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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强制文化政策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剃髮易服或薙髮易服,乃指明末清初時期清朝統治者強令其統治下包括漢族及其它南方少數民族的男子改剃滿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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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髮易服」政策從清初的暴力鎮壓到康熙年間及其後時期的潛移默化,對後來中國的髮式及服飾有明顯影響[2]。中國自先秦時期傳承下來的漢服體系也因此出現斷代。
古代漢人十分重視髮式與衣冠服飾。《孝經》有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漢人成年之後,除了必要修剪,不可隨意剃髮,男女都把頭髮綰成髮髻盤在頭頂。漢族傳統的服飾形式有交領、右衽、盤扣、對襟、繫帶等特徵,日本、朝鮮、越南、琉球、蒙古的傳統服飾也有部分這些特徵。
在中國東北興起的滿洲人的風俗與漢人迥異,滿州人男性的傳統髮型是剃髮留辮,將頭髮編成一條長辮垂下,滿州人服飾以旗裝馬褂為主,特點有厂字交領、對襟、盤扣等特徵。紅頂子和箭袖等服飾特點與明末女真人對蒙古服飾的借鑑密切相關[3]。
1644年(崇禎十七年),闖王李自成率領大順兵攻陷北京,明崇禎帝上吊自殺。清朝在明朝將領吳三桂協助下入關,對佔領地區推行剃髮令,強迫漢人男子變換髮型為滿洲人髮型並穿着滿洲人服飾。因為髮式在古代漢文化中佔有重大意義,故引起不少漢人激烈反抗。
清兵入關之前,為了易於辨識順逆,便強迫被征服或投效的漢人剃髮易服,如1631年(明崇禎四年,後金天聰五年)皇太極在大凌河之役勝利時令「歸降將士等薙髮」[4]。1623年(明天啟三年,後金天命八年),即規定了官民帽頂制度;1632年(明崇禎五年,後金天聰六年),規定了服色制度。[5]1636年(後金崇德元年),皇太極明令:「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滿洲式樣[6]……有效他國衣冠、束髮、裹足者,重治其罪。」[7]滿人在天聰、崇德年間攻打朝鮮時,也曾要求朝鮮人剃髮易服。[8]較早投效滿清的漢臣如李永芳、孔有德、祖大壽、洪承疇等也都剃髮改裝。
1644年(順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清軍在山海關周遭系列戰鬥中打敗李自成大順軍,先前吳三桂突圍入多爾袞帳中求援時,已有令吳三桂麾下軍民薙髮以鑒。[9]即入關的第一天就下令剃頭。[10]
五月一日,攝政王多爾袞率兵過通州,知州投降,多爾袞「諭令薙髮」。[11]
五月初二,多爾袞進北京,要求「投誠官吏軍民皆着薙髮,衣冠悉遵本朝制度」[12],正式下達剃髮和易衣冠的法令。此後數日又多次頒佈命令,要求漢人薙髮易服作為效忠的標誌。
薙髮令引起一些漢人極大的反抗,如京東三河民眾就起事反對剃髮,甚至因此改變對清軍的態度轉而反抗清朝:「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或見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獨為此剃頭乎?」[13]多爾袞隨即在五月二十四日下令暫緩薙髮令。[14]迫使滿清統治者暫緩剃髮易服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天下未定,抵抗者眾多,南明政權仍在,故而暫時妥協。[15]明朝大臣史可法在回覆多爾袞的書信中也說:「且罷剃髮之令,示不忘本朝。」 [16]
強令官民剃髮的舉措引起漢人的普遍不滿,激起了漢人各階層人士的反對,導致了長期的政局不穩以至生靈塗炭。[17]為了保持髮飾,許多人因此反抗滿清,或者寧願一死[18]。不僅原先準備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轍,連已經歸附的州縣百姓也紛紛揭竿而起,樹幟反清,由此引起的反抗以至於大規模的武裝鬥爭幾乎遍及全國。[17]滿清對此進行了嚴厲的鎮壓。清兵在南方的鎮壓,多因剃髮而起。[19]清朝統治者當時亦指出:「乃剃頭一事,又適為奸民藉口,以至變故叢生。」[20]
