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是指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國際組織、企業和其他公民等交往的方針政策。根據美國國務院簡介，美國外交的目標是要建立和維持一個更民主、更安全和更繁榮的世界，以實現美國的利益和國際社會共同利益。[1][2]此外，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稱其政策目標為：「出口管制，包括核技術和設備的不擴散；促進與外國的商業交流和保護美國海外商貿；國際商品協定；國際教育；保護美國海外公民。」[3]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援助一直是國內外引發爭議、褒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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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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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外交政策角度來看，美國獨立後，發生了由一戰前後的「不干涉主義」轉向二戰期間和戰後、直至冷戰結束致力於成就世界大國和全球霸權的改變。[4]自19世紀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也被視為從現實主義轉向了理想主義或韋爾遜式外交學派。[5]
外交政策這個主題早在佐治·華盛頓的告別演講中就有充分的論述。對所有國家保持誠意和公正，並且與所有國家一起培育和平與和諧，避免「針對特定國家的頑固反感和對其他國家的熱情依戀」，「避免與任何外國勢力建立永久的聯盟」，並倡導與所有國家進行貿易。 這些政策成為1790年代聯邦黨的基礎。 但是與之相反的傑裴遜主義者忌憚英國，在1790年代支持法國，並宣佈了1812年的對英戰爭。 在1778年與法國結盟後，直至1949年美國才簽署了另一個永久性條約——北大西洋公約。隨着時間的推移，其他外交闡釋、關鍵目標、態度或立場已經帶有總統主導的政策風格，例如列根外交、奧巴馬外交。美國外交在最初並不具備這樣的特點，但自二戰以來，大多數總統都會有自己的一套。
傑弗遜主義者激烈反對國家保持龐大的常備軍和任何海軍，直到美國船隻遭遇巴巴里海盜的侵擾，促使美國開始迅猛發展海軍力量投影能力，這支持了1801年第一次巴巴里戰爭。
在十九世紀美國進行了第二次獨立戰爭和1898年美西戰爭，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對外貿易的穩定擴大為特點。1803年路易斯安那購買案使領土擴大了一倍；西班牙在1819年割讓了佛羅里達；1845年吞併了獨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在1848年與墨西哥的戰爭中獲得了加州、亞利桑那州、猶他州、內華達州和新墨西哥州；1867年從俄羅斯購買了阿拉斯加；1898年吞併了夏威夷王國，同年擊敗西班牙，獲得了波多黎各和菲律賓，並得以監管古巴。帝國主義的美國在1908年稍有褪色，她將注意力轉到了巴拿馬運河和對美國南部國家的穩定，比如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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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國外交大致上以價值觀外交為導向趨同於認同政治普選制的國家或外國勢力結盟，贊同者認為推廣普選式民主將改善世界，批評者認為美國是偽善的外衣採取雙重標準，例如對中東諸多產油國的君主制長期不發表意見，而至少擁有領導人選舉較接近普選制的俄羅斯或伊朗等國卻依然打壓，對於親美勢力的武裝政變和屠殺也常淡化處理，所以推廣價值觀的目的其實是要干涉他國內政製造更多附庸，獲取美國經濟和軍事利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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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紀階段美國的外交與歐洲殖民主義大致無分別，在美西戰爭中，美國成功佔領了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並在1900-1903征服了當時超過一百萬人的菲律賓。美墨戰爭和美國侵略夏威夷兩場行動確立了陸權和海權的地位穩定，之後美國忙於國內西部大開發和各殖民地經營較少干預歐洲事務。從黑船來航和義和團之亂可以看出美國當時外交以殖民地商業利益為驅動，在商路受損時才會出兵海外。
