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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湘桂會戰，日方稱之為「一號作戰」（日語：一号作戦）或「大陸打通作戰」，是中國抗日戰爭末期日本陸軍於1944年4月至12月期間於中國河南、湖南和廣西為穿插三地突出部進行的一系列大規模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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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湘桂會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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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 |||||||
 一號作戰進攻路線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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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蔣中正 張發奎 陳誠 白崇禧 湯恩伯 薛岳 蔣鼎文 賀維珍 李家鈺 † |
 東久邇宮稔彥王 岡村寧次 橫山勇 畑俊六 | ||||||
| 兵力 | |||||||
| 2,500,000人[2] | 410,000人[3][4]:16 | ||||||
|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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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600,000人傷亡[5] 被俘：40,598 火砲：6,723 戰機：190架 [6][7] |
河南方面不詳，第11軍至1944年8月8日衡陽淪陷為止共傷亡染病減員100,000人以上（經治療之後返回崗位的輕傷者與輕病者應不在補充範圍）[8]，至12月作戰傷亡不詳 日軍於湘桂陣亡與病死之人數超過十萬[9] | ||||||
此戰主要分為3個階段：進攻河南中部的豫中會戰、開進長沙的長衡會戰和針對桂林與柳州的桂柳會戰。主要戰略目標為貫通由東北經華中、華南前往中南半島的路線，以及佔領其東南方的機場，防止美國陸軍航空軍自該地起飛攻擊日軍海上交通線和轟炸本土。
為了本次攻勢，日軍投入了410,000名的步兵、加上800輛戰車和將近70,000匹馬，於2,400公里的戰線的總攻擊，這也是日軍自明治維新後，首次進行這種規模複雜度的動員，故也做了詳盡的準備，以發動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攻勢作戰。相對於倉促缺乏補給的國軍，日軍最後按計劃成功包圍佔領美國航空隊基地，並給予中國（國民革命軍）人力與物質上相當大的損失，戰前制定的戰略目標基本達成，可圈可點的後勤雖確保了作戰勝利執行的支持，同時兵力減員也很大，之後轉入戰略守勢。
在同時期的其他戰場，歐洲開始對納粹德國進行反攻，而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也勢如破竹；相比之下國軍在此戰中卻表現欠佳，日軍甚至深入到離重慶只剩400公里之遠的貴州獨山[10]。在翌年日本抽調大陸兵力到太平洋戰場後，國軍才開始顯現反攻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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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陳納德聲稱用100多架戰鬥機和轟炸機就可以嚴重打擊日本軍工生產，讓日本無力作戰，約瑟夫·史迪威則指出日軍會攻佔陳納德要使用的中國空軍基地，使轟炸無法繼續。因為它比史迪威提出的另一方案（裝備訓練國軍30個美械師）成本低又能迅速執行，羅斯福和蔣中正最後同意陳納德對日本的戰略目標實施攻擊[11][12][13]。
1943年11月在中國境內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國海岸的日本船舶遭到陳納德所率的空軍力量的嚴重打擊，1943年11月25日陳納德所指揮的中美空軍混合團奇襲台灣新竹飛行基地，據空襲兩小時後高空偵察機所攝照片，63架日本各型飛機徹底被摧毀，多架受重創，而中美空軍沒有損失[14][15]，日本當局也擔心美國會利用在柳州和桂林的空軍基地發動對本土島嶼的空襲。
