雖然他不想離開倫敦，但還是接下了工作，在9月搬到了愛丁堡[50]，35歲的柴爾德成為了蘇格蘭唯一一個教史前史的學者。然而許多蘇格蘭考古學家並不不喜歡他，認為他是外地人，不懂蘇格蘭史前史，柴爾德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住在仇恨和嫉妒的氣氛里。」[51]不過柴爾德還是在愛丁堡交了許多朋友，比如考古學家華威·林賽·斯科特（W. Lindsay Scott）、亞歷山大·柯、J·G·卡倫德（J. G. Callender）、沃爾特·格蘭特（Walter Grant）等等。也有不是考古學家的，如物理學家查爾斯·達爾文，柴爾德還當了他小兒子的教父[52]。一開始他住在利伯頓，後來就搬到了愛格林頓新月樓（Eglington Crescent）的半長期旅館德維爾酒店（Hotel de Vere）[53]。
在愛丁堡大學期間，柴爾德更加專注於研究而非教學。據說他對他的學生都很好，但不擅長面對大量的聽眾；許多學生認為他的理學學士學位課程在考古學上是反年代學的，先講更近的鐵器時代，然後再講更早的舊石器時代[54]。他成立了愛丁堡史前史聯盟，帶着他充滿熱情的學生進行發掘，並邀請客座講師來參觀[55]。他很早就支持實驗考古，還讓學生參與實驗，1937年用這個方法研究了幾座英國北部鐵器時代堡壘明顯的玻璃化過程[56]。
柴爾德經常去倫敦拜訪朋友，比如斯圖爾特·皮格特（另一個有影響力的英國考古學家、接替柴爾德擔任愛丁堡大學阿伯克羅比教授的）[57]、格雷厄姆·克拉克，柴爾德對克拉克很好，也很鼓勵他的研究[58]，他們三人入選了東英吉利史前學會委員會。在克拉克的建議下，1935年他們運用他們的影響力，將委員會發展為全國性的組織：史前學會，柴爾德被選舉為主席。[59]之後學會成員迅速增多，1935年時成員只有353名，1938年時就發展到了668名[60]。
柴爾德大部分時間都在歐洲大陸，參加了許多會議，學習了多種歐洲語言。1935年，他第一次來到蘇聯時，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待了12天，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刻印象，對蘇聯考古學的社會角色產生了濃厚興趣。回到不列顛後，他成了蘇聯的同情者，並如饑似渴地閱讀英共的《晨星報》，儘管他對蘇聯的某些政策持批評態度，尤其是和納粹德國簽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61]。因為他信仰社會主義，所以他是最早譴責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一批人，對納粹利用史前考古學來強行美化他們發明的「雅利安人種族遺產」這一概念十分反感[62]。他支持英國政府在二戰中打擊法西斯勢力，而且認為自己很有可能在黑皮書上，於是決心一旦納粹攻陷英國就投河自盡[63]。雖然他反對法西斯德國和意大利，但也批評英國和美國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政府：他反覆將後者形容為充滿了「又討厭又陰險貪婪的法西斯主義者」（loathsome fascist hyenas）[64]。不過他1936年還是去了美國，在哈佛大學建校300周年的藝術科學大會上發表了演講，哈佛還授予了他名譽文學博士學位[65]；1939年第二次去美國時，他在哈佛、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做了講座[66]。
柴爾德在大學的工作，要求他負責一定的考古發掘工作，但有些發掘工作他並不想做，也做的不到位[67]，自己和學生們也承認，但學生們同時也說他是「解釋證據的天才」[68]。他和許多當時的人不一樣，在寫作、發表成果時一絲不苟，幾乎每年都會在《蘇格蘭古物學會論文集》發表一篇新報告，並向每一位提供幫助的發掘者致謝。[55]
他最出名的一次發掘工作，是1928-1930年間在奧克尼發掘斯卡拉布雷新石器時代遺蹟。此次工作發掘出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時代村莊，並在1931年出版了發掘報告《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但柴爾德錯誤地把遺址年代劃為鐵器時代[69]。發掘期間，柴爾德與當地人相處融洽；在當地人看來，他則是那種外貌、舉止都頗為詭異的「不折不扣的教授」。[70]1932年，柴爾德與人類學家達里爾·福德合作，在伯立克郡海岸的恩斯休（Earn's Hugh）發掘了兩座鐵器時代的丘堡[71]；1935年6月，他又在北愛爾蘭諾克斯凱（Knocksoghey）附近的拉里班（Larriban）發掘了一座岬堡[72]。柴爾德與另一個蘇格蘭古物學會的同事華萊士·霍尼戈夫（Wallace Thorneycroft）一起，1933-34年在蘇格蘭安格斯菲納文、1936-37年在阿蓋爾郡拉霍伊（Rahoy），發掘了兩座玻璃化的鐵器時代堡壘[73]。1938年，他和沃爾特·格蘭特（Walter Grant）主持了臨洋新石器時代聚落的發掘；他們的調查在二戰期間停止了，於1946年恢復[74]。
在愛丁堡大學柴爾德繼續寫作、出版考古學著作，繼續《歐洲文明的曙光》和《雅利安人》的工作，編譯整合整個歐洲的資料。先是《遠古東方》（1928年），結合了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的資料，為了解農業和其他技術向歐洲的傳播奠定了基礎[75]；之後，《史前時代的多瑙河》（1929年）一書，繼續探討了多瑙河流域的考古學，認為它是將近東和歐洲分開的天然邊界，認為新技術是通過多瑙河向西傳播的。雖然柴爾德在他早期著作中就運用了文化-歷史的方法，但《多瑙河》一書中，他第一次明確給出了考古學文化概念，徹底改變了英國考古學的方法[76]。