一戰中韋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計劃」是在他宣揚民主、反對軍國主義以結束戰爭的政治唯心主義綱領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成為德國停戰（實際上是投降）和1919年巴黎和平會議的基礎。由此產生的凡爾賽條約，由於歐洲盟國的懲罰性「和平」和領土企圖，顯示出與十四點計劃的矛盾，美國與其每一個對手簽署了單獨的條約；也由於參議院的反對，美國從未加入過由於韋爾遜的倡議而建立的國際聯盟。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走上了一條獨立的道路，成功地實施了一項海軍裁軍計劃，並為德國提供了緩解賠款壓力的政策。獨立於國際聯盟之外，使美國成為國際外交事務中不可忽視的力量。紐約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但1929年的華爾街崩盤將西方工業化世界帶入了大蕭條。美國的貿易政策由共和黨的高關稅和民主黨的互惠貿易協定所決定，但無論如何，出口在20世紀30年代都處於非常低的水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元氣大傷，美國卻因置身事外損失不多，聲望大為增加。在整個1920年代，農產品價格不斷降低，工業利潤大幅增長，美國經濟發展得異常繁榮。這波經濟成長還被信貸上升和股票市場的興盛推波助瀾。終於股市在1929年10月大崩盤，隨之而來的是經濟大蕭條美國在羅斯福新政的內需大建設下忙於修補國內，對外採取孤立主義。直到二戰偷襲珍珠港後美國進入戰爭開始為日後干預亞州與歐洲事務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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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至1938年，美國採取了不干涉主義的外交政策，但當時的羅斯福總統在對德、日戰爭中支持盟國。經過激烈的內部辯論，美國樹立了成為「自由民主世界的武器庫」的國家政策，即在不派遣美國作戰部隊的情況下為盟軍提供資金和裝備。羅斯福提到了「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們應該享有的四項基本自由，這些自由包括言論和宗教自由，以及免於匱乏和恐懼的自由。在大西洋會議上羅斯福在潛在盟國中建立了戰後世界的規則，大西洋憲章中包括糾正早先國際聯盟的失敗教訓，這成為邁向聯合國的一步。美國的政策是威脅日本，迫使它退出中國，並防止它攻擊蘇聯。然而，日本在1941年12月對珍珠港發動了攻擊，美國與日本、德國和意大利進入了戰爭狀態。美國向盟友提供的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貸款，而是500億美元的租借贈款。羅斯福與英國的溫斯頓·邱吉爾和蘇聯的約瑟夫·史太林密切合作，把軍隊開進太平洋對抗日本，然後在北非對抗意大利和德國，後來在1944年從法國和意大利進入歐洲對抗德國。二戰期間美國經濟迅猛發展，工業產值翻了一番，建造了大量的飛機、船隻、坦克、軍火，還有原子彈。美國大量的戰爭努力投向了戰略轟炸機，這將日本和德國的城市夷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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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和盟國一起打敗了它的敵人，它成為了非殖民式的全球性超級國家，增加了它的國際聲譽。二戰時期在歐洲戰場美國和蘇聯為盟友關係，共同對抗納粹為主的敵軍，但二戰末期兩國的競爭關係已經開始，對於誰先進駐柏林以及戰後領域的劃分開始競逐，戰後冷戰時期立刻開始，美蘇的競爭關係也成為許多德國和日本戰犯能逃脫追究的契機，古巴導彈危機後雙方在相互保證毀滅的前提下維持和平[9]，同時又在各地進行代理人戰爭爭奪勢力，帶來了至今難解的許多國際矛盾。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讓美國積極「進攻」，歐洲成立了北約和華約兩大集團並展開對抗，亞洲扶植了亞洲四小龍和日韓菲澳與中國對峙，但同時也拉攏中國對抗蘇聯，期間美國經歷了漫長的越戰和美國入侵巴拿馬，蘇聯也經歷了蘇聯－阿富汗戰爭。這種情況也導致了不結盟運動的建立。
蘇聯最終在經濟不支的狀況下解體，之後與美國簽署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冷戰告終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聯合國席位和外交勢力圈，但之後長期的經濟不景氣導致國力和軍力下滑，日後約15年的時間中在國際上成為次要角色，而美國同時處於電腦革命的黃金年代，帶動了全球經濟和文化影響力，擴大了外交勢力範圍。
冷戰結束後美國由於波斯灣戰爭的介入將焦點轉往中東，美國國務卿占士貝克組織了一個反伊拉克的34國聯盟，最終於伊拉克戰爭中擊敗了伊拉克軍隊並絞死了其領導者薩達姆。在而亞太方面，美國因亞洲金融危機與香港主權移交等因素目光逐漸轉移。911事件後美國在中東採取以反恐為由的強硬外交政策，發動了兩次戰爭，也因此在後續的15年間深陷中東泥潭，國家財政從盈餘轉為鉅額負債。[10]在21世紀，美國的影響力依然強勁，但從經濟角度來說，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和歐盟相比則呈現頹勢。諸如氣候變化、核不擴散與核恐怖主義等實質問題依然存在。
