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
位於中國北京的出版社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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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機構，成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2月11日。創辦人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1] 創辦於上海，抗日戰爭期間被迫內遷。秉承「倡明教育，開啟民智」之宗旨，為中國近現代出版業巨擘，在上百年的漫長歲月中，對中國現代的出版、文化與教育事業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2][3]
最初以印刷商業簿冊表報為主，故名商務。1902年，翰林院庶吉士、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時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張元濟入館，業務由印刷轉到出版，逐漸開啟全盛時代。1905年與日本書商合股，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物遍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技術，文學藝術，兒童讀物，語文和專科工具書，發行雜誌，印行珍本善本古籍。
中華民國時期，出版有大型古籍如《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續藏》《道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宋人畫冊》《石渠寶鎰》《宋柘淳化閣帖》等。出版有《萬有文庫》叢書以及《辭源》《學生字典》《教育大辭書》等辭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商務印書館1954年遷往北京，其在香港、台灣的分館各自獨立運作。北京的商務印書館主要任務為編譯出版古典學術、西方著作、編纂工具書。如再版《辭海》，出版《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等辭書，出版《漢譯世界名著叢書》、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等。
1897年2月11日（農曆正月初十），由教會主辦的美華書館的四位排字工人——夏瑞芳、鮑威恩、鮑威昌、高鳳池集資3750元創立商務印書館，併購置印機數架，設址上海江西路北京路首德昌里末街3號的三間民居。1898年，因房屋失火，遷址北京路慶順里[4]。
當時社會上有學習英語的熱潮，商務印書館開始譯介英語教材《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熱賣一時。
1900年，收購日本人開設的修文印刷所。1901年商務印書館擴大規模，添招新股，資本增加為5萬元，改為股份有限公司[4]。應夏瑞芳邀，張元濟入股商務印書館。
1902年，清政府命各省廣設學堂，當時迫切需要適應新式學校的教科書。商務印書館由印刷業轉為出版業，開設印刷所、編譯所及發行所。在蔡元培因蘇報案離滬避居青島後，夏瑞芳邀請張元濟協助創設並出任編譯所長，籌劃並編纂中小學教科書，直至1918年由高夢旦接任。[5]
1903年，與日本金港堂的原亮三郎合作，吸收日資10萬元，成為資本20萬元的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由夏瑞芳任總經理，並聘請日籍技師指導，改進印刷技術，採用先進印刷設備，業務日益發展，至1905年資本額增至100萬元[4]。
1903年，中國第一部小學教科書《最新教科書》出版，以後又編印了高小、中學教科書，風行全國，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具有草創意義。
1903年，商務印書館與著名翻譯家嚴復簽訂中國第一份正式版稅合同。出版嚴復譯《群學肄言》以及林紓等譯《伊索寓言》。
1904年開始推出的《最新國文教科書》等新式教科書盛行十餘年，行銷數百萬冊，曾經佔全國教科書供應量的80%。
1907年4月，商務印書館印刷所、編譯所在寶山路新廈落成。地基2畝，廠屋用洋式，依據最新建築法造成。此時，印刷所分設17個部，職員職工1330餘人，在外印刷裝訂約千人。
商務印書館近代先後出版十大雜誌，延請名家主編。包括
- 《東方雜誌》：1904—1949年出版，中國近現代史上刊齡最長、影響最大的綜合性雜誌，主編有杜亞泉、錢智修、胡愈之等。1966年在臺恢復刊行，至1990年停刊。
- 《兒童世界》：1921—1941年出版，鄭振鐸等主編。
- 《婦女雜誌》：1915—1931年出版，王蓴農、章錫琛主編，中國婦女期刊史上第一份大型刊物。
- 《少年》：1911—1931年出版，孫毓修、楊潤田、殷佩斯等任主編。
- 《小說月報》：1910—1932年出版，惲鐵樵、王蘊章、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相繼任主編，商務印書館歷史上受眾最多、發行量最大的文學選刊。
- 《學生》：1914—1931、1938—1941、1944—1946年出版，朱元善、楊賢江等任主編。
- 《兒童畫報》：1922年創刊，是商務印書館在兒童教育領域開創性的課外讀物。
- 《教育雜誌》：1909—1948年出版，以研究教育、改良學務為宗旨，陸費逵、李石岑、唐鉞、何炳松、黃覺民相繼任主編，商務印書館創辦的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教育專業刊物。
- 《英語周刊》：1915—1937年出版，胡哲謀主編。
- 《自然界》：1926—1932年出版，周建人主編。
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位於上海家喻戶曉的四馬路（今福州路）。同樣，這裏也是上海文化人經常光顧的地方，這裏集中了70多家出版社、書店、報館，是當時中國出版行業的中心。四馬路的路口有兩座高大的建築物對峙，是兩家競爭激烈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總部。
1914年1月19日，商務印書館創辦人、總經理夏瑞芳遇刺身亡。同年設分館於香港。創刊《學生雜誌》。同年商務印書館收回日股，成為完全中資經營的企業[4]。是年董事七人：伍廷芳、鄭蘇戡、周金箴、印錫璋、張元濟、鮑咸昌、高夢旦[6]。