1943年開始，同盟國在二戰轉入戰略反攻，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上屢遭失敗，使南洋各地軍隊的海上交通線受到威脅。日本大本營為保持本土與南洋的聯繫，根據「絕對國防圈」戰略指導原則，擬定如下戰略目標：
- 奪取中國南方和西南方的空軍基地。由於這些中美空軍基地已嚴重危及日本本土至南洋之間的海上交通線，海上交通線為維持日本繼續戰爭之生命線，因為戰略物資必須經由海路方得至日本本土[4]:21。
- 打通亞洲大陸的陸上交通線。日軍既在太平洋上屢屢失利，海上通路隨時有被切斷危機。如果能打通路上交通線，使關東軍、中國派遣軍和南方軍結成一體。如此不但使相互間能夠支援，更可充份利用亞洲大陸戰略空間作持久戰。
- 打擊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戰意識。
為此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擬定了一個由北而南、全面進攻的計劃：
- 第一期作戰由華北方面軍發動攻擊，打通平漢鐵路，同時殲滅國軍於河南的主力（主要為湯恩伯部）。
- 第二期作戰由駐武漢的日軍第11軍攻擊衡陽，摧毀國軍第九戰區主力。
- 第三期作戰由第6方面軍與華南第23軍配合，由廣州北上，以打通粵漢鐵路為目標，並與第11軍會師。
- 第四期作戰於打通平漢、粵漢線之後，再出兵攻佔廣西和越南的通路。
此次作戰期間日軍亦需盡量攻擊並摧毀國軍於江西、湖南和廣西的機場。
這份計劃第1期作戰計劃即為豫中會戰、第2期為長衡會戰、第4期部份為桂柳會戰。若日軍達成其戰略目的，中國將被分為兩半，重慶基地有可能被其佔領，這也是抗戰伊始，中方最為擔心的日軍戰略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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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本土從未像本次如此徹底動員其陸軍，此前提讓整體作戰的兵力調度上得以提前順利進行；為支援此次作戰所調動人力，超過明治時期的日俄戰爭兩倍以上。
日本帝國大本營將對於支那派遣軍在執行一號作戰計劃中，所有兵力支援和要求都予以優先配合。日軍與蘇聯示好後，可放心自關東軍以及日本本土動員380,000部隊補充支那派遣軍之缺額以及後備補充兵，並將在中國乙種師團和丙種師團調升為甲種師團（含特種作戰單位和支援單位之後可達20,000人以上），並首次於中國戰線投入裝甲師確保攻擊戰果。其中準備用於補充戰死損耗的補充人員多達17萬（這是日軍中國派遣軍編制主任山田義次根據中國派遣軍10多次主要作戰的損害進行研究，評估本次作戰應需要17萬名補充人員，以此可見日軍在歷次大型會戰之作戰傷亡人數動輒數以萬計）之眾，因這17萬名補充人員太多，到時候可能會嚴重缺乏槍枝、個人裝備分發以及訓練部分，這狀況日軍甚至考慮到規劃用擄獲的輕兵器予以配備處理[16]。
後勤準備方面更是充分，首先改組中國戰場上航空兵團，單以飛機油料計就有半年存量，彈藥足以使用兩年。運輸工具有馬匹67,000匹，運輸汽車13,000輛，補給船艇10,000艘並調動日本國內道路、橋樑工程支援人力與器材投入戰線後方道路交通系統恢復。
以上種種單位後勤支援，都可達半年以上準備量，日方對於1號作戰準備之詳細之程度，上至野戰軍醫院，下至士兵軍靴修理，都已有周密計劃。
日方參戰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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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日方戰前徹底準備，中方此次應戰資源散亂，實處於極不利狀形。
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和參謀長史迪威不僅在個人關係上衝突達到最高峰，同時對於日方作戰動向與情報判斷亦多所失誤。
1944年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執法總監何成浚根據軍令部關於日軍在信陽等平漢線鐵路頻繁調動的情報，認為：「常德戰事甫經結束，（日軍）再進犯似不如是之速。就現勢度之，或慮我方將反攻而先作防禦準備也」。軍令部在掌握各種情報後認為：「黃河北岸之敵確有進犯河南之企圖，惟目前力量不足正式發動攻勢，其進攻之目的在牽制我軍策應華中作戰【指常德戰役反攻武漢之計劃】。」3月4日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長徐永昌判斷：「敵已經將平漢黃河橋修葺，可通汽車，此似是一種姿態，至其欲打通平漢線之宣傳，在今日看則完全炫惑伎倆而已」。4月6日徐永昌再次判斷：「現又在打通平漢云云，亦嫌費材料與費兵，且呼聲太高，似在聲北而擊南。但打通粵漢亦需七八師以上，且看敵如何抽兵來」。4月7日，何成浚再次記載：「軍令部報告數星期來寇軍在一、五、六、九各戰區調動頻繁，但其企圖迄今仍難判斷。以我度之，麥收之期不遠，寇軍則較豐富之區，乘時擾亂掠奪，勢所必然也」。徐永昌也認為：「敵打通平漢鐵路殊無理由，余以為主要在打擊我湯集團或搶麥亦可能為掩護換防」。