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開始發覺中國崛起的巨大趨勢超乎想像，並將之視為威脅，開始了重返亞太的外交戰略，先後激化了釣魚台糾紛事件和南海爭端作為介入點，並放鬆了日本戰後體制的非軍事化制約。但之後烏克蘭克里米亞事件和IS伊斯蘭國事件使美國再次分心歐洲和中東。[11]
2018年美國總統當奴·特朗普任內發動了中美貿易戰，目標針對中國習近平政府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中美關係持續緊張。2021年拜登接任美國總統，兩國關係沒有出現改善跡象，拜登甚至公開批評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惡棍」，骨子裏沒有民主成分。[12][13][14]
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關注新疆人權問題和香港政治狀況，表示美國需要對中國「強硬起來」，建立美國盟友和夥伴的統一戰線，以對抗中國專政和侵犯人權行為。[15]拜登將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的挑戰視作民主與專制的對決，他稱習近平和普京等獨裁者認為在21世紀民主制度不敵專制主義[16][17]。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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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有三種類型的條約法：
- 依憲法第二條第二款，總統可行使權利締結條約，但總統締訂的條約需要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的批准。 例如一次世界大戰後韋爾遜總統簽訂《凡爾賽和約》但遭到參議院否決，所以後續只能與各個國家分別簽訂條約。
- 依美國總統職權，總統與外國簽訂的一切行政協定，不需經參議院的同意。
- 國會與總統批准的外交條約與立法。例如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提交、國會通過、特朗普簽署的《台灣旅行法》。
國際條約
美國是聯合國以及其許多下屬專門機構的創始國，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由於對聯合國不滿，美國存在拖欠會費的行為。
美國也是如下組織的成員：
美國在二戰中擊敗日本，並獲得了太平洋群島託管地的管理權。北馬利安納群島自由邦後來成為美國領土。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馬紹爾群島、帕勞成為獨立國家，三國與美國簽署了自由聯合協定，給予美國獨有的軍事權力，如徵用土地作為軍事基地。而美國需則負責其國家安全防務，並提供數十億美元的援助。
美國拒絕加入許多國際組織，即使這些組織為大多數美洲國家、工業化國家、乃至世界上廣泛的國家所接受。美國以其龐大的的經濟體量與人口，將在實踐層面上對國際協議產生破壞。
例子包括:
- 《凡爾賽條約》和國際聯盟（簽約了但沒有被批准）
-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1976年生效，批准有實質性的保留）
-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76年生效，簽約了但沒有被批准）
- 《美國人權公約》（1978年生效）
- 《消除對婦女的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於1981年生效，簽約了但沒有被批准）
- 《兒童權利公約》（於1990年生效，簽約了但沒有被批准）
-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994年生效）
- 《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1996年簽署但從未批准並生效）
- 《禁止地雷條約》 (1999年生效）
- 國際刑事法庭 (2002年生效)
- 《京都議定書》（簽約了但沒有被批准）
- 《禁止酷刑公約議定書》（2006年生效）
- 《殘疾人權利公約》（於2008年生效，簽約了但沒有被批准）
- 《集束彈藥公約》（2010年生效）
- 《武器貿易條約》（2014年生效）
雖然美國與歐洲的關係往往採取像北約這樣的多邊框架方式，但美國與亞洲國家的關係卻建立在「中心-輻射」模式之上，在該模式下美國建立一系列的雙邊關係，其中各國分別與美國協調，而不是相互協作。[18]在2009年5月30日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上，美國國防部長羅拔·蓋茨敦促亞洲國家在完善東盟等多邊框架的同時推進雙邊關係發展[19]。然而蓋茨在2011年表示，美國必須成為建立多邊合作的「不可缺少的國家」。
石油政策