1645年(順治二年)五月,清兵進軍江南,佔領弘光政權首都金陵,統治初步鞏固,多爾袞於五月二十九日重頒薙髮令。
六月初五日,多爾袞給江南前線總指揮多鐸下達指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髮,儻有不從,以軍法從事」[21]。要求在江南推行剃髮令。
六月十五日,通告全國軍民剃髮。下令各地限公文到達的十日內完成剃髮,違令者死。地方官員如果上奏反對,「殺無赦」。當時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口號流傳[18],在福建還流傳着「留髮不留人,留棺不留屋」的說法。有記載稱滿族將領令剃髮匠背着擔子在街上巡視,看見蓄髮髻的人就上去抓住強行剃髮,稍有抵抗,就當場殺掉,把頭懸掛在竿上示眾,所以後來的剃髮挑子後面都豎着一根竿子。[22]
六月多爾袞頒佈薙髮令時,對於漢人之衣冠服飾,也要求更換,但未嚴令實施期限,「許從容更易」。然而沒過多久,在七月初九日時,又下諭「官民既已剃髮,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於是衣冠之禁也與剃髮同樣嚴厲,有學者指出因為不改衣冠而遭屠戮者也同樣多。[23]然而由於抵制剃髮的鬥爭已經持續多年,加上強迫穿滿服這一命令的難以推行,以致後來在服飾和髮式上推行的清令更加不了了之,後期形成了以漢文化為主幹、以滿族代為接枝的混合型文化。甚至於辛亥革命年間在某些地區依然保留了明代式樣的服飾[24]。
在常熟,「清兵見未剃髮者便殺……名曰『捉剃頭』」。常熟人民組織鄉兵,推崇禎信陽州知州、弘光兵部郎中嚴栻為首領,保衛地方,抵抗清軍,並尊奉活動在崇明島的明義陽王朱朝墠,一直戰鬥到九月份才被清兵的屠戮鎮壓下去。[25]
因為薙髮令的頒佈,南直隸常州府江陰縣殺了縣令,起兵反清。告示曰:「豈意薙髮一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耆老,誓死不從。」江陰人民以「頭可斷、髮絕不可剃」的口號對抗清朝「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口號,由典史陳明遇、閻應元領導軍民抵抗,死守城池八十一日,殺死清兵數萬人,閻應元最後留下辭世詩:「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26]順治二年八月二十日,江陰城破,清兵大屠殺三日。
嘉定人民以「為我保此髮膚」的口號,抵抗清兵二十餘日。嘉定總兵吳志葵趁人民不滿時佔據縣城抗清,導致原本效忠於大順的李成棟下令屠城,為嘉定三屠「第一屠」之原因[18]。
剃髮令傳到金壇,抗令者三四百人聚會,清鎮江知府從別處運來拒不剃髮者的首級威脅民人,聲言「一人不剃髮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於是人民揭竿而起反抗,二十日後方被鎮壓。[27]
1645年(順治二年)七月,田仰指剃髮為名在通州如皋海門起兵,活動在蘇北和長江三角洲。
1645年(順治二年)十月,原任陝西河西道道尹孔聞謤(孔子後人)上書表示:孔子家族衣冠已經延續了三千年,希望能夠保持不變,免受剃髮易服。多爾袞回應,孔子是聖人中,最能順應時勢的人,像孔聞謤這樣違法,玷污了他祖先合乎時宜的中庸之道。姑且念在孔聞謤是孔子的後裔,不處死,但革去孔聞謤的官職,永不敘用。[29]
1648年(順治五年)金聲桓與李成棟以反對剃髮為理由之一而反清重投南明。然而一度效忠清朝其且實行剃髮令的李成棟在點兵時依然穿着「烏紗玉帶」,當時亦有人穿着「儒冠」觀賞李成棟點兵,而楊漣的長子「時雖剃髮,猶漢人衣冠,烏紗大帶,不改舊服」[30]。
1648年(順治五年),黃州府廣濟縣縣民胡俊甫因居住鄉村,患病臥床,一度沒有剃髮,被發現後,胡俊甫被殺,其鄰居被重責,當地知縣也受牽連獲罪。[31]
