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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爆發前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蘇聯與德國在莫斯科所簽訂之互不侵犯條約，目標是初步建立蘇德在擴張之間的友誼與共識，並導致波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地區被瓜分。條約也稱為德蘇條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或希特拉-史太林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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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語：Договор о ненападении между Германией и Союзом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德語：Nichtangriffsvertrag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der Union der Sozialistischen Sowjetrepublik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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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太林與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在簽訂後握手 | |
| 簽署日 | 1939年8月23日 |
| 簽署地點 |  蘇聯莫斯科 |
| 失效日 | 1949年8月23日（計劃） 1941年6月22日（實際終止） 1941年7月30日（正式宣佈無效 ） |
| 簽署者 | |
| 語言 | 德語 俄語 |
| 收錄於維基文庫的條約原文 | |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 |
在該條約正式簽訂之前，蘇聯在1939年8月同時與英法及納粹德國分別進行談判。8月23日，德蘇雙方簽署了《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並回絕了英法進一步談判的要求。其條款規定了雙方對另一方的和平書面保證，並承諾任何一方政府都不會與另一方結盟或援助另一方敵人。除了公開宣佈的互不侵犯條款外，該條約還包括《秘密議定書》，該議定書規定了蘇聯和德國在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芬蘭的勢力範圍。該秘密議定書還承認立陶宛在維爾紐斯地區的利益，德國宣佈對比薩拉比亞完全不感興趣。傳聞中的《秘密議定書》的存在只有在紐倫堡審判期間公開後才得到證實。[1]
條約簽訂後數日，德軍於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隨後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太林亦於9月17日下令蘇軍入侵波蘭，一天前，蘇日停火協議在諾門罕戰役後生效，一天後，蘇聯最高蘇維埃批准了《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2]入侵後，《德蘇邊境條約》的補充議定書確認了兩國之間的新邊界。1940年3月，芬蘭卡累利阿和薩拉地區的部分地區在冬季戰爭後被蘇聯吞併。隨後，蘇聯吞併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羅馬尼亞部分地區（比薩拉比亞、北布科維納和赫特薩地區）。對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擔憂被用作蘇聯入侵波蘭的藉口。1940年史太林入侵布科維納違反了該協議，因為它超出了與軸心國商定的蘇聯勢力範圍。[3]
1939年蘇聯入侵後被蘇聯吞併的波蘭在寇松線以東的領土在戰爭結束後仍留在蘇聯，現在位於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維爾紐斯被給予立陶宛。只有波德拉斯基和聖河以東、普熱米斯周圍的加利西亞一小部分地區被歸還波蘭。在1939年至1940年被蘇聯吞併的所有其他領土中，從芬蘭（西卡累利阿、佩特薩莫）、愛沙尼亞（愛沙尼亞英格利亞和佩特塞里縣）和拉脫維亞（阿布雷內）分離出來的領土仍然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俄羅斯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繼承國。從羅馬尼亞吞併的領土也已併入蘇聯（摩爾多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或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州）。比薩拉比亞的核心現在形成了摩爾多瓦。北比薩拉比亞、北布科維納和赫特薩地區現在組成了烏克蘭的切爾尼夫齊州。比薩拉比亞南部是奧迪沙州的一部分，奧迪沙也在烏克蘭境內。
1941年6月22日，德國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發起了巴巴羅薩行動入侵蘇聯，以追求生存空間的意識形態目標。英蘇協議取代了它。戰後，里賓特洛甫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判戰爭罪並被處決。莫洛托夫於1986年去世。[4]
