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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家、記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佐治·奧威爾（英語：George Orwell；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1]），本名艾力·亞瑟·貝理雅（Eric Arthur Blair），英國左翼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2]。他的作品以清晰的散文、尖銳的社會批評、反對極權主義和直言不諱地支持民主的社會主義為特點[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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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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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艾力·亞瑟·貝理雅 Eric Arthur Blair 1903年6月25日  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莫蒂哈里 |
| 逝世 | 1950年1月21日（46歲） 英國英格蘭倫敦布林斯貝利尤斯頓路倫敦大學學院醫院 |
| 墓地 |  英格蘭牛津郡蕭敦考特尼鄉村教堂墓地 |
| 職業 | 作家、小說家、記者、社會評論家、殖民地警察 |
| 母校 | 伊頓公學 |
| 體裁 | 反烏托邦、紀實、諷刺 |
| 主題 | 反法西斯主義、反史太林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文學批評、新聞、反調 |
| 代表作 | 《動物農場》（1945年） 《一九八四》（1949年） |
| 活躍年代 | 1928年–1950年 |
| 配偶 | 艾琳·奧肖內西（1935年–1945年） Sonia Brownell（1949年–1950年） |
| 施影響於 | 庫爾特·馮內古特 |
| 簽名 |  |
奧威爾創作了許多文學作品，其中包含各類文學批評、詩歌、小說及諷刺新聞。《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為奧威爾的傳世作品，他在書中以辛辣的筆觸諷刺泯滅人性的極權主義社會和追逐權力者；而小說中對極權主義政權的預言在之後的五十年中也不斷地與歷史相印證，所以兩部作品堪稱世界文壇政治諷喻小說的經典之作，其影響絕不僅僅局限於文學界。他在小說中創造的「老大哥」、「新話」、「雙重思想」等詞彙，皆已收入英語詞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奧威爾主義」、「奧威爾式的」等新詞，甚至成為日常通用語彙[7][8]。
他的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英美出版社拒絕，直到冷戰來臨。由於歷史上東西方的對峙，佐治·奧威爾的作品經常被視為反蘇和反共的代名詞，因而曾在蘇聯、東歐、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遭到封殺。《一九八四》直到1979年才有簡體中文版刊行，且出版初期被列為「內部讀物」。
據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資料，奧威爾曾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1929年起一直到1950年去世，都處於英國軍情五處和倫敦警察廳的監視下[9][10]。
1903年艾力·亞瑟·貝理雅生於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莫蒂哈里[11]（今屬印度比哈爾邦東查姆帕蘭縣）一個政府下級官員的家庭，父親李察·貝理雅（Richard Walmesley Blair）為印度總督府鴉片局副代理人，母親梅培爾·李莫桑（Ida Mabel Blair，Ida Mabel Limouzin）為緬甸木材商之女，具英、法兩國血統，家中育有兩女一男，家境並不寬裕，奧威爾自稱家庭屬於「中產階級偏下（下層中產階級），即沒有錢的中產家庭」[12]。
1904年除了父親仍任職於印度總督府的鴉片局外，全家返回英國牛津郡泰晤士河畔亨利。由於無力就讀貴族學校，1911年，奧威爾只能進入一個二流的私立寄宿學校聖·塞浦里安預備學校，寄宿學校帶有許多極權主義社會的特點，鞭子教育、等級制、恃強凌弱、規範化、反智等等。
1914年，11歲的奧威爾首次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一篇詩作《醒來吧，英國的小伙子們》。
1917年，奧威爾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取獎學金，進入英國最著名的中學——伊頓公學，但他窮學生的背景使他備受歧視。早年的經歷令他同情社會底層，呼喚平等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對極權主義的認識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