1944年3月29日，日本政府召開了天皇參加的樞密院對蘇聯維持關係的會議，會議決定轉讓北庫頁島的石油以及煤炭權利給蘇聯，並將《日蘇漁業條約》延長五年，以緩和與蘇聯的關係。蔣介石在3月底的日記中寫：「倭俄漁業協定為期五年，此最異駭……可知倭俄妥協後遠東形勢必一大變，禍乎？福乎」國民政府駐蘇大使傅秉常敏銳指出：「此事關係我國巨甚，余恐其影響：一、美國人之盡力援蘇攻德，系假定蘇聯於德國崩潰後加入戰日……二、日軍閥可藉此鼓舞其民氣，且東條可藉此而抽調關東軍一部，盡力打通平漢、粵漢兩鐵路，俾日軍得直接與華南及南洋日軍聯絡，不受美國海軍之威脅」。傅秉常的判斷預見到了日軍將抽調關東軍入關參加一號作戰，而且判斷出日軍的作戰目的在於打通平漢、粵漢鐵路，即打通大陸交通線連接南方軍。
儘管1944年初重慶方面即獲得對方在華中及長江流域有非常活動之情報，2月以後對日方準備打通平漢線和粵漢線攻勢情報也越趨清楚，但以後局勢之展開仍出其所料之外。
在內部基礎不穩下，重慶國民政府將大部分美援物資和戰略預備隊投入第2次滇緬之戰印度藍迦遠征軍，進行求生一擊。1944年中國抗日戰爭已邁入第7年，領土和有效統治人口大大緊縮，戰費居高不下，在擴大法幣發行後（從1937年6月的14億元至1944年12月的1,894億元），產生惡性通貨膨脹。如以1941年物價指數為100，則1944年12月為3,220。在這種情形下，不僅靠薪水生活的軍公教人員受害最深，前線部隊也普遍缺乏衣食、醫藥和裝備。著名歷史學者黃仁宇於國軍第14師任少尉排長，駐滇西，月薪僅法幣42元，但於駐地街頭一碗麵即需法幣3元，如是意義上和無餉無異。
在日軍即將展開主攻的區域，如河南第一戰區副司令官湯恩伯部和湖南第九戰區薛岳部，內亦存着相當大的弱點。
第一戰區連年飽受兵燹肆虐，1938年黃河花園口決堤以阻礙日軍，造成近百萬人死亡，重以1942年和1943年大飢荒又餓死數百萬人民，雖然整個第1戰區正規軍總數帳面上有46個師、4個獨立步兵旅，不包含游擊隊便已號稱470,000大軍，實際上其中有16個師是以新、預、暫作為編號，實質戰力完全不能依靠，加上第1戰區副司令官湯恩伯轄下部隊吃空缺問題是國防軍中出名的糟糕，戰區戰力並不充裕。由於所轄區於1941年晉南會戰後3年日方都沒有軍事活動，第1戰區國軍部隊多忙於在貧瘠的河南省自力救濟，失去作戰警覺和士氣。
在中部戰線方面，湖南第9戰區總指揮官薛岳將軍依據前3次「長沙大捷」經驗，認定日軍攻勢目標仍着重於攻佔各大城市的「錐型戰術」先例，亦即以機動部隊或中央突破或側翼迂迴後冒險深入，挺進佔領戰略據點後等待擴張戰果。因此在軍力部屬上第九戰區仍維持堅守核心據點、等敵軍攻堅失敗後以3面合圍形式反擊方式應對，錯估日方攻勢規模和打算永久佔領的準備。加上前段時間才剛打完常德會戰，第九戰區主要部隊都在休整中，依照過去經驗日軍不會那麼快將損失兵力補齊，因此第9戰區誤判日軍不會短期間連續發動兩場大規模會戰。
在第九戰區的國軍雖然帳面上仍有大批軍隊預定參戰，後實際參加長沙、衡陽會戰的軍級單位有58、72、20、44、26、37、暫2、10、46、62、73、74、79、100、4、99軍（出自《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其中，第26、37、10、73、74、79、100、99軍雖然屬中央軍系，但是常德會戰對這些部隊損失並非可一筆帶過之事，像是在華南堪稱戰力最強的國民革命軍第74軍在常德會戰中便折損一整個師以上，其它各師攻堅常德時亦折損嚴重，時到此次會戰時大部分都在重建整訓中，能投入的實質兵力頂多1個師；而之後在衡陽苦撐的國民革命軍第10軍在常德會戰時也將屬下的暫編師消耗殆盡，因此在衡陽一戰總兵力不超過18,000人，當時國軍軍級單位理論滿編值30,000人，這種不到60%編員以其它戰場的作法基本上都是後送整訓，但是沒得後送的國軍部隊只能用此等兵力迎接日軍攻勢。
中方參戰部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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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已經知道日軍將要在河南發動攻勢，襲奪中原地區。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於1944年2月中旬召集所屬軍長以上將領在洛陽開緊急會議，投敵的龐炳勛已經密電給一戰區，把日軍的進攻時間與計劃說的很詳細了。會議結果對部署也沒有變更或加強，只談了將各軍軍官眷屬及笨重行李、機要文件迅速向後方轉移。
會戰前日軍進行修復黃河鐵橋的工程並趕在3月25日完工，便於從邙山頭進攻。另外補給線的確保讓整場會戰日本的後勤來源無慮。[17]