1653年(順治十年),京師逮捕了王玉、梁七子兩個因為扮演旦角而沒有剃髮的人,清廷因此下詔:「剃頭之令,不遵者斬,頒行已久,並無戲子准與留髮之例。今二犯敢於違禁,好生可惡。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內外通行傳飭,如有借前項戲子名色留髮者限文到十日內即行剃髮;若過限仍敢違禁,許諸人即為拿獲,在內送刑部審明處斬,在外送該管地方官奏請正法。如見者不行舉首,勿論官民從重治罪。」[32]
在城市,曾有儒生戴上方巾參加廟會,遭官吏拘捕和處死[33]。
1654年(順治十一年),針對「剃髮易服」引起社會矛盾、各地漢人抗爭此起彼伏的這種情況,時任大學士的陳名夏說:「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可太平」,後來陳名夏在南北黨爭中失勢,此話便成為其被處以絞刑的罪名之一[34]。
1673年(康熙十二年),有官員聘請一直穿着「寬博不時」的「寬衣博袖」(明朝服飾)以及終身沒有剃髮的學者李二曲去講學,李二曲一道拒絕道:「僕非官僚紳士,又非武弁營丁,窄衣小袖,素所弗便。寬衣博袖,乃庶人常服」[35]。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亦終身沒有剃髮,他晚年居住衡州的當地知府崔鳴鷟以至湖南巡撫鄭端亦沒有責罰他,直到他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年逾七十離世。
乾隆年間,洪大容來到中國,發現漢人看到朝鮮人的服飾說是像「戲子」和「和尚」,洪大容認為中國的漢人已經忘本了。[36]
道光二十九年,朝鮮使者李遇駿在廣寧遇見漢人蕭某,兩人之間有一次筆談,蕭某就乾脆一些了,「(李)問:『吾輩所着衣冠,於汝心以為何如?』(蕭)曰:『此本中國衣冠,吾雖不得已胡服,豈無歆羨之心耶?』既而顰蹙眉,隱然有傷感底意。李遇駿感歎「嗯!世變風移,今為二百餘年,而間巷之間猶有思漢之心,為之一嘆」」。有人問既有思漢心,為何漢人卻胡服?李遇駿說,這是因為清朝「變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嚴」。這是不得已,就連程、朱再世,在這個時代也不得不薙髮編辮,穿上滿清服裝。「遵時」和「從俗」的代價是壓抑歷史記憶,而這種歷史記憶的被壓抑,是因為漢人經歷過很慘烈、很漫長的血腥歲月 [37][38]。
清朝推行「剃髮易服」政策的原因有:
剃髮易服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清政府統治下的各族人民,除下列可免剃髮易服者外。此外,民間還有「十從十不從」的傳說,然而此說並未見於正式命令或明文規定。
不是所有民族都要變更髮型服飾,清政府對其他滿漢以外之民族用「因俗而治」的方式處理[42]:蒙古各部只有厄魯特不用[43];回部(維吾爾族)四品以上的伯克才要;藏族就只有藏軍需要[44]。朝鮮人最初也需剃髮,在朝鮮國成為屬國後,努爾哈赤為籠絡朝鮮人,下令其無庸剃髮[45]。滿清入關後,明朝降清大臣馮銓屢次上書,建議讓朝鮮全國也「一體剃頭」[46],不過最後沒有被接納。
民間流傳「十從十不從」(亦稱「十降十不降」)一說,「從」指服從滿人的規矩辦;「不從」指依舊按照明朝漢人的規矩辦,版本甚多,最常見的內容版本為:
漢滿婦女的髮式在清朝初期還保留着原有的樣式,並隨着相互之間的影響,令各自的髮式都有了明顯的變化,在「十從十不從」下,清代的漢族婦女依然可以穿着明代服裝,更影響了滿族婦女的審美觀[47]。
一般認為「十從十不從」是出於明降臣金之俊或洪承疇的建議而制定的政策,有學者指出雖未見有正式文書宣告,但在其後清代服飾審美文化現象形態中,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實[48][49]。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朝鮮使臣申忠一路過赫圖阿拉,在《建州紀程圖記》一書中詳載:「女真習俗都剃髮,只留腦後少許,上下二條結辮以垂。除上唇鬍鬚只留左右十餘根外,其餘都鑷去」。1644年,日本商人竹內藤因海難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韃靼漂流記》,載:「他們的人都剃頭,把頭頂上的頭髮留下來,分成三綹編成辮子。他們男子把唇上的鬍鬚留下來,把下面的剃掉。無論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樣。」[50]海外散人著《榕城紀聞》:「剃髮,只留一頂如錢大,作辮,謂之『金錢鼠尾』」。
