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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治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1]:702。生於清朝長沙府白楊坪(現屬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天子坪),譜名傳豫,宗聖曾子七十世孫(系出曾氏南宗)[2],晚清時期的重臣、名臣和功臣,湘軍創始人和領袖,也是中國近代重要政治家、軍事家、理學家、書法家、思想家、文學家、詩人、外交家、實業家、改革家、儒生,與胡林翼並稱曾胡,與晚清另一重臣李鴻章有師徒關係。道光進士,曾任四川鄉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等,擢禮部右侍郎、歷署兵、吏部侍郎[1]:702。1852年奉旨組辦湘軍,以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其所創立的湘軍更成為晚清的依傍,曾國藩亦因此地位大幅上升,成為漢臣之首,同時亦擴大了地方權力,其門生朋友更遍佈天下,勢力幅及整個官場。1860年8月,授曾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1]:703。尋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1]:703,翌年開始曾國藩支持恭親王奕訢主持的洋務運動,大力支持地方興辦實業,提倡以平等外交方式對待洋人,從而成為慈禧太后的重臣。1871年奉旨處理「天津教案」,但因與洋人委服而遭到天下唾罵,甚至被諷為「曾國賊」,因此積勞成疾,結果於翌年3月病死南京,享年61歲,諡文正[3]。曾國藩與徒弟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同治年間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襲罔替。有《曾文正公全集》[1]:703。
1864年7月,曾國藩和曾國荃率湘軍攻破當時的太平天國首都天京(今南京市)後屠城,死傷無數。南京百姓至今仍以「曾剃頭」、「曾屠戶」等詞稱呼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又有一說,「曾剃頭」此一外號來自曾國藩治軍極嚴,小過即斬,號稱「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
中國近代史上兩位著名人物蔣中正和毛澤東高度評價過曾國藩。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說「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博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進懼傾記。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4]?」即使在晚年,他還曾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蔣中正對曾國藩更是頂禮膜拜,認為曾國藩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他把《曾胡治兵語錄》當作教導高級將領的教科書[5],自己又將《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終生拜讀不輟。
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1811年11月26日),曾國藩生於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乳名寬一。祖父曾玉屏(1774—1849)雖少文化,但閱歷豐富。父親曾麟書(1790—1857)是長子,母親江氏(1785—1852),育有5子4女,其中四子先後參軍,留一子在家事農,但參軍四兄弟也有二人殉職。曾國藩排行第二,是長子,上面有一個姐姐。曾麟書是塾師,屢試不第,年近50方才中秀才,成為生員[註 1]。曾麟書自忖功名僅能及此,從此在家鄉一心一意栽培長子曾國藩科考。
曾國藩5歲啓蒙,次年入家塾「利見齋」。道光六年(1826年)春,應長沙府童子試,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書,一年後轉入湘鄉漣濱書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應湘鄉縣試,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國藩進入長沙著名的嶽麓書院演習,同年參加湖南鄉試,中第三十六名舉人,並動身入京師準備來年的會試。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國藩會試未中,寓居京師長沙會館讀書。次年恩科會試再次落第,於是返回長沙,於同鄉劉蓉、郭嵩燾等居於湘鄉會館。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終於中試,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並成為林則徐政敵、主張「鴉片上稅免禁」的滿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註 2],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親拔為第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館考試,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侍講。