二戰結束後，蘇俄繼續佔領了條約中同納粹瓜分的許多地區。例如波羅的海三國直到1991年才宣佈由於蘇俄對這些國家的佔領因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而自始便非法[5][6][7][8][9][10][11][12][13]而獲得解放，而德蘇條約中議定的其它一些佔領區，例如比薩拉比亞其中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區，以及芬蘭的卡累利阿地峽等，至今仍為俄國佔領。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對德意志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來說都是災難性的。1917年末，布爾什維克革命爆發後，俄羅斯內戰爆發，新蘇維埃俄羅斯的第一任領導人弗拉基米爾·列寧承認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的獨立。此外，面對德國的軍事推進，列寧和托洛茨基被迫同意《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該條約將俄羅斯西部的許多領土割讓給德國。德國解體後，協約國領導的軍隊介入了俄國內戰（1917–1922）。
1922年4月16日，威瑪共和國和蘇聯達成《拉帕洛條約》，宣佈放棄對彼此的領土和財政主張。[14]雙方還根據《柏林條約》（1926年）承諾在對方遭到攻擊時保持中立。[15]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兩國之間的貿易急劇下降，但20世紀20年代中期簽署的貿易協議幫助貿易增加到4.33億ℛℳ到1927年每年。
20世紀30年代初，納粹黨的上台加劇了德國和蘇聯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其他有斯拉夫人的國家，根據納粹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斯拉夫人被認為是「下等人」。此外，反猶太主義的納粹將猶太人與共產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他們都反對這兩種資本主義。納粹理論認為，蘇聯的斯拉夫人正由「猶太布爾什維克」大師統治。[16]希特拉曾說過，為爭奪德國在東部的土地，將進行一場不可避免的戰鬥。[17]由此產生的德國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表現和蘇聯外債的增加導致了德蘇貿易的急劇下降。 蘇聯對德國的貨物進口量降至2.23億ℛ1934年，由於更加孤立主義的史太林體制下的蘇聯政府掌權，以及戰後放棄《凡爾賽條約》的軍事控制，這兩項都減少了德國對蘇聯進口的依賴。[2]
1936年，德國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內戰中支持極右派西班牙國民軍，但蘇聯支持已共產化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國。[18]因此，西班牙內戰成為德國和蘇聯之間的代理人戰爭。1936年，德國和日本加入了《反共產國際公約》，一年後意大利加入了該公約。[19]
1939年3月31日，英國向波蘭保證，「如果任何行動明顯威脅到波蘭的獨立，如果波蘭人認為用武力抵抗這種行動至關重要，英國將提供援助」。希特拉非常憤怒，因為這意味着英國人致力於歐洲的政治利益，而他的土地掠奪，如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接管，將不再被掉以輕心。後來，在威廉港的一次集會上，人們聽到了他對政治將死的回應：「地球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打破德國的力量，如果西方盟國認為德國會在他們召集『衛星國』為他們的利益行事時袖手旁觀，那麼他們大錯特錯了」。最終，希特拉對英波聯盟的不滿導致了對莫斯科戰略的重組。阿佛烈·羅森伯格寫道，他曾與赫爾曼·戈林就與蘇聯的潛在聯盟進行過交談：「當德國的生命危在旦夕時，即使是與莫斯科的臨時聯盟也必須考慮」。1939年5月初的某個時候，里賓特洛甫在貝格霍夫給希特拉看了一部史太林在最近的閱兵式上觀看軍隊的電影。希特拉對與蘇聯結盟的想法很感興趣，里賓特洛甫回憶起希特拉說史太林「看起來像一個可以做生意的人」。里賓特洛甫隨後獲准與莫斯科進行談判。[20]
希特拉激烈的反蘇言論是英國和法國認為蘇聯參加1938年關於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會議既危險又無用的原因之一。[21]在隨後的《慕尼黑協定》中[22]，會議於1938年末同意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但在1939年初已完全被德國解散。對德國的綏靖政策是由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和法國總理愛德華·達拉迪爾的政府實施的。這項政策立即引發了一個問題，即蘇聯能否避免成為希特拉名單上的下一個。[23]蘇聯領導層認為，西方希望鼓勵德國在東方的侵略，並在德國發動的戰爭中保持中立，希望德國和蘇聯能互相消耗，結束兩個政權。 對德國來說，自給自足的經濟方式和與英國的聯盟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與蘇聯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來獲得原材料。除了經濟原因外，預計英國在戰爭期間的封鎖也會給德國造成一些關鍵原材料的嚴重短缺。《慕尼黑協定》之後，德國軍事供應需求的增加和蘇聯對軍事機械的需求使兩國在1938年末至1939年3月進行了談判。此外，蘇聯第三個五年計劃要求注入新的技術和工業設備。德國戰爭策劃者估計，如果德國在沒有蘇聯供應的情況下參戰，原材料將嚴重短缺。
1939年3月31日，作為對德國無視《慕尼黑協定》佔領了捷克和建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及斯洛伐克國的回應，英國和法國承諾保證波蘭、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的獨立。[24]4月6日，波蘭和英國同意將該保證正式確定為軍事聯盟，等待談判。4月28日，希特拉譴責1934年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和1935年英德海軍協定。[25]
1939年3月中旬，為了遏制希特拉的擴張主義，蘇聯、英國和法國開始就一項潛在的政治和軍事協議交換一系列建議和反計劃。非正式協商於4月開始，但主要談判僅在5月開始。與此同時，在整個1939年初，德國都曾秘密向蘇聯外交官暗示，它可以為政治協議提供比英國和法國更好的條件。