順治四年,滸墅關民丁泉因為髮飾不如意的理由而被殺,他的家人、鄰居、當地官員也都受牽連獲罪。[51]當時的男子不得不「五天一打辮,十天一剃頭」[52]。
在乾隆年間出使中國的英國人馬戛爾尼對中國的髮辮亦有所描述,在其著作中寫道他所遇過的中國人都剃了髮,並留了有數英吋直徑大小、有如拉米伊式髮辮(Ramillies queue)和馬尾(horse hair)一樣烏黑且粗壯的辮子,當中甚至有長度接近一碼的[53]。
在早期的削髮案件中,剃頭是關鍵,但蓄辮子未成為滿人強制施行的目標,成了一個不太引起滿人關注的問題[54]。
清初宮廷畫師焦秉貞所繪的《康熙耕織圖》,圖中農民同樣皆露頂椎髻,並且依然穿着明代流行的衣着。晚年歸化為苗族的考古學家沈從文指出焦秉貞在製作《康熙耕織圖》時,在繪畫生產程序方面受南宋樓璹的《耕織圖》影響,但是在繪作農民及農家衣着時實多就江浙富庶區田家現實生活取材[55]。
2006年,在北京石景山玉泉路某施工現場挖掘出一具清代乾屍,屍體為清朝康熙時期的「中憲大夫黃拙吾」,後來經過專家從不同角度的考證得知,黃拙吾在清朝為官,明顯已剃髮易服,死後家人將髮辮挽成髮髻,依然保留漢族傳統髮式入葬,以示慰藉,其髮飾並非「金錢鼠尾」式[56]。此外,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帝的畫像都可以看到有明顯的鬢角。然而清朝官員畫像並沒有鬢角。
清廷在1652年確立官服的最終標準,見於《服色肩輿永例》。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由宮廷畫師焦秉貞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所繪四十六幅耕織圖,圖中婦女野老和平民工農的裝束,與明代無異。圖中農家男子雖將髮際線推高,但皆露頂椎髻,並沒有人結髮辮。此圖是清聖祖看過後才令刊刻[14][57]。此外,清初畫家王翬主持繪畫的《康熙萬壽圖》十二大卷、徐揚主持的《乾隆南巡圖》十六大卷,以及徐揚的《姑蘇繁華圖》,江南一帶平民服裝式樣,仍然保持晚明固有風格,這些古董文物被部份史學家認為是清代「官降民不降」之證物[57]。而在《康熙帝南巡圖卷》其中一幅繪畫出治理黃河時的場面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依然穿着漢式服裝的平民,以及穿着滿服的官員,而且沒有辮子。
清朝雖然改換了滿族服飾,但衣服所用材料和圖案則受到了漢人傳統文化之影響。滿族在關外的傳統服飾簡樸,材料也多用貂皮、東珠等關外土產,進關後則大量採用漢族的絲綢錦緞。清朝官服上的補子沿襲自明朝(不同於明朝,前方「補子」被分為兩半),慶典時王公大臣所穿蟒袍的圖案也承襲明朝而來。此外滿人服飾也從關外時期利於騎射狩獵的緊窄樣式,演變成與漢人服飾相近的較為寬鬆樣式。入關後的改變被認為是受到漢文化影響[14]。清朝始終未改服飾制度,被認為在漢人文化影響下,使原本滿人服飾瘦窄的風氣大為減少,這種現像被認為是文化融合使然[18]。
雍正帝尚未繼位時,已令畫家為自己繪製了多幅明朝服飾畫像,畫中不但自己身着類似漢服的服裝,其他人物也身着漢族傳統衣冠。繼位後亦是如此。如《十二月令圖》、《十二美人圖》、《胤禛行樂圖》、《雍正耕織圖》等。乾隆也曾多次詔令當時的畫家名手為他繪製明朝服飾畫像,如《清高宗秋景寫字圖》《喜晴圖》《松石流泉間閒圖》《觀畫圖》《行樂圖》《臨項聖謨雪景圖》。
清朝學者李顒一生堅持穿着「寬博不時」的「寬衣博袖」,雖形制未知,但從來未曾被問責[35]。德清李某之子,請人畫了一副自己身着清朝以前服飾的畫像,有人把畫像中的馬韁繩塗成黃色,然後誣告他僭越(明清時期臣僚使用黃色服飾屬於禁忌),官府克日就要提訊,某子到處賄賂,花費了數千兩銀方得無事[58]。
起兵反抗清朝統治者的起事者往往以「束髮復衣冠」號召人民響應。
1650年代後,鄭成功起兵抗清,清朝多次與明鄭政權和談,但從鄭成功以至鄭經,始終堅持:一、以朝鮮和琉球模式成為外藩。二、不剃髮,臣民保持明朝衣冠。此外每次談判,鄭方尚提出各種不同的其他條件,譬如鄭成功要求割三省之地,鄭經則要求「鄭氏世居台灣不登岸」等。然而剃頭問題始終是明鄭與滿清雙方關注的條件之一[14]。