我們注意到，同一批遺存類型總是反覆共生的，譬如同樣的陶罐、工具、飾品、葬俗、房屋形制等。我們把這一系列複雜而又規律性地相互聯繫的特徵稱為一個「文化團體」或者簡稱「文化」。我們可以認為，這一複雜的結構，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某某人」在物質上的表現。
——戈登·柴爾德，《史前時代的多瑙河》，1929年[77]《青銅時代》（1930年）討論了歐洲青銅時代，書中更多的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解釋社會運作、變化原因的方法。他認為金屬是最早的必不可少的商業產品，因此金屬匠是專職工匠，依靠社會剩餘生活[78]。1933年，柴爾德前往亞洲旅遊，他去了伊拉克，覺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他還去了印度，覺得「很可恨」，因為天氣很熱而且印度特別窮。遊覽了這兩個國家的許多考古遺址後，他覺得7年前寫的《遠古東方》裏很多東西都過時了，就又寫了《關於遠古東方的新線索》（1935年）一書，他在書中運用了他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經濟思想[79]。
《蘇格蘭史前史》（1935年）出版之後，柴爾德又出版了他學術生涯中的另一部經典著作：《人類創造了自身》（1936年）。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影響，柴爾德認為傳統上的史前（前文字）和歷史（文字）時期的二元劃分是錯誤的，他認為人類歷史是通過一系列的技術、經濟和社會變革而推進的：新石器革命，狩獵採集者開始在永久農業社區定居；一直到城市革命，社會開始從小城鎮變為大城市；再一直到近代，第一次工業革命改變了生產的性質[80]。
二戰爆發後，柴爾德不能繼續在歐洲旅行，於是就專心寫下了《不列顛群島的史前社會》（1940年）[81]。柴爾德對戰爭的結果感到悲觀，認為「歐洲文明，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都會不可避免地走向黑暗時代」[82]。在這種心態下，他出版了《人類創造了自身》 的續集：《歷史發生了什麼》（1942年），概述了人類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到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雖然牛津大學出版社提出要出版這部著作，但他還是讓企鵝出版集團出版了，因為他想讓這本書低廉一些，他覺得這更有利於知識普及[83]。之後他又寫了兩篇較短的作品：《進步和考古學》（1944年）和《工具發展小史》（1944年），後面這本是寫給青年共產主義聯盟的馬克思主義作品[84]。
1946年，柴爾德離開愛丁堡大學，前往倫敦大學考古研究所（IOA）擔任所長和歐洲史前史教授。由於急着回首都，他對不贊成的政府政策保持了沉默，以免影響找工作[85]。回倫敦後他住在漢普斯特德附近的伊索肯公寓樓[86]。
研究所創立於1937年，主要由莫蒂默·惠勒創立，位於攝政公園內圓環里的聖約翰旅館，但1946年以前一直都主要依靠志願者講座[87]。柴爾德和保守的惠勒性格迥異，關係不好：惠勒十分外向，追求矚目，是訓練有素的管理員，對他人的缺點不寬容；但柴爾德缺乏管理技能，待人寬容[88]。柴爾德在研究所的學生中很受歡迎，學生們認為他是和藹的怪人，從瑪喬麗·梅特蘭·霍華德那給他訂製了個半身像。但是他不是很擅長講課，總是含含糊糊，講課時總是去隔壁屋子找東西。提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時，總喜歡講全名來難為學生；提到城市時，也總講它的斯拉夫語名字而不是大家更熟悉的英語名字[89]。他更善於給出指導和研討會，在這裏他花了更多時間與學生互動[90]。作為所長，柴爾德不需要負責發掘，不過他還是主持了奧克尼新石器時代的1951年闊伊內斯古墓和1954-55年梅肖韋古墓的發掘工作[91]。
1949年，他和克勞福德退出了倫敦古物學會，以抗議詹姆斯·曼（倫敦塔軍械庫負責人）當選學會的會長，他們覺得惠勒作為一個專業的考古學家是更合適的人選[92]。柴爾德加入了《過去與現在》（1952年，霍布斯鮑姆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創立的期刊）編委會[93]。50年代早期，他加入了《現代季刊》（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季刊》）董事會，和他最好的朋友、牛津時的室友杜特一起工作[94]。他偶爾也會給杜特的社會主義期刊《勞工月刊》寫文章，但他們在匈牙利1956年革命上意見相左；杜特支持蘇聯武力鎮壓革命的做法，但柴爾德和大多數西方社會主義者一樣，強烈反對這一做法。這一事件讓柴爾德放棄了對蘇聯領導層的信仰，但並沒有放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95]。他多次到訪蘇聯，保持了對蘇聯的熱愛；他還加入了大不列顛共產黨的衛星機構：蘇聯文化關係學會，並從1950年代初開始擔任其國家歷史和考古學部門主席，一直到去世[96]。
鑑於對考古學的貢獻，1956年4月，柴爾德獲得了古物學會金獎章（Gold Medal of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97]。他多次受羅伯特·布雷德伍德、威廉·鄧肯·斯特朗和萊斯利·懷特邀請前往美國講座，但是由於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美國國務院禁止他入境美國[98]。在研究所工作期間，柴爾德一直在撰寫和出版考古學書籍。《歷史學》（1947年）闡發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並再次重申了柴爾德關於史前史和有文字記錄的歷史必須一貫看待的觀點；《史前移民》（1950年）展現了他的適度傳播論（moderate diffusion）觀點[99]；1946年，他在《西南人類學雜誌》上發表了《考古學和人類學》一文，提出研究中應同時應用考古學和人類學方法，這一論斷影響了他死後數十年[100]。