截至2014年，美國生產的石油約佔其消耗量的66％[20]。雖然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美國石油進口量已超過國內產量，但新的水力壓裂技術、加拿大與美國達科他州頁岩油礦藏的發現，為美國擺脫石油輸出國（如歐佩克）提供了能源獨立性的潛力[21]。美國前總統佐治·W·布什將進口石油的依賴視為緊急的「國家安全關切」。
據估計，波斯灣地區有世界三分之二的探明石油儲量[22][23]。儘管距離遙遠，美國在二戰期間首次宣佈，波斯灣地區對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石油對現代軍隊來說非常關鍵，美國作為當時世界領先的石油生產國為盟軍提供了大部分石油。許多美國戰略家擔心戰爭將危及美國的石油供應，因此他們努力與沙地阿拉伯建立良好的關係[24]。
波斯灣地區在冷戰時期仍被視為對美國至關重要的地區。 三個冷戰時期的美國總統政策——杜魯門主義、艾森豪威爾主義和尼克遜主義——在卡特主義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作用。該主張指出，美國將在必要時使用武力維護其在波斯灣地區的「國家利益」[25]。卡特的繼任者列根總統在1981年10月將這項政策延續。在兩伊戰爭威脅到沙地阿拉伯之時，美國宣稱將有可能介入並保護沙地阿拉伯。[26]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卡特主義和列根政策的延續，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時繼續發揮了作用。[27]
加拿大的能源出口幾乎全部出口到美國，使其成為美國能源進口的最大來源國：加拿大一直是美國石油進口的主要來源之一，並且它是美國天然氣和電力進口的最大來源國。[28]
2007年，美國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單一出口市場，占出口總額的28％（其次是歐盟各國的31％）。 美國從這個地區進口產品的81％是石油。[29]
對外援助
對外援助是美國國務院國際事務預算的核心部分，2014年總額達到490億美元。援助被認為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美國非軍事外援援助有四大類：雙邊發展援助，支持美國政治和安全目標的經濟援助，人道主義援助和國際多邊主義經濟支持（例如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撥款）。[30]
以美元計算，美國政府是最大的國際援助捐助國（2014年為230億美元）。[31]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管理大部分雙邊經濟援助，財政部處理大多數多邊援助。 此外，許多私人機構、教堂和慈善機構也對外提供援助。
雖然美國是以美元計最大的捐助國，但它在「發展承諾指數」27個富有國家中排名第19位。從援助組成部分的角度看，美國經濟援助比例比較低，限制性援助比例較高，大部分援助給了不太貧窮和相對不民主的國家。
對外援助在美國是一個非常有黨派色彩的問題。平均而言，自由派遠遠比保守派更加支持。[32]
軍事行動
截至2016年，美國在國會軍事授權下（AUMF）積極開展針對伊斯蘭國和阿爾蓋達組織恐怖分子的軍事行動，也深入在敘利亞內戰和也門內戰中的戰鬥地區 。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關押着非法戰鬥人員，這一直是外交關係、國內政治和古巴-美國關係中引起爭議的問題。 美國其他主要軍事問題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局勢穩定（在入侵多年之後），以及應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活動。
美國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創始成員國。該組織包含29個歐洲及北美國家成員，為保衛西歐、反抗蘇聯，在冷戰時期成立。根據公約第五條，美國將保衛任何受到外國勢力攻擊的北約國家。美國第一個啟動該條款，以應對當時的9·11恐怖襲擊。
美國還與以下國家簽署了共同軍事防務條約：[33]
- 澳洲和新西蘭
- 日本
- 韓國
- 菲律賓
- 泰國，以及以前在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其他國家
- 通過美洲互惠互助條約，涉及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大多數國家
在自由聯合協定下，美國負責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馬紹爾群島和帕勞三個聯繫國的防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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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美國還授予五個國家主要非北約盟友地位，如今這份名單上的國家擴大到28個。其中的每個國家都與美國有着獨特的關係，涉及各種軍事、經濟夥伴關係和聯盟。
達成較少的協議：
- 台灣
- 以色列
- 沙地阿拉伯
美國參加了多個與軍事有關的多邊組織，例如：
- 禁止化學武器組織
