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超（1904年10月20日—1981年11月20日），原名葉崇智，字公超，後以字行，祖籍浙江餘姚，廣東番禺人，生於江西九江。中國學者暨外交家，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上海國立暨南大學、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1949年－1958年）、駐美大使（1958年－1961年）、新埔工業專科學校（現聖約翰科技大學前身）代理董事長、總統府資政。
| 葉公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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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字 | 公超 |
| 別名 | George K.C. Yeh |
| 出生 | 葉崇智 1904年10月20日  大清江西省九江府 |
| 逝世 | 1981年11月20日（77歲） 中華民國臺北市 |
| 籍貫 | 廣東省番禺縣 |
| 國籍 | 大清（1904年－1912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81年）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 |
| 配偶 | 妻 袁永熹 |
| 兒女 | 女 葉彤 子 葉煒 |
| 親屬 | 祖 葉衍蘭 父 葉道繩 叔 葉恭綽 兄 葉崇勳 妹 葉崇德 葉崇緹 |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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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余幼失怙恃，人聞者恆憐吾，而言吾命之薄，緣之慳，而餘則否焉。蓋人之成偉大者，非安逸慎然而成之也，非恃他勢而成之也。是必出於萬難之中，而拔於愴痛之海，琢磨切磋，而後有此成之也。
——《自振》，寫於天津南開中學
祖籍浙江餘姚（今寧波餘姚市），自五世祖自餘姚移居嶺南[1][2]。其父葉道繩，曾任九江知府，1913年離世；葉遂赴北京在叔父葉恭綽的監護下長大[1]:18 [3]。
少即工詩能畫，為湯定之入室弟子[4]:1879，七歲入南洋模範小學。1912年至英國讀書，兩年後轉赴美國，一年後回到中國就讀天津南開中學。1920年再赴美國，先後就讀伊利諾州厄巴納學院及緬因州卑斯學院，最後於麻薩諸塞州安默斯特學院攻讀，跟隨羅伯特·佛洛斯特研習詩詞，在其指導下出版一卷英文詩集。畢業後赴英，在劍橋大學瑪格達連學院取得文學碩士學位[1]:21-24[3]。
1926年回國，於是年秋在北大、北師大教授西洋文學，並先後任教上海國立暨南大學、清華及西南聯大[1]:28，有「文學的天才，外交的奇才」的美譽，英語之好，梁實秋亦贊「英文造詣特深，說寫都很出色」[5]。在英國，他與詩人T·S·艾略特亦師亦友，交往甚密，是第一個將艾略特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6][7]。在清華時與學生溝通中,他和錢鍾書的關係特別密切交錯, 錢鍾書於1934年在葉氏的同事溫源寧的名義下為葉公超寫了一短篇人物誌[8]。卞之琳表示過，「葉公超是第一個引起我對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葉芝、左傾的奧頓等英美現代派詩風興趣的人」[9]。1931年6月，葉公超在清華教書時，與燕京大學物理系畢業的袁永熹結婚，育有兒女一雙。葉公超素以脾氣大聞名[10]，吳宓來葉家用餐，因為菜的味道不合適，見他對袁永熹發脾氣。前政務次長胡慶育說葉公超的脾氣「陰晴不定」，「他的脾氣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準去見他時會遇上那一季，大家憑運氣，可能上午去看時還好好的，下午就被罵了出來。」[11]
1930年代末抗戰時期，因毛公鼎事件遭日軍拘捕拷問39天，脫險後棄學從政，在董顯光先生的推介下轉入外交界，先後任職於國民政府駐新加坡、英國大使館[3]。曾任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但很快於1939年離任。
1947年4月9日，外交部參事葉公超在中宣部記者招待會上稱，中國贊成美國政府主張提前拆遷日本國內可充賠償物資之一部分；此次中國所得日本之提前賠償百分比，當然不得影響將來中國於總清算時提出之要求[12]:8331。5月1日，外交部就3月8日、4月5日法軍兩次轟炸中國在越華僑集中處一事，向法國大使館提出嚴重抗議；次日，外交部次長葉公超赴法國大使館提出口頭抗議[12]:8346。8月28日，葉公超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稱：大連暫不開放，該港主權屬於中國，任何國家依法不得單獨使用之，外輪亦不能利用此港從事中國沿海貿易[12]:8402。1948年1月1日，外交部次長、特使葉公超抵達仰光，代表中國慶賀緬甸獨立[12]:8479。7月4日，外交次長葉公超發表談話，希望早日達成對日和約[12]:8634。