蘇聯害怕西方大國和「資本主義包圍」的可能性，對防止戰爭幾乎沒有希望，只希望與法國和英國結成鐵腕軍事聯盟，為對德國的雙管齊下的進攻提供有保障的支持。因此，史太林對集體安全線的堅持純粹是有條件的。英國和法國認為戰爭仍然可以避免，而且由於蘇聯在大清洗中被削弱了，因此不能成為主要的軍事參與者。許多軍事消息來源與最後一點不一致，特別是在蘇聯在遠東戰勝駐滿洲國的日本關東軍之後。法國比英國更渴望與蘇聯達成協議。作為一個大陸大國，法國更願意做出讓步，也更擔心蘇聯和德國之間達成協議的危險，這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蘇聯經常被指控在1939年玩雙重遊戲，即與英國和法國就結盟進行公開談判，但秘密考慮德國的提議。[26]
到5月底，草案已經正式提交。6月中旬，主要的三方談判開始了。討論的重點是在德國侵略的情況下對中歐和東歐的潛在保障。蘇聯提議認為波羅的海國家對德國的政治轉向將構成對蘇聯的「間接侵略」。英國反對這樣的提議，因為他們擔心蘇聯提議的語言會證明蘇聯干預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是合理的，或者會促使這些國家尋求與德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關於「間接侵略」定義的討論成為各方之間的癥結之一，到7月中旬，三方政治談判實際上陷入停滯，而各方同意開始就軍事協議進行談判，蘇聯堅持認為，軍事協議必須與任何政治協議同時達成。在軍事談判開始前一天，蘇聯政治局悲觀地預計即將到來的談判將毫無進展，並正式決定認真考慮德國的提議。軍事談判於8月12日在莫斯科開始，英國代表團由退役海軍上將雷金納德·德拉克爵士率領，法國代表團由艾梅·多門斯將軍率領，蘇聯代表團由國防委員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和總參謀長鮑利斯·沙波什尼科夫率領。在沒有書面證書的情況下，德拉克斯沒有被授權向蘇聯保證任何事情，英國政府指示他儘可能延長討論時間，避免回答波蘭是否會同意在德國入侵的情況下允許蘇聯軍隊進入該國的問題。由於談判失敗，可能失去了阻止德國侵略的大好機會。[27]
從4月到7月，蘇聯和德國官員就開始政治談判的可能性發表了聲明，但沒有進行實際談判。歷史學家格哈特·溫伯格寫道：「蘇聯多年來一直希望與德國保持良好關係，很高興看到這種感覺最終得到了回報」。[28]隨後關於德國和蘇聯之間潛在政治協議的討論必須納入兩國之間的經濟談判框架，因為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前存在的密切軍事和外交聯繫基本上已經切斷5月，史太林用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取代了1930年至1939年的外交部長馬克西姆·李維諾夫，讓蘇聯在與更多政黨的討論中有更多的自由度，而不僅僅是英國和法國。李維諾夫主張與西方和解，也是猶太人。
1939年8月23日，兩架福克斯-伍爾夫禿鷹在里賓特洛甫的帶領下降落到莫斯科，禿鷹上有德國外交官、官員和攝影師（每架飛機約20人）。當德國特使走下飛機時，一支蘇聯軍樂隊演奏了德國國歌（不包括另一首國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德國人的到來是精心策劃的，所有的美學都井然有序。這把經典的鐮刀錘頭被支撐在德國國旗的納粹十字旁邊，旗幟曾在當地一家電影製片廠用於蘇聯宣傳電影。下了飛機並握手後，里賓特洛甫和古斯塔夫·希爾格，以及德國大使腓特烈·維爾納·馮·德·舒倫堡和史太林的首席保鏢尼古拉·弗拉西克，乘坐NKVD運營的豪華轎車前往紅場。豪華轎車抵達史太林辦公室附近，受到了史太林私人總理辦公室主任亞歷山大·波斯克里比雪夫的歡迎。德國人被帶上一段樓梯，來到一間家具豪華的房間。史太林和莫洛托夫向來訪者致意，這讓德國人非常驚訝。眾所周知，史太林避免會見外國訪客，因此他出席會議表明蘇聯對談判的重視程度。[29]
1939年7月下旬和8月初，蘇聯和德國官員就計劃中的經濟協議的大部分細節達成一致，並專門討論了一項潛在的政治協議，蘇聯表示只有在達成經濟協議後才能達成。
談判期間，德國人在莫斯科的存在被視為相當緊張。德國飛行員漢斯·鮑爾回憶說，蘇聯秘密警察跟蹤每一個舉動。他們的工作是通知當局他何時離開住所以及前往何處。鮑爾的導遊告訴他：「另一輛車會把自己釘在我們身上，在後面跟着我們50碼左右，無論我們走到哪裏，無論我們做什麼，秘密警察都會緊跟在我們後面。」鮑爾還回憶說，他曾試圖給他的俄羅斯司機小費，這導致了激烈的言語交流：「他非常憤怒。他想知道這是否是他為我們盡最大努力將他送進監獄而得到的感謝。我們非常清楚，收取小費是被禁止的。」[29]
8月初，德國和蘇聯制定了經濟協議的最後細節，並開始討論政治聯盟。兩國外交官相互解釋了20世紀30年代兩國外交政策敵對的原因，並在兩國的反資本主義中找到了共同點：「德國、意大利和蘇聯的意識形態中有一個共同因素：反對資本主義國家」「在我們看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站在西方國家一邊是很不自然的」。
與此同時，英國、法國和蘇聯的談判代表計劃於1939年8月在莫斯科舉行關於軍事問題的三方會談，旨在確定協議將具體規定三國對德國襲擊的反應。8月中旬開始的三方軍事會談觸及了一個癥結，即如果德國發動進攻，蘇聯軍隊將通過波蘭，各方都在等待英國和法國海外官員向波蘭官員施壓，要求他們同意這些條款。如果德國發動進攻，波蘭官員拒絕允許蘇聯軍隊進入波蘭領土；波蘭外交部長約澤夫·貝克指出，波蘭政府擔心，如果蘇聯紅軍進入波蘭領土，他們將永遠不會離開。[30]
8月19日，1939年《德蘇商業協議》終於簽署。8月21日，蘇聯暫停了三方軍事會談，並列舉了其他原因。同一天，史太林得到保證，德國將批准擬議的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議定書，該條約將把維斯瓦河以東的一半波蘭以及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芬蘭和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當晚，史太林回答說，蘇聯願意簽署該協議，他將於8月23日接見里賓特洛甫。
