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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友漁（1899年1月10日—1992年2月26日），原名張友彝、張象鼎，筆名張友榆、憂疑、憂夷、憂虞、有凝、蝤、孑孑、疑今等，男，山西靈石人，中國政治人物、法學家、新聞學家。
張友彝出生在一個知識家庭，其父張映南為清末秀才。張友彝兩歲喪母，五歲開始在父親的私塾讀書。1918年，他與弟弟張象彝同時考入山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期間經常向《山西畫報》、《并州新報》、《山西日報》、《唐風報》投稿。當時他得知故鄉靈石縣的知事貪贓枉法斷錯了案，向《太原日報》投稿揭露，震動了整個靈石縣；而其敢於向權貴鬥爭精神，也得到山西省城報界的關注。《并州新報》破格邀請他擔任特約撰稿人[1]。而《并州新報》總編輯回家探親期間，還請他代理總編輯[2]:168-170。
因品學兼優，他被選任山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會會長。後以太原市學生代表的身份，與侯外廬一道當選為山西省學生聯合會執行委員。在五四運動期間，他與朋友組建共進學社，宣傳反帝愛國運動。之後與高成均、潘敬業等人，創辦《共鳴》刊物。此事得到山西法政專門學校教師鄧初民讚許，並破格接納還是中學生的張友彝加入《新覺路》。1923年，張友彝畢業，以第一名成績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大學法律系；期間加入中國國民黨，並擔任《并州新報》駐北京特約記者，同時任職於《世界日報》。1926年3月18日，張友彝和法政大學同學一道參加了北京學生聯合會發起的示威遊行，要求政府拒絕八國聯合發出的武裝干涉中國內政的通牒。學生隊伍遊行到鐵獅子胡同段祺瑞執政府門前時，遭到軍隊武力鎮壓，即三一八慘案。當夜，他到世界日報館上班時慷慨激昂地訴說了慘案的情況，力主新聞安排到頭版。次日，《世界日報》頭版全版報道這個慘案的情況，大字標題《段政府果與國民宣戰矣》[3]。並一連五天，該報均以一版全版報道這個慘案，同時刊登劉和珍等人遺照，引發社會巨震[4]。
張友彝最初信奉費邊社會主義，希望通過減少犧牲和平改良。1927年4月李大釗等人被張作霖政府絞殺後，對他產生了巨大觸動。同年6月，在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區委書記盛志權介紹下，張友彝加入中國共產黨[5]。同年畢業，擔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員兼秘書長。當時他和世界日報社總編輯張友鶯以及該報採訪部主任左笑鴻，合力辦理報紙《國民晚報》。不久，張友鶯、左笑鴻退出，張友彝找到武新宇和《中華日報》編輯陳顯文一同辦理，並自任社長兼總編輯[6]。同年10月，以李渤海為首的中共北平市委遭到破壞，盛志權、羅采五被殺，張友漁與中共失去聯繫，但仍繼續辦《國民晚報》[5]。
1927年11月，張友彝參加了中共北京市委的重建工作。當時，北平市委的負責人譚嘯雲和馬駿；宣傳部長胡鄂公（化名吳南湖），張友彝擔任秘書。市委還有負責工農運動的殷學山、學生工作的許錫仁。不久，許錫仁去西郊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聯繫工作，被偵緝隊逮捕，供出了中共北京市委成員的姓名，以及馬駿、譚嘯雲、國民晚報館地址。馬駿和譚嘯雲被捕（馬俊之後被殺）；張友彝也在國民晚報館被捕，報館被查封。1928年3月，在山西同鄉會、姑父趙子瑗[7]（趙仲玉）多方走動後[8]，他在財政部副部長董士恩出面作保下得以出獄。出獄後，他得知從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回國的弟弟張象彝，受到蔣介石召見，並出任蔣介石的侍從室秘書（蔣介石正在南昌準備第五次圍剿戰爭）[9]。張友彝憤而改名為張友漁，以示兄弟決裂[6]。
為找尋中共組織，張友漁到天津擔任京津通訊社編輯、後擔任漢文《泰晤士晚報》總編輯[10]。當時皇姑屯事件爆發，日軍與張學良封鎖新聞，張友漁率先將此事公佈報道，轟動天津新聞界。1928年6月，他聯絡到中國地下黨，從事廖化平的上層統戰工作。當時，閻錫山控制華北地區，其手下天津市市長南桂馨重用張友漁，並升任他為《泰晤士報》總編輯，之後任命他擔任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秘書，並擔任天津市政府宣傳科長[6]。