- 國際原子能機構
美國在世界各地有數百個軍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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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其整個歷史中，一直是單邊和多邊軍事行動並舉（參見美國軍事行動時間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這允許它在沒有安理會正式反對的情況下，採取任何軍事行動。鑑於巨大的軍費開支，美國被認為是蘇聯解體後唯一的超級大國。 美國為聯合國維和行動貢獻的人員相對較少。美國常常通過北約開展行動，例如北約介入波黑、轟炸南斯拉夫，以及向阿富汗派遣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或採取單方面行動，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時的特別聯合行動。
聯合國憲章要求，成員國採取軍事行動必須出於自衛，或得到安理會的批准。雖然美國和北約的許多行動遵守了這些規則，但其亦被指控在國際法中犯下破壞和平的罪行，例如在1999年南斯拉夫和2003年伊拉克的軍事行動。
美國通過許多不同的渠道向外提供軍事援助。 在「對外軍事援助資金」和「哥倫比亞計劃」兩個項目中，美國在2001年支出了大約4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其中20億美元用於以色列，13億美元用於埃及，10億美元用於到哥倫比亞。[34]自9/11以來，巴基斯坦已經收到大約115億美元的直接軍事援助。[35]
根據國會研究處2016年的報告，美國在2015年全球武器銷售額榜單中排名第一，銷售額達到400億美元。最大的買家是卡塔爾、埃及、沙地阿拉伯、韓國、巴基斯坦、以色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伊拉克。[36]
在美國歷史上，批評人士指責總統利用民主來證明軍事干預海外是正當的。批評人士還指責美國幫助地方軍隊推翻伊朗、危地馬拉和其他國家的民選政府。人們一直在研究美國向國外輸出民主的歷史成功率。一些關於美國干預的研究對美國鼓勵外國民主的整體效果持悲觀態度。直到最近，學者們還普遍同意國際關係教授亞伯拉罕·洛溫塔爾的觀點，即美國出口民主的努力「微不足道，往往適得其反，只是偶爾有積極作用」。其他研究發現，美國的干預效果好壞參半，赫爾曼和凱格利的另一項研究發現，軍事干預改善了其他國家的民主。[36]
保羅·W·德雷克（Paul W.Drake）教授認為，1912年至1932年，美國首次試圖通過干預向拉丁美洲輸出民主。德雷克認為這並沒有成功，因為國際法將干預定義為「為了改變事物的狀況而對另一個國家的事務進行蠻橫地干涉」。研究表明，促進民主的努力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民主需要從內部條件中發展出來，不能強加。對於什麼是民主，現實中存在分歧，德雷克認為，美國領導人有時候將民主定義為國家存在選舉制， 而民主其實需要更廣泛的理解。此外，對於什麼構成「叛亂」也存在分歧。 德雷克分析出美國國務院存在不贊成任何形式的叛亂的外交模式，即使所謂的「革命」，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反抗獨裁統治。[37]
梅斯基塔和唐斯評估了1945年至2004年的35次美國干預行動，得出結論認為，只有哥倫比亞在干預結束後十年內發展了「全面、穩定的民主」。[38]貝聿銘基於對一個名為「政體」的全球民主數據庫的研究支持了梅斯基塔和唐斯的觀點，即美國的干預努力通常不會產生真正的民主，而且大多數情況下十年後會導致更大的威權主義。[39]
約書亞·穆拉夫奇克教授認為，美國的佔領對二戰後軸心國的民主化至關重要，但美國未能帶動第三世界的民主，「證明美國的軍事佔領並不是一個國家實現民主的充分條件」。[40]意大利等前軸心國民主的成功被視為高人均收入的結果，儘管美國的保護被視為穩定的關鍵和國家向民主過渡的重要因素。史蒂文·克拉斯納同意財富與民主之間存在聯繫。根據他在《洛杉磯時報》對其研究的一項分析，當一個民主國家實現人均收入6000美元時，該國回歸專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41]
自由之家的數據，顯示了1973年至2005年期間美國的228個對外干預例子。其中多項干預措施沒有改變該國的民主（96例）。在69個案例中，該國在干預之後變得更加不民主。在其餘63個案例中，國家變得更加民主，但這並沒有考慮到該國在沒有美國干預的情況下會走向何方。
赫爾曼和凱格利發現，美國旨在保護或促進民主的軍事干預增加了一些國家的自由。[42]而佩切尼認為，軍事干預後建立的民主國家仍然更接近於專制而不是民主，他引用普熱沃斯基的話說：「雖然一些民主國家比其他國家更民主，但除非有人對高官的位子提出挑戰，否則任何政權都不應被認為是民主的。」因此，佩切尼得出認為，其實很難從赫爾曼和凱格利的研究中得知，美國的干預是否只產生了較少壓制性的獨裁政府或真正的民主國家。
佩切尼指出，美國在20世紀93次軍事干預中有33次試圖輸出民主，軍事干預後的親自由政策對民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美國評價
