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阿加德·華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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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阿加德·華萊士（英語：Henry Agard Wallace，1888年10月7日—1965年11月18日），美國政治家，曾任美國農業部部長、副總統、美國商務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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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萊士是1921年至1924年擔任美國農業部長的亨利·C·華萊士的長子，1888年出生在艾奧瓦州農村。1910年從艾奧瓦州立大學畢業後，他擔任家族農場雜誌《華萊士農民》的作家和編輯。他還創立了Hi-Bred玉米公司，這是一家非常成功的雜交玉米公司。華萊士對統計學和經濟學等廣泛的學科表現出了求知慾，並探索了包括神智學在內的各種宗教和精神運動。1924年父親去世後，華萊士離開了共和黨；他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中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
1933年至1940年，華萊士擔任羅斯福的農業部長。他大力支持新政，並主持了聯邦農業政策的重大轉變，實施了旨在減少農業盈餘和改善農村貧困的措施。羅斯福克服了民主黨保守派領導人的強烈反對，在1940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名華萊士為副總統。羅斯福-華萊士贏得了1940年的總統選舉。在194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保守派領導人擊敗了華萊士的連任申請，將密蘇里州參議員哈里·S·杜魯門列入民主黨候選人名單。1945年初，羅斯福任命華萊士為商務部長。
羅斯福於1945年4月去世，杜魯門繼任總統。華萊士繼續擔任商務部長，直到1946年9月，他因發表演講敦促對蘇聯採取和解政策而被杜魯門解僱。[1]華萊士和他的支持者隨後成立了全國性的進步黨，並發起了第三方總統競選。進步綱領呼籲對蘇聯採取和解政策，廢除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種族和性別平等，國家醫療保險計劃以及其他左翼政策。隨後，有人指責華萊士受共產主義影響，華萊士與有爭議的通神論者尼古拉斯·洛里奇的關係破壞了他的競選活動；他只獲得了2.4%的選票。1950年，華萊士在韓戰中與進步黨決裂，並在1952年的一篇文章中稱蘇聯「完全邪惡」。他將注意力轉向農業創新，成為一名非常成功的商人。在1965年死於肌萎縮側索硬化症（ALS）之前，他專門從事雜交種子玉米和改良雞的開發和銷售。
早年生活
亨利·阿加德·華萊士於1888年10月7日出生在艾奧瓦州奧里恩特附近的一個農場，父母是亨利·坎特威爾·華萊士和他的妻子凱莉·梅·布羅德海德。華萊士有兩個弟弟和三個妹妹。他的祖父「亨利大叔」華萊士是艾奧瓦州亞代爾縣著名的土地所有者、報紙編輯、共和黨活動家和社會福音倡導者。「亨利大叔」的父親約翰·華萊士是一名來自愛爾蘭倫敦德里郡基爾雷村的阿爾斯特蘇格蘭移民，於1823年抵達費城。梅（姓布羅德海德）出生在紐約市，但在父母去世後，由艾奧瓦州馬斯卡廷的一位阿姨撫養長大。[2]:9-10
華萊士一家於1892年搬到了艾奧瓦州的埃姆斯，1896年搬到了艾奧瓦州的德梅因。1894年，華萊士家創辦了一份農業報刊《華萊士農民報》。它變得非常成功，使這個家庭變得富有，在政治上有影響力。[2]:21-22華萊士從小就對農業和植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他的父親是艾奧瓦州立農業學院的乳製品教授，邀請他的學生、非裔美國植物學家喬治·華盛頓·卡弗和他們一起住在華萊士的家裏，因為卡弗因種族原因被禁止在大學住宿。為了表達感激之情，卡弗把年輕的亨利·華萊士帶到了自己的身邊，放學後給他上植物學和植物育種課。[2]:13-14華萊士對艾奧瓦州的主要作物玉米特別感興趣。1904年，他設計了一項實驗，推翻了農學家佩里·格里利·霍爾登的說法，即最美觀的玉米會產生最大的產量。[2]:26-29華萊士於1906年畢業於西部高中，同年晚些時候進入艾奧瓦州立大學，主修畜牧業。他加入了鷹眼俱樂部，這是一個兄弟組織，他把大部分空閒時間都花在了繼續研究玉米上。[2]:29-34他還組織了一個政治俱樂部來支持美國林業局局長、進步共和黨人吉福德·平肖。[2]:37
