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西·胡安·塔布拉達·阿庫尼亞（西班牙語：José Juan Tablada Acuña；1871年4月3日—1945年8月2日），墨西哥外交官、詩人、藝術評論家及翻譯家。生於墨西哥城，曾以外交官身份旅居世界各國。在文學領域，塔布拉達深受東方文化影響，擅長於圖象詩，並將俳句融入其文學作品，對唐詩亦有所研究，是墨西哥現代詩歌、拉丁美洲先鋒派文學的先驅，也是有文字記錄以來最早以西班牙語創作俳句的詩人。
生平
塔布拉達於1871年出生於墨西哥城，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其父母分別是何西·德阿吉拉爾-塔布拉達（José de Aguilar y Tablada）與瑪麗安娜·阿庫尼亞-奧蘇娜·德塔布拉達（Mariana Acuña y Osuna de Tablada）[1]:1，早年在父母位於特拉斯卡拉州的莊園度過，也曾住在墨西哥城附近的奧通巴。一次前往馬薩特蘭旅行時，他遇到商人們載着中國的商品走在路上，而這也成為他日後理解學習東方文化的先兆[2]:9-10。塔布拉達從小喜愛繪畫，曾在查普爾特佩克城堡的軍事學校就讀，期間結識了日後成為畫家的胡利奧·魯埃拉斯，兩人志同道合，離開軍校後，他進入國立預科學校學習繪畫，而在離開國立學校後，他進入鐵路公司擔任會計。1890年，19歲的塔布拉達開始在《環球報》（El Universal）上發表自己創作的詩歌[2]:10[3]，此後他開始使用化名在各報社雜誌投稿，其中也不乏以東方文化為主題的詩作，亦幫助報社翻譯了一些法文作品。1894年，他又在《藍色》雜誌上發表了自己的詩歌《縞瑪瑙》（Ónix），這篇詩歌也令他聲名大噪，但也頗受爭議[2]:10-11[4]:76。1899年，塔布拉達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選集《花環》（El florilegio），其中不乏自己對墨西哥民間傳說的興趣，以及他對異國情調的推崇，此前他以東方文化為主題並發表於報紙上的作品皆載入其中[2]:10-12。
因為渴望旅行和了解日本文化，塔布拉達於1900年5月離開墨西哥，經過美國三藩市遠渡重洋前往日本，直到當年12月返美，為此，他還向一位日僑友人學習了柔術以及基礎的日文[5]。而來到日本以後，他廣泛學習了和歌、俳句、短歌及浮世繪，在日本的這段經歷對他的文學創作風格以及其對世界、美學的認知產生了重大轉變，塔布拉達也開始嘗試將俳句移植到西班牙語文壇，在墨西哥推廣日本文化[6]。
回到墨西哥後，塔布拉達隨即於1903年與埃萬赫莉娜·謝拉（Evangelina Sierra）結婚，婚後，塔布拉達跟隨其妻擔任政府公共教育部長的伯父胡斯托一起從事教育工作，在此期間，他重新出版了自己的《花環》詩集，並加入了他赴日旅行期間翻譯的日本文學作品。1905年，塔布拉達辭去公職，定居科約阿坎，並在家中仿照日本建造了一座日式庭園，其中建有一座鳥居、一處養着錦鯉的池塘、一座形似富士山的土丘、一條展示歌川廣重版畫的畫廊。他本人亦穿上袈裟進行佛教儀式，鑽研日本文化，並四處收集藝術品[2]:12[7]:306。
1906年，塔布拉達成為墨西哥一家國立博物館的考古學研究員。翌年，他重新進入公共教育部任職，其政治立場趨於保守，支持考迪羅波菲里奧·迪亞斯以及軍人維多利亞諾·韋爾塔的統治，而反對法蘭西斯科·馬德羅等人領導的革命[2]:13-14。在馬德羅推翻迪亞斯時，塔布拉達前往巴黎研究歐洲檔案保管系統，在此期間，熟悉法文的塔布拉達透過法國學者的著作，對日本藝術有了更深入的理解[8]:177-178；1914年，韋爾塔被科阿韋拉州州長貝努斯蒂亞諾·卡蘭薩推翻後，塔布拉達也被迫流亡美國紐約，其住家亦被革命者埃米利亞諾·薩帕塔的部隊焚毀[9]:119[10]，而在流亡前夕，他還出版了一本介紹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的專著《歌川廣重：雪、雨、夜、月的畫家》（Hiroshigué: el pinto de la nieve, de la lluvia, de la noche y de la luna），由於生性風流，他與謝拉的婚姻也陷入危機，兩人最終分居[2]:14[7]:305-306。前往紐約後，他隨即與古巴蔗糖種植園主之女妮娜·卡夫雷拉（Nina Cabrera）結婚，並在不久回到墨西哥並與卡蘭薩達成和解，隨即獲任命為駐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的外交官[3][11]:198。1918年，塔布拉達出版了詩集《在日月下》（Al sol y bajo la luna），詩風開始變得簡潔凝練，1919年與1920年，他在委內瑞拉分別出版了以俳句體創作的詩集《一天》（Un día... Poemas Sintéticos）以及融入唐詩的圖象詩作品集《〈李白〉及其他詩歌》（Li-Po y otros poemas），由現代主義轉向前衛，受到他的影響，當時的拉丁美洲亦有不少文人效法他創作了自己的俳句[12]:43。