Pewglobal進行的一項全球調查顯示，截至2014年，至少有33個被調查國家對美國有積極的看法（50％或以上），前十名的國家為菲律賓（92％），以色列（84％），韓國（82％），肯雅（80％），薩爾瓦多（80％），意大利（78％），加納（77％），越南（76％），孟加拉（76％）和坦桑尼亞（75％）。 而有10個被調查國家對美國的觀點最為負面：埃及（10％），約旦（12％），巴基斯坦（14％），土耳其（19％），俄羅斯（23％），巴勒斯坦（30％），希臘（34％），阿根廷（36％），黎巴嫩（41％），突尼西亞（42％）。美國人對自己國家持正面看法的有84％。國際上對美國的看法經常因其更換領導層而改變。 例如，2009年，當巴拉克•奧巴馬總統（75％）接替布什總統（42％）時，法國公眾更加贊成美國。2017年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掌舵後，法國關於美國的正面看法從63％下降到46％。其他歐洲國家也出現了這些趨勢。
秘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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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外交政策還包括採取秘密行動來推翻反對美國的外國政府。 根據J.Dana Stuster在《外交政策》上撰寫的文章，已經有7個「確認案例」。美國主要通過中央情報局（CIA）開展行動，但有時也需要其他部門的支持，例如在海軍和國務院秘密協助下推翻了諸多外國政府：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馬拉、1960年的剛果、1961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國、1963年的南越、1964年的巴西、1973年的智利。Stuster說，這份清單不包括「美國支持的叛亂和失敗的暗殺企圖」，例如針對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襲擊，以及美國參與被指控但未得到證實的情況（如1949年的敘利亞）。
1953年，中央情報局與英國政府合作，發起了阿賈克斯行動，反對試圖將伊朗石油國有化的伊朗總理穆罕默德摩沙德，因為他的行動威脅到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的利益。這加強了巴列維的獨裁君主統治。1957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和以色列摩薩德協助伊朗政府建立其情報部門薩瓦克，該部門因酷刑折磨和處決政權反對者而遭到批評。
一年後，在PBSUCCESS行動中，中央情報局協助當地軍方推翻危地馬拉的民主選舉的雅各·阿爾本斯左翼政府，並扶持獨裁者卡路士·卡斯蒂略阿馬斯。聯合果品公司支持阿爾本斯的倒台，因為他的土地改革危害其在危地馬拉的土地所有權。同時聯合果品公司將這些改革描繪成共產主義威脅。
這場政變引發了長達數十年的內戰，據稱估計有20萬人死亡（有記錄的為42,275人）。其中大多數是美國支持的危地馬拉軍隊所實施的626次屠殺造成的。一個獨立的歷史澄清委員會發現，美國公司和政府官員曾「施加壓力維持該國過時和不公正的社會經濟結構」，並且中央情報局亦支持非法的鎮壓叛亂行動。
在20世紀60年代，印度尼西亞屠殺50萬共產黨人期間，美國政府官員稱讚了大規模屠殺事件，同時向印度尼西亞軍方提供秘密協助。其中包括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向印度尼西亞部隊提供多達5,000名印尼共產黨（PKI）嫌疑人名單，導致他們在屠殺中遇害。
2001年，中央情報局試圖阻止美國國務院美國外交關係1964-1968文件的出版，該文件證明了美國向印度尼西亞軍方提供秘密援助，以剷除印尼共產黨。2016年7月，一個國際評審小組裁決該行動構成危害人類罪，美國和一些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府是這些罪行的共謀者。
1970年，中央情報局與智利的政變策劃者合作，試圖綁架勒內施耐德將軍，因為他拒絕參加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後的軍事政變。施耐德在拙劣的綁架行動中被槍擊中，三天後去世。中央情報局後來為這個失敗的綁架支付了35,000美元。
干涉外國選舉
根據一項廣受認可的研究，美國在1946至2000年間干涉了81次外國選舉，其中對蘇聯和俄羅斯共36次。[來源請求]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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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代以來，人權問題在美國外交政策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國會在20世紀70年代發揮了很大作用。 在越南戰爭之後，美國外交政策與美國傳統價值觀念已經脫節的判斷，被國際組織和運動小組委員會的參議員當奴·M·弗雷澤（D，MI）採納，以批評尼克遜的外交政策。 在70年代初，國會決定結束越戰，並通過了「戰爭權力法案」。作為「國會對外交政策的許多方面越來越強烈的自信心的一部分」，人權問題成為立法和行政部門在制定外交政策時的戰場。國會努力在外交政策制定中加入自己的想法，大衛·福賽思指出了三個具體的早期的例子：
