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內戰

第一次國共內戰是指中國在1927年至1937年間，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和軍隊之間的內戰，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後趨向隱化，以國共摩擦形式存在，中國國民黨稱為剿共或剿匪^[1]。中國共產黨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或十年內戰^[2]:4922。

第一次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的一部分
1933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
日期 1927年8月1日－1937年7月15日-9月23日 地點  中國 結果 中國共產黨損失慘重，被迫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遷往西北陝甘寧地區，但由於抗日戰爭和西安事變導致雙方宣佈停戰，達成國共第二次合作。
參戰方
中國國民黨 國民革命軍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南京國民政府（1927－1937） 武漢國民政府（1927） 中德軍事合作： 威瑪共和國 →  納粹德國 （1927-1937）	中國共產黨 中國工農紅軍 蘇維埃區域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1937） 西北聯邦（1935－1936） （南昌起義期間） 中國國民黨左派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27） 共產國際支援：  蘇聯 蘇聯共產黨
指揮官與領導者
蔣中正 陳誠 何應欽 湯恩伯 孫元良 王耀武 羅卓英 德國軍事顧問： 格奧爾格·魏澤爾 赫爾曼·克里拜爾	毛澤東 朱德 博古 劉伯承 彭德懷 許世友 林彪 陳毅 鄧小平 徐向前 蘇聯軍事顧問： 李德 傅利德
參戰單位
國民革命軍	國民革命軍 → 中國工農紅軍
兵力
220萬人	30萬人
傷亡與損失
約10萬人	27萬人

背景

主條目：四一二事件和中國國民黨清黨

1926年的蔣中正

1925年孫中山病逝。如同袁世凱病逝後的北洋軍閥一樣，失去最高精神領袖後的國民黨派閥蜂起，蘇聯加速分裂國民黨^[3]。出現了以蔣中正為首的金陵派^{[來源請求]}、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派及陳濟棠為首的廣州派。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件，開始以強硬手段清剿黨內左派及共產主義者，大批共產黨領導人遭逮捕、禁錮及處決，共產黨在中國國內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的黨組織亦遭受毀滅性打擊。隨着國共正式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告終。而以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依舊容共，即為「寧漢分裂」，並爆發了寧漢戰爭。後來武漢政府逐漸認為蘇聯是在利用中共干涉中國^[4]，於7月15日召開七一五事變，徹底結束了國共合作。8月，武漢政府併入南京政府，即寧漢合流。

經過

中共獨立發展

主條目：中國工農紅軍、八七會議和秋收起義

作為起義軍總指揮部的江西大旅社，現為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

中國共產黨為了反對蔣介石，於1927年8月1日發動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的第一槍^[2]:4922。由此建立起由中國共產黨直接控制的軍隊。8月7日，中共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而後毛澤東在湖南進行秋收起義，並於1927年10月帶領軍隊到達江西井岡山，建立井岡山根據地，途中進行了三灣改編，確定中共對軍隊的絕對控制。1928年4月，朱德，陳毅帶領南昌起義時的殘餘勢力與其他武裝勢力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

由於中國國民黨的勢力尚在完成北伐戰爭，無暇顧及地方尤其是南方的軍事勢力，中國共產黨的部隊得以壯大。當時作為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推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地權以換取農民的支持。在中國國民黨勢力薄弱的不發達地方建立根據地，用游擊戰術避開軍閥的進攻。這套政策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各省的中國共產黨分部紛紛複製其經驗建立起地方根據地。其中以在江西南部建立的中央根據地最大，中共的武裝勢力發展到十萬人。

國民政府全面圍剿

參見：第一次剿共戰爭、第二次剿共戰爭、第三次剿共戰爭、立三路線和第四次剿共戰爭

1928年6月，奉軍大元帥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12月29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在奉天通電東北易幟，除卻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懸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宣佈歸順南京，南北象徵性統一。

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3,600人進軍贛南^[5]:187-188。

1930年1月上旬，毛澤東決定率紅四軍回師贛南^[5]:209。10月2日，毛澤東和朱德命令紅一軍團，「決於四日拂曉總攻吉安城」，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5]:231。