1944年4月17日，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指揮第12軍，戰車第3師團、第37師團、62師團、第110師團、獨立混成第7旅團、騎兵第4旅團，共5個師團又3個旅團、1個飛行團（飛機168架）、第1軍和方面軍直屬部隊各一部共14.8萬餘人，在第11、第13軍各一部配合下，強渡黃河以攻佔平漢鐵路（北平-漢口）南段為目標，向鄭縣（鄭州）、洛陽地區發動進攻。1944年4月17日夜，日軍第37師團從黃河對岸發起攻勢，以主力進攻河南的中牟縣，至此，蓄謀已久的一號作戰正式發動。
中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指揮國民革命軍所轄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十四、第四、第三十六、第三十九集團軍，共8個集團軍1個兵團共17個軍約40萬人，及第五戰區第二集團軍、第八戰區第三十四集團軍[18]，在第八戰區和空軍（飛機156架）各一部支援下，以第二十八集團軍依託黃河南岸既設河防陣地抗擊日軍；第四集團軍在河南汜水縣（今併入滎陽）、密縣（今新密）間山區構成防禦地帶，進行堅守防禦；第三十一集團軍集結於禹縣（今禹州）、襄城、臨汝（今汝州）地區，待機殲敵。
4月18日，日軍第37師團配屬獨立混成第7旅團從中牟縣新黃河（今賈魯河）東岸向第二十八集團軍暫編第十五軍（軍長劉昌義）河防陣地發起攻擊，暫十五軍派遣下轄之新編第29師阻擊，旋即遭日軍擊潰，37師團以極輕損失的情況下在當日渡河完成。4月19日，日軍第110師團、第62師團由鄭州黃河大橋南下，朝第二十八集團軍下轄之第八十五軍邙山頭防線強攻，八十五軍當日遭擊潰後撤。37師團下轄之歩兵第225連隊隨即強攻由八十五軍下轄之國民革命軍第23師（師長李必藩）守衛的密縣，23師在守城4日後不支後撤；4月21日，由七十八軍下轄之2個團駐守的新鄭遭日軍奪取，第12軍在此設立前進指揮所；至4月23日，日軍推進到鄭州、新鄭、尉氏、汜水。
4月25日，日軍第13軍以2個旅團由安徽正陽關、鳳台攻向阜陽，作出向河南漯河進攻態勢，以牽制豫東守軍，打通平漢鐵路後撤回。
4月30日，日軍進攻河南近半個月後，其打通平漢線之企圖已昭然若揭，軍令部長徐永昌仍認為：「敵打通（恢復）平漢鐵路殊無理由」。
4月30日，日軍第12軍以3個師團又2個旅團向許昌發起攻擊。守城的新編第29師抗擊至5月1日失守。日軍第12軍旋以一部沿平漢鐵路南進，主力轉向西進，尋找第一戰區主力決戰。第31、第4集團軍予日軍以打擊後，於5月5日、5月6日分別撤往伏牛山、韓城。
至5月9日，西進日軍攻抵龍門附近。隨即以一部進逼洛陽，大部向伊河、洛河河谷進攻。同日，由許昌南進之日軍第27師團，與由信陽附近北上之第11軍宮下兵團(相當於旅團)在確山會師，打通平漢鐵路南段。同日晚，日軍第1軍以8個大隊從山西垣曲(今古城鎮)強渡黃河，攻佔河南英豪、澠池後，沿隴海鐵路(蘭州-連雲港)東西分進。至5月14日，與西進日軍擊退第36集團軍和劉戡兵團，包圍洛陽。
5月14日，蔣介石致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和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告以日軍打通平漢線以後，「必繼續向粵漢路進攻，企圖打通南北交通線，以增強其戰略上之優勢，其發動之期當在不遠」。然而時隔不久，蔣介石又判斷：「此種情報似為敵寇一種反宣傳之眩惑作用，是否打通平漢、粵漢兩路，須另待確實情報證明之」，並認為這是日軍的「神經戰」。5月底，蔣介石判斷：「豫戰未完而湘戰又起，敵寇既打通平漢路，其勢必企圖打通粵漢路以確立其東亞大陸決戰之基礎」。到6月初，蔣介石又判斷「是其企圖並無打通粵漢路之野心也」。7月，蔣介石再次判斷：「敵寇打通粵漢路之心猶未死也」。
5月18日，日軍菊兵團(第63師團一部)攻擊洛陽，守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配屬第94師依託城防工程，頑強抗擊一晝夜，使敵攻擊受挫。華北方面軍令第12軍司令官指揮第110師團一部、戰車第3師團主力、騎兵第4旅和菊兵團攻擊洛陽。
5月21日，在日軍優勢兵力圍攻之下，負責掩護部隊西撤的第36集團軍司令李家鈺中將（後追晉為陸軍上將）陣亡，守軍奮戰至5月25日分路突圍，洛陽失守。在日軍第12軍主力西進後，第五戰區第五十五軍、第十戰區豫南挺進軍等部，向平漢鐵路南段實施襲擊，一度收復確山、漯河等地，以牽制日軍。6月2日，第一戰區主力、第八戰區一部發起反擊，戰至中旬，將日軍逐至陝縣、洛寧、嵩縣、魯山一線，雙方對峙。
1944年5月中旬，日軍6萬佔領河南，國民革命軍全線潰敗，國軍在撤退時當地農民將5萬國軍解除了武裝，第一戰區副總司令湯恩伯在直屬衛隊遭民眾繳械 ，湯本人化裝成伙夫逃脫，第一戰區總司令蔣鼎文在撤退過程中被暴民俘虜，後化妝僥倖騎毛驢逃脫。日軍花了三週時間，擊潰47萬國民革命軍，到6月初便控制了北平到漢口的鐵路，完成了一號作戰作戰的第一階段，日軍戰史稱為京漢作戰。