1930年5月，當時中共中央常委李立三堅持在若干城市組織暴動，要求天津市中共秘密組織開展罷工、飛行集會、遊行示威、散發傳單等活動。張友漁、陳潭秋、傅懋功、徐彬如都反對這種冒險舉動，但仍被迫執行。天津市公安局逮捕了大量中共黨員，包括彭真、薄一波等中共天津市委負責人均被捕。廖平華、張友漁通過利用監獄管理混亂，由張友漁說服崔廷獻，向天津市政府申請建立自新院；同年7月，他推薦周克昌擔任院長[11]，自任有實權的副院長[12]，將薄一波、徐彬如、李運昌等三十人從監獄轉移到自新院[13]。不久，天津政局出現變局。由於張學良宣佈易幟，率領東北軍入關，幫助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獲勝，進而控北平、天津政權。閻錫山下野，晉系軍閥從天津市政府撤退。張友漁主張自新院是山西派經營，「不能交給蔣介石張學良」，成功說服崔廷獻直接釋放薄一波等三十多個共產黨員[14]。在完成任務後，中共地下黨通知張友漁躲在六國飯店待命。次日，張學良接管天津市政府，國民黨天津黨部宣傳部部長劉不同發現自新院無人，認為張友漁私放共黨，要求逮捕張友漁。在中共地下黨指示下，張友漁迅速趕往塘沽，東渡日本[15]。
之後考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社會系研究生院，師從圓谷弘，同時給北平《實報》寫東京通訊。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在東京參與學生抗日運動。不久日本警視廳發強令性通知，要求他離開日本，與此同時中共向他聯絡請求返回北平。回國後，恰逢《世界日報》老闆成舍我聘用擔任主筆。不久，燕京大學、民國大學紛紛聘請，民國大學任命他為新聞系主任，講授憲法學、勞動法學、新聞學和日本問題。由於張學良要求，成舍我調任他離開中國，到日本擔任《世界日報》駐東京記者[16]。在日本時期，用日文撰寫《日本新聞發達史》一書[2]:176。
1933年5月，西北軍將領吉鴻昌組織抗日，馮玉祥、方振武等率舊部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這種情勢下，成舍我加強《世界日報》的抗日色彩，請張友漁回國繼續寫社論，並由主筆升為總主筆。張友漁回到北平，在中共北平市委特科[17]。併兼任北平大學、中國大學、中法大學、燕京大學的教授，民國大學的新聞系主任。同年夏天，他和韓幽桐結婚[18]。
不久，蔣介石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國民黨河北省黨部詹朝陽懷疑張友漁身份。1934年7月21目的夜裏，國民黨憲兵第三團副團長丁昌帶、以及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北平市公安局的特務四十人將張友漁在西城機織衛胡同的家包圍。但恰逢張友漁前日參加中共地下組織的秘密會議，接受調去山西省太原市，做閻錫山的統戰工作。21日晚上，他向《世界日報》館請事假，直奔火車站去了太原。特務們未能逮捕張友漁，但抓獲五位找張友漁的王思華、阮慕韓等人。而在太原的張友漁也收到《晨報》記者劉尊棋電報，要求其短期不要返回。在太原期間，張友漁以左派知識分子身份，應閻錫山邀請參加講學，開辦中外語文協會、《中外論壇》等。1935年，北平特務將其太原行蹤上報南京國民政府，後者命令徐永昌將張友漁押送南京，但遭到閻錫山阻攔。與此同時，中共地下黨南漢宸安排張友漁再次去日本躲避[19]。
半年後，由於何梅協定簽訂，國民黨北平黨部和憲兵三團撤離北平。太原中共地下黨徐冰寫信告訴張友漁回國，1935年8月他返回太原，繼續從事統戰工作。1936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東征，蔣介石調集10個師援助閻錫山，張友漁負責的中外語文協會遭到薄右丞的解散，共產黨無法在太原市內從事工作，之後他被調往北平[20]:110-111。1936年5月，他到北平後，出任中共中央軍委華北聯絡局北平小組負責人（領導局長為王世英）；他的公開身份是燕京大學、中國大學教授。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宋哲元派劉子青與中國共產黨聯繫，中共中央指派張金吾擔任駐宋哲元處的聯絡代表。劉少奇通過華北聯絡局的王世英進行聯繫，派遣張友漁協助張金吾推動宋哲元抗戰[21]。張友漁陪同張經武與宋哲元密會，並說服宋哲元抗日[22]。之後他又陪同張經武去綏遠，並成功說服傅作義抗日。返回北平之後，他組織華北救國會協助宋哲元部隊。但盧溝橋戰役不久，二十九軍佟麟閣、趙登禹等陣亡，宋哲元決定率部撤退[23]。
