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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經典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四書五經是四書和五經的合稱,是中國儒家的經典書籍。四書又稱為四子書,是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是《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
在戰國時原有「六經」的說法,為《詩》《書》《禮》《樂》《易》和《春秋》,排列順序為《莊子》的《天下》、《天運》兩篇的文內順序,被出土郭店楚簡所記「六經」名與順序印證。項羽火燒咸陽宮,除《周易》作為術數之書得以倖免,其餘四種皆毀。漢初,漢儒憑記憶與民間倖存之書恢復內容,漢武帝接續文景時已定官學的三種,將其全部定為官學,設立「五經博士」,五經之名正式確定。漢代整理的「五經」,如果按《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排列,六種為《易》《書》《詩》《禮》《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小學》(漢代習稱「五」,一般不包含《樂》)。六經中的《樂經》很早就亡佚了,《樂經》在漢代是否存在至今有爭議[註 1],《漢書·藝文志》中無此書的記載。
戰國時已有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的說法。《莊子·天運》:「孔子對老聃說:『我研究《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時間很長了。』」[1]當時稱為「經」的不僅是儒家著作。《莊子·天下》說墨家弟子都讀《墨經》[2],《荀子》中引有《道經》。經也並非都是孔子所著。後來「經」字神秘化,各宗教經典都稱為「經」了。《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中的《樂經》很早就亡佚了,《漢書·藝文志》中已無此書的記載。其他五種著作就稱為「五經」。唐朝時因唐太宗令顏師古考訂《五經定本》,令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其孔撰官修的《禮記正義》的頒行,突出了《三禮》中《禮記》的地位(參與《禮記正義》編撰的賈公彥,還主持完成了《儀禮正義》的撰作)[3]。
南宋的理學家朱熹取《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文章單獨成書,與紀錄孔子言行的《論語》、孟軻所撰寫的《孟子》合為「四書」,依照其想法,《中庸》出自子思、《大學》源於曾子;因稱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參、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稱為《四子書》(也稱《四子》),簡稱為《四書》。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朱熹統整這四部書,予以集注,在福建漳州刊刻《四書章句集注》。他認爲:「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4]並曾說:「《四子》,《六經》之階梯。」[5]同時《孟子》也成爲經書的一部分,合稱十三經。
《莊子》《淮南子》、董仲舒《春秋繁露》《禮記》和《史記》中提到五經時的順序都是《詩》《書》《禮》《易》《春秋》,到東漢時《漢書》《說文解字》都變成了《易》《書》《詩》《禮》《春秋》。 四書的順序最初也不確定,最終由朱熹確定為《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
《大學》原本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傳為孔子後學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大學》(與《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學者程頤的看法,《大學》是孔子及其門徒留下來的遺書,是儒學的入門讀物。所以,朱熹把它列為「四書」之首。
《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一篇,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思作《中庸》」。單篇流傳可考者,《漢書‧藝文志》載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則載有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中庸》(與《大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認為《中庸》是「孔門傳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從《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觀點來看,也大體上相同的。不過,現存的《中庸》,已經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於秦統一全國後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於《大學》,不是取正義開頭的兩個字為題,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內容為題了。
《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經典。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儒家學派創始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論語》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成書,是後來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所記錄整理。《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討論內容的一部書。《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煉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並無緊密聯繫,只是大致歸類,並有重復章節出現。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論語》版本流傳。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並加以註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後,《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亡佚了。以後各代註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註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