同年,出任四川鄉試正考官。年底,充文淵閣校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升侍講學士。不久,同年進士李文安之子李鴻章入京會試,投其門下補習受業,並投宿曾國藩北京宅邸至少一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禮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又從倭仁、唐鑒講習程朱道學[1]:702。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在圓明園去世,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咸豐帝即位,同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太平天國運動正式爆發。
咸豐繼位之初,為塑造賢帝的形象,下文廣開言路,鼓勵大臣們直言進諫,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曾國藩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指出咸豐三件不是,咸豐帝將奏摺怒擲於地,幸好軍機大臣祁雋藻解圍,對咸豐說:「主聖臣真啊,可喜可賀。」 接着在一年之間,連上《應詔陳言疏》、《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書》、《備陳民間疾苦疏》和《平銀價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清朝面臨的種種危機和問題,建議咸豐大刀闊斧,徹底改革。1852年,丁母憂回籍[1]:702,生母江氏去世。此時太平軍已經攻入湖南,氣勢正盛。
咸豐二年底(1853年1月),曾國藩接到幫辦湖南團練旨。經郭嵩燾力勸,離家前往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事宜。曾奉命幫辦團練,後擴編為湘軍[1]:702。一月後,太平軍攻佔江寧(今江蘇南京),定都於此,改稱天京。
曾國藩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以湖南同鄉為主,仿傚已經成軍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並整合湖南各地武裝,稱湘軍。
咸豐三年(1853年)八月,曾國藩獲准在衡州練兵,「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6]並派人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
咸豐四年(1854年)2月,湘軍練成,會集湘潭,曾發佈《討粵匪檄》,攻擊太平天國運動是「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開始領兵進攻太平軍[1]:702-703;4月24日,太平軍林紹璋分兵經寧鄉,攻據湘潭,擬南北夾擊長沙。4月25日起,由塔齊布帶隊率陸軍、彭玉麟帶隊率水師,一齊攻打湘潭的林紹璋,湘潭戰役正式打響。期間,曾則親率40條戰船與800名湘軍師出征,卻在靖港水戰中伏,被太平軍石祥禎部大敗,曾國藩悲憤無顏之餘,投水尋死,被幕僚章壽麟救起,但幸其部塔齊布和彭玉麟於4月27至30日在湘潭大敗林紹璋部,太平軍水陸皆挫,損失將士近萬名。湘潭戰役是太平天國西征中太平軍與湘軍的首次戰略決戰,既是湘軍成軍後出兵的首次大捷,也是太平軍西征以來首次嚴重潰敗,湖南戰局於是逆轉,湘軍氣勢大盛,遂由防禦轉為進攻。又占岳州,即出境作戰 [1]:703。10月,曾攻陷湖北武漢[1]:703。咸豐帝大喜過望,對曾國藩加恩免罪,並令曾署理湖北巡撫,升塔齊布為湖南提督。然而,大學士祁雋藻進言,稱「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咸豐帝收回成命。接着加兵部侍郎銜,率部東下,破田家鎮[1]:703。
1855年初,曾攻江西九江、湖口,不久水師敗績,武漢為太平軍克復,遂困守南昌[1]:703。
咸豐六年(1856年)秋,太平天國發生楊韋事變,曾乘機指揮湘軍反撲,12月再攻陷武漢[1]:703。
咸豐七年(1857年),父親曾麟書去世,丁憂回籍。
咸豐八年(1858年)5月,曾國藩佔領九江[1]:703。曾國藩部在太平軍將士17000人戰死後佔領九江,盡屠城中遺民2萬[來源請求]。11月,曾所派李續賓部在安徽三河鎮被殲[1]:703。後一度受困於安徽祁門[1]:703。
咸豐十年(1860年),湘軍圍困安慶。1861年9月,曾國藩督其弟曾國荃部攻陷安慶[1]:703。安慶破城,劫掠殆盡,屠四萬餘[7][8]。1861年9月,湘軍順江而下。11月,曾奉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1]:703。1862年春,曾為協辦大學士,遣左宗棠與外國人進攻浙江,李鴻章勾結外國人攻取蘇南地區,曾國荃部圍攻天京[1]:703。攻破蕪湖。1863年11月25日,曾國荃進扎城天京東孝陵衛。
同治三年(1864年)7月,曾破天京[1]:703。19日,湘軍攻破天京,對無辜平民展開屠殺與搶掠,當時的南京城被燒毀,平民死傷無數,南京人咸恨湘軍,稱曾國藩為「曾剃頭」、「曾屠戶」,曾國荃被喚為「曾老饕」。[9]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國史綱》引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記載曾國藩弟曾國荃率湘軍攻入南京城後的情景:「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戳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10][11][12][13][14]。