7月29日，日本兵開進北平城時，張友漁化裝成商人坐火車前往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召集張友漁和南漢辰、王世英、阮慕韓開會，決定調到太原。從天津到太原的火車已經不通，張友漁先乘船離開天津。8月12日，英國恒生號輪從天津英租界開往渤海，得知國軍在青島布魚雷，最終幾經交涉到煙臺登陸[23]。張友漁通過十三路軍政訓處處長余心清的引見，會見了山東省主席兼十三路軍司令韓復榘，動員韓復榘抗戰[23]。張友漁抵達太原後，向劉少奇匯報情況。中共中央北方局決定加強在山東的工作，成立中共山東聯絡局，由張友漁任書記，歸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24]。
1937年8月，張友漁抵達濟南，負責協調韓復榘抗日工作。他說服韓復渠釋放被關押的中共黨員，並組織軍政幹部訓練班，建議得到批准。同年11月，日軍佔領德州，韓復渠產生動搖。張友漁認為韓復渠會突然逃跑，並向中共匯報。楊尚昆、彭雪楓認同張友漁想法，中共中央北方局決定在開封成立豫魯聯絡局，由張友漁擔任書記。12月4日，韓復渠放棄濟南、退守泰安。同月張友漁率部轉移到河南開封，籌建聯絡局，歸中共中央長江局周恩來直接領導。不久，長江局在武漢開會，由葉劍英主持，李克農、彭雪楓、張經武參加，確定豫魯聯絡局的方針、任務，明確了張友漁的工作對象主要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盡最大努力推動這兩人抗戰。由於張友漁此前未與兩人有交情，周恩來激活秘密黨員申伯純和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李世璋，由李世璋聘請張友漁為第一戰區政治部的設計委員，因此聯通張友漁會見程潛與李宗仁[25]。
1938年4月，中共中央長江局命張友漁做石友三部隊工作，聯絡局工作轉交副書記劉貫一[26]。張友漁任石友三的十軍團政治部部長，期間他建議石友三在沂蒙地區組織各部隊負責人開會，解決彼此摩擦問題，並成立聯絡部，但不久石友三反悔。而張友漁曾派沂水縣政府秘書主任張健為八路軍第四支隊籌建棉衣，石友三得知後故意設宴，但並未殺他。不久，蔣介石命石友三調兵到河北南部的冀縣、南宮一帶，意圖讓其部與中共冀南行政公署發生衝突。石友三派張友漁到八路軍129師，與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副師長徐向前、行政公署楊秀峰接洽，之後達成互相合作支援協議。此事經石友三總參議畢載奕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命令石友三拆散政治部，張友漁被迫率部去重慶參加「輪訓」。到達重慶後，張友漁向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恩來、董必武匯報，後以無黨派身份參加戰地黨政委員會的設計委員，接觸時任第一副主任的李濟深[27]。
當時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成員陸續來到重慶。張友漁、王炳南加入救國會，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張申府、劉清揚等形成領導核心。救國會聯合民主黨派和一些無黨派人士又組織了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憲政促進會，開展憲政運動。期間張友漁撰寫大量的關於憲政問題的文章，陸續刊登在鄒韜奮編的《全民抗戰》。1939年8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負責的《時事新報》正物色一個寫社論的主筆。董必武通過余心清舉薦，安排張友漁擔任《時事新報》主筆。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1月17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佈《新四軍叛國》消息，要求重慶各報刊登，張友漁向總經理張萬里表示拒接寫社論，張萬里則讓張友漁趕快離開。 當夜，董必武派人告訴張友漁夫婦迅速到香港躲避。抵達香港後，他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香港分局負責人廖承志領導，擔任《華商報》主筆[28]。