豫中會戰慘敗後，蔣中正大為震怒，蔣鼎文和湯恩伯即遭撤職。 7月21日，蔣中正出席黃山整軍預備會議，斥責第一戰區:
軍風紀敗壞不堪，招致民怨，為中原會戰（即豫中會戰）失敗的主因。這一次中原會戰的情形是怎麼樣呢？有一些美國和蘇聯的軍官和我們軍隊一同退下來的，據他們所見，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裏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到了危急的時候，貨物不是被民眾搶掉，就是來不及運走，拋棄道旁，然後把車輛來運家眷，到後來人馬疲乏了，終於不及退出，就被民眾殺死！部隊裏面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姦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作人？尤其叫我個人怎樣對人；我統帥受到這樣的恥辱，也就是大家的恥辱。 」[19]
根據日本戰後聯隊史，參與本次會戰的日軍第110師團所下轄的第110步兵聯隊在1944年3月~1945年8月可確認之死亡人數為594人，另一下轄的第163步兵聯隊於1944年3月~1945年8月可確認之死亡人數為682人[20]，其中多半應該死於豫中會戰。另根據日本老兵所編寫的部隊史《北支派遣勝第5228部隊》，參與此次豫中會戰的第69師團獨立步兵第118大隊至少有5名軍官陣亡[21]。而根據日本戰後出版的部隊史，僅參與本次會戰的日軍機動步兵第3聯隊就在洛陽戰死102人，而同樣參與此次會戰的獨立步兵第78步兵大隊則在洛陽戰死29人，戰傷100多人，一樣參與本會戰的第163步兵聯隊第1步兵大隊在洛陽的戰死人數則是至少24人，另也參與本會戰的獨立步兵第36大隊下轄之第3中隊則在洛陽攻堅戰死24人、戰傷60人，上述日軍參戰單位僅佔洛陽攻堅日軍兵力的一小部分，可見日軍僅在本次會戰的洛陽攻堅就應戰死近千人[22]。另根據日軍第37師團戰友會在1986年的調查，該師團在豫中會戰僅有案可考的戰死者人數就多達308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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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日軍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指揮所轄第3、第13、第27、第34、第37、第40、第58、第64、第68、第116，及第5、第7、第12、第17獨立混成旅團，共10個師團、4個混成旅團、1個飛行團和海軍一部，共約28萬人[24]，以攻佔湘桂鐵路（衡陽-來賓）為目標，向長沙、衡陽地區進攻。
中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指揮第一、第二十四、第三十、第二十七集團軍，及第四軍、第十軍、第三十七軍、第四十四軍、第九十九軍、暫編第二軍，共4個集團軍（共15個軍）另6個軍共約40萬人，在空軍(飛機181架)、友鄰戰區支援下，以一部依託湖北通城東南山區、湖南新牆河南岸、沅江和益陽地區的既設陣地，節節抗擊，消耗、遲滯日軍；主力分別控制於瀏陽、長沙、衡陽及寧鄉等要地，相機殲敵。
5月27日，日軍以5個師團由湖南華容、岳陽、湖北崇陽沿湘江兩岸和湘贛邊山區分三路發起攻擊，以3個師團集結於湖北監利、蒲圻待機。另以1個團又5個營進至江陵以南松滋河沿岸進行牽制，以掩護軍右翼。防守新牆河的第20軍予日軍中路第68、第116師團以持續抗擊後，轉至湖南平江以東山區待機。防守崇陽東南山區的第72軍、挺進縱隊對日軍左路第3、第13師團逐次阻擊，遲滯其行動。防守益陽的第73軍抗擊日軍右路第40師團。6月1日，日軍中、左路強渡汨羅江，突破河防陣地後，分路向撈刀河、瀏陽河進攻。守軍第37軍採取邊抵抗邊後撤的戰法，撤至瀏陽附近山區待機。至6月14日，日軍相繼攻佔沅江、益陽、瀏陽。
6月16日，日軍第34、第58師團、第68師團一部攻擊長沙城區。第4軍堅守至6月18日下午，傷亡殆盡，長沙城失陷，第四次長沙會戰結束。第九戰區為阻敵深入，發起衡陽保衛戰，從6月20日起向日軍發起反擊，至6月27日，將日軍左、右路分別阻滯於醴陵、湘鄉；對日軍中路在淥口、衡山間雖給以打擊，但未能阻止其南進。6月24日，日軍第68、第116師團開始攻擊衡陽城郊區之機場，到6月26日時因守軍傷亡過重後撤至衡陽城，日軍在6月27日起對衡陽城進行攻堅。然而衡陽守軍第10軍（3個師，因常德會戰後缺員上未補齊，實編不滿2萬人）搶先於五月底進駐此地，並動用當地軍民構築了一定規模的防衛工事，因此日軍進攻時第十軍依託工事以正面和側面火力掩護吸收了日軍攻堅衝力，同時第十軍所屬預十師28團所屬迫砲連成功的炸傷日軍68師團首腦群，包括師長佐久間為人與師參謀長原田貞等一干核心參謀受到重傷，直接導致之後68師團作戰失能，這使得日軍這波攻擊只剩116師團獨立支持，戰至7月2日，日軍耗損過重，暫時停止攻擊等待增援。