1672年(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亂時,有說法稱吳三桂用束髮復衣冠相號召,所過郡縣俱令剪辮,頗受人們擁護,不到半年就佔據了半壁河山,亦有說法稱吳三桂等人叛明降清已為當時的漢族人民所不齒,加上在人民希望國家的統一和安定,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擁護,結果亦被清軍打敗。此後許多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偽稿案和馬朝柱起義等在內,都直接或間接與辮髮有關[59][60]。 1721年,台灣爆發朱一貴事件,朱一貴起兵反抗清朝統治,攻下臺灣府城(今臺南市),建國號大明,年號「永和」,且廢除滿服、長辮剪斷,恢復明朝時的服裝及傳統漢人的髮式。[61]朱一貴登基時頭戴通天冠,身穿黃龍袍,以玉帶圍之。但官員爵位封得太多,衣服一時準備不及,只好向戲班索取戲服代替,而仍然不足,出現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的景象。此外,林爽文事件和戴潮春事件中,起事者和附從者均有「留髮」現象。
1851年,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起事者回復蓄髮,並以此作為反對滿清王朝的旗標。太平天國在反「清妖」的檄文《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中宣稱清政府對漢人犯下種種殘暴罪行,並以一段文「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犬也。」表示剃髮使漢人變為禽犬。清朝官方則將太平軍稱之為「髮逆」、「長毛」。[62]
清亡之前出現了剪辮的芻議。率先剪辮的是海外華人及留學生。1898年1月(農曆除夕),新加坡華人組織華人剪辮會,並登報倡議集體剪辮,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和爭議。贊成剪辮的理由有:辮子不雅;辮髮一般不洗,會發臭;辮子容易絞到機器裏很危險;辮子像禽獸的尾巴;辮子像鐵鏈,等等。主張維新的康有為也向光緒帝建議過剪辮。留學生回國,便將剪辮的風氣帶回了國內,主要流行於新兵與學生中,但此種做法在當時仍然有「易服改元,革命排滿」之嫌,沒有更多的人敢於去冒這個風險。[63]有些留學生回國之後,甚至不得不裝上假辮子。[39][64]1905年北京警務省勅令天津警察署所屬憲兵悉「行斷髮改著洋服」,也擬定「派遣外國之委員,概行斷髮洋裝云云」[65],唯當時慈禧太后仍在世,在保守勢力反對下仍未全面實施。鑑於學界和軍界剪辮成風,各級政府多次下令禁止剪辮,然而令行而禁不止。[66]1907年5月6日,清中央政府首次下達禁止剪辮的嚴厲命令,經學部奏准,嚴禁學生、軍人剪辮,其中學生「一經查出,即當咨明學部,分別懲處」;軍人「如有不遵定製,改用他裝,以及剪去髮辮等事,無論官員、兵丁,均即斥革」。但形勢變了,此時清政府已經無力像清初那樣控制人民的髮型,[63]即使在清政府內部,也出現了贊同剪辮的一股勢力,如陸軍部尚書廕昌、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外務部尚書鄒嘉來、度支部尚書載澤、法部尚書戴鴻慈等均支持剪辮。1909年時任軍諮大臣的載濤(光緒之弟)更是提出:「非剪髮易服,不足振起全國之精神」。1910年10月資政院通過剪辮易服案[67]。1911年12月7日,清政府迫於革命四起,終降旨准自由剪髮[68],廣東更先此一步,官民爭相剪辮[69]。