- 1977年「國際金融援助法」分節（a）：確保通過國際金融機構提供的援助僅限於那些「未嚴重違反國際公認人權標準的國家」。
- 1984年修正的1961年「外交援助法」第116條規定：在這一部分內，「不得向任何嚴重違反國際公認人權標準的國家政府提供援助」。
- 1978年修正的1961年「外交援助法」第502B條規定：「不得向任何嚴重違反國際公認人權標準的國家提供任何安全援助。」
國會一再使用這些措施，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以影響美國納入人權關切的外交政策。具體例子包括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危地馬拉和南非。從尼克遜到列根，美國認為冷戰中維護美國利益的區域安全高於盟友的任何行動關切。國會則持相反的觀點，贊成美國遠離鎮壓人民成性的政權。然而，根據歷史學家丹尼爾·戈德哈根的說法，在冷戰的最後二十年裏，實施過大規模屠殺的美國附庸國的數量超過了蘇聯。拉丁美洲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務長約翰·亨利·科茨沃思認為，1960年至1990年期間，僅拉丁美洲遭受鎮壓的受害者人數就遠遠超過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的。W.約翰·格林認為，美國是「拉丁美洲政治謀殺風氣的重要推動者」，允許並促使該地區一些最壞的趨勢迅速發展。
2011年12月6日，奧巴馬指示各機構在對外國進行財政援助時考慮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者的權利。他還批評了俄羅斯歧視同性戀的法律，並與其他西方領導人一起抵制了2014年俄羅斯冬季奧運會。
2014年6月，智利一家法院裁定，美國在1973年智利政變後不久兩名美國公民查理斯·霍曼和法蘭克·特魯吉遇刺的案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反毒品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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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外交政策受到美國政府控制包括可卡因、海洛英、甲基安非他明和大麻在內的非法藥物進口的影響。這種現象在拉丁美洲尤其突出，這是美國禁毒戰爭的重點之一。這種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1880年，當時美國和中國達成了一項協議，禁止兩國之間的鴉片運輸。
一個多世紀後，「對外關係授權法」要求總統確定主要毒品過境國和主要毒品生產國。2005年9月，確定了下列國家：巴哈馬、玻利維亞、巴西、緬甸、哥倫比亞、多米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危地馬拉、海地、印度、牙買加、老撾、墨西哥、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巴拿馬、巴拉圭、秘魯和委內瑞拉。其中的緬甸和委內瑞拉，美國認為這兩個國家在過去12個月中沒有遵守國際禁毒協定規定的義務。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的名單上沒有包括阿富汗、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加拿大也被遺漏，儘管有證據表明，那裏的犯罪集團越來越多地參與生產運往美國的搖頭丸，而且加拿大大麻的大規模跨境販運仍在繼續。美國認為荷蘭正在成功地遏制MDMA的生產和流入美國。
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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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的批評者們抨擊那些削弱左翼政府或支持以色列的事件。其他人則列舉了美國侵犯人權和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批評人士指責美國總統利用民主來證明海外軍事干預是正當的。批評者還指出，解密的記錄表明，亞倫·杜勒斯領導的中央情報局和J·埃德加·賀夫領導的聯邦調查局積極招募了1000多名納粹分子，包括那些應對戰爭罪行負責的人，在冷戰期間充當針對蘇聯的間諜和線人。
美國因支持有系統地侵犯人權的右翼獨裁者而受到批評，如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危地馬拉的埃夫林·里奧斯·蒙特、阿根廷的豪爾赫·拉斐爾·維德拉、巴基斯坦的侯賽因·哈布雷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批評人士還指責美國支持「禿鷹行動」，這是一場由南美洲南錐體的右翼軍事獨裁政權組織的政治暗殺和國家恐怖活動。