6月中旬，日軍進攻湖南後，其打通湘桂路的意圖已非常明顯，軍令部長徐永昌研判：「敵此次進犯豫西南與湘鄂諸地，觀察家咸謂系企圖打通平漢粵漢兩路，更有意打通湘桂線迄鎮南關者……以余判斷殆仍乃欲打擊我野戰軍或杜我反攻與轉用。蓋欲攻犯兩路或三路而確保之，恐彼亦不易抽調出如此巨大兵力」。仍然認為日軍兵力不足，難以發動大規模會戰。6月14日，國民黨軍令部第一廳判斷日軍將通過衡陽入桂林，徐永昌卻認為：「犯湘已近二十日而廣州敵未動以觀，則敵人完全無深入企圖，不過一意打擊吾人反攻力量與混時間以應付戰事而已」。6月18日，蔣介石召集各將領研討戰局。對於日軍的進攻方向，徐永昌記載：「午間曾家岩會報，為章【即時任軍令部次長劉斐】以為敵必沖至衡陽可能入桂林，余以為敵兵力不足，只要我能力拼，尚不至企圖入桂……敵無深入企圖，且略舉日前（十四日）之觀察……蔣先生熟視余，但對努力打擊敵人則同意。」
7月11日，日軍第68、第116師團經修整後以15個步兵大隊、12個炮兵大隊第二次攻擊衡陽。守軍以固守陣地與機動防禦相結合，加強陣地間的互相支援，實施短促近戰和反衝擊，戰至7月20日，迫敵再次停止攻擊。其間，被阻滯於湘東山區的日軍第3師團先後在醴陵、茶陵、安仁遭重創。後在第27師團、第34師團和第13師團一部支援下，戰至月底，始突破圍阻。
7月中旬，日軍數次進攻衡陽後，軍令部長徐永昌在黃山軍事會報上認為：「除非敵最近改變策略，否則第九戰區告一段落後，敵必繼之向我六戰區攻擊」（即日軍攻下衡陽後，其下一步的進攻方向不在廣西，而將掉頭進攻位於第六戰區的鄂西)。衡陽戰役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層持樂觀態度，熊式輝記載：「出席委員長官邸軍事會報，湘局好轉，日軍因後方兩翼之打擊，及交通接濟之困難，又整個太平洋局勢之逆轉，已陷非撤退不可之苦境」。陳誠後來對此批評：「恃敵之不來與待盟軍之勝利之觀念，為造成今日危機之最大罪患」。
7月27日時，日軍高層即預估，第11軍作戰受傷人數到8月中旬將上升至5萬人，下旬將上升至6萬人，其中傷重不治者將上看至2萬人[25]。
8月4日，在成功的擋下國軍解危攻勢後，日軍第11軍集中4個師團、28個大隊第三次對衡陽進行攻堅。被包圍的第十軍進行防衛作戰直到8月7日，在傷亡慘重以及彈盡援絕之下，軍長方先覺與參謀長孫鳴玉、師長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聯名發出震驚中外的「來生再見」電文。
8月8日，凌晨四時日軍逼近第十軍指揮所，方先覺認為戰事已然絕望，便舉手槍自殺，但為輜重團團長李授光與副官王洪澤奪下，槍響彈虛出。最後敵兵至，軍長與其他師長在日軍有條件投降的勸誘下接受投降並解除武裝[26]，衡陽淪陷。衡陽守軍陣亡4000、傷兵9000、最後日軍統計受降總數有13306人。至於包括外圍攻堅單位的損失總計死傷86,752人，失蹤21,531人。[27]
根據日本戰後所編撰的資料，僅第68師團在黃茶嶺所開設的一所野戰醫院就收容傷病患4,000多人，結果有多達90%以上的傷病患死亡，僅在8月5日晚上至8月7日早晨該野戰醫院就有400多人傷重不治，且該野戰醫院衡陽保衛戰期間曾一次收容1,000多名戰傷患者，且因為狀況混亂，導致大量死亡日軍傷病患並未留下姓名資料[28]。而第116師團也開設多處臨時野戰醫院，均出現大量傷病患死亡，其中僅月塘野戰病院在6月下旬到9月25日就收容3,000多名來自步兵第133聯隊的傷病患，其中1,000多名死亡[29]。
而同樣參與此役的第116師團獨立山砲兵第2聯隊於7月15日接收650名補充人員用以填補陣亡與傷重後送所造成的大量缺額，另於衡陽淪陷後的8月20日接收720名補充人員用以填補陣亡與傷重後送所造成的大量缺額，考慮輕傷者應不在補充範圍內，該聯隊於此役應死傷多數人員[30]。
衡陽淪陷之後，日軍高層隨即要求補充10萬新兵至第11軍[31]，考量到先前日本第11軍已有數次整補（考慮日軍在一號作戰前準備17萬名補充人員[32]，衡陽淪陷後補充人員剩下10萬名，第11軍在長衡會戰期間約接收7萬名補充人員，輕傷者與輕病者應不在補充範圍），日軍於長衡會戰傷亡染病減員極可能多達10多萬名（經治療之後返回崗位的輕傷者與輕病者應不在補充範圍）。
1944年8月，日軍侵佔湖南衡陽後，為準備進佔廣西桂林、柳州，日軍成立第6方面軍，以岡村寧次為司令官，出動第11軍橫山勇第3、第13、第37、第40、第58、第116師團，及戰車、重砲聯隊，共6個師團又1個旅團，於8月29日由衡陽沿鐵路向湘桂邊界推進；以第23軍2個師團又1個獨立混成旅團，於9月6日由廣東清遠等地沿西江向廣西梧州進攻，另1個獨立混成旅由廣東遂溪向廣西容縣進攻。
9月10日，岡村寧次奉命指揮第11、第23軍、第2飛行團（飛機約150架）和第2遣華艦隊一部，共約16萬人，在南方軍一部配合下，以打通桂越(南)公路為目標，向桂林、柳州進攻。中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指揮第二十七、第十六、第三十一、第三十五集團軍，及第六戰區孫連仲第二十四集團軍、湯恩伯兵團，共9個軍、2個桂綏縱隊、空軍一部（飛機217架），共約20萬人，在黔桂湘邊區總司令部的3個軍支援下，以分區防禦抗擊日軍。9月14日，日軍第11集團軍攻佔全州，隨後調整部署，準備攻擊桂林。9月22日，日軍第23軍陷梧州，至10月11日相繼攻佔平南、丹竹和桂平、蒙圩。