1895年臺灣割讓,薙髮似乎未如纏足、鴉片一樣,受日本人嚴格取締,但一些臺灣人會主動剪去辮子,服裝也產生了變化,逐漸可見到滿式(旗袍)和日式(和服)混穿的組合。[70]。後來斷髮令趨嚴,引來部分思念清朝統治的臺灣仕紳及民眾的掙扎及反抗。[71]。例如詩人洪棄生,堅持衣髮如舊。原屬滿人的薙髮,反而成為洪認同漢文化的作法。後來日本警察強行剪髮,洪棄生留下「我生跼蹐何不辰,垂老乃為斷髮民,披髮欲向中華去,海天水黑波粼粼」、「長嘆無天可避秦,中華遠海總蒙塵,本為海島埋頭客,更變伊川披髮人。」等詩作。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革命軍所佔光復城鎮,已有要求軍民剪髮命令[72][73]。1912年,民國成立,宣統帝退位,清律廢除,大多數中國人剪去辮子,只有少數人仍堅持留辮,如保皇派張勳率辮軍、學者辜鴻銘等,以表示對清朝的效忠,也有一些民眾害怕剪辮會被官府斬首,不願剪辮。[39]總體而言,「髮辮之所由來,由於滿洲之入中原」,「髮辮之消除,亦與滿洲而俱盡」。[74]1912年3月5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於頒佈《大總統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滿虜竊國,易予冠裳,強行編髮之制,悉從腥羶之俗,當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執,從容就義;或遁入緇流,以終餘年,痛矣先民,慘遭荼毒,讀史至此,輒用傷懷!嗣是而後,習焉安之,騰笑五洲,恬不為怪……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翦除淨盡,有不遵者,違法論……」[75]。廢除服制禁令後,有民眾「頭戴方巾,身穿明代漢服,腰佩龍泉寶劍」以表支持革命者有之,亦有腦後垂辮以明「復辟」之心者有之。西服則在其中脫穎而出,成為當代中國人的普遍裝束。同時旗人袍服暫時走向沉寂。[76]不過遲至1916年,北京還有人留着辮子,內務部下令嚴行剪盡[77]。
民國元年7月,參議院公佈男女禮服,其中男子禮服大體有兩種,一種為西式服裝,另一種則是沿用長袍馬褂。8月頒佈《暫行祭祀冠服制》,恢復了祭服。[78]1914年8月,政事堂禮制館頒佈正式的《祭祀冠服制》。北伐之後,則規定為中山裝和長袍馬褂兩種。女子禮服類似,仍然沿用立領、對襟、盤扣等特徵。[79]
孫中山辭世以後,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十八年(1929年)公佈《服制條例》規定國家禮服,男子為藍袍黑褂,女子則分為藍長袍和藍衣黑裙兩式。當年政府採旗袍為禮服之理由是因俗制禮以及注重可行性。[80]1945年中華民國接管台灣以後,一方面國府發動「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政策,從語言、文字,服飾等進行去日本化。[81]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女性主動把嫁妝衣服修改成旗袍,來表達對中國的認同。[82]但此熱潮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便迅速沈寂,二二八事發期間曾發生穿旗袍者遭攻擊的現象。曾經有台灣知識份子以「中國受滿清奴化三百年之久,現在女人還穿着旗袍,何以滿清倒臺後,漢人能可當權呢?」一說,批評中國國民黨以台灣受到「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為藉口而欺壓台灣人,但類似異議於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沈息[83]。至民國九十二年(2003)《服制條例》正式廢止。[84]。
1949年以後,穿長袍、馬褂(海外的國學家如錢穆)和西服的人已經很少了,穿中山裝的人越來越多,以後更是形成穿中山裝的熱潮。
1966年開始的為期十年的「文革」期間,西服和旗袍被定為「四舊」。紡織品和服裝的生產也受到極左路綫的影響,很多受嶺南人們歡迎的服裝面料和服裝款式被指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四舊」的帽子,有些花色品種被批判為反動圖案。稍稍鮮艷一點的穿着,就被指責為「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85]
在中國大陸許多地區,對於男性理髮的用語至今仍經常稱之為剃頭。中國許多地區至今流傳着「正月剪頭死舅舅」的習俗,據傳與剃髮易服有關:「死舅」其實是「思舊」,思念舊國明朝;當時人民不願剃髮,思念故國,以此習俗作為抵抗滿清政策的一種形式。[86]
