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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簡稱中央特科,是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至1935年間所建立的一個情報和政治保衛機關,主要活動地域在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央特科主要從事特務工作,包括情報收集、對中共高層人物實施政治保衛、防止中共高層人物被國民政府和公共租界當局逮捕或暗殺,並且開展針對國民政府的滲透活動。中央特科還有一個重要任務,是採用暗殺的方式懲處當時背叛至國民黨,並且對中共各級組織造成嚴重危害的前中共黨員。
此條目包含太多重複、累贅的敘述。 (2019年1月22日) |
機構概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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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構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
機構類型 | 中共中央職能部門 |
機構沿革 | |
1927年-1935年 | 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 |
1931年-1937年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 |
1939年10月-1949年 | 中共中央社會部 |
1949年10月-1952年8月 | 中央人民政府情報總署 |
1955年6月20日-1983年5月1日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調查部 |
1983年7月1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 |
中共在建黨之初並沒有建立其自身的武裝,因此也沒有負責開展情報收集、政治保衛和暗殺破壞的機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量屠殺共產黨人和平民,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遷往武漢。1927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張國燾因要去湖南工作,其常委職務由周恩來代理。1927年5月下旬,周恩來由滬抵漢,於5月25日被任命為中央軍事部部長,負責在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共產黨活動,並不掌握軍隊,與日後的中央軍委不可同日而語。周恩來成為中央軍事部長後,即在軍事部下面成立了「特務工作處」(也有稱「特務工作科」)。這是現代中國最早的安全情報機構,「據考證,在中國的情報、保衛界,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最早出現『特務』一詞與最早稱為『特務』的組織,都來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特務工作處下設特務、保衛、情報、匪運四個股,負責人是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的顧順章。據李強在1981年10月回憶: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等人發動七一五事變之後,中共中央再次被迫轉移至上海租界內。192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將特務工作處改組為特別行動科,加強安全保衛工作。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正式在上海成立,由周恩來直接負責指揮,主要骨幹人員為曾經到蘇聯學習政治保衛的陳賡、顧順章等人。下設四個科:總務科負責後勤與善後;情報科負責刺探與反諜;行動科又稱紅隊,即紅色恐怖隊,負責營救同志和清除叛徒;電訊科負責各種聯絡和培訓無線電專業人員。情報科人才濟濟,有陳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潘漢年等。而電訊科更使得紅軍在戰場上成為千里眼和順風耳。1928年11月14日,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特別委員會,以加強對中央特科的領導。
1931年顧順章被捕叛變後,中央特科大改組,原來人馬撤往蘇區。原來特科的偵查、行動等工作都由顧順章一人管理,因而他一人知道很多機關和聯繫。 而顧的工作和生活無人監督和檢查。 現在決定特科成立三人團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直接受中央常委領導和監督。 特科設正副主任各一人。新特科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中央委員,更為熟悉上海的陳雲任主任,負總責,兼總務科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央檢查委員趙容(康生)為副手,兼行動科長。江蘇省委的宣傳部長潘漢年調入特科為情報科長,負責聯絡偵察工作並參加特科領導。形成了陳、趙、潘三人團的特科領導。