1939年8月25日，《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了奧托·D·托利休斯的一篇文章，題為「納粹的秘密談話」，副標題包括「蘇聯和帝國在東方問題上達成一致」。[31]1939年8月26日，《紐約時報》報道了德國盟友日本人對該協議的憤怒[32]和法國共產黨對該協議感到驚訝[33]。然而，同一天，托利休斯提交了一篇報道，指出德軍在格里威茨附近移動，這導致了1939年8月31日格里威茨的假旗事件。[34]1939年8月28日，《紐約時報》仍在報道對格里威茨突襲的擔憂。[35]1939年8月29日，《紐約時報》報道稱，最高蘇維埃在召開會議就協議採取行動的第一天就失敗了。[36]同一天，《紐約時報》也在加拿大滿地可報道稱，芝加哥大學的美國教授森姆·N·哈珀公開表示，他認為「俄德互不侵犯條約掩蓋了一項協議，根據該協議，俄羅斯和德國可能規劃了東歐的勢力範圍」。[37]1939年8月30日，《紐約時報》報道了蘇聯從遠東調動20萬軍隊在其西部邊境集結的情況。[38]
8月22日，在與法國和英國談判破裂的第二天，莫斯科透露里賓特洛甫將於次日拜訪史太林。蘇聯仍在與駐莫斯科的英國和法國使團進行談判。由於西方國家不願接受蘇聯的要求，史太林轉而簽訂了一項德蘇秘密協議。8月23日，又簽署了一項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條約，其中包括協商、在任何一方不同意的情況下進行仲裁、在任何對第三國開戰的情況下保持中立，以及不加入「直接或間接針對另一方」的集團。1939年8月21日，蘇聯報紙《消息報》的文章《論德蘇關係》指出：在德蘇貿易和信貸協議完成後，出現了改善德國和蘇聯之間政治聯繫的問題。[39]
該協議還有一項秘密議定書，直到1945年德國戰敗後才被披露[40]，儘管有關其條款的暗示早就被泄露了，以影響立陶宛。根據議定書，羅馬尼亞、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芬蘭被劃分為德國和蘇聯的「勢力範圍」。[40]在北部，芬蘭、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被劃歸蘇聯管轄。波蘭將在「政治重組」的情況下被瓜分：比薩河、納雷夫河、維斯瓦河和聖河以東的地區將歸蘇聯所有，德國將佔領西部。立陶宛毗鄰東普魯士，被分配到德國的勢力範圍，但1939年9月達成的第二項秘密協議將立陶宛重新分配給了蘇聯。根據議定書，立陶宛將被授予其歷史首都維爾紐斯，維爾紐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波蘭控制。另一項條款規定，德國不會干涉蘇聯對當時屬於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的行動。因此，比薩拉比亞以及北部布科維納和赫特薩地區被蘇聯佔領並併入蘇聯。
在簽字儀式上，里賓特洛甫和史太林進行了熱烈的交談，互相敬酒，並進一步談到了兩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敵對行動。他們將英國定性為總是試圖破壞德蘇關係，並表示《反共產國際公約》不是針對蘇聯，而是針對西方國家，「主要嚇壞了倫敦金融城和英國店主。」
該協議震驚了世界。1939年8月，約翰·岡瑟在莫斯科回憶起8月19日商業協議的消息是如何讓希望世界和平的記者和外交官感到驚訝的。他們沒有想到8月21日會宣佈互不侵犯條約：「沒有什麼比這更令人難以置信的了。驚訝和懷疑很快變成了驚愕和恐慌」。[41]這一消息遭到了世界各地政府領導人和媒體的極度震驚和驚訝，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知道已經進行了數月的英法蘇談判；德國的盟友，尤其是日本；共產國際和外國共產黨；以及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區。[42]
8月24日，《真理報》和《消息報》刊登了該條約公開部分的新聞，並在頭版刊登了著名的莫洛托夫在微笑的史太林的注視下簽署條約的照片，向意大利外交官和美國臨時代辦通報了關於兩國分配的「勢力範圍」中的重大利益的秘密議定書，但未能透露「領土和政治重新安排」的吞併權。該協議的公開條款遠遠超過了普通互不侵犯條約的條款，該條約要求雙方相互協商，不得幫助第三方攻擊，以至於岡瑟聽到了一個笑話，說史太林加入了反共產國際條約。[41]《時代》雜誌在1941年4月之前多次將該公約稱為「公社公約」，將其參與者稱為「共同體」。
蘇聯的宣傳和代表不遺餘力地將他們在簽署該協議前十年以各種方式反對和對抗德國人這一事實的重要性降至最低。莫洛托夫試圖通過向記者評論「法西斯主義是一個品味問題」來向德國人保證他的善意。就德國而言，它也公開改變了對蘇聯的惡毒反對，但希特拉仍然認為對蘇聯的攻擊是「不可避免的」。[43]
波羅的海國家的情報組織在該協議簽署幾天後首先表達了對可能存在秘密協議的擔憂。當蘇聯談判代表在這些國家的軍事基地談判中提到其內容時，猜測變得更加強烈。
協議簽署後的第二天，法英軍事代表團緊急要求與蘇聯軍事談判代表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會面。8月25日，伏羅希洛夫告訴他們，「鑑於政治局勢的變化，繼續對話毫無用處。」同一天，希特拉告訴英國駐柏林大使，與蘇聯的協議阻止了德國面臨兩線戰爭，這改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略局勢，英國應該接受他對波蘭的要求。
8月25日，當英國加入與波蘭的防務協定時，希特拉感到驚訝。希特拉將8月26日入侵波蘭的計劃推遲到9月1日。根據防務協定，英國和法國於9月3日向德國宣戰。[44]
9月1日，德國從西方入侵波蘭。在幾天內，德國開始屠殺波蘭和猶太平民以及戰俘，在德國佔領的第一個月，屠殺發生在30多個城鎮和村莊。[45]德國空軍還參與了對道路上逃離的平民難民的掃射和轟炸行動。蘇聯協助德國空軍，允許他們使用明斯克蘇聯廣播電台廣播的信號，據稱「用於緊急航空實驗」。[46]
在羅拔·瑟維斯看來，史太林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而是在等待德國人是否會在商定的區域內停下，而蘇聯也需要在蘇日邊境戰爭中確保邊境安全。9月17日，蘇聯撕毀了1932年《蘇波互不侵犯條約》並派紅軍入侵波蘭，此時波蘭軍隊已經在其西部與實力強大得多的德國軍隊作戰，他們拼命試圖推遲德軍攻佔華沙，因此，波蘭軍隊無法對蘇聯發動重大抵抗。隨後德蘇兩國按照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秘密議定書規定的勢力範圍瓜分了波蘭的領土。
9月18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認為「希特拉主義是棕色共產主義，史太林主義是紅色法西斯主義……世界現在將明白，唯一真正的『意識形態』問題是民主、自由、和平與專制、恐怖、戰爭之間的問題。」