明朝末葉,中國發生大內戰,滿洲人利用那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用蠻族入侵羅馬帝國的同一種方式,突然襲來,佔領了北京。這是一陸肆肆年的事。中國人不甘心受外族的奴役,便向侵略者進行了最頑強的反抗。滿洲人為要強迫中國人屈服,便殘酷地屠殺了數百萬人民,其中有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青年與老人、婦女與兒童,焚燒了他們的住所,劫掠了他們的家室,並迫使他們採用滿洲人的服飾。據估計,有數萬人因不服從留髮辮的命令而被殺戮。幾經大規模流血與慘遭虐殺之後,中國人才終於屈服在滿清的統治之下。
在長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於薙髮令。對男子的理髮作規定,原來是中國的老傳統,明代即規定頭髮挽轡,以針插在腦後;滿洲人則將頭髮之前部及於腦頂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國男子一律照辦,限10天之內辦畢,如不照辦則是違抗天命。漢人越覺得薙髮為一種被奴辱的處置,而滿洲人執行命令的態度也越強硬,好像大帝國的出處全靠臣民遵命與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間全靠剃頭刀作主宰。一位翰林學士私下裏議論這政策,立即被判殺頭罪,只因他與皇室接近沾恩以絞死執行。究竟有多少人決定寧死不願在這命令之前屈服,無從什算,因為這薙髮的問題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為一體。
(其人為內翰林祕書院大學士兼署吏部尚書、纂修太宗實錄總裁官陳名夏。)
他亦表示:
從另一方面講,滿清人與華北漢人在容貌上很難區別,同時他們有心漢化。除了強迫執行外表上及儀禮上對新朝廷之臣服外,他們也不另外生事,構成種族間的軒輊。[87]
19世紀,西方用「豬尾巴」(pigtail)來稱呼中國人的辮子。「Pigtail」一詞在英文中原來並無貶義,但隨着中國形象日益下滑,本來就異於別國的辮子髮式逐漸成為西方人嘲弄、侮辱的對象。一些英美文人將「pigtail」拆開變為「pig's tail」。日本媒體也隨之用「豚尾」來特指中國辮子,更繼豐臣秀吉稱中國人為「髯虜」後[88],在江戶時代稱清朝人為「豚尾奴」,將辮子與「豚」(豬)相聯繫,視為野蠻、落後的象徵。[89]剃髮留辮被當作陋習,如在1895年馬關條約後處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薙髮與纏足、吸食鴉片並列為台灣三大陋習之一。[90]當時中國留洋的學生頗多因此受外國人侮辱者,這也成為清末興起剪辮風潮的誘因。
然而,在清朝的朝鮮使臣拋開了「華夷之辨」的心態,對清朝社會以至整體作出了如此評論:
「朝鮮朝北學派人士通過細心觀察,認識到清朝統治下的中國與他們所想像的在"夷狄"統治下的國家完全不同,滿朝的經濟繁榮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且不由得滋生出許多感慨,也讓他們重新審視起朝鮮國內對待中國的一些負面印象,從而在遊記中盡量客觀地描述出中國強大、繁榮、文明的理想形象,在客觀上肯定了滿族人對中國的統治。」[92]
《中華文明史話》一書中指出:
幕府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時,開始與清朝進行文化交流。他與他以後的幾代幕府將軍都十分尊重中國,稱其為「上國」,稱康熙為「上國聖人」。[94]
這些中國教士的壓抑心理:他們現在的身份使他們不能留長髮。但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必須在腦後留一條辮子,這是滿人的規定,違者有死罪。只有李長得像歐洲人,因而他可以不遵守這條可怕的規矩。[96]
巴羅認為滿人的做法堪稱政治上的傑作,這對一個半開化的民族來說是難能可貴的。為樹立起自己的影響,他們採取了十分靈活的實用主義態度。被漢人召來鎮壓一場造反運動的滿人把自己的頭頭推上了空缺的皇位。他們採用了中央帝國和天朝的官僚體制的模式。奇怪的是他們僅限於強迫別人留他們那令人屈辱的髮式:頭剃光但留一條辮子——後來漢人把辮子塞在帽內,並一有造反行動就把它剪掉。