記者和人權組織一直批評美國領導的空襲和無人機定點清除，在某些情況下，無人機造成了平民的附帶傷害。2017年初，美國受到一些學者、活動人士和媒體的批評，美國在2016年全年向7個不同國家投下了26171枚炸彈：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也門、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人們一直在研究美國向國外輸出民主的歷史成功率。一些關於美國干預的研究對美國推動外國政治民主化的整體效果持悲觀態度。。一些學者普遍同意國際關係教授亞伯拉罕·洛溫塔爾的觀點，即美國出口民主的努力「微不足道，往往適得其反，只是偶爾有積極作用。」其他一些研究發現美國的干預效果好壞參半，而赫爾曼和凱格利的另一項研究發現，軍事干預改善了其他國家的民主。2013年，Win/Gallup在68個國家進行了一次全球民意調查，有6.6萬名受訪者參與。調查發現，美國被視為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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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美國在冷戰期間對某些反共獨裁政權的支持，一種回應是，這是一種必要的邪惡，因為共產主義或基本教義派獨裁政權更糟糕。大衛·施密茨說，這項政策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許多民主國家與美國有自願的軍事聯繫，如北約、澳新美安全條約、美國和日本之間的相互合作與安全條約、與韓國的共同防禦條約，以及美國與主要的非北約盟國之間的合作。那些與美國有軍事聯盟的國家可以減少在軍事上的花費，因為他們可以依靠美國的保護。這可能會給人一種錯誤的印象，以為美國沒有這些國家那麼和平。
對民主和平理論的研究普遍發現，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沒有相互開戰。美國一直支持針對某些民主國家的政變，但史賓沙·R·溫特認為，部分原因是，這些國家正在變成共產主義獨裁政權。
實證研究發現，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殺害的平民要比獨裁國家少得多，媒體在報道侵犯人權事件時可能對美國有偏見。研究發現，《紐約時報》對世界範圍侵犯人權事件的報道，主要集中在美國明顯參與的國家的侵犯人權事件，而對其他國家侵犯人權事件的報道相對較少。最近一次涉及八個國家、殺害數百萬平民的最血腥的戰爭——第二次剛果戰爭，幾乎完全被媒體忽視了。
尼爾·弗格森認為，在美國支持的國家裏發生的侵犯人權的行為，都被錯誤地歸咎於美國。他寫道，人們普遍認為，在冷戰期間，危地馬拉是美國支持的政權中最糟糕的。然而在漫長的危地馬拉內戰中，20萬人的死亡不能歸咎於美國。美國情報監督委員會寫道，因為暴力事件，美國做到了長期削減軍事援助，美國幫助阻止了1993年的政變，並努力改善安全部門的行為。
美國聲明民主國家的存在最能支持美國的國家利益。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說法，民主助於確保所有其他國家的安全。以民主治理國家更有可能確保和平、遏制侵略、擴大開放市場、促進經濟發展、保護美國公民、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犯罪、維護人權和工人權利、避免人道主義危機和難民流動、改善全球環境和保護人類健康。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表示：「歸根結底，確保我們的安全和建立持久和平的最佳戰略是支持其他地區民主的推進。民主國家不會互相攻擊。美國國務院提到的一種觀點認為，民主對商業也有好處。接受政治改革的國家也更有可能推行提高企業生產率的經濟改革。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列根總統執政以來，相對於尚未進行政治改革的國家，流向新興市場民主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有所增加。
美國通過若干手段支持民主和人權，例子如下：
- 每年出版《各國人權報告》
- 在小布什總統領導下，2006年美國設立「人權維護者基金」和「自由獎」
- 設立「人權和民主成就獎」表彰駐外外交機構官員的傑出成就
- 2006年創建「大使圓桌會議系列」，組織美國大使與人權和民主事業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非正式討論。
- 國會於1983年創立的非營利性私人機構——國家民主基金會（朗奴列根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它主要由美國政府資助，並提供現金贈款以加強世界各地的民主發展
參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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