第四戰區鑑於全州地區日軍尚無行動，遂調整部署，將所部編組為桂林、荔浦、西江3個方面軍，南寧、靖西2個指揮所，以大部兵力國軍第31軍桂系中將軍長賀維珍部2萬兵力固守桂林，集中一部兵力先擊破西江方面之敵。10月21日，第64軍配屬桂綏第1縱隊向進佔桂平、蒙圩之日軍獨立混成第23旅實施反擊；另以第135師等部向平南、丹竹攻擊，策應反擊。戰至10月28日，日軍第23軍主力逼近武宣，中國軍隊遂停止反擊退守武宣。與此同時，日軍第11軍突破桂林、荔浦方面軍的防禦陣地，主力於11月4日進抵桂林城郊；一部向柳州進攻。11月7日第四戰區將3個方面軍編組為左、中、右兵團，集中兵力保衛桂、柳。11月9日，日軍第40、第58、第37師和第34師團一部，向桂林城發起總攻。
同日，日軍第23軍第104師團、第11軍第3師團及第13師團突破中央兵團的防禦陣地，攻向柳州。11月11日，防守桂林城區的中國軍隊撤退，部分在撤退途中被俘，桂林陷落；守軍除第16集團軍副總司令韋雲淞、第31軍軍長賀維珍率一部分幕僚逃出以外，桂林防守司令部參謀長陳濟恆、第31軍參謀長呂旃蒙、第170師副師長胡原基、第131師第392團團長吳展等以下官兵2,400餘人在戰鬥中犧牲。31軍131師少將師長闞維雍拒絕撤退，於陣地拔槍自盡忠烈殉國。據日軍第11軍統計，桂林戰鬥中，中國軍隊陣亡5,665人，被俘13,151人，被日軍繳獲各種口徑的火炮156門、重機槍110挺、輕機槍359挺、步槍2,737枝。
第27集團軍接到戰區11月7日改為中央兵團、固守柳州的命令後，以急行軍於當夜到達指定位置，當即進行防禦部署：令第37軍在象縣以北掩護主力向柳州轉進，令第188師在柳州以北、以東的長塘、東泉各附近掩護柳州側背安全，令第26軍防守柳州，令第20軍控置於柳州西車站附近待機。第26軍以第41師守備柳州東面和北面，第44師守備西面和南面。11月8日，日軍第13師團及第3師團分別進至柳州以北6公里處和柳江東岸，第23軍的第104師團先頭第161聯隊進至柳州南約18公里的四方塘（第22師團仍在貴縣北龍山地區）。楊森急令第20軍的第134師在柳州西岸擔任河防，並以一部佔領鵝山，以加強防守力量。11月9日，日軍第13師團、第3師團分由柳州以北、以東和東南發動總攻。當日中午，日軍第3師團的第34聯隊由三門江附近強渡柳江，進至西岸；第13師團先頭第104聯隊攻入柳州北部；第104師團先頭第161聯隊第3大隊亦進至柳州機場南側。11月10日凌晨，日軍第3師團第34聯隊與第104師團第161聯隊第3大隊攻佔柳州飛機場。美國陸軍航空隊支援戰機30架及桂林機場遭日軍擊毀；堅守柳州城區的第26軍傷亡過半，奉命撤離，柳州失守。隨後，日軍第3、第13師沿黔桂鐵路（都勻-柳州）向西北進攻；第23集團軍沿柳邕公路（柳州-南寧）向西南進攻，11月24日攻佔南寧。
11月28日，日軍南方軍第21軍一部從越南突入中國，向廣西綏淥（今屬扶綏）進攻。沿黔桂鐵路進攻的日軍第11軍一部（約2個聯隊）至12月2日攻至貴州獨山，遭黔桂湘邊區總司令部部隊的反擊，撤回廣西河池。12月10日，日軍第21軍與第23軍各一部在綏淥會合。至此，大陸交通線全部打通。日軍傷亡約13,400人。[33]
戰術上日軍在初期訂定後勤計劃正確，因此在整體作戰上幾乎達到成功，就結果而言也達到了一開始預定的作戰目標，但是日軍從開戰時即出現的兵力不足問題在此場全面性會戰中再次暴露，雖然有效打擊了國民革命軍戰力（以中路作戰擊潰第九戰區薛岳所駐防之長沙最為明顯，第九戰區到戰爭結束前再也無力作戰），但是無法有效佔領領土之下最後仍然自行撤出部分地區，自身傷亡也極其慘重，根據日軍作戰主任參謀在44年12月所言，日本第11軍的各個第一線師團之戰鬥力都只剩下1個步兵聯隊左右的實力（日軍參戰各師團於戰役當中曾屢次整補，且有傷病患者陸續痊癒歸隊，然戰力依舊下降約3分之2）[34]，日軍在本次作戰前即準備17萬名補充人員[35]，然而本次會戰結束後各參戰師團仍然有大量缺額，足見日軍於豫湘桂會戰因陣亡、傷重後送、病死、病重後送造成的需補充減員缺額應不下於20萬（經短暫治療返回崗位繼續作戰的輕傷者與輕病者不考慮在內），根據日本戰後出版的部隊史《若松聯隊回想錄》，僅日軍步兵第65聯隊可確認之湘桂作戰戰死人數（單純指被國軍擊斃，不含病死與意外身亡。）就多達905名[36][37]，該聯隊也於本次會戰期間的7月29日以及本次會戰結束後的12月20日與隔年1月15日接收3批次人數共計為2,569名的補充人員（重傷致殘者以外的傷兵應不在補充範圍內）[38]。而根據日本第27師團老兵回憶，該師團1萬6,000多人投入湖南廣西作戰僅兩個月就死亡4,000多人[39]，而第58師團轄下的獨立步兵第106大隊在豫湘桂會戰與隔年的桂柳反攻作戰就至少死亡811人[40]， 這使得日軍無法進一步推進，而日軍於南路沒有擊潰第四戰區兵力的結果，種下隔年湘西會戰日軍慘敗的因子。東北關東軍被抽調後又沒辦法補回，造成東北滿州防守長期空虛，使中立的蘇聯於1945年突然改為趁虛而入。