7月,曾國荃賞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與平定太平天國戰功居次之湖廣總督官文雙方形成集團政爭白熱化。8月,奏准裁撤湘軍25000人。
曾國藩攻下南京後,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王闓運、曾國荃、鮑超等人曾勸曾國藩造反,但曾國藩一概拒絕,還寫下對聯「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表明立場[15]。
咸豐十年十月,曾國藩接到密旨;俄羅斯使臣會見恭親王奕訢時稱,太平軍在江南等地橫行,俄國願出兵三百人,在水路與清朝陸軍聯合作戰,並從南方採辦米糧運抵京津。咸豐帝舉棋不定,特發六百里快遞徵求曾國藩等大臣意見。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1861年12月19日),曾國藩上呈《遵旨復奏借俄兵助剿逆以代運南漕折》,認為俄國派兵幫忙這一點要斷然拒絕,至於幫忙運輸米糧可以接受。建議可以暫時借藉洋人之力,引用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提醒「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
咸豐帝連下兩道聖旨:一、在京城新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同意曾國藩派人去外國購買機器、洋槍洋砲,以便學習。1861年,曾國藩在安徽創辦安慶內軍械所,自主製造洋槍洋砲。1863年,曾國藩與容閎商議創辦機器廠事宜,委派出國購買機器。創辦學堂,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等洋務運動[16]。1865年至1866年,曾與李鴻章依靠外國人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等軍事工業[1]:703。
1865年5月,曾奉命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鎮壓捻軍[1]:703。7月,曾進駐安徽臨淮,旋移駐江蘇徐州[1]:703。曾先後提出以靜制動,在臨淮、濟寧、周家口、徐州等重點地區駐兵設防;令地主士紳修築圩寨,實行堅壁清野,徹底清查;建立馬隊等策略[1]:703。1866年夏,主張東以運河,西以沙河、賈魯河,南以淮河為防線,北自朱仙鎮至汴梁和黃河南岸挖濠設防,以圍困捻軍[1]:703。9月,開封南面蘆花岡堤墻為捻軍衝破,河防計劃破滅;12月,回兩江總督原任[1]:703。
同治七年(1868年)8月,曾改任直隸總督[1]:703。同治九年(1870年)6月天津教案,曾奉命前往查辦,屈從法國人,殺害良民20人、充軍25人,受到社會輿論譴責[1]:703。曾國藩十分驚恐,甚至出發前立下遺囑,他深知當時中國遠非西方列強對手,因此主張對外讓步。
曾國藩發佈《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誡其勿再起事端,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處理「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全國輿論大嘩,「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朝廷官吏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甚至直接稱其為「曾國賊」。
同治九年(1870年)9月,曾調任兩江總督[1]:703。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平民張汶祥刺殺於後,慈禧太后命曾國藩再任兩江總督,前往南京審理該案。
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腳部抽筋並且有失語異狀,自覺「大限將至」,二月初四(3月12日)曾國藩在金陵總督轅門病逝,享壽六十一歲[17]。二月十二日朝廷奉上諭追贈太傅,諡號文正 [3]。其家族後代多出官宦,如曾紀澤、曾廣鈞等。
曾國藩善用人才,晚清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都與他有密切關係。李鴻章等稱呼他為老師。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拚命作官,俞蔭甫拚命著書」。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亦多所汲取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從政和從戎生涯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局限,轉而比較接受心學。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並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着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
國藩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稱。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化、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