9月21日，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德國武官科士他令將軍和其他軍官在莫斯科簽署了一項正式協議，協調波蘭的軍事行動，包括「清除」破壞者和協助摧毀「敵人」的紅軍。德蘇聯合閱兵在利沃夫和布雷斯特-利托夫斯克舉行，兩國軍事指揮官在後者舉行了會晤。史太林在8月決定清算波蘭國家，9月的德蘇會議討論了「波蘭地區」的未來結構。蘇聯當局立即開始對新獲得的地區進行蘇聯化運動。蘇聯佔領當局隨後組織了分階段的選舉，正式吞併了波蘭東部地區。[47]
蘇聯入侵波蘭克雷西11天後，《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的秘密議定書被《德蘇友好合作和邊界劃定條約》修改，[48]將波蘭的大部分領土分配給德國，並移交立陶宛，但謝舒佩河左岸「立陶宛地帶」除外，從設想中的德國領域到蘇聯領域。1939年9月28日，蘇聯和德意志帝國發表聯合聲明，宣佈：
德意志帝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通過今天簽署的條約，最終解決了波蘭國家崩潰帶來的問題，從而為該地區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們相互表示相信，結束目前德國與英國和法國之間的戰爭狀態符合各國人民的真正利益。因此，兩國政府將在必要時與其他友好大國共同努力，爭取儘快實現這一目標。然而，如果兩國政府的努力仍然沒有結果，這將表明英國和法國對戰爭的繼續負有責任，因此，在戰爭繼續的情況下，德國和蘇聯政府應就必要措施進行相互協商。[49]
10月3日，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沃爾納·馮·舒倫堡通知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蘇聯政府願意割讓維爾紐斯市及其周邊地區。1939年10月8日，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與德國大使交換信件，達成了一項新的納粹-蘇聯協議。[50]
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別無選擇，只能簽署所謂的「國防和互助公約」，允許蘇聯在這些國家駐軍。[51]
在波羅的海國家被迫接受條約後，史太林將目光轉向芬蘭，並相信芬蘭的投降可以在不付出巨大努力的情況下實現。蘇聯要求在卡累利阿地峽、芬蘭灣島嶼和芬蘭首都赫爾辛基附近建立軍事基地，遭到芬蘭拒絕。蘇聯於11月26日對美因拉發動炮擊，並以此為藉口退出《蘇芬互不侵犯條約》。11月30日，紅軍入侵芬蘭，發動冬季戰爭，目的是將芬蘭併入蘇聯。蘇聯征服芬蘭後，蘇聯成立了芬蘭民主共和國來管理芬蘭。列寧格勒軍區領導人安德烈·日丹諾夫委託德米特里·蕭斯達高維契創作了一首慶祝曲《芬蘭主題組曲》，在紅軍行進樂隊在赫爾辛基遊行時表演。在謝苗·季莫申科的指揮下，芬蘭的防禦令人驚訝地持續了三個多月，並給蘇聯軍隊造成了巨大損失，蘇聯最終達成了臨時和平。芬蘭割讓了卡累利阿和薩拉的部分地區（占芬蘭領土的9%），這導致約42.2萬卡累利人（占芬蘭人口的12%）失去了家園。蘇聯官方在戰爭中的傷亡人數超過了20萬，蘇聯總理尼基塔·赫魯雪夫後來聲稱傷亡人數可能有100萬。
大約在那個時候，在幾次蓋世太保-NKVD會議之後，蘇聯NKVD官員還對營地中的300000名波蘭戰俘進行了長時間的審問，這是一個確定誰將被殺害的選拔過程。[52]1940年3月5日，在後來被稱為卡廷大屠殺的事件中，[53][52]22000名軍人和知識分子被處決，被貼上「民族主義者和反革命者」的標籤，或被關押在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的營地和監獄中。
1940年6月中旬，當國際社會關注德國入侵法國時，蘇聯NKVD部隊突襲了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邊境哨所。[51]國家行政機構被清算，取而代之的是蘇聯幹部。他們驅逐或殺害了34250名拉脫維亞人、75000名立陶宛人和近60000名愛沙尼亞人。舉行了選舉，一名親蘇候選人被列為許多職位的候選人，由此產生的人民議會立即要求加入蘇聯，並獲得批准。（蘇聯吞併了整個立陶宛，包括指定給德國的地區。）
最後，在6月26日，法國和德國停戰四天後，蘇聯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從羅馬尼亞撤出比薩拉比亞和出乎意料的北布科維納。兩天後，羅馬尼亞人同意了蘇聯的要求，蘇聯佔領了這些領土。赫特薩地區最初不是蘇聯提出的要求，但在羅馬尼亞人同意蘇聯最初的要求後，該地區被武力佔領。隨後的驅逐潮開始於比薩拉比亞和布科維納北部。
1939年10月底，德國頒佈了不服從德國佔領的死刑。[54]德國開始了一場「日耳曼化」運動，這意味着在政治、文化、社會和經濟上將被佔領的領土同化為德意志帝國。5萬至20萬波蘭兒童被綁架，準備被日耳曼化。[55]
消滅波蘭精英和知識分子是東方總計劃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行動是一項消滅波蘭知識界（波蘭的「領導階層」）的計劃，發生在德國入侵波蘭後不久，從1939年秋天一直持續到1940年春天。行動的結果是，在十次地區行動中，約有60000名波蘭貴族、教師、社會工作者、牧師、法官和政治活動家被殺。1940年5月，當德國發動AB行動時，僅在坦能堡行動中就有16000多名知識分子被謀殺。
德國還計劃將所有土地併入德國。這一決策導致200萬波蘭人被迫重新安置。1939年至1940年的嚴冬，家庭被迫外出旅行，留下了幾乎所有的財產，沒有得到補償。僅在坦能堡行動中，就有75萬波蘭農民被迫離開，他們的財產被交給了德國人，另有33萬人被謀殺。德國計劃最終將波蘭人遷移到西伯利亞。
儘管德國在大多數其他被佔領國家使用強迫勞工，但波蘭人和其他斯拉夫人在納粹宣傳中被視為劣等，因此更適合履行這些職責。[55]100萬至250萬波蘭公民被送往帝國從事強迫勞動。所有波蘭男性都被強迫勞動。[55]雖然波蘭人受到選擇性迫害，但所有猶太人都是帝國的目標。在1939–1940年的冬天，大約10萬猶太人因此被驅逐到波蘭。他們最初被聚集在大規模的城市貧民區，比如被關押在華沙貧民區的38萬人，在那裏，大量人在惡劣的條件下死於飢餓和疾病，其中僅華沙貧民區就有4.3萬人。波蘭人和猶太人被關押在德國佔領的波蘭和德意志帝國廣泛的集中營系統的幾乎每個營地。在1940年6月14日開始運作的奧斯威辛集中營，110萬人喪生。[56][57]
1940年夏天，出於對蘇聯的恐懼，加上德國對羅馬尼亞鄰國領土要求的支持，以及羅馬尼亞政府自己的誤判，導致羅馬尼亞遭受了更多的領土損失。6月28日至7月4日，蘇聯佔領併吞並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布科維納北部和赫特薩地區。