1920年，塔布拉達離開委內瑞拉，前往紐約擔任記者，此後他在當地居住了15年。在此期間，他的注意力轉向墨西哥歷史及民俗文化，開了拉丁書店（Librería de los Latinos），試圖在美國推廣西語文學，但不到一年就被迫清算歇業[13]。塔布拉達還投身於研究墨西哥藝術發展的歷史，先後發行了《墨西哥藝術史》（Historia del arte en México）[14]:157，詩集《集市：墨西哥詩文》（La feria: poemas mexicanos），其本人亦與迪亞高·里韋拉、何西·克萊門特·奧羅斯科、米格爾·科瓦盧比亞斯等墨西哥現代主義藝術家交好，支持他們的創作[2]:9-51[15]，他也當選了墨西哥語言學院通訊院士。1936年，塔布拉達回到墨西哥，隨即出版了回憶錄《生命的市集》（La feria de la vida）[16]，亦曾在1938年擔任英文雜誌《墨西哥藝術與生活》（Mexican Art and Life）主編[17]，後因健康欠佳離開了墨西哥城，遷居庫埃納瓦卡。1941年，他獲選為墨西哥語言學院終身院士[18]。1945年，年逾古稀的塔布拉達再次獲政府任命前往美國，擔任駐紐約副領事，但旋即於當年8月2日因心臟病逝世[3]。墨西哥學院將他的遺體運回墨西哥城，並埋葬於市區名人環形公墓[19]。
文學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墨西哥文學深受現代主義影響，塔布拉達早年也追隨現代主義潮流，其詩歌的象徵主義色彩明顯，具有反叛精神、頹廢色彩，他這一階段的代表性詩歌有引發批評的《黑色彌撒》（Misa negra）[20]與《縞瑪瑙》[2]:10-11；亦受到東方文化影響，對中國、日本心馳神往[21]，其本人亦曾遠赴日本，近距離接觸、理解了日本文化，對俳句、短歌等皆有研究。俳句簡短但獨特的意象最終改變了塔布拉達的詩作風格，其詩歌也逐漸擺脫了精美形式、豐富形象以及憂傷情調的束縛，而詩集《一天》的出版也標誌着其詩風由現代主義轉向前衛[22][23]。同時，塔布拉達擅長繪畫，亦愛好觀賞、研究浮世繪作品，並認為詩歌與繪畫兩種藝術形式可以互補，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於1920年出版的《〈李白〉及其他詩歌》上。學者威拉德·博恩（Willard Bohn）亦指出塔布拉達的「圖配詩」、「圖詩互釋」受到了紀堯姆·阿波利奈爾圖象詩的影響，但塔布拉達本人則否認有受此影響[2]:30[11]:191-192。而20世紀初墨西哥動盪不安的時局則對塔布拉達後期的作品影響較大，在1920年離開委內瑞拉前往美國定居後，他的注意力轉向了墨西哥在地歷史及民俗文化，作品亦關注政治與社會現實，兼具前衛及本土色彩[24]:100。不過塔布拉達並不認為自己屬於任何文學流派，並標榜自己是「無門派」的詩人[25]:149-150。
相對於同時期的魯本·達里歐、胡利安·德爾卡薩爾等將東方元素裝飾性地運用在作品中的現代主義詩人，曾近距離接觸過日本文化的塔布拉達及其詩歌的東方主義也更加地直接、真實[26]，他在日本的學習經歷以及其本人對俳句的理解深刻地影響了詩作。早在橫濱、鎌倉遊歷期間，塔布拉達就曾將短歌翻譯成西班牙語，並仿照俳句形式以西班牙語寫成詩歌，他也因此成為有文字記錄以來最早以非日文的語言創作俳句的詩人，而在後世學者視為其過渡之作的《在日月下》中的詩篇即繼承了俳句的極簡風格，但也貼近現實生活，具有一定的當代感[2]:13,17-23。1919年出版的《一天》則是塔布拉達的第一部俳句詩集，他也藉此詩集向自己推崇的松尾芭蕉、加賀千代女等俳人致敬，全書由37首俳句組成，並按照一天中早晨、下午、黃昏和夜晚的順序排列，多以鳥獸、昆蟲、花木、自然世界為題材，並透過比喻表現被修飾物的特徵，具有與日本迥異的異域情調[2]:36-37[27]，詩中也不乏竹、青蛙、月、蒼鷺等日本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意象，但並未像日本俳句一樣遵循「五、七、五」的特定格式[28]:77-79，這部作品也開啟了墨西哥的前衛藝術，並將俳句引入了西語文壇，而塔布拉達的第二本俳句詩集，同時也是《一天》姐妹篇的《花罐》（El jarro de flores）的內容則淡化了傳統俳句中對立元素的衝突，顯得更加從容自在[2]:18-20，卻又更加內省和悲傷[29]。