1950年代，歐洲考古學迅速發展，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這讓以綜合研究見長的柴爾德研究起來越來越困難。1956年夏天，柴爾德提前一年退休[101]。同年，研究所搬到了布盧姆斯伯里的戈登廣場，柴爾德想讓他的繼任者W·F·格萊姆斯在新的環境中重新開始[102]。為了紀念他的成就，在他卸任的前一天，《史前學會學報》出版了一本紀念文集，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他的朋友和同事編纂而成，讓柴爾德大為感動[102]。退休後，他告訴朋友，他計劃返回澳大利亞探親，然後自殺。他恐懼衰老，害怕成為社會負擔，還懷疑自己得了癌症[103]。後人認為，他自殺的一個核心原因，是匈牙利革命和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之後，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了信心[104]，不過布魯斯·特里格反駁了這個解釋，他注意到在柴爾德批評蘇聯外交政策時，他從來沒有把國家和馬克思主義視為同義詞[105]。
柴爾德將自己的大部分圖書和全部財產都捐贈給了研究所[106]。1957年2月假期，他參觀了直布羅陀和西班牙的考古遺址後，回到了澳大利亞，到悉尼時恰是他65歲生日，曾經開除他的悉尼大學授予了他榮譽學位[107]。他花了六個月週遊全國，走親訪友，但對澳大利亞的社會並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認為它是反動的，越來越郊區化，受教育程度很低[108]。他在研究澳大利亞史前史時，發現這個領域大有可為[109]，於是就向考古學和左派團體講授了這些主題，還通過電台批評了對原住民的學術種族主義[110]。
柴爾德給很多人都寫過信[111]，其中有一封是給格萊姆斯的，並交代他1968年再打開。信中描述了他對衰老的恐懼，希望自己了卻生命的想法：「生命在快樂而堅強時結束是最好的。」[112]1957年10月19日，柴爾德來到了布萊克希思 (新南威爾斯州)藍山，這是他長大的地方。他爬上戈維特斷層，把帽子、眼鏡、指南針、煙斗和常穿的麥金托什雨衣放在懸崖頂上，縱身躍下300米高的懸崖。[113]死因裁判官裁定他死於意外，直到1980年代他寫給格萊姆斯的信出版，才被認定是自殺[114]。他的屍身在北郊火葬場火化，姓名被刻在火葬場紀念園的一個小小的家族匾牌上。[115]他去世後，考古學界舉行了「空前」規模的悼念活動[116]，足見他是歐洲「最偉大的史前史學家和一個傑出的人」[117]。
到目前為止，（柴爾德思想的）最重要的來源，尤其是在他職業生涯早期，是高度發達的西歐考古學，它作為一門科學已經發展逾一世紀。柴爾德的科研與發表的成果幾乎都貢獻給了該領域。他的思想也受到蘇聯考古學、美國人類學和一些與考古學關係不那麼密切的科學領域的影響。他對哲學和政治也多多少少有些興趣，比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考古學家更關注考古成果背後的社會價值。
——布魯斯·特里格，1980年[118]傳記作家莎莉·格林（Sally Green）注意到，柴爾德的觀念從不教條、一向獨特，且在他的一生中不斷變化[119]。他把馬克思主義、傳播論和結構功能主義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的理論[120]。進化考古學在19世紀的學界占統治地位，柴爾德批判了這種理論，認為進化考古學的擁躉者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器物上，而不是製造器物的人上[121]。像當時西歐、美國的大部分考古學家一樣，柴爾德認為人類並不是天生就善於創造、容易改變；因此他認為，社會的變化是出自擴散、遷徙，而非自發產生或是通過文化演化[122]。
在柴爾德的年代，大多數考古學家都堅持着丹麥古物學家C·J·湯姆森提出的三時代系統，基於進化年代學，將史前時代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但柴爾德強調，當代仍有許多在技術上仍然處於石器時代的社會[123]。儘管如此，他仍把三時代系統和馬克思主義框架結合起來，視為一個有用的分析社會經濟發展的模型[124]。因此，他採用技術標準把史前分為了三個時期，而採用經濟標準把石器時代再細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摒棄了中石器時代的概念[125]。私底下，他仿照恩格斯的框架，將歷史上人類的各個社會分類為「蒙昧」、「野蠻」和「文明」[122]。
柴爾德在其學術生涯早期支持文化-歷史考古學，後世學者將他看做這個概念的發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126]。文化-歷史考古學圍繞着人類學中「文化」的概念，是學科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後考古學家不再局限於僅在時間上回溯過往，而是從空間、時間的角度綜合性研究歷史。[127]波蘭考古學家科茲洛夫斯基與柴爾德關係密切，柴爾德很可能是通過他，間接地從德國語言學、考古學家科辛納那裏引入了「文化」的概念[128]。然而崔格爾認為，柴爾德在使用這個基本概念時，並不了解科辛納賦予它的種族主義內涵[128]。