同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將香港的左派與黨員轉移到安全地區，張友漁夫婦經東江抗日游擊隊護送，經惠陽到韶關。在韶關與廖承志接上關係，併到廣西桂林環湖飯店，接替夏衍，負責接待安排香港撤回人員生活。當時這群人員經濟困難，桂林統戰委員會通過張友漁、邵荃麟、徐鳴等動員各方籌集經費。張友漁、梅龔彬、於炳然、胡希明等做國民黨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的工作，得到了李濟深在經濟上的資助和工作上的安置。與此同時，張友漁與邵荃麟、狄超白等組成一個臨時黨小組，直屬南方局領導，與廣西地下黨不發生組織關係，作為交通站工作，解決包括茅盾、胡風、范長江、廖沫沙等文化人士的安排[29]。
1943年春，國民黨再次發動反共高潮，周恩來要求張友漁將桂林的左派人士撤回重慶。張友漁抵達重慶後，擔任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新華日報》社論委員會委員；並以生活書店的總編輯，從事統戰工作，期間出版《中國憲政論》、《民主與憲政》等書籍。同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改為重慶工作委員會，董必武、王若飛擔任書記、副書記。張友漁任候補委員兼政策研究室副主任[30]。
1944年底，中共中央決定派張友漁以中共秘密代表的身份去做川康邊防軍總指揮、二十四軍軍長、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的統戰工作；並且也對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川黔湘鄂邊區司令潘文華等人活動。在成都期間，他也與民盟主席張瀾合作發展民盟力量，包括派田一平、黎澍等人負責《華西晚報》。此外張友漁負責成都中共地下組織，而中共重慶工作委員會也把組織部直接單線聯繫的中共秘密黨員也交給張友漁領導，包括孫中原、吳寄寒、袁庶華、陳於彤、蔡翼公、王文鼎、胡春浦、黎光、汪行遠、魏永清等人[31]。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雙方正式開始談判。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飛抵重慶與國民黨談判。9月，中共重慶工作委員急調張友漁回重慶協助談判工作，研究民主憲政方面的問題。他出任中共代表團顧問，並公開其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32]。會議期間，《新華日報》的總編輯章漢夫隨董必武去美國三藩市，張友漁同時代理《新華日報》總編輯[33]。經過多次會談，國共雙方在10月10日達成並簽署《雙十協定》，次日毛澤東返回延安。在國共雙方確定政治協商會議時，中共代表有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張友漁繼續為中共代表們作憲政方面的顧問。在最終確定正式方案前，周恩來派張友漁到延安向中央匯報，劉少奇主持會議，朱德、任弼時、彭德懷、楊尚昆等參加，並決定同意周恩來意見。當時毛澤東因生病未參加，當晚請張友漁到其窯洞再面談。次日，張友漁返回重慶復命[20]:190。
1946年4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要求中共代表與中共中央南方局隨行。當時中共中央有意派張友漁去北平開展工作，但考慮到他在重慶的關係，決定張友漁留守[20]:192。1946年6月，國共矛盾進一步公開化，張友漁出任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新華日報社社長等，負責協助重慶的中共人員撤離到延安[34]。1947年1月17日，張友漁接到周恩來指示，作應變計劃，四川境內的中共相關人士迅速掩蔽潛伏。他還協助吳玉章佈置川康滇黔四省的中共地下組織轉移到農村，發展游擊力量。2月29日，國民黨警備司令部、警察總隊等包圍中共四川省委、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新華日報社，吳玉章、張友漁等被軟禁。3月8日，在中共斡旋下，陳野苹、吳玉章、張友漁、何其芳、熊復、漆魯魚等乘同一架飛機飛到延安[35]。
張友漁抵達延安不久，胡宗南部開始向延安發動攻勢，中共中央決定疏散，張友漁擔任一支幹部隊的政治委員，帶隊撤退抵達晉綏解放區。1947年9月，他擔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兼秘書長，同時擔任中共晉冀魯豫邊區機關委員會書記。1948年春，部門合併成立中共中央華北局，張友漁出任秘書長[36]。