曾國藩在書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為他歷史上的重大影響所掩蓋。曾國藩對於書法理論的闡述,均見其《日記》和《家書》。他首先對當時阮元拋出的南北書派論有獨到的認識,他既贊成又提出批評,主張南北兼而有之。他對書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說:「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週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坤。作字而化遊自得真力彌滿老,即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即利之意也。」[18] 在用筆上,他強調「乾道」,即陽剛之氣,他說:「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論詩亦取傲兀不群者,論字亦然。」[19] 又說:「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20] 在結字上,曾國藩注重「坤道」,即陰柔之美,他說: 「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為主。」[21] 又說:「作字時,先求圓勻。」[22] 並認為:「剛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23] 由此可見,曾國藩書法的整體風格是陽剛與陰柔並濟,概括地說就是「寓圓潤於秀勁,合雄奇於淡遠」。[24] 他留下了近130萬字的《日記》是中國古代罕見的一部巨型書法作品。他的楷書勁健剛拔,剛柔相濟。他的行書勁健遒俊而華美。他的小楷與小行書是整個清代的典範。他應是與同代包世臣、何紹基齊名的大書家。
曾國藩的輓聯,其用典貼切,情文並茂,頗為時人所推重。
咸豐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軍自湖南北出,攻克漢陽。1853年曾國藩建立地方團練,仿傚之前胡林翼建湖北團練即楚勇,湖南即稱為湘軍,分陸軍、水師兩種,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為主,月軍餉朝廷約每兵三兩半銀,湘軍即五兩半,湘軍採用「兵員自募、權歸主將」的做法,將「兵為國有」變為「兵為將有」,薪俸為一般綠營的三倍左右,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
1854年,總計有陸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會集湘潭,誓師出征。初戰在岳州、靖港敗於太平軍,接連戰敗,曾國藩幾跳水自盡,在上書時,只能以「屢敗屢戰」自嘲。
後重整軍備,復佔岳州、武昌,太平軍勢力退出兩湖。1858年5月,攻佔九江,氣勢很盛;1860年,曾國荃包圍安慶,以「扎硬寨,打呆仗」[25]聞名。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城(江寧府城)。
太平軍抵抗湘軍,讓湘軍吃足苦頭,天京城破時,曾國藩說:「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兇酋悍黨,如李開芳守馮官屯、林啟榮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萬餘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註 3]。
曾國藩入南京後,湘軍大肆焚掠,「……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軍一面,則潰敗後之虜掠,或戰勝後之焚殺,尤耳不忍聞,目不忍睹,其慘毒實較『賊』又有過之無不及,餘不欲言,餘亦不敢言也。」[26]太平天國強盛時,南京最多有百萬人,可屠城之後十多年,死走逃亡,到光緒帝登基時,南京只剩不到五十萬人。
攻陷天京後,曾國藩巧言上書「偽宮賊館,一炬成灰,並無所謂賦庫者,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物,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見之事」。
曾國藩就地處死太平軍降將李秀成,原因可能是李秀成想效法姜維詐降,也不想把李押解北京以遭受酷刑。趙烈文記述李秀成在臨死前說「中堂厚德,銘刻不忘,今世已誤,來生圖報」。據說曾先要求李寫太平軍失敗原因,李一周寫出萬字,曾再給李一小瓶毒藥,請李自裁,也因此曾抗拒交押李至北京受極刑,得罪慈禧太后,故立大功但官途並不順遂。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軍擊斃,慈禧太后令曾國藩剿捻。曾國藩採取「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專事近剿,不事尾追」的方針,在河南周家口、山東濟寧、江蘇徐州、安徽臨淮關分置四鎮,駐淮軍和湘軍八萬,將捻包圍在蘇、豫、皖邊區。又在淮北捻軍的根據地修築墟寨,清查戶口,實行保甲連坐法。但捻軍突破湘軍、淮軍的包圍,進入湖北。又突破開封、朱仙鎮間的賈魯河防線,東走山東。曾國藩被撤欽差大臣,李鴻章繼任。
曾國藩自剿捻以來,屢受慈禧的指責,成為晚年的一大心病,事實上,這時湘軍大部份裁撤,曾國藩只能用李鴻章的淮軍,不如湘軍容易差遣。各部協調不力,被張宗禹率捻軍在賈魯河一帶突破,進入山東。
曾國藩寫過很多關於為人處世的家書,他的部分家書得到很多讀者的青睞。
他為自己立下課程十二條:
曾國藩一生篤好學問,作文每日不輟,是名副其實的儒家士大夫[註 4]。歐陽兆熊說曾國藩一生三變:早年講理學;辦理團練軍務時講申韓;後學老莊。[27]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後的部分革命黨人斥為「開就地正法之先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各種政治原因,對曾國藩等封建時期的人物大加斥責。但自文化大革命後學術界政治氣氛下降後,對曾國藩的評價日趨活躍,不乏讚譽之聲。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曾國藩已患重病,李揚帆認為「曾國藩實際上死於處理天津教案導致的精神打擊。在如履薄冰的對外關係處理中,他的忠、信、篤、敬四字秘訣,未能挽救自己的名聲乃至生命。」[28]