8月30日，里賓特洛甫和意大利外交部長齊亞諾作出了第二次維也納仲裁裁決，將北特蘭西瓦尼亞授予匈牙利。9月7日，羅馬尼亞將南多布羅加割讓給保加利亞。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件後，羅馬尼亞越來越有被德國佔領的可能，[58]最終羅馬尼亞選擇加入德國陣營。
蘇聯佔領的領土被改為蘇聯加盟共和國。在吞併後的兩年裏，蘇聯逮捕了大約10萬波蘭公民，[59]驅逐了35萬至150萬波蘭公民，其中25萬至100萬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偏遠地區發生了被迫重新安置到古拉格勞改營和流亡定居點的事件。根據諾曼·戴維斯的說法，到1940年7月，他們中幾乎有一半已經死亡。
1941年1月10日，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一項協議，解決了幾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新協議中的秘密議定書修改了《德蘇邊界與友好條約》的「秘密附加議定書」，以750萬美元正式確定了德國和蘇聯在伊果卡河和波羅的海之間的邊界。它還將1940年《德蘇商業協議》的貿易管制延長至1942年8月1日，將交付量增加到該協議第一年的水平之上，解決了波羅的海和比薩拉比亞的貿易權，計算了德國在波羅的海國家的財產權益的補償，這些國家現在被蘇聯佔領，並涵蓋了其他問題。它還涵蓋了在蘇聯控制的波羅的海領土上的德國人和德國公民在兩個月內移民到德國，以及在德國控制的領土上的波羅的海人和「白俄」「國民」移民到蘇聯。[1]
在宣佈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之前，西方共產主義者否認會簽署這樣的條約。夏拔·比伯曼是荷里活十大的未來成員，他譴責謠言是「法西斯宣傳」。美國共產黨主席厄爾·白勞德稱蘇聯將「加入分享波蘭戰利品的行列」。[60]1939年9月，共產國際暫停了所有反納粹和反法西斯的宣傳，並解釋說，歐洲的戰爭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帝國主義目的相互攻擊的問題。西方共產主義者採取了相應的行動；儘管他們以前支持集體安全，但現在譴責英國和法國開戰。[61]
當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爆發反德示威時，共產國際命令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動用一切力量癱瘓「沙文主義分子」。莫斯科很快迫使法國共產黨和大不列顛共產黨採取反戰立場。9月7日，史太林致電格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他勾畫了共產國際關於這場戰爭的新路線，指出這場戰爭是不公正的和帝國主義的，並於9月9日得到了共產國際秘書處的批准。因此，西方共產黨現在不得不反對戰爭，並投票反對戰爭信用。[62]儘管法國共產黨於9月2日在議會一致投票支持反對戰爭，並於9月19日宣佈他們保衛國家的「不可動搖的意志」，但共產國際於9月27日正式指示該黨譴責這場戰爭為帝國主義戰爭。到10月1日，法國共產黨主張聽取德國的和平建議，領導人莫里斯·多列士於10月4日逃離法國軍隊，逃往俄羅斯。其他共產主義者也逃離了軍隊。[63]
德國共產黨也有類似的態度。在斯德哥爾摩出版的共產主義報紙《世界報》上，流亡的共產主義領導人瓦爾特·烏布利希反對盟軍，稱英國代表着「世界上最反動的力量」，[64]並認為，「德國政府宣佈準備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而英法戰爭集團則希望與社會主義蘇聯開戰。蘇聯人民和德國人民有興趣阻止英國的戰爭計劃」。
儘管共產國際發出了警告，但當蘇聯在9月表示，他們必須進入波蘭，以「保護」他們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同胞免受德國的傷害時，德國的緊張局勢加劇了。莫洛托夫後來向德國官員承認，這個藉口是必要的，因為克里姆林宮找不到蘇聯入侵的其他藉口。
在《條約》的最初幾個月，蘇聯的外交政策開始對盟國持批評態度，轉而更加親德。1939年10月31日，在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期間，莫洛托夫分析了國際形勢，從而為共產主義宣傳指明了方向。根據莫洛托夫的說法，德國有重新獲得大國地位的正當利益，而盟軍為了維持凡爾賽體系而發動了一場侵略戰爭。
1940年2月11日，德國和蘇聯簽訂了一項複雜的貿易協定，比兩國在1939年8月簽署的貿易協定大四倍多。新的貿易協定幫助德國克服了英國的封鎖。在第一年，德國收到了100萬噸穀物、50萬噸小麥、90萬噸石油、10萬噸棉花、50萬噸磷酸鹽和大量其他重要原材料，以及從滿洲過境的100萬噸大豆。這些物資正在蘇聯和被佔領的波蘭領土上運輸。蘇聯將接收一艘海軍巡洋艦、俾斯麥號戰列艦、重型艦炮、其他海軍裝備和30架德國最新戰機，包括Bf 109和Bf 110戰鬥機以及Ju 88轟炸機。蘇聯還將獲得石油和電力設備、機車、渦輪機、發電機、柴油發動機、船舶、機床以及德國火炮、坦克、炸藥、化學戰設備和其他物品的樣本。
蘇聯還在莫曼斯克附近的蘇聯北部提供了一個潛艇基地，幫助德國避免了英國的海軍封鎖。這也為襲擊和攻擊航運提供了一個加油和維護地點以及一個起飛點。此外，蘇聯為德國提供了貨船和襲擊者進入北海航線的通道，儘管在德國入侵之前只有商業襲擊者科梅特使用了這條航線，這迫使英國保護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航道。
蘇聯對芬蘭和波羅的海的入侵開始惡化蘇聯和德國之間的關係。蘇聯的入侵對柏林來說是一個嚴重的刺激，因為事先沒有向德國人傳達完成入侵的意圖，這引發了人們對史太林試圖組建反德集團的擔憂。莫洛托夫對德國人的保證只會加劇德國人的不信任。6月16日，蘇聯入侵立陶宛，但在入侵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之前，里賓特洛甫指示他的工作人員「儘快提交一份報告，說明波羅的海國家是否有尋求帝國支持的傾向，或者是否有人試圖組建一個集團。」
