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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府河陽縣（今河南省孟州市）人[1]，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諡號「文」，世稱韓文公。唐朝官員、文學家，與柳宗元是當時古文運動的推行者，合稱「韓柳」。蘇軾稱讚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散文、詩，均有名。著作收錄《昌黎先生集》。
漢弓高侯韓頹當裔孫韓尋，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韓棱，字伯師，其後徙安定武安。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韓耆，字黃耇，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諡曰成。耆生茂，字元興，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生子：韓備、韓均、韓延壽、韓天生。
韓愈自稱是漢代諸侯韓王信的後裔，父韓仲卿。韓愈出生不到幾歲，母親過世，三歲喪父，受大哥韓會（即十二郎韓老成之伯父兼養父，韓老成被韓愈二哥韓介過繼給韓會）撫育，隨兄長為官轉徙長安、韶州（今廣東韶關）等地。後韓會病逝韶州，隨嫂鄭氏護喪返回河陽。後又避難宣城（今安徽宣城），與侄韓老成，同由鄭氏撫養成人，情逾手足。
韓愈至七歲才開始讀書，十三歲能寫文章，自言「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5]。唐朝貞元二年（786年）赴長安應試，無門第資蔭，三試不第。貞元八年（792年）古文家陸贄、梁肅知貢舉[6]，韓愈曾多次交遊梁肅門下[7]，好寫古文的韓愈，因此得以中進士[8]。應吏部試，又三次不中，憤慨之餘稱「為考官所辱」，打算求船東下[9]。貞元十一年（795年），三次上書宰相，希得薦舉而不得。
貞元十二年（796年），汴州宣武軍亂，隨宣武軍節度使董晉赴任，擔任「觀察推官」。期間與孟郊相識交遊，李翱、張籍入其門下。董晉卒，改任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屬下「節度推官」。張建封死，遷居洛邑。
貞元十七年（801年），經由李翱引薦給陸慘[10]，獲得薦選[11]，任國子監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803)前，著《師說》。貞元十九年（803年）任監察御史，因關中旱災，上《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糾彈國戚京兆尹李實，遂貶陽山令，深受百姓愛戴，百姓甚至以「韓」字，為兒取名。這一年侄子韓老成去世，寫《祭十二郎文》。
永貞元年8月（805年）憲宗即位，大赦天下，韓愈改任荊州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甚感失望，寫下「棲棲法曹掾，何處事卑陬」。[12]
元和六年（811年）任國子博士，作〈進學解〉，受裴度賞識，擢為禮部郎中。815年隨裴度征淮西，因功擢任刑部侍郎，並作〈平淮西碑〉。因碑文內容推崇宰相裴度，實際作戰平定淮西的李愬，妻子是唐安公主女因而控訴韓愈所作碑文不實[13]，李愬的屬下石孝忠推倒碑文，唐憲宗只好命段文昌重撰碑文。
轉任刑部侍郎時，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因反對唐憲宗迎接釋迦牟尼佛佛骨而被貶為潮州刺史（今廣東潮州）。
《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願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此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
往潮州路上，已經生病的愛女也因為不堪路程折磨而病死，韓愈傷感不已，來到了藍關（今陝西藍田）時，大雪紛飛，韓愈見到姪孫韓湘（傳說韓湘就是八仙之一的韓湘子）。不禁再三嗟歎道：「吾為汝成此詩。」詩吟：「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願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此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到了潮州之後，韓愈與潮州大顛和尚成為好友。後來在潮州又寫《祭鱷魚文》，往河裏扔了一豬一羊，然後組織百姓獵殺鱷魚，往河中倒入生石灰、硫磺等，《舊唐書》說，鱷魚就此絕跡[14]。但事實上，後來宰相李德裕、宋朝陳堯佐在潮州時，看見鱷魚仍在；鱷魚一直到明代才徹底絕跡。韓愈卒後，當地乃建韓文公廟供奉。
在潮州任內，韓愈上表懺罪謝恩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它，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並陳述邊地困境，希冀憐憫之心：「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髪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15]表進，敕令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據舊唐書記載，袁州有借貸逾期未能償還債務者淪為債主家奴的風俗。韓愈到袁州後，設法讓這些奴婢贖身，並禁止此陋俗。[14]
唐穆宗即位後，奉旨回京，歷任國子監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職，是人稱其為「韓吏部」
長慶四年（824年），八月因疾告假。十二月二日（西曆12月25日），於長安靖安里的家中與世長辭，享年五十七 。贈為禮部尚書，謚為文。
寶曆元年（825年），三月葬於河陽。
宋元豐元年（1078年），神宗追封為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當時伽藍四萬所，僧尼二十六萬五千餘人，王公與士民花費過多金錢且盲目迷信佛教的風氣，一度對唐朝造成頗大的經濟壓力，雖然韓愈曾有逼迫所有僧侶還俗的言論，但事實上他並不完全反佛，所以他也不避諱與僧人應酬唱和，如潮州大顛、三平義中師徒。他也反對道教對仙丹的迷信，要人們食用丹藥，說因此「殺人不可計」(然而他在自己的詩作《又寄周隨州員外》卻提到「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和他有交情的白居易的詩作《思舊》也提到「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但並不是針對道家思想。韓愈以「道統」自命，三十六歲時已經「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祭十二郎文〉），晚年有「落齒」詩：「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牙。俄然去六七，落勢殊末已」。後來在長安城南興建過豪宅，也有絳桃、柳枝等妓，能歌善舞[16]。長慶四年（824年）敬宗即位，同年十二月韓愈因病去世，年五十七[17]。