塔布拉達對日本文化的好感，也令其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李白〉及其他詩歌》是他的代表作，參照了法國漢學家朱迪特·葛替耶爾翻譯的唐詩集《白玉詩書》（Le livre de jade），詩人在書中介紹了李白的生平，在詩歌作品中，有3首詩歌為對法文譯作的直譯，而其他作品則是參照譯作並結合本人理念的再創作[25]:148-150[30]:100-101，以及作者自身的原創作品[31]，進一步支撐了塔布拉達自己的詩風[25]:149。而其中的原創作品《夏灣拿的回憶》（Impresión de La Habana）、《我住的那條街》（La calle donde vivo）則具有圖象詩立體主義及未來主義傾向，對於建築物等立體形象的刻畫生動，字句排版亦令詩歌形似風景畫，兼具可讀性及作為藝術品的欣賞價值[2]:34-35[11]:195-199。《集市：墨西哥詩文》則是塔布拉達創作生涯後期的代表作，細緻描繪了墨西哥民眾的日常生活，同時將剪紙、繪畫藝術與詩歌相結合，具有濃郁的墨西哥本土色彩[27]。
塔布拉達對浮世繪饒有興趣，他熱衷於收藏、研究浮世繪作品，也對浮世繪畫家有獨特的見解。在同時代的學者、藝術評論家多聚焦在葛飾北齋、喜多川歌麿等浮世繪畫家的時候，塔布拉達卻獨好歌川廣重，並認為他「純潔而冷靜，像工匠一樣睿智，又像詩人一樣純粹樸素」，1914年，他還出版了《歌川廣重：雪、雨、夜、月的畫家》[32]，向西班牙語世界介紹了這位浮世繪畫家的生平，日本學者田邊厚子還認為塔布拉達也透過歌川廣重繪畫作品中對自然與人類的熱愛、對所繪事物細微之處的關心、幽默等特點，以及繪畫本身與詩歌的結合學到了俳諧的精神，進而反過來影響了自己的詩歌創作[8]:192；1920年代起，塔布拉達開始研究墨西哥的藝術發展道路，並在1927年發行了《墨西哥藝術史》，在此書中，塔布拉達肯定了以瑪雅、阿茲特克為代表的前西班牙藝術在墨西哥藝術史上的地位，並認為這些藝術成就奠定了墨西哥近當代藝術的基礎，而墨西哥在藝術上也不應該仰賴外國[33]。在法國期間，塔布拉達還出版了報導文集《巴黎的日日夜夜》（Los días y las noches de París）[2]:17。塔布拉達還對食用菌有所研究，生前曾著有《墨西哥的食用菌》（Hongos mexicanos comestibles），匯集了生長於墨西哥的可食用真菌，但並未對外出版，直到1983年才由後世學者整理出版[2]:43[34]。
影響與評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35]以及部分學者對何西·胡安·塔布拉達評價較高，認為他的譯作以及通過唐詩再創作的文學作品令中國古典詩歌在西語文學界產生了積極影響，為中國與拉丁美洲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31]，其中，學者黑宇宇亦認為其作品為更多的中國古典詩歌傳入西語世界拉開了序幕[36]。塔布拉達翻譯俳句、傳播日本文化的做法也得到了日本官方的肯定，日本政府還在1914年向塔布拉達授予了勲四等瑞寶章，以示嘉獎[37]。
在家鄉墨西哥，受到其引入俳句的啟發，何西·魯本·羅米路等一批作家也開始效法他創作俳句，但相較於塔布拉達，這些作家對東方文化的理解流於膚淺，他們的作品也多充斥着西方的修辭手法[38]，而墨西哥第一位諾獎得主奧克塔維奧·帕斯則極為推崇塔布拉達，從其詩歌中找到了創作靈感，亦將日本俳句的詩意與墨西哥在地文化相結合，繼承、改良了他的詩風[39][40]。墨西哥學者列卡度·梅爾加-鮑及智利學者艾杜亞度·德維斯-巴爾加斯（Eduardo Devés-Valdés）則認為塔布拉達介紹、發展日本文化的做法有助於拉丁美洲接納亞洲思想，為豐富拉美思想界作出了貢獻，是值得紀念的[41][42]。因塔布拉達詩歌作品具有實驗性，風格飄忽不定，與其同時代的一些出版業者、文學評論家對其評價較差，甚至不願意出版他的作品[43]:438。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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