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局軍委負責人武胡景「改任中央執行局保衛部長,主持原中央特科工作系統,參與領導白區黨的秘密鬥爭和情報工作」。「同年10月,上海中央執行局遭到嚴重破壞,武胡景主持組成上海『上海臨時中央局』,擔任代理書記,任監管特科」。[1]1934年底,武胡景、歐陽新去莫斯科,劉仲華主持特科的工作併兼情報科工作,易光負責一部分工作。當時特科代號為「新新公司」。孔原回憶:「據我所知,1935年上海特科機關只有劉仲華」。[2]
1935年7月9日至21日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到最為嚴重的破壞,白區黨組織聯絡委員會的交通員全體被捕,特科負責人劉仲華不得不離開上海,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工作陷入癱瘓。這次大破壞,蘇區交通局、全總、特科(新新)無事,但由於內部叛徒無法查清,因此個人之間不再發生聯繫,所有關係由新新逐步恢復。至8月中旬臨時上海局所餘部分與新新恢復了聯繫。8月26日,劉仲華等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5日從莫斯科發來的「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組織」指示信,遂決定不再恢復上海臨時中央局,臨時中央局的活動將分散到各中心城市。這樣,上海臨時中央局的歷史使命宣告結束。由新新選出三人組成清理委員會,將現有蘇區交通局、團機關、滬東區委、武裝自衛會全都清理一遍,分別派走,一切舊關係切斷;徹底改造新新,凡叛徒認識的幹部與工作人員一律無條件離開上海,特科總部遷往天津,在上海僅設立「軍委留滬聯絡站」,由邱吉夫負責,下設負責政治軍事情報、警報關係、通訊聯繫三個組,作為南方各省的情報指揮中心;在武漢、西南設中心區。完成清理後,劉仲華、賀昌熾去了蘇聯。8月底王世英帶領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機關人員轉移至天津,併入北方局軍委,也稱北方特科。1937年初改為華北聯絡局,由彭雪楓任主任駐太原與閻錫山聯絡,王世英任副主任駐天津。七七事變後,王世英率大部分人到太原與彭雪楓匯合。
特科分為特一科(總務科)、特二科(情報科)、特三科(行動科)、特四科(交通科)四個部分,具體職能和負責人如下:
根據有關文章整理[3]
1927年5月,中共中央軍事部下屬增設特務工作處,負責中央的安全保衛工作。下設情報股、保衛股、特務股、匪運股。11月,特務工作處改組為中央特別行動科(簡稱中央特科)
1931年11月,在中央蘇區成立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延續了中央特科的職能。它的內設機構有:偵察部(部長由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兼任,後由張然和、錢兆鳳和汪金祥接任),執行部(部長李克農,後由李一氓接任),政治保衛大隊(大隊長吳烈、政委海景洲),秘書處/後稱總務處(處長歐陽毅)。
1932年初,國家政治保衛局增設了紅軍工作部(部長李克農),白區工作部(部長張國儉)。
1933年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被迫遷離上海進入中央蘇區。中央特科人員併入國家政治保衛局。
1935年11月,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成立,國家政治保衛局改稱西北政治保衛局。王首道、周興先後擔任局長。
1937年10月,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更名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西北政治保衛局改稱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周興擔任處長。此前,原國家政治保衛局所屬政治保衛大隊已經成為中央軍委警衛營。後來演變成為中央警衛團。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1937年12月,中央保衛委員會和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先後成立。
1938年8月,中央保衛委員會和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合併,組成中央社會部,對內稱「中央情報部」,對外仍是用「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部長康生,副部長李克農、孔原、潘漢年。陝甘寧邊區保安處隸屬中央社會部。
1949年10月,中央社會部撤銷。其保衛職能部分(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歸入了公安部(公安部政治保衛局/一局);情報職能部分分別組建政務院情報總署和中央軍委聯絡部,原中央社會部秘書長鄒大鵬任情報總署署長兼中央軍委聯絡部部長。
1952年8月,情報總署撤銷。其職責併入中央軍委聯絡部,鄒大鵬繼續擔任中央軍委聯絡部部長。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李克農負責統一管理情報工作。
1955年4月,中央軍委聯絡部整體改組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由副總參謀長、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李克農兼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鄒大鵬任常務副部長。負責向駐外使領館派出特工人員,專門負責所在國的情報搜集工作。當時的中央調查部八局,負責情報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對外稱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也就是現在國家安全部八局的前身。