編輯和農民
1910年大學畢業後，華萊士成為《華萊士農民》的全職作家和編輯。他對在農業中使用數學和經濟學非常感興趣，並學習了微積分，作為了解生豬價格的一部分。[2]:37-39他還與統計學家先驅喬治·W·斯內德克就相關性和回歸的計算方法寫了一篇有影響力的文章。1916年祖父去世後，華萊士和他父親成為了《華萊士的農民》的聯合編輯。[2]:42-441921年，華萊士在父親接受禾倫·G·哈定總統的農業部長任命後，擔任了該雜誌的領導。[2]:53-551932年大蕭條期間，他的叔叔失去了雜誌的所有權，華萊士於1933年停止擔任編輯。[2]:92-93,110
1914年，華萊士和他的妻子伊洛·布朗在艾奧瓦州約翰斯頓附近購買了一個農場；他們最初試圖將玉米生產與奶牛養殖相結合，但後來將全部注意力轉向了玉米。[2]:40-41受愛德華·默里·伊斯特的影響，華萊士專注於生產雜交玉米，開發了一種名為銅十字的品種。1923年，他達成了第一份雜交種子生產合同，同意授予艾奧瓦州種子公司種植和銷售銅十字玉米的獨家權利。[2]:67-701926年，華萊士與他人共同創立了Hi-Bred玉米公司，開發和生產雜交玉米。它最初只獲得了微薄的利潤，但最終取得了巨大的財務成功。[2]:82-83
早期政治活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華萊士和他的父親幫助美國食品管理局（USFA）制定了增加生豬產量的政策。[2]:46-48 在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夏拔·胡佛放棄華萊士夫婦支持的養豬政策後，老華萊士在1920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加入拒絕胡佛總統提名的行列。作為對胡佛的回應，年輕的華萊士出版了《農產品價格》，他在書中主張政府控制農產品價格的政策。[2]:50-52他還警告農民，戰後農產品價格即將暴跌。華萊士的預測被證明是準確的：農場危機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玉米價格從1918年的每蒲式耳1.68美元下跌到1921年的每蒲式耳0.42美元，這反映了農產品價格的廣泛下跌。[2]:52-53華萊士提出了各種補救措施來應對農業危機，他認為這主要源於生產過剩。他提出的政策之一是「永遠正常的糧倉」：政府在農產品價格低的時候購買和儲存農業剩餘產品，在價格高的時候出售。[2]:56-59
華萊士夫婦都支持《麥克納里-豪根農場救濟法案》，該法案要求聯邦政府在國外市場銷售和出口農業盈餘。該法案之所以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卡雲·古列茲總統和商務部長胡佛的反對。1923年哈定去世後，古列茲成為總統，[2]:62-63老華萊士繼續擔任農業部長，但於1924年10月去世，享年58歲。他的兒子亨利總是將父親的早逝歸咎於胡佛，因為他們在麥克納里-豪根法案等問題上進行了巨大的政策鬥爭，胡佛堅持對商業採取不干涉的「自由放任」態度，華萊士則推動政府更積極的干預措施來幫助農民。在1924年11月的總統選舉中，華萊士投票支持進步黨候選人羅伯特·拉福萊特。[2]:64-65部分由於華萊士的持續遊說，儘管胡佛強烈反對，國會還是在1927年和1928年通過了麥克納里-豪根法案，但古列茲兩次都否決了該法案。[2]:84-85華萊士對1928年總統選舉中的兩位主要政黨候選人都不滿意，他主張成立一個新黨，團結民主黨西部和南部分支的利益，反對其東部分支，但並沒有將這一想法推進到概念階段之外。[3]在秋季總統選舉前夕，華萊士試圖說服伊利諾伊州州長弗蘭克·洛登競選總統。他最終支持民主黨候選人阿爾·史密斯，但胡佛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2]:86-87在胡佛執政期間，大蕭條的爆發摧毀了艾奧瓦州的農民，從1929年到1932年，農場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2]:99-100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中，華萊士為民主黨候選人富蘭克林·D·羅斯福競選，他支持華萊士和經濟學家M·L·威爾遜的農業政策。雖然他的家族傳統上是共和黨人，但華萊士逐漸支持民主黨，並於1936年成為註冊民主黨人。[2]:102-104
農業部長