委員長李立三仍支持「城市革命」路線，希望由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入手。他認為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是很好的時機，動員城市和鄉村的共產黨組織向附近的大城市進攻。但行動當中城市的組織暴露行蹤，使得自1927年清黨以來好不容易恢復的工人組織再被國民政府一網打盡。此一行動潰敗代表着「城市中心論」政策徹底失敗，李也因此遭批鬥罷黜。中共也隨着接下來的十年建設/國民政府剿共階段，將注意力放在如何獲得大多數貧農支持與獲得武器資源的「回到鄉村」路線上。

1930年至1932年6月，國民政府四次對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的根據地中央蘇區「圍剿」^[2]:4922。由於中國國民黨內部派系意見不一，以及毛澤東、朱德等人的成功游擊戰術，四次圍剿均告失敗。

1931年1月3日，紅軍在東韶附近進攻譚道源部第五十師，打破第一次「圍剿」^[5]:240-241。4月，顧順章在上海被捕。5月31日，紅軍突襲建寧縣，打敗劉和鼎三個團，打破第二次「圍剿」^[5]:250。6月22日，向忠發被捕。二人的被捕及處決代表共產黨勢力徹出了城市。6月6日，蔣稱即日將赴江西指揮，6月22日抵達南昌，集中30萬兵力^[5]:251。7月10日前後，毛澤東、朱德在閩贛邊收攏紅一方面軍主力，回師贛南，於7月28日到達興國西北的高興圩^[5]:252。8月5日晚，為跳出敵主力包圍，於高興圩受嚴密包圍之紅一方面軍急行軍東進，8月6日中午抵達蓮塘^[5]:253。8月7日，蓮塘戰鬥朱德、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打敗上官雲相部1旅加1個多營；同日下午良村戰鬥打敗第五十四師^[5]:254。8月11日，黃陂戰鬥紅一方面軍打敗毛炳文師^[5]:254。8月16日，紅一方面軍被包圍於黃陂、君埠地區^[5]:255。8月13日，毛澤東、朱德在君埠召開軍事會議，會後命令紅十二軍向樂安佯動，紅一方面軍主力突破重圍，到興國東北白石、楓邊地區休整^[5]:255-256。紅十二軍牽着「進剿」軍往東北走，到8月底紅一方面軍已西去；9月初毛澤東、朱德率紅一方面軍3萬多人到興國、萬安、泰和縣間的均村、茶園岡山區隱蔽集結^[5]:256。9月4日，何應欽按照蔣介石決定，令左、右翼兩集團軍退卻；9月7日，毛澤東、朱德指揮紅軍一部在泰和縣老營盤殲滅第九師1個旅^[5]:256-258。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興國縣高興圩攻擊蔡廷鍇2個師，對峙兩天雙方死傷都近3千人；9月15日，紅一方面軍主力轉移到東固以南的方石嶺，截住韓德勤師和蔣鼎文師一部將其全殲，韓德勤被俘後化成伙夫離開；其他進擊軍撤出根據地，打破第三次「圍剿」^[5]:258。9月，王明前往莫斯科，博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人。中共也逐漸遷往江西瑞金的根據地。博古、李德等蘇派排擠毛澤東，直接指揮部隊。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會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定都瑞金。

同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滿洲地區，並於次年在當地扶持已經退位的前清朝皇帝溥儀，建立滿洲國，並在此後數年不斷向華北地區侵略。中國的民族危機不斷加深，這一時期中國國民黨對東北偽滿洲國政權採取不抵抗政策，仍維持中日邦交，放縱日本在中國北方勢力坐大。中國共產黨在滿洲淪陷之後即對日本宣戰，並組織由楊靖宇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在滿洲進行游擊戰，與當地不願投降的部分國民黨舊部聯合對日局部作戰。

中共轉移主力

參見：第五次剿共戰爭和長征

1933年4月，江西新淦為中國工農紅軍所陷，國軍軍心搖動，局勢險惡^[6]:27。蔣隨後發表《告各將領先清內匪再言抗日電》，申明「外寇不足慮」，中國共產黨實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中國共產黨，「則決無以禦外侮」^[7]:25-36。1933年9月，蔣介石發動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2]:4922。蔣在德國顧問輔助下，兵力達到100萬人。中央紅軍在作戰中，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戰略指導下，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結果使反圍剿遭到失敗^[2]:4922。同年年底，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在福建部分地區發動起義，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強調「兄弟齊心御外辱」的國內政策，該政權僅存在數月時間即被國民政府剿滅。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除留一部分繼續堅持游擊戰爭外，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蘇區，進行長征^[2]:4922。11月，國軍佔領瑞金。