1949年，奉代總統李宗仁之命繼胡適（未到任）擔任外交部長。4月29日，代理外交部長葉公超找美國駐廣州公使克拉克，要求將以下事實報告華府：
「南京撤退」是因為4月19日國軍江陰要塞和狄港指揮官投向中國共產黨，使南京無法防守，政府已決心撤退，現正有秩序撤退中；傅秉常仍未接受外交部部長之任命，在軍事未取得任何勝利之前，現在沒有人願意接受任命[13]:134-135。
葉公超參與1952年《中日和約》與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1954年9月，蔣介石以葉公超為出席聯合國第九屆大會首席全權代表，蔣廷黻等4人為全權代表。12月3日在華府，代表中華民國與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4]:78。1958年8月，繼董顯光擔任駐美大使，表現深受艾森豪、邱吉爾、甘迺迪等西方冷戰領袖的肯定。
後因與蔣介石在外蒙古入聯問題上持不同策略[註 1]，於1961年奉急召返國，旋被免職[16]:130[17]:205：葉公超先遭「留在總統身邊以備顧問」為由不得返任。當年11月改聘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從此遭到長期監視，並被禁止出國長達16年[3][16]:130。據當時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彭明敏的回憶，由於蔣介石在世界面前丟了臉，因此要有人為此做代罪羔羊。然而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黼逃過此劫，而是葉公超成為蔣介石不悅的對象。彭明敏認為這與國民黨的宮廷鬥爭有關：外交部長沈昌煥與葉公超不合，在此事插了一腳。最後蔣介石召葉公超回臺，聽了葉的解釋後，就對他簡單的說：「留在臺北，不用再去美國了。」[18]:110葉公超雖丟了大使職位，雖因他是陳誠的人馬而留在內閣。但因國民黨將葉公超視為開明派人物，從此受到國民黨監視，派特務跟蹤他。[18]:110至此，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也越發冷淡了。[18]:110
李敖曾回憶，他在美國新聞處副處長司馬笑（John Alvin Bottorff）家裏，葉公超曾對他說，他加入國民黨，原希望他兩腳踩到泥裏，可以把國民黨救出來，結果呢，他不但沒把國民黨救出來，反倒把自己陷進去，言下不勝悔恨。[19]:128並認為葉公超的垮臺原因並非外界傳聞的因外蒙入聯合國、或是因據實傳達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威脅蔣中正之言的原因，而是因為葉公超私人談話中有了「對元首不敬畏的語氣」，而遭沈昌煥向蔣中正告密。[19]:130-132
1970年任新埔工業專科學校（現聖約翰科技大學前身）代理董事長。 1978年5月後轉任總統府資政閒職。離開仕途後寄情書畫，「怒而寫竹，喜而繪蘭，閒而狩獵，感而賦詩」，稱自己是「悲劇的一生」[10]，梁實秋亦形容其晚年「情況相當落寞」[5]。
1981年11月20日，葉公超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夫人沒有趕回告別，僅俞大維一人在身邊[20]。老友張大千聞之甚悲，親書《輓葉公超先生聯》[21]:507。摯友陳香梅寫了一篇悼文兩首輓詩。詩中說：「奉獻給你紅色的玫瑰，那是我從童年、青年到中年對你的半點關懷與愛意」。《聯合報》刊登一篇署名楊子的文章《紅粉知己》中評價葉「既有器識過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風度，又是一個才華橫溢而終為俗吏所讒的悲劇英雄」。
著有《介紹中國》、《中國古代文化生活》、《英國文學中之社會原動力》、《葉公超散文集》等。
評述
- 胡適：「葉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說的更好，大概是年輕時出去的緣故。」「就是在外國一班大政治家中，也不見得說得過公超。他在我們一班人之中，他說的最好。」[22]
- 費正清：「He was a Chinese renaissance man who embraced both cultures... George was a calligrapher of note and an expert on Chinese painting. Yet he had got a Western education too... He had been through the London blitz and the fall of Singapore and knew many power holders around the world.」（他學貫中西，是一位通才[23][24]。他是書法名家，亦通國畫藝術；又曾在西方接受教育，親歷倫敦空襲，目睹新加坡淪陷，幷與多位世界政要相識。）[25]:387
- 柳無忌：「談到文學與書畫，他的興趣是廣博的。」[26]
- 陶希聖：「文學的氣度，哲學的人生，國士的風骨，才士的手筆。」[27]
- 陳香梅：「他學劍學書都有所成，因此有時不免恃才傲物，有時樹大招風，難免招人之忌，但他琴棋書畫，能武能文，眞是一代奇人。」[28]:147
- 梁實秋：「鄭洪年先生曾譏誚他爲「外國名士派」，聞一多先生嘗戲謔的呼他爲「二毛子」，意思是指他精通洋文而不懂國故。公超雖不以爲忤，但是我冷眼觀察，他卻受了刺激，於英國文學之外對於中國文學藝術猛力進修，不久卽飜然變了一副面目，成爲十足的中國文人。」[5]