羅斯福贏得1932年總統大選後，任命華萊士為農業部長。[2]:105-107儘管華萊士過去與共和黨有聯繫，但他強烈支持羅斯福和他的新政計劃，並於1936年成為民主黨的註冊成員。[4]:457上任後，華萊士任命羅斯福重要顧問「智囊團」成員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為他的副秘書。儘管羅斯福最初主要關註解決銀行業危機，但華萊士和特格韋爾說服他，有必要迅速通過重大的農業改革。[2]:113-114羅斯福、華萊士和眾議院農業委員會主席約翰·馬爾溫·瓊斯圍繞《農業調整法》召集國會支持，該法案成立了農業調整管理局（AAA）。[2]:115-119AAA的目標是通過使用「國內分配」系統來設定農產品的總產量，從而通過人為稀缺來提高商品價格。它向土地所有者支付補貼，讓他們的一些土地閒置。[5]新政的前三年，隨着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農場收入大幅增加。[6]《農業調整法》通過後，農業成為聯邦政府最大的部門。[2]:120-122
最高法院在1936年的美國訴巴特勒案中推翻了《農業調整法》。華萊士強烈反對法院認為農業是「純粹的地方活動」，因此不能由聯邦政府監管的觀點，他說：「如果農業真的像最高法院所說的那樣在1936年是地方事務，那麼美國一半的人很快就會挨餓。」[2]:157-160他很快提出了一項新的農業計劃，旨在滿足最高法院的反對意見；根據新計劃，聯邦政府將與農民達成租賃協議，種植綠肥，而不是玉米和小麥等作物。在最高法院裁定美國訴巴特勒案不到兩個月後，羅斯福簽署了《1936年水土保持和國內分配法案》，使其成為法律。[2]:160-161在1936年的總統選舉中，華萊士是羅斯福競選活動中的重要代理人。[2]:163-167
1935年，華萊士解僱了總法律顧問傑羅姆·弗蘭克和其他一些農業部官員，他們試圖通過重新解釋《農業調整法》來幫助南方的佃農。[2]:154-1571936年末，他在南方之行中更加致力於幫助佃農和其他貧困農民群體，之後他寫道：「我從未見過歐洲農民的貧困如此悲慘，就像大棉花州在這個有利的棉花年一樣。」他幫助領導了1937年《班克黑德-瓊斯農場租戶法案》的通過，該法案授權聯邦政府向租戶農民發放貸款，以便他們購買土地和設備。該法還設立了農業部下屬的農場安全管理局，負責改善農村貧困狀況。[2]:169-171他還在新政的重大成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些成功最終在其他內閣部門取得，例如在1935年頒佈社會保障法案的委員會（由勞工部長弗朗西絲·珀金斯擔任主席的經濟安全委員會）任職，以及在1933年至1941年間設計平民保護團的跨部門委員會任職，該保護團在自然資源保護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創造了數百萬個公共工作崗位，由勞工部、內政部和陸軍聯合管理。
羅斯福1937年司法程序改革法案（「法院打包計劃」）的失敗、1937-1938年經濟衰退的開始以及約翰·盧埃林·劉易斯領導的一波罷工嚴重損害了羅斯福政府在1936年後通過重大立法的能力。[2]:174-176儘管如此，華萊士還是幫助領導了1938年《農業調整法案》的通過，該法案實施了華萊士一貫的糧倉計劃。[2]:178-1791932年至1940年間，農業部的員工人數從4萬人和2.8億美元的年度預算增加到14.6萬人和15億美元的年預算。[2]:237
1938年選舉中的共和黨浪潮有效地結束了新政立法計劃，羅斯福政府越來越關注外交政策。[2]:185-186與許多中西部進步人士不同，華萊士支持國際主義政策，如國務卿科德爾·赫爾降低關稅的努力。[2]:191-192他與羅斯福一起抨擊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的侵略行動，並在一次演講中嘲笑納粹優生學是「危險的胡言亂語」。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華萊士支持羅斯福的軍事集結計劃，並預見到與德國的敵對行動，推動了合成橡膠計劃和與拉丁美洲國家建立更密切的貿易關係等舉措。[2]:206-207
副總統
由於羅斯福在第二任期內拒絕承諾退休或尋求連任[註 1]，華萊士和其他主要民主黨人的支持者，如副總統約翰·南斯·加納和郵政部長吉姆·法利，為1940年的總統競選奠定了基礎。[2]:179-180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後，華萊士公開支持羅斯福獲得前所未有的第三個任期。[2]:200-201儘管羅斯福從未宣佈參選，但1940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2]:213-217被提名後不久，羅斯福告訴民主黨領導人，沒有華萊士作為競選夥伴，他不會參選。羅斯福選擇華萊士是因為他對羅斯福政府的忠誠，他對援助英國的妥善處理，以及他希望華萊士能吸引農業選民。