1921年，從伊頓公學畢業後，沒有申請牛津或劍橋獎學金，家庭經濟狀況無力供他升學，只得投考公務員，加入了英國在緬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作為一位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權，能夠近距離觀察審判、笞刑、監禁和絞死囚犯，這一階段的經歷讓他細緻地觀察到了人性中殘暴的一面；對西方的殖民主義政策產生了反思；更進一步地認識了極權主義。在緬甸的經歷讓他認識到了殖民主義罪惡的一面，並因此在1927年離開了殖民警察部隊。緬甸的經歷為他寫作《絞首刑》（1931年出版）與《射象》（1936年出版）提供了題材。
1927年，離開公職的奧威爾回到英國，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流浪生活，在這四年裏他輾轉英國本島和歐洲大陸，深入社會底層，先後做過酒店洗碗工、教師、書店店員和碼頭工人，但他的上層社會身份和在伊頓公學形成的貴族口音使他很難被底層社會真正接納。不過這一段時期的經歷仍然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會整體對於個人的壓力和普遍的社會不公並且最終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奧威爾自己曾經提到「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
1928年至1929年間，奧威爾住在法國巴黎，寫了一些無人願意出版的小說。
1929年，退休金遭竊，在俄國飯館做事，並請倫敦朋友找尋工作。
1930年，回到倫敦。在坎特郡作採摘忽布（一種香料）的工作、家庭教師、或書店店員，不斷轉職。
1933年，以佐治·奧威爾的筆名發表第一部作品《巴黎與倫敦的落魄記》。
1934年，以緬甸經驗為題材的小說，《緬甸歲月》在紐約出版，在英國由高蘭茲出版社出版。
1935年，小說《牧師的女兒》（A Clergyman's Daughter），由高蘭茲出版社出版。
1936年，小說《讓葉蘭飄揚》（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出版，反映書店店員和流浪者的經歷，受到當時評論家康普騰·馬肯吉注目。為雅德爾菲等雜誌撰稿。
受比克托爾·高蘭茲之託，在一月去北部的雪非爾德、曼徹斯特、里斯、韋根，等煤礦工業都市，觀察不景氣下的工人生活、失業情況。
六月，與艾琳·奧肖內西結婚，離開倫敦，移居赫福郡，寫作兼營雜貨店。
同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後，經獨立工黨介紹，奧威爾成為幾千名國際志願者中的一員參加了西班牙共和軍，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內戰。他在阿拉貢前線待了近6個月，直到在韋斯卡被敵方狙擊手打穿喉嚨而不得不回國休養。在這短暫的時間裏，他看到了加泰羅尼亞支持共和政府的各政治派別之間的權力鬥爭和傾軋。接納了奧威爾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被史太林控制的共產國際認定為托派組織，史太林下令消滅馬統工黨，把政治警察特務、搜捕異端及清洗專家和軍事指導員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軍中建立恐怖統治。奧威爾夫婦被視為「狂熱的托派分子」，當然受到嚴密的監控。他的妻子愛琳的房間受到西班牙共產黨民兵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資料也被抄走。更為可怕的是，在共和軍內部，受傷的馬統工黨黨員仍然遭到逮捕，甚至連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過，包括奧威爾本人也在撤退到巴塞隆拿之後還遭受到共和軍的追殺。權力與支配無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個人意志的史太林式極權主義反而使奧威爾更加堅定了對社會主義，或者確切的講「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信念。奧威爾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西班牙內戰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發生的事件改變了態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一九三六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後來，奧維爾將他在西班牙的經歷寫成《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揭露了共產國際一些關於西班牙內戰的謊言，這也是奧維爾的成名作之一。[13]
1937年，反映下層工人生活實況的報告文學《通往韋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發表。
1938年，描寫西班牙內戰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發表。因舊病復發，冬天到法屬摩洛哥療養。
1939年，冬季後搬回英國。小說《上來透口氣》（Coming Up for Air）發表。
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之後，旋赴倫敦，和妻子加入國防市民軍，積極投身從事各類備戰支前工作。