今天我們知道這些說法全是錯的。滿清初期,他們表現得非常兇殘。建國後的最初幾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殺。強迫留辮子引起了騷亂,結果都被鎮壓在血泊之中。當我們這些旅行者企圖概括或探測未來時,他們的觀點並非總是正確的。與他們的看法相反,最初滿人表現得十分野蠻,慢慢地漢文化才佔了上風。[97]
1911年10月10日,幾乎純屬偶然,一個密謀在漢口的法國租界得逞了。駐軍投向起義者,革命迅速地蔓延開來。漢人把滿人從1644年以來強迫他們蓄留的辮子剪了下來,作為解放的象徵。[98]
為了徹底消滅愛國情緒,滿洲人強迫被征服的中國人(漢人)剃去他們從古以來就作為珍愛裝飾的長髮,強迫他們垂辨,並採用韃靼服裝,違者處死。據說,寧死不肯忍受這種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萬萬。變更民族裝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顯最能壓制人的;這無疑是粉碎中國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頭顱。
太平軍和滿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國人(漢人)之間最突出的,最使外國人注意的對照,就是他們的外貌及裝飾的截然不同。中國人(漢人)向來被認為是面目愚蠢、裝飾惡劣的民族;而使面容變醜的剃髮不能不說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常去訪問附近的村莊,以調查村民對太平天國的統治有什麼感想。我很高興見到他們在各方面都十分滿意,尤其使我感動的是他們都樂於留髮,這是太平和自由的標記,跟滿洲人及其強加在漢人身上的剃頭蓄辯的奴隸標記恰成對照。
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們一樣,只是頭上留着長長的辮子。他們玩欖球的時候,會把辮子藏在襯衣裏,或盤在頭上;如果辮子鬆了,那可是給對手一個太強的誘惑。我們玩的所有的遊戲對他們來說都是陌生的;但他們很快就成了棒球、欖球、冰球的好手,在花樣滑冰場上技術更是超群。當自行車剛剛出現的時候,學校第一個買它的是曾(吳仰曾)。我現在彷彿還可以看到,他騎着這奇怪的傢伙在避難山路上走[100]。
吐蕃佔領唐隴西、河西諸地,亦強令當地漢族百姓依吐蕃風習辮髮易俗,只每年正旦可穿着唐服祭拜先祖。西夏景宗元昊自認拓跋鮮卑後裔,下禿髮令,禁漢人風俗結髮。「三日不從,許眾共殺之。於是民爭先禿髮、耳垂環以異之。」[101]
女真族也曾經推行過剃髮易服政策。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太宗天會七年),當時的金太宗就下過命令:「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當時小民有穿着犢鼻褲(一種短褲)的,也被指責為身着前朝漢服而處斬[102],後因為漢人抵抗而放棄此政策。
明朝曾在15世紀前期佔領安南(今越南北部與中部),安南人在明朝的統治下被迫「留髮易服」,明政府下令當地男女不得剪髮,強迫安南人改留漢式髮型、漢式服飾,並且要按明朝的禮俗拜祭,搶走和消毀大量古籍,意圖同化安南人[103]。後來安南人黎利起兵趕走明朝,恢復獨立,建立後黎朝。後黎朝曾要求留在安南境內的明朝人剃髮易服[104]。
明朝對征剿過後倖存的都掌人被迫更名易服:「凡新拘留被擄民婦,各蒙親屬認領還家。至於降蠻老幼婦女數千餘人,各變姓名,易冠服,配去遠方衛所安置。於是九絲一空,都蠻盡平」[105],以及更改有都掌特色的地名,消除都掌文化:「各寨舊名多惡,宜更換以新耳目。權將九絲城呼為平蠻城,凌霄城為拱極城,印靶山為文印山,吊猴山為降蠻山,雞冠嶺為金雞嶺,內官寨為武寧山,都都寨為都守寨」[106]。
民國政府時代亦發生過貴州省黎平縣在某些少數民族地區下令少數民族四十歲以下婦女須改穿漢人服飾並建議採用漢人髮型,以及推行漢語的政策[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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