1940年8月，在羅馬尼亞政策分歧、蘇聯與芬蘭戰爭、德國在根據該協議交付貨物方面落後以及史太林擔心希特拉與西方的戰爭可能在法國簽署停戰協議後迅速結束後，兩國關係緊張，蘇聯短暫暫停了根據其商業協議交付貨物。暫停給德國帶來了重大的資源問題。到8月底，兩國關係再次改善，兩國重新劃定了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邊界，並解決了保加利亞的一些主權要求。史太林再次確信，隨着英國改善與德國的空戰，以及美國和英國之間關於驅逐艦和基地的協議的執行，德國將在西方面臨一場長期戰爭。
然而，9月初，羅馬尼亞安排了德國對油田的佔領。此舉加劇了與蘇聯的緊張關係，蘇聯回應稱，根據該協議第三條，德國本應與蘇聯進行磋商。
1940年9月，德國與日本和意大利簽訂《三國同盟條約》後，里賓特洛甫寫信給史太林，邀請莫洛托夫到柏林進行談判，旨在建立一個由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蘇聯組成的反對英國和美國的「大陸集團」。史太林派莫洛托夫前往柏林，就蘇聯加入軸心國的條件進行談判，並有可能享受該條約的好處。在1940年11月就擴大蘇聯勢力範圍進行談判後，希特拉中斷了談判，計劃最終入侵蘇聯。
為了表明對德國的和平意圖，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軸心國日本簽署了蘇日中立條約。雖然史太林對日本的中立承諾幾乎沒有信心，但他認為該協議的政治象徵意義很重要，可以加強公眾對德國的好感。史太林認為，在德國是否應該與蘇聯開戰的問題上，德國圈子裏的分歧越來越大。史太林不知道希特拉自1940年夏天以來一直在秘密討論入侵蘇聯，也不知道希特拉在1940年末命令他的軍隊為東部戰爭做準備，無論各方是否談論蘇聯可能作為第四軸心國加入。
1941年6月22日03:15，德國在巴巴羅薩行動中對蘇聯發動大規模進攻，單方面終止了該條約。史太林無視德國可能入侵的一再警告，並下令儘管動員仍在進行，但不得「全面」動員部隊。入侵發動後，蘇聯因該協議而獲得的領土在幾周內就消失了。東南部被併入德國，其餘部分被併入奧斯特蘭和烏克蘭帝國。在六個月內，蘇聯軍隊遭受了430萬人的傷亡，還有300萬人被俘。在經濟關係期間，蘇聯向德國出口的原材料利潤豐厚，一直持續到敵對行動爆發。蘇聯在幾個關鍵地區的出口使德國能夠從入侵的第一天到1941年10月維持其橡膠和穀物庫存。
秘密議定書的德國原件可能在德國轟炸中被毀了，但1943年末，里賓特洛甫下令將1933年以來德國外交部最機密的記錄，總計約9800頁，製成縮微膠捲。當柏林外交部的各個部門在戰爭結束時被疏散到圖林根州時，曾為首席翻譯保羅·奧托·施密特工作的公務員卡爾·馮·洛施被委託製作縮微膠捲副本。他最終接到了銷毀秘密文件的命令，但決定將裝有縮微膠片的金屬容器埋起來，作為他未來安全的個人保險。1945年5月，馮·洛施找到英國中校Robert C.Thomson，要求將一封私人信件轉交給邱吉爾的女婿Duncan Sandys。在信中，馮·洛施透露，他知道這些文件的下落，但希望得到優惠待遇。湯遜和他的美國同行拉爾夫·柯林斯同意，如果馮·洛施製作縮微膠捲，他將把他轉移到美國地區的馬爾堡。縮微膠捲中有一份《互不侵犯條約》和《秘密議定書》。這兩份文件都是1945年8月由美國國務院僱員溫德爾·B·布蘭克作為縮微膠捲記錄的一部分發現的，他是一個名為「開發德國檔案」的特別部門的負責人。
秘密協議的消息首次出現在紐倫堡審判期間。被告漢斯·法郎克的律師阿佛烈·塞德爾能夠將描述他們的宣誓書作為證據。這封信是納粹外交部律師腓特烈·高斯根據記憶寫的，他寫了這封信，並出席了在莫斯科簽署的儀式。後來，塞德爾從一位匿名的盟軍消息人士那裏獲得了秘密協議的德語文本，並試圖在審問證人、前外交部國務秘書恩斯特·馮·魏茨澤克時將其作為證據。盟軍檢察官表示反對，這些文本沒有被接受為證據，但魏茨塞克被允許根據記憶對其進行描述，從而證實了高斯的宣誓書。最後，應《聖路易斯郵報》記者的要求，美國副檢察官湯馬士·J·多德從塞德爾那裏獲得了一份秘密協議的副本，並將其翻譯成了英語。它們於1946年5月22日首次在該報的頭版刊登。後來，在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發表了這些文章。[65]
1948年1月21日，Raymond J.Sontag和James S.Beddie編輯並出版了國務院官方合集《1939-1941年納粹與蘇聯關係》，該協議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出版德蘇關係關鍵文件的決定，包括條約和議定書，已經在1947年春天做出。桑塔格和貝迪在1947年夏天準備了這個系列。1947年11月，哈里·S·杜魯門總統親自批准了該出版物，但由於定於12月在倫敦舉行的外交部長會議，該出版物被推遲。由於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那次會議上的談判並沒有被證明是建設性的，因此文件版被送交了新聞界。這些文件成為世界各地的頭條新聞。[66]國務院官員認為這是一次成功：「蘇聯政府措手不及，這是我們一方在一場明確的宣傳戰中的第一次有效打擊。」
儘管西方媒體公佈了回收的副本，但幾十年來，蘇聯的官方政策一直否認秘密議定書的存在。直到1989年，該秘密協議的存在才被正式承認。法國共產黨直到1968年才承認秘密協議的存在，因為該黨已經去史太林化了。[63]
1986年8月23日，包括紐約、倫敦、斯德哥爾摩、多倫多、西雅圖和珀斯在內的21個西部城市的數萬名示威者參加了黑絲帶日集會，以引起人們對秘密協議的關注。[67]
作為對國務院版《納粹與蘇聯關係》（1948年）中公佈的秘密協議和其他德蘇關係秘密文件的回應，史太林出版了《歷史造假者》，其中聲稱在條約實施期間，史太林拒絕了希特拉關於分享世界分裂的主張，沒有提及蘇聯加入軸心國的提議。這個版本無一例外地存在於蘇聯出版的歷史研究、官方賬目、回憶錄和教科書中，直到蘇聯解體。
該書還聲稱，慕尼黑協議是德國和「西方」之間的「秘密協議」，是「他們旨在煽動希特拉侵略者對抗蘇聯的政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68]
幾十年來，蘇聯的官方政策是否認《德蘇條約》秘密議定書的存在。在米哈伊爾·戈巴卓夫的授意下，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領導了一個委員會，調查是否存在這樣的協議。1989年12月，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該議定書已經存在，並向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透露了其調查結果。因此，國會通過了一項宣言，確認了秘密協議的存在，並對其進行了譴責。因此，蘇聯政府最終承認並譴責了《秘密條約》。[69]最後一任國家元首米哈伊爾·戈巴卓夫譴責了該條約。弗拉基米爾·普京譴責該協議「不道德」，但也為其辯護稱其為「必要的邪惡」。[70][71]在2019年12月19日的新聞發佈會上，普京更進一步宣佈，該協議的簽署並不比1938年導致捷克斯洛伐克分治的《慕尼黑協議》更糟糕。[72][73]