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內指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29]
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功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30]。」
民國著名的清史學家蕭一山將曾國藩與左宗棠對比:「國藩以謹慎勝,宗棠以豪邁勝。」[31]
雲南的蔡鍔將軍對曾氏以愛兵來打造仁義之師的治兵思想推崇備至:「帶兵如帶子弟一語,最為慈仁貼切。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付之一炬。」[32]
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中如此評價曾:「曾國藩的政治家風度、品格及個人修養很少有人能予匹敵。他或許是十九世紀中國最受人敬仰、最偉大的學者型官員」,他隨後說到「但是他卻被馬克思主義學者斥責為漢奸劊子手,為了滿清異族統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殺了同胞。」[33]徐評論道「曾國藩雖然並非才華橫溢,但卻是一位堅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在居留京城其間,他與一些宋派理學的首要人物交友,並從他們那裏獲取了對「靜」、「耐」和「約」的領悟,這些信念運用到實際事務中,即意味着處變不驚、臨危不懼和務實克己。他在日後的生涯中將大大利益於這些品格。」[34]
中國現代史上兩位著名人物蔣中正和毛澤東都高度評價過曾國藩。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說「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博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進懼傾記。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4]?」即使在晚年,他還曾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蔣中正對曾國藩更是頂禮膜拜,認為曾國藩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他把《曾胡治兵語錄》當作教導高級將領的教科書[5],自己又將《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終生拜讀不輟。
曾國藩居官、統軍時心狠手辣[註 5],其指揮下的湘軍燒殺搶掠等情事屢見不鮮。
曾國荃攻克安慶時,一日之內屠殺一萬餘名戰俘及平民。事後曾國荃頗有顧慮,寫信給其兄曾國藩。曾國藩竟回書稱「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為悔。」[35]
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詳細記載,曾國荃率湘軍攻破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南京)後大肆殺掠:「……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湘軍大將彭玉麟見狀不滿,先後二次(1861年安慶之圍與1864年金陵之圍)致函曾國藩,要求大義滅親。當時金陵士大夫有隱語:「昨夜諸侯今庶人,江寧民家盡死人!」[註 6][36][37]。南京百姓至今仍以「曾剃頭」、「曾屠戶」[註 7]等詞稱呼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太平天國天京城破三十餘年後,譚嗣同在南京仍聽當地人說:「(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38]
1870年爆發天津教案,曾氏處理失當,一味指責天津民眾,將犯法的教民釋放,並且親自向法國道歉,全國輿論大嘩,「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輿論甚為不滿,稱其為曾國賊,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曾國藩只好屢屢道歉,自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曾國藩後來隱蔽不出,避免被直隸人民詬罵。此事讓他憂憤成疾,身體江河日下,兩年後即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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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崇德老人八十年譜》
演員 | 作品 | 年份 | 類型 |
劉江 | 太平天國 | 1988 | 電視劇 |
張國強 | 狀王宋世傑 | 1997 | |
孫飛虎 | 太平天國 | 2000 | |
杜雨露 | 大國船夢 |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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