柴爾德在《歐洲文明的曙光》（1925年）、《雅利安人》（1926年）和《遠古東方》（1928年）三部著作中，都清楚地表現出了對文化-歷史模型的堅持。但在這幾本書中他都沒有給「文化」下定義[129]，直到在《史前時代的多瑙河》（1929年）一書中，柴爾德才給了「文化」一個明確的考古學概念[130]。在這本書中，他將「文化」定義為物質文化中的一組「規則、關聯的特徵」，如相似的「陶罐，工具，裝飾品，葬禮，房屋形式」在一個特定區域反覆出現。他指出，從這個角度看，「xx文化」在考古學上等同於「xx人」。不過，柴爾德對該術語的使用並不是種族主義的，他指出「xx人」是指一個社會團體，而不是一個生物種族[131]，他反對像當時歐洲的民族主義者那樣，將考古學文化與生物種族聯繫起來。他抨擊納粹利用了考古學，他認為猶太人不是一個獨特的生物種族，而是一個社會文化群體[132]。他在1935年指出，文化更像是一個「存活的功能性生物體」，並強調物質文化的潛在適應性；他的這些觀點受到了人類學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133]。柴爾德相信，考古學家定義的「文化」是基於物質標準的主觀選擇，後世諸如倫福儒等考古學家廣泛地採用了這種觀點[134]。
在他學術生涯後期，柴爾德放棄了文化-歷史考古學[122]。1940年代後期，他開始質疑「文化」一詞作為一個考古學概念的使用，以至開始懷疑整個文化-歷史考古學方法的正確性[135]。麥克奈恩（McNairn）認為，這是由於各個社會科學都開始用「文化」指代所有習得的行為模式，不再拘泥於柴爾德所定義的物質文化。[136]到了1940年代，柴爾德開始懷疑，一個特定的考古學組合，或者說「文化」，是否真的可以對應一個有其他共同特點（如使用同一種語言）的社會群體[137]。到了1950年代，柴爾德認為，文化-歷史考古學之於史前時期的史學家，就像政治-軍事的方法之於歷史時期的史學家[122]。
於我而言，馬克思主義帶來了一個對詮釋歷史、詮釋考古文物頗為有效的手法。目前為止，這一方法是行得通的，我也因此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於普通的共產主義者和反共產主義者而言……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堆條條框框，就像大師們留下的隻言片語一樣——中世紀那些經院學者會反覆琢磨大師們的字字句句來推得真理，科學家們也在希望通過實驗與觀察來求真。
——戈登·柴爾德，寫給拉賈尼·帕爾姆·杜德的信，1938年[138]現在人們通常認為柴爾德屬於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是西方第一位在考古工作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考古學家[139]。1929年蘇聯考古學家V·I·拉夫多尼卡斯發表一篇題為《關於蘇維埃物質文化史》的文章，標誌着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在的蘇聯形成。拉夫多尼卡斯在報告中批評說，考古學本質上是一門中產階級的學科，因此屬於反社會主義陣營；他希望在斯大林統治的政府對學術界進行的改革中，採用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指導考古學發展[140]。1930年中葉，柴爾德第一次去蘇聯後，開始在自己的學術工作中直接引用馬克思主義[141]。
其實許多考古學家都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政治思想的深刻影響[142]。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強調物質比意識更重要，一個時期的社會條件是當時的物質條件或生產方式的結果[143]。因此，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會更加注重科技發展、變化的社會背景[144]。馬克思主義還強調學術的偏見，即每個學者都有他們自己深信不疑的信仰、對階級的執念[145]；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知識分子無法將自己的學術思考從政治動機中割裂開來[146]。格林認為，柴爾德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模型，因為馬克思主義觀點提供了「對經濟學、社會學、意識形態的結構性分析，以及經濟推動文化發展的原則」[119]；麥克奈恩注意到，馬克思主義是「柴爾德思想的主要智力力量」[147]；崔格爾也認為柴爾德「在情感上和理智上都」認同馬克思的理論[148]。
柴爾德稱自己在詮釋歷史時採用馬克思主義「是因為這方法行得通」；他也批評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在落實這一社會政治理論時過於教條[138]。柴爾德的馬克思主義總是與當時的馬克思主義不同——他會選擇性地參考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原文，而不是透過後人對他們作品理解去感悟[119]。麥克奈恩把柴爾德的馬克思主義看作與「主流、正統」馬克思主義不同的「個人理解」[149]；崔格爾稱他為「一個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150]；加瑟科爾（Gathercole）則指出，雖然柴爾德「對馬克思心懷感激」，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有時很模稜兩可」[151]；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說柴爾德是「從我記事時起英國最為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者」[152]。
柴爾德知道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可能會在冷戰期間招來危險，所以在自己的寫作中儘可能讓馬克思主義更親和讀者一些[153]。在他的著作中，他很少直接引用馬克思[141]。他後半生發表的著作中，有的直白地引用了馬克思的思想，有的則寫得更隱晦些[153]。但他的許多英國同事都沒有認真對待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認為那只是他為了博眼球的手段[154]。