中共紅軍主力部隊於1935年1月到達遵義後，召開遵義會議，至此確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8]。中共認為遵義會議「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之後過程紅軍主力部隊輾轉從四川到達陝西，因多次與中國國民黨部隊的衝突和缺水缺糧等因素損失大半兵力。其中較為知名的事件有「飛奪瀘定橋」，過雪山草地等。於1935年10月與陝甘根據地部隊會合，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會師，長征結束。此外中國共產黨根據地也因受國軍攻擊而有所受損。

國共再次合作

參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西安事變和陝甘寧邊區

1935年至1936年間，駐紮在陝西的紅軍部隊與國民政府部隊多次發生衝突。其中較為著名的有1936年2月紅軍以進入河北、熱河抗日為名，襲擊太原的閻錫山部隊，向地主搶糧，以解決缺糧問題^[9][10]。以及1935年開始東北軍和西北軍對共軍的攻勢。

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逐漸改變對日政策。1936年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之條件^[2]:4922。楊虎城，張學良二人發動政變，扣押蔣介石，是為西安事變。中共最初希望對其「交於人民公審」，但在共產國際的要求下，改為了「希望和平解決」^[4]。其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變的樞紐，中國共產黨借聯合抗日之名獲得喘息機會。

1937年2月，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共發出《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主張。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蔣介石於7月15日發表廬山聲明，事實上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地位。9月22日，中央通訊社公開發表並接受了中共的《共赴國難宣言》，第一次國共內戰正式結束，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

後續

中共軍隊改編

參見：八路軍和新四軍

國共合作開始後，中共軍隊開始逐漸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例如陝北的主力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南方的游擊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但事實上仍然直接聽從中共的控制。雖然中共與國民政府在軍隊調動上的矛盾時有激化，甚至發生例如皖南事變那樣的衝突，這一期間共產黨高級幹部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事件、國共軍隊擦槍走火事件頻發。但即便如此，抗日戰爭結束國共之間仍保持合作關係。同時中共借抗日的機會，在敵後戰場發動游擊戰，以及通過多種政策聯合民眾，至抗日戰爭結束時其屬下正規軍已壯大至61萬人，非正規軍66萬人，民兵260餘萬人，裝備主要依靠對日作戰繳獲，並建立了較大規模的根據地，共計擁有約9,000萬人口。

國共摩擦

主條目：國共摩擦

參考文獻

1. Christopher R. Lew; Edwin Pak-wah Leung.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Scarecrow Press. 2013-07-29: 6. ISBN 978-0-8108-7874-7.（英文）
2. 辭海編輯委員會 (編). 《辭海》（1989年版）.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ISBN 978-7-5326-0083-0.
3. 墨爾. 蔣介石的功過: 德使墨爾駐華回憶錄. 1994年.「史太林承認過去以共黨分子分化國民黨為錯誤之舉，唯有蔣介石才能牽制日本，須先嚴防日本侵犯中國而逼進蘇聯邊界。同時蘇聯消息報、真理報也公開支持蔣介石。」
4. 林添貴.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時報文化. 2010. ISBN 978-957-13-5173-5. OCLC 647851447.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金沖及主編 (編). 《毛澤東傳（第一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6. 陳布雷等編著. 《蔣介石先生年表》. 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1978-06-01.
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 (編).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緒編（三）.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1981.
8. 薛慶超. 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地位的主要依據. 《光明日報》. 2013-10-09 [2014-06-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4-06）.
9. 陳永發.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 《新史學》. 1990, 第一卷 (第四期): 41–117 [2013-08-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2-07）.
10. Chen Yung-Fa. The Blooming Poppy under the Red Sun: The Yan'an Way and the Opium Trade. Tony Saich; Hans J. Van de Ven (編).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M.E. Sharpe. 1995: 266–267. ISBN 9781563244285.

參見

• 國共關係
• 南昌起義
• 中國共產黨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