[7]:199-205華萊士加入民主黨的時間很短，因此在大城市老闆和南方種族隔離主義者中並不受歡迎，[8]:27而且從未在選舉中接受過考驗。1940年民主黨大會的代表們「對華萊士大發雷霆」，[9]:289華萊士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勞工部長弗朗西絲·珀金斯回憶道，他此前曾敦促華萊士如果羅斯福不競選總統就讓他競選。[9]:233羅斯福的回應是派妻子埃莉諾前往芝加哥，說服代表們接受華萊士作為他的競選夥伴。結果是她最著名的演講，被多麗絲·科恩斯·古德溫關於羅斯福總統任期的開創性著作《非常時代》所收錄。隨着世界大戰的臨近，她警告說「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時代」，對於華萊士的提名，她警告稱「你不能把這當作一個普通時代的普通提名」。這場演講具有「神奇的鎮靜作用」，並被認為是華萊士以很大優勢贏得提名的原因[2]:218-223。
儘管許多民主黨人對華萊士的提名感到失望，但報紙普遍對此表示歡迎。《紐約時報》的亞瑟·克羅克（Arthur Krock）寫道，華萊士「有能力、有思想、可敬——是新政類型中最好的」。[2]:223-225華萊士於1940年9月辭去農業部長一職，由農業部副部長克勞德·R·威卡德接任。[2]:225-226羅斯福競選團隊決定採取一項策略，讓羅斯福基本上不參與選舉，將大部分競選活動留給華萊士和其他代理人。華萊士被派往中西部，在艾奧瓦州、伊利諾伊州和密蘇里州等州發表演講。他將外交事務作為競選活動的主要焦點，告訴一位聽眾「羅斯福被接任……會讓希特拉高興。」[2]:231-236兩次競選都預測選舉結果會很接近，但羅斯福在531張選舉人票中贏得了449張，在普選中贏得了近10個百分點。[2]:244-245
選舉結束後，在宣誓就任副總統之前，華萊士作為羅斯福的親善大使對墨西哥進行了長途旅行，傳達了泛美主義和羅斯福睦鄰政策的信息。他花了很多時間拜訪田裏的農民，離開時對墨西哥農場微薄的作物產量感到震驚；為了生產一蒲式耳玉米，一名墨西哥農民工作了500個小時，而艾奧瓦州農民使用華萊士於1926年創立的先鋒雜交國際公司的雜交玉米種子需要10個小時。[2]:247-250回國後，華萊士說服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墨西哥建立一個農業站，這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建立的許多此類中心中的第一個。[註 2]華萊士建議聘請一位年輕的艾奧瓦州農學家諾曼·布勞格來經營這個農業站，這最終導致了墨西哥和世界各地玉米和小麥作物產量的大幅增加，後來被稱為綠色革命，這場革命拯救了20億人免於飢餓，並為布勞格贏得了1970年諾貝爾和平獎和總統自由勳章。[10]
華萊士於1941年1月20日宣誓就任副總統。他很快對自己作為美國參議院議長的禮儀角色感到沮喪，這是憲法賦予副總統的一項職責。[2]:251-254他從經營一家預算為10億美元、擁有146000名員工的機構，萎縮到經營11,000美元、擁有4名員工的公司。[2]:2551941年7月，羅斯福任命華萊士為經濟戰委員會（BEW）[註 3]和供應優先權和分配委員會（SPAB）主席。[11]:152-153,155這些任命讓他在組織全國戰爭動員方面有了發言權。一位記者指出，羅斯福讓華萊士成為第一位「真正擔任政府二號人物的副總統——這一副總統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但從未實現。」[2]:256-258反映華萊士在組織動員工作中的作用，許多記者開始稱他為「助理總統」。[12]華萊士還被任命為最高政策小組成員，該小組在偷襲珍珠港事件發生幾天後向羅斯福提出了一項發展核武器的計劃，羅斯福批准並承諾資助該計劃。這就是曼哈頓計劃，該計劃開發了投擲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華萊士一直是羅斯福和該項目領導人之間的非正式聯繫者。[2]:266-268
有人談到了「美國世紀」。「我說，我們正在進入的世紀——這場戰爭後即將到來的世紀——可以而且必須是普通人的世紀。
也許這將是美國支持普通人必須生活的自由和義務的機會。在任何地方，普通人都必須學會以實際的方式用自己的雙手建立自己的產業。無論在哪裏，普通人都必須學會提高自己的生產力，這樣他和他的孩子最終才能向國際社會支付他們所收到的一切。任何國家都無權剝削其他國家。老牌國家將有特權幫助年輕國家走上工業化道路，但既不能有軍事帝國主義，也不能有經濟帝國主義。
——華萊士 普通人的世紀演說[13]