固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史前史觀是物質決定論的、唯物的，但這裏決定論不代表機械論。馬克思主義其實應該呼作「辯證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體現在它認為歷史的行程不是一系列「神跡」、「奇蹟」拼接而成，而是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環環相扣、息息相關，形成一種易於解讀的模式。
——戈登·柴爾德，1979年（實作於1949年）[155]柴爾德受到蘇聯考古學的影響，但仍然批評它，批評蘇維埃政府鼓勵考古學家在分析數據前結論先行[156]。他還批評蘇聯考古學粗糙的類型學方法[157]。柴爾德支持適度的傳播論，十分反對蘇聯考古學流行的「馬爾主義」（格魯吉亞哲學家尼古拉·馬爾的理論，反對傳播論，支持單線進化論）[158]。在他看來，通過傳播論來理解動植物馴化和觀念的傳播，是「不可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157]。但柴爾德並沒有公開發表這些對他蘇聯同行的批評，可能是為了不冒犯他的共產黨朋友，或是為了不給右翼考古學家以口實[159]。相反，他公開稱讚了蘇聯的考古和遺產管理系統，並將其與英國進行了對比，因為它鼓勵了考古學家之間的合作而不是競爭[160]。1935、45、53和56年，他四次到訪蘇聯，結識了眾多蘇聯考古學家，但是在自殺不久前，他給蘇聯考古界寫了一封信，稱他對他們的方法論落後於西歐和北美感到十分失望[161]。
其他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如喬治·湯姆森[162]和尼爾·福克納[163]），他們認為柴爾德的考古工作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因為他沒有用階級鬥爭來解釋社會變化，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思想[164]。雖然階級鬥爭不是柴爾德思考他的考古工作的一個因素，但他同意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通常會通過自己的階級興趣來解釋過去，指出與他同時代的研究者的研究大都具有先天的資產階級議程。[165]柴爾德在方法論上沒有採用辯證法，這使他進一步偏離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166]。他還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有預測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能力，也不像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那樣認為人類的社會進步會必然進入純共產主義，反而認為社會可能會僵化或者直接滅亡[167]。
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柴爾德認為，社會曾在相對較短的一段時間內經歷過大範圍的變化[168]，現代的工業革命就是一例[169]。不過他的早期作品中並沒有這個想法，《歐洲文明的曙光》等專著中，談到社會變化時，他用的更多是「變遷」（transition）而不是「革命」（revolution）[170]。1930年代之後的著作，像《關於遠古東方的新線索》，他開始用「革命」一詞來形容社會變化，儘管這些想法還沒有完全成熟[171]。這個時候，由於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革命」一詞會使人們產生馬克思主義色彩的聯想[172]。柴爾德在一次1935年的史前學會的主席致辭上介紹了他關於「革命」的概念。他將這一概念作為他對三時代系統的功能-經濟的解釋的一部分，他認為新石器時代始於「新石器革命」，青銅和鐵器時代始於「城市革命」[173]。1936年，他在《人類創造了自身》一書中把青銅和鐵器時代的革命合二為一，稱之為「城市革命」，大致可以對應到人類學家摩爾根「文明」的概念[174]。
柴爾德認為，新石器時代革命是一個巨變時期，這時期的人們從狩獵採集向通過種植植物和馴化動物獲得食物轉變，使食物供應更充足，人口增長[175]。他相信，城市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青銅冶金的發展，在1950年的一篇論文裏，他提出了他認為存在於最古老城市的10個特徵：規模大於早期聚落；擁有專職工匠；剩餘產品被集中起來供給神或國王；建有紀念性建築；社會剩餘產品分配不平等；文字發明；科學發展；自然主義藝術發展；貿易範圍增大；國家組織依賴地緣而非血緣。[176]柴爾德認為城市革命具有消極的一面，它導致了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為不同階級，導致了權力精英對大眾的壓迫[177]。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考古學家都認為柴爾德理解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框架是一些列的變革性的「革命」，許多人認為「革命」一詞具有誤導性，因為農業和城市的發展是一個逐漸轉變的過程[178]。
在柴爾德去世後幾十年裏，英、美考古學界發展起了兩個主要的理論：過程主義考古學和後過程主義考古學，而柴爾德對這兩個理論都有貢獻。過程考古學出現於1950年代晚期，提出了考古學應是人類學的分支的觀點，致力於尋找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認為考古學可以客觀且確切地了解過去的信息；後過程考古學則出現於1970年代，反對考古學可以客觀的了解過去的信息，認為一切闡釋都有其主觀性[179]。