條約締約國的兩個繼承國在審查了德國原件的縮微膠捲副本後，分別於1989年9月1日和1989年12月24日宣佈秘密議定書自簽署之日起無效。[74]
原始文件的蘇聯副本於1992年解密，並於1993年初發表在一份科學期刊上。[75]
2009年8月，俄羅斯總理弗拉基米爾·普京在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譴責《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是「不道德的」。[76][71]
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包括俄羅斯否定主義者亞歷山大·久科夫和納塔利婭·納羅奇尼茨卡婭，他們的書中有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的批准前言，他們將該協議描述為一項必要措施，因為英國和法國未能達成反法西斯協議。[69][77]
一些學者認為，從蘇聯、英國和法國三方談判一開始，蘇聯就明確要求其他各方同意蘇聯佔領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並將芬蘭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
關於德國和解的時機，許多歷史學家一致認為，馬克西姆·李維諾夫被解職，消除了與德國談判的障礙。李維諾夫的猶太種族被納粹德國視為不利種族。史太林立即指示莫洛托夫「清洗猶太人部」。[78]鑑於李維諾夫之前試圖建立反法西斯聯盟，與法國和英國的集體安全理論相結合，以及以克林姆林宮的標準來看的親西方取向，他的解職表明蘇聯有與德國和解的選擇。同樣，莫洛托夫的任命向德國發出了一個信號，即蘇聯願意接受邀請。解僱也向法國和英國發出了與德國存在潛在談判選擇的信號。一位英國官員寫道，李維諾夫的離職也意味着失去了一位令人欽佩的技術人員或減震器，但莫洛托夫的「作案手法」「更像是布爾什維克，而不是外交或國際性的。」卡爾認為，蘇聯在1939年5月3日用莫洛托夫取代李維諾夫，這並不是向與德國結盟的不可逆轉的轉變，而是史太林通過任命一位眾所周知的硬漢擔任外交委員，與英國和法國進行硬談判的方式。[79]歷史學家阿爾伯特·里塞斯表示，李維諾夫被解職給了蘇聯尋求更快的德國談判的自由，但他們並沒有放棄英法談判。Derek Watson認為，莫洛托夫可以與英國和法國達成最好的協議，因為他沒有集體安全的包袱，可以與德國談判。謝菲·羅拔斯認為，李維諾夫的解職有助於蘇聯進行英法談判，因為李維諾夫懷疑甚至可能反對這種討論。
經常維護蘇聯政策的E·H·卡爾表示：「作為『不干預』的回報，史太林獲得了免受德國攻擊的喘息空間。」根據卡爾的說法，通過該協議建立的「堡壘」「過去是，也只能是，抵禦德國潛在攻擊的防線。」，一個重要的優勢是，「如果蘇俄最終不得不與希特拉作戰，西方大國就會介入。」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這種觀點一直存在爭議。歷史學家維爾納·馬瑟表示，「正如史太林所認為的那樣，蘇聯當時受到希特拉威脅的說法……是一個傳奇，史太林本人也屬於這個傳奇的創造者。在馬瑟看來，「德國和日本都沒有處於入侵蘇聯的境地，即使從最不成功的角度來看，」史太林一定不知道。卡爾進一步表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史太林突然改變路線的主要動機被認為是對德國侵略意圖的恐懼。另一方面，出生於蘇聯的澳洲歷史作家艾力士·雷夫欽將該協議描述為「蘇聯與魔鬼的交易，其中包含一項秘密協議，規定將中東歐剩餘的獨立國家視為歷史上兩個最偉大的怪物的一些放蕩的品嘗菜單上的課程。"[80]
許多波蘭報紙發表了大量文章，聲稱俄羅斯必須為該協議向波蘭道歉。[81]
蘇聯軍隊進入波羅的海國家兩周後，柏林要求芬蘭允許德國軍隊過境。五周後，希特拉發佈了一項秘密指令，「解決俄羅斯問題，考慮戰爭準備」，這場戰爭的目標包括建立波羅的海邦聯。
許多德國歷史學家駁斥了巴巴羅薩行動是先發制人的說法，如安德烈亞斯·希爾格魯伯、羅爾夫·迪特爾·米勒和基斯頓·哈特曼，但他們也承認蘇聯對鄰國具有侵略性。[82][83][84]
該協議在戰後的蘇聯是一個禁忌話題。[85]1989年12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譴責該協議及其秘密議定書「在法律上有缺陷且無效」。[86]在現代俄羅斯，親政府的宣傳經常對該協議進行正面或中性的描述；例如，俄羅斯教科書傾向於將該協議描述為一種防禦措施，而不是旨在擴大領土。[85]2009年，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表示「有理由譴責該條約」，[87]但在2014年，他將其描述為「俄羅斯生存所必需的」。對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角色的正面描述產生懷疑的指控被視為對現代俄羅斯國家的高度質疑，現代俄羅斯國家將俄羅斯在戰爭中的勝利視為「國家意識形態最受尊敬的支柱」之一，使現政府及其政策合法化。[88][89]
2009年，歐洲議會宣佈8月23日為《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周年紀念日，為史太林主義和納粹主義受害者歐洲紀念日，以尊嚴和公正的態度紀念。[90]關於《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議會決議譴責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呼籲在8月23日為史太林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受害者設立紀念日。[91]作為對該決議的回應，俄羅斯立法者以「嚴厲的後果」威脅歐安組織。[91]十年後，歐洲議會通過了一項類似的決議，將歐洲爆發戰爭歸咎於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並再次招致俄羅斯當局的批評。[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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