1915年，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問世，開創了中國現代工具書的出版先河。是年分館及支店共計四十處，董事增至十一人：伍廷芳、鄭孝胥、印有模、高鳳池、張元濟、張謇、葉景葵、鮑咸昌、黃遠庸、曹錫庚、張蟾芬[7]。
1916年設分館於新加坡。
1918年，主張全面廢止中醫的代表人物余雲岫任商務印書館編輯。
1921年，經胡適推薦，王雲五到商務印書館任職，並於1930年擔任總經理，從此開始了商務現代史上的輝煌時期。
1920年代至1940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王雲五小辭典》、《王雲五大辭典》，影印《四部叢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推出了《萬有文庫》、《大學叢書》以及《叢書集成》，達到了商務印書館發展史上的最高峰。《四部叢刊》收錄經、史、子、集四部之書323部，8548卷，2100冊，「誠可雲學海之巨觀，書林之創舉矣。」[8]
商務印書館的全盛時期，在中國八十五處設立分館。在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也有營業據點。
1924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寶山路建成五層鋼筋水泥圖書館大樓[9]，編譯所遷入，取名涵芬樓。1925年，在涵芬樓設立東方圖書館，1926年5月3日開放民眾閱覽，由王雲五兼任館長。涵芬樓用於收藏珍貴古籍和外國新書。自1902年張元濟進館之後，在夏瑞芳支持下，由高夢旦、蔡元培等相助進行收藏。1909年由編譯所圖書室改名為涵芬樓。藏有宋刊本129種、2514冊，地方志2000餘種、6萬餘冊，以及各類參考圖書等共計51.8萬餘冊，圖片照片5000餘種。收藏量超過北平圖書館，是亞洲規模最大圖書館。
中國抗日戰爭開始後，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數十年資產被侵華日軍轟炸焚毀殆盡。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爆發，侵華日軍轟炸上海市區。上海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小學等皆中彈起火，全部焚毀[10]，火勢衝過馬路波及時為閘北最高的5層大廈東方圖書館。
「一·二八事變」事變當晚，侵華日軍陸戰隊多架飛機侵犯閘北。1月29日，空襲使整個閘北陷入一片火海。侵華日軍在閘北上空商務印書館總廠投擲6枚炸彈，第一枚擊中印刷部，第二枚擊中棧房，當即爆裂起火。日軍繼續擲彈，全廠濃煙瀰漫，場中各種印刷機器全部燒毀，焚余紙灰飛達十多里外。
2月1日上午8點，日本浪人潛入東方圖書館及編譯所縱火焚燒，煙火沖天直至傍晚。東方圖書館焚毀一空。除移藏在銀行保險庫中的574 種約5000 余冊善本精品得以倖免外，包括所藏的30餘年收集全部中外雜誌、報章；大部分之四部各善本圖書、省府廳州縣地方志等幾十萬冊孤本善本古籍；編譯所所藏各項參考書籍與文稿全部毀於侵華日軍。[11]
在這場劫難中，商務印書館損失16,330,504元，約80%資產毀於一旦。
侵華日本駐上海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海軍少將稱：「炸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
魯迅於1934年回憶當時情形時提到：「不料戰事就開始了，我在樓上遠遠地眼看着這印刷所和我的鋅版都燒成了灰燼」。魯迅當時住在拉摩斯公寓。這裏的「印刷所」指的就是商務印書館在閘北寶山路的印刷廠，「鋅版」指的是《鐵流》插圖交商務印書館制了版。[12]
1932年2月1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決定上海總管、總務處、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一律停業，所有總管同人全體停職，成立特別委員會，由張元濟任委員長辦理善後。董事會決定由主要負責人組成復興委員會。以「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口號，開始一系列的復興活動。
1932年8月1日，商務印書館宣告正式復業[13][14]，公開向社會承諾1932年10月1日起，實行日出新書一種。這一時期先後出版黎錦熙著《國語運動史綱》、吳半農譯《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金岳霖著《邏輯》、傅抱石著《中日美術年表》、阿英著《明清小說史》等。
為激勵國人民心士氣，1932年，在胡愈之的策劃下，時為中國第一大刊《東方雜誌》組織徵集「新年夢想」徵文，於1933年初刊出「新年的夢想」特輯，發表了一百多位名人撰寫的關於中國和個人生活的夢的文章，夢想一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國，轟動一時。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商務印書館被迫內遷。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9月，商務印書館決定往內地疏散機器設備，同時擴大香港分館生產規模。
1937年12月14日，商務印書館宣佈總管理處暫遷長沙，上海設立總管理處駐滬辦事處。[13]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上海租界。26日，日軍部查封商務上海發行所及各工廠沒收圖書462萬餘冊，致使商務印書館在上海的機構陷於癱瘓。
此後，長沙也遭日軍空襲，香港成為商務印書館的總管理處和編印中心。在香港印刷的書籍，經由越南海防運到昆明供應大後方。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商務的印刷設備及書籍全部落入日軍手中。商務時任總經理王雲五當時在重慶，便在重慶設立商務印書館駐渝辦事處及編審處。1943年，商務生產上了軌道，恢復日出一書的傳統，還設立了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承擔戰時大後方文化建設的重要責任。
1946年，商務印書館回遷上海，但規模已大為縮小，職工人數僅為600人[4]。
國共內戰結束後，商務印書館一部留在上海，原留在香港、台灣的分部各自獨立。