英國過程主義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基於柴爾德「在史前經濟和社會主題上的發展」，稱他為「過程主義思想之父之一」[180]，尼爾·福克納也這麼認為[181]。崔格爾認為，柴爾德從兩方面成為了過程主義思想的先導：一是強調社會發展中的變化，二是堅持嚴格的唯物的觀點看待過去，而這兩點都來自他的馬克思主義觀[182]。儘管如此，大多數美國的過程考古學家對柴爾德的工作都不感興趣，認為他是歷史特殊論者，與他們研究的人類社會行為的普遍規律不相關[183]。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柴爾德認為這些普遍規律是不存在的，社會行為不是普世的，而是由不同的社會經濟因素決定的[184]。彼得·烏科（UCL考古研究所所長，柴爾德的繼任者）強調，柴爾德承認考古學解釋的主觀性，而過程考古學家們堅持認為考古解釋可以是完全客觀的，這是截然相反的[185]。也基於此，崔格爾把柴爾德看做「最早的後過程主義學家」[179]。
撰寫柴爾德傳記的作家莎莉·格林發現，沒有證據表明柴爾德正式談過戀愛，但也沒有證據表明他是同性戀[189]；但格林的學生唐·布羅斯威爾卻認為他是同性戀[190]。柴爾德的男性、女性朋友都有很多，但他本人則「又難於相處又粗魯，毫無禮節「[189]。柴爾德儘管不善交際，但還是很喜歡和學生交流互動，經常邀請學生一起共進晚餐[191]。他十分內向，經常將個人情感深藏不露[192]。布羅斯威爾認為這些個性特點可能意味着柴爾德患有從未診出的亞斯伯格症[190]。
柴爾德相信，以史為鑑可知興替，歷史研究可指導人類在現在和未來的行為原則[193]。他的極左思想人盡皆知[154]，本科時就是個社會主義者[194]。他加入過一些左翼團體的委員會，雖然他會避免在共產黨內部參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爭論，並且除了《工黨是如何執政的》一書，沒有出版任何非考古學著作[195]。因此，許多他的政治觀點，只能通過他在個人信件中的評論，才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195]。倫福儒注意到，柴爾德在面對社會問題上思想開放，但儘管如此，雖然柴爾德譴責種族主義，但他還是不能完全避免19世紀普遍認為不同人種有明顯差異的時代局限性[196]。崔格爾也相似地在一些柴爾德的文化歷史寫作中觀察到種族主義元素，包括認為北歐人種具有「體質優越性」，雖然柴爾德之後否定了這些觀點[197]。在一封柴爾德寫給考古學家克里斯托弗·霍克斯的個人信件中，他表達了反猶的思想[198]。
柴爾德是一個無神論者和宗教批評者，他將宗教視為一種基於迷信的虛假意識，為統治階級的經營的利益服務[199]。在《歷史學》（1947年）一書中他評論道：「魔法使人相信自己能得到所需要的東西；而宗教使人相信自己應該需要所得到的東西。[200]」不過他還是認為基督教比他認為的原始宗教要更高級，稱「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它比其他宗教都更鼓勵人向上。[201]」在一封1930年代的信件中他寫道：「我只在感到極為生氣時才會去中傷人們的宗教信念」[202]。
柴爾德喜歡開車，享受從中得到的那種「力量的感覺」[203]。他經常和別人講他是如何在凌晨三點純粹為了爽而在倫敦皮卡迪利街飆車卻被警察逼停的故事[204]。他喜歡開玩笑，據說口袋裏經常放半便士來戲弄扒手。一次，他在史前學會（Prehistoric Society）的一次會議上開玩笑，講新石器時代的巨木陣可能是一位暴發戶酋長模仿巨石陣建的，但笑話太冷，有的聽眾並沒有聽懂他的這個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205]。柴爾德會講多種歐洲語言，是早年間週遊歐洲大陸的時候自學的[206]。
柴爾德還喜歡在英國的山坡上散步，聽古典音樂會，打橋牌[204]。他還愛好詩歌，他最喜歡的詩人是約翰·濟慈，但最喜歡的詩是威廉·華茲華斯的《責任頌》和羅勃特·白朗寧的《一個文法學家的葬禮》[204]。他不特別喜歡看小說，不過他最喜歡大衛·勞倫斯的《袋鼠》（1923年），反映了很多柴爾德自己對澳大利亞的感受[204]。他喜歡美食，常去餐館[207]。他不修邊幅，着裝隨意，常戴着他在中倫敦傑明街買的寬邊黑帽子，打一條領帶，通常是紅色的，來象徵他的社會主義信念；有時會穿一件黑色麥金托什雨衣，通常是搭在胳膊上，或者像披風一樣搭在肩膀上。夏季，他經常穿短褲搭襪子、帶襪吊和一雙大靴子[208]。
柴爾德去世時，他的同事斯圖爾特·皮格特（Stuart Piggott）贊稱他是「英國乃至世界最偉大的史前史學家」[116]；美國考古學家蘭德爾·麥奎爾評價他「大概是二十世紀最知名的、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考古學家」[139]，布魯斯·崔格爾（Bruce Trigger）同樣這麼認為[192]；芭芭拉·麥克奈恩（Barbara McNairn）稱他是「學科內最傑出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209]；英國考古學家安德魯·謝拉特則稱柴爾德在考古學史中具有「關鍵歷史地位」[210]，「無論哪種意義上，柴爾德都稱得上著述等身」[210]。學術生涯中，柴爾德出版了20餘本書，約240篇學術論文[210]。另一位英國考古學家布萊恩·法根稱柴爾德的書「簡單易懂、文采飛揚」，是「1930-60年代考古學界的加農炮」[58]。到1956年，他的著作已經被譯為中文、捷克文、荷蘭文、法文、德文、印地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日文、波蘭文、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是歷史上被翻譯最多的澳大利亞作家[116]。南非考古學家戴維·劉易斯-威廉姆斯和大衛·皮爾斯（David Pearce）認為，柴爾德可能是歷史上被人撰寫過最多的考古學家，並且認為對於這個學科的學者而言，他的書至今（2005年）仍然是必讀[211]。