- 季羨林：「說到學問，公超先生是有一肚皮的。他人很聰明，英文非常好。在清華四年中，我同他接觸比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薦到《學文》上去發表的。他品評這篇文章時說：「你寫的不僅僅是個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識』（這是他的原話）。」……不管怎樣，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筆弄墨，年屆耄耋，仍樂此不疲。這給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點顏色，增添了點情趣，難道我能夠忘記嗎？在這裏我要感謝兩位老師：一個高中時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個就是葉公超先生。如果再加上一位的話，那就是鄭振鐸先生。」[29]
- 陳子善：「葉公超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評論雖然不多，但幾乎篇篇精彩，他的名字是應該與周作人、梁實秋、朱光潛、李健吾等評論大家排列在一起的。」[30]
- 夏志清：「葉公超讀書極多，對二、三〇年代的英美前衛作家和主流文學都非常熟悉，不說半句外行話。」[31]
- 楊聯陞：「1959年，葉師已由台灣派駐美國，5月15日為紀念五四運動，由哈佛燕京學社同東亞研究中心聯名邀請葉師來講「五四前後的中國文學」，會上擠滿了人，由哈燕社代社長白思達與東亞研究中心的老闆費正清分別緻詞介紹。葉師坐下來講，手無片紙而話如行雲流水，由清末講到左翼作家聯盟，講故事甚多，極有風趣。講完略有討論。大家都很欣賞，連以《五四運動》一書起家的周策縱兄都表示欽佩。」[32]:92
- 許淵沖：「他認為林語堂不如蘭姆幽默，因為「幽默不是一般的開玩笑，或是諷刺，或是誹謗，而是能看出一樁事理或一句話中本身的矛盾衝突」。」[33]:45-46「他(陳福田)喜愛的英國小說，是描寫平常人平常生活的《傲慢與偏見》，美國小說是描寫窮苦農民的《憤怒的葡萄》，中國小說則是林語堂剛出版的《京華煙雲》（正相反，葉公超卻不把這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幽默大師看在眼裏，說他的文章遠不如蘭姆的《燒豬論》幽默有味。）」[34]:71
- 葉文心：「George Yeh was exquisitely educat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He was also well versed in its artistic tradition as a result of family exposure.Yet George wore Western-style suits and finished college as an English major. His friends in Beijing in the 1930s, like himself, were British-style gentlemen and American-inspired liberals.」（葉公超受過系統式的中國古典教育，也耳濡目染書香世家的藝文傳統，同時他著西裝，且大學主修英文。他在1930年代的北京朋友們也如他一般，都是受美國自由主義精神指引且帶有英倫風範的紳士。）[35]:180
- 葉煒：「1978年冬，父親來探看我初生的女兒的時候，連續三天從早上到黃昏，我們坐在一起，他給我詳述葉家書畫收藏當中年份較早的部份。當時他已經25年沒有碰過這些書畫了，而他手頭上有的只是一份作品題目或書畫家名的清單。憑記憶，父親背誦字畫上的題辭，講述每一幅作品的狀態、書法風格、書法家軼事、其收藏過程和失而復得的故事。父親的憶述不僅把藝術藏品的資料傳授給我；而且借着孫女的出生，透過祖輩的收藏和創作者的精美書畫及其歷代的詩文翰墨，通過墨彩和詩韻，把沉浸在對藝術品欣賞的遐思，化作家族世代追求至美的精神，傳給下一代。」[3]
- 柳無忌：「這時的西南聯大尙在草創階段，三校合併，人事方面不免錯縱複雜，但我們的外文系卻相安無事，那是由於公超讓敎授各自爲學、無爲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記憶我們是否開過系務會議。」[26]
- 趙蘿蕤：「作為老師，我猜他不怎麼備課，不像後來我自己當老師時恨不得字字句句都早早準備好才上堂去。他只是憑自己的才學信口開河，說到哪裏是哪裏。反正他的文藝理論知識多得很，用十輛卡車也裝不完的。」[36]
- 王辛笛：「回顧30年代之初，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我系外國語文系學生，曾上過他教的「英美現代詩」課程，聽他侃侃而談，酣暢淋漓，恰是一種享受，同學們聽得入神，都忘記下課鈴響了。他天份聰穎過人，兼以學貫中西，因之平時對學生也要求很嚴，往往出之以機智的譏諷口吻，使人手足無措；更有些人對他的紳士風度和名士派頭也有不同看法。」[7]:230
- 溫梓川：「他在暨南非常受同學的歡迎，他上課時講的英文，真叫人聽出耳油，不情願下課，他那時不過廿五六歲，頭髪梳得服貼，口咬煙斗，衣服整齊，風度翩翩，一些也不像不修邊幅的作家，倒十足像個紳士，大概在英國住久了的緣故。他説話坦率極有風趣。」[37]:22
- 楊聯陞：「葉師對大一英文特重理解，此外堅持我們用英文註解的字典，看有人在桌上擺着不大的一本英漢字典，說這種小字典，要扔到窗外去。」[32]:92