1949年9月6日，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作為特邀代表赴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加新中國成立大典。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約見張元濟共進晚餐，在座者有陳毅、粟裕。
1950年12月9日，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和聯營書店聯合組成公私合營性質的中國圖書發行公司。1953年，商務印書館將東方圖書館全部藏書獻給國家。1954年，商務印書館併入新華書店[9]，改組為高等教育出版社，總管理處遷至北京，實行公私合營。
195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新華辭書社編寫的《新華字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按漢語拼音音序排列，以白話釋義、用白話舉例的字典。迄今已經發行近6億本。參與本字典編纂的名家先後有魏建功、葉聖陶、劉慶隆、陳原、呂叔湘、金克木、丁聲樹等。2016年被吉尼斯確認為「最受歡迎的字典」和「最暢銷的書」。
1958年，商務印書館恢復獨立建制[9]，確立方向為翻譯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學術著作，並出版中外文的語文辭書。1958至1966年間，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了數百種外國學術名著。這為商務印書館後來的著名學術名片《漢譯世界名著叢書》的出版打下了堅實基礎。
當前，根據中國的出版方針，商務印書館的主要任務為編譯出版世界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古典學術著作，介紹各國當代的哲學、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各學科各流派的代表著作和知識讀物；編纂漢語及外語各種詞典和語文工具書，包括研究著作、教材、普及讀物等。
如再版《辭海》，出版《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等辭書，出版《漢譯世界名著叢書》、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等。
1993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商務印書館馬來西亞有限公司合資成立「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5]，是中國首家綜合性合資出版機構。出版有《最新高級英漢詞典》《新編漢語教程》等，「中華文明系列」光盤以及《〈英語世界〉100期精華》《全唐詩》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光盤等。
2002年，中國出版集團公司成立，商務印書館是成員單位之一。2011年商務印書館改制為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6][17]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的中華老字號之一。
2012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註冊了商務印書館上海有限公司。[10]
目前，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是中國國有資產，由國務院下屬的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並作為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的一部分，與中華書局、三聯書店等一起上市。2018年，商務印書館營業收入10億元，淨利潤2.77億元。
1947年9月，商務印書館福州分館經理葉有楳赴臺籌設分支事宜，隔年「臺灣分館」便在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正式開幕，販售由上海本部運來的圖書、文具儀器等，然而數量與種類皆不多，且無自己的出版業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與總館脫離關係，改稱臺灣商務印書館，該館沿用商務在大陸時的舊標誌，開始獨立經營。
1964年起，由王雲五先生擔任董事長。1986年起，將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發行，以精裝一千五百巨冊問世。目前已有五任董事長：王雲五、劉發克、王學哲、施嘉明、王春申。
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有《子海珍本編》《四部叢刊正編》《四部刊廣編》《仿古版四庫全書》《百衲本二十四史》。
香港商務印書館於1914年成立，起初在中環設立門市部，經銷教科書、中西辭典、兒童書、小說、文具等。成立後不久，承印發售香港課本。
1924年，於西環吉席街建立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工廠。其後開設編輯部和發行部，成為完善的出版機構。
1934年，喬遷北角（現時的書局街）新廠，佔地14萬平方呎，由利安建築師事務所（Leigh & Orange）設計。北角「書局街」因此得名。
1957年，編印香港五年制中文中學的教科書，其後主力出版教科書、工具書、歷史、文化、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學科書籍。
1988年，註冊成為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目前，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中華書局、香港教育圖畫等合共香港53間書店，同隸屬聯合出版集團，大股東為「新文化事業（香港）發展」，由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有限公司所持有。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有限公司的唯一股東為中聯辦[18]。
商務印書館（新）有限公司和商務印書館（馬）有限公司現在是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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