要說我對史前石研究最具原創性也是最有用的貢獻，依我見既不是那些從考古現場巧妙挖掘出土的文物或滿是塵土的博物館箱子中刻苦鑽研得來的數據，也非年代學結構，更非對不同文化的闡釋，而是詮釋歷史的概念和方法。
——戈登·柴爾德，1958年[14]人們尊稱柴爾德為「集大成者」[180]，主要是因為，在其他考古學家還在只關注個別地區的遺址和事件時，柴爾德就已經把歐洲和近東的史前史進行綜合研究了[212]。但他去世後，隨着放射性碳定年法的發明，他的研究框架被大幅地修正了[213]，解釋也已經被大部分拋棄了[214]，許多關於新石器和青銅時代歐洲的解釋被證明是錯誤的[215]。但柴爾德認為自己對考古學的主要貢獻在於解釋框架，艾莉森·拉維茲（Alison Ravetz）和彼得·加瑟科爾（Peter Gathercole）也這樣認為[216]。謝拉特寫道：「在他的解釋中，最具深遠價值的，是他詳盡的寫作水準，關注所描寫物質的圖像的識別。這些圖像現在已經成為了史前歐洲研究的經典問題，儘管他對它們的解釋現在看來已經不合適了。」[217]柴爾德的理論工作，在其一生中乃至死後的數十年，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218]，直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重新得到重視[219]。柴爾德的理論在拉丁美洲最為人所知，在整個20世紀後期，馬克思主義一直是考古學家們關注的核心理論潮流。[220]
儘管柴爾德在全球都很有影響力，但他的工作在美國卻鮮為人知，他關於歐洲史前史的著作從未廣為人知[221]。結果就是，在美國他被錯誤地認為是近東專家，並和斯圖爾德、懷特一起被認為是新進化論的創始人[222]，儘管他的方法比他們的「更精妙」[223]。斯圖爾德一再在其著作中錯誤地稱柴爾德是單線性進化論者，這也許是試圖將自己的「多線」進化論方法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區分開來的一種表現[224]。崔格爾認為，與美國的這種忽視和失實陳述形成對比的是，恰恰是一個美國考古學家：小羅伯特·麥考密克·亞當斯，最大程度的追隨和發展了柴爾德「最具創新的思想」[219]。1940年代，還有一小批美國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追隨柴爾德，希望將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帶到研究中，而當時博厄斯的特殊論在該學科中佔主導地位多年[225]。柴爾德還出現在了2008年的美國大片《奪寶奇兵4》中[226]。
雖然（柴爾德）可能沒有給出能讓現代考古學家心滿意足的答案，但他為考古界描繪了一張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宏偉的藍圖，同時還特別考慮到考古數據的優勢劣勢。這份眼界讓別的考古學家在其後的數十年內都難出其右。
——布魯斯·崔格爾，1994年[227]在柴爾德去世後，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他對考古學的影響的著作[116]。1980年，布魯斯·崔格爾的《戈登·柴爾德：考古學革命》出版，研究柴爾德的考古學思想延伸出來的影響[228]；同年芭芭拉·麥克奈恩的《戈登·柴爾德的方法和理論》問世，研究了他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論[229]。次年，莎莉·格林出版《史前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傳》，書中她稱他為「二十世紀歐洲史前史最傑出、最有影響力的學者」[230]。彼得·加瑟科爾認為崔格爾、麥克奈恩和格林的工作「極其重要」[179]；魯思·特靈厄姆（Ruth Tringham）認為這都是「讓我們更好的認識柴爾德」運動的一部分[231]。
1986年7月，墨西哥城開展了紀念柴爾德《人類創造了自身》出版50周年的座談會[220]。1990年9月，昆士蘭大學的澳大利亞研究中心在布里斯班紀念了柴爾德百年誕辰，講座研究了他的學術工作和社會主義工作[232]。1992年5月，倫敦UCL考古學院和史前學會（Prehistoric Society）共同舉辦了紀念柴爾德誕辰一百周年的會議，這兩個機構都是他生前所領導過的[187]。會議論文集由該研究所所長大衛·哈里斯編輯，1994年出版，題為《戈登·柴爾德的考古學：當代觀點》。哈里斯說，這本書旨在「證明柴爾德思想的活力，學術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以及他的工作與考古學當代問題的持續聯繫」[233]。1995年，加瑟爾科爾等人主編的另一個會議集出版，題為：《柴爾德和澳大利亞：考古學，政治與思想》[234]。在之後的幾年中，關於柴爾德的主題出現了更多的論文，着眼於他的個人信件[235]和最後的安息之地[236]。
| 題目 | 出版年代 | 出版社 |
|---|---|---|
| How Labour Governs: A Study of Workers' Representation in Australia
工黨是如何執政的：澳大利亞工人代表制研究 |
1923 | The Labour Publishing Company (London) |
|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歐洲文明的曙光 | 1925 | Kegan Paul (London) |
| The Aryans: A Study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雅利安人：關於印歐人起源的研究 | 1926 | Kegan Paul (London) |