- 趙捷民：「他教課以讀音正確有名。有學生問他有的字在《英華合解詞彙》裏查不着，怎麼辦？他說：「那個《詞彙》無用，燒了，要查《牛津大字典》。」」[38]:156
- 季羨林：「第一年英文，教授就是葉公超先生，用的課本是英國女作家Jane Austen的Pride and Prejudice。公超先生教學法非常奇特。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聲一喊：「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學生摸出了這個規律，誰願意朗讀，就坐在前排，否則往後坐。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轉瞬過了一年。」[29]
- 溫梓川：「公超先生好打橋牌，如果打了一夜牌，則上課照例不講書，只叫同學口試，或聽同學讀一章節。他最注重發音，如果發音有誤，必照例須挨罵。他動輒以英國語音學家坦尼爾瓊斯教授的字典為標準，所謂英格蘭有教養者的發音。即使是女同學，如發音惡劣，亦不稍假以詞色，直言斥諷，入木三分，那被罵的女同學也常常直立以巾掩面，甚至有淚不可抑者。」[37]:27
- 許淵沖：「葉先生講課時問得多，講得少；從不表揚，時常批評；但講起詞彙的用法來，卻很精采。……他講《荒涼的春天》時，楊振寧問他：「有的過去分詞前用be，為什麼不表示被動？」但葉先生卻不屑回答，反問楊振寧Gone are the days為什麼用are？楊以後有問題都不直接問他，而要我轉達了。二月八日他講《生活的目的》時，先要學生朗讀課文；學生才念一句，他能說出學生是哪省人；學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熱諷，叫人哭笑不得。輪到我念了，我在別人念時沒聽，只顧準備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滿以為不會挨罵了，不料他卻問我：「你讀得這麼快幹什麼？你說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沒有聽，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評我只重形式，不重內容，這對我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他對人要求很嚴，考試要求很高，分數給得很緊：一小時考五十個詞彙，造五個句子，答五個問題，還要寫一篇英文短文。楊振寧考第一，才得八十分；我考第二，只得七十九分。」[33]:45-46
- 楊振寧：「But Professor Yeh's course was a disaster: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students and was not above practising one-upmanship on us. I do not remember learning anything from him.」（不過葉教授的英文課是場災難：他對學生不感興趣，並未對我們進行更深的訓練。我不記得曾從他那裏學到了什麼。[39]:21）[40]
- 費正清：「In Taiwan, however, the stultifying personality of CKS still held sway. Our old friend from Peking George Yeh (Yeh Kung-ch'ao), one-time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t Tsing Hua, had risen by sheer talent to be the Republic of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for a decade and then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But now, having refused to follow the Old Man's diplomatic ideas, George was tethered in Taipei as a cabinet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然而個性拘泥的蔣中正仍在臺灣握有實際主導地位。我們在北京時的老朋友葉公超原先是清華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憑藉自身才能當上了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部長，任職近十年，接着又任駐華盛頓大使。但現在，由於他不願順着老頭子的意思搞外交，結果被困在臺北，擔任內閣的「不管部部長」。）[25]:387