《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孟子(約前372-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縣東南人),離孔子的故鄉曲阜不遠。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把《孟子》與《論語》相比,認為《孟子》是「擬聖而作」。所以,儘管《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但實際上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已經把它看作輔助「經書」的「傳」書了。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到五代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後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更是讀書人的必讀書了。
五經 | 《詩經》 | 《尚書》 | 《禮記》 | 《周易》 | 《春秋》 |
---|---|---|---|---|---|
字數(千字) | 40.0 | 26.5 | 99.0 | 24.3 | - |
《詩經》在先秦稱《詩》或《詩三百》,是中國第一本詩歌總集。匯集了春秋中期前的詩歌三百零五篇。《詩經》認為是由孔子所編定。但學者認為是由魯國樂官所編。[8]《詩》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此書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各方面,被譽為古代社會的人生百科全書,對後世影響深遠。漢時有魯、齊、韓三家言《詩》,後來又有《毛詩》,只有《毛詩》流傳至今。
《尚書》古時稱《書》,是記言記事的簡冊泛稱,主要記載帝王言論及活動。到孔子時代,《書》大約只殘存百餘篇,諸子百家多有引用,孔子作了整理。秦朝時民間所藏的《書》基本上被焚毀,國家所藏的《書》也毀於戰火。漢文帝時,秦朝博士伏生講授保存下來的28篇《尚書》,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稱為《今文尚書》。《尚書》的稱謂中「尚」便指「上古」,記載上起堯舜,下至東周,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基本內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
漢武帝末年。魯共王拆除孔子的舊宅,從牆壁夾層中得到用秦代以前的大篆(籀文)寫成的《尚書》,稱為《古文尚書》,除與《今文尚書》相同的28篇外,多出16篇。西晉後,《尚書》全部散佚。東晉時梅賾獻《孔傳古文尚書》,包括與《今文尚書》相同的28篇(但析為33篇)和另外25篇,遂流傳至今。現認為《孔傳古文尚書》是偽書。[9]
《禮記》亦稱《小戴禮記》,共49篇,是先秦到秦漢時期的禮學文獻選編。最初為西漢的戴聖所纂,但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10]戴聖本是今文《儀禮》博士,《儀禮》僅17篇,所記大多為士禮,故漢朝的儒家學者雜采當時能見到的各種文獻以為己用。其內容較為駁雜,大致有記述禮節、記述政令、解釋《儀禮》、記孔子言論、記述孔門及時人事、禮節考證、通論禮意或學術、記述制度、記述掌故、雜記等十種。[11]東漢時鄭玄為之作注,其文字較為通暢易讀,流傳較廣。唐朝時取代《儀禮》的地位。
《周易》也稱《易》《易經》,本是古代占卜之書,包括《經》和《傳》兩部分。《經》文敘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傳》為解釋卦名、卦義、卦辭、爻辭的七種十篇,稱為「十翼」「《易傳》」「《易大傳》」。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出現當在西周以前的遠古年代,有學者認為《經》的編訂在商末周初,《傳》作於春秋戰國,非一人一時之作。[12]古人認為經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等歷代聖人編定而成。內容廣泛記錄了西周社會各方面,包含史料價值、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
《春秋》本是記事史書的通稱,但流傳下來的只有魯國的《春秋》。其編者一般認為是孔子,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獲麟,於是孔子有感於自己的主張不行於天下,於是取魯國《春秋》進行加工編撰。[13]全書紀事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79年),共242年。後人因此稱東周前期為春秋時期。其書用魯國紀元兼記各諸侯國事,是現存最早的編年史。記事的目的是提倡道義和「禮」。[14]而春秋本身的文字極為精簡,所以後世流傳有《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三傳來解釋原文。
自西漢以來,經書被確立為國家經典,宋代以來又被定為科舉用書,成為讀書人之必讀。故其地位崇高,影響巨大。十三經不過65萬字,而關於它們的註解達到三億字左右,為原文的四、五百倍。
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時代,宋後是《四書》時代。南宋後各朝皆以《四書》列為科舉考試範圍,因而造就《四書》獨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後《四書》已凌駕《五經》的地位。
元仁宗延祐二年時確定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爲科試範疇,從此以後中國的科舉考試便在《四書集注》的範圍內出題。虞集稱將朱學「定為國是」使「學者尊信,無敢疑貳。」(虞集《道園學古錄》卷39〈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明成祖敕胡廣纂修《四書大全》、《性理大全》,主攻朱子之學。《明史》卷70〈選舉志.二〉載:明初「頒科舉定式,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朱彝尊《經義考》稱四書如「日星麗天,萬象昭著」。陳確〈與黃太沖書〉云:「惟是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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