| The Most Ancient East: The Oriental Prelude to European Prehistory遠古東方：歐洲史前史的序幕 | 1929 | Kegan Paul (London) |
|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史前時代的多瑙河 | 1929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 The Bronze Age 青銅時代 | 1930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 Skara Brae: A Pictish Village in Orkney 斯卡拉布雷：奧克尼的一個小村莊 | 1931 | Kegan Paul (London) |
| The Forest Cultures of Northern Europe: A Study in Evolution and Diffusion北歐的森林文化：關於進化和傳播的研究 | 1931 |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
| The Continental Affinities of British Neolithic Pottery不列顛新石器時代陶器的大陸親緣關係 | 1932 |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
| 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 The Oriental Prelude to European Prehistory
關於遠古東方的新線索：歐洲史前史的序幕 |
1935 | Kegal Paul (London) |
| The Prehistory of Scotland 蘇格蘭史前史 | 1935 | Kegan Paul (London) |
| Man Makes Himself 遠古文化史/人類創造了自身 | 1936，1941年略有修改 | Watts (London) |
| Prehistoric Communities of the British Isles 不列顛群島的史前社會 | 1940，1947年第二版 | Chambers (London) |
|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歷史發生了什麼 | 1942 |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
| The Story of Tools 工具發展小史 | 1944 | Cobbett (London) |
| Progress and Archaeology 進步和考古學 | 1944 | Watts (London) |
| History 歷史學 | 1947 | Cobbett (London) |
| Social Worlds of Knowledge 知識的社會世界 | 1949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
| Prehistoric Migrations in Europe 歐洲的史前移民 | 1950 | Aschehaug (Oslo) |
| Magic, Craftsmanship and Science 魔法，手工與科學 | 1950 |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Liverpool) |
| Social Evolution 社會演化 | 1951 | Schuman (New York) |
| Illustrated Guide to Ancient Monuments: Vol. VI Scotland
古代古蹟插圖指南：卷5 蘇格蘭 |
1952 |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
| Society and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Human Traditions
社會和知識：人類傳統的成長 |
1956 | Harper (New York) |
| 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eological Data
歷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闡釋 |
1956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
|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考古學導論 | 1956 | Muller (London) |
| The Pre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y 歐洲史前社會 | 1958 | Penguin (Harmondsworth) |
柴氏的著作被翻譯成各種語言版本。漢語譯著最早是在1951年由群聯出版社引進，翻譯了《遠古文化史》和《工具發展小史》；2008年，上海三聯書店又引進了5部柴爾德的作品：《歐洲文明的曙光》、《人類創造了自身》、《歷史發生了什麼》、《歷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闡釋》、《考古學導論》，其中《人類創造了自身》是《遠古文化史》的重譯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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