妻子出身范陽盧氏，二子,長子韓昶官至檢校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娶京兆韋放女[18],大中九年去世,享年五十七;次子富平令韓州仇，有一女為李漢妻，一女為蔣系妻。
韓愈去世後，〈韓文公墓誌銘〉是由其生前指定的高徒皇甫湜撰寫，李翱令作行狀。
現在河南焦作孟州市西虢鄉韓莊（傳為韓愈老家）修建有韓文公墓。廣東潮州市潮州韓文公祠是中國大陸現存保存最完整歷史最久遠的紀念韓愈的專祠。臺灣屏東縣內埔鄉的昌黎祠（韓愈廟）是臺灣唯一主祀韓愈的廟宇。
1976年，韓愈身後評價在臺灣產生「誹韓案」，學者於《潮州文獻》說韓愈死於花柳病，被韓愈後人控告誹謗成案，引起論戰。[19]
韓愈文章以排斥佛老，闡明儒家之道為宗旨，著作有《師說》、《送董邵南序》、《原性》、《原道》、《諫迎佛骨表》、《進學解》、《送窮文》、《柳子厚墓誌銘》、《馬說》等文章。韓愈也被後世稱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 “ |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前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
” |
韓愈主張「文道合一，明道為主」，柳冕首先提出(文以載道)，周敦頤首先寫出(文以載道)四字，宣揚儒道，攘斥佛、老，「破駢為散」，反對六朝以來的駢文文風，主張恢復三代兩漢自然質樸的文體，「言貴獨到」，「詞必己出」，要「文從字順」。
韓愈主張思想復古、文學復古，以復古道為目的，復古文為手段，而所謂道，是指儒家的道。韓在繼承的基礎上亦有所創造和革新，主張學古文「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
貞元、元和年間，韓愈和柳宗元開始寫作古文，由於有理論有創作，故有成就。韓愈有自信，百折不回，又善宣傳，廣收門徒，遂形成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韓愈繼承前人之經驗，意志堅強，大力提倡古文。正如李漢「昌黎先生集序」說：「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他既有理論，又有優秀作品示人，得到李翱、皇甫湜、張籍、孟郊等文友和後進支持，故能領導古文運動。
儒學在魏晉南北朝以來，受佛道兩教大盛所影響，漸漸失去統治地位。韓愈本身主張復古，反對佛教。為儒教爭取統治的地位，以代替佛教或道教統治的地位。為後來宋明理學產生了先驅作用。韓愈在他的道統傳承的說法中把孟子說成孔子的繼承人，並認為聖人之道在孟子以後失傳，使孟子在道統中具有了與孔子同等的地位，這就把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影響到後來宋明理學的學者把《孟子》一書列入四書，使孟子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真正提高起來。而另外在宋代《大學》被尊為四書之一，獲得了儒家重要經典的地位，而闡揚《大學》其實在韓愈已經開始[20]。
其詩有論者以為可以列李白杜甫之後，居全唐第三。韓詩以文為詩，以論為詩，求新求奇，有氣勢，對糾正大曆詩風起到了一定作用，對宋詩產生了較大影響。王安石以韓愈《薦士》評孟郊詩反過來評韓愈本人：「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概括其詩風。葉燮論韓詩：「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21]趙翼《甌北詩話》云：「詩家好作奇句警語，必千錘百鍊而後能成。如……昌黎之『巨刃磨天揚』、『乾坤擺雷硠』等句，實足驚心動魄，然全力搏兔之狀人皆見之」。他的代表作有《南山詩》、《調張籍》、《聽穎師彈琴》、《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春雪》、《晚春》等。
韓愈亦善寫墓誌銘，是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韓愈文名日盛，達官貴人常求其為先人撰墓誌銘，潤筆之金甚高，韓愈亦來者不拒。司馬光《顏樂亭頌》一文指出，韓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韓愈寫一篇《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潤筆費用是「受馬一匹，並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謝許受韓弘物狀》記載曾收得韓弘致贈的「絹五百匹」，相當於四百貫錢，而時韓愈一個月的薪水只有二十五貫錢，當官反成副業。部分「諛墓」之作，在當時頗受譏斥。其友劉叉故意取其黃金數斤而去，云：「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元代王若虛說：「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又說：「退之不忍須臾之窮。」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憲宗要將鳳翔法門寺的釋迦牟尼佛佛骨迎至宮中供養三日，崇佛之風再次興起，舉國若狂，有人「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後時」。韓愈上《諫迎佛骨表》（《論佛骨表》）諫阻天子迎佛骨，認為「佛本夷狄之人」，佛教自外於天下國家，讓佛教凌駕於儒學之上，有被同化為夷狄的危險，且佛徒滅棄封建倫常，「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眼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同時韓愈還認為，佛教耗費大量財富，加重了百姓負擔，且信佛的皇帝沒有好下場，「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牲宰，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兵逼，餓死台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他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將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憲宗聞之大怒，將處以極刑，裴度、崔群力救道：「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求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15]於是貶其為潮州刺史（今廣東潮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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