1969年6月,由於中央調查部在「文革」中捲入派系鬥爭,打亂了陣營,嚴重影響了工作,使得中央調查部一度被取消,併入總參二部(情報部)。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改任總參謀部第二部(情報部)政委。 1973年8月,中央調查部又逐漸恢復了原有建制。羅青長任部長。
1983年7月,由中共中央調查部整體、公安部政治保衛局、中央統戰部部分單位、國防科工委部分單位合併組建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凌雲擔任首任部長。
機構演變大概:中央特科-蘇維埃政治保衛局-中央社會部-政務院情報總署—軍委聯絡部—中央調查部(軍委總情報部)-總參情報部—中央調查部—國家安全部。
組織名稱 | 領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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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特科時期 | 周恩來 1927.11~1931.04 陳雲 1931.04~1933.01 武胡景 1933.01~1935.09 |
蘇維埃國家政治保衛局時期 | 鄧發 1931.11~1935.11 |
西北政治保衛局時期 | 王首道 1935.11~1936.02 周興 1936.02~1937.10 |
中共中央社會部時期 | 康生 1938.08~1945.04 李克農1945.04~1949.10 |
政務院情報總署時期 | 鄒大鵬 1949.10~1952.08 |
中央軍委聯絡部時期 | 鄒大鵬 1952.08~1955.04 |
中共中央調查部時期 | 李克農 1955.04~1962.02 孔原 1962.02~1969.06 |
隸屬總參謀部情報部時期 | 孔原 1969.06~1973.08 |
恢復中共中央調查部時期 | 羅青長 1973.08~1983.07 |
國安部時期 | 國安部歷任領導列表 |
總務科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以合法身份在上海市區內活動,包括擔保中共黨員,租房作為中共黨員的活動地點,或者以合法途徑保釋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黨員,或者通過賄賂等方法,影響租界當局或國民政府的司法機構,使中共黨員得以無罪釋放或者輕判。中央特科曾經成功的保釋過,或者通過律師辯護等手段使不少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黨員獲得輕判,其中包括兩次使任弼時無罪釋放。總務科的一個重要職能還包括經營中共的黨產,也就是以合法和非法工商業為中共獲取活動經費。總務科也負責中共黨員的家屬安置,和撫恤死傷中共黨員的家屬。
情報科的主要工作方法是打入國民政府和租界當局,獲取情報。其中包括直接滲透以及收買控制國民政府和租界當局人員兩種手法。其中,錢壯飛,胡底都得以直接滲透入國民政府內部。情報科收買控制的人員,有國民政府的楊度(國民黨特工,並非民國初期的政治人物楊度)等人,為情報科的活動獲取便利。
行動科的工作方法主要包括武力行動,其中包括武裝劫囚,劫獄,劫法場,採用暗殺的手段懲處背叛中共的前中共黨員。著名的事件有企圖劫法場來營救中共高層羅亦農,以劫囚車的方式企圖營救中共高層彭湃等,均因種種因素未能成功。但是懲處背叛中共的前中共黨員卻獲得很大成功,例如暗殺白鑫。
交通科主要工作方法是與共產國際以及各蘇區保持聯繫。其經常派員護送中央要員進入各地蘇區,和接出各地蘇區人員出入各大城市,如上海、廣州、香港。其工作方法為派交通員陪同,由各地情報點,交通站站站護送,直至將目標人物送入蘇區,或者送入大城市為止。後轉為專職負責與各蘇區以及共產國際的無線電通訊。交通站等徒步通訊被逐漸廢除,但交通站在護送人員時仍然發揮着巨大作用。
中央特科作為中共的第一個政治保衛和情報特工機構,在中共黨史上有特殊地位及影響。由於中央特科的高效率工作,儘管中共中央長期置身於上海這個國民政府的統治中心和外國勢力有極強影響之地區,非但沒有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還能有效的指揮全國的共產黨活動。在中共中央遷入蘇區,特科取消後,在中央蘇區成了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延續了中央特科的職能。隨後在抗戰時期先後成立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社會部,中共中央調查部等機構。中共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後,在公安部下屬成立政治保衛局,在1980年代又成立國家安全部作為政治保衛和情報機構。中央特科也可視為中共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保衛和情報工作機構的最初模型。
1931年6月由陳賡在北平設立。1934年秋冬,國民黨北平當局出動了河北省黨部、北平警察局、憲兵三團等黨、政、軍、警、憲、特力量,捕獲了北平特科等20餘人。北平特科歷史至此結束。
1930年10月,中央特科派人在奉天設立滿洲特科。搜集東北軍政當局的情報。「九一八」事變前,滿洲特科的活動基本結束。
1932年由王學文派遣,任務是獲取湖南省地方實力派軍閥的戰略情報。至1949年長沙起義,未發生被破獲、破壞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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