對日作戰開始後，經濟狀況變得混亂，羅斯福決定需要新的領導層。1942年初，他成立了戰時生產委員會，由商人唐納德·納爾遜負責，華萊士為成員。華萊士繼續擔任BEW的負責人，現在負責進口戰爭生產所需的橡膠等原材料。[2]:269-271他利用自己的BEW職位要求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採購提高那裏工人的生活水平。在此過程中，他與反對美國干涉別國內政的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發生了私下衝突。全國媒體戲劇性地報道了華萊士與商務部長傑西·H·瓊斯的公開鬥爭，瓊斯負責復興金融公司（RFC），該公司為BEW的購買支付賬單。[2]:271-273羅斯福對行政管理的標準策略是讓兩個不同的人扮演相同的角色，預計會引發爭議。他希望各機構負責人將爭議提交給他，以便他做出決定。[14]:3481942年8月21日，羅斯福明確寫信給所有部門負責人，表示分歧「不應公開發表，而應由衝突機構的適當負責人提交給我。」任何公開的人都必須辭職。華萊士譴責瓊斯阻止為在拉丁美洲購買戰爭所需的原材料提供資金。瓊斯呼籲國會和公眾提供幫助，稱華萊士是個騙子。根據占士·麥格雷戈·伯恩斯的說法，南方保守派民主黨領袖瓊斯「沉默寡言、精明、務實、謹慎」。華萊士深受民主黨領導人的質疑，認為他是「自由實驗室的英雄，夢幻、烏托邦，甚至神秘，但他也有自己的管理和權力傾向。」1943年7月15日，羅斯福剝奪了兩人在這件事上的職權。BEW被重組為經濟戰辦公室，並由利奧·克勞利領導。失去BEW職務是對華萊士聲望的重大打擊。他現在在民主黨左翼沒有代理人，政治基礎薄弱。但他仍然有知名度、野心和清晰的聲音，並且仍然是羅斯福的忠實支持者。他沒有被提名為副總統，但在1945年，羅斯福解僱了瓊斯，並任命華萊士為商務部長。[14]:341-342[2]:308-315
1942年5月8日，華萊士發表了他最難忘的演講，以包含「普通人的世紀」一詞而聞名。他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描述為「自由世界」和「奴隸世界」之間的戰爭，並認為「和平必須意味着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僅在美國和英國，而且在印度、俄羅斯、中國和拉丁美洲——不僅在聯合國（同盟國），而且在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一些保守派人士不喜歡這篇演講，但它被翻譯成20種語言，並在世界各地分發了數百萬份。[2]:275-279
1943年初，華萊士被派往拉丁美洲進行友好訪問；他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做了24次停留。部分由於華萊士能夠用西班牙語發表演講，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一位美國國務院官員說：「智利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奢侈和真誠熱情地接待外國人的。」。在他訪問期間，幾個拉丁美洲國家向德國宣戰。[2]:296-300在國內，華萊士繼續發表演講，在1943年底特律種族騷亂後說，「我們不能在國外為鎮壓納粹暴行而鬥爭，也不能在國內縱容種族騷亂」。[2]:310-311儘管國會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羅斯福的國內議程，但華萊士繼續呼籲進步主義計劃；一家報紙寫道：「今天的新政是亨利·華萊士……他手中的新政旗幟還沒有捲起」。[2]:322-324華萊士於1943年當選為美國哲學學會會員。[15]
「美國人民一直有勇氣，而且永遠都有。」 ——亨利·A·華萊士[13]
1944年中期，華萊士訪問了蘇聯、中國[2]:330-331和蒙古。[16]蘇聯向美國客人展示了馬加丹和科雷馬的古拉格勞改營的完全消毒版本，聲稱所有工人都是志願者。華萊士對馬加丹的營地印象深刻，稱其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和哈德遜灣公司的結合」。[註 4]他在蘇聯受到了熱烈歡迎，但與中國領導人蔣介石的談判基本上沒有成功。[2]:333-335華萊士在烏蘭巴托會見了蒙古領導人霍爾洛·喬巴山。他要求參觀甘丹寺有時被認為有助於拯救該寺免遭破壞。[16]