1940年，評論集《鯨魚中》（Inside the Whale）發表。
1941年，奧威爾受僱於BBC從事有關戰爭的報道。評論集《獅子與獨角獸》（The Lion and the Unicorn）發表。
1942年，與哥爾等人執筆撰寫評論集《勝利乎? 既得權力乎?》
1943年，辭去BBC的工作，任工黨《論壇》（Tribune）雜誌編輯。
1944年，經歷了西班牙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奧威爾寫成了《動物農莊》一書，這本書成為奧威爾個人寫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標誌着他的文字從單純地關注底層社會的生活，轉向了捍衛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在1947年他為《動物農莊》烏克蘭語版的序言中寫道：「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確信，如果我們想使社會主義運動恢復生機，就必須得摧毀俄國神話。」此書早在1944年即寫成，但遭到四家出版社拒絕，直到冷戰來臨。
1945年，辭去《論壇》雜誌編輯的職務，任職隨軍記者，赴歐洲大陸，直到納粹德國潰敗。奧肖內西死於英國。
八月，《動物農莊》出版，頓時好評如潮。
1946年到1948年，舊病復發並惡化，輾轉蘇格蘭數處療養，並寫作《一九八四》。
1948年，奧威爾寫成了他的傳世名著《一九八四》。在這部作品中，奧威爾描繪了一個極權主義達到頂峰的可怕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思想自由是一種死罪，獨立自主的個人被消滅乾淨，每一個人的思想都受到嚴密的控制，掌握權力的人們以追逐權力為終極目標並對權力頂禮膜拜。《一九八四》出版之後奧威爾在給朋友的信中曾經提到過他撰寫這本書的初衷：「我並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還相信，極權主義思想已經在每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心中紮下了根，我試圖從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
1949年3月，奧威爾通過密友西莉雅·柯萬（Celia Kirwan）為信息調查部提供了一份他認為同情史太林主義、因此不適合擔任該部作家的人的名單，並將其附在給柯萬的一封信中，即所謂的「奧威爾的名單」[14]。
1950年1月，奧威爾去世於倫敦大學學院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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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威爾被葬在牛津郡蕭敦考特尼村的諸聖教堂公墓[15]，墓碑簡單地刻着：「艾力·亞瑟·貝理雅，生於1903年6月25日，卒於1950年1月21日。」沒有提及他那著名的筆名。
1953年，自傳《這，這就是快樂》和評論集《英國，你的英國》出版。
1968年奧威爾的遺孀索妮亞·布洛尼與伊安·安格斯共同編輯出版了四卷本《佐治·奧威爾評論、報章雜誌文章及書信集》，書中收錄了奧威爾的大量作品。
1971年，由米廉·格羅斯所編《佐治·奧威爾的世界》（Miriam Gross，The World of George Orwell）出版。
1998年彼得·戴維森編輯的《奧威爾全集》（十九卷本）出版。
2002年，英國《衛報》公佈了奧威爾於1949年去世前所寫下的潛藏在英國的親共者名單。
根據2007年9月4日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資料，因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的關係，奧威爾被軍情五處和倫敦警察廳特殊行動部自1929年起一直嚴密監視至1950年逝世。[9] [10]
奧威爾有一系列關於文化上持保守主義的指控。
1933年他的小說《巴黎和倫敦的落魄》中的小說印象和想像包含了對猶太人施加暴力的情節。[16]「如果能把猶太人的鼻子弄平，那就太高興了。」而奧威爾在《1984》中對老大哥的崇拜一環，卻取自於他對英國反猶太情緒的批評。
1945年初，奧威爾為《當代猶太記錄》寫了一篇題為《英國的反猶太主義》的長文[17]，指出反猶太主義在英國日益高漲，而且「非理性，不會屈服於爭論」。他認為，了解為什麼反猶太主義者可以「在某一特定主題上接受這種荒謬的說法，而在其他主題上保持理智」，這將是有用的。他寫道：「六年來，希特拉的英國崇拜者一直設法讓自己忘掉集中營的存在。……許多英國人幾乎沒有聽說過在這場戰爭中德國和波蘭猶太人被滅絕的消息。他們自己的反猶太主義使這種巨大的犯罪從他們的意識中消失了。
奧威爾著作《論猶太人和反猶太主義》的編輯保羅·西利格（Paul Seeliger）將他與反猶太主義和猶太問題的關係描述為「矛盾的」。
奧威爾公開反對同性戀，使用恐同的綽號「蘭茜」和「三色堇」來表達對他所謂的「三色堇左派」和「蘭茜詩人」的蔑視，即左翼同性戀或雙性戀作家和知識分子。他在《讓葉蘭繼續飄揚》一作中有長達幾頁的段落針對一個同性戀男性角色，嘲笑他的「蘭茜」特徵，例如口齒不清。不過，當時的西方對同性戀的排斥是普遍的。另外，他將「喝果汁、裸體主義、穿涼鞋、性慾旺盛」等定性為「被誤導的中產階級革命解放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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