- 費正清：「Our chief pleasure in Taipei was to see ex-Foreign Minister George Yeh again, still the same strong individual, still frozen in position as a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island-bound yet asked to handle the budget. Secret police trailed him when he was out but Chiang Ching-kuo came to see him when he was hospitalized — a curious stultification of top-level talent.」（在臺北最讓我們愉快的是再次見到前任外交部部長葉公超，他依舊是位堅毅的人，也繼續被以有名無實的「部長」職位冷凍，困於孤島卻被要求處理財務預算。他外出時，秘密警察跟蹤他；他住院時，蔣經國卻蒞臨探望——真是對天才最為稀奇古怪的愚弄。）[41]:441
- 王辛笛：「在舊日師友之間，我們常常為葉公超在抗戰期間由西南聯大棄教從政，深致惋嘆，既為他一肚皮學問可惜，也都認為他哪裏是個舊社會中做官的材料，卻就此斷送了他十三年教學的苜蓿生涯，這真是一個時代錯誤。」[7]:231
- 黃富雄：「文寫葉公超，武寫孫立人。與台灣有關的中國現代史上，他們兩位一文一武，都曾經差一點改變了台灣的命運。他們兩位有些共同特點：一、他們都是中國人當中真正世界級的人物。二、他們都曾被當道重用，而最終卻「不敢用」。」[11]
- 衣復恩：「今在外交圈中已不多見如葉氏之人才矣。」[42]:304-306
- 白先勇：「父親笑獵友葉公超是「理論狩獵者」，談起打獵頭頭是道，但經常空手而歸。父親與外交部長葉公超私交甚篤，父親賞識葉公超的外交天才、學識氣度，葉公超大概對父親的彪炳戰功及軍事才能亦是敬重的，彼此惺惺相惜，更重要的是兩人的人格都有一種守正不阿的特色。」[16]:130
- 蔣經國：「《傳記文學》刊載李樸生一文竟以葉公超比之屈原，可謂不倫不類。」[43]
- 趙蘿蕤：「我有時到前鐵匠營他們的寓所去串門。他們的生活令人羨慕：一所開間寬闊的平房，那擺設證明兩位主人是深具中西兩種文化素養的。書，還是書是最顯著的裝飾品，淺淺的牛奶調在咖啡里的顏色，幾個樸素、舒適的沙發，桌椅，枱燈，窗簾，令人覺得無比和諧；吃起飯來，不多不少，兩個三個萊，一碗湯，精緻，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蘇州人那樣考究，而是色香味齊備，卻又普普通通，說明兩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當然「文化」也是一種享受。……如果說葉老師什麼地方有點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許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爺」風度，當然決非「紈褲子弟」的那一種。也許他的非凡才華使他有時鋒芒畢露，不過絕沒有絲毫咄咄逼人「拒人於千里以外」的味道。人們還是喜歡聽他天南地北的神聊。我這位老師的「修養」是不凡的。」[36]
- 楊聯陞：「葉師那時好像家在北院，我曾晉謁不止一次，大抵在夜間。談話山南海北，隨興所至。有時談到生活態度，先生說：「不能只讀書，有時掃掃地，也是好的。」後來我猜想，可能是先生在美國受教育的時間較長，受了西人雖富貴而有些事也必躬親的影響。……最後一次與葉師見面，是1968年我到台灣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會，在師友賜宴的席上會見，先生告訴我「你是主客，應該在兩席上輪流坐坐，跟大家談談，表示謝意」，這是先生對我最後的教誨，在國外流浪多年，筵席時有失禮之處，先生肯直言指教，今日思之淚下。」[32]:92
- 于衡：「葉公超博士，是一位極不容易被瞭解的人，他喜怒無常、狂狷耿介，有時他會遊戲人間，有時又治事謹嚴，有時他異常天眞，有時又顯得非常複雜。和他相處，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他常罵人，但被罵的人，並不懐恨，而且感激，這就是他與眾不同之處。」[44]
- 符兆祥：「葉公超爲人爽直，有時，爲了某些問題，常常當面給人難堪，過了不久，又會說那人的好話，足見他脾氣雖然暴躁，心地十分善良。」[11]
- 許淵沖：「我出國前去看他，他還像在聯大時一樣，劈面就是：「你要出國鍍金去了。」教我下不了台，只得答道：「老師已經鍍成金身，學生只好去沙裏淘金了。」」[33]:49
- 許淵沖：「《錢鍾書傳稿》[註 2]中說：「葉公超太懶」，作為學者，這話可能不無道理，因為胡適要他和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合譯《莎士比亞全集》，結果他一本也沒有翻，卻讓梁實秋一個人譯完了。」[33]:49-50
- 梁實秋：「公超自承近於大男人沙文主義者，特別喜歡meek（柔順）的女子。」[45]
- 陳香梅：「葉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紅顏……是個爽快的性情中人，雖不太流露憐香惜玉之情，但他對於女才人也曾提拔過不少。」[28]
- 許淵沖：「葉公超說離婚不是道德問題，這是從西方的觀點來說的。……葉公超說的話暴露了他自己的思想，他把婚姻看成義務，這是現實主義的愛情觀。」[46]:277
- 張學良：「你(唐德剛)說葉公超好色呀，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曉得葉公超這段兒。」[47]:126
參閱
另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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