在BEW廢除後，人們開始猜測羅斯福是否會在1944年的選舉中讓華萊士退出競選。[2]:317-3181944年3月公佈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華萊士顯然是民主黨人中最受歡迎的副總統人選，許多記者預測他將贏得連任。[17]隨着羅斯福健康狀況的惡化，黨內領導人預計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最終將接替羅斯福，華萊士在民主黨的許多對手組織起來確保他被免職。[2]:324-325對華萊士的反對大多源於他對南方種族隔離的公開譴責[2]:340-342，但其他人則對華萊士的非正統宗教觀點和親蘇言論表示擔憂。[18]194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前不久，羅伯特·E·漢尼根和埃德溫·W·保利等黨派領導人說服羅斯福簽署了一份文件，表示支持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或參議員哈里·S·杜魯門獲得副總統提名。儘管如此，華萊士還是讓羅斯福給大會主席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寫道：「如果我是大會代表，我個人會投票支持[華萊士]的連任」。[2]:345-352
由於羅斯福沒有承諾保留或放棄華萊士，副總統投票變成了支持華萊士和支持杜魯門的人之間的鬥爭。[2]:352-353 華萊士沒有一個有效的組織來支持他的候選人資格，儘管卡雲·本漢·鮑德溫、克勞德·佩珀和約瑟夫·F·古菲等盟友都向他施壓。與此同時，杜魯門不願提出自己的候選人資格，但漢尼根[註 5]和羅斯福說服他參選。[2]:357-359在大會上，華萊士發表了一篇廣受歡迎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讚揚了羅斯福，並認為「未來屬於那些堅定不移地追求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自由原則的人，無論種族、膚色或宗教如何」。[2]:359-361羅斯福發表獲獎感言後，人群開始高呼華萊士的提名，但塞繆爾·D·傑克遜在華萊士支持者呼籲開始副總統投票前一天宣佈大會休會。[2]:362-364黨內領導人在一夜之間瘋狂地爭取對杜魯門的支持，但華萊士在副總統的第一輪投票中獲得了429+0.5票（提名需要589票），杜魯門獲得了319+0.5票，其餘的票都投給了各種「最愛的兒子」候選人。在第二輪投票中，許多投票給「最愛的兒子」的代表轉而支持杜魯門的陣營，讓他最終獲得了提名。[2]:364-366
1945年1月20日，華萊士宣誓杜魯門為他的副總統繼任者。
商務部長（1945-1946）
華萊士認為民主黨領導人不公平地竊取了他的副總統提名，但他在1944年的總統選舉中支持羅斯福。為了修復與華萊士的關係，羅斯福向他提供了除國務卿以外的任何內閣職位，華萊士要求接替瓊斯擔任商務部長。[2]:367-373在這個職位上，華萊士希望在戰後經濟轉型中發揮關鍵作用。1945年1月，隨着華萊士副總統任期的結束，羅斯福提名華萊士為商務部長。這一提名引發了激烈的辯論，因為許多參議員反對他支持旨在提高工資和就業的自由主義政策。[19]:131保守黨未能阻止提名，但參議員禾特·F·喬治領導通過了一項將復興金融公司從商務部除名的措施。[19]:131-132羅斯福簽署了喬治的法案後，華萊士於1945年3月1日以56票對32票獲得確認。[2]:384
羅斯福於1945年4月12日去世，杜魯門繼任總統。[2]:385-387杜魯門很快取代了羅斯福任命的大多數其他高級官員，但保留了華萊士，華萊士在自由派民主黨人中仍然很受歡迎。[2]:388-390自由派領導人的不滿加強了華萊士在內閣中的地位；杜魯門私下表示，他的「政治團隊」中最重要的兩名成員是華萊士和埃莉諾·羅斯福。[2]:408-409作為商務部長，華萊士主張在蘇聯的計劃經濟和大蕭條前主導美國的自由放任經濟之間採取「中間路線」。他與國會盟友一起領導了1946年《就業法》的通過。保守派阻止了納入一項規定充分就業的措施，但該法案成立了經濟顧問委員會和聯合經濟委員會來研究經濟問題。[2]:395-396華萊士關於建立對核武器的國際控制的提議沒有被採納，但他確實幫助通過了1946年的《原子能法案》，該法案成立了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來監督國內核電的發展。[2]:404-406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45年9月隨着日本投降而結束，與蘇聯的關係成為外交政策的核心問題。各種問題，包括歐洲和亞洲戰後政府的命運以及聯合國的管理，已經開始給蘇聯和美國之間的戰時聯盟帶來壓力。[2]:396-398蘇聯的批評者反對它在東歐建立的壓迫性衛星國以及蘇聯干涉希臘內戰和中國內戰。1946年2月，喬治·凱南提出了圍堵策略，呼籲美國抵制共產主義的傳播。[2]:411-412華萊士擔心對蘇聯的對抗性政策最終會導致戰爭，並敦促杜魯門「消除俄羅斯任何合理的恐懼、懷疑和不信任理由」。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在《戰後》一書中寫道，華萊士「對美國干涉英國和歐洲事務的厭惡在政治光譜中得到了廣泛認同」。[20]
儘管華萊士對杜魯門對蘇聯日益對抗的政策感到不滿，但在1946年上半年，他仍然是杜魯門內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409-4171946年9月，他發表演講，表示「我們（美國）應該認識到，我們在東歐的政治事務中沒有比俄羅斯在拉丁美洲、西歐和美國的政治事務中更多的業務」。華萊士的演講遭到了他所演講的親蘇人群的噓聲，更遭到了杜魯門政府官員和羅伯特·A·塔虎脫和阿瑟·范登堡等共和黨領袖的強烈批評。[2]:420-422杜魯門表示，華萊士的演講並不代表政府政策，而只是華萊士的個人觀點，9月20日，他要求並接受了華萊士的辭職。[2]:422-426
1948年總統選舉
总结
视角
離任後不久，華萊士成為進步雜誌《新共和》的編輯。[2]:431-432他還幫助建立了美國進步公民組織（PCA），這是一個進步主義的政治組織，呼籲與蘇聯保持良好關係，並在國內推行更自由的計劃。雖然華萊士不是PCA的成員，但他被廣泛認為是該組織的領導者，並因PCA接受共產黨員而受到批評。作為對PCA成立的回應，反共自由主義者建立了一個競爭對手團體，即美國民主行動組織（ADA），該組織明確拒絕與共產主義有任何聯繫。[2]:433-4351947年初，在杜魯門頒佈杜魯門主義以反對共產黨對希臘和土耳其的威脅後，華萊士強烈批評了總統。華萊士還反對杜魯門的第9835號行政命令，該命令開始清洗被認為具有顛覆性的政府工作人員附屬的共產主義團體。[2]:436-438他最初支持馬歇爾計劃，但後來反對，因為他認為該計劃應該通過聯合國來管理。[2]:451-453華萊士和PCA受到了聯邦調查局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審查，這兩個委員會都試圖發現共產黨影響的證據。[2]:446-450
加利福尼亞州前司法部長羅伯特·W·肯尼發起了一項選舉1948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向華萊士承諾的代表的努力。如果這一努力失敗，他們將發起第三方競選，華萊士將成為他們的總統候選人。[21]:32
PCA的許多人贊成建立第三方，但華萊士的其他長期盟友警告他不要脫離民主黨。[2]:452-4541947年12月29日，華萊士發起了第三方運動，宣稱：「我們組建了一支人數不多、信念堅定的基甸軍隊……我們面對的是不受約束的未來，不受任何原則的約束，只受普遍福利的約束」。[2]:456-457他得到了許多知識分子以及荷里活和百老匯名人的支持。他的主要支持者包括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國會議員維托·馬爾坎托尼奧和里奧·艾薩克森、女演員艾娃·加德納、音樂家保羅·羅伯遜和皮特·西格，以及未來的總統候選人喬治·麥戈文。[2]:484-485卡雲·鮑德溫成為華萊士的競選經理，負責籌款並確保華萊士出現在儘可能多的州選票上。[2]:460-461華萊士的首選競選搭檔克勞德·佩珀拒絕離開民主黨。[2]:462-463約翰·羅格積極尋求成為華萊士的競選夥伴，但他與華萊士來自同一州，這將阻止紐約選民投票給他們。羅格在美國東部以外也不為人知。[21]:32最終愛達荷州民主黨參議員格倫·H·泰勒同意擔任華萊士的競選搭檔。[2]:462-463
華萊士接受了美國共產黨的支持，他說：「我沒有遵循他們的路線。如果他們想遵循我的路線，我說上帝保佑他們」。[2]:464-466杜魯門對華萊士的左翼挑戰做出了回應，要求推行自由主義的國內政策，而休伯特·漢弗萊、羅伯特·費迪南德·瓦格納一世和占士·羅斯福等親ADA的自由主義者則將華萊士與蘇聯和共產黨聯繫起來。[2]:465-466許多美國人將華萊士視為共產黨的同路人，華萊士拒絕譴責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變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2]:473-4741948年初，CIO和AFL都拒絕了華萊士，AFL譴責他是「共產黨的陣線、發言人和辯護者」。由於華萊士的外交政策觀點掩蓋了他的國內政策觀點，許多以前支持他的候選人資格的自由主義者回到了民主黨陣營。[22]
華萊士開始了全國巡迴演講，以支持他的候選人資格，但在北方和南方都遇到了阻力。[2]:467-469他公然反抗南方的吉姆·克勞法，拒絕在種族隔離的觀眾面前講話。[2]:493-494《時代》雜誌反對華萊士的候選人資格，稱他「炫耀地」騎着自行車穿過種族隔離的南方城鎮，「他的黑人秘書就在他身邊」。[23]在巡迴演講期間，有人向華萊士投擲了一連串的雞蛋和西紅柿，並襲擊了他和他的競選成員。弗吉尼亞州政府宣佈華萊士的競選集會為私人聚會，從而迴避了執行自己的種族隔離法。匹茲堡報開始公佈已知華萊士支持者的名字。華萊士在大學和高中的數十名支持者失去了他們的職位。[2]:468-469作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者，華萊士試圖通過承諾結束對以色列的武器禁運來杜絕杜魯門的猶太選票，而以色列當時正在進行1948年阿以戰爭。[24]
在阿尼塔·麥考密克·布萊恩的大力資助下，華萊士超越了籌款目標，出現在除俄克拉荷馬州、內布拉斯加州和伊利諾伊州以外的每個州的選票上。[2]:498-499一共分發了2500萬份140份傳單和小冊子。然而，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華萊士的支持率從1947年12月的7%下降到1948年6月的5%。他只得到了兩家報紙的支持：紐約的《工人日報》和賓夕法尼亞州約克的《公報和日報》。一些媒體開始猜測華萊士會退出競選。[2]:497
華萊士的支持者於7月在費城舉行了一次全國大會，正式成立了一個新的進步黨。[註 6]黨綱涉及廣泛的問題，包括支持公立學校廢除種族隔離、性別平等、國家醫療保險計劃、自由貿易以及大型銀行、鐵路和電力公司的公有制。[註 7]該黨被描述為「進步資本主義」[25]。該綱領的另一部分指出，「結束戰爭悲劇前景的責任是蘇聯和美國的共同責任」。[2]:487在大會期間，華萊士面臨着關於他寫給大師尼古拉斯·羅里奇的信件的質疑；他拒絕對這些信件發表評論，受到了廣泛批評。[2]:482-484大會結束幾天後，華萊士進一步受挫，惠特克·錢伯斯和伊利沙伯·本特利在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作證稱，與華萊士有關的幾名政府官員（包括阿爾傑·希斯和約翰·阿布特）是共產黨滲透者。[2]:491-493與此同時，許多南方民主黨人對民主黨的親民權政策感到憤怒，退出了該黨，並提名斯特羅姆·瑟蒙德為總統候選人。由於民主黨嚴重分裂，共和黨人相信共和黨候選人湯馬士·杜威會贏得選舉。[2]:478-480華萊士本人預測杜魯門將是「歷史上最失敗的候選人」。[2]:500
儘管民意調查一直顯示杜魯門會在競選中失利，但他對杜威和保守的第80屆美國國會進行了有效的競選。他最終在普選和選舉人票中都擊敗了杜威。[22]:159-162華萊士只贏得了全國2.38%的選票，沒有贏得任何州的選票。他在紐約州的表現最好，贏得了8%的選票。只有該黨的國會候選人之一，現任國會議員維托·馬坎托尼奧贏得了選舉。[2]:500-502華萊士在競選期間旅行了55000多英里。[21]:214儘管華萊士和瑟蒙德可能從杜魯門那裏贏得了許多選民，但他們的出現可能通過將他選為中左翼候選人來提高總統的整體吸引力。[22]:162華萊士在回應選舉結果時表示：「除非這種高物價和戰爭的兩黨外交政策迅速扭轉，否則我預測進步黨將迅速發展成為主導政黨……為了拯救世界和平，進步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2]:500-502
歷史學家愛德華·沙普梅爾和費德烈·沙普梅爾認為：[26]
進步黨代表一件事，華萊士代表另一件事。事實上，黨的組織從一開始就由代表激進左翼的人控制，而不是自由主義本身。這使得共產黨人和同路人很容易滲透到黨的機器中的重要職位。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黨派立場就開始像黨派路線一樣。競選宣傳資料、演講材料和競選口號聽起來很奇怪，就像莫斯科想聽的回聲。就像戴着道德眼罩一樣，華萊士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具感知力的理論家。華萊士說的話聽起來不像他，他的表演呈現出一種奇怪的傑基爾和海德的特質——一會兒他是和平的主角，一會兒又是克里姆林宮的宣傳鸚鵡。
華萊士評論法西斯主義時說，與主權國家的政府比起來，真正掌控全球權力的是跨國企業，而且以美國的跨國企業為主：「如果將法西斯的內涵定義在一種『以金錢與權力最大化為終極目標，並不惜利用各種手段達到它』，那美國已有成千上萬個法西斯主義者了。（If we define an American fascist as one who in case of conflict puts money and power ahead of human beings, then there are undoubtedly several million fasc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參考文獻
備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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