日軍儘管達成作戰企圖，卻無力保障大陸交通線暢通。反而在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的同時，賠上把時間和資源都浪費在中國戰場上，使得美軍跳島計劃此時已攻克了塞班島島鏈，在中國的B-29轟炸機、空中堡壘、重型轟炸機，在從中、印起飛空襲日本本土的馬特霍恩行動結束後，全部改從塞班島、關島及周圍群島起飛空襲日本本土，因此日軍始終未能阻擋美機空襲日本本土。
二戰尾聲，中國戰區相較於盟國歐洲方面同一時期的情形，如蘇軍白俄羅斯殲滅戰，和英美聯軍之諾曼地登陸，顯然成就遠不可比擬。此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戰略上指導失誤已如前所述，對於日軍主攻方向雖已大致知悉，但終因為支援滇緬作戰，主力和預備隊配置不當。重以錯估日方如是全力進犯和永久佔據之決心和準備，致使豫、湘、桂大片國土被占，空軍基地、場站被毀。[41]
一號作戰計劃始於1944年4月的鄭州戰役和洛陽戰役，然後沿平漢鐵路穿過河南向南推進。因為日本人試圖掃清武漢至廣東間的鐵路線，夏季在長江以南的湖南爆發了最為激烈的戰鬥。長沙於6月陷落，衡陽於8月陷落。到初冬，已實現南北連接，但日本先頭部隊轉而西進，攻佔桂林、柳州和南寧的機場。西北方向是貴陽，有公路通往重慶。形勢如此嚴峻，美國和英國的文官於12月從戰時首都疏散，失敗或投降的災難性預言猖獗一時。然而事實上，日軍先頭部隊精力已消耗殆盡，無力繼續前進了。 [41]
國軍除了部隊的嚴重損失，後勤的損失也同樣嚴重：估計40個師的裝備以及新淪陷區特別是「魚米之鄉」湖南的資源。[41]
重慶國民政府在日軍一號作戰中連番受挫失地的情形，極大程度的損害了美國對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的觀感；史迪威與蔣間在此役之前即惡化的關係更因此達到臨界點，史迪威以此役中國軍拙劣的表現與轄下印度藍迦滇緬遠征軍的精強做對比，直指蔣政權腐化無能是導致戰爭延長之主因，甚至進而主張由其取代蔣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而蔣也幾近憤怒地要求美方撤換史迪威。在1944年和1945年，一號作戰以及蔣介石與史迪威將軍間的最後衝突導致史迪威被召回國，把國民黨的短處暴露無遺，而中共則恢復了活力，出現在美國人的視線之內，並進行了有限度的接觸[42]。
這場中美指揮權的衝突最後以美方退讓，在1944年底撤換史迪威告終，但美國政界及民間對中國國民政府的印象已轉趨不信任與輕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戰後第二次國共內戰的結果。
中共佔據地區則在潘漢年通知下即早獲知情報，在一號作戰幾乎未遭受損失[43]。由於華北日軍主力大部調往南方，與國軍陷入膠着狀態。中共中央5月11日開始向華中局、北方局發出《關於敵進攻河南情況下的工作方針的指示》，要求向淪陷區進軍，在河南地區組織抗日游擊隊建立根據地。
7月25日，中共中央發佈向河南敵後進軍的部署命令。在華北大掃蕩中蟄伏已久的八路軍趁機對日軍展開了聲勢浩大的1944年局部大反攻，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縱隊各部，在華北、華中、華南敵後對日、偽軍普遍發起了局部反攻，主要是攻擊敵占城鎮，拔除日、偽軍在中共佔領區周圍的據點，大量消滅日、偽軍，恢復並擴大中共佔領區。
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中共各邊區、軍區共作戰11000多次，殲滅日、偽軍近20萬人，俘日、偽軍6萬多人，爭取偽軍反正3萬多人
- 晉察冀邊區軍民收復村莊9900多個，擴大了北嶽區，鞏固了平北與平西區，堅持了冀東區恢復了冀中區
- 晉冀魯豫邊區軍民收復縣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萬，改變了中共佔據地區被分割的局面
- 晉綏邊區軍民收復村莊3100多個，綏西、綏南恢復到1942年前的局面
- 山東軍區軍民攻克縣城八座，解放人口500餘萬，形成了渤海、膠東、魯中、魯南、濱海五個鞏固的根據地，鋪陳了後續山東軍區1945年對日大反攻。
- 中共華中解放區軍民收復國土7400多平方公里，並把華中解放區先後調整為淮北、淮南、蘇北、蘇中、蘇南、皖中、浙東和鄂豫皖八個中共佔據的解放區
- 中共華南解放區軍民控制廣九路以東大部分地區，在廣九路以西成立政權，並在瓊山、文昌、澄邁等縣建立了鞏固根據地[44]。八路軍第120師359旅1944年11月奉中共中央命令，由延安出發，1945年8月抵達廣東省北部地區，為國共內戰作出準備[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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