1949年，平津戰役結束後，張友漁被任命為天津市副市長[37]。當時恰逢原任命北京市副市長的徐冰病重，周恩來、葉劍英、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與張友漁談話，任命其出任北平市副市長。5月9日，他到中南海報到任職，並處理舊城改造與經濟秩序恢復工作。包括解決失業問題、清理城市衛生與垃圾、沒收官僚資本工礦。1949年9月27日，北平市改為北京市。11月20日-21日，北京市第二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張友漁當選為副市長。上任後他處理平息物價暴漲、封閉妓院、禁止金銀等外幣交易、關閉官僚資本[38]。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友漁擔任過北京市人民政府常務副市長，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1954年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工作[39]。1959年2月（至1966年6月），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兼法學研究所所長等職。同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副會長[40]。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衝擊，1966年他在宣武門內頭髮胡同甲1號的家被抄。1970年，被轉移到哲學社會科學部軟禁。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張友漁擔任法學研究所顧問、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職務。1979年9月，重新起用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9月，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負責參與制定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等法律。1983年6月，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6年6月，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88年，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顧問。此外他還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屆代表、第六屆常務委員，第一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92年2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41]。
張友漁酷愛讀書撰寫，曾寫過大量詩、短篇小說、雜文、劇評、影評等文學作品。主要著作有《中國憲政論》、《五五憲章批判》、《中國如何實行憲政》、《法學基本知識講話》、《關於社會主義法制的若干問題》、《學習新憲法》、《報人生涯三十年》、《新聞之理論與現實》、《日本新聞發達史》、《東京統治者》、《二十六年來的日蘇關係》、《建設戰後新日本》、《日本國力再估計》[42]。
妻子韓幽桐，回族人[43]，兩人相差八歲，相識於1927年的京師警察所監獄中。當年李大釗被殺害，中共北平市委連續數次被破壞。第三次重建時，負責青年工作的許錫仁叛變，警察在逮捕組織部長馬天安時，恰逢韓幽桐與一同學也在，便同時被捕。韓幽桐在警察所受審時，正遇到接受審訊臨危鎮靜的張友漁。不久兩人分別被親戚學長保釋出獄，後兩人相互增加好感。1932年，張學良威脅成舍我調張友漁離開中國到日本，當時韓幽桐正參加學生運動身陷險境，兩人結伴去日本留學。1933年夏天兩人回國成婚[18]；不久張友漁到北平、山東從事地下工作，韓幽桐返回日本完成學業。之後兩人因工作要求，聚少離多。文化大革命期間兩人均身陷囹圄，但始終互相關照[44]。韓幽桐曾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副庭長、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45]。1985年3月13日，因癌症去世[46]。兩人